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桂园称销售额明显承压，这加剧了其面临的问题。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Country Garden, 2007.HK, 简称﹕碧桂园)未能支付一项国际债务的到期款项，之前该公司9月住宅销售下滑，这表明该公司已深陷过去几个月不断恶化的流动性危机。这家有31年历史的开发商表示，未能支付约合6,000万美元的某港元计价债务项下到期款项。碧桂园表示，也预期无法如期或在相关宽限期内履行其所有境外债务款项的偿付义务。这实际上是说公司预期将违约。碧桂园已经聘请了财务顾问，并计划与境外债权人举行磋商。碧桂园称销售额明显承压，这加剧了其面临的问题。该开发商今年前三季度的合同销售额同比下降了44%，降至相当于约210亿美元。碧桂园在一份监管公告中说，9月份的降幅尤其大，销售额骤降81%，仅为8.46亿美元。在中国日益加深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中，碧桂园是规模最大、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当事者之一。不到一年前，总部位于佛山的碧桂园还被中国政府誉为模范开发商，人们普遍认为该公司能抵御新房销售全面下滑的局面。在2022年底，国有银行向该公司提供了大量信贷，该开发商还通过出售股票在香港筹集资金。今年早些时候，碧桂园在一次公开拍卖中购买了土地，后来其现金开始缩水。根据碧桂园的财务报表，截至今年6月，其负债相当于1,870亿美元，其中包括153亿美元的国际债券和贷款。上个月，碧桂园在30天宽限期结束前支付了两笔债券的利息，勉强避免了美元债券违约。该房地产开发商还延长了在中国大陆发行的合计未偿金额约合20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债券到期日。碧桂园曾被视为中国最稳健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如今也陷入了财务困境。该公司尚未完工的大型项目前景堪忧，位于马来西亚的森林城市便是其中之一，这一计划容纳70万人的项目如今冷清得宛如“鬼城”。碧桂园的危机很可能会延长整体住宅市场的低迷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已经损害消费者的信心，并已成为一个影响整体经济的问题。该公司在中国三、四线城市和工业区有许多住宅项目。经济学家已警告说，房地产行业的萎靡不振也可能使严重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此外，眼下正值中国恒大集团(China Evergrande Group, 3333.HK, 简称：中国恒大)遭遇更多麻烦之际；该公司的美元债券在2021年末发生违约。中国恒大还有预售给中国民众的数十万套公寓未交付，该公司董事长正因涉嫌犯罪而接受调查。中国政府面临的重振房地产市场的压力日益增大，已尝试各种方法来遏制新房销售的下滑。8月下旬，中国央行降低了房贷最低首付比例，使人们更容易贷款买房。监管机构还扩大了对首次购房者的定义，使更多人符合购房优惠政策的资格，许多城市的地方政府还取消了其他购房限制。尽管实施了这些政策调整，但新房月度销售同比仍在下滑。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亚太区非自营盘交易部门信贷分析主管Owen Gallimore说，一旦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受到质疑，开发商通常会遭遇销售急剧下降。碧桂园周二表示将“全力以赴确保交付工作的顺利推进”，称将保交付作为最优先的业务目标。与多数同行一样，碧桂园预售了许多未完全建成的房屋，承诺在未来完工。该公司去年交付房屋近70万套，2023年前九个月交付量约42万套。国际投资者此前已在为碧桂园违约做准备。自2021年以来，已有其他30多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发生美元债违约。FactSet的数据显示，碧桂园美元债的价格在今年8月跌破面值的10%。碧桂园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也沦为“仙股”，并于9月被剔除出基准恒生指数。标普全球(S&P Global)负责中国企业评级的张积豪(Charles Chang)说，在现阶段，投资者和购房者的情绪已受损。他还说，投资者和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很可能会下调对中国房地产销售的预期。...
