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秋高气爽。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正威集团”）创始人、董事长王文银的办公室，来了一位大佬——地产大亨许家印。彼时，许家印正风光无两，刚刚带着恒大从广州搬迁到深圳，他就马不停蹄地拜会各位商界巨鳄，而作为“世界铜王”的王文银，是绝对要在拜会名单上的。别看名气上，王文银远不敌许家印这样家喻户晓，但在此后数年间，他没少为恒大“慷慨解囊”。对于这次巨头间的“激情碰撞”，许家印十分重视，特意带上了几名爱将同行。在王文银装修颇为讲究的办公室里，几人似乎相谈甚欢。汉白玉的前台，红木办公桌椅，小叶紫檀的文件柜，会议室里甚至摆着硕大的金丝楠木会议桌和紫檀龙椅……眼前这个在大众媒体上极其低调的企业家，在自己的商业王国里，却高举高打，风格极为彪悍。王老板擅长书法，或许二人聊到兴致高处，王老板豪笔挥就，写了副字，送给许老板——“许帝血脉，家国情怀，印象中国，卓尔不凡，越界成就，且行且远，伟岸人生，大器天成。”极尽恭维的文字间，是文人墨客常玩的“藏头诗”，每句首字连起来，正是“许家印卓越且伟大”。许老板看来很是高兴，颇有兴趣地低头端详半晌，接着与王文银各执一端合了影。从吹捧到讽刺只在一线之间。在恒大暴雷后，这幅字画成了人们对许家印自我膨胀的佐证。与人尽皆知的许家印不同，王文银的名字，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一度被称为“最神秘的隐形富豪”。如今，看着“老伙计”恒大跌落神坛，王文银和他的正威集团也多次驰援。但似乎，正威自身的隐疾，也愈发明显，不断受到媒体质疑。9月4日，网传正威集团及王文银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因与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之间的诉讼纠纷，被执行了1.03亿元，一时间引发热议，难道王文银要步许家印的后尘？虽然正威集团旋即完成了相关协议，限制消费令已经撤销，但这位“隐形富豪”和他的铜业帝国再度站到镁光灯下。01 “输血”恒大王文银最忌做“出头鸟”，虽然他有建帝国大业的野心，但一直低调潜行，只想做个隐形冠军。2015年，王文银和一群科技大佬们跻身富豪榜前十里，也和一众大佬，学慈善博得名声，但一直不怎么受关注。直到和许家印做了“朋友”，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不过，在公开报道里，两人同框并不多，但2017年后，双方隐秘的资金和商业往来可谓十分密集。在王文银的商业帝国谋划中，房地产或许早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块版图。而在涉足房地产领域的十多年中，正威集团多次隐秘地向恒大送去“秋波”。据报道，早在2009年5月，正威集团就全资成立了深圳市华汇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华汇置业”），从事房地产项目开发。这家公司在兰州设立了兰州天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兰州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兰州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8家地产公司，2013年至2015年期间，在兰州拿下至少19块住宅用地。然而快速圈地到2017年底，双方会面几个月后，正威却将这些地通通卖给了恒大地产集团兰州置业有限公司。不止如此，天眼查显示，2017年12月6日及2019年11月13日，正威曾将营口、宜春多家房地产公司质押给恒大地产沈阳、江西公司。甚至王文银将正威的股权也质押给恒大。这不免令人怀疑，2017年后的正威是否遭遇资金紧张？但颇为奇怪的是，正威一边将大量资产抵押、倒卖给恒大，一边又在以投资的方式为恒大输血。在2017年深秋，双方会面约2个月后，正威拿出50亿入股恒大地产，与山东高速、苏宁电器等成为恒大的第三批战投方。正威此后一直扮演恒大的坚定支持者。在2020年恒大借壳深深房上市失败后，1300亿元战略投资中部分转化为普通股，在《恒大地产集团增资协议》补充协议签字仪式上，王文银露面力挺，就坐在许家印的右手边。目前，正威国际集团仍持有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1.18%股权。恒大暴雷后，大批债权人索债许家印，甚至一度逼得许家印公开宣称压力太大，要跳楼。在市场人人喊打的危难之际，王文银再次施以援手，隐现在恒大的“金主”后方。8月14日，恒大汽车宣称获得“中东土豪”的战略投资。投资方纽顿集团出资5亿美元，另有6亿元过渡性资金将分三笔到账，所有资金将用于车辆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交易完成后，纽顿集团将持有恒大汽车经扩大后的已发行股份总数约27.5%，成为恒大汽车的单一最大股东。许家印这笔资金，对数万亿的恒大债务而言，虽然杯水车薪，但是对许家印来说，却是一份实质大于形式的沉甸甸的信任。而这份信任，很可能离不开王文银的帮助。纽顿集团的前身，是2016年创立于天津的艾康尼克（ICONIQ），2022年6月，才将全球总部迁往阿联酋，并更名“纽顿”。该公司创始人为吴楠。在迁址以前，这家公司还做了一件事，在2021年5月与王文银的正威集团联合成立了正威艾康尼克（深圳）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股权七三分。直到现在，这家新能源汽车公司仍处于存续状态，企业法人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70%、自然人股东吴楠持股30%，受益所有人分别是王文银和吴楠。此外，2021年2月，吴楠与王文银还成立了北京盛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吴楠是第一大股东，王文银是第二大股东。两人密切的往来与合作，引发人们的猜测——所谓“中东土豪”，背后或许正是许家印的老友王文银在隐秘驰援？02 三次豪赌成安徽首富没有人能摸清，明面力挺许家印的王文银，暗里是如何交易。不过，正如他创业以来，始终“不走寻常路”，越是有风险的地方，越是激起他搏击巨浪的兴致。在公开报道里，1968年出生的王文银，从安徽安庆走出来，放弃上海的体面工作，只身来到深圳白手起家。从1995年创办深圳携威电线制品厂，到4年后创建正威国际集团，再到正威集团跻身世界500强，王文银用了不到20年。如此迅速的财富积累，离不开他的三次“豪赌”。原本，王文银创办公司，只是简单地生产电源插头，产品全部出口，在第一个十年，实现了100亿元的营业额。仅是这样，在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下，很难在众多创业公司中脱颖而出。但王文银把握了一次又一次时机，将人们眼中的风险化为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王文银立刻嗅到了机会，在其他企业步履迟疑之际，他大手笔果断买下原材料和矿山。这看起来有些疯狂的举动，实际上是他多次经验的总结。此前，王文银就曾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一次性买下了一百台机器，打开了市场，打响了名声，用两年时间迅速将正威集团的总资产积累到10亿元。也曾在2003年“非典”时期趁着铜矿价格猛跌，在全球范围内并购了储量300多万吨的矿产资源，赚了个盆满钵满。两次“豪赌”的成功经验，让王文银坚信，在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中，也能靠着稳准狠的投资，逆转战局。彼时，铜价跌到2万多元的历史最低点，王文银双拳出击，果断买入十几万吨的现货和30万吨的期货。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会不会亏？会，但是亏的可能性很小。再往下跌也就是10%，10%我们正威赔得起。但是往上涨的可能性是多少？90%。”不顾周围合伙人和家人的反对，王文银坚持在全球范围内并购了几十座矿山、十余家铜加工企业，在日内瓦、美国和新加坡设立了三个海外总部。金融危机浪潮逐渐平息后，正威集团以4-8万元一吨的价格出手，赚了至少2倍，再一次创造“赌王”神话。正威的资金也借此实现了千亿级的裂变，从2008年营收116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1280亿元。“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巴菲特这句名言，颇能代表王文银疯狂下注的这段历程。王文银对此颇为骄傲，他总结道，“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能够把握危机的人有70%；能够把握危机变化的人有10%；能够把握危机变化拐点的人只有万分之一。”在大胆的投资与扩张中，正威集团很快拥有了20多座矿山、超过2400万吨铜矿。2014年，王文银以300亿元身价第一次登上胡润全球富豪榜，成为安徽首富，全球排名317位。03 大胆跃进的隐患在一次次豪赌中，王文银悟出一个道理：“人生最大的风险，就是不敢冒险。”也因此，他愈发大胆跃进，在世界各地投资矿产、产业园，攻城略地，建设项目。作为“世界铜王”，早在2016年，正威集团铜矿总储量就已达到3000万吨左右，相当于当年中国铜矿总储量的30%。近10年来，正威集团更是加快脚步，马不停蹄地在国内布局超过44个产业园项目，许多项目的投资额达上百亿元。与此同时，获得大量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与园区，成为正威资本游戏的筹码。据中国经营报2018年报道，正威集团在各地投资项目超过数千亿元，通过布局全国各地的产业园项目，其理论上已经囤积了上万亩土地。而其主要的商业玩儿法，就是跑马圈地、布局产业园，然后用土地及厂房等资产到银行贷款融资。对于正威集团的快速扩张和经营模式，外界也频频提出质疑。自媒体“睡前消息编辑部”曾发布两则视频，直指正威企业宣传的3000万吨铜矿资源无法落实，并称“正威集团无视现有产业园的经营状况，继续在各地投资更多的产业园”及“积极控制金融机构，用土地抵押更多的资金”。这种大举开发项目再贷款融资的模式，难免“玩脱”。事实上，正威集团早已有“烂尾”项目。2018年4月，《中国经营报》曾发文称，正威号称投资200亿元的“正威黄石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停摆四年。一位参与黄石项目的知情人士表示，正威集团意图通过前期投入部分资金拿到土地证，再将土地证抵押获取贷款融资，但当地开发区认为其投资不到位，未办理土地证，最终项目搁浅。近日的限高风波，也是因与中建八局之间的工程纠纷引发。虽然双方具体存在哪些矛盾并未披露，但中建八局与正威集团另一子公司之间的一则诉讼或许能透露些许端倪。裁判文书网显示，中建八局在一次庭审中表示，其曾与正威集团旗下山东正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正威投资”）合作，作为“正威山东光电集成集群系列项目”总承包方。王文银一贯的大跨步风格在工程建设中也渗透得十分到位，正威投资要求中建八局加速建设，因为“别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干完的事，正威不到半年就能干好”，施工单位接到通知必须次日进场。面对如此严苛的要求，中建八局第一公司在尚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就于2019年2月进场施工了。然而，这一工程却因各种手续不全，陆续停止建设。2020年12月，因“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擅自建设”，正威投资被要求消除违法行为或补办相关手续。这导致工程无法继续，正威投资欠付中建八局第一公司3000万元工程款。快速扩张和未批先建，导致正威集团仍有大量诉讼在身，正威集团涉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股权转让纠纷、合同纠纷等超过十起案例。目前，正威集团仍有案件缠身，其旗下企业深圳翼威新材料有限公司5000万股权被冻结，且有相关案件进入被执行阶段，涉及2.09亿元。9月4日，据自媒体“苗头”报道，有粉丝爆料称，“现在正威集团工资发放已不正常，内部也在推行‘做一休一’，而且都是口头通知，不发文。”“‘做一休一’的意思是工作一周、休假一周。”知情人士补充说。在王文银家里，曾经专门有一面墙贴着中国失败企业家的案例。那时他常说：“一个聪明的人会把别人犯的错误当成自己犯的。”成功或是失败，或许王文银商场上大胆的赌局，也即将揭开盅盖。参考资料：《王文银的十万亿元铜矿在哪儿？正威新材董秘近3000字回应火了》，界面新闻，侯瑞宁《因1亿元欠款 “世界铜王”王文银被限制高消费》，财新，罗国平《正威集团王文银被限高，事涉中建八局1亿元执行款！正威回应》，南都湾财社，方诗琪《网传正威集团王文银被限制消费 枣庄中院：目前已撤销》每经网《王文银谈跨入世界500强秘笈：我坚持三个“只做”》济南市阜阳商会《中国最神秘的 5000 亿“赌神”》华商韬略，杨凯《许家印好友，成了广东民企新一哥，还拿了不少地》无冕财经《正威王文银、“中东金主”吴楠、恒大许家印：恒大汽车易主背后的“资本人情局”》时代周报《正威集团王文银被限制高消费 中国铜王到了危险时刻？》网易清流工作室...

9月6日晚，中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公众号“中铁五局五公司”发布公开声明称我公司注意到，近日，有媒体报道我公司承建的青海同赛高速公路洮河大桥存在质量问题。对此，我公司高度重视，立即进行了情况核查。现将有关情况公布如下：网友举报视频截图此前，洮河大桥建设单位已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青海省交通检测有限公司，对大桥进行了质量检测。检测报告表明：1.洮河大桥实体质量满足设计要求，质量合格；2.施工所用钢筋为合格产品；3.混凝土原材料各项指标合格，混凝土试块抗压强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4.桩基检测均为Ⅰ类桩。目前，行业主管部门已委托检测机构，正在对洮河大桥进行实体质量检测和原材料抽检，复检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我公司视工程质量为生命。感谢媒体、网友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注。欢迎各界对我公司进行监督，共同推动企业发展进步。另据此前报道，近日有网友实名举报中铁五局五公司承建的青海省同（同仁）赛（赛尔龙）高速TSEPC-2标段洮河大桥施工过程中存在质量问题。9月1日下午中铁五局五公司一位项目负责人就此回复奔流新闻记者，经初步检测，混凝土的强度没问题，其他的一些结果还没有出来。“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找我们讹钱，没讹到之后就进行举报。”之后，奔流新闻记者联系到视频发布者刘先生，证实举报信就是他所发，“一切都有证据，不是诬陷。如有不实，我愿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刘先生告诉记者，中铁五局五公司G0611同赛公路TSEPC-2标段洮河大桥桥梁下部结构（墩身、桩基、下部）工程项目经层层转包，由青海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青海某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劳务转包合同》。2022年4月6日，他与青海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工人劳务合同》，负责施工和机械设备的调运等劳务工作，由中铁五局五公司负责按时核定工程量，并根据工程进度拨付工人工资、机械设备租赁等费用。他带领工人及机械设备进场施工，“在施工中发现中铁五局五公司不按实际工程量核定工程量，导致我方劳务费、材料费及机械租赁费得不到按时给付。同时我也发现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反映无果。”刘先生承认，此次举报的起因就是中铁五局五公司不仅不给他结清劳务费，反而将他清场，导致损失惨重。“我现在即使不要钱，也要举报工程质量问题。”刘先生说，他举报后，中铁五局五公司对桥梁进行了检测，“是虚假检测，我不认可”。...

