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周将中国房地产行业前景调低至“负面”后，国际信评机构穆迪星期四(9月21日)宣布，将中国金茂和万科企业两家地产开发商列入降级观察名单。据彭博社报道，目前万科和金茂的发行人评级均处在中等水平的“Baa”级，其中万科为“Baa1”，金茂为“Baa3”，已是中国房企中评级较高的两家。穆迪指出，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复苏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金茂和万科恢复被削弱的信用指标和财务状况的能力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故将他们的评级列入观察名单。同时，穆迪星期四还将其他七家中国建筑商的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这些企业分别是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中国海外宏洋集团有限公司、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保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房地产销售在过去几个月中仍不见起色，包括碧桂园和远洋集团在内的头部房企面临债务风险也拖累了市场恢复。穆迪9月14日将对中国房地产行业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原因是经济增长前景疲软，尽管政府采取了支持措施，但购房者担心项目无法按时完工和交付，抑制房地产销售。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中国新房价格加速下跌，而多项楼市松绑政策虽然带动本月初出现购房高峰，但其影响可否持续尚不明确。...

文章摘要乡镇妇产科的分娩量逐年减少，导致科室变得冷清，人才流失严重。• 乡镇妇产科的分娩量逐年减少，每月新生宝宝数量跌至个位数。• 乡镇妇产科的工作时间变得漫长，医生经常无事可做。• 乡镇妇产科的设备老旧，医生的收入也随之下降。进入少子化时代，原先是高生育意愿的村镇地区，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在广东西南部一所乡镇医院妇产科工作，医生杨以宁（化名）发现，乡村年轻人开始谨慎生育的同时，乡镇妇产科变得沉默，人才也开始流失。以下是她的讲述。妇产科静悄悄我能明显感觉到，妇产科没有以前热闹了。今年开始，我们科室每个月大约接生5到6个宝宝。从2021年起，月分娩量就在逐年减少。到去年，每月新生的宝宝数量跌至个位数。‍‍‍‍‍‍‍‍‍‍‍‍‍‍‍‍‍‍‍‍‍分娩量明显减少前，在产科工作忙碌得很，感觉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因为出现大片无事可做的时间，我感觉上班这件事也变得漫长了起来。早班从早上8点开始，我和另外两个同事会在办公室值班，等候病人问诊。现在，一天等不到一个产妇的情况经常发生。来做产检的人都很少，有时一天只有两三个人。每台接生手术之间往往能间隔7天甚至半个月。有些近一年入职的新护士，由于实操机会少，技术和经验进步也明显比前辈们慢得多。图| 杨以宁下乡做产后访视‍‍‍‍‍‍‍‍‍以前，在妇产科值夜班很繁忙。如今夜晚回归了本来安静的样子。因为没有产妇，走廊也不开灯。我值班时，常独自待在狭小的值班室，整理文书资料。外面黑漆一片，让我心里发毛。其它科室的医生喜欢调侃妇产科医生，说“羡慕我们，值夜班能一觉睡到天亮。”3年前，我22岁，从大专毕业后，回到故乡下辖的这家乡镇卫生院妇产科工作。我们院有6个科室，拢共80多名医护人员，为镇上8万多位居民服务。2020年，我刚来工作的时候，妇产科很热闹。每个月我要和同事接生20到30个新生儿，接待来检查的产妇更是多。有时候，产妇入院，会同时带好几个家属来帮忙照顾，病房热闹得像菜市场。那时候我们科室、病房和外面的走廊总是人声嘈杂，总能听到婴儿啼哭的声音，产房里同时有几个产妇待产也是常有的事。如今，产包总是堆在科室里，无人问津。以前忙碌的时候，科室里10个产包都不够用。产包里装着分娩手术要用的工具，术后都要送去专门的科室高温消毒。有时候，刚消毒的工具还来不及完全晾干水汽，就得进入产房，为新的产妇接生服务。我记得那时候，我每天工作结束，总能明显感到耳朵突然清静下来。一响一静之间，耳朵可能不太适应，偶尔我还会因此耳鸣。印象中最忙的是一次夜班，我一共收了4个产妇。那是2021年的除夕前夜。我值夜班，一整晚都在待产间和产房间奔波，接生了两个宝宝。除夕当天早晨7点，我还坐救护车出诊，去接一个临盆的产妇。那位产妇38岁，是4个孩子的妈妈，肚子里怀着她第五个孩子。我们赶到产妇家附近时，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胡子拉碴的男人拎着大包小包等在路边。站在他身旁的女人穿着朴素宽大的衣服，撑着腰，面目痛苦，半蹲在那里。救护车刚停稳，女人就插着腰，迈开步子着急上车，嘴里咕哝着：“憋不住了憋不住了。”因为分娩过4次，女人的宫颈和产道已经扩张。还没等救护车回到医院，她就在路途中产下了一个女宝宝。如今在我们乡镇医院，能明显感觉像这样养育过多胎的夫妻，更愿意生育。还没有生头胎的家庭，似乎就很难迈出第一步。从今年开始，我在妇产科遇到生头胎的女人越来越少，来问诊的好像都是一些熟面孔。因为频繁交流，我和她们中的一些人还处成了朋友。在妇产科工作，经常能看到一个孕妇带着“大宝”来做产检。她们往往三十多岁，没有家人陪同，一边做检查，一边还要照看孩子——她们的大孩一般年纪也还小，需要有人时刻陪在身边。有时候，孕妇去做一些检查不能带孩子过去，我们就要帮产妇照看孩子。我曾经接到一个产妇在检查时打来的求助电话。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来产检，正在做胎心监护检查，躺在床上不能动，但两岁的儿子非闹着要上厕所，她找不到人帮忙，只能求助于我。在乡镇医院产头胎的女性越来越少，也和许多生育头胎的家庭和产妇对待生育更为谨慎有关。有些年轻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育体验，会到30公里外的市区医院生产。大医院的设施更完善，还能为产妇做无痛分娩，家人也要付出更多精力和金钱。分娩量不断下降，妇产科也逐渐边缘化。2021年医院装修、重新规划，妇产科原先的病房让给了病人更多、对病床需求量更大的综合科。我们科室的病床减半，只保留了10张。产房是以前的办公室简单改造而成的，里面很多装置都“上了年纪”。产床摇摇晃晃，布满铁锈和血迹。我向领导打报告，申请新设备，但都没有回音。由于妇产科医生的工资和科室分娩量、接诊次数挂钩。乡镇妇产科冷清下来后，我的收入也开始下降，基础工资加上绩效，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不用照顾小孩，这份薪水足够生活。但中年医生需要更高的薪资来养家糊口。去年4月，我们科室就有一位医生跳槽到了市区的社区医院。我听说，她家里负债，丈夫工作也不稳定，养家的责任压在她的肩上。乡镇产科留不住人，也是分娩量下降带来的涟漪。选择做妇产科医生时，我没有料到如今的境况。2017年我考上一所大专，学临床医学。大一时，为了尽早确定就业方向，我四处打听。前辈们告诉我，妇产科缺人、好就业。我听从建议，第二年就开始专修妇产科，笃定要做一名妇产科医生。当时的我以为，自己走上了一条稳妥的职业道路。改变的和不变的在很多人印象中，乡镇里的人受“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影响，在少子化袭来的当下，生育意愿变化可能不大。实际上，因为生育成本和观念变化，乡镇里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就拿我来说，我年初和男友领证结婚，可我们不打算马上要孩子。一是因为工作。我要值夜班，作息不规律，不适合备孕。我和丈夫因为工作两地分居，也不利于育儿。我们商定，再工作几年，争取以后能在一处生活、工作。夫妻俩住在一起，对宝宝的成长有好处。即便是在乡镇，育儿的成本也不低。我向同事打听过，光是奶粉钱一个月就要花上2000多，逼近我月薪的一半。我的婆婆一直在催我们生孩子，劝我们：“不要等到有钱了再生小孩。”但我不这么想，如果现在要孩子，势必要依赖长辈。我怕在育儿中失去话语权，所以不想求人，想等手头宽裕一些，再要孩子。我们这儿推出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产检中的一些项目，如唐氏综合征筛查、胎儿畸形检查等都不收费，住院生产也能报销一半费用。但这些福利对降低育儿成本来讲，说实话，杯水车薪。我看过一个2022年的报告，说一个中国家庭要把孩子抚养到17岁，平均要花48.5万。即便在农村，这个数字也高达30万。如果要供孩子上本科，平均要花费62.7万元。