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认知中，矿工、建筑工人、焊工等人群是尘肺病的高发群体，患者年龄多在四五十岁左右。但近几年，在台面切割、义齿制造、水电安装等行业，年轻的尘肺病患者开始增多，其中不乏90后。相比于以往，疾病的潜伏期也缩短了许多。

患病

胡合伟27岁，身高一米七，体重不到100斤，皮肤松弛皱巴地搭在骨架上，风一吹就能倒的样子。2021年，他被诊断为尘肺病。患病的他，身体里像住了一个妖怪，不定时地让他干咳，咳得喘不上来气，“就像被人摁在水中”，还头晕、流泪。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咳嗽声塞满了他说话的间歇，有时一两分钟都说不上话来。医生建议他换肺，如果不换“最多活到30岁出头”，但巨额的治疗费让他完全不敢去想这个事。

胡合伟出生在四川广安的一个村子。家里穷，他14岁就外出打工，去过成都、深圳、福州，在汽车透镜厂打磨过玻璃，也拿着刀片给手机壳修过边。他告诉本刊，没有成年时，他只能上夜班，一天工作11小时，一个月约2000块钱。工厂包住不包吃，工资很难养活他，“没撑到发工资日，钱包就见底了”。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学一门手艺，2011年他投奔了在福州台面切割工厂打工的亲戚。他记得，他只带了两个苹果就上了火车，坐了一夜车，下车后搭上亲戚的摩托车，才到了位于县城的工厂。

现在回想来，从那时开始，尘肺病就开始潜伏了。工厂是个家庭作坊，只有两三百平米大，是由铁皮搭起来的，连个窗户都没有。后来，胡合伟才知道，这是怕粉尘太大，被周边投诉。工厂共有六个工人，他们的工作是将石英石切割、打磨成厨房台面。胡合伟告诉本刊，规模大的台面切割厂会买水下切割机、吸尘器，这能阻隔不少粉尘，他所在的工厂为了省钱，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干切干磨方式。每次一开工，整个车间都笼罩在一片“灰雾”中，“比大货车开过路面扬起的灰尘还大”。一天下来，切割机底下的粉尘有10公分厚。胡合伟的头发、眼角到鞋子，全都是白的，鼻孔里也是白灰。坐公交车回家，胡合伟总能感觉到别人异样的眼光。

台面切割厂工人在工作(受访者供图)

为了防粉尘，工厂里有些工人会戴上口罩工作。胡合伟当时年轻，不懂也不在意，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工作带给他的稳定生活中。他的工资每月最少四五千，活多的时候能到一万。凭着工作赚来的钱，他结了婚，有了孩子，2019年左右还买了一辆车。车贷2000块钱，三年还完，另外还借了两三万。他不敢停下，除了妻子、孩子，以前他还要赡养父亲，他小的时候母亲就因为意外去世了，他14岁那年，父亲查出肺结核和肝硬化，不能再劳动，每月都要吃药。17岁那年，父亲去世，为料理后事他欠下几万元债务。胡合伟计划，等还完钱，再把老家的房子翻新一下。

胡合伟第一次听说尘肺病是在2020年。当时一个工友说，2016年他们一起干活的一个年轻人得了尘肺病。胡合伟记得那个人，也是1997年出生，跟他同龄，只在他们这干了几个月。胡合伟觉得有些害怕，但他又觉得对方可能是运气不好。这之后上班，他都是戴上口罩再工作。但2021年，胡合伟常常感觉气不够用，爬两三层楼梯，或者搬一块石英石台面，他就会大喘气。随着症状的严重，他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尘肺病三期。胡合伟说，这之后，他认识的很多工友都去做了检查，大部分被查出患有尘肺病，但为症状较轻的一期和二期，一些人还隐瞒着病情继续从事涉尘工作，“一个人养一家人，没办法”。

患者年轻化

目前，尘肺病依旧是我国最常见和最严重的职业病。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103.8万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92.6万例，约占报告职业病病例总数的90%。“大爱清尘”是一家从事尘肺病农民救助的公益组织，钟欣美是“大爱清尘”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2023年他们曾专门对90后尘肺病患者进行调研，还撰写了调研报告。钟欣美告诉本刊，一直以来，尘肺病患者多出现在矿山、冶金、建材等传统粉尘行业，有的疾病潜伏期长达二十年，发现时患者已经四五十岁，年轻患者少见。但2020年以后，他们发现每年都有十几个90后患者向他们申请救助，不少都是1996、1997年出生的。

《乘风破浪》剧照

钟欣美等人沿着申请的信息对这些患者进行了调研后发现，多数患者来自于台面切割、义齿制造、水电安装等粉尘严重的新兴行业，且病情进展快。钟欣美告诉本刊，以石英石台面切割行业为例，石英石的二氧化硅含量约99% ，工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每天连续作业8小时以上，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2- 3 年可能就会患上尘肺病。

1993年出生的段江鹏就是他们的调研对象之一。段江鹏在广东一家义齿制造厂工作，2023年被诊断为尘肺病。在义齿制作过程中，石膏模型和假牙的打磨、抛光由工人手工完成，会产生大量粉尘，段江鹏便负责这两个环节。段江鹏告诉本刊，工厂分为多个封闭的房间，每个房间有十几个工人，打磨、抛光均为干磨，机器转速2000转，打到干石膏上，尘土飞扬。因为模具不大，打磨时，他凑的很近，嘴巴都要贴到义齿上，近距离吸收着大量粉尘。