日出茶太在2019年被媒体曝光其特许经营商和公司直营店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过低。(Wikimedia:Kae Yen Wong)随着工资盗窃和其他形式的剥削工人行为继续席卷全国（澳大利亚），珍珠奶茶巨头“日出茶太”（Chatime）及其总经理将在本周晚些时候要面临联邦巡回法院（Federal Circuit Court）的严厉法庭裁决及数额巨大的罚款。就在“日出茶太”即将接到法庭裁定的第二天，安娜·布斯（Anna Booth）将正式走马上任工作场所监管机构——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Fair Work Ombudsman）的新任负责人。目前经济放缓，企业需要控制成本（包括工资）的压力不断增大。无论是工资盗窃、过时的劳资薪酬与待遇协议，还是获得政府补贴的学徒工计划，多年来，不祥阴云一直笼罩着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大军。在某些情况下，工人被少付工资被归咎于工资单出错或管理失误。近年来，一些国内最知名的机构也被卷入其中，其中包括零售巨头伍尔沃斯公司（Woolworths）、澳航（Qantas）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等等。但在太多情况下，雇主被允许在剥削工人的基础上建立庞大的企业帝国。一些机构正在无情地剥削国内最弱势的工人群体。少付工资现象十分猖獗在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的网站上，每个月都有大量关于企业少付工人工资的法律诉讼、强制承诺书（enforceable undertakings）或罚款名单。仅在上周，该署就对新州纽卡斯尔（Newcastle）的一家日托中心、维州墨尔本东部一家杂货店的前经营者、新州悉尼内城西区的一家咖啡馆采取了法律行动，对南澳州阿德莱德一家汽车修理和车身美容公司的前经营者进行了法庭处罚，对墨尔本一家意大利餐馆的经营者进行了7.28万 澳元的法庭处罚，以及对墨尔本一家砌砖公司的经营者进行了13,786 澳元的法庭处罚。事实上，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代理负责人克里斯汀·汉纳（Kristen Hannah）透露，去年该监管机构总共收到了超过1.4万份有关工作场所合规问题的匿名举报，比前年增加了12%。她说，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为25万名员工追回了五亿多澳元的少付工资，而前一年的追回金额为5.32亿澳元，其中大学员工工资仍占追回金额的很大一部分。“去年，我们接受了更多的‘强制承诺书’，包括百货公司David Jones、服饰品牌Politix、皇冠集团墨尔本和珀斯分部（Crown Melbourne and Perth）、保险公司Suncorp以及养老和护理机构RSL Life Care Limited、Uniting AgeWell 和 Apollo Health。我们还开始对超级零售集团（Super Retail Group）及其子公司汽车部件零售连锁店Super Cheap Auto、运动产品零售商Rebel Sport、休闲产品零售商SRG Leisure Retail（BCF 和 Ray's Outdoors）以及服饰产品零售商Macpac Retail 提起诉讼，”她说。但许多少付工资的丑闻并不是职员们自己举报的，员工们也畏惧得不敢声张。酒店业雇员首当其冲一些更恶劣的不当行为发生在酒店业和价值18亿澳元的特许经营（franchise）行业，其中包括大量持签证的海外工人。在过去10年中，一连串的工资欺诈丑闻被曝光，其中包括多所大学、知名餐馆、便利店巨头7-Eleven、披萨连锁店 Domino's、Grill'd 和零售食品集团，后者经营的品牌包括 Brumby's、Michel's Patisserie 和 Gloria Jeans。一些更恶劣的不当行为发生在酒店业。(ABC RN: Sophie Kesteven)这些丑闻引发了一场国会调查，披露了野蛮的商业模式、财务灾难、自杀和猖獗的少付薪酬问题。“日出茶太”是一家由台湾人控股的公司，早在2019年就被媒体曝光，当时它的加盟商和公司门店被曝对员工少付薪酬，其中大部分职员是持中国或台湾签证的留学生，他们因为违反签证条件而不敢声张，害怕被驱逐出境，他们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签证许可，旨在靠微薄的时薪生存下来。随后，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对“日出茶太”及一名高管采取了行动。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还对“日出茶太”的一些加盟商采取了行动。针对身处高位者在此之前，涉及特许经营行业的大多数案件都是针对个别加盟商的，而公司总部几乎毫发无损。最近，该监管机构开始利用《公平工作法》（Fair Work Act）中的特许经营者责任条款，在法庭上指控特许经营者应对加盟商的非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今年2月，监管机构对85度连锁咖啡店（85 Degrees Coffee ）的特许经营人提起诉讼，称其作为“负责任的特许经营实体”，应对其特许经营人被指控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其中包括在悉尼的工厂和零售店雇用台湾学生实习，并为其每周长达70小时的工作每月支付1750澳元（即每周不到 450 澳元）的工资，结果被法院处47.5万澳元的罚款。今年7月，该机构又将矛头指向了连锁面包店Bakers Delight和一家特许经营店，称142名员工的工资被少付了120多万澳元，其总部在2019年被告知此事，但却没有采取行动。在“日出茶太” 一案中，该机构调查了墨尔本和悉尼的部分企业店铺，指控它们少付员工16.9万澳元。在某些情况下，工人的工资据称只有每小时7.59澳元，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该法律诉讼针对的是“日出茶太”，并声称其总经理是共谋，但他对此予以否认。本月早些时候，该名总经理败诉，法院裁定，尽管该总经理不知道这一连锁店违反了工作场所法规，但他对自己的义务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可被视为“共谋”。8月31日，法院将确定处罚金额。但更重要的是，这将向特许经营行业传达一个信息，即法院对工资盗窃和高层责任的重视程度（或不重视）。自2015年便利店巨头7-Eleven公司工资欺诈丑闻曝光以来，已经有很多承诺和一连串的议会调查，但没有足够的改变。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获得了更多的预算和更高的处罚权，维州也将工资欺诈（wage fraud）定为刑事犯罪。联邦政府承诺将采取同样的措施，但工人们仍在等待。我不断收到来自大小公司遭受到剥削的雇员和前雇员发来的电子邮件，涉及按摩店、美甲店、大学和酒店等方方面面。最近几个月，收到的邮件数量激增。工资丑闻似乎并没有消失。尽管丑闻不断，尽管我们的立法者绞尽脑汁地道歉并发表强硬言论，这是对我们制度的悲哀控诉。...

8月底，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处带花园、泳池的豪宅，以2.85亿元竞拍成交，购买者正是国内头部量化私募的明汯投资创始人裘慧明。同一时间，华尔街知名对冲基金公司Point72也在其官网发布2024年暑假的实习生招聘启事。其中，量化开发实习生岗位年薪为24万-30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大约为174万-218万元。震惊市场。网民对此只有一句点评，那就是“做量化真赚钱啊”。恰好也是在这天，面对印花税减半等前所未有的政策大利好出台，沪指在奋力高开5%后，收盘涨幅仅剩1%，留下一根令人震惊的大阴线，由此引发了市场对量化做空的口诛笔伐，认为他们才是砸盘的元凶。虽然不少量化私募都跳出来“自证清白”，但围绕着量化私募收割散户、与民争利的非议，其实从来都没有平息过，只是在这种极端到令人无语的市场环境中，才大规模爆发出来而已。财富分配的不公平，量化投资和其他投资者，特别是散户之间尖锐的矛盾对立，才是裘慧明买豪宅一事会在市场上引发轩然大波的真正原因。同时，也是最终让整个量化行业受到史上最严监管的真正原因。01 增长终结量化私募从2018年开始迎来爆发式增长，逐渐出现一批管理规模超500亿元的量化私募机构，也就是人称“量化六巨头”的明汯、幻方、九坤、灵均、诚奇和衍复。在量化私募管理规模飙升的这个阶段，海内外顶尖人才的加入与争夺成为行业典型特征之一。裘慧明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博士毕业的超级学霸，自学金融和计算机编程后在2001年入行量化私募做投资，擅长统计套利、高频交易等策略。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全球知名量化对冲基金Citadel（城堡基金）量化研究员的谢环宇加入明汯，更是让裘慧明如虎添翼。量化天才的带领下，明汯投资的发展极为迅速。到2020年一度成为业内规模领跑的千亿级机构。2021年，为了奖励谢环宇的贡献，裘慧明对其所拥有的另一家私募平台机构千亿投资的股权做出调整，将自己的持股比例从51%降至50%、谢环宇持股比例升至50%，实现了“平起平坐”。这种合作模式的变化，也被视作明汯投资为进入下一个发展历程前所做的准备。不过2021年年末到整个2022年，指数增强策略遭遇了Beta收益大跌的困境，高频交易赛道拥挤，百亿私募机构发行的六百多只量化多头基金产品中，在2021年11月时，超过八成陷入亏损状态。当时，量化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回撤主要源于市场的极端分化和风格切换过快，而量化策略存在数据滞后问题，没有跟得上这种行情变化。但是此后A股的热门板块轮动变得更加快速，市面上的量化私募产品大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成为量化私募共同的课题。2023年以来，量化超额衰减的趋势仍在持续，除了针对短期波动更大的中证1000指增产品能做到5%的超额收益，头部500指增的超额收益就只有2%~3%，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好趋势。但是对量化基金来说，策略失效几乎是无可避免、永不停歇的一种问题，因为如果有某种套利的方法被挖掘出来，产品收益率走高就会融入越来越多的资金，然后套利机会就会慢慢消失。所以这些年来主流的量化交易策略也在不断改变，从做小市值、低频，到高频套利，再到指数增强，每一次的策略失效、量化危机，都是对投资本源的某种回归。量化基金的管理规模是一种原罪，获取的超额收益也是一种原罪，超额收益吸引来了更大的管理规模，就必然会降低量化策略自身套利的能力。比如最热门的中证500指增超额收益，已经从2018年的30%下滑到了现在的11%。反过来说，为了维持自己的超额收益，很多量化私募已经到了不得不控制管理规模的阶段，这也就是为什么市场上至今没有出现一只真正的千亿级量化私募的原因。02 巨额收益虽然管理规模增长放缓，但量化私募的赚钱能力并不受此影响，就像裘慧明2022年做客《兴·访谈》时所表示的那样，A股可能是全世界对量化最友好的市场之一。回顾今年上半年百亿私募收益情况，虽然榜单前三名都是主观私募，但是量化私募却占据了前十名榜单中一半的席位，前二十名榜单中，量化私募更是占据了十二个席位。同为“量化六巨头”的宽德私募，以13.11%的收益率成为上半年百亿量化私募中的收益率第一名。对比同时期沪指3.65%、深证成指0.1%的涨幅,和创业板指6%的跌幅，这个收益率表现已相当可观。从逻辑和统计两个角度，总结出市场上长期存在的规律，或者用逻辑推导大概率的结果，这就是量化私募赖以生存的核心能力。同时为了克服概率的问题，量化私募还要保证交易次数足够多、选股基数足够大，如此才能获取理想金额的收益。表面上，量化投资讲的是模型、因子，实际上讲的是算力、券源。算力对现在的量化私募来说有多重要呢？因为量化策略研发大体分为三步，即因子挖掘、模型训练、策略回测，每一步都需要使用大量的算力资源，以及从各种公开、非公开渠道获取的海量基础数据。AIGC技术的突破、大语言模型的诞生，也令财经领域数据信息呈现爆发式、指数式的增长，让量化交易不得不更深入地运用人工智能，以应对一系列新的挑战。所以前段时间，幻方这家量化私募居然投入10个亿搭建了“萤火二号”深度学习训练平台，里面搭载了1万张英伟达A100显卡。全中国拥有超过1万枚GPU的企业都不超过5家，除了幻方，其他4家都是知名互联网大厂。数据越全，算力越高，量化私募就越容易跑通交易策略，比别的专业投资机构更早抢占套利机会和超额收益。至于散户，提供的就是那个数据和机会。与美股不同，现阶段的A股仍然存在着大量缺乏专业知识和交易经验的个人投资者。据中登公司资料显示，目前活跃的股票账户约5000万户，资金规模在10万以下的占71%，资金规模在50万以上的帐户仅占7%。散户往往交易频繁又无法克服不理性的投资心理，很容易成为有心人用来助推市场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工具。即便裘慧明强调过中国其实已经进入“中等有效市场”的阶段，要发现错误定价带来的套利机会并不容易，量化机构会逐渐选择降频，提升投研能力，获取更多阿尔法收益，但散户们显然并不相信这番说辞。所以8月28日在印花税减半和证监会“三箭齐发”重大利好之下，A股大幅冲高回落时，量化头一个被怀疑成砸盘主力，甚至有经济学家刘煜辉表示，为了照顾群众情绪，量化私募大概率也要被干掉。03 监管趋严“量化砸空”、“助涨杀跌”的传言之所以甚嚣尘上，是因为量化机构可以通过融券、T+0策略实际上规避掉A股的涨跌停板和T+1交易制度限制，这种优势甚至让不少知名游资和主观投资机构感到头疼。比如9月1日，康鹏科技开盘涨停后便被砸盘，最终收盘价涨幅只有3.82%。由于3家量化席位现身该股的交易龙虎榜，加上该股近期融券余额猛增，前一交易日的融券余额已相当于流通值的4%，量化机构随即被怀疑为导致股价涨幅收窄的罪魁祸首。甚至连知名的游资小余余也发文表示绝望：这几天游资被量化收割惨了，都想退市不玩了。游资、私募几乎都只能靠做多赚钱，在当下的股市环境中生存确实并不容易，反观可以利用融券和T+0来做空的量化机构们，却可以获得相对可靠的收益。因此有人总结规律，“凡是有融券标识的个股一律不得追高，几乎涨停必烂板”。不管是散户还是其他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加强量化投资监管的呼声都在愈发高涨，终于在9月1日盘后，大家等来了这个消息。据“证监会发布”，证监会为推动程序化交易规范发展，指导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制定发布了《关于股票程序化交易报告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加强程序化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交易所表示，程序化交易投资者报告的最高申报速率在每秒300笔以上或者单日最高申报笔数在20000笔以上的，本所予以重点关注。本所可以视情况采取调整异常交易认定标准、增加程序化交易报告内容等措施。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此时出台的针对量化交易的监管措施，重在缓解个人投资者焦虑、着力消除量化交易中的不公平之处。既要严控高频交易，也要防止相关机构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操纵市场。量化投资机构在美股等其他国家股市同样没少引发争议和风险，加上国内量化模型趋同性较高，存在同涨同跌的风险，参考海外经验，中国也确实有必要制定相关的规则进行监管。针对证监会以及交易所发布的监管措施，量化圈大佬却表示：“感觉像是针对那些小高频量化，2万笔，一笔算成交50万元，适当改下策略就行了....”...