这个生育成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高额的生育成本不知道“劝退”了多少年轻人。除了现实条件不成熟外，观念的改变也是一方面。现在网络上，“晚婚晚育”成了一种潮流，比起结婚生子，更多人把“搞事业”放在了第一位。我能感觉到，在我这个年纪，选择生育的人并非大多数。我常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许多和我一样25岁的年轻人，还在象牙塔里读研、读博，或是在世界各地工作、旅行，生活别提有多精彩了。偶尔，我会刷到一些年轻宝妈晒娃的帖子。往下一看，评论里都是不解和质疑，网友们会抨击那位年轻的妈妈，说她“在最好的年纪被困住了”。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毕竟选择生不生、什么时候生，是每个人的自由，但网友的言论风向，也确实会让我更认定过几年再生孩子的想法。想来，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女性受到现实、观念的多重影响，推迟生育年龄。在我工作的三年里，接触到的生育初胎的女性往往在28岁以上。大部分来乡镇医院的女性，年纪在30岁以上，多数是来生二胎、三胎的。其中不乏一些离异后重组家庭，继续生育的女人。今年6月，一个30岁的女人在深夜赶来医院，说自己已经“见红”。妊娠晚期出血，是产妇临产的信号，她很可能在24到48小时内分娩。我往她身后一瞧，发现有一对年迈的夫妇牵着一个小女孩跟了过来。我给女人做检查，测出她的血压过高，我建议她前往市区医院分娩，更保险。女人摇了摇头，拒绝了。她说，如果去市区，离家太远，没有人照顾小孩。我问她，那女孩的父亲在哪儿。她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女孩是她和前夫生的。离异时，前夫把儿子带走了，留女儿和她生活。她现任的丈夫又在外地打工，没有回来。只有她的父母过来帮忙。由父母陪同分娩的是少数。大多数来照顾的都是产妇的婆婆。今年8月，我给一个38岁左右的产妇接生。她家里已经有三个女儿，新生的宝宝也是个女孩。我每次去医院查房，都看到女人抱着宝宝，给她喂奶。她一见到我，总追问我关于宝宝的问题。看得出来，她很疼爱这个小生命。但她婆婆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产妇照顾孩子时，她总是在一旁睡大觉。有一次，她甚至还当着产妇的面，问我：“是不是这个月，医院接生的都是女孩。”言语中流露着嫌弃和责怪。这种情况很常见。9月初，也有一个三孩妈妈在我们医院生下第四个女儿。中午12点了，我去查房，发现小婴儿还没有奶粉喝。担心孩子低血糖，我催促产妇的丈夫去买奶粉，结果产妇的婆婆对宝宝毫不关心，竟然招呼自己的儿子先把饭吃了再去照顾宝宝。遇到类似的事情，我都会非常生气。我觉得这背后是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每次宝宝出生后，我都会去给家属报喜。得知是男孩时，家属明显会很高兴，喜悦都写在脸上，还会给我们医生发一些饮料，表示感谢。但如果是女孩，气氛就会很冷淡。有些家属甚至连女宝宝的体重等信息都没有耐心听下去。在我们乡镇，为了生男孩而不停生育的女性不在少数。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已经有三个，甚至四个女儿的妈妈，仍在备孕、生育，就是为了要一个男孩。我不赞同，但也理解她们的处境。她们可能没有独立的工作，要靠丈夫养，或看男方家人的脸色生活。生或不生，不是她们能够决定的。今年8月，有个35岁左右的女人来向我咨询“生子秘方”，她跟我抱怨，自从弟媳生了儿子后，她的婆婆把全部的宠爱都给了那个小男孩，对她的大女儿不管不顾。女人很着急，想快点生个男孩，夺回婆婆的关注，保住自己的家庭地位。每次看到这种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反复经历生育痛苦的女性，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我妈生了五个孩子，直到最后一个才是男孩。生育的压力来自于我的爷爷。他重男轻女，脾气还很暴躁。爷爷见母亲生不出男孩，对她态度很差。当年生下我后，爷爷不体恤母亲身体虚弱，让她在坐月子时，背着我去河边，给一大家子人洗衣服。妈妈曾经对我说过，如果第二胎就是男孩的话，她根本不会继续生这么多孩子。一个成年女性孕育胎儿，用自己的血肉身躯供养胎儿发育。她理应主宰自己的身体。但我却在妇产科，看到太多女性，在生育中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权，沦为工具。我曾在病房的走廊上看到一个年轻产妇，被婆婆、丈夫架着双臂，在走廊上来回走动。我听同事说，那位产妇已经痛了一个晚上，宫口仍旧没有开到十指，不能分娩。她头发凌乱，嘴唇发白，双腿都在发抖，她的婆婆在一旁不断劝说，让她多走动，加速宫缩，早点把孩子生出来。女人喊痛，婆婆反驳她：“越痛就越要走。”我看女人实在走不动了，倚着墙，整个身体滑到地面，跪着求她的婆婆，让她同意送自己去市区医院，打无痛分娩。婆婆摇摇头，对她说：“生孩子哪儿有不痛的？”接着，老人还执意把女人搀起来，给她灌鸡汤喝。整个过程，她的丈夫就站在一旁，沉默地看着这一切。做产科医生三年来，我经手过大大小小的手术，见过许多血淋淋的场景。只有这一次，那个女人无助、苍白的脸，让我对生育产生了恐惧。孤独的生育女性在乡镇妇产科，我看到有很多孕妇从怀孕到生产，都是独自一人。我们乡镇有许多“留守妇女”。丈夫在外务工，她们留在老家，带孩子，照顾老人。即便是妻子怀孕、分娩，为了生计，男人们也不太能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照顾孕妇。我遇到过一个33岁的产妇，从第一次产检到分娩当天，我都没见过她的丈夫。怀孕时，她从来都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医院产检。分娩当天，她才向我吐露她的情况。她的丈夫在东莞做游泳教练。她分娩时正值暑假，学游泳的人多，是赚钱的好机会。说这番话时，女人没有流露出太多情绪，脸上表情也没有起伏，我既对她心生佩服，又觉得唏嘘。乡镇里的女性，好像天生有股硬气，习惯了独自去面对一切。虽然也经常有产妇跟我抱怨，在分娩后腰酸背痛，使不上劲，一边要照顾新生的婴儿，一边还要管“大宝”，没有丈夫帮忙，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但从产床下来后，她们又必须急忙投入到繁忙的育儿和家务中去，也没有时间琢磨自己的心绪变化。还有一类女性，她们和丈夫一同在大城市打工。怀孕后，由于不堪承受都市里高昂的医疗成本，她们只能放下工作，回老家备孕、生子。我认识一个女孩，她还在哺乳期时，就和丈夫去深圳打工。今年，她在微信上告诉我，自己又怀孕了。我交代她在当地做产检，她和我抱怨，说自己在深圳没有医保，很多项目要自费，一次产检就要花一千多。无力承担这笔支出，她选择独自回到老家待产。不过，有些产妇的丈夫即便在场，也形同虚设。今年7月，我给一位20岁的女孩接生。分娩当天，我也没见着她丈夫的人影。第二天早上查房时，我看到她老公躺在病床上呼呼大睡。产妇已经醒来，躺在另一铺床上，干瞪着眼。当时已经是早上八九点钟了，家属应该要给刚刚生产完的孕妇买早餐、换卫生巾，陪她去做检查。但她老公还在沉睡。后来，我听女孩埋怨，说她丈夫很不靠谱，年纪轻轻，在家啃老，每次产检的费用都是她的公公掏。乡镇里的产妇很少主动在孕期做功课。基本上，很多人到了产房，快要生了，还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发力和呼吸方法。我一般会用很通俗的方式告诉她们，可以嘟起嘴巴，像吹蜡烛一样，急促呼吸，减轻宫缩带来的疼痛。而分娩发力，就是要找排便的感觉。有些孕妇听到这里，会觉得尴尬，问我万一分娩时失禁该怎么办。我不希望她们在分娩时既要受到疼痛折磨，还要顾及其它情绪。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安慰产妇：这是正常的现象，不用担心。在接生时，如果孕妇真的大小便失禁，我们也会面不改色，继续工作，不让产妇有额外的心理负担。有过生育经验的女同事更能发现产妇的需求。有一个已经当了妈妈的护士，每次都会在产妇分娩、累得满头大汗时为她们擦掉脸上的汗水，问她们要不要喝水。身为妇产科医生，我能提供的帮助也很有限。接生时，我只能反复跟产妇强调发力、呼吸的方式，在一旁干着急。等宝宝的头到门口，我才能帮忙拽一把。如果孕妇周围的人能给她们更多关心，或许能减轻她们的孤独感。去年，有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来产检。男人一会儿问我，他的妻子腿抽筋，该怎么补钙，一会儿又咨询孕期饮食营养的建议。产妇坐在一旁，神情轻松。看上去，她的丈夫了解她的全部需求。我耐心为男人解答，心里替孕妇感到欣慰。但遗憾的是，这样“幸运”的女人，自我从医三年来，只遇到过一次。（文中人物部分信息有模糊）...

