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视率是电视台的生命线，对电视台来说，每日的运维成本以及购片费用已经不堪重负。广告商成了主要经济来源，而广告商是否愿意投放广告，则取决于收视率如何。

近日，导演郭靖宇在微博发布一篇长文，揭秘新剧《娘道》曾遭遇的收视率造假黑幕。他提到，去年已经做完后期的《娘道》迟迟未播，他先是找到购片的电视台台长，发现“没拜对山门”后，又去拜访电视台总监，于是被告知必须要花钱买收视率，不买绝不会播出，并且要找指定的人买。

卖家告诉郭靖宇，购买收视率的价格是90万一集，不保证排名。80集的戏，意味要花7200万买收视率，而《娘道》卖给电视台才130万一集。

一文激起千层浪。演员赵立新、导演陆川、光线传媒有限公司总裁王长田等纷纷发微博表示支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也发文表态称，已采取相关措施，将和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查，一经查实违法违规问题，必将严肃处理。

实际上，收视率造假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连续好几年都有演艺圈人士在两会上谈及这一痼疾，国家有关部门和相关协会也屡屡发文表态，但这一问题却愈演愈烈，以前买一集收视率几十万，现在甚至得100万。究竟收视率造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又该如何斩除收视率造假的幕后黑手？

收视率如何造假

收视率，指某一时段内收看某电视频道（或某电视节目）的人数（或家户数）占电视观众总人数（或家户数）的百分比。打个比方，假定市场共有100名观众，如果其中10人观看了某节目，则该节目的收视率就是10%。

收视率是反映节目是否受欢迎最直观最重要的指标，它服务的不是观众，而是各类想要在电视台投放广告的广告商，收视率高，看广告的人自然多，投放广告的费用相应地也比较高。因此，收视率一直被视为电视台的经济命脉。收视率对电视台和广告商的价值巨大，便有人打起了收视率的注意，通过造假来谋取利益。那么，收视率造假的手段有哪些？

作为国内收视数据的主要提供方，央视索福瑞的收视率统计的方式并不复杂。根据其官网介绍，索福瑞共有5.79万余户样本家庭，25个省级收视调查网的样本用户为17250个，117个城市收视调查网的样本户是21000个；索福瑞通过安装测量仪、留置日记卡等方式追踪调查这些样本户的收视行为，来推断全国范围内的电视收视率。但这5.79万户样本是分散在全国各个地区各个城市，有的城市的样本户可能只有几十户。比如一座城市的样本户有100户，只要“污染”了10户样本户，那么就能够影响该城市10%的收视数据——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

因此，收视率造假的惯常手段，就是收买和行贿样本户。部分广告代理公司、电视台工作人员获得样本户信息后，以小额回报贿赂样本户锁定某频道，以提高其收视率。一位样本户曾透露，自从安装收视测试仪后，家里的电话就忙个不停，不时有人登门拜访，逢年过节还寄礼品甚至送钱，为的就是让他们锁定某频道。索福瑞也曾召开“维护收视数据安全”情况说明会，会上曝光了动用侦探公司跟踪样本户的过程，堪比谍战大片。

造假的第二种手段，即窃听和截留数据。利用黑客手段，干扰数据回传线路，窃取测量仪传回的信息，并对数据公司机房服务器进行干扰，以此来控制收视率，更能将一家的收视率转移到另一家头上。

造假的第三种方法更为猖獗，即通过收视调查公司内部人员直接篡改收视数据。此前导演郭靖宇就曾就他的另一部作品《大秧歌》异常的收视数据向收视率调查公司喊话，“是哪只黑手操纵了收视率”，彼时《大秧歌》在三亚的收视率从1.09下降到0.01，在同一个城市比前一天下降了109倍，郭靖宇称自己实在想不通，让收视公司给个合理的解释。

造假背后的利益链

虽然收视率造假在业内已经是公开的“潜规则”，却极少有相关机构或电视台站出来说破天机，原因就在于收视率造假的利益链上绑定了太多的受益者。收视率造假是如何成为行业毒瘤，并绑架制作方、电视台和广告商的？

收视率是电视台的生命线，对电视台来说，每日的运维成本以及购片费用已经不堪重负。广告商成了主要经济来源，而广告商是否愿意投放广告，则取决于收视率如何。

广告商和电视台的对赌协议由此产生——你得保证达到多少收视率，我才支付多少广告费。前湖南卫视“掌门人”欧阳常林指出，近两年来由于收视对赌协议的存在，造成收视率逐渐泛滥的现象，他表示：“现在很多电视台存在收视率造假现象，比如一个制作公司，要卖一个节目给电视台，找了很多广告商，要和电视台签对口协议，协议包括收视率要达到的指标，这中间就有专门搞收视率的公司来做这个事情，收视率造假也严重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

