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风暴蔓延至评级机构！大公评级一天内受到两次暴击。

　　先后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传来大消息，大公评级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限期整改，并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

　　随后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证监局依据《暂行办法》拟责令大公国际限期整改，期限一年，整改期间不得承接新的证券评级业务，更换不符合条件的高级管理人员。

　　也就是说，大公在未来一年内不能再进行债券评级的工作。

　　大公评级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

　　经交易商协会2018年第8次自律处分会议初审、2018年第9次自律处分会议复审，决定给予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评级”）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限期整改，并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

　　经查，2017年11月-2018年3月，大公评级在为相关发行人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同时，直接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

　　同时，在交易商协会业务调查和自律调查工作开展过程中，大公评级向协会提供的相关材料存在虚假表述和不实信息。

　　经两次自律处分会议审议，大公评级上述行为明显违反《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业务自律指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自律处分规则》相关自律规定，违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影响负面，决定给予大公评级上述自律处分。

　　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的重要中介机构，应当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发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的应有作用。

　　信用评级机构直接为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严重背离独立原则，为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所禁止。

　　大公评级的违规行为，违反行业规范、业务规则和合规运行基本要求，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证监会：暂停大公国际证券评级业务一年

　　证监会今日称，大公国际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大公国际与关联公司公章混用，内部控制机制运行不良，内部管理混乱；

　　二是在为多家发行人开展评级服务的同时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有违独立原则；

　　三是部分高管人员及评审委员会委员资质不符合要求；四是个别评级项目底稿资料缺失，模型计算存在数据遗漏等。

　　上述问题违反了《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2007年证监会令第50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北京证监局依据《暂行办法》拟责令大公国际限期整改，期限一年，整改期间不得承接新的证券评级业务，更换不符合条件的高级管理人员。目前，北京证监局已完成行政监管措施告知程序，相关后续工作正依法推进。

　　发行人付费模式或难完全改变

　　在多位基金公司固定收益部人士看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等债券市场主要外部评级机构多年来评级虚高的现象，与债券评级发行人付费模式有很大关系。

　　“目前国内债券评级主要是债券发行人付费模式，这与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多只次级债券都是高等级债券类似，无论国内国外都存在发行人付费体系下，外部评级虚高的情况。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这一现象有所改观，但也没有完全改为投资人付费模式。”华南一家基金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监认为，将发行人付费模式改为投资人付费模式存在一定的现实困难。“由投资人付费模式或存在第一家机构付费，之后机构搭便车的可能，因此投资人付费模式难以完全推广”

　　上述华南固定投资总监建议，约束债券评级机构利益输送、评级虚高等现象最好通过加强行政监管等手段解决。

　　近年来在整个宏观经济去杠杆大环境之下，债券违约现象时有发生，自建内部债券信用评级团队是多家基金公司加强固定收益投资上的举措。

　　“基金公司基本都依赖内部债券信用评级，但外部信用评级机构也有它存在的价值，根据监管要求，企业发债的时候，一定需要外部评级机构给予评级才能发行，尽管对债券评级的发行门槛没有特别规定，但评级太低的债券也不好意思发行。”北京一位债券基金经理称。

　　“我们基本都是看内部评级，外部评级也会作为参考，但各家基金公司内部评级比较个性化，没有统一标准，银行在给多家基金公司进行委外投资的时候，还是会划定统一的标准，例如各家基金公司在管理这笔委外资金时都只能投外部评级在3A级的债券。”上述华南基金公司固定收益投资总监指出，从这个角度上看，外部评级机构也有它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对于单只债券，基金公司内部评级和外部评级得到的评价结果确实会存在很大的区别。在多位受访债券基金经理看来，地产类债券就是目前比较典型的例子。“很多地产类债券的外部评级都是3A，但基金公司考虑到很多地产企业负债率、杠杆率极高，基本内部都列入禁止投资的范围，除了少数的万科、金融街等大型地产企业，很多民营类地产公司都不能入库。”上海一位债券基金经理称。

　　“沪华信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上述华南基金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监称，沪华信违约之后，，评级机构才将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由“AA”调整为“B”，15华信债债项评级由“AA”调整为“B”。事实上，在基金公司内部，考虑到它的经营情况，这家企业发行的债券早就不能入库。

　　“目前大中型基金公司内部债券信用评级团队基本完备，其余小型基金公司也要看整个固定收益管理规模扩张的情况，随着管理基金规模的扩大，逐渐扩张信用评级研究员的队伍。”上述华南基金公司固定收益投资总结称。

　　光大证券固收研究团队首席分析师张旭称，评级公司在授予评级时，通常会授予AAA、AA+、AA这三个级别，当主体接近违约边缘时，又会进行大量跨级下调。

　　我们将这个现象称之为信用评级的峭壁效应。峭壁效应的产生，是因为AA级以下主体的发行难度相较于AA级有非常显著的提升，同时发行量明显降低、一级市场收益率和二级市场收益率也都有明显的上升。发行量以及利率的突变是发行人以及持有人都非常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因此，评级公司在将评级下调到AA级以下时会遇到明显更大的阻力，而且这个阻力来自于发行人以及持有人双方。从更深层次思考，我们可以将其归因为现行的债券发行、交易、投资制度安排。在这些制度中，我们人为地设置了门槛，而且部分门槛过多地依赖于外部评级结果，而非企业自身的实际信用资质。