在被调查半年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10月9日披露了对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的调查结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李晓鹏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利；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钱款、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泄露尚未公开的干部选拔任用事项；治家不严，家风不正；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长期以权谋私，“靠金融吃金融”，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贷款融资、业务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今年4月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李晓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这距离李晓鹏被免去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职务刚过去13个月。李晓鹏1959年5月生，河南南阳人。资料显示，李晓鹏曾任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工商银行副行长，中投公司监事长，招商局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于2017年12月起接替唐双宁出任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15日，唐双宁同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中纪委的通报中，李晓鹏“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在光大内部，李晓鹏任期内，领导干部任用时倾向于“河南籍”现象为人诟病。李晓鹏于1977年考入河南银行学校，现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大河报》2017年报道指出，计划经济年代，各省市银行干部出现断层，人行总行就在国内几个省份直接投资办起了学校，河南省银行学校便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77级共招生317名，多数来自河南各地。尽管其曾此前仅是中专，但在特殊的时代和人才紧缺背景下，从该校走出的学生很多人成为金融监管部门的高官以及银行家，包括原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原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杨子强等。该校因此被称为“金融黄埔”。据大河网报道，河南银行学校“77级”300多名学生毕业后，除20多个留校外，其余均进入了人民银行系统。恰逢中国银行业体制机构改革，从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需要大量金融人才，为“77级”毕业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金融时报》2012年对该校的报道中指出，“77级”毕业生有近40位省级分行行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如光大银行副行长张华宇、民生银行副行长梁玉堂、民生银行监事会副主席李怀珍等。然而，随着金融反腐持续深入，曾经的“金融黄埔”如今有多人陆续下马。在李晓鹏之前，原光大银行副行长张华宇在2022年初就已被调查，张华宇也是河南银行学校77级校友。中纪委此后还披露了张华宇违纪违法的一些细节，包括“利用职权违规安排儿子、女婿、弟弟等亲属及关系人子女数十人到光大系统工作，为多人在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损害光大系统政治生态”；在职时为有关企业谋取利益，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是“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的典型，是权力与资本相互勾连、疯狂逐利的典型，亦是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甘于被围猎的典型。8月11日，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公开宣判，张华宇获刑12年半。今年3月23日，广发银行原党委委员、监事长王桂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王桂芝是李晓鹏的南阳老乡，同时也是河南银行学校“77级”校友。《大河报》2017年报道中指出，“77级”中不少人出生于1958年前后。当年入学时最小的18岁，如今也已过64岁，随着曾经的金融领军人物们陆续退休，“77级”也将成为“一代绝响”。...
最新报告显示，香港今年首三季首次公开募股（IPO）集资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5%，让香港交易所跌出全球前五大证券交易所。据香港《星岛日报》星期二（10月10日）报道，毕马威中国发布的《香港IPO市场：2023年前三季度摘要》显示，今年头三个季度，共有44家企业申请到香港上市，集资额为246亿港元，分别同比下滑65%和15%。其中今年第三季度，只有13家企业到香港上市，集资额为68亿港元。从行业分布来看，报告指出，集资金额最大的IPO来自消费市场，占比达34%，其次是来自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企业，占比均为21%。香港IPO市场不佳，导致香港交易所在全球证券交易所的排名中跌至第八位。但报告称，正在处理的赴港上市申请数不断增加，截至9月底已有约110个，因此香港有望在今年底重返全球IPO五甲。另外，报告指出，中国A股IPO市场继续领先全球，今年至今累积贡献全球募资总额约一半，其中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募资287亿美元和198亿美元，但仍分别同比下滑42%和23%。报告称，尽管集资总额有所下降，A股IPO申请数仍相对稳定，目前约有820家企业申请上市。...