　　近日媒体报道称，证监会拟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规则进行修改，重点关注“铁公鸡”公司并加强约束。　　界面新闻记者统计，A股市场有1203家公司过去三年（以2020年至2022年年报披露分红数据为准）未分红，剔除2023年上市的257家公司，仍有946家公司过去三年对股民“一毛不拔”。946家公司中不乏盐湖股份（000792.SZ）等实现百亿级盈利却连续三年未分红的公司。从行业来看，医药生物业、电子行业、机械设备业以及计算机业“铁公鸡”最多。　　值得关注的是，和此前分红规定相比，本次修订还提到关注分红未达比例的主板上市公司，以及对财务性投资高的上市公司加强披露要求。对于超出能力分红的上市公司，则将结合其资产负债率及经营现金流对经营生产的影响进行“盘问”。　　主板方面，除去2023年以来上市的，有659家主板公司上市过去三年都是“铁公鸡”，包括盐湖股份、郑州银行（002936.SZ）、飞马国际（002210.SZ）等230家过去三年累计盈利的公司。其中，郑州银行、亚钾国际（000893.SZ）等10家公司过去三年累计盈利在10亿元规模以上，它们不仅未分红，还进行了增发融资。　　659家主板公司过去三年未分红　　据相关报道，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证监会拟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规则进行修改。修改主要围绕四方面内容，即：拟进一步对不分红或分红少的公司加强制度约束督促分红、推动进一步优化分红方式和节奏、激励分红好的公司、加强对超出能力分红企业的约束。　　对于不分红或分红少的公司，证监会表示将对“铁公鸡”加强制度约束督促分红，强化信息披露监管，对于主板上市公司分红未达到一定比例的，要求披露解释原因。　　界面新闻记者统计，目前3182家沪深主板公司中，有702家过去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排除2023年以来上市的43家，有659家主板上市公司过去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　　这659家主板“铁公鸡”中，230家公司过去三年业绩累计盈利，有35家三年净利之和超过10亿元。以盐湖股份、郑州银行、飞马国际、永泰能源（600157.SH）、安通控股（600179.SH）为代表，分别累计实现220.82亿元、88.16亿元、83.75亿元、74.58亿元、54.02亿元净利润。　　其中，不乏盈利了不分红还抛出增发的公司。郑州银行不仅过去三年没分红，在2020年12月还增发募资了46.32亿元。另外，亚钾国际、钒钛股份（000629.SZ）、中国铁物（000927.SZ）、华创云信（600155.SH）、吉电股份（000875.SZ）、北方铜业（000737.SZ）、川能动力（000155.SZ）、金开新能（600821.SH）、凯盛新能（600876.SH）等9家过去三年累计盈利在10亿元以上的公司均自2020年以来进行了增发。　　与此同时，有429家未分红的主板公司过去三年是没有赚到钱的，多家航空公司上榜。海航控股（600221.SH）三年累计亏损高达568.88亿元，中国国航（601111.SH）、ST易购（002024.SZ）、中国东航(600115.SH）、南方航空（600029.SH）、华夏幸福（600340.SH）、渤海租赁（000415.SZ、）*ST广田（002482.SZ）、众泰汽车（000980.SZ）、北汽蓝谷（600733.SH）、ST康美（600518.SH）、*ST泛海（000046.SZ）过去三年累计亏损均超过百亿元。　　上述未分红的主板上市公司不仅将面临更严格的信息披露，同时还受到减持、再融资新规的约束。8月27日，证监会在减持新规中也在分红上“卡”比例，约定“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　　照此放眼整体，A股市场约有1825家公司过去三年累计现金分红占年均利润比例未达到“30%”的减持及格线，包括前述1203家一文未分的上市公司。　　“铁公鸡”主要分布在什么行业　　监管层正在施压“铁公鸡”，这近千家不分红的上市公司是哪些？又有哪些赚了钱却不分红？　　按所属申万行业分类，上述946家“铁公鸡”最多扎堆在医药生物行业（87家），其次是电子行业（86家）和机械设备（86家），以及计算机行业（58家）。图片来源：界面新闻证券组　　87家“一毛不拔”的医药生物公司过去三年并不好过，有66家过去三年累计净利润为负。赚得最多的是通策医疗（600763.SH），2020年至2022年实现17.44亿元净利润，同期冠福股份（002102.SZ）、贵州百灵（002424.SZ）分别盈利6.71亿元、4.09亿元。　　电子行业则显得又“抠”又有钱。86家未分红公司中有41家过去三年累计净利润处于亏损状态，但同时却有公司狂赚。中芯国际（688981.SH）“独领风骚”，过去三年赚了271.98亿元，同期中微公司（688012.SH）、晶晨股份（688099.SH）、冠捷科技（000727.SZ）、江波龙（301308.SZ）分别盈利26.73亿元、16.53亿元、13.65亿元、13.62亿元、12.01亿元。　　再来看不分红的机械设备和计算机上市公司。87家机械设备公司有52家亏损，中国铁物（000927.SZ）、宁波东力（002164.SZ）、东方精工（002611.SZ）、国机重装（601399.SH）、康尼机电（603111.SH）过去三年累计净利润均超10亿元。　　计算机行业则有些“尴尬”。58家不分红的计算机上市公司有44家过去三年没盈利，仅经纬恒润（688326.SH）、润和软件（300339.SZ）、东方国信（300166.SZ）7等家公司累计利润达到1亿元。　　整体来看，在过去三年未现金分红的946家“铁公鸡”中，最赚钱的非中芯国际、盐湖股份莫属，过去三年累计净利润均上百亿元，郑州银行、飞马国际、永泰能源、安通控股也超50亿元。　　对于为什么赚得盆满钵满却不分红，中芯国际CFO吴俊峰曾在2023年股东周年大会上解释，由于晶圆代工行业的特点，资本性支出比较大，所以公司经营所得现金扣除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的支出，自由现金流还是负数。　　高财务性投资公司受关注　　相关报道称，在对不分红或分红少公司的约束上，证监会还将对财务性投资较多的公司强化披露要求，督促公司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更好专注主业和回报投资者。　　相较于此前的文件《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2年修订）》，这次新规修改明确提到关注公司的财务投资情况。　　财务性投资最直接的代表是理财产品。今年8月以来，金博股份（688598.SH）、南都物业（603506.SH）、咸亨国际（605056.SH）、微光股份（002801.SZ）等公布均踩雷信托理财，上市公司理财产品是否“安全”也引发投资者关注和担忧。　　理财产品属于上市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中的一类，交易性金融资产是衡量财务性投资高低的重要指标。剔除掉证券、银行以及非银金融这类本身资产流动性较大的行业来看，截至今年6月30日，上述统计的946家“铁公鸡”公司中，有17家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占净资产达到50%以上。　　海航控股（600221.SH）、华创云信（600155.SH）、ST易购（002024.SZ）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均是其净资产的1倍多，ST建元（600816.SH）、盟科药业（688373.SH）、迪哲医药（688192.SH）这一比例均超70%。　　超出能力分红也不行　　一位上市公司管理层人士对记者表示，分红取决于公司有没有分红能力和意愿。在能力上，有硬指标要求参考。意愿上，需要上市公司主动性。　　