邢斌老师，火了。在与《封面直播》连线的过程中，他的手机呼叫声不时响起。直播结束后，他告诉凤凰网财经，在这两个小时里，他新增了20条未读信息。在这次直播中，我们聊了更多《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文章里没有提到的有关骑手的基本情况、经历与感受。形容这份职业时，邢斌用了白居易很著名的一句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数据是冰冷的，我感受到的事实是非常严峻的。”在文章里，让人心寒的一处是，骑手每单3-4元的收入，以及与收入不对等的200-500元的罚款。在直播中，邢斌老师回应，众包骑手的处罚上限是200元，500元罚款是针对专送骑手的。普通的迟到对于众包骑手处罚多是1-2元。50元的罚款较少，他那个月遇到过2-3次。某次因为“异地点送达”扣了顶级的200元。邢斌说，平台算法对于骑手的控制更“精准”了，A地到B地所有骑手的最快纪录会成为全部骑手的新标准。“这个程序员又开发了一个新的算法，叫空间直线距离。您知道空间直线距离的概念吗？就是说你在空中的A点到B点，然后他们这外卖员就笑着说嘛，他说你看他给咱们算这个地方，这个墙你没有穿墙术，你绕的那个道都不算路。”与压力相对应的，是外卖骑手大量的违章与逆行。据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介绍，由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乱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所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其中快递外卖配送人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快递外卖骑手在方便了市民生活的同时，其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也带来突出的安全隐患。今年7月31日至8月6日，上海市递外卖行业交通事故、违法总数22749例。如果不违章的话，骑手的月收入会下降多少？“大约下降50%。”邢斌在《封面直播》中说。罚款、违章之外，外卖骑手还时常面临取餐难和顾客刁难的处境。在平台搭建的商家、骑手和顾客的三方体系中，相对于另外两方，骑手是完全没有公平可言的。“这个体系被扭曲了，被利润绑架了。”邢斌说。不过，随着各方关注度的增加，伴随着热度而来的还有对邢斌此前文章的争议。争议首先出现在“2000单”这个数字上。在之前的文章中，邢斌提到自己曾一个月派送2000余单，而接近美团的人士称，邢斌的美团账号，于2022年12月22日至2023年1月26日期间，以众包骑手身份在平台完成365笔订单。其中实际有单天数为29天，日均单量13单，日均有单时长5小时，提现收入共计4348.34元。对此，9月3日晚，邢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0余单”并非是精算的结果。当然，美团并不是邢斌体验的唯一一家外卖平台。与众多骑手一样，他同时注册了三个软件的账号。对比青少年时期在农田和工厂里的工作，他认为外卖骑手的工作强度更高。第二个争议点在于邢斌所提到的“因‘异地点送达’被罚款200元”事件，接近美团的人士称，系统记录显示，邢斌账号因违规产生单笔最高扣款发生在1月26日，向客服申诉后未通过，客服为其申请了15元关怀金，对比账号扣款记录，实际扣款是50元。除此之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在其所写的一篇题为《如何客观看待外卖员收入水平以及工作强度？》的文章中表示，“（邢斌）这篇文章能够反映的只是其基于独特身份的一种个体体验。将这种体验表达出来，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是平台‘众生像’中的一幅，但其价值也就限于此，不能一惊一乍的。如果把这篇文章看做是控诉平台‘周扒皮’本质的实锤、铁证，形成某种舆论‘风暴’，似乎就有些过了。”与此同时，亦有观点表示，“如果将配送费哪怕是提升到10元一单，也将使得外卖需求急剧萎缩。其直接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骑手将因此失业。”面对舆论的热度，邢斌在本次《封面直播》的采访中直言，他对走红这件事并没有预期。“这是芝麻点一件小事。主观上我主要是为了恢复自己的良知，恢复敏锐，更好地写点文学作品。”刚接到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的采访邀请时，他这样说。“既然这么多人看到了这篇谈话，我也有义务坦诚地说说实际情况，希望有助于社会环境的改善。”对于外卖员深深的无奈，邢斌只想用一句话来回答：“谁是外卖小哥的娘家人？”“他们的生命权谁来保障？然后他们所遭遇到的这些不公的罚款，或者遭遇到的一些屈辱的经历，他们到哪里去申诉？我真的想去问一句，谁能够挺直腰杆说，我就是外卖小哥的娘家人？”当然，相比不公与苦难，邢斌更喜欢谈论人与人之间的良善。他在直播中再次回忆了文章里曾谈论过的那三个让他非常感动顾客。“我不知道我这句话说的是否正确。我只说我内心的感受。我就想说，怎么穷人更有良知呢？有时候我就想我们是不是……我不是歌颂苦难，我是在想这个问题。”在大学的课堂上，邢斌主讲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每学期第一课他都要讲鲁迅。他喜欢引用鲁迅的一句话——“启蒙是一种悖论”。“虽然我本意不是想推动社会改良，但心里还是非常高兴你们这样有担当有能量的声音为底层人发声。”邢斌对凤凰网财经说。邢斌认为，知识分子对于外卖员有时候会有一种自负，会认为自己处于一个较高的阶层。“我就想问‘青椒’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启蒙自己了吗？他们把自己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去了吗？如果他们都没有，你靠着一种什么样的天真的想象去启蒙底层人呢？”接下来，邢斌想去体验体验在仓库做分拣的快递小哥。这是他和一位00后小伙聊天后获得的灵感。因为据说，那个活很重。“咱们都说高层、中层、底层，其实底层也有360行，每一行可能都有自己的苦处，都有自己难言的一些东西。”以下为《封面直播》对话邢斌全文：“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这篇文章在各平台阅读量已经过亿，目前文章还在发酵过程中，这样的传播效果在您的预期内吗？邢斌：说实话，我根本没有这样的预期。我不送外卖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这件事情，我的本意是一种自我教育。因为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我长期待在象牙塔中，我接触的都是和我的这个社会阶层、观念非常相近的一批人。在现实的一些经历中，我感受到，我对底层人，尤其是对今天年轻的底层人，已经失去敏感度了。我想恢复自己的良知，恢复自己的敏锐度，这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本意。所以这件事情别人也并不知道。过去半年多，它一直默默地留在我自己的内心。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座谈会的讲话，能够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其实被感动的不光是读者，也有我本人。我感受到有这么多人在关注着底层人生存的真实的状况，还有这么多人付出了这么多的热忱，去为他们想办法。我觉着这是一种进步。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是从去年冬天开始送外卖的，当时是在几月？那个时候临沂城的疫情结束了吗？邢斌：我是12月21号注册成功然后开始跑。我第一天大概跑了九个多小时，因为还比较生疏。然后我跑到了元月22号，过完大年初一，正好一个整月。当时临沂城疫情还没有解除。我印象中非常清楚的是在元旦那一天，整个气氛才刚刚的松动，满大街都是人，而且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自由和欢畅，我内心也受到鼓舞。那一天晚上我送到了深夜，我回到家里已经4点多。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那个时候是不是订单量会暴增呢？邢斌：那天是爆单那一天。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之前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订单量是怎样的？当时骑手是不是也有减少？邢斌：对。在我刚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还必须佩戴口罩，每天大约需要更换5-6个口罩，还需要戴专门的手套。我做了个人防护。当时大约有1/3的货品都是药品，很多商户都没有开业。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刚刚说您体验外卖员的身份，其实是想体验一下真实的社会，但其实真实的社会上的岗位有很多，您为什么会选择外卖员这个职业去体验呢？邢斌：我今年已经快到50岁了，在我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代，我们都参加过一些体力劳动。比如我们在农田里工作过。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在物流站工作过。我在工厂里也有过短暂的工作，基本上还算是清楚他们工作的状况。其实我现在更担忧的是今天新一代的年轻人，就是90后、00后，他们所从事的比如外卖员、快递等等这些工种。我经常看到报道中说，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他们的体力劳动强度远超我的想象。我就想做这样一个新的工作，也对比一下在农田，在以前的工厂里的工作，它到底是怎样一种对比？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那您对比之后您得出来的结论是？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邢斌：我感觉比我青少年时期所承担的农田里的工作，或者说工厂里的工作，强度更高。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那骑手会不会有体力透支的时候？邢斌：我们这么算一个账，在临沂这样一座城市，临沂是山东省一个普通的城市，但是它是一个大城市，它是山东省人口最多、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城市，有1200万人口，城区人口超过300万。即使在这样一个物流之都，你要想通过送外卖赚到200块钱，就是毛的200块钱，没有去掉每天3块钱的保险费和20多块钱的邮费，据我估算，熟练的外卖员也至少要工作14个小时到16个小时。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那您现在怎么形容这份职业呢？邢斌：我们都熟悉白居易很著名的一句诗，他说，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数据是冰冷的，我感受到的事实是非常严峻的。“他们首要考虑的是挣到足够的钱，能够生存的钱”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这个严峻的事实我们待会一一剖析，我们先从各个平台开始聊起，您平时最常在哪个平台接单？您认为哪个平台对新人最友好？哪个平台最适合熟练的骑手？邢斌：这是一个挺敏锐的问题。除了顺丰我没有注册之外，其他几家我都注册了。我在手机上三个软件同时在跑，我了解到的其他的骑手大多数也都是几个平台同时在跑。对于新手来讲，哪个最友好？这个我不便评价。哪一个平台最适合熟练的骑手呢？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是大平台公司，因为做骑手的大多数的劳动者，他们首要考虑的是挣到足够的钱，能够生存的钱。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文章里说，职业骑手也就是专送骑手的工作时长是早9到晚9，不好处就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4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如果外卖员有特殊情况，比如摔伤了或者临时家里有事，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紧急的请假方式？邢斌：这个很难请假。正常情况是你必须提前一个星期就要报备。专送骑手，每个月比如可以休三天，休哪一天，你必须提前7个工作日就向站长报备，经他同意之后，你才能在7天之后休息那一天。如果你个人发生了特殊情况，你就需要自己找正在休假的另一个专送骑手来顶替你的岗位。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算旷工。如果恰好这一天是风雨下雪的天气，在这样的天气里，可能骑手更不愿意骑行在这个道路上，这种的情况如果你不按时到位的话，会按照两倍的旷工来进行处罚的。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旷工会有什么样的处罚？会扣多少钱？邢斌：因为我不是专送骑手，我得到的是间接的数据，这个数据非常大。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文章里提到，对于第三等级的众包骑手，一趟下来大概单价会低于专送骑手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但夜里给钱会多一点，偏远地方也能挣到更多的钱。这些偏远的订单是否有额外的补贴？夜里给钱能够多多少？邢斌：夜里大概每一公里能多10-20%，比如白天一公里一块钱，到夜里可能一公里一块一到一块二。但现在我们接到单子，需要到2公里之外去取餐，然后从商家再骑行3公里送到某一个小区的话，计算的钱是从商家到顾客这3公里的距离。也就是这三公里白天会给3块钱，夜里大约会给3块5左右。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指的这个夜里从几点开始算？邢斌：我估算一下。因为你在跑单的过程中可能没有时间去，每一单精确地看它什么时间提高这个单价。大约是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众包骑手的一个好处就是不怕差评，这个机制给职业骑手和众包骑手带来了哪些行为上的差异？邢斌：其实也怕。因为差评多了，投诉率多了，骑手的积分就降低了，降低了之后平台的算法规则，会让你下一天接不到好单。你能刷新出来的抢单的单池，比如他的积分高，他一刷新有50个单子在里面，他抢单抢到的概率就会高。如果积分低，可能刷出来只有30个单，最少只给显示2-3个单。所以差评对于众包骑手的惩罚不是直接的，是间接的。但是对于专送骑手，差评和投诉是直接扣钱，最高扣500块钱。所以很多专送骑手，他们会采取很多方式，来征得顾客的同意，去消除差评。比如这一餐我不慎撞坏了，或者汤汤水水我撒了，可能会获得差评，就和顾客商量一下，我把这一单买下来，然后请你退单，或者请你给我一个好评。还有比如在专送的过程中，你的电动车坏了，或者电池已经没有电了，如果迟到的时间比较多的话，肯定会受到差评和投诉，严重的差评和投诉当场就要扣500块钱。所以对这些专送骑手来讲，他宁肯打车也要送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束缚。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临沂城打车3公里大概要多少钱？邢斌：临沂城打车3公里的话，每公里我想至少两块钱。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然后送一单的话大概是3-5块。邢斌：送一单的话大概每公里是一块两毛钱。“关于送的货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议”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对于送的物品，您文章里有一个非常大段落的建议，非常详细。比如蛋糕不建议送，鲜花不建议送，冬天不要送烧烤，这个其实都很好理解，它容易损坏，或者它不能保温。您还提到万达泰盛不建议取货，是因为人太多了吗？邢斌：对，最开始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商家是在万达或者泰盛广场、五月广场这样的地方，我就会抢这个单。因为这个地方它很明确。比如万达的四楼，你坐电梯上去以后，以为到了四楼很快会拿到餐，但实际上你一上四楼，好家伙，这一层楼上可能几百个商家，而且往往很多主购物线上的一些商家，它的门面很小，它位于一个比较边缘的角落，你很难找到。你需要在这一层楼上寻找很长时间，有时候10分钟都不一定能精准地找到。泰盛广场，它的地下一层，它那一层的面积更大。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我大概花了15分钟才找到这家店。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太难找了。邢斌：对，时间的压力太大了。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医院不愿意送也是因为人比较多吧？邢斌：医院主要是这样，医院是不允许外来车辆进入的。我们都知道大型医院的面积非常大，我们从医院门口走到病房，可能就需要步行10分钟以上。而且医院里的很多楼层是刷卡才可以进的，如果没有合适的护士允许你进入这个电梯，你甚至很难得到机会送到病房。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代买不愿意送是为什么呢？邢斌：代买主要是它的时间很难控制。通常的代买是订餐，比如我那天在小海螺替人代买，我预先支付了钱，因为那一条鱼，比如100块钱，人家已经称量过，把鱼给定好了，这时候我又不能撤单。尤其是节日的时候，有些饭店爆满，你可能等一个小时这个菜都没有开始做。对于外卖小哥来讲，那就是非常煎熬。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但是您说的这种情况，不仅是代买，有时候取餐也会面临这种情况，比如汤这种，在具体下单之后，也会遇到等餐时长特别久的情况。邢斌：对对对，是的。烧烤，尤其是冬天的烧烤，因为它怕凉，外卖员不进烧烤店老板通常不会开始上火烧。你在运送的过程中还需要时间，还需要保温。所烧烤一定是需要等的。在冬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烧烤店门口通常都会坐着一排外卖小哥，他们都在等餐。另外像炖鱼的店，炖品的店，通常也需要等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时间很难精准的把握。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就是外卖员内部有三大难，烤鱼、炖汤和烧烤。邢斌：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文章提到菜市场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坚定的语气，您说菜市场代买“坚决不送”，为什么用这么坚决的一个词？