昨天上午，广东电视台记者在龙华汽车站进行正常采访活动时，遭遇龙华街道办工作人员的不当阻拦，一名领头的工作人员甚至抢走了记者的摄像机。此事迅速刷屏，成为热议焦点，有网友直言：很难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深圳。事后，抢夺摄像机的工作人员身份被确定，系龙华街道办重点片区治理工作办公室主任周某。在媒体记者正常的采访活动中，作为基层干部理应正视媒体的采访和监督工作。但很显然，这名基层干部选择了最错误的方式——抢夺记者摄像机，抢走了记者的摄像机，问题就不存在了吗？事实上，龙华街道办官方随后陆续发布了两则通报，试图平息业已发酵的舆论。从措辞上看，第一份通报先是摆出“挨打立正”的态度，一方面对街道工作人员“不当阻拦”的事实予以了确认，另一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停职检查的处理。但这份通报显然无法让公众信服。光天化日之下，一名街道办的基层干部抢走了媒体记者的摄像机，阻碍记者正常的采访，此事不仅有损片区形象，更可能涉嫌违法。首先，大街上抢夺他人财物，或已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严重时甚至可能构成刑事责任。其次，面对媒体记者的正常采访，这名基层干部抢机器阻挠采访，也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法》。在这个背景之下，龙华街道办仅仅做出停职检查的处理，显得过于“仁慈”。要知道，大白天在大街上抢夺一位普通公民的财物都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更何况被抢夺的是肩负公众期待的媒体记者，而抢夺者还是政府部门的基层干部。于是，龙华街道办在两个小时后，再次发布第二份通报。内容上看，这份通报一方面确认了抢夺摄像机人员的官方身份，另一方面对该人员的处理也“升级”为免职，基本能回答当前公众的主要质疑。尽管如此，第二份通报更像是第一份通报在平息舆论乏力后的亡羊补牢。回看两份通报，在时间上，在事件发生近7个小时后，官方才发出第一声，而这期间，公众的情绪早已被点燃，当事媒体也连续发布多个视频，截至目前视频点赞、转发和评论总量已突破100万。回应时间上的滞后，给舆论的发酵提供了天然的温床，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基层干部的行为予以指责，甚至上升到所在单位及深圳全市。在这个情况下，姗姗来迟且处理相对“温和”的通报，无疑是火上浇油，为舆论的发酵提供持续动力。另外，在内容层面，两份通报值得鼓励的一点是，都能正视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第一份通报的相对“温和”的处理态度，第二份通报的发布有被舆论裹挟之嫌，虽在一定程度上能消除相关质疑，但并不能完全平息舆论。跳开来看，此事缘起于媒体的正常采访，出现领导干部抢夺记者摄像机的事情，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目前仍有一些领导干部对舆论监督还存在很深的认识误区，认为媒体监督是挑刺和找茬。事实上，舆论监督是媒体的天职，甚至在自媒体时代，舆论监督早已泛化为全民参与的一项工作，政府部门在阳光下运作，执法单位在镜头下执法理应成为一种新常态。一方面，媒体监督的动机在于“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与政府部门类似，媒体肩负的同样是大量的群众工作；媒体监督的底层逻辑是报道问题并推动解决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对政府部门工作的查漏补缺，对提升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媒体并非挑刺或找茬，而是“刺”和“茬”本就在那里。新闻媒体在开展舆论监督工作时，“刺”和“茬”便已经出现，先有的事实，而后才出现的监督报道。无视工作中的不足，转而指责媒体挑刺找茬，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如同此事一般，基层干部抢走媒体记者的摄像机，媒体不报道，问题就不存在吗？...
近期，“监管部门审查量化策略”的消息在市场上流传，也引发了投资者的关注。对于量化交易，市场上反对的声音并不小，但监管部门似乎已经为其“正名”。个人以为，从量化交易的本质以及相关操作看，或涉嫌操纵市场的行为，切不可等闲视之。近些年来，A股市场程序化交易规模持续上升，也逐步成为国内证券市场投资者重要交易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今年9月初，证监会指导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制定发布了《关于股票程序化交易报告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加强程序化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这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正式建立起程序化交易报告制度和相应的监管安排。量化交易在提升交易效率、活跃市场流动性等方面能发挥出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个中隐藏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在特定市场环境下，有可能放大市场的投资风险，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监管部门出台《通知》，以规范量化交易行为。事实上，在《通知》出台后，监管部门还要求券商经纪业务、资管、固定收益交易等部门根据监管要求对标自身领域的工作制定相应的落实方案。主要内容则包括，完善程序化交易内部管理制度；加强程序化交易客户风险评估和管理；提高程序化交易识别能力；存量业务检视及报告；纳入检查和考核问责等。总结起来就是，监管+风险防范+问责，可谓面面俱到。量化交易主要是利用计算机技术从历史数据中甄选出能带来超额收益的多种“大概率”事件来制定交易策略，因此，量化交易并非常胜将军。不过，从目前媒体报道出来的消息看，这几年沪深股市持续低迷，但从事量化交易的相关私募机构等均获得了不菲的收益，这也凸显出量化交易“割韭菜”的一面。量化交易存在多方面的特点，包括下单自动化程度高、申报速率快、交易股票数量多、换手率高、概率取胜等。市场上反对量化交易，一方面是量化交易与价值投资理念背道而驰。量化交易以股票价格为导向，且频繁进行高抛低吸，这与价值投资注重上市公司的价值明显不同。更何况，价值投资者持股往往长达数年，甚至十数年，而量化交易持股时间要短得多，两者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另一方面，量化交易机构的收益，主要来自“割韭菜”。沪深市场庞大的散户群体，成为量化交易“割韭菜”最好的目标。散户投资者由于热衷于炒短线，客观上也给了量化交易机构“割韭菜”的机会。反过来讲，如果市场投资者都奉行价值投资，而不频繁地进行短线操作，量化交易机构割韭菜的机会将大为减少。最重要的是，基于量化交易自身的特点，某些量化交易或涉嫌操纵市场。在以前监管部门通报的操纵市场诸多案例中，违规者频繁大额申报与撤单往往成为罪证之一，量化交易在这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量化交易投资者最高申报速率可达到每秒300笔以上或者单日最高申报笔数达到20000笔以上，频繁大额申报都能成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此后或会面临着频繁撤单的问题，亦即量化交易也可能存在频繁大额申报与撤单的问题。现行《证券法》规定，禁止任何人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或者大量申报并撤销申报等手段操纵市场，量化交易存在“频繁或者大量申报并撤销申报”的行为，为了实现高抛的目的，不排除某些频繁申报不以成交为目的，因此，某些量化交易行为或涉嫌操纵市场。个人以为，对于量化交易的监管，其申报的频率或笔数应是监管的重点。单个交易日即使是申报笔数达到10000笔，也堪称“天文数字”，如此申报，到底有多少能够成交？有多少最终被撤单？又有多少是借量化交易之名，行操纵市场之实呢？...