界面新闻记者注意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2年修订）》第五条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进行利润分配的现金分红比例规定了硬性指标，例如，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百分之八十。　　本次证监会拟修改规则中，则对分红意愿大过能力的上市公司，即超出能力分红公司的财务指标进行了关注。　　具体来看，证监会表示加强对超出能力分红企业的约束。一是努力确保公司业绩真实，分红基础扎实，切实防止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并融资分红的行为。二是对于资产负债率偏高且经营现金流不足，但持续高比例分红的上市公司，要求详细披露分红方案合理性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过去三年有4077家上市公司进行了现金分红。其中，311家亏损也要分，最典型的是，*ST正邦（002157.SZ）、荣盛发展（002146.SZ）、华能国际（600011.SH）、金科股份（000656.SZ），过去三年累计亏损分别高达264.62亿元、137.65亿元、130.86亿元、107.61亿元，同期分别累计分红了21.88亿元、15.22亿元、28.26亿元、23.99亿元。　　负债率方面，过去三年平均资产负债率在80%及以上的有97家，代表公司为*ST正邦，三年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100%。还值得一提的是，A股市场共42家上市银行，其中41家过去三年均进行了现金分红，因为行业性质，它们三年平均资产负债率也高达90%。　　经营现金流方面，2020年至2022年，4077家分红的上市公司中有463家公司经营现金流净额为负数，其中实现百亿现金分红总额的分别是兴业银行（601166.SH）、光大银行（601818.SH）、平安银行（000001.SZ），累计分红额分别为628.42亿元、334.33亿元、134.48亿元，三家公司过去三年累计经营现金流净额分别为-7685.86亿元、-514.83亿元、-743.22亿元，这也主要跟其行业属性有关。　　同期，不少非金融业公司也存在累计经营现金流净额为负的情况下进行了大额现金分红。　　广汽集团（601238.SH）、本钢板材（000761.SZ）、威孚高科（000581.SZ）、豫园股份(600655.SH）、*ST正邦、上海石化（600688.SH）、南京高科（600064.SH）过去三年现金分红总额分别为66.72亿元、44.46亿元、39.93亿元、32.2亿元、21.88亿元、21.65亿元、20.86亿元，同期累计经营现金流净额分别为-138.25亿元、-3.49亿元、-79.21亿元、-11.66亿元、-31.19亿元、35.45亿元。...

（原标题：China Mulls Easing Foreign Stake Limits to Lure Global Funds）知情人士称，中国正在考虑放宽对国内上市公司外资持股的限制，以吸引全球资金重返其价值 9.4 万亿美元的股市。知情人士表示，当局正在考虑调整政策，以增加海外投资者对上海、深圳和北京上市股票的持股比例，以此作为推动市场开放和促进交易的一部分。中国目前将本地上市公司的外资持股总额上限限制为 30%，并将单个外资股东的持股上限限制为 10%。知情人士称，有关外资持股的最新审议仍处于早期阶段，哪些行业可能受益以及在何处设定新的上限等细节尚未决定。虽然在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健康状况之际，最初的接受可能会很缓慢，但短期内可能出现的放松也伴随着资本突然涌入引发市场波动的风险降低。此次讨论是在外国资金持续从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撤离之际进行的，而国内股票是今年全球表现最差的股票之一。这是中国正在兑现7月份承诺“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又一迹象。中国股市周五上涨，沪深 300 指数在连续三天下跌至 11 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后上涨 1.5%。全球投资者通过与香港的交易联系净买入价值 75 亿元人民币（10 亿美元）的境内股票，这是自 7 月 31 日以来最大的单日买入量。中国证监会没有回复通过传真发送的置评请求。国家外汇管理局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上个月，外国投资者抛售了创纪录的120亿美元A股，其持有的中国股票和债券从2021年12月的峰值到2023年6月减少了约1.37万亿元人民币，即17%。由于对中国脆弱的经济、持续的房地产危机以及与美国关系恶化等一系列担忧，全球投资者正在逃离。中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投资者紧张情绪的措施，其中包括降低股票交易手续费和印花税。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周四，正在寻求香港上市的美的集团是外资持股比例最高的企业之一，海外持股比例为 25.8%。外资持股比例最高的是华测检测集团有限公司（27.48%），其次是宏发科技有限公司（27.17%）和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26.37%）。...

在过往，城投债结构化发债衍生许多贪腐事。上海和合首创投资管理实控人林强在八月底失联，该消息迅速引发市场关注。时代财经报道，和合首创票据类产品率先暴雷。此前界面新闻报道，林强为城投债「债圈隐形大哥」余雷最重要代销渠道。在目前监管收紧下，财新网报道指出，与城投资管约人民币300亿元的灰色网络有关的「和合系」暴雷正在开始。公开资料显示，和合首创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私募股权投资、房地产开发、金融科技等多领域的资产管理业务。财新网报道，「和合系」指的是“和合首创”及林强在背后实控的“和合期货”及其子公司“和合资管”，还有隐藏在背后，且打着“和合期货”招牌在外展业的尚智逢源，配合做票据套利业务的天津瑞兆等等。时代财经报道，一名投资人近期收到和合首创告知函，内容指出「由于疫情及经济下行等不利因素，特别是林强先生的失联，致使部分项目无法按时兑付」。目前共有八档产品无法按时兑付，其中七档都是票据资产转让项目，另外一档则是定向融资产品。而票据投资基金是和合首创的「当家业务」，和合首创的官网中对这类产品的宣传是以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为主要投资标的的基金产品，依托于「一行两会」监管之下的银行、基金管理人的标准化票据投资基金。银行业内人士称，业务虽是合规的，但对于银行来说是一个资源型产品，每年不能做太多，一般会给支行最大客户。外界真正担忧的是林强背后可能与城投债有涉。据财新此前关于「债圈隐形大哥」余雷的报导，余雷搭建的城投结构化发债体系中，除了串起诸多机构和私募，林强是余雷最重要的代销渠道。财新七月的封面报道「城投债灰色网络」指出，余雷是中原期货资管部的一名投资经理，但他近年串联多家持牌机构、各类私募马甲，结成结构化发债的大网，业内有说法称累计涉及130家机构、3000多人。被卷入的机构大部分是做通道、代销、分仓、过券等，收取手续费；也有少数几家备案或未备案的私募股权为他人代持，但为其实际控制，成为结构化发债的主体，盈利颇丰。财新网援引接近余雷人士说法，这张大网累计发行城投资管产品规模300亿元，仅2022年就发了将近200个城投结构化产品，目前存续产品还有100多个、总计几十亿元，涉及几十家机构。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结构化发债都处于灰色地带。但随着结构化发债规模越来越大，近年城投领域结构化发债出现不少腐败事件。期货协会数据显示，可能涉及结构化发行的城投债券共计3147只，债券规模2.1万亿，数量和规模占比分别为16％和15％。外界推测林强失联均与此有关。不过市场这些推测目前未获得证实。...