邢斌：是这样的，因为我接到的几个在菜市场代买的单子，通常都是饭店让我代买的。有一次我接到单子之后，那一单大约有十几块钱，它运送的距离比较远，我满心欢喜地去接这一单，结果我到那个地方，那一单大约是四大包蔬菜，把我那辆摩托车前前后后的小踏板上都放满了，大概得有五六十斤。您想一下，这几乎是一个小货车了，是这样一个问题。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这种单它重量特别大的时候会不会给您加价格？运送的价格。邢斌：据我了解是不加的。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啤酒最好不送，是为什么？太重了吗？邢斌：对，啤酒首先是在运输的过中，它容易碰碎，而且它是有压力的，也容易碰碎以后导致爆炸。还有一方面原因，绝大多数成箱的啤酒的，通常是需要你搬上楼的，比如临沂有很多搬迁小区，在城市的郊区地带，是没有电梯的。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烧烤的单子，上面没有注明有啤酒，我到了之后老板才说还有两箱啤酒，因为我已经接单了，如果你不想送的话，需要转单很麻烦，还必须有人同意接收才行。最后我想了想，就接下这个单，但是他也并没有多加钱。我把两箱啤酒上面又放了一盘烧烤，送了大约有6公里。送到之后，他在6楼，我一趟搬不了，只能把一个烧烤放在一箱啤酒上送上去，再下来搬第二箱啤酒。这一趟下来6公里一共是7块钱。当然我们也可以倒推一下顾客的心理，成箱订啤酒的人，可能就是考虑到上楼是一个比较累的活。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转单不能接，您接受过什么很奇怪的转单吗？邢斌：每天单池里会有很多转来转去的单，就是某人抢到这个单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准备放弃掉。在这个系统里必须有人接你的单，你才有资格有权利放弃。连续5分钟没有人接，你可以再转一次，如果5分钟之后还没有人接，那你就必须送，甚至说现在受伤你也必须送。为什么不能接？这些单子往往都有问题。比如商家出餐非常慢。我有一次接了一个转单，因为很近，刚刚送完上一单，大约500米之内就有一个转单，我就接了，因为顺路。结果我到那一看，那饭店门口已经坐了5个小哥在等餐，所以那个转单到最后我没有得到一分钱报酬，最后还倒扣了一些钱。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提到了这么多不能送的具体的东西，那骑手在抢单的时候能不能看到具体的送货清单呢？邢斌：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有些清单上并没有标注货品的体积和重量。比如蛋糕，他会说送一个什么紫罗兰蛋糕或者提拉米苏蛋糕，大号的或者中号的。这个体积其实是不明确的。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它超大，或者那个蛋糕是三层甚至是四层的。你可以想象这个四层的蛋糕在一个外卖车上要颠簸很多公里，然后送到顾客手里，这是一个很高难度的工作。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这个取餐难的问题，确实是很难解决。在系统设置的评价体系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商家可以对骑手进行差评和投诉，但是骑手却是无权评价商家的，这个问题您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不公平在里面？邢斌：这个问题很尖锐。为什么商家可以评价骑手，顾客可以评价骑手，但是反过来你不可以评价呢？因为这些外卖公司的利润主要是来源于顾客，另外一部分利润是来源于商家的货品提成，所以它要维护它的利润来源。这样，它成为一个单向的评价体系，这是整个系统里我认为问题最大的一部分。“收入变得更低了”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这个问题我们待会还要继续再详聊，我们现在继续接着刚刚那个职业骑手和众包骑手的问题。在工作相同的时间内，职业骑手和众包骑手收入差距会大吗？邢斌：专送骑手他平均的工作时间大约是13个小时，虽然是早9点到晚9点，但实际上早上8点半和晚上8点半的时候，专送骑手是没有权利拒单的。只要你手机上接到单，你就要去取餐，就要去送单。所以他晚上离开公司可能就到9点半甚至10点。这样下来，在临沂城，专送骑手一个月大概能挣到7000块钱。但同样每天工作13个小时，每个月工作26-27天的话，众包骑手最多能挣到5500块钱。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2020年，一个调研团队的研究报告显示，月收入过万的外卖员能占到2.15%。您现在和其他骑手聊的时候，现在已经3年过去了去，随着越来越多骑手的加入，骑手的收入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比以前有所下降？还是福利越来越好了？邢斌：我本来的预想是骑手工作的收入应该更多，他们工作环境应该更加人性化。我是带着这样的预想来做外卖员的。刚才您提供的这个数据是2020年，到今天已经3年过去了。我不客气地讲，我所体验到的与我的预想恰恰相反，骑手收入变得更低了，平台对于骑手的束缚变得更精准了。骑手收入有季节的调整，冬天相对来讲每一单的价格是比较多的，也就是在我工作的那一个月，相对来讲收入是比较高的。再就是节假日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其他的三个季度都会下降。从每年的角度上讲，根据我的调研，同样的路程，同样的工作时间，骑手的收入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逐年下降。“这不是钱的问题”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另外一个让骑手备受痛苦的就是罚款问题，因为和他们的收入不成正比，接到的罚款实际上是非常巨额的，尤其是顾客投诉会被重罚。您提到差评罚款在200-500元之间，一般罚500，罚500是针对职业骑手的吗？邢斌：对，这个500元是受到了差评和投诉的专送骑手，会罚500块钱。对于众包骑手，我感受到的罚款上限是200。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众包的所有的罚款上限都是200。邢斌：在我工作那段时间是这样。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职业骑手就是500就更多。邢斌：对。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被罚过几次？分别罚了多少钱？邢斌：基本上也分三个等级，比如迟到了一秒钟，可能会罚1块钱到2块钱，就这一单的20%-30%，迟到5分钟可能会罚40-50%，迟到的时间越长，被罚的比例越高。一次被罚2块钱到10块钱，每天都会遇到。比如到了饭点的时候，你选了一个系统派单的模式，你的级别可以同时挂5单，在临沂最多是挂5单，在某些大城市据说最高可以挂到16单，你可能会遭遇到大量的迟到的情况。所以几乎每天都会因为迟到而被罚款，当然这个罚款比较少，最初我还投诉过，后来我就不再投诉了，因为你投诉也不可能赢，对吧？其实曾经有人说，以你这样的身份，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不会为不去投诉感到麻木呢？因为这个过程我想真实的，像别的没有退路的外卖员一样去感受。后来2块、5块的罚款就忍了。50元的罚款比较少，这个月遇到过2-3次。50对于我来讲，可能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跑出来。所以那肯定得申诉，但是我两次都连续申诉到第三级，他一共有五级，都没有成功。扣200块钱我遇到了一次。文章中，我讲得也比较详细了，因为那天我抗争了一整天，最后到了最顶级。我把录音、场景，包括顾客给我写的说明，我都拍照发过去了，最后还是罚了200块钱，5个等级的投诉全部都被打回来了。那天我非常生气，因为我从早晨8点多钟吃早饭开始，一口气投诉到了晚上。他总部的经理，也有些生气。他说你有这一天的时间，你干嘛不去跑？你跑这一天你不也跑100多块钱。我当时脱口而出，我说你多大年龄？他说我40多岁，我说你40多岁，你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秋菊打官司》，他沉默了，没有吭声，我觉得他看过。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不知道是这句话让他感受到了什么，或者他感受到我不是一个完全靠外卖谋生的人，还是他心灵上确实受了一点触动。大约五六分钟之后，我坐在阳台上生闷气，他打电话过来，他说我给你发了一个红包，请你接一下，然后他就挂掉了。我打开那个系统，那上面闪着一个红包，打开以后是15块钱，他还写了一句话，他说很理解我的经历，但是罚款不能取消，他给我15块钱的红包是他个人对我人道主义的补偿。这件事情对我挺有感触的。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再跟我们讲一讲吧，因为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看到那篇文章。邢斌：是这样的，那是一个代买单，在我们临沂的一家非常兴隆的一家饭店，叫小海螺。那是腊月底了，快到过年的时间，顾客定的四菜一汤，定的有海螺，有鲍鱼，还有海鱼，我去了之后，按照这个顾客的要求已经付过款了，大约当时付了500多块钱。付了款之后我确实有些担心，因为里面顾客非常爆满，然后大堂经理安慰我说最迟30分钟就做好了，我就坐在那门口的长椅上等，等了30分钟，他回复我说没有做，还没有排到，然后又等了10分钟之后，我实在是等不及了，因为那单限定我60分钟要送到顾客的手里，送到顾客手里大约还有8公里的距离。我一看倒计时还剩不到20分钟，就非常着急了，就联系我们区域的客服经理，请求他给我延长时间。经过两次打电话他同意了，给我延长了15分钟。然后到了60分钟，我问这个收款员到底做到什么份上了？他告诉我说还没有开始做。其实我当时非常绝望，因为我是怎么也不可能完成任务了。又等了大约五六分钟之后，我再次打给这个经理，这个经理给我讲说，把情况反馈给上级，说你现在和顾客联系，征得顾客的同意，让顾客不要给你差评和投诉，尽量按照顾客的要求去做。当时我顿时轻松了，马上和顾客打电话。其实顾客中间催了我很多次了，我把截图我也发给这个顾客了很多次，大堂经理也给这个顾客打电话解释过。我再次给这个顾客打电话的时候，这个饭店的大堂经理也拿我的电话向这个顾客道歉，最后这个顾客非常的通情达理，说你太不容易了，我很理解，节日这个晚餐的人非常多，既然鱼杀掉了，钱也交过了，你就安心坐那里等，说我先喝着小酒，你不着急，你路上小心，慢慢地安全送来就很好。我心里面特别感动，你想我在这个饭店里，我心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我在这里等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一句宽慰的话。后来我就把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临沂的这个客户经理，他说你就按照顾客的要求就行。所以我又等了大约半个小时，这四菜一汤才出来。然后我非常认真地把餐送过去了，唯恐给人家撒了，送过去之后开了门，我站在门口，还向这个顾客鞠了一躬。我非常感谢他对外卖劳动者的这种认同，感谢他的宽容。本来我内心非常宽慰，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一上线打开这个外卖系统，马上跳出来一个罚单，最高的额度200块钱。我当时的心情就像一头栽到了冰窟窿，心里面是又生气又愤怒又无奈，我就开始了那一天的申诉。申诉进行到第四级，等待了两三分钟之后，有一个接线员接进来了。这是我在申诉过程中第一次听到了人的声音，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了解了情况，了解的还挺细致的，然后给了我一个网页，一个邮箱，让我把相关的录音、截图、顾客给我的情况说明、饭店大堂经理的情况说明上传。说实话，我这么多年，甚至申报科研课题，可能都没有填写过这么繁琐的表格。我整整填了40分钟，把所有的表格填写清楚发过去了，他说你需要等待两个小时左右，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的，说申诉无效。我当时就问他，请问你本人认为我这种情况应该被扣钱吗？他没有回答我这句话，沉默了一阵子说，我给你一个电话，这是我的上司，是第五层，是最顶级。说你可以打他的电话，他会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最后我打通这个电话，这个号码是上海的，我打了第三次，电话接起来了。他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已经申诉四次了。他说你等一下，我估计他打开了电脑上的系统。几分钟以后，他告诉我说，我看到了，你今天一直在申诉。我说，那些截图和录音你能看到听到吗？他说，我已经看到了，然后我再次叙述了这个经过，他问了一些更细的一些细节，比如是通过什么方式和顾客联系的？顾客如何确认的？然后说你需要等半个小时。我等了半个小时，他打电话说，非常遗憾，申诉不能通过。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这个申诉失败扣钱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晚送达？系统应该是这么判定的。邢斌：最高级的这位经理，我问他，我希望你告诉我我错在哪里。我说，你只有告诉我错在哪里，我才能下一次避免类似的错误。你不能一罚了之，对吧？最后他说，因为你这个顾客是异地点的送达。因为那顾客给我说，我现在就点已经收到单了，你就放心大胆的等着就行了。顾客为了体谅我，说，这个倒计时，我们谁都改变不了，我在家里，我就点接收，我相信你，你待会安安全全给我送来就可以。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所以异地送达其实是无论如何都会扣钱的。邢斌：对。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那您肯定也和其他骑手沟通过这种申诉的经历，您有没有听说过什么申诉成功的案例？邢斌：从未听说过。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从未听说过？邢斌：对，其实我自己还成功过一次。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成功过一次？邢斌：对，我和其他骑手讨论罚款事情，他们说，那就没门。他们说，费那个时间干嘛？扣个5块8块的，再跑半个小时算了。你投诉填那个表，得填20分钟，还得等着，还不如说就算了。我说，我有一次投诉了，还真给我通过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顾客投诉我，送餐没有送到。因为顾客需要我把餐盒放到门口窗台的位置，但那个窗台旁边就放着一包垃圾，我觉得把饭盒紧贴着垃圾放太不合适了，就把它放到了窗台对面鞋柜的最顶上，那个地方挺干净的，我就放上去。同时我拍了个照，留言写了一行字，点了送达。这个顾客可能比较粗心，一开门看窗台上没有，就“嘭”把门拉上了，又等了几分钟之后，他很生气，就给我一个差评，然后投诉。然后我也很纳闷，我写得很详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您刚才好像投诉了，他说，是的，你饭送哪去了？我说你点开那个系统，那下面有拍的图和一行说明。大约过了几分钟以后，他在系统里说，我太抱歉了，谢谢你，他也看到那个地方有一包垃圾。我说，你先别挂电话，你能不能把那个投诉帮我消掉，他说可以。然后他应该是联系了客户经理，这时候我也已经把上述的情况说明，正在填单。那是唯一的一次把扣的5块钱退给我了。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也就是说通过顾客这个层面其实是可以消除这个罚款，那您扣200的那一次，您有没有想着让顾客再给客户经理打个电话？邢斌：我那个顾客打了，那顾客专门录了一段音。而且把我和他交流，全部都截下来，他还有一段说明，说情况属实，这个外卖老哥给我服务的我非常满意，这个情况原因不在外卖员。饭店的大堂经理也写了一个非常严谨的情况说明，然后我们两个共同站在那个饭店的大门口合了影。三方都做了情况说明，但是没有用。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那从您的角度看，如何才能完善这种申诉系统？邢斌：完善这个系统，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可以提高。第一，可以互评，这是国外的成熟经验。比如在很多国家，外卖员一单结束之后，顾客可以评价外卖员，外卖员对顾客也有一个评价系统，是双向的。外卖员如果被投诉的比例比较高，就会被强行终止一天工作，然后接受培训。而顾客如果一年内被差评5次以上，这个顾客就没有在系统里继续点单的权利，也就是他不能再点外卖了，这是一个双向制约。第二就是人工应答。经过我海外的朋友了解到，很多国家的投诉和申诉系统都是人工应答的。而且要求每一个投诉都是透明的。这个系统里会有专门一个栏目，所有的外卖员的上诉情况，上诉进程都清清楚楚放，类似于中国法院系统里公布的法院的判决文书是一样的。不能一罚了之。即使外卖员应该被罚款，也应该公布这个文本，让其他的外卖员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一点很重要。第三，既然现在科技赋能，它完全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精准筛选，筛选掉一些无意义或者故意的差评。比如有的说太辣了，盐放少了，醋放少了，这完全和外卖员是没有关系的。可以通过大数据把这些无意义的差评筛选掉。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这个差评，比如说太辣了什么的，他如果已经明确写了是这个原因的话，平台会撤销这个差评的投诉吗？邢斌：据我了解没有人成功过。“这个体系被扭曲了，被利润绑架了”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怎么看待现在国内骑手、客户和平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怎么形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邢斌：其实他们本来应该是一个和谐的体系，但是现在这个体系被扭曲了，被利润绑架了。所有的差评体系都是针对骑手的，它针对商家的制约并不多，因为商家也是（为平台）提供利润的一个大的渠道。比如我们订20块钱的餐，商家可能才收到14块钱，有6块钱被系统收取了。所以对商家几乎没有差评这方面的制约，它希望商家待在它的平台上，提供更多的利润。而从顾客（和骑手）方面来讲，这个系统完全是一个扭曲的体系。就是说顾客提出来的非常不合理的要求，甚至外卖员很难接受的事情，都会被整个体系容忍。比如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说我在报道里面看到过，有的外卖员把餐送到之后，这个顾客会说，我再给你加两块钱红包，请你把门口的垃圾帮我带下去。你这一个月里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我说，岂止是遇到过，我几乎每天都遇到过。而且哪有那两块钱？哪有这样的好事？如果要给两块钱，我顺路提下去，我不觉得这个事有多为难。那不挺好的，我这么跑一单才挣3块钱，就顺手拿下去两块钱不挺好的？哪有这样的好事。