IPO节奏阶段性收紧，新股发行承销监管也在进一步趋严，一些投行昔日习以为常的灰色地带空间正在被不断压缩。日前，上交所、深交所相继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2号——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2号——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试行）》（以下简称“新版《发行承销监管指引》”），对发行承销做出进一步细化规范。有资深投行保代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新版《发行承销监管指引》中的一些禁止性行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早已成为行业共识，鲜少出现；一类一度成为行业潜规则，近年来随着监管的一再强调和反复窗口指导，已经明显减少，比如“泄露报价”；另一类虽然较过去有所减少，但仍然存在，比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证券发行人证券”。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新版《发行承销监管指引》的施行，一些口头的“不可为”落至纸面，意义重大。国金证券投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定的出台为市场主体进一步细化、规避发行承销过程中违规情况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参考，其结合违规具体情况和严重程度的处罚标准，也为极少数在某些环节存在侥幸心理的市场主体敲响了警钟，更加深入地引导且维护了全面注册制下资本市场发行承销的规范运行。抬高发行定价“动力”消失日前，发行市盈率高达51倍的浙江国祥IPO折戟，其市盈率之高引发市场热议。有受访人士认为，这或许与数日前正式施行的新版《发行承销监管指引》不无关联。在发行定价环节，新版《发行承销监管指引》明确提到，网下投资者及相关监管对象在参与证券发行过程中，不得故意压低或者抬高价格。受访人士告诉记者，实践中，故意压价的现象不多见，但故意抬高价格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据其介绍，抬高发行定价，一方面，对于企业、投行来说无疑是双重利好。更高的发行定价意味着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首发募资，投行能够拿到更高的承销费用，二者乐见其高，相互配合提高首发价格。另一方面，对于战投来说，有时也愿意配合抬高发行价，原因则较为复杂。首先，由于二级市场散户投资者较多，容易被带动情绪进行非理性化投资，二级市场对于发行市盈率的敏感度相对不高，新股上市以后即使破发，后续在市场运作之下往往也存在较大上升空间。而以首发价格的八九折获得股份的战投，一般无需担心投资亏损。其次，战投有时会与企业、投行相串通，通过暗中向战投输送利益的方式，使得战投心甘情愿配合抬价。比如，企业向战投给予一定比例或数额的资金回馈；再比如，投行承诺与战投分享承销费用，以使其具有抬高价格的动力。对此，新版《发行承销监管指引》中均有明文规定。比如，在证券发行人、承销商及证券服务机构相关违规处理方面，禁止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证券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引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再比如，针对投资者相关违规处理的章节中提到，禁止进行合谋报价、利益输送或者谋取其他不当利益；不得在发行价格确定前泄露报价或者获取其他投资者报价信息；未按照定价决策程序确定报价、存档备查的定价依据无法支持报价结果，或者存在与其他投资者报价高度一致等异常情形，也将受到相应处罚。此外，当二级市场相对低迷且一级市场好项目较少之时，容易出现一级市场争相投资同一项目的情况，继而导致该项目发行定价过高。值得注意的是，事后处罚无疑是倒逼相关人员合理定价的有力措施，而通过相关规定，使得企业自身不愿抬价或许更是治本之策。最近出台的减持新规规定，上市公司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或者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某投行保代告诉记者，受此影响，其手头项目中有接近定价阶段的企业掌门人向其咨询，是否需要适当调低一点发行定价，以防上市后持续破发无法减持。该保代支持不要定价过高，同时建议企业“稍等一下，看看其他项目定价情况”。如今，新版《发行承销监管指引》的实施，使得上述保代和企业意识到，定价需要再谨慎，新股定价越高越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抬高发行定价的“动力”正在消失。告别“灰色地带”除发行定价以外，新版《发行承销监管指引》对行业内目前仍然存在的诸多现象做出明确禁止性规范，一些昔日被反复试探的“灰色地带”不再可碰。根据投行保代分析，其中较为典型的情况为，除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外，不得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证券发行人证券，或者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实践中，由于战略投资者在参与配售时未必具有充沛的资金，通过借钱、贷款方式参与配售的现象较为常见。