文章摘要中国发布了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新增了86种罕见病病种，使得目前我国共有207种“法定”罕见病。这次目录的制定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涉及多方利益的博弈。罕见病目录的确定对患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 罕见病目录新增86种罕见病病种，使得我国共有207种“法定”罕见病。• 目录的制定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涉及多方利益的博弈。• 罕见病目录的确定对患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9月20日晚，罕见病领域忽而一片沸腾——总是期待，总是扑空的《罕见病目录》终于在5年后新增了86种罕见病病种，《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正式发布。原发性免疫缺陷、神经系统癫痫部分综合征、发作性睡病、神经纤维瘤病……多种疾病被正式列入《第二批罕见病目录》。至此，算上第一批的121种，如今我国一共有207种“法定”罕见病。罕见病友群组织、国内神经内科、内分泌科等多个与罕见病“交手”的科室医生、罕见病药物相关企业难掩激动。一位知名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第一时间发朋友圈称：“2018年以来最重要的增补修订！”这个原约定“更新时间原则上不短于2年”的目录，自2018年首次发布后，一直延后了5年。今年2月罕见病日，彼时罕见病目录更新的呼声再达高峰，有多名长期关注罕见病的研究者向健闻咨询表示，罕见病目录更新“乐观估计可能在年中，甚至下半年”。至少，今年的等待没有再扑空。86种罕见病是怎么被选中的？据了解，登上专家讨论会的病种曾高达200多种，而今确定下的却只有86种。一位业内人士认为，那恰是一个“没有达成共识，正逐渐达成共识的”艰难过程。据业内人士表示，如果说《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的出台带着一些意料之外，那么《第二批罕见病目录》出台，则是患者、企业、专家、公益机构、临床医生围绕着疾病纳入标准，每个群体出于各自诉求，试图影响着《第二批罕见病目录》。但遗憾是，对于行业内不少人翘首以盼的“国家医保局”，此次依旧“隐身”。先被看见5年前，《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发布，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以目录形式管理罕见病的国家。几部委从“0到1”，制定遴选原则、对病种在国际上的翻译法反复推敲、让模棱两可、没有太大意义的病种暂时搁置，最终从一百七八十个病种中，敲定为121个。“不完美，但具有划时代、里程碑式意义。”一位曾参与目录制定的专家如此评价第一批罕见病目录。5年后的今天，一张A4表格，集聚了太多期望，寇德罕见病中心高级顾问李杨阳感慨，“欣喜是多方的，遗憾也是多方的”。因为罕见病目录对罕见病患者、企业、政策制定者等多方来说，意味着很多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一切逻辑的起点，意义重大。不同于《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的出炉，《第二批罕见病目录》确定病种的过程中，不断接收来自企业、患者组织、医疗机构、临床医生、学会协会等多方申请。李杨阳回忆，2018年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出来，很快就有人建议新的病种纳入，陆陆续续申报中，“前几年草稿差不多有400多个病种”。几百个中最终选出86个病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一位业内人士认为，86这一数字的诞生，恰是一个“没有达成共识，正逐渐达成共识的”艰难过程。当时，为让第二批罕见病目录的制定拥有更多客观依据，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第一届主任委员张抒扬等人士牵头制定了一个罕见病登记制度。如今，在中国国家罕见病注册系统显示，已注册罕见疾病175种/类，共计71039例，这些数字大多来自省级以上医院医生的填报。一定程度上，这个系统里所“登记在案”的罕见病是《罕见病目录》更新的部分参照依据。此次86种《第二批罕见病目录》的入围遴选标准，还有一个整体原则是“可诊可治”。要“可诊断”，而且全球有药物可治疗，有上市药物或在研药物。李杨阳表示，此次86个病种中，大部分在国内已经有药品获批，或即将有药品获批，或已有一些在研项目。“目前新增的大多是已经被社会关注到的，或是被患者组织、临床团体和企业申请推荐的罕见病。除此之外，筛选的原则或许还有一个——“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遴选罕见病病种的标准可能还包括患病率不能太大、疾病严重程度是否较高、人数是否相对较少，社会负担轻重等”。“纳入目录最大的意义在于被看见。”在肢端肥大罕见病患者组织负责人海宁看来，目录的确定是各方话语权的释放。不管是哪个疾病被入选，罕见病需要被看见。“被看见”除了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相应的诊疗规范、临床指南会快速形成，医生对某一疾病的诊断和规范治疗的能力提高。中国罕见病联盟发起过两次调研，2019年时，尚有约66%的医务工作者认为自己不了解罕见病；而到2022年，已有69%的受访医生表示知晓《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更有51%的医生表示，曾开展过罕见病多学科诊疗协作。被各方先看见，搭上快车——这是病友和医生眼中，罕见病目录最实际的意义。加速药物研发的“入场券”一种罕见病纳入罕见病目录，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疾病的药物研发会进入快车道。据一位在京知名医院的神经内科殷主任举例，他曾参与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中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的抗体检测试剂盒项目的取证工作。该生产厂家曾在中国申请多年，都未得到批准。直到2018年《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发布后，视神经脊髓炎被纳入《第一批罕见病目录》，该厂家通过绿色通道，快速顺利拿到准入资格批件。除了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之外，多发性硬化（MS）领域的两个药物，干扰素和特立氟胺也是如此，从当初在中国市场“苟延残喘”到面临退出中国市场，借助《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后政策红利，不仅顺利获批上市，而且相关药物很快纳入了国家医保目录，让中国多发性硬化患者有药可用，有药可选。据中国罕见病联盟不完全统计，《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收录的86个病种中，全部都有相关治疗药物（已上市或在研药物），共计90余款。相关药企涉及诺华、正大天晴、罗氏、阿斯利康等。在一位药企罕见病事业部负责人看来，进目录可以显著加快药品审批进程，因此最有动力进目录的是有在研产品的病种。根据一位罕见病组织负责人提供的数据，一个罕见病在进入罕见病目录之前，相关药品临床试验所需要的受试者数量要达到200~1000人；进入罕见病目录后，药物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数量只需要达到前者的十分之一即可。这意味着，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进入罕见病目录类似获得了某种“入场券”。这张“入场券”将用来打开来自各个领域、各个监管部门的“快速通道/绿色通道”。但能拿到入场券的终究是少数。陈馨，皮质醇增多症（又名库欣综合征）联盟负责人，为库欣综合征进罕见病目录奔走多年，看到两天前《第二批目录》的那一刻，觉得自己挨了一记闷锤。原本很大把握进目录，结果没进，她带着哭腔：“为什么罕见病目录中的病种数字是86，而不是87。”9月20日晚，陈馨数遍翻看目录，脑海里回忆着罕见病目录调研闭门讨论会的情景——对面是几位政府官员，身边坐着的是其他病种的代表，她以为自己摸到了罕见病目录的准入门槛，在国内顺利买到治疗药物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被纳入《第二批罕见病目录》的幸运儿，则期待着新药和未来。肢端肥大症患者组织负责人海宁非常兴奋，她觉得自己能对未来抱有更高的期待了——希望针剂价格再低一些、医保报销多一些甚至进入甲级药品目录中，提高患者用药的可及性；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口服药能够进入国内市场。目前涉及肢端肥大症治疗的两款药物——兰瑞肽和奥曲肽，分别在2002年和2003年就已经上市，而且早在第二批罕见病目录发布之前的2018年和2020年，这两款药物就已经被纳入医保。医保再次“隐身”此次目录更新，对于行业内不少人翘首以盼的“国家医保局”，此次依旧“隐身”。在《第二批罕见病目录》制定期间，就有不少专家都在呼吁，希望将国家医保局也作为联合发布部门之一，理由是希望医保能够给到罕见病创新药更为明确的支持。多位受访者看来，国家医保局没有出现在此次目录的制定单位里，是蛮大的一个遗憾。2020年，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三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其中有不少治疗罕见病的药品。这些年，类似的罕见病领域的利好政策接踵而至，嗅觉敏锐的药企嗅到了机会，引来了热钱、技术和人才。不少跨国药企，希望借助那次机会将罕见病药品带到中国，在中国落地。这其中有一些之前在中国完全没有相关团队企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想要在中国实现罕见病药品的商业化。然而，虽然国家药监局开辟了“绿色通道”，但是支付难题仍然横在面前。几乎所有的药物都看重医保这个最强买家，但想要进入医保目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罕见病药物研发周期长，投入大，患者数量少，所以多为超高值药物，本身不符合我国医保“保基本”的理念。另外，出于对基金安全的考虑，医保部门也不能，或不愿意轻易在罕见病目录制定这件事上做出某种“承诺”或透露某种“态度”。但罕见病药物是否应该纳入医保，并不是简单的数学问题。曾有企业做过测算，以极保守的方式计算，假设未来3~5年国内上市的罕见病药物都成功纳保，占用的医保基金总额，并不会对医保基金池构成冲击。但是医保纳入罕见病药物并不是仅仅考虑钱的问题，还涉及到药品价值、药物经济性，包括临床需求、患者获益等多种因素。从其他创新药品进入医保目录所需要的国家药品谈判中，其实早能感受到这种博弈关系的存在：药企希望药品能尽快进入医保、扩大市场、增加收益；医保局则希望药企衡量成本、测算市场、主动降价。国家药品谈判的确为罕见病等临床急需、价格攀高、供给不足的药品设置了单独的申报通道，给予一些必要的偏倚和加权，但这条通道并不是所谓直通车，能直达谈判成功的终点。健闻咨询此前报道，国家医保局曾尝试推动建立罕见病保障的多元支付机制，以国家专项基金的模式负担罕见病患者的部分诊疗救助费用。目前已明确的是，中国专项彩票公益金在十四五期间，共计拨付3.22亿元作为罕见病患者救助专项基金，用来支持全国罕见病诊疗水平和实施能力的提升。经过与多个罕见病患者组织交流，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所在病种纳入《第二批罕见病目录》的患者，都十分坚定地相信，药品研发和可及都会得到改善。这来自于“既往经验”——《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引发了不少后续政策跟进。特别是医保部门，在《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发布后的数年时间里，经由国谈，将不少罕见病目录内的罕见病治疗药物纳入医保目录。比如在罕见病领域中颇有知名度的法布雷病。在2022年之前，特异性治疗药物阿加糖酶的每年花费近百万，且患者需要终身使用。2022年，阿加糖酶经由国谈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每年治疗费从100多万降至10万以内，降幅超过90%。截至2023年1月，我国医保目录包含52种罕见病用药，涉及27种罕见病。随着《第二批罕见病目录》的发布，更多已经上市的罕见病治疗药物，也将成为医保谈判的新目标。...

