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学者观察，县域体制内80后、90后出现性别比失衡，女大学生回到县城的比率高于男大学生。

2023年，东北某985高校硕士生林雯在吉林省县级市M市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完成关于女性硕士群体返回县域体制内职业选择的毕业论文。她研二时，谈到未来的就业计划，身边很多同学说，打算回老家。

这让她有些疑惑，“我们读书读了那么多年，回家会不会辜负当时的努力？我们在外已经接受了这么先进的教育，回家能否适应当地的各种环境？”林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M市邻近东北边疆口岸，盛产人参、五味子、山葡萄。在调研时，根据该市市委组织部向林雯提供的人员信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12月，回到M市就业的女性硕士总体人数为72人，她们出生于此或随配偶来此就业，都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其中，最年长的出生于1982年，最年轻的出生于1997年。

在2007-2011年间，回到M市就业的女硕士人数为11人，2012-2016年间为26人，2017-2022年则为35人，呈比例式增长；其中，农村户籍偏多，90后占比更高，有26人毕业于985、211高校，40余人毕业于省属重点高校。

这些女性回乡，除了缘于对故土的依恋情结，还因为近年来人才引进政策向县域社会的不断倾斜。以M市为例，部分岗位硕士学历可以免去竞争最激烈的笔试，通过面试即可获得事业编制，享受相应福利待遇。

一位受访者向林雯表示，自己准备就业时，已经想好要回家乡体制内工作。但正常国考、省考竞争大，她备考的时间不多，后来通过亲戚的信息，通过人才引进政策回流。

在林雯看来，硕士学历的女性返回县域体制内就业的原因是多重的：大城市房价高企、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很多人不愿承受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等等。一位受访者觉得，回到父母身边，“家里人多多少少能帮点忙”。

据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欧阳静观察，县域体制内80后、90后出现性别比失衡，女大学生回到县城的比率高于男大学生，主要源于家庭对男孩和女孩的预期和定位不同。家长根据传统观念认为，男生应该出外闯，女孩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

对于二本、大专等普通学历的女性而言，回到县域的体制内则是更实际的选择，也更可能实现自我价值。

然而，县域是传统与现代交融密集的地带，对于女性而言，来自传统观念的束缚更为明显。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回到县城，会面临哪些冲突？她们又将如何应对？

回到小地方

回家考公前，李明雨在昆明“游荡”过两年。

她是云南人，本科毕业于昆明一所财经类院校的法学专业。考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生是李明雨的梦想，但那两年是灰色的时光，除了考研本身的难度，更难的是心态的考验。

她用奖学金和积蓄在昆明租房备考，换过三次房。她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傍晚出门买饭，听到小区广场舞的声音，才能感受到久违的烟火气。

李明雨想考武大，是因为本科最喜欢的老师就毕业于那里，她希望自己接受更好的学术训练，备考却总是受挫，“我本科是一个普通院校，要冲一个985院校还是困难的”。武大国际法的法学体系和李明雨本科学校教的内容不同，有时她连书都看不懂。

父母是县城公务员，支持女儿追梦，但是过年回家，她会感到在熟人社会要承受的压力。打到家里来关心她出路的电话很多，有时一家人饭后散步，在路上遇到熟人，别人问起李明雨在哪个单位上班，父母连连解释，“没有没有，她在家看书呢”。

手上的存款一点点减少，家里开始帮衬。和同龄朋友一块出门，逛街、喝奶茶、吃饭，大家轮流付账，总是不收她的钱。一两次之后，李明雨会羡慕别人经济独立。有一回参加朋友婚礼，她连200元礼金都拿不出，最后是问爸妈要的。

囊中羞涩的窘迫让李明雨不得不认清现实，她认为自己的学术水平离梦想有差距。有一阵室友不在，周围万家灯火，房子里却格外寂静，虽然学习没人再打扰，心里还是空空的，“说不出滋味”。

理性权衡之下，回家考公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家乡所在县正好招聘对口专业岗位，“回到小地方，人情网络是比较扎实的”。李明雨很晚才拿到司法考试A证，错过了到昆明律所实习的黄金时间，否则她认为自己一定会去“拼一拼，闯一闯”。

2022年，经过一年备考，李明雨考公成功。近年来，除了李明雨这样的普通高校学生，许多名校毕业生也流向县域，寻求体制内的稳定岗位。

许多县城的“抢人政策”引发一时关注。2022年5月，江苏北部阜宁县面向国内外名校招聘一百多名优秀毕业生，博士、硕士研究生分别享受40万、20万元购房资助；同年，位于浙江西南山区的遂昌县24个基层岗位吸引了4名博士、19名硕士，其中不乏香港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毕业生。

