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公募基金投研核心能力建设，完善投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摒弃明星基金经理现象，强化‘平台型、团队制、一体化、多策略’投研体系建设。”在证监会于3月15日发布的“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中，进一步明确了公募机构未来发展方向。

伴随着多位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去明星基金经理化”、以平台模式发展已成为多家公募的共同选择。

甚至多家头部私募机构，也在投研体系中采取“平台型、团队制”发展模式。看上去，明星基金经理们“一呼百应”的饭圈时代正在逐渐成为历史。

公募机构去明星化

近几年，公募机构们正在进入“去明星化”时代。

诺安基金在去年9月29日披露，基金经理蔡嵩松因个人原因离任诺安成长、诺安积极回报以及诺安和鑫三只基金，这意味着蔡嵩松卸任了所有在管产品。

数据显示，即使近些年在管规模有所缩水，但蔡嵩松还是近乎撑起了诺安基金权益市场的“半壁江山”。根据天天基金数据，2023年6月末，诺安基金管理资产规模为1814.27亿元，蔡嵩松的管理规模占比约为15%。若剔除诺安货币型基金，诺安非货币基金总规模约636亿元，蔡嵩松的规模占比约为44%。这还是在诺安基金近3个月给蔡嵩松“减负”后的占比，可见，诺安基金对蔡嵩松的依赖度是比较高的。

而今年2月8日鹏华基金发布公告称，公司副总经理王宗合因个人身体原因已于2月6日离任，且无转任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作为昔日明星基金经理，王宗合的离任似乎早有预兆。去年上半年，他便一口气卸任了10只公募基金。

王宗合在2020年市场大热阶段实现了业绩、规模齐飞，成为鹏华基金的“顶流”，曾一度掌舵500亿规模。他先后凭借鹏华消费优选、鹏华养老产业两只基金亮眼的业绩，成为全市场为数不多的股混双料金牛基金经理。其中，鹏华消费优选因抓住2019年的白酒行情而名声大噪。

2020年7月，王宗合管理的鹏华匠心精选混合首发，首日申购资金达到1371亿元，刷新了当时单支公募基金发行认购的纪录，让他登上了“国民基金经理”的宝座。Wind数据显示，截至当年三季度末，其在管规模暴涨至554.26亿元，较二季度末增长超400亿元，在管产品增至10只，带动鹏华基金的混基规模从700多亿元翻倍增至1400亿元。

然而随着市场的持续调整，其在管产品的业绩也出现下滑。

基金公司如何应对“顶流”离职？

在应对蔡嵩松离职的新闻通稿中，诺安基金表示作为近年来逐步“平台化”发展的基金公司，接任基金经理也将依托于诺安基金体系化投研优势，还表示“目前公司已建立了全面覆盖的研究平台”。

明星基金经理“公奔私”后，头部私募也在平台化发展

公募机构建立研究平台的同时，“公奔私”后明星基金经理也在将这种业务模式带到新东家。

据海通证券研究，多基金经理的平台型私募主要涵盖了三种类型。

首先是创立初期即以广纳人才，打造平台型私募机构作为目标的私募基金。如高毅资产，由多位基金经理联合创立，其中邱国鹭担任董事长，邓晓峰担任首席投资官，卓利伟担任首席研究官，孙庆瑞、吴任昊担任合伙人、资深基金经理；

其次是基金经理转私前都在同一公募共事过，转私后延续紧密合作，打造同公募背景的私募平台。如睿郡资产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创始人和合伙人均来自原兴证全球的团队。

实际上这一过程可以追溯至2014年和2015年，王晓明和杜昌勇曾是兴证全球的两位领军人物，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选择了奔私，其中王晓明在2014年创立兴聚投资、杜昌勇则与原兴全高管缪钧伟在2015年创立睿郡资产。

2020年7月，睿郡资产和兴聚投资宣布合并运营，兴聚投资股东、实控人变更为睿郡资产，而原兴聚投资核心人员入股睿郡资产，至此两个公奔私团队实现了汇合，除了王晓明和杜昌勇外，睿郡资产的两位基金经理杨云和薛大威也出自兴全基金。进入2022年，原兴全基金副总经理、研究部总监、基金经理董承非宣布从兴全基金离任，加盟睿郡资产。

最后是以某位基金经理为核心，随着管理规模的增大逐渐引入其他基金经理，转型为平台型私募。如聚鸣投资，早期由原广发基金权益投资总监刘晓龙创立，随着公司规模不断增大，后又引入了基金经理王文祥，包括盘京投资也是类似的，由庄涛创立，随着公司的发展，基金经理崔同魁和陈勤加盟，公司逐步向着平台型发展。

总体而言，这并非监管首次提及“摒弃明星基金经理”效应。2022年4月26日，在《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证监会指出，要着力提升公募基金投研核心能力，包括引导基金管理人构建团队化、平台化、一体化的投研体系，提高投研人员占比，完善投研人员梯队培养计划，做好投研能力的积累与传承，扭转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

时隔两年监管再度提及相同内容，引发市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