中国允许上海和北京的外国人自由地将资金进出中国，这是中国在吸引海外投资者时放宽严格资本管制的重大举措。上海政府周四发布的一份声明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拥有数万家企业，外国投资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或延迟地汇出资金。报告称，这些资金必须“真实且[合法]合规”，并与其在中国的投资相关。该规定不适用于中国大陆公民，于 9 月 1 日生效。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最大的自贸区之一，略大于西雅图市。这里是特斯拉超级工厂的所在地，也是惠普、阿斯利康和贝莱德等数百家跨国公司的国家总部所在地。同日，北京市政府提出了类似规定，承诺为外国企业跨境资金流动提供便利。它正在寻求公众对该提案的反馈。政府表示，这些政策旨在吸引外资，建设开放型经济。...

（原标题：美国风投公司纪源资本将剥离中国业务）地缘政治紧张之际，美国硅谷知名风险投资公司纪源资本（GGV Capital）宣布剥离其在中国的业务。据路透社报道，纪源资本星期四（9月21日）称，由于美国公司面临对中国技术投资的政治压力，公司将业务一分为二，一个专注于亚洲，另一个专注于美国。根据声明，纪源资本的美国业务将主要投资北美、拉丁美洲、以色列、欧洲和美印跨境交易；分拆出来的亚洲业务总部位于新加坡，将投资于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分拆预计将于明年第一季度完成。声明称：“过去十年，投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运营环境变得高度复杂。面对这些新现实，纪源资本也在不断发展。”这是今年来又一个美国风投宣布分拆其中国业务。红杉资本今年6月也宣布将其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业务拆分为两家独立公司，两家公司将采用自己的品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纪源资本是7月接受美国国会委员会审查的公司之一，该委员会旨在调查美国公司向中国科技公司提供资金的情况。 金沙江创投（GSR Ventures）、华登国际（Walden International）和高通创投（Qualcomm Ventures）也在接受审查的名单之列。纪源资本管理着约90亿美元的资产，是最早在2005年投资中国的美国风投公司之一。另类投资研究机构Preqin数据显示，纪源资本今年上半年仅筹集了55亿美元融资，与2021年同期276亿美元的峰值相去甚远。...

近期，记者发现，社交媒体成为一些银行部分员工网购业绩高息揽储的新窗口，一些资金掮客以网络为阵地，在银行、储户间游走。他们在电商平台开设主营“代理银行业务”的店铺，有的银行员工为完成业绩网购相关服务。一条围绕银行各种任务的灰色产业链逐渐显现。从月末存款到养老金开户银行业绩出现“网购”在小红书、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检索“银行冲业绩”“拉存款”等关键词，会看到许多银行员工的“诉苦”：他们或是感叹考核任务难以完成，或是求助网友存款，承诺向其支付利息。“万10，50万元，要的联系！”银行员工的“求助帖”往往会引来许多这样的留言评论。“万10”是一句行话，指储户每存款1万元1天可获得银行10元利息，50万元的存款1天能获得500元利息。发送评论的用户有手持资金的储户，也不乏专门交易存款的资金掮客。记者通过小红书给一位用户发送私信，该用户表示自己“个人有资金，合伙当中介”，二季度末，其团队交易的存款量高达“一人5亿元左右”。资金掮客张先生透露，一些银行支行行长报价并将贴息金额给到自己，自己再将银行的需求发送给储户，储户把资金存在储户本人的银行账户内，到规定时间后取出，便可获得贴息。“很安全，钱就存自己卡里过个夜。”7月1日至7月6日中午，他已通过微信转账向储户支付贴息共计一万多元，每人500元到3000元不等。另一位资金掮客李先生告诉记者，贴息“市场价”在今年第二季度末达“万20”以上，其他月底在“万6”到“万7”左右。银行员工若要与自己合作，还需额外支付“万1”左右的手续费。有银行员工称，除存款外，个人养老金开户、数字人民币注册等也出现网购业绩现象。“一个乡镇网点，全是老人，要求一天注册十个数字人民币账户”“突然被下了100个养老金任务”……资金掮客找到了新的商机。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上，“代完成银行任务”的商品和店铺开始出现并增多，一些店铺月销量达5万以上，产品评价也达上千条之多。记者询问多家淘宝店铺客服发现，绝大多数商品价格页面上的数字只是“虚价”，对方根据不同银行业务的难度、时效以及银行类型、所在地域等分类报价。数字人民币四类账户每户10元以内，二类账户每户在20元至30元之间；三类业务价格从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有些店铺做了三千多单业务，且一直在涨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徐明东表示，通过资金掮客和线下地推“冲业绩”，多年来都是银行界“公开的秘密”。近期兴起的银行员工“网购业绩”现象，也是银行揽储考核任务压在个体员工身上的表现。存款“一日游”“皆大欢喜”背后风险丛生专家指出，相较于过去的地推模式，如今招揽存款、开户注册等营销模式活跃于网络社交平台，不仅增加银行成本，导致恶性竞争，扰乱金融业发展，也存在个人隐私泄露风险。“银行服务具有‘公共性’，如果流动性缺失，易造成金融、经济的动荡，因此银行的经营行为、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准入都须接受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性规范的‘强监管’约束。”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季立刚指出，无论是在社交媒体求助网友、在电商平台购买推广服务，还是通过资金掮客吸收存款，网络上形态各异的“冲业绩”手段都是违法违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二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需要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应当依法取得行政许可。”　“所谓的‘代完成银行任务’，以商法‘推定’的视角分析，实际就是电商平台在从事银行业务、形成‘影子银行’，电商平台没有金融许可证，不能从事银行业务。”季立刚表示。同时，高息揽储也助长恶性竞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叶晓华指出：“资金掮客通过互联网，把储户手中闲散的资金调动起来，将原本处于‘灰色地带’的高息揽储显性化。”在季立刚看来，“银行员工网上贴息揽储，一方面因给予掮客费用抬高了银行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也扰乱存款市场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此外，这也加大了个人隐私信息泄露风险。2021年发布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指出，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由非自营网络平台提供营销宣传、产品展示、信息传输、购买入口、利息补贴等服务。今年实施的《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建立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分级授权审批和内部控制措施，对消费者个人信息实施全流程分级分类管控，有效保障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厚雪研究首席研究员于百程表示，被“买”客户将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提供给第三方，很容易泄露个人信息。第三方没有足够的安全措施来保护客户信息，甚至部分商家主动泄露账户信息，可能导致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更值得担忧的是，资金掮客的行为具有灰色性质，若出现资金掮客与银行员工勾结，可能存在员工挪用资金等违法行为和资金损失风险。“这对储户、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影响不小。”山东颐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赵纯永直言，银行最大的价值在于其信誉，一旦出现问题，银行的信誉会大大降低，破坏金融市场的稳定。须多管齐下斩断灰色产业链在较高利润的回报下，围绕银行的各种任务，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金融监管部门应联合多部门加强监管，并从根源上杜绝灰色产业链。“贴息揽储”等行为产生的原因之一是银行业绩考核体系和指标不合理，基层机构和员工背负过重的考核压力。银行应平衡好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处理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徐明东认为，采用各种手段“冲业绩”是一种投机行为，暴露出银行现有考核机制存在的漏洞。“如果银行充分认识到这种投机行为对其自身利益造成的损害，就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但目前，银行对员工的个人行为难以管控、也怠于管控，纵容了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对此，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鑫认为，银行首先要在内部加强合规教育、警示教育，同时需要不断优化考核机制，改变单一、粗暴的考核指标，比如结合账户的持续性、活跃度等，设定科学合理的业绩考核机制。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也是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监管部门对部分违规揽储的银行实施罚款，但罚款金额一般较低，且难以将隐蔽的违规行为“一网打尽”。叶晓华认为，监管部门须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于社交媒体、电商平台而言，在提供与金融相关的产品与服务时，应遵守监管部门相关规定，以免助长不良风气。“目前，面对金融违规信息发布这种较新业态，平台对管控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处理经验也不足，采取‘默许’态度。”刘鑫建议，社交媒体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对识别出的金融违规信息，要及时做屏蔽、删除、下架等处理，避免被资金掮客利用从事违法违规活动；电商平台则需对店铺推出的服务进行必要的审核、把关，对店铺经营进行合规指导和监督。...