林雯的一位受访者，原本很有拼劲，毕业后在南方某直辖市工作。母亲退休后，经常到她工作的城市，两边来回跑。后来母亲身体不好，经常上医院，还听不懂当地方言，后来父亲也来了，她发现父母下楼的次数屈指可数，明白父母可能不适应当地。后来，她通过人才政策回到了家乡。

2023年2月，某县乡公务员考试前，考生排队进入考点。（视觉中国图）

“我好像是一天在比一天衰退”

林雯的另一位受访者回M市就业前，在外地的民族中学当过老师，她听不懂当地的笑话，没法和家长沟通，工作一直没有起色。母亲以“不好找对象”为由，让她回了老家。

但回到县城工作后，很多人不可避免感受到错位。林雯也出生于M市县城，她认为18岁前在县城生活，如果父母不引导，很难完整接触到县城社会待人接物的底层逻辑。“只觉得我家乡真小啊，怎么发生一件事这么快其他人都知道了”。

一位返乡当公务员的女硕士对林雯说，她每天在单位说话不超过十句，很多时间在刷抖音，“感觉语言能力都在退化”。

一位回乡教师发现，当地人才政策里有一条规定，只要有硕士学位，第二年可以晋升中级职称，但落到实际，晋升名额有限。有的老教师快退休了，需要职称，到了第二年，学校会优先把名额给老教师。

一位初中教师刚开始到学校报到时，校长亲自去见她，做出了一系列承诺。比如，把一个成绩和学风较差的毕业班带好，第二年让她当班主任。然而，到了第二年，学校换了新校长。她达到了之前的要求，但新校长拒绝兑现这一承诺，理由是，她未婚未育，难以说服家长。

除了工作受挫，因为关系好的同学都不在家乡，这位教师和美甲店老板成为了朋友。同样的困境也在李明雨身上显现，“进体制之后，我觉得想出去越发难了，我好像是一天在比一天衰退”，现在她很少有时间读书。

2023年，李明雨开始驻村。身边的同事经常催她赶紧结婚，超过30岁就很难找。她便回怼，关你什么事。李明雨很羡慕大城市的边界感，在基层工作，去村民家入户后，有时村干部要聚在一起喝酒吃饭。有一次，一位同事咽喉发炎输了液，仍要被身边人劝说参加酒局。

林雯认识一个女生，大学专业是旅游学，在驻村时，她发现曾了解过四川一个村庄的发展模式，和现在这个村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了带领村民致富，她收集了很多四川乡村的详细资料，却发现很难落实，尤其是在把资料递给领导后，对方却说，我文化低，看不懂。后来，她开始帮助村民个体，有一个村民长期在家打游戏，在她的帮助下，开始学会一些技能，在外工作，这让她获得一些成就感。

寻求一位“体制内妻子”

对于女性而言，更大的冲突来自婚恋问题。由于大多人回乡后和父母住在一起，不得不直面父母的催婚。有人因此想出去租房住，也有人说，过了30岁后，父母一吃喜酒，“回来就没有我好日子过”。

2023年5月，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尹秋玲到中部地区H县调研。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南北纵横110公里，人口110万，地形以山地为主，当地农民大多流入广东、江浙务工。

尹秋玲最初的调研目的是关注县中发展，然而，在和当地几个教育主管单位官员交流后，尹秋玲意外发现，县域女教师的婚恋问题已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根据该县教工委统计，全县超过25岁的未婚女教师有2000多个，其中超过30岁后未婚的则有400-500人。

有位乡镇中心学校的校长一见面便告诉尹秋玲，很多女教师的婚恋焦虑让他忧心。在县域社会，机关和事业单位被视为最体面的职业，许多人寻求“门当户对”，即县城精英家庭之间的联姻。

这位校长1972年出生，年轻时，为了寻求一位“体制内的妻子”，中专毕业的他历经千辛万苦从小学老师转至中学老师来提升婚恋竞争力，“但不到20年，形势完全发生了逆转。”尹秋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比如，H县一中有两位年龄相仿的90后教师，一男一女，二者的相亲境遇却差距悬殊。女教师性格、相貌等各方面条件都很优异，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男教师则被频频说媒。

尹秋玲认为，这是因为县域社会“门当户对”和“男强女弱”的婚恋观念并未改变，而近年来回流人员的性别比却明显失衡。2023年该县教师招聘，167个教师编制岗位有6400人报考，大部分都是省内地方院校的女大学生。