我遇到的很多都是，顾客接单的同时就指着那个楼道里一包垃圾说，你把它拿下去。命令你把它拿下去。我是第二、第三天就遇到这个问题。我对那个顾客讲，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那个人就把眼一瞪说，你拿还是不拿？我说，我为什么要替你拿这个呢？他说，行，我告诉你，你不拿我就给你上差评，我投诉你。后来我就帮他拿下去了。因为我想很多外卖员可能都得忍受这个。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这个体系里是完全没有公平可言。邢斌：我问过其他的外卖员，那个什么拿垃圾或者说，有的情况咱给他弄还是不弄？其他外卖员说，那你敢不弄吗？你还想干吗？有的还让你买烟的。我有一次是给一个挺贵的酒店去送餐，然后顾客打电话说，你给我买两条烟，我说挺贵的烟，一条700多块钱，你能不能帮我先把钱转过来？他说，可以，他给我转了两条烟的钱。然后我走了两条街，找了好几个店才买着。因为他那很贵的烟很少有店里放很多条。像这样的要求那也没办法，要想干你就得接受。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有时候一些普通的顾客，也许会忘记打评价，就是忘记给五星好评。如果没有给评价的话，对外卖员会有什么影响吗？邢斌：就是你不给也行。它背后有一个算法的体系，如果你好评率高，你抢单的时候给你的单就多，抢到的概率就会高。甚至还有一点非常微妙，你的好评率比较高，单子就会提前几秒钟显示出来，其实提前一秒钟显示，你抢到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但是我们不奢求有太多好评。如果能给好评当然很高兴了，主要是担心给差评和投诉。因为这个影响非常大。你想跑上三个小时也就挣50块钱，一个投诉就会扣掉。严重的话，一天的钱都会扣掉。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送餐迟到是不罚款的吗？邢斌：罚，你迟到1秒钟就开始罚了。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因为您文章里提到了这样一句话，说“送餐迟到不罚款，因为是系统计算出来的，人只管跑就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邢斌：这是对于专送骑手的。对于专送骑手迟到的限制很少。因为专送骑手是不能拒单的，系统派多少单必须接多少单。他们最怕的一个事情叫“爆单”。比如大风大雨的一天，或者某个餐厅爆满，或者某个餐厅厨师甩膀子走人了。那所有的单子都积累到这里了。我听他们说，一个骑手爆单的时候，系统最多同时派给他16个单，而且还不在一条街上。这样的话，系统对他们迟到的情况是比较宽容的。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所以迟到罚款其实还是对于您们这类众包骑手来说的。邢斌：对。超时罚款对于兼职的众包骑手来讲，是主要的惩罚方式。“你没有穿墙术”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在平台的导航算法下，对于路线，以前大家会吐槽很多，比如经常会遇到必须要闯红灯或者逆行的情况。现在算法有改善吗？邢斌：现在情况不但没有做到改善，而且它变得我们说带引号，它更加“精准”。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外卖小哥可以肉身体验到。他们跟我讲，比如从万达跑到一中，原来是10分钟。10分钟跑到时间是刚刚好。然后有两个“疯子”跑得比较快，他可能电动车是提速的，或者经过改装，他的速度比较快。自从他们两个跑快了之后，系统就要求你9分钟或者8.5分钟跑到。跑不到，就算是迟到。这个系统是这样的，从A地到B地，只要出来一个最快记录，那个最快记录就成为衡量所有人的一个新的标准。他逼迫着你不断地去破记录，大概如此。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难道不应该按一个平均数来衡量这个标准吗？他要按最快的那个。邢斌：外卖公司拥有很多专业的程序员，这些程序员自己发表有学术论文。那些学术论文我也找来看了。比如他们专门研究，这个外卖员上楼梯多快，他能够承受的提着餐盒爬楼梯的最快速度是多少，他们都精确到秒。所以他们基本上已经给你计算出那个极限时间了。而且居然有一程序员做了一个研究，怎么来提高总公司的利润。从A地到B地，他原来计算的是骑行距离。比如从万达到某个小区，开汽车的话可能某个地方需要调头，如果骑电动车的话，你就可以过斑马线。它给你计算的最开始是骑行距离，比如5公里，后来这个算法变成了步行距离，变成了4.5公里。这个程序员又开发了一个新的算法，叫空间直线距离，就是在空中的A点到B点。然后外卖员就笑着说，你看他给咱们算这个地方，这个墙你没有穿墙术，你绕的那个道都不算路。现在科技赋能大概就到了这种程度。这是我在干这件事情之前，根本就无法想象到的。“科技变成了一副更加沉重的‘镣铐’”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按您这种说法，其实大多数的众包骑手，都很难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个标准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最高标准，但是你让普通人大家一起去满足这个要求，是不是大家也每天都在挑战极限？邢斌：我在很多地方都听到了一句很有文学性的话，说在我们中国的大街小巷上，外卖员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每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内心五味杂陈。我不知道这个写作者怎么使用了“靓丽”这样一个形容词。真诚地说，可能我们每个人看到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大量的逆行，在闯红灯。他们以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的时速，骑着电动车和摩托车，在城市中拼命地快速奔跑。为什么出现这么严峻的情况？我给您说一个数据。在我们刚刚过去的2023年7月31日到8月6日这一个星期，上海市外卖员发生交通事故和交通违法事件2万例。我想这个数据大家可以深入思考一下。这是一个星期的上海市一个地方的数据。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那如果不违章的话，每个月的收入会下降多少？邢斌：大约下降50%。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作为一位骑手，您觉得算法对于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它更多的是一个约束，还是一种帮您赚钱的工具？邢斌：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当时多天真。我们都有句话叫科技赋能。随着高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新的算法的进步，我们用到了更好的手机，我们通讯条件更加增强，我们现在有了电动车，我们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我原来想着这一切都应该是能让外卖员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挣到更多的钱。我最初确实这样想的，最后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科技赋能只是为那个金字塔尖的几个人进行了赋能。对于底层的外卖员，甚至可以这样讲，对于中层的一些人来讲，比如站长，因为你这个站里的外卖员如果差评率或者超时率比较高了以后，站长就会被扣钱、罚款或者取消你的第三方资格。也就是说，对于中层和底层的来讲，科技非但没有赋能，而变成了一副更加沉重的“镣铐”。我可能有些激动，我用了这么这么一个词，“镣铐”，我非常伤心。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我们也看到了，随着外卖骑手违章率和事故率越来越高，交警也从局外人变成了与系统有关的人，您也刚刚提到了一个月大概有20000例，在上海。邢斌：一个星期。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一个星期，对。那经历了这一个月的体验，您认为最容易出事故的在哪些地方，您分享一下一些经验，让大家注意一下，可能哪些地方更应该避免这些事故的发生。邢斌：对一个外卖员新手的话，我建议千万不要闯红灯，尤其是在有弯道的红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次闯红灯，你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一个月里，我见证了多次有关外卖员的交通事故。你不知道你争夺这10秒钟、5秒钟，可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红灯千万不要抢。第二，我建议在主干道、小区和商场的出入口一定要谨慎。因为在这个地方，汽车往往有盲区。因为我平常开车上下班，开车的人到尤其是这样有盲区的地方，如果一个高速从旁边插过一个外卖员，他可能确实看不到。一旦发生擦碰，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伤亡事故。第三，我想劝这些年轻的外卖小哥，我的前同事们或者那些准备进入这一行的年轻人，尽量还是不要逆行。因为一旦发生逆行，这会违法。你每天交了3块钱的保险，如果交通事故需要负全责的话，你要仔细想一想能拿到保险吗？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如果想要骑手不这么拼命，您认为平台规则或者是顾客对于骑手的期待方面应该做出哪些调整或者说是改进？邢斌：我非常纳闷，为什么在很多国家，他们的外卖员都没有倒计时的制度？这是谁发明的制度？可以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制度缺乏人性，缺乏对于基层劳动者最起码的关怀。没有这样一个催促，他们会拿自己的生命去抢这几块钱，抢这几秒钟吗？我建议对这样的一种倒计时的评价方式，建议有关的部门，做一个详细的调研，考虑一个妥当的评价办法。这是最关键的一条。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提到了每天大家会扣3元的保险费，其中公司扣了60%，把1.2元交给了保险公司，提供每天最高6000元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就会县区运营商承担，再不够也许县区运营商就跑路了。对于一个骑手而言，他的车祸的诊疗费大概有多少？邢斌：这需要看发生交通事故的严重情况了。我不客气来讲，这个保险费是外卖小哥自己出，等于每天在为自己买保险。不管最终给了多少钱，这个外卖公司的总公司通过外包的形式，早就把自己的相关的责任撇清了。我说这个是有证据的。我们可以登录中国的法院裁判文书网，搜索外卖员起诉外包公司和外卖公司总部案例。那些案例是非常多的。就按上海市最近公开的一批裁决书来讲，我下载以后仔细看了，没有一例裁决外卖总公司需要负责的。其实拿到多少钱的补偿，是由保险公司来和外卖小哥进行结算的。如果是在一种正常的交通状况下发生的，它最高可以达到60万。但是我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我这一个月里，我了解到的这几百名外卖员，他们听都没听说过谁拿到过几万块钱的补偿，包括那些终身致残的。为什么？因为保险的赔偿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比如，你必须没有违反交通法规，时速是正常的。其实对于外卖员这个团体来讲，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甚至按照保险公司的赔偿要求，可能他需要付全部责任。甚至他不是得到多少赔偿款的问题，而是需要支付对方多少赔偿款。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因为他必须得满足定时送餐的要求，然后他发生这个事故肯定有一些前提，比如过快运行，所以他要满足这个保险条款确实是特别的严苛。此外您还提到了欧美和国内的一些外卖员的薪资对比，您认为骑手想要体面的生活，他的薪资应该怎么样做一些优化或者调整？邢斌：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以上海为例，2023年7月份上海市公布了最新一期用工的最低标准，从每小时23块钱提高到了24块钱。我想最起码要符合这个法规。因为上海市的用工最低标准，这个是有强约束性的。每个地方最低的每一小时的用工标准可能略有不同，但在中国也不会差距太大。但我这一个月的亲身经历，我跑得最欢畅、最顺利的时候，一小时也拿不到24块钱。我觉着至少要满足这一点。“谁是外卖小哥的娘家人？”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我们再来聊一聊您的体验和观察。我们刚刚其实谈到了很多问题，包括系统的问题、平台的问题，您认为作为一位外卖员，他最深的无奈在哪些方面？邢斌：这句话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哽咽）很简单。谁是外卖小哥的娘家人？谁为他们说话呢？我就想说这一句话。你想想他们的小时最低收入，我们有强约束的规定。但是你跑得最快的外卖员，最熟练的外卖员都达不到一个最低标准。他向哪个地方来寻求他的保障？谁去保障他？他去哪里反映这个问题？第二，他生命权利的保障。也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谁来保障他？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据了解，我们中国的外卖和快递人员已经接近2000万人。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五位数的甚至更高的交通伤亡事故。他们的生命权谁来保障？然后他们所遭遇到的这些不公的罚款，或者遭遇到的一些屈辱的经历，他们到哪里去申诉？我真的想去问一句，谁能够挺直腰杆说，我就是外卖小哥的娘家人？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外卖员他为什么得不到其他人的尊重呢？邢斌：说到这里，我想说一个文学性的一句话。鲁迅的弟弟是一个文学家，在五四时期，他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观察一个人是否值得我去交往，观察一点就可以了，我就看他是否尊重妇女和儿童。为什么是这样呢？一个社会是否文明，是否进步，什么都不要看，最关键、最首要一点就是看他是否尊重和爱护弱者。所以你说外卖员为什么得不到尊重？这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这一个月里，其实这个问题很沉重，我其实不太想重温那些让我感觉比较痛苦，或者说愤怒的一些经历。只是我想说，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弱者、尊重他人、爱护底层劳动者。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您认为我们外卖骑手的困境有哪些？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骑手的权益呢？邢斌：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外卖这个工作没有前途。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劳动，你可能一个星期就熟练了。但是你要跑上1年，跑上5年，跑上10年，你会不会变得更熟练？你会不会提到更高的档？你的收入会不会变得更高？社会地位变得更高？不会。它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天花板非常低的纯粹重复的体力劳动。你没有办法了可以去尝试，如果你还有别的出路，你还有望有一技之长，你应该去一个有前途的地方。年轻人完全可以学一技之长。这个地方它纯粹是出卖劳动力。否则等到有一天你跑不动了，你靠什么活呢？第二，困境在于没有保障。有的人说他每天都能见现钱，一日一结，甚至可能很多人是看到这一点上来投身到这个行当里面来。而一旦发生伤残，在缺乏一系列保障的情况下，你下面的日子怎么过？你的家庭怎么过？第三，没有尊严。为什么他们会在群里发一些很过激的，甚至仇恨顾客的话？当然有人截屏展示出来之后，会说这些外卖小哥怎么内心积累了这么多的愤怒？他们甚至要记住你的楼牌号，要记住你的相貌，要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的戾气？甚至有的还会上升到阶层的对立。因为在这么长的劳动时间里，他们缺乏被尊重，他没有尊严。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几乎很多顾客会指着那样垃圾袋说，你带出去。甚至还有更让人难过的场景。所以我说这个外卖的职业困境就是这三方面，没有前途、没有保障、没有尊严。“怎么穷人更有良知呢？”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其实在我们谈论外卖行业不公、艰辛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卖员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很多温情，包括最近登上热搜的外卖骑手取餐的时候闻到煤气味，然后能够营救下两个人。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外卖员的一些真实的感人的故事？邢斌：我喜欢谈论这个话题。我这个月里大概是2000单，每天平均需要奔波15个小时左右，敲响了2000个房门，有3位顾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清晰的如在眼前。一个是晚上10点我送一份馄饨，送到我们郊区的一个古城社区。那是一个搬迁小区，可能每平的单价比较低一点。它没有电梯，需要走上去。晚上10点我敲门，接过馄饨的是一位不到40岁的女性，她当时就对我表示了感谢。然后我提示她点击送达之后一溜小跑就下楼了。我到楼下刚刚把摩托车点火，手机上就“叮咚”一响，一点开，刚才那位女士给我发了两块钱红包。大家会说两块钱红包你就激动这么长时间？因为我送那一单才五六块钱。然后她在下面说了一句话，她说，我这个孩子晚上学习，想吃馄饨，特别感谢你这么冷的天跑过来，然后爬楼梯送上来，刚才没有来得及当面致谢，就发两块钱红包，表示一下心情。那天我几乎是唱着小曲送完了剩下的几个小时，我的心情特别高兴。剩下这些单，我觉着我都是一路笑着度过了剩下的几个小时。我心里特别美。还有一例是晚上，我送餐送到郊区河东区的相公镇。我是从鲁商中心开始送，到那个村庄大概有12公里到13公里，挺远的。送过去之后，需要从主路开车下到乡间小路上。乡间小路还需要曲里拐弯地送过去。那时候是深夜了。冬天的晚上，乡镇那个田野里是一片漆黑。快到村庄的时候，就没有柏油路了。导航导的是一些小土路。然后我一口气导到那个地方。那个顾客，夫妻两人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在这个村庄的一个卫生所等你。他们两人真挺好的。因为他定的位置不好找。村庄里没有门牌号。他这一排一排的房子，要大半夜打听可就麻烦了。然后他说我们俩就走到这个卫生所门口，然后他在那个系统里给我发了卫生所的地址，我一点卫生所很快就到了。