9月25日，各大银行即将启动对存量房贷利率的批量调整。在此之际，主打“房贷置换”的经营贷市场并未偃旗息鼓，有贷款中介抢客甚至更积极了。经营贷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是多年的顽疾，贷款中介之所以敢“拍胸脯”保证放贷，仰仗的是其背后一套完整的分工、分润体系。据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的调查了解，其中包括壳公司交易、假经营流水炮制、记账公司养壳，关联账户委托支付等环节。贷款材料全套作假，经手银行为何不查？在被问到为何“不怕查”的时候，一位中介人员道出了他的业务逻辑：现在是银行追着客户贷款，维护还来不及，为什么要查？本轮经营贷“涉房”，背景和以往有所不同。2019年以来，央行大力支持普惠小微贷款，被算进普惠贷款口径的经营贷利率也节节走低，这让违法违规行为有了套利空间。目前有多少普惠贷款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尚无权威统计，但在多方利益的共谋之下，其势头难遏。算账：转换经营贷，最高利差2%近期，趁着存量房贷利率下调的热点，从事经营贷业务的中介又掀起了一波新的营销攻势。券商中国记者走进深圳福田一家成立了19年、自称为行业头部的担保公司看到，在这座高端商务写字楼里，半层楼的办公区域内容纳了近百名员工，工作状态井然有序。存量房贷利率即将下调，对于房贷在身的人，是随行就市调整划算，还是转经营贷划算？该公司人员给记者算了笔账：“按照现在的LPR和深圳的房贷利率下限，银行最多只能给你调整到4.5%，但是我们可以做到3%，中间有1.5%的利差。300万贷款一年可以省下4.5万元利息，十年就是45万元。”如此一算，即便是银行下调了房贷利率，与经营贷相比，似乎也少了几分“吸引力”。截至6月末，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8.6万亿元。业内人士估算，全国有近1亿个首套房存量贷款合同，而其中因利率偏高面临协商调整的借款人约4000万户，涉及贷款规模可能达25万亿元。利率调整后，这些借款人的平均降幅约为0.8个百分点。根据目前政策，在房贷负担最重的北上广深，首套房房贷利率的下限在4.2%至4.75%之间，也就是说，大多数在2019年后签约的存量房贷，最低可以下调到4.2%。但据记者从广州和深圳多家经营贷中介处了解，现下经营贷年化利率已经降至3%至3.2%，与调整后的房贷利率还存在1.2-1.75个百分点的利差，这成为经营贷中介们喊得最响亮的噱头。对于房贷利率更高的二套房购房者而言，由于经营贷不存在首套与二套房之分，还可以博得更大的利差。于勇（化名）的存量二套房贷利率超过5.1%，在不久前转成了3.1%的经营贷，利差约2%。贷款500万元，每年少了10万元利息支出。如果向银行申请降息，他的房贷可以降到4.5%，每年可节省3万元利息。正是在这种对比之下，经营贷供需两旺，近年规模越滚越大。“房贷转经营贷是一种趋势。”上述深圳头部担保公司的业务人员表示，自己干了十多年，现在是经营贷利率最低的时候。被问及背后的风险，对方连连摇头，“银行现在是追着企业贷款，市场竞争激烈，对有资产抵押的客户，维护都还来不及，又怎会拒之门外？你只要正常还贷，不触发银行的预警系统，银行为什么要查你？”一位银行内部人士则坦承，今年以来，市场信贷需求不足，银行贷款门槛一降再降。“现在的普惠贷款有多容易拿到？只要去申请，大多数都能获批。”而有房产抵押的属于优质客户，是银行争相服务的对象，利率自然低。本轮降息周期中，消费贷、信用贷利率降至目前5%左右逐渐企稳，而房产抵押经营贷则利率则节节下滑。以广深为例，2022年市场主流的住房抵押经营贷产品利率在3.75%左右，今年已经跌到3.1%。不久前，广州有银行推出的经营贷产品，利率更是跌破了3%。分润：多环节瓜分服务费中介之所以如此笃定地为经营贷的“可靠性”打包票，源自背后有一套紧密分工的支持链条。券商中国记者从广深多家中介机构了解到，申请经营贷的前提是申请者名下必须有壳公司，是公司的股东或者法定代表人。经营贷置换房贷的基本操作流程分6步：赎楼（由按揭中介垫资）—买壳（分注册或者过户两种方式）—养壳（按月记账报税）—申请银行贷款（虚构经营流水）—抵押入库、银行放款—提取贷款（虚构贸易合同、关联方托收支付）。整个过程中，贷款中介、卖壳公司、记账公司和银行是四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在转贷费用收取上，相应地也可以分四段。第一段是赎楼的过桥利息，由贷款中介收取，通常为贷款额度的1%。第二段是买空壳公司的费用（通常由贷款中介居间介绍），价格5000元-7000元，由卖壳公司收取。“一般金额比较大的，比如超过300万，我们会建议买一家公司来操作。”第三段是经营贷办理费，为贷款额度的0.8%-1%，按揭中介收取，价格可以谈。第四段是养壳公司费用，市场价为200元/月，一年2400元。为了缩短分润的链条，一些贷款中介自己也养壳、设立记账公司，并声称提供“知根知底、干净安全”的买壳服务。“我们只买公司净壳，不开对公账户，不会有任何对外的欠款。”房贷转经营贷过程中，最关键的角色是银行，这也是各个贷款中介的“核心竞争力”。“不同银行的要求不一样，我们将根据您的资质和需求匹配银行。我们主要和大行合作，大行额度充足。”上述深圳头部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一位银行业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要顺利地做成经营贷，银行里有两个角色尤其重要，一是房贷按揭部门的客户经理，二是小微企业信贷部门的业务经理，前者帮助顺利赎楼，后者帮助顺利进件并通过审核，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交给中介来办。除了拥有公司外，向银行申请经营贷需要满足诸多条件，比如证明公司正常经营的流水、放款时所需要的采购合同、提款时受托支付的公司账户等，贷款中介都能一应炮制和安排。利弊：转贷隐性成本及风险不低以办理300万贷款转换为例，记者综合多家贷款中介的报价，前述四项费用之和大约需要7万元-9万元。数万元转换成本，意味着贷款人要让渡两到三年的利息，一次性交给中介等相关方。目前房贷置换型的主流经营贷是10年授信，每3年重签一次，也有银行可以做到5年重签一次。“合同签下来后，贷款利率是固定的，重签的时候可能会再谈。”对于续签是否存在不确定性，中介的语气十分轻松：“没有签不下来的。到时我们可以帮您递材料，您自己在银行APP上签个字就行。”数万元的转贷成本不算低，但也未能阻挡这个业务的繁荣。一部分人是在算账后被利差吸引，一部分人是因为经营贷的偿还方式是先息后本，可以切实地降低每月的房贷月供，还有人通过房贷转换经营贷，套取更多流动资金。然而多数贷款人并不知道的是，上述算法只算了眼前的利差，却没有算风险账，没有算违规成本。经营贷，是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为服务对象，为满足企业经营所需而发放的贷款。房产抵押经营贷是银行最传统的信贷产品之一，也是银行信贷向房地产市场输血的传统管道。经营贷必须用于经营，这是银行放款的前提条件。银行在贷款合同中也会写明，借款人不得挪用贷款用途，否则银行有权提前解除合同、收回贷款。因此，对于手持空壳公司、依靠虚假材料获取贷款的借款人，看似划算的贷款利率和贷款周期其实全无保障。如果贷款的数额较大、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还可能承担骗贷的法律责任。围堵经营贷违规进入房市，监管部门一直奉行高压政策。今年6月9日，原银保监会在小微金融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提出严肃查处钻政策空子、虚构小微企业贷款用途套取资金的违规行为，确保国家的帮扶政策和金融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今年上半年，银行业因各种违法违规收到监管罚单1928张，在处罚原因上，“小微企业贷款统计数据不真实”“小微企业贷款资金被挪用于房地产领域”等违法违规情形被多次提及。数据：经营贷流入楼市知多少？全国范围内，经营贷置换房贷的数量有多少？准确数据难于估算，但一组数据可能揭开冰山一角。今年6月21日，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指出“普惠金融政策在执行中存在变形走样的情形”。在对5家大型银行信贷资金流向的跟踪中，抽查517户小微客户有364户无实际经营。