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重庆银保监局披露了一份对渝农商行及相关负责人的行政处罚罚单，其中提到的案由“拨备覆盖率指标虚假”不多见。

从中国银保监会披露的处罚信息来看，2020年以来，银行业尤其中小银行在虚增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虚假出表、掩盖不良贷款、贷款减值准备不足等现象有所增加，其中“拨备覆盖率指标虚假”则是在今年罕见出现。在渝农商行之前，晋商银行曾在今年9月因此被罚。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记者表示，此类现象增多与疫情以来经济下滑和全国性银行业务下沉，进而增加地方银行经营压力有一定关系，但任何时候都不应该通过造假完成监管指标。要缓解这类情况，需要监管优化标准、银行改善经营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因9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罚超千万

具体来看，渝农商行此次涉及的违法违规事实共计9条：一是审查审批不尽职，超需求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形成风险；二是掩盖不良贷款；三是拨备覆盖率指标虚假，贷款减值准备不足；四是未按规定对质押资产进行审查即向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放贷款；五是同业授信调查及审查审批不尽职，部分业务出现风险；六是贷款“三查”不尽职，导致形成重大信用风险；七是同业投资业务不合规；八是贷后管理不到位，信贷资金被挪用；九是未执行统一授信管理。

对此，重庆银保监局决定对渝农商行罚款共计1285万元；对责任人江莉、封洪伟、胡保卫、柯茜警告，对谢波警告并罚款5万元，对颜波警告并罚款5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渝农商行前身为重庆市农村信用社，成立于1951年，2008年组建全市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2010年和2019年，渝农商行先后在港交所主板和上交所主办挂牌上市，成为全国首家A+H股上市农商行、西部首家A+H股上市银行。

虽然这并非渝农商行年内首次被罚，但其中涉及的“拨备覆盖率指标虚假”为首次，且在整个银行业并不多见。记者在银保监会官网搜索发现，最近一次因此案由被罚的是晋商银行朔州分行。除“拨备覆盖率指标虚假、贷款减值准备计提不足”外，晋商银行朔州分行其他违法违规事实还有隐瞒不良资产真实水平、将不良资产划分为正常类资产。

财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渝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7.3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4.38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23%，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361.26%，较上年末上升 21.01 个百分点。

所谓拨备覆盖率，反映的银行对信用风险的抵御能力，关系着银行财务稳健，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指标考核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充足性，但也有部分银行也将此作为“调节利润”的工具。2020年疫情期间，银保监会下发《关于阶段性调整中小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对中小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进行阶段性调整，相关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20%-150%调整为100%-130%。今年4月，银保监会表示，鼓励拨备较高的大型银行及其他优质上市银行将实际拨备覆盖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

拉长时间线来看，2018年～2021年，渝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为347.79%、380.31%、314.95%、340.25%。2021年，该行计提资产减值损失108.53亿元，同比增长6.30%，原因是该行“按照审慎、稳健经营的理念开展贷款减值计提”。

在2020年，制造业作为该行对公贷款占比最大的行业之一，不良率从上年的2.85%骤增至4.85%。同年，由于个别大额风险客户贷款风险分类确认不良，该行年末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11.85亿元，不良贷款率提升0.06个百分点至1.31%。

截至今年9月末，渝农商行资产规模已经超过1.33万亿元。今年1～9月，该行实现营业收入225.57 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2.21%；实现净利润 94.18 亿元，其中归属于该行股东的净利润为92.42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02%和 5.60%。

造假现象增多背后

虚增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虚假出表、掩盖不良贷款.... 从银保监会披露的处罚记录来看，除了“新鲜”的拨备覆盖率指标虚假，最近两年银行业其他指标或业务造假的现象也更为频繁。

江西银保监局11月21日针对九江银行多项违法违规行为，对该行及相关责任人一连披露了6份罚单，案由除了“通过信托通道违规发放土地储备贷款”“嵌套委托贷款或集合信托，资金用于购地”等房地产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还包括“通过同业投资隐匿本行不良资产”“通过私募资产证券化（ABS）将信贷资产虚假出表”“通过违规发放贷款、违规展期延缓风险暴露”等。

不过从时间来看，江西银保监局对九江银行相关处罚早在2020年11月就作出，只是近日才公开披露。

记者以“信贷资产虚假出表”搜索银保监会及各地银保监局（分局）的处罚记录，结果显示相关罚单共计13份，且全部为2020年以来开具。除九江银行外，罚单主要涉及的是恒丰银行成都分行及相关责任人，罚单落款日期分布在2020年2月至12月。

银行业务造假的另一个重灾区是掩盖不良贷款，2018年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曾因为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掩盖不良被罚4.62亿元，当时该分行原行长、2名副行长、1名部门负责人和1名支行行长分别给予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警告及罚款。

随着监管的整治和规范，此类现象已经明显减少，不过2020年以来又出现增加的趋势。在可以搜索到的194份涉及“掩盖不良贷款”的行政处罚罚单中，有109份是在2020年之后开具，其中以银保监局地方分局居多，超过80份。

虚增小微企业贷款，通过展期、平移贷款/借新还旧、以贷还贷延缓风险暴露等其他造假行为也有类似趋势，在最近两年的罚单中“出镜”频率有所增加，其中既有城商行、农商行，也有大行地方分支机构。

对于地方中小银行最近两年造假情况增多，董希淼认为可能与疫情以来经济环境变化、大行业务下沉导致经营压力增大，以及监管收紧等因素有关，但最关键的仍是银行内部管理，任何时候蕴含风险因素的造假行为都不应该被认同。接下来，随着宏观经济改善，此类现象的改善还需要监管优化和银行改善自身经营等多方面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