到了之后，他接过餐，就问我准备怎么走？我说我点了导航往回走。他当时就说，前面那个地方修路，导航上是不显的，路已经挖坑了，这么晚可能就骑下去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他们夫妻两个就骑着电动车（带领我走），餐都没有来得及往家送。在路上我问，给谁订的？他说，跟孩子订的。我心里挺感动的。两个人就把餐就挂在把手上，男同志开着电动车，后面是他夫人，女同志就打着手电，两个人在前面引路，一口气把我引到村口，然后又往前走了几百米，说你再一拐就上柏油路了。我向他们致谢之后，看见他们的灯光慢慢的向村庄里走去了。想着他回去，我给他送得那份饭，可能还要再热一下才能吃。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往人民医院送，那是心血管病区。这夫妻两人当时都已经50来岁了，他们的老人在里面住院。他们订了一份灌汤水饺，我骑车过去的途中，水饺洒了一些。下车才看到。因为停了车我一提，袋子漏了。后来我想，先送过去，他们两在电梯口等我，老远就看见袋子漏了。送去以后，我马上说太对不起了，我下车才看到，这个漏了但是还能吃。我说您先吃着，马上再订一份同样的给您送过去。然后他说，兄弟不要紧，能吃。之后，我又订了一份抓紧送到病房。他们正在陪着老人吃我刚才洒汤的那份，然后我敲敲门把新的一份送给他，他们俩接过来，握了我的手，也没有说太多话。我走到下面，然后看见系统里提示，夫妻俩把第二份的钱用红包的方式发给了我。这2000单里，很多人在我送到了以后都很客气，表示，谢谢。但确实以真实的的方式（表达感谢），让我感觉特别贴心、特别温暖的，只是这三件。这三个人，大家也都听出来了，可能相对来讲并不是非常富裕的人，并不是生活在顺境的人。前两位可能相对来讲经济状况并不是太好，最后这夫妻两自己老人正在住院，某种程度上他们也缺钱。我不知道我这句话说的是否正确。我只说我内心的感受。我就想说，怎么穷人更有良知呢？有时候我就想我们是不是……我不是歌颂苦难，我是在想这个问题。很多人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良知。当然每个人都应该有良知。但通过我的感受，我怎么就发现那些生活在贫穷和困难的人，病痛中的人，他们好像更有良知？是不是因为他们正在经历这一些，所以更能理解底层外卖小哥的难处呢？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文学性的，或者心理学的一个话题，但我确实希望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启蒙是一种悖论”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您是一名大学的文学老师，在体验了这一个月外卖员的生活之后，您认为知识分子对于外卖员最深的误解是什么呢？邢斌：这话我可能会说得比较严肃。虽然说我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个大学老师，但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当然也不是贬义词。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中性词，就是描述了一下你在做什么。其实我是主讲中国现代文学的。每学期第一课我就要讲鲁迅。鲁迅在年轻的时候说，知识分子应该回到浙江，回到祥林嫂的身边，回到阿Q的身边去启蒙他们，让他们知道文明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到晚年，鲁迅说，启蒙是一种悖论，知识分子你没有资格，你也做不到去启蒙其他人。他怎么说这句话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高校现在有很多“青椒”，就是青年高校教师自嘲地叫自己“青椒”。“青椒”就是进入高校之后不是马上签约的，他博士毕业进来之后，必须在几年之内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能获得编制。现在非升即走这个标准每年都在升高。我甚至怀疑这背后也有一种算法在起作用，每年都会准确地筛选掉百分之多少的人。我见过一位女孩子，北大本科毕业，又到国外经过一番深造，然后博士回到中国，进入某个高校，30多岁了。到那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饭，问她，要不要帮你介绍个对象？有没有对象？她说，没有，不敢让我们帮介绍对象，因为她还没有稳定下来。她说她非升即走，必须拿到编制才敢买房子，才敢谈对象。你想想，她博士毕业已经那个年龄了，需要再等上三年，才敢开始自己的买房和恋爱之旅。我就想问“青椒”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启蒙自己了吗？他们把自己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去了吗？如果他们都没有，你靠着一种什么样的天真的想象去启蒙底层人呢？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对于外卖员有时候会有一种自负，会认为自己处于一个较高的阶层。当然社会各界可能也会对于知识分子有一种特别的想象。但是在我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人。我见过一些和我处在相同的工作环境中的人，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在他们眼里，可能外卖员又懒又脏又穷。而且还流行着一种说法，说“低层人互相坑害”。在我这个月里，我得到了一种非常相反的体验。我觉得底层人好像更有凝聚力，我把它称之为“逆向团结”。有一次我在河边烧烤店等餐，我们几个骑手就是因为等餐比较长互相递了一根烟，然后就聊大家做什么，每个月能挣多少钱，哪些单好送，哪些单应该抢，哪些单不应该抢。聊这些的时候，我就想看看大家会不会说实话。我发现大家说得很欢快，没有人什么藏着掖着，或者故意提供一些虚假信息来误导别人。他们之间，知无不言，把自己积累的小技巧、小发明，了解到真实情况，都分享了。大家都是可能会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他们没有多“心眼”，挺淳朴的。“其实底层也有360行”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最后一个问题，除了外卖员这次体验，您还提到想去体验体验建筑工人之类的。您接下来还想体验一下哪些职业，以及您能不能说说为什么呢？邢斌：我首先是最想体验的是快递。因为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有个小伙，我问他多大年龄？他说是00后。我很吃惊。因为00后他很小。我问你00后怎么做这个？他说我原来是送快递的。快递的箱车送到仓库，在仓库里要做分拣。他就做那个分拣员。我说那个活不挺好的吗？按月给钱。他说，那个活，你去干干试试。一辆大货车下来，两个人，然后倒计时多少分钟之内，需要把所有的货卸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固定到传送带上，或者有一些需要码好放好。有的是比较轻的，但有的货品很重，或者有一些金属的机械制品可能一个人都拿不动，就需要两个人抬。他说，你干一天就知道了，那个活很重。这都是我年轻时候没有见过的业态。我首先想尝试尝试。咱们都说高层、中层、底层，其实底层也有360行，每一行可能都有自己的苦处，都有自己难言的一些东西。凤凰网财经《封面直播》：感谢邢老师的精彩分享，实在是意犹未尽。邢老师以悲悯之心亲身感受世间百态，如果没有这种深入实际的探究精神，我们就不可能找到问题所在，也难以让广大群众看到更多的社会真相。认识现状，才能改善现状。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观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祝您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邢斌：谢谢大家。...

图源：视觉中国“银行再不降房贷利率，年底我就提前还贷。”在谈及存量房贷利率是否会下调时，一位房贷客户向作者如此表态。是下调存量房贷利率，还是应对汹涌的提前还贷潮，正在成为银行行长们必须面对的选择题。而随着银行业2023年中报陆续披露，提前还贷潮的影响有了更确凿的证据。8月31日，央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近20万亿利率高位站岗的房贷终于等来了政策东风。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将对银行业的利润产生直接冲击。而2023年中报显示，商业银行们已经告别躺赚的日子，净利润增速集体放缓，更有银行净利润开始同比出现大幅下滑。银行2023年的中报里藏着哪些秘密？按揭贷款十年来首现负增长银行业过往最青睐的住房按揭贷款，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作者统计了17家主要上市银行（6家国有大行、9家A股上市股份行以及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的数据发现，上半年17家主要上市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较2022年末下降了2271.14亿元，其中四大国有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下降超过2500亿元。中国银行下降尤为明显，其房贷余额较2022年末下降了922.22亿元。仅有邮储、浙商、中信、平安、华夏和光大等六家银行的按揭贷款余额正增长，其中邮储银行、浙商银行住房贷款余额分别增加622.99亿元、170.50亿元，在银行业中靠前。房贷余额下降，有部分房贷自然到期结清的缘故，但主要是居民购房需求不振、新增房贷规模有限，更重要的是居民提前还贷潮汹涌。工商银行方面数据显示，该行上半年住房按揭贷款发放量超过5100亿元，较去年同期还多发放480亿元，但工行住房贷款余额下降576.01亿元。农业银行数据也显示，该行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投放达4755亿元，但房贷余额下降294.83亿元。邮储银行零售业务总监梁世栋在业绩会上就指出，该行存量按揭贷款中刚需占比较多，超9成都是首套房，单笔的金额也比较小，平均仅40万元，所以提前还贷的压力比同业可能稍稍好一点，这支撑了房贷余额增长。但梁世栋也坦言，提前还款对邮储相对影响小一点，但实际上绝对量也比较大。央行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6月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8.6万亿元，同比下降 0.7%。较2022年末余额下降2000亿元，尤其在今年第二季度，房贷余额较第一季度大降3400亿元。这是近十年来住房贷款规模首次负增长。据央行统计数据，作者制图在今年7月中旬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就指出，今年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累计发放3.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发放超过5100亿元，对住房销售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但房贷余额还是减少，主要是因为理财收益率、房贷利率等价格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居民使用存款或者减少其他投资提前偿还存量贷款的现象大幅增加。4000万房贷客户有望受益今年1月末，郑州在全国率先将首套房贷利率下调到3.8%，即在当时LPR(Loan Prime Rate，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基准上减50个基点。随着今年6月20日LPR再降10个基点，郑州市新发首套房贷利率已降至3.7%。而2020年时这一利率一度达到6.12%，购房居民心理落差不可谓不大。不止是郑州，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月13日，已有近30个城市调整了首套房贷利率，其中多个二线城市开始执行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为3.8%（即LPR减50个基点）的政策。房贷利率高位站岗，叠加投资渠道匮乏，越来越多居民选择提前还贷。下调存量房贷利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招行行长助理彭家文在业绩会上坦言，存量房贷利率下调的背景是提前还贷的量比较大。从银行经营来看，假设一笔金额100万元、期限30年、利率为6%的房贷，银行在未来30年间可以赚到115.84万元利息。假设可以转换为当前3.7%的利率，则银行未来赚到的利息总额为65.7万元，少赚逾50万元。但6%利率的房贷导致居民提前还款的概率加大，一旦居民提前还款，银行不仅失去未来30年的全部利息收入，而且存款规模也会相应下降，对银行的经营更为不利。是下调利率少赚些利息，还是利率继续维持高位，但因为提前还贷可能赚不到利息？成为银行行长们必须面对的选择题。农行副行长林立就表示，（调整存量住房贷款利率）一方面有利于减轻部分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客户的财务成本负担，另一方面有利于商业银行平滑提前还贷压力，有利于平稳经营。林立表示，在有关政策方案明确之后，该行将抓紧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尽快完成合同文本的准备，加紧系统改造调整等方面的工作，积极做好组织实施。不过，调降存量房贷利率需要监管部门统一的指导方案。8月31日，央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正式下发通知，存量房贷利率如何下调终于有了具体的操作指引。8月31日以来，农行、工行、招行等多家银行回应，在有关部门指导下，正有序开展存量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准备工作。《上海证券报》援引接近监管的有关人士说法指出，据估算，本次调整涉及的客户可能超过4000万，涉及调整的贷款规模可能达25万亿元。以100万元、25年期、原利率5.1%的存量房贷为例，假设房贷利率降至4.3%，可节约借款人利息支出每年超5000元，显著增加消费能力。不买基金、信托，偏爱定期存款和保险银行2023年中报里，还藏着居民投资理财和储蓄转向的秘密。近日，包括微光股份、先锋电子、安邦电气等多家上市公司公告，购买的中融信托相关产品未能按时到期兑付，引发市场对信托产品风险的担忧。不只是中融信托，近一年多来，多家信托机构的涉房信托产品兑付出现问题，这曾经高净值客户最爱的高收益理财产品，如今唯恐避之不及。招行行长助理王颖在业绩会上提到，该行再次回检了所有的信托业务，未有任何底层资产涉及到相关的信托机构。此外，资本市场大幅震荡，导致权益基金发行遭遇冰点，银行代销费用亦大受影响。招行披露，其上半年代理非货币公募基金销售额1526.06亿元，同比下降18.53%，代销基金收入同比下降17.79%。据招行2023年中报数据，居民投资风险偏好转向稳健保守，作者制图北京一位90后投资者就对作者吐槽，前两年购买的多只股票型基金亏损幅度达到40%，原本想挣点儿钱换房，如今已亏掉了一个卫生间。她直言，自己现在只爱银行大额存单，哪怕下一步利率跌到2%都要去存款。投资者正大规模转向低风险的保险及定期存款产品。招行彭家文指出，招行代理保险保费的收入同比增长54.88%，一方面是客户风险偏好降低，保险配置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是大家预计3.5%预定利率的产品会调整，所以加快了配置速度。彭家文表示，当前在整个客户风险偏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包括理财净值的赎回、资本市场表现不好、权益类产品销售不佳等现象，都表现出客户的需求转向低风险的产品，而且某一个阶段存款就充当了这类低风险产品。多家银行中报显示，存款规模仍在快速增加，且定期化趋势明显。以工商银行为例，上半年该行定期存款增加3.63万亿元，增长23.9%；活期存款减少1760.50亿元，下降1.3%。其中，个人定期存款增加1.57万亿元，公司定期存款增加2.06万亿元。中国银行副行长张毅在业绩会上表示，由于经济恢复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当前国内居民消费仍有待恢复，民间投资意愿有待进一步提升，工商企业生产资金和个人理财资金的存款化、定期化趋势还将保持一段时间。存款利率再降，银行打响利润保卫战曾经，银行被指“赚钱赚到不好意思”，但今年开始，营收负增长乃至利润增速下滑成为商业银行的新常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3万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4.5个百分点。作者统计的17家主要上市银行中，上半年仅有邮储银行、中国银行和浙商银行三家的营业收入呈小幅正增长，其他14家银行营收均同比下滑。而净利润方面，多家上市银行艰难维持住利润小幅正增长的“颜面”，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及浦发银行净利润则同比下降，其中浦发银行净利润同比大降22.82%，令市场大跌眼镜。浦发银行在中报中提到，营收、利润下降主要受“资产重定价、市场利率下行、资本市场波动等影响”。据WIND数据，作者制图利息净收入是银行最主要的营收来源，但受LPR不断下行、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居民存款定期化导致利息支出成本升高等原因影响，银行营收开始遭遇挑战。农业银行中报就显示，其上半年信贷规模增长导致利息净收入增加382.76亿元，但利率变动导致利息净收入减少480.32亿元，由此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同比减少97.56亿元。在瑞银大中华金融行业研究主管颜湄之看来，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将是最后一次对银行业息差较大的负面影响。对银行业息差的影响不超过10个BP(即不超过0.1%）。颜湄之表示，在资产端，监管部门希望银行能给实体经济让利，贷款利率不断下降，考虑到对银行业利润的影响，负债端可能还会继续降低存款利率。央行在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商业银行维持稳健经营、防范金融风险，需保持合理利润和净息差水平，这样也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新一轮银行存款利率下调已经开始。作者注意到，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在官网已更新了最新的定期存款利率。以国有大行为例，自9月1日开始，1年期、3年期和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下调10个基点、25个基点、25个基点至1.55%、2.2%和2.25%。这意味着，假设一居民在银行100万元存5年，其每年的存款利息将再少2500元。...