报告还指出，利用银行普惠信贷管理漏洞套取资金问题凸显，2家大型银行的13.66亿元被一些个人或团伙通过注册壳公司或虚构贸易背景等方式套取，用于购买商品房、偿还债务等。“抽查到的500多户小微企业有70%无实际经营，很符合真实的情况。13.66亿元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不止这个数。”一位中小银行内部人士表示，过去几年，一些银行做的经营贷业务申报材料经不起检查，也缺少正常的经营类贷款的贷后检查。现实的数据可能更加触目惊心。深圳一家银行客户经理表示，他所在的支行每月办理的经营贷，七成是存量房贷置换的情形。在广东省内某中小银行总行，超七成个人经营贷的实际用途是置换存量房贷。近年，随着对公贷款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家银行日渐重视零售业务，其中，个人贷款口径下的经营贷是贡献增长的重要力量。券商中国记者从万得提取了上市银行自2019年LPR实施以来的个人住房贷款增长数据，和同期经营贷的增长数据做对比，房贷的复合增长率为9.16%，经营贷的复合增长率达到26.24%。值得注意的是，自2021年起，随着提前还贷现象增加，上市银行房贷增长势头明显放缓，以半年为统计周期的复合增长率降到1.97%，而同期经营贷的增长率仍有10.8%。分银行类型看，2019年以来国有大行的经营贷增长最快，其次是股份行。经营贷的快速增长，让大量实际经营的小微企业得到了贷款支持，但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理财市场套利的乱象也在狂奔。探因：违规屡禁不止的背后2019年以来，央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普惠口径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成为经营贷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为降低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央行推出多种专项支持工具以及低息再贷款，鼓励金融机构做多普惠小微业务。一些地方财政也通过专项利率补贴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创业型小微企业的支持。为了引导信贷资源投向小微企业，银行被要求每年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的增速、户数上实现“两增”。一边是获得补贴的奖励，一边是完成任务的需要，银行内部对普惠小微贷款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为了达成目标，一些银行通过开发无抵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新产品获取增量客户，一些银行注重数据生产要素的开发与使用，解决放贷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也有一些银行做普惠小微贷款业务时，仍然依赖“砖头”（房产抵押），缺乏对企业真实运营状况的了解。随着国有大行下沉对小微客群的服务，地方中小银行的市场空间受到挤压，完成普惠贷款增量任务的压力骤然增大。找到优质小微客群，是中小银行群体的燃眉之急。普惠贷款的发放对象，与房贷人群有着较高的重合度。全口径的普惠小微贷款，包括单户授信额度为1000万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以及小微企业主经营贷款。不难发现，只要对房贷人群加以包装，便可能成为部分银行急需的“小微客户”。近年，有银行推出期限更长（最长可达20年）、额度超高（最高4000万）、利率低于首套房贷的经营贷，对准房贷一族的“刚需”，不禁让人怀疑，是否为招揽存量房贷客户而“量身定制”的产品。“如果是正常经营的企业，贷款利息支出会被算作成本用来抵税。为何有大量的企业没有将经营贷利息做抵税申报，而是由企业主个人承担了？这明显不合常理，也说明了一些经营贷暗藏猫腻。”上述银行业人士表示。种种迹象表明，经营贷置换房贷的行为，并非难以识别，也不是难以追究，而是多方利益捆绑之下形成的顽障痼疾，以致在历次整顿中按下葫芦浮起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根治经营贷涉房乱象，还需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多方合作，严字当头，常抓不懈。愿景：让普惠贷款落到实处经营贷置换房贷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监管高层的重视。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发布《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时表示，金融机构应对申请经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等贷款的用途“进行穿透式、实质性审核”，并明确提示风险。对存在协助借款人利用经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等违规置换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行为的中介机构，一律不得进行合作，并严肃处理存在上述行为的内部人员。光大证券固收分析师张旭在点评上述文件时表示，这段时间以来，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已明显下降，且居民也有获得较存量房贷利率更低成本的融资渠道。降低首套房贷利率，目的是引导借贷双方有序调整优化资产结构，压缩违规使用经营贷、消费贷置换存量住房贷款的空间。对于经营贷的种种违规行为，相关方面并非不清楚。今年3月，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不法贷款中介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要求各银保监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亲自牵头的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工作方案，部署开展为期6个月（2023年3月15日-2023年9月15日）的不法贷款中介专项治理行动。随着专项治理的结束，相关处罚结果有望对市场形成新一轮震慑。本轮经营贷的爆发式增长，是在中央大力支持普惠小微贷款的背景之下出现的，违规业务被冠以“普惠小微”的名义出现，其中的根由，值得深思。普惠小微贷款是信贷资源精准滴灌到经济毛细血管中的重要工具。经济下行阶段，普惠小微企业是经济活力的体现，对于经济复苏有着重要意义。可以看到，在央行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普惠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信贷技术的升级创造了条件。不少银行结合自身优势，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产品上推陈出新，真实地投入人力物力，构建普惠小微企业服务能力，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兼顾。然而，也有银行仍延续路径依赖，害怕承担风险，在做普惠业务的时候，受到根植内部的“砖头文化”影响，或者向抵押物要保障，或者降低合规门槛，虚构小微企业材料违规放贷，还有甚者通过购买资产、外包业务，以完成任务式的心态对待普惠小微业务。经营贷违规的顽疾固然要拔除，对普惠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更不可因噎废食。经济复苏阶段，更要将普惠小微贷款政策落到实处。银行应尽早脱离路径依赖，培养适应新形势的信贷文化。否则，正如一位银行业内人士所言，银行失去的不仅是市场份额，还有培养人才的机会，乃至放贷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