多年前，我在网上发现有拍卖价前100位的中国艺术品介绍时，感觉如获至宝。在“中国美术史”课上，我介绍给同学们并作提醒：研习美术史，是有“价值”的！2002年嘉德春拍，宋徽宗《写生珍禽图》 拍出2530万元，创下中国书画全球拍卖最高纪录。当年，我在期末试卷上以该事件命题，但学生答卷时所填价格最高的仅为30万元。某同学填了5万元，后面注明：“老师，我觉得顶多就值这个数。”阅卷时，我有些哭笑不得：“汝等真是吝啬！又不用你们出钱，多填点又何妨？”

　　让人傻眼的是，近年的中国画拍卖没有“最贵”，只有“更贵”。目前最贵的作品，是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2011年嘉德春拍以4.255亿元成交。坦率地说，如今我早已对数据完全麻木，更没兴趣。直觉告诉我，这不是艺术问题，不是学术问题，甚至也不是市场问题。君不见，近年的艺术品投资高烧不退并在金融领域高歌猛进，已出现信托、质 押、债券、基金、租赁、众筹、份额化、艺术银行等各种探索，而经营艺术品的画廊、网站、典当行、文交所、拍卖公司在全国星罗棋布，可提供理财、鉴定、出版、拍卖、保管、租借等多种市场化服务。显然，我也属于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面对近年来的“天价”中国画，在此斗胆揣度一下各种可能。

　　可能之一，货真价实。前些年，朱其质疑当代油画价格虚高遭到猛批。而当代中国画界，确有高官巨贾以收藏为荣的“牛人”，一幅整张四尺就值几百万，堪称“寸纸寸金”—名副其实的硬通货。为何这样贵？ “内靠贪官，外靠奸商”论让人警醒。在我看来，古代名家名作，特别是一些国宝级文物，因流到市场的几率较小，上拍即便过十亿也算“捡漏儿”，如1950年在周总理关怀下以6万港元“天价”购回的唐韩滉《五牛图》。近现代的中国画，如齐白石、傅抱石等人学术上得到认可且社会影响巨大的画作，以及2012年保利春拍以2.9325亿元成交的李可染名作《万山红遍》，我都觉得货真价实。

　　可能之二，故意炒作。如果价格高得离谱儿，就得怀疑是否为炒作了。某些当代国画家（含江因风称之为“地摊画家”的人），其作品拍卖价也居然数十万一平尺、单幅作品过亿、总成交价好几亿。看到当代国画家“当季拍卖”的某指数，我一下就惊呆了。位居前10位画家的拍卖价格，每平尺均在40万元以上。而这10位当中，我只知道吴冠中。当时我的感觉是，连拍卖这么成功的9位大艺术家都不知道，我这些年的美术史研究个啥呀？简直在犯罪！而炒作手法颇多，最常见的就是自买自卖。设想一下：10幅画在几年内卖10 次，每次均价以百万计，总成交价就过亿并上榜了。可问题是，这有意义吗？张择端目前存世仅两幅画：一是故宫藏《清明上河图》，再是天津博物馆藏《西湖争标图》。因不可能流入市场，更不会频繁换手，故张择端作品每平尺的拍卖价及总成交价均为零。但这能说其无市场价值吗？

　　可能之三，洗钱避税。设想某人有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5亿元巨款，在国外挑选几幅中国画多次加价转手，然后高调儿捐献国家。大博物馆不收，那就小博物馆吧。实际上，买卖都是他，最初的成交价也仅是最后拍卖价的零头。这样倒腾一番，就成功地将巨款洗白并转移到国外，而且博得了“爱国”之虚名及税款抵扣之实利，可谓一箭多雕。而艺术品，仅是道具而已。之所以选择国外，据说成本低、保密性好。

　　可能之四，广告宣传。收藏家刘益谦坦承他“任性”，优势是“钱多”。其实，我对他的“任性”不感兴趣，但对其公益性的“龙美术馆”很是心仪—据说那里面的藏品可以写一部近现代美术史了。他频频大手 笔竞拍，可视作美术馆的形象广告，一如日本安田水上火灾保险公司1987年在英国以约四千万美元拍得凡·高名作《向日葵》，从而给公司带来巨大收益。当然，某些“天价”竞买未必全是广告效应，而是以此达到抵押融资、出售理财产品等目的。这与2012年臭名昭著的“汉代玉凳”事件类似，只可惜标的物离谱儿得连常识也不顾了。

　　估计，“天价”中国画还有N种可能，比如举错牌了、后悔了，再或是开玩笑。2010年英国小拍卖行拍出的5.5亿“天价瓶”，至今仍是第一“天价”，就是没付款。显然，要戳破“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虚假“天价”，我辈毫无办法。这些年的画家、买家和拍卖场也是蛮拼的，没高价成交几件都不好意思在圈子里混。在资本操纵的艺术体制下，画廊、藏家、报刊、网 站、拍卖行等环节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模式，不少“天价”中国画如同荷兰郁金香、中国君子兰，成为击鼓传花式的炒作道具；收藏也脱离传统的艺术赞助、文脉流传等功用而沦为纯粹的逐利行为。其实，以市场成功（含假成功）论英雄，未必“靠谱儿”，还得靠作品说话。逐利并非不可，但铤而走险甚至坑蒙拐骗就不应该了。那些虚报“天价”，然后收取鉴定费、图录费、保管费的无良拍卖公司，也真是没出息。套用一句话：凡是不以真实成交为目的的“天价”，都是耍流氓！

　　某日与某拍卖行负责人喝茶，席间谈到税收。他愣了愣，呷了口茶。隔了一会儿，突然扭过头来：“能不能，不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