　　左手评级，右手咨询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业内人士表示，如今市场上存在个别评级机构向其评级客户提供所谓“咨询服务”的现象，其收取的服务费远高于评级费用，扰乱市场秩序。

　　“左手评级，右手咨询，在这样的利益关联下，很难相信评级机构得出的级别、出具的报告还能够保证其独立、客观和公正。”其中一位评级业人士说。

　　北京某券商资管部人士表示，评级报告本应充分揭示受评对象风险、客观表达评级机构中介意见，但在实践中却成为了“美化”甚至“宣传”评级对象的平台。“特别是对于发生级别变动的项目，从评级报告中看不出调整的理由和依据，部分报告仅更新年度数据、与上年内容大同小异。”

　　目前，评级市场的行政规章、自律规则均对评级机构提供附属业务有明确的禁止性要求，比如交易商协会《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业务自律指引》第十五条规定“信用评级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不正当交易、商业贿赂以及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等影响信用评级质量的违法违规行为”。

　　大公评级8月7日在官网挂出的文章《感受服务市场的热度》称：

　　大公的每一次市场开拓和服务都是一场对专业能力与职业道德的洗礼，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多年来，大公始终恪守独立、公正、客观的评级服务，坚决抵制买卖级别的不正当竞争，从未因此自打折扣、降低标准，始终支撑着大公的是不为人知的隐忍和担当。

　　以上这些话，是不是跟今天被处罚有一种打脸的感觉？

　　债券评级普遍虚高

　　评级机构迎强监管

　　本月初，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存续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开发行主体共计1744家：

　　AA级、AA+级、AAA级占比分别为37.67%、32.57%、26.61%；AA+及以上发行人占比59.17%，同比上升3.85个百分点。

　　其中，二季度评级机构级别上调和下调分别发生80次和32次。

　　其中，级别上调集中在由AA级调升至AA+级，占上调次数的61%；级别下调的原级别分布于CC级至AA+级，原级别AA级的发行人家数占比55.00%。

　　具体来看，二季度新增五家违约发行人，且评级机构在发行人违约后大跨度下调级别。交易商协会通报认为，评级机构对信用风险的揭示及预警方面的能力不足。

　　例如，大连机床、丹东港、凯迪生态等主体的多只AA级债券发生违约，违约后，评级机构采取断崖式下调评级的方式，一次性调降16个子级到C。

　　业内人士认为，二季度我国债券市场存在部分行业“扎堆”违约现象，很大一部分评级上调都存在水分。

　　“二季度以来，AA级及以下的债很难发出来，发行人有动力让评级机构上调级别，评级上调集中在AA升到AA+也不足为怪了。”一位券商债券承销人士说。

　　WIND数据显示，2016年至今，评级公司对民营企业累计开展了276次评级上调行动。其中，联合（包括联合信用及联合资信）最多，上调数量为79次；大公国际次之，共62次；中诚信（包括中诚信国际及中诚信证评）与上海新世纪分别为55次和54次。

　　其他评级机构同行开启“挖人”模式

　　在大公被罚的当日，多家评级机构开始随时关注可能从大公内部流失出来的人才。在互联网上，已经有评级机构开始甩出对外招聘的帖子。

　　在某机构布的招聘需求中，信用评级分析岗、信用评级市场营销岗都有用人需求。

　　大打民族牌的评级机构

　　大公评级于1994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是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创建者，拥有银行间和证券业两大债券市场，四个国家政府部门认定的中国全部债务工具类信用评级资质。

　　民族品牌是大公评级董事长关建中经常提起的一句话，在登上《中国金融家》封面人物的时候，他这么说：

　　民族品牌，即大公作为本土评级机构首先要研究中国信用风险的形成规律，运用揭示风险的服务能力维护本国经济社会安全发展，保障中国海外债权资产安全。国际化，即作为中国的评级机构有责任把大公在评级领域的智慧贡献给世界，为全球信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履行应尽的责任。

　　创建中国民族品牌的国际化信用评级机构，是一个评级企业对自身、对行业、对社会所应具有的责任感。

　　在公开场合上，关建中不止一次强调要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他说：

　　大公从对西方评级思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从对信用经济社会和评级发展规律的探索中，确立了对信用世界的认识方法和自身的历史方位，选择了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道路，那就是把中国人在信用评级领域创造的成果贡献给世界。

　　关建中也一直强调自身的“民族品牌”属性，认为现存国际评级体系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强调大公国际致力于国际评级体系的重构。关建中还曾在2009年3月11日的《人民政协报》署名文章：《中国的崛起需要强大的民族信用评级机构》。

　　2010年7月11日，大公评级在北京发布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中国本币评级以AA+高于美国的AA级。

　　今年1月16日更是发布评级报告，将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3B+评级展望负面。

　　大公的老对手，中诚信国际评级董事长毛振华在2012年的时候说“评级机构是百分之百的商业活动，不应赋予民族和国家主权功能。”，人民普遍解读为“暗批”大公评级。

　　毛振华称，评级机构从事的工作是风险揭示，应与主权、民族利益无关，如果一个评级机构成为了民族、国家的工具，它就丧失了在市场里对投资者负责的科学性和中立性。

　　“（形势）不好的时候不说自己，只说别人，这个公司有威信吗？它搞了几年成长不起来，这是我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