段江鹏说工厂配备有吸尘器，每个工人面前都有一根直径不到2cm的吸尘管，为了及时将粉尘吸走。但吸尘管工作时声音很大，有的人不用，有的则管子堵塞后也不去修复。段江鹏每次都会用，但他感觉吸尘器吸力不够，灰尘还是会扬到脸上。他会戴着口罩工作，可醒出的鼻涕还是发黑的。2023年6月，段江鹏开始咳嗽，并伴随着胸口疼，“像针扎一样”，睡觉也喘不过气，必须头向下、屁股撅着，趴着睡。

《做工的人》剧照

段江鹏出生在甘肃天水下面的一个农村，父亲一个人拉扯他和大一岁的哥哥长大。初中毕业后他便辍学，2011年，18岁的他听说村里有人在兰州开了一家义齿厂，他去当了学徒。段江鹏说，那时村里人去义齿厂的很少，很多人还是去建筑工地打工。在村民看来，义齿厂在厂房内工作，不像工地要晒大太阳，学成后算一门手艺。当了几年学徒后，段江鹏到了广东，他记得，刚到工厂时，一天只做20来副义齿，后来慢慢涨到60副，经常加班到晚上12点。段江鹏所在的义齿制造厂有100余个工人，基本是跟他一样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流动性很大，有的干一两年就走了，互相之间很少再联系。他想，这些人里，是不是也有人跟他一样得病了。

赔偿困境

生病后，胡合伟向工厂老板申请赔偿。老板告诉他，这不是什么大病，“做这一行挺多人得的”，并允诺给他2个月工资，让他辞职去做点小生意。他差点同意了条件，直到后来在短视频平台看到尘肺病的介绍，他才意识到严重性。但老板继续扯皮，说“你的尘肺病又不是在我这里得的”。

难以寻求赔偿，是尘肺病患者一直以来面临的困境。钟欣美向本刊提供了一组数据，他们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2）》涉及735人，其中超过80%的尘肺病人没有申请过赔偿，提出申请的只有 8.8%获得了赔偿，获得赔偿的金额多数（65.08%）在 5 万元以下，以 1 万元以下为主（42.86%）。尘肺病农民工从申请赔偿到获得赔偿平均需要 23.5 个月，花费时间最长的达到 84个月之久。他们为争取赔偿平均花费 7295 元，花费最多的达到七万元。

钟欣美告诉本刊，在以往的煤炭行业尘肺病患者中，很多患者追偿困难，是因为患者发病和涉尘从业经历之间有多年的时差。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用人单位已经解体或破产，难以申请工伤认定，追诉无门。90后尘肺病患者面临的问题是，用人单位虽然存续，但因为行业流动性大，患者在确诊前可能工作过多个工厂，或者没有跟单位签过劳动合同，很难证明与企业方存在的劳动关系，更不要说后面的申请工伤认定了。钟欣美曾接触过广东一名水电装修工，被诊断为尘肺病后，公司不再给他派单，他与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合同，支付工钱也没有走公司账户，一直困在取证环节。钟欣美提到，2022年，在参与调查的735名尘肺病受访者（样本平均年龄55岁左右）中，有 86.0%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2023年参与调查的49名90后尘肺病患者中，95%以上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

《发财日记》剧照

段江鹏是少数的幸运者。他长期在一家工厂工作，得病时尚未辞职，公司有为其缴纳社保，这些都有助于其确定劳动关系。在与工厂扯皮三个月后，他将工厂投诉到卫健委，1个月后，工厂配合其递交材料，完成了工伤认定。他如今的医药费由工伤保险承担，只需等他出院，即可去做劳动能力鉴定。

更多的患者因为疾病陷入了贫困。生病后，胡合伟搬回了四川老家，依靠妻子做服务员的2000块钱工资维持生活，而他一个月药费就需要3000块钱。今年病情恶化，他开始服用一种对症药物，“这个药没有纳入医保，很贵，一瓶52粒，700多块钱。”他凑钱买了10瓶，医生建议他一次吃4粒，一天三次，有病情严重者需要吃6粒，但他一次只吃三粒，“这样也能省点钱”。如今家里因为他的疾病，借款都已有五万。胡合伟总觉得，自己对于家人是一个拖累。

钟欣美说，“90后患者开始工作才几年就患病，失去劳动能力，他们中不少人已经组建家庭，结婚、买房的过程中可能本身就有大量负债，这时候经济是极为脆弱的，无法承受疾病的冲击，停下来就心理压力很大。”

很多病情较轻的尘肺病患者会选择继续工作，但留给他们的工作选择并不多。钟欣美告诉本刊，大的工厂需要体检，不少患者只能隐瞒身份去小厂，小心翼翼怕被发现。即使他们得到了工作，尘肺依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工作随时都可能暂停。钟欣美曾遇到一个90后患者，得病后做市内运输车司机，但有一次突发气胸，直接被拉去抢救。如今，胡合伟整日只能呆在家里，他断绝了一切社交。以前他放假就陪着妻子孩子去散步，他们常带孩子玩旋转秋千、过山车。他已经很久没带孩子出去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