9月伊始，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因写下做外卖员的体验，火上热搜。他称“决定‘像底层一样生活’”，每天骑摩托210公里、爬110层楼，兼职1个月送了2000单外卖，毛收入7000多元。他记录下了平台规则、工作流程、个体观察等内容，用“非常辛苦”来形容体验过程。和邢斌体验式工作不同，更多人因为生存需要，进入这个行业。凤凰网多方了解，自去年以来，不少高学历毕业生、裁员潮失业者纷纷做起骑手。被称为“就业蓄水池”的外卖员行业越来越“卷”。杭州滨江一处外卖站点的宿舍内，新人外卖员李凯结束了10个小时的工作，躺在床上长舒一口气。他是江西人，今年23岁，2022年从浙江工商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于是奔着低门槛、高收入、时间自由三大优势，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但现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盆冷水。2023年，骑手人数不断增加，远远超过订单增加的速度。这不得不迫使每个从业者“卷”了起来。有类似感受的还有他的宿舍室友们。例如，睡在他上铺的是34岁的杨浩东。他此前在教培行业里做程序员，受行业整顿和疫情影响失业。他还有孩子要抚养，肩负着房贷，工作难找，别无选择成为外卖骑手。宿舍里另外两人曾经是厨师和便利店店员，一位中专毕业，一位大专毕业。进入外卖行业最大的原因皆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们当中曾有人在今年考虑过开网约车，但据兼职司机说，今年网约车面临的现状亦是“人多车少”。宿舍在老旧小区内，大约50平米，新老骑手混住。室友们在得知李凯的本科学历后，眼神都透露着不可置信，像是在问：“为什么你也会跑来做这个行业？”李凯说，那一刻，他看清了自己和室友们的样子——失业的人，努力寻找生存下去的空间。外卖骑手不好干了。今年2月的一场早会上，李凯被站长叫出来自我介绍，话说到一半，人群里冒出来一个声音，“又来个新人抢活，还是个大学生。”打断李凯说话的是一名已经入行五年的全职老骑手，名叫许奕，43岁，四川人，高中毕业。许奕皮肤黝黑、粗糙，习惯佝偻着背，说话有浓重的乡音。许奕开始对新骑手怀有一种“敌意”，他说，“（老骑手）像被抢了饭碗。”今年4月，这个杭州外送站点里的全职骑手又从60人暴增至100人，其中还不乏本科生与硕士生。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全国多地，凤凰网从杭州、长春、长沙等地区的外卖站点了解到，2022年9月起至今，不少全职骑手站点的骑手人数，从原先30～40名增至80～100名左右，本科生和硕士生都加入“抢单大军”。李凯的母校是浙江工商大学，毕业季，他海投简历，但没有等到回应。他说，同届学生至少有四成（当年就业率最低69%）和他情况相当，考虑就业大环境“严酷”，他想找个工作，作为人生临时落脚点。另一方面，父母总给他打电话，劝说不如回到老家找个稳定的工作。但李凯觉得，杭州是个充满机遇的大城市，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生活便利程度，都更值得自己努力留下。面对电话里父亲的关心，他只好一面撒谎，说自己拿到了一家药企的运营offer，一面开始找零工，赚取留在杭州继续找工作的生活费。“送外卖、在便利店或是书店打工，都是留在一线城市的办法。”他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外卖骑手招聘广告的。海报上宣称外卖骑手“高薪、简单、轻松月入过万”。他顺着海报的联系方式，找到了杭州的一个外卖站点。站长招呼新人很热情，招聘的流程走得迅速，没有特殊要求，只要应聘者身体健康、会骑车即可。入职当天，李凯先花了600多元人民币，从站长手里置办好装备三件套——租一辆二手电瓶车、一个放外卖的保温箱、一套骑手工服。办理好健康证后，他拿到了骑手账号，正式开始骑手生涯。27岁的硕士生王丹，和李凯一样，也是大学毕业生。2021年，王丹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后，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初试折戟，为了赚取继续支持他考公的生活费，他选择先做兼职骑手。休息时，王丹总会在商业中心观察聚集在一起的外卖骑手。他发现，外卖骑手似乎有鲜明的两拨群体：一拨是年长的老骑手，休息时间总会在室外区域聚集抽烟、闲聊，更喜欢谈论工作结束后去桑拿、娱乐；另一拨是新骑手们，在商业中心的书店里偶尔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杭州某外卖站长告诉凤凰网，2022年7月是高校毕业生进入外卖行业的节点，在他运营的站点内，先后有20多名本科生、硕士生成为骑手。“他们的停留时间不超半年，听其他站点的同行说过，这些高学历骑手大多是做兼职的众包业务，用餐高峰时段抢单赚钱，其余时间会去商场看书。”该站长说道。另一个高学历骑手人数爆发的时间节点是在2023年春节后。湖南长沙雨花区一处外卖站点的站长章雨告诉凤凰网，彼时，劳务中介向他的站点介绍了超过100名本科生、硕士生。李凯时常感觉到一种“身份错配”，他学的是外贸专业，觉得自己坐在电脑前做脑力工作看上去更合理一些。除了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之外，没人知道他在送外卖。他说，一个大学毕业生送外卖，很丢人，“怎么混成这样”。他和已经找到工作的同学联系时，总是嘻嘻哈哈地谎称自己在老家，而那些知道他在杭州想要请他吃饭的同学，他总推脱说自己“太忙没空”。除了大学生外，失业者也涌入骑手站点。杨浩东，曾经是写字楼里没日没夜加班大军中的一员。他曾是教培行业的前端工程师，每天用Java语言工作，中午和晚上的饭都靠外卖。“我从没看清楚过外卖员的脸，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送外卖。”他说。2021年底，行业裁员潮来袭，杨浩东不幸成为离开的一员。三十多岁的年纪和大专学历，让他在找工作时不断被拒之门外。最终，他转身投向外卖行业，先做兼职骑手，一边做一边找工作。后来发现收入尚可，每月能达到9千左右，便全职投入了进去。33岁的王力，曾经在健身房做销售，高中毕业。2022年疫情开放后，健身房的客流急剧减少，靠卖课时提成赚钱的销售们收入锐减。迫于生计，王力也开始做美团外卖的兼职骑手。王力干了十多天后，细细盘算了一下：扣掉各种成本，兼职骑手一天收入不到两百元。为了再增加一些收入，王力还尝试做网约车司机。他租了一辆车和朋友划分时段抢单跑车，开车时他总是盯着屏幕等单，抢到一单分成至少十几元。但订单量不稳定，加上平台抽成，司机分到的钱越来越少，网约车也难开了。两份兼职给他带来日均500多元收入，这让他在面对每月4000元房租和4岁宝宝时，有了一点安全感。人数增加，让骑手的薪资不断下降。做骑手之前，老骑手许奕是一名水泥工。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发，工地停工后，他才开始送起外卖。2020年开始，平台上给骑手的外送费很高，加上补贴，最高能达到20元每单，一年下来，他能存下20万元。到了2021年，许奕每个月收入滑落至9000元左右。那一年，他在老家建了房子，欠下了一笔钱，原本盘算着在杭州干5年就能还清，可按当下的行情算，他起码要用8年时间才能“解脱”。情况从今年4月开始变得更糟糕，站点平均日单量不变，每天接到1500单左右，骑手人数涨到了100多人，许奕一个月收入降到5000～7000元。配送平台大多会设置相应的“评级”制度，等级高的骑手相应可获得高客单价的配送订单，而新人则需要不断地“升级”，从最基础的近距离、低单价的订单做起。在此基础上，老骑手们往往会选择高单价订单，价格较低的会自动流转给新骑手。像李凯这样业务不熟练的新骑手，接到的订单派送费大多不超过10元。刨去每月800元房租、一天10元的电动车电池租用费、30元饭钱，再扣除购置二手电动车、其它送餐装备的成本，以及超时罚款、交警罚款，入行一月他总共赚了7000多元。“取、送路程加起来总共7.5公里，配送费只有2.7元。平均到每公里的配送费是0.36元。”李凯算了算，这样的长距离订单骑手一小时只能接2单，时薪约5元，30秒内会被抢走，“不管什么单子，总有人会接。”此外，全职骑手的惩戒机制和平台补贴也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差评罚款从200元增加至最高500元。李凯接到过一个订单，客人让他顺路帮忙买一包烟和啤酒，他觉得时间来不及就没买，结果遇上了一个差评，被扣了300元。李凯还留意到，配送费和奖励金一直在下降，他3月份每天赚约300元，4月份跌至每天200元不到。他所在的配送区域，取消了恶劣天气补助金。新骑手多了，站长的要求也更高了，比如，骑手每月超时的次数不能超过10次，否则会被劝退。全职骑手饱和，逐渐超过订单所需要的配送供给，收入普降，平台开始重新分配订单。一名长沙兼职众包骑手告诉凤凰网，众包的订单减少了。平台更倾向于保证全职骑手的工作量，因此会把配送费更高的订单分给各地站点。留给众包的大多是距离远、单价低的订单。因此，兼职骑手们开始注册不同平台的账户。可是，各大平台都在收紧兼职准入标准。例如，主要承接2公里内配送订单的美团畅跑、2公里至5公里订单的美团乐跑、5公里以上订单的美团同城，以及饿了么兼职骑手平台，都在审核骑手的差评和超时记录，一些骑手面临劝退或者无法申请加入。不少兼职骑手被迫离开，或想办法去站点应聘，转成全职骑手。另一些承受不住收入大幅降低的全职骑手则选择离开。李凯看到，在微信和app的骑手社群里，不少人在转卖他们的电动车或者骑手装备。离开的人，有两种选择：一是换一个平台，继续从事外卖骑手；另一个选择是回老家。但无论如何，大多数人要赚到钱，还是得打零工。受到配送供需的变化影响，全职外卖骑手的“人员流动性”开始降低——即便知道送外卖不能成为长久职业，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下。“出去之后，也不好混。”站长章雨告诉凤凰网，以往，春节前后是骑手的离职高峰，平均10人里有3人会离开，但2023年同一时段，整个站点共100人，选择离职的全职骑手只有几人。节前，一些专做兼职的骑手遇到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也让其他全职骑手们更倾向于“按兵不动”，“这个时间点，所有人都希望更有保障。”往年春节后，各个站点会通过各个渠道招聘新骑手。这批骑手作为新生力量在春季外卖淡季熟悉街道、路线，在夏天的外卖旺季成为配送主力。章雨回忆，2022年的时候，从中介处招聘一个骑手，需要支付的费用差不多是700元左右，现在则降到了300-500元。“一年多前可不是这样的。”章雨说，去年疫情爆发导致外卖订单大增，各大平台开启了抢人大战，但订单回落后，外卖平台依旧因为抢占市场而继续增聘人手，变相使每个外卖员能接的订单和收入减少。不过，对平台而言，越来越多新骑手加入站点，是件好事：可以倒逼骑手们进行竞争。带来的结果是——配送速度明显加快，订单遗漏的情况减少。“骑手过剩，自然也就提高了门槛。”在外卖平台负责管理的工作人员向凤凰网表示。同时，该名工作人员还从某外卖平台的数据得出，从平台的数据来看，实际并未发现单量较往年有显著的变化，反而是趋于稳定的状态。简而言之，在平台看来，周期性的人员涌入并非是新鲜事，处理的方式也较为简单。“我们通常会借机推动配送质量的提高，淘汰一波骑手。”上述工作人员说。《2022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把外卖行业称为“就业蓄水池”，并且解读这是因为行业的两大特点：一来不需要入行的门槛；二来从业者时间自由，多劳多得资。如今看来，“蓄水池”似乎要满了。李凯每隔几天到站点开早会，就能发现周围的同事换了一批新面孔。他说，自己不断结识“年轻且焦虑的失败者”，他们曾经从事形形色色行业，比如曾在火锅店、售楼处、流水线、建筑工地工作的人们。“外卖行业的内卷，并不是行业的问题，而是反映出其他行业和整体失业率的增高。另一方面，本质上是市场没有给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认为，外卖行业“内卷”现象，实际上是现阶段我国就业问题的缩影。他认为，就大学生就业而言，高校的核心支持作用不容忽视，“生产者不能把人生产出来之后就不管了。”他建议，高校应当开设CDO（就业指导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Office），定期举办一些招聘会和就业辅导。他特别指出，研究生、博士生的职业寻找非常依赖于社交网络，因此高校必须要跟社会、企业建立互动机制。“一些国外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在毕业生毕业后会定期追踪学生状态，如果它们不做的话，薪资调查机构会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学生服务好，排名就会降低，就不会有人来报这个学校。目前中国的大学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聂日明说。此外，提升年轻人的就业率，也应该开放更大的就业市场。一些行业被严格管控可能带来蝴蝶效应，许多被迫失业的人在某个时间段进入“就业蓄水池”中，加速“蓄水池”里的内卷。2023年5月中，二阳过后的李凯决定不做骑手了。许奕也正准备离开，他说，许多干了三、五年的老骑手们和他一样，想回到家乡，开个小店为生。李凯骑手生涯的最后一晚，杭州高温，工作了11个小时的他，骑车缓行至租住的小区楼下。他把车停好后，坐在了不远处的长凳上。他感觉自己中暑了。穿过走廊，回到宿舍。他叫了藿香正气水的外卖。骑手来得比他想象的慢很多，大约半小时后，李凯的门被敲开。他顾不得和同行眼神交汇，径直接过了对方手里的袋子，说了声谢谢，然后关上房门。第二天，李凯给站长发了消息：“站长，能不能做个结算，我想离职了。”...

9月5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我省养老保险第三支柱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下称“《若干措施》”）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指出全力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实施，强化个人养老金政策及金融产品宣传，为全省全域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营造良好环境。《若干措施》要求建立个人养老金数据共享和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在省政务服务平台开设个人养老金专区，探索开发全品种产品交易平台，提高个人养老金的缴存率和投资率。建立数据共享和信息沟通机制，增强个人养老金扩面工作针对性。《若干措施》还提出，强化金融对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的支持力度，支持更多省内机构争取个人养老金运营资格，丰富第三支柱金融产品供给，进一步引入长期资金帮助稳定金融市场，更好地实现投融资良性循环。...