在电视台与广告商这组关系中，广告商是甲方，他们通过对赌协议给电视台施加压力；电视台肯定不会当冤大头，他们便将压力转嫁给电视剧的制作方。在电视台-制作方这组关系中，电视台是甲方。于是很多电视台也和制作方签订对赌协议，制作方须向电视台担保，节目播出时可以达到一定的收视率，否则电视台会按照一定比例扣除购片款，或者拒付尾款。制作方就成了最后承接压力者，这时就出现了郭靖宇导演遭遇的困境：电视台总监竟然要求制作方花钱买收视率，不买就拖延播出。

一个收视率造假的怪圈由此形成：广告商向电视台要收视率——电视台向制作方要收视率——制作方花钱购买虚假收视。在这个相互捆绑的链条中，电视台和制作方既是受害者也是受益者，制作方可以将购买收视成本转嫁给电视台，电视台可以转嫁给广告商。而广告商则成了最大的“冤大头”，高价买入的广告时段，可能并没有什么人看。

收视造假公司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可以说是一本万利、坐享其成。就像《娘道》辛辛苦苦拍摄出来，每集卖给卫视130万元，但购买收视成本却高达90万元。有媒体曾估算，从事收视率造假的“黑手”每年从电视剧产业市场中瓜分“利润”高达40多亿元，已成为影视行业中除制作方、电视台、广告商之外的“第四种势力”。

呼唤更干净的收视数据

收视率造假的危害不言自明，诚如编剧汪海林所言，如果收视率可以造假，那么对从业人员来说做好剧不再有意义，“辛苦做剧不如去买收视率”。《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称：“不尽快拔藤除瘤，就会继续造成逆淘汰，这是对观众不负责，而文艺繁荣也必是虚妄之谈。”

收视率并没有错，错的是收视率造假。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收视数据真正地公开、公正、透明、干净？

应该看到，收视率造假之所以猖獗，有两个因素至为关键：一是利润丰厚，一个是违法成本低。黄金档一集电视剧的收视造假轻松可以获利数十万，但法律对于收视率造假的惩戒机制和措施却几乎是一片空白。与此同时，诉讼或问责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太高且成功案例较少，往往令人望而却步。其结果是，即便有人爆料某些电视台收视率造假，网友也仅止于道德谴责，造假者不会受到法律惩处，安然无恙。这自然引得造假者前仆后继、有恃无恐。

因此，当务之急是重典治乱，提升收视率造假的违法成本。收视率造假背后的利益纠葛极深，已经形成黑恶化，在现实利益驱使下，任何阻挡其利益的，都遭到排挤。司法机构应适时介入调查，对影视业发起“扫黑除恶”行动，依法打掉非法操纵收视率数据的黑产业、黑团伙，改变遭到人为扭曲的收视率机制。

与此同时，应切实加强行业自律。2017年初，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发布《关于坚决抵制收视率作假的自律承诺书》。承诺书上提到，凡协会会员单位参与收视率作假，一经查实立即列入企业信用黑名单，通报全行业。情节严重者则依据协会章程给予开除会籍处分，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取消其电视剧制作和发行资质。许多电视台、制作机构都买过收视率，但一年多过去了，也没见哪个会员单位被指收视造假。由此可见，要切除收视率毒瘤，行业的壮士断腕、自我革命必不可少。

除此，央视索福瑞的一家独大也备受诟病。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尼尔森曾在国内推出了收视率服务，之后法国索福瑞集团与央视调查咨询中心成立了合资公司索福瑞，但自2008年尼尔森退出中国收视率市场后，索福瑞就成了行业内唯一获得认可的可提供收视率的服务机构。如此庞大的电视剧市场，数据都由索福瑞说了算，竞争不足也可能导致造假的发生。

据此，一方面要加强收视率调查市场的竞争，有竞争就会有规矩，因为一旦你数据污染，你就会被市场抛弃。另一方面，应改进传统收视统计方式，减少数据被污染的可能性，比如研究部署停止使用以少量样本调查为基础的收视率，转而使用由机顶盒回传信息的全用户大数据，在此基础上提升数据的准确性。

总而言之，收视率造假已经威胁到整个电视剧行业的正常发展，持续有效的打假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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