一位女教师在乡镇学校工作了7年，以前相亲对象“一点都不主动”。她考到县城中学后，有位银行职员听到消息就主动追求，相处半年后计划结婚。

李明雨考上公务员后，一位青梅竹马的发小向她表白了。那天，两人恰巧同车，发小来自经商家庭，说二人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强强联合，以后在当地会发展得好。李明雨感觉自己被明码标价，对方却让她“想清楚再给他答复”。

“我跟他在一起，就是把自己卖了。”李明雨愤愤地说。学生时代，这个男生会帮她揍欺负她的男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李明雨却觉得什么东西变了，“说不上来”。

她不愿遵循利益捆绑的现实法则。身边关系好的几个大学同学都在体制内工作，有一个朋友A在山西的事业单位，同事对她的婚姻非常热心，她总是婉拒他们介绍对象。

让A困扰的是，有人会来主动接近她。比如一位体制内男士，她以为二人是普通交往，对方却动手动脚，“她就马上甩筷子走人了。”李明雨说。这位男士甚至四处散布谣言，影响A的风评，于是她一有时间便看书，希望再考个公，离开这个县。

没有你，我肯定不会留在小地方

林雯在M市做调研时，有一位受访者总是诉说自己职业上的怀才不遇。她是走人才引进的事业编，想考公务员去地级市，或者去更核心的部门，施展拳脚。一年之后，她突然找林雯咨询，想给孩子买个学习机。

林雯试探问，你还考公吗？对方解释，自己的工作待遇已经有所提升。一年前，这位女士谈及现状总是很愤慨，期望还在上大学的林雯多回家，和她一起去咖啡馆看书学习。林雯理解这种心态转变，“养孩子，发现越来越爱他”。

林雯的母亲是高材生，读研那一年，送林雯去报到时，母亲感慨说，如果没有跟你爸结婚，没有你，我肯定不会留在小地方。“哪怕都退休了，她还是会有落差的”，虽然大多数时间母亲没工夫想这些问题。

林雯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是大学同学里少有在体制外工作的人。林雯从小生活在体制内家族，但不喜欢人情世故。母亲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施展，于是期望林雯能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外面适应不了再回来。

有一些被催婚很紧的女性，林雯发现她们已经逐渐习惯，“妈妈让你找对象也就那几个话术，不听也就算了”。谈及过往的很多经历，她们大多语气平静，“可能真的已经适应了”。

2023年，某211大学讲师马莉在一篇论文中关注了县域体制内适龄女性的单身现象。在她看来，“她们一方面没有从传统的血缘、家族和地域关系中彻底脱嵌，另一方面又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独立意识、婚姻自主观念和独立思考能力。”

她观察到，许多人会有策略地应对父母催婚的压力，比如跟父母讲道理：“县城职业的鄙视链依次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社区工作者、特岗、合同工、个体户、厂工……我自己就是老师，找对象也只想找体制内的，不然悬殊太大，问题会很多……总之，1+1＜2是不行的。”

也有人在微博、豆瓣小组上接触到关于韩国“三抛世代”的讨论——指的是那些因为生活压力大，感觉前景黯淡，而选择放弃恋爱、结婚和生育的年轻人。但马莉认为，这些女性的单身状态是被动的，受制于性别比失衡等现实因素，“她们也是渴望结婚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回到县城的女性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意识，整体推迟的婚恋年龄会对地方社会的传统观念带来冲击。

在学校做调研时，林雯曾经在一个老师的书桌上看到过日本性别研究学者上野千鹤子的书，她很诧异。“你在县城看到这样的书其实是蛮新鲜的一件事，她看这本书应该只是想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但是真正将女性主义贯彻到行动上很难的，因为县域社会环境的影响太深了。”

李明雨观察，身边超过30岁的单身同事，很少有人着急结婚，都很活泼潇洒。她有时会被她们的豁达感染。有一位姐姐，李明雨最喜欢坐在她旁边吃饭。让她印象最深的一次，食堂接待上级部门，准备了大闸蟹。大家都有些拘谨，只敢拿一两只，这个姐姐却不管，一个人吃了八九个，与此同时，对外的接待礼仪也毫不含糊。李明雨受到感染，“我跟她在一起我也吃了七八个”。

李明雨现在有了心仪的男生，对方和她一样，由于家庭原因回到县城，但是有自己的小世界，喜欢科幻小说、推理小说，想当漫画家。

李明雨日常驻村工作很忙碌，经常到村民家入户，科普法律知识。她希望将五年的服务期作为自我探索的时间，不为自己设限，“也算是给我自己的一个过渡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