现实比故事更“魔幻”。地产泡沫迟迟不破，而且又众所周知的各种刺激楼市，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妖魔鬼怪。最近，有一个新词出现：职业背债人。我们必须重视他们的危害，谨防他们他们造成系统性风险。怎么回事呢？有个网友留言：某地卖房现在大批量找背债人，也就是吃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人，房主不要首付把房子卖给背债人，背债人在银行贷出按揭款给房主，房主不但要损失个首付，一般还要倒贴十万左右给背债人，这十万也包括具体操作这事中介的好处，现在的规矩是，还要帮着还一年房贷。背债人名下有了房就把装修贷、信用卡等都撸一遍，到手几十万。房贷一年后就会断供，有些几个月就断供。这个消息可信度有多高，操作性有多强呢？如果把这件事类比成撸网贷，就会发现这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具体到撸房贷和装修贷，先看一下当下的现实：一方面，房价下跌，二手房失去流动性，怎么卖都卖不出去。另一方面，经济压力大，失业人数增加，部分房奴面临“断供”压力。1、在这种情况下，房奴怎么办？一种结局是，房子断供，等着被法院拍卖，起拍价打7折，流拍之后再打七折。一来二去，自己卖不掉的房子，半价出售，不仅损失首付、利息、房价亏损，甚至连银行起诉自己的10来万律师费也得乖乖掏出来。个人登上信用黑名单，从此告别现代生活。另一种结局是，把房子甩给职业背债人，自己损失个首付、利息，以及一些好处费。但是总算把烫手的山芋扔掉了，自己也免于上征信黑名单，攒两年钱，生活重回正轨。对比之下，第二种结局似乎更好，因此房奴有动机甩锅给职业背债人。2、对于职业背债人来说呢？本来就活在社会底层，也没啥好的工作，一个月工资两三千，根本看不到希望。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更郁闷了。此时，突然有人跟他说，现在有个机会，能够给你搞到几十万块钱。但是，代价是你得当老赖，得上黑名单，从此不能从银行贷款，不能做高铁、飞机等。相信，很多人愿意做这件事。至少以前撸网贷的那批人，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也就是说，也有不少人愿意来当职业背债人。3、对于中介来说呢？挣钱嘛，不寒碜。各种贷款、撸口子的业务也都熟，帮你撸钱，自己赚个辛苦钱，何乐而不为呢？也就是说，中介也有动机干这件事。关键是，这样操作可行吗？1、职业背债人，能用银行搞到房贷，以及能用房子撸到装修贷和各种网贷吗？职业背债人有一个前提条件，征信得过关。只要征信过关了，什么银行流水、收入证明等等，都是可操作的。想一想他们是如何赶农民进城上楼的，各种大蒜抵首付、西瓜抵首付等等奇葩操作。那些农民有啥证明，有啥银行流水，首付也都是七大姑八大姨凑的。最后他们是怎么贷款的？不都是各种萝卜章嘛。当然搞萝卜章有法律风险，专门薅羊毛的，可能会提前布局。中介把职业背债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一扣，然后给他们做半年流水，做各种增信动作，最后符合银行标准。总之，在刺激房地产的大背景下，职业背债人从银行搞到房贷，并不难。名下有了房子后，职业背债人再去各平台撸装修贷、信用卡等等，也是成熟的链条，操作上也并不难。2、房奴这样搞，划算吗？现在，二手房价格严重失真，“官方价格”严重高于实际价格。比如，这套房子前两年的价格是21000元/平米，现在虽然没怎么跌，但是就是卖不出去。最近的成交价也是一两年前，跟21000元/平米相差无几，因此银行系统的评估价也相差无几。但是，房奴如果现在想卖出去，可能得把价格压低到10000元/平米。接下来算一笔账：100平米的房子，价格210万，按30%的首付计算，能够从银行搞到150万的房贷。但是房奴用150万的房贷款，还要偿还银行剩余贷款。再算一下其他成本，比如中介费和职业背债人的好处费共计10万，首付款50万，两年房贷利息10万。这样一搞，房奴一共差不多赔了70万。对比一下，如果被法院拍卖呢？房奴只能获得100万的法拍款。但是，这100万的法拍款，连银行剩余房贷都不够还。再算上，律师费和诉讼费10万，首付款50万，两年房贷利息10万。房奴一共差不多亏了120万。也就是说，找职业背债人接盘，房奴可以少亏50万。实际房价跌的越多，房奴少亏的钱也越多，找职业背债人抗雷也就越划算。当然，如果房奴买的房子价格低一些，房屋评价价格做高一些。这样一来二去，房奴不仅不会亏钱，最后手里可能还会落个一二十万，房奴更有意愿这样搞。如果觉得不划算，还可以跟职业背债人谈条件，比如不给好处费，甚至把他撸口子的几十万分给自己一部分等等。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是，房奴自己当职业背债人，自己抗雷的同时，还替别人抗雷，虱子多了不怕痒。他们把房子做二次抵押把各种装修贷和信用卡撸一圈等等，最后自爆。另外，也可能会有人铤而走险，把这个事情搞成产业链，自己从中抽成。当破罐子破摔后，会突然发现，玩法其实还挺多的。这对当下楼市政策，有什么启示呢？1、当价格下跌时，有毒资产会迅速传染。表面上看损失可控，实际上风险早就迅速蔓延了。2、放松信贷条件，降低房贷门槛，可能没把楼市刺激起来。反而让投机分子有机可乘，让有毒资产迅速扩散，风险迅速蔓延。3、放开二套房和三套房限制，尤其是金融领域里的限制，这会给职业背债人更多玩法，加剧金融风险。注意，在经济形势不乐观，且房价泡沫过大的情况下，这些政策的负面效应，飙升的会更快。风险，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当风险积累一定程度，守是守不住的，总会从不经意之处爆雷。...

文章摘要本文报道了一起侵犯公民征信信息的案例，涉及到技术手段升级和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的作案。文章还探讨了如何堵住征信信息外泄漏洞。• 技术手段升级导致个人征信信息频繁泄露，包括通过"撞库"等方式获取信息。• 金融机构内部人员成为泄露征信信息的"内鬼"，形成全链条犯罪团伙。• 需要加强监督管理体系和数据安全防护技术，完善第三方合作管理机制，以防止征信信息外泄。个人征信信息这类高度敏感信息，正因犯罪技术升级和金融机构“内鬼”而频频遭遇泄露。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北京高院”）通报了一起侵犯高度敏感信息——公民征信信息的案例。沈某利用任职便利，采取“撞库” 等方式获取某银行个人征信系统用户名和密码，通过其所属某大型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该银行之间进行专线互联的终端机，数次非法登录该银行个人征信系统，查询并下载保存他人征信报告共计100份。此前，沈某曾采取同样作案手段，查询并下载保存他人征信报告共计1000余份。据北京高院介绍，“撞库”是网络安全领域中的概念，一般指的是攻击者通过一些自动化工具针对数据库站点的相关接口批量提交大量随机的用户名/密码组合，记录下其中能成功登录的组合并盗取该账号，为接下来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做准备。北京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玲玲披露，此类犯罪成因包括行业“内鬼”屡屡犯案，且团队化作案模式愈加成熟。“一些‘内外勾结’型犯罪甚至可以组建起从获取、交易直至变现、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全链条犯罪团伙”。财经E法通过采访案件当事人，并梳理相关司法文书，试图还原多个依赖海量公民个人征信信息“喂养”的黑色产业链。一、“撞库”获取个人征信信息技术手段升级是导致侵犯个人信息案例频发的重要原因。孙玲玲指出，技术升级迭代显著提升了信息非法获取的速度和体量，随着“木马”程序、“静默”插件、“爬虫”软件等信息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任意、快速抓取信息数据进而滥用、泄露的情况已不鲜见，且有不少知名互联网公司多次成为被侵害对象。据统计，有近三分之一的案件涉案公民个人信息来源于技术窃取。“沈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的判决书显示，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交银国际信托”）前项目经理沈某于1987年出生，是上海人。拥有硕士研究生文化的他，分别于2018年2月5日、3月23日，采取“撞库”等方式获取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用户名和密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与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专线互联的终端机，非法登录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服务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查询并下载保存他人征信报告共计100份。此外，沈某于2013年至2014年间，采取同样作案手段，查询并下载保存他人征信报告共计1000余份。法院认为，沈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予以惩处。但鉴于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认罪悔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因此判决沈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元。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丹君告诉财经E法，从信息泄露数量来看，沈某非法获取的他人征信报告数量高达千余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7年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征信信息列为敏感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50条征信信息即可入罪，因此本案所涉的征信信息数量巨大，具有典型性。此前，沈某所在的交银国际信托也曾涉及个人信息被处罚。财经E法查阅发现，2019年4月22日，交银国际信托未经同意查询个人信息和企业的信贷信息，被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处罚款29万元。《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征信机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出现违法提供或者出售信息、因过失泄露信息等行为的，由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给信息主体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撞库”获取个人信息的犯罪方式并不鲜见。吴丹君表示，“撞库”是黑客非法侵入系统的常见技术手段。2022年3月，国际信贷巨头Transunion发表声明确认，其在南非的分公司服务器被名为N4WootySectu的巴西黑客组织非法访问。5400万人（约占南非总人口数90%以上）的个人信息，包括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ID号码、家庭地址和消费者信用评分全部泄露。沈某的犯罪行为尚属于个人犯罪，主观恶性低，且无扩散传播，无任何谋利。据《北京晚报》此前报道，沈某的计算机技术相当不错。在他查询的人中，有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有一些社会名人。沈某根据这些人的身份信息和大众设置用户名及密码的习惯，猜测他们的个人征信系统用户名及密码进行“撞库”，成功查询并下载保存了100份他人的征信报告。沈某解释称，他查询并下载这些征信报告完全是觉得“好玩”。沈某的辩护人是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杰，他告诉财经E法，沈某当时并不是以获利为目的，对获取的资料信息，下载后仅仅保留在自己的电脑内，也未进行传播。其心态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电脑技术水平，在对公开资料进行分析后，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撞库攻击的方式进入系统， 但进入系统后，并未对该系统进行攻击或者篡改破坏。林杰认为，其行为本身，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客观上揭示了该网络系统存在的缺陷漏洞，对后期的修补和加固起到了警示作用。判决书显示，辩护人认为，一方面，沈某确属违规查询，但并非以恶劣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主观恶性低。另一方面，沈某对所获得的个人征信报告无扩散传播，无任何谋利，社会危害较低。最终，法院对这些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同时考虑到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当庭认罪悔罪，因此从轻处罚。二、“全链条”犯罪团伙如何运作除了沈某这类个人犯罪，还有大量犯罪案例中，个人征信信息是通过金融机构“内鬼”流出的，并组建起从获取、交易直至变现、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全链条犯罪团伙。吴丹君介绍，从目前披露的征信信息泄露案件来看，内部人员泄露是近年来常见的方式之一。“内部人员对企业规章制度、信息储存处理方式更为熟悉，且部分人员拥有查询个人信息的权限，这些都为其作案提供了便利性” 吴丹君说。通过检索相关案件的法律文书，财经E法发现，多起征信泄露案涉及征信信息的违规查询、交易和变现。例如，北京银行也曾出现过征信信息被售卖的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就是其内部员工。 判决书显示，2017年8月至2017年12月，吴某某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张江支行临时工作期间，在明知诸某某、陈某某（另案处理）利用银行系统，违规为闫某（另案处理）查询公民个人征信信息，提供给闫某收取费用的情况下，仍帮助诸某某、陈某某违规为闫某查询公民个人征信信息，并将查询的相关征信信息通过邮箱发送给闫某。截至案发，公安机关查证吴某某共计向闫某提供公民个人征信信息830余条。最终，法院判决吴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多个案例中，还存在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利用征信查询授权书，非法查询公民征信信息，并形成直接出售个人信息或通过下游贷款服务牟利的犯罪链条。在2019年深圳市中院审理的“王某华、黄某宁、谢某伟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中，金融服务公司员工和银行内部职工就构成了违规查询客户征信报告，再提供贷款服务的非法链条。判决书显示，2017年9月份开始，某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为了寻找客户做贷款，公司股东、实控人黄某宁从他人处获取了大量客户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贷款种类、贷款金额、贷款期限、电话号码等），并将该信息交给同公司的谢某伟和林某忠处理。谢某伟、林某忠分批将信息交给公司业务员，让业务员按照信息内容拨打客户电话，推荐客户贷款。当客户有贷款需求后，业务员随即让客户填写征信查询授权书。黄某宁、林某忠等人通过事先已经建立的微信群将授权书、身份证等材料的照片发给一家银行的三名“内鬼”，三人查询公民征信报告后，将征信报告的照片发给黄某宁、林某忠等人。黄某宁、林某忠等人再根据收到的征信报告对需要贷款的客户提供中介贷款服务，并根据最终的贷款数额收取相应比例的点数。2017年11月20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民警在深圳市福田区将黄某宁、谢某伟、林某忠抓获归案，现场查获非法使用的公民个人信息共计3282条。在2019年辽宁省抚顺市中院审理的“邹某某、周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7名被告则构成了围绕某融资担保公司的征信信息泄露的非法交易上中下游。判决书显示，2017年起，中间人邹某某使用微信等软件利用上游非法渠道提供的账户名及密码，从黑龙江省银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非法获取个人征信信息5000余条并出售给罗某等人，非法获利2万余元。作为犯罪链条的下游，2015年起，李某使用微信等软件在前述罗某等人处非法获取个人征信信息1000余条并出售给王某等人，非法获利1万余元。最终，邹某某、李某、罗某、王某均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各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年六个月、三年二个月、一年八个月；各自被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1万元、1万元和3000元，并被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若干。其中，邹某某、李某、罗某三人被认定情节特别严重。征信信息泄露还催生了更复杂的多层级犯罪团伙和链条。2019年，江苏淮安警方依法打击了7家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公司，涉嫌非法缓存公民个人信息1亿多条。其中，A股上市公司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考拉征信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考拉征信”）涉嫌非法提供身份证返照查询9800多万次，获利3800万元。经查，考拉征信从上游公司获取接口后又违规将查询接口出卖，并非法缓存公民个人身份信息，供下游公司查询牟利，从而造成公民身份信息包括身份证照片的大量泄露。考拉征信只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链条上的一环。据警方披露，其中，北京黑格科技有限公司从考拉征信等四家公司购买了查询接口后，开发了“身份核验返照”业务端口，提供给湖南九象信息有限公司等下游公司。而湖南九象信息有限公司则开发了一个黑爬虫网站，通过爬虫软件，非法获取数十家小贷公司的公民贷款和逾期数据，然后公开提供收费查询，并提供来自北京黑格科技的“身份核验返照”业务，付费后，任何人只要在该网站输入公民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查询获取公民身份证相片。此后，基于湖南九象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广州诺涵科技公司不仅贩卖公民个人信息，主要还在进行小额贷款，并进行软暴力催收，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涉案人数众多的犯罪团伙。此外，广州诺涵科还开发有爬虫云等软件爬取公民个人信息，用于公司放贷和非法出售牟利。三、如何堵住外泄漏洞？面对“撞库”这样的技术手段，以及金融机构“内鬼”频出导致的个人征信信息泄露的局面，该如何应对？孙玲玲指出，监督管理体系仍需完善，防止信息流失滥用的制度功能还不足，超范围收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仍较为突出，特别是面对格式条款、“一揽子”使用协议，公民寻求救济的途径、方式不明确，很难高效、有力维权。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征信机构应当严格限定公司内部查询和获取信用信息的工作人员的权限和范围。征信机构应当留存工作人员查询、获取信用信息的操作记录，明确记载工作人员查询和获取信用信息的时间、方式、内容及用途。吴丹君告诉财经E法，金融机构可以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入手管控内部人员行为：从管理上，建立征信合规管理机制，加强必要的合规教育和培训。金融机构需对现有的制度办法展开梳理、修改或补充工作，密切关注本行业出台的信息保护规则，及时进行整改，将外部监管规则落实到具体的规章制度中，弥补制度上的不足，并将制度向当地监管部门备案，通过双重监督模式，强化对员工的管理。同时，应建立自查自纠的工作机制，定期对员工征信操作行为开展内部合规和审计工作，强化直接责任人、管理人员、监督人员的责任，以提高监管效能。从技术上，金融机构需加强数据安全防护技术的升级，利用最新的防火墙，针对不同的攻击模式，构建相应的入侵检测模型，提高安全防御模式。同时，对内部人员对数据的异常调取进行监控。从制度上，对内部人员操作权限加强管理，对业务的审批不能流于形式，防范内部人员滥用职权。上海华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月琴表示，除内部人员的疏忽、恶意行为或技术缺陷可能导致数据泄露，金融机构征信系统还面临如下问题：（1）征信人员缺乏风险防范和合规管理意识。部分征信人员对“最小授权”、“专人专用”和“人户统一”等原则未落实到位，存在未及时停用长期未使用账户、测试用户，一户多用等情况。（2）征信信息安全技术保障措施的缺失。黑客攻击、恶意软件等网络攻击可能导致敏感数据的泄露；与供应商或第三方进行数据共享也可能存在数据安全漏洞；不完善的身份验证措施可能导致虚假账户开立等欺诈行为。（3）一些金融机构的征信系统操作日志目前只能记录查询账号，无法定位违规查询所使用的设备和IP地址等其他信息。征信查询前置系统，作为保障征信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通过防控检查并在事后接受内部监测和管理来保障信息安全，但许多金融机构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常常“重业务、轻合规”，不愿在征信查询前置系统进行投入。吴丹君表示，与第三方合作过程中数据传输的泄露，以及合作方的有意或疏忽导致的泄露，也是金融征信系统面临的一大风险。金融机构应注意完善第三方合作管理机制，包括事前对第三方机构的合规能力尽调、数据保护协议的签署、合作过程的履约监控以及项目结束后的数据删除等。今年6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向各银保监局、银行保险机构等下发《关于加强第三方合作中网络和数据安全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对照通报问题，深入排查供应链风险隐患，切实加强整改。《通知》称，近期，部分银行保险机构的外包服务商发生多起安全风险事件，对银行保险机构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业务连续性造成一定影响，暴露出银行保险机构在外包服务管理上存在突出风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