新规之下，此类行为可能不再被允许。对于投行和企业来说，寻找合适战投的难度或有所增大。上述保代认为，此类现象监管的难度相对较大。“如果战投通过个人消费贷贷款，然后进行战略配售，如何界定违规与否？谁来查处是否借贷？”“自购”同样为发行承销新规明确禁止事项。新版《发行承销监管指引》提到，不得以自有资金或者变相通过自有资金参与网下配售；禁止证券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受访人士告诉记者，战投参与上市公司配售，上市公司购买战投管理的产品，属于上市公司自己投资自己，类似于“自购”。此类现象在IPO发行中存在但相对较少，债券发行中则更为常见。与此同时，新版《发行承销监管指引》明确，证券发行人、主承销商不得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证券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某头部券商保代告诉记者，此类现象过去曾经存在，但其所在券商三令五申严格禁止，因而其和团队成员近年来从不在此涉险。实际上，此番新版《发行承销监管指引》仅是监管压实投行责任的一环。根据国金证券投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从注册制试点到全面注册制的落地，我国证券发行承销相关规则也伴随发行承销实施情况以及市场反应变化总结不断地调整与完善。随着2023年全面注册制的落地，证券发行承销相关规则也已逐步稳定、完善，形成了从内部制度流程建设及履行、路演推介、投资价值研究报告撰写及管理、买卖双方参与新股询价定价配售、信息披露与业务操作以及底稿管理等全面、细致的规定指引。在此背景下新推出的《发行承销监管指引》具有三大亮点：首先，明确了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以事实为依据，与违规行为的性质、情节及危害程度相适应，明确了监管对象相关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和考量因素，呼应了“三开门”“阳光审核”等举动计划，极大提升了相关监管、检查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其次，对应当下全面细致的发行承销规则，对发行承销过程中全链条各环节的典型违规情形和处罚标准进行了明确，以此来引导市场各方参与发行承销的主体行为。再者，将相关发行承销规则与纪律监管规则两个体系有效衔接，提供了一份清晰、明确且简明易用的规则文本，为市场各主体提供指引。...
中国最高检察机关周二表示，已下令逮捕中国足协原副主席杜兆才。官方网站称，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才涉嫌受贿罪，案件已移送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依法对杜兆才作出逮捕决定。中国足协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杜兆才还是亚洲足球联合会、中国奥委会前副主席、国际足联前理事会成员。杜兆才的案件是最近针对中国足球高级官员的反腐败调查激增的最新一起。据官方媒体本周报道，自去年 11 月以来，已有十多名足球行业官员受到调查。...
继被罚超千万、终身禁入市场后，年近80岁的资本大佬陆克平又遭监管立案！根据四环生物10月9日公告，因涉嫌证券市场操纵违法违规，公司实控人陆克平已被证监会立案。涉嫌证券市场操纵违法违规10月9日晚间，四环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陆克平通知，陆克平于2023年10月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涉嫌证券市场操纵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陆克平立案。四环生物表示，在立案调查期间，陆克平将积极配合证监会的相关工作。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已被终身禁入市场资料显示，陆克平出生于1944年11月，现年79岁。纵横资本市场二十年来，陆克平一手组建了阳光集团，同时曾是3家A股上市公司的实控人，包括江苏阳光、海润光伏（已退市）和四环生物。不过作为资本市场知名大佬，陆克平近年来负面缠身，其本人和实控公司也频遭监管调查和处罚。据了解，陆克平曾通过使用19个涉案账户组交易四环生物股票，使其控制的四环生物表决权不断扩大，并不晚于2014年5月23日成为四环生物实际控制人，但四环生物却在2014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无实际控制人”，这意味着其暗地“坐庄”该上市公司5年之久。2020年4月，证监会开出处罚决定书，因连续五年实控人存虚假记载、在限制交易期限内违规买卖股票、未按规定履行上市公司收购公告和发出收购要约等义务等，且“持续时间长、手段特别恶劣、涉案数额特别巨大，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陆克平被处以2734万元罚款，并被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后又被深交所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江苏阳光方面，曾因2021年半年报、三季报存货披露不准确，财务核算不规范导致披露的部分财务数据不完全准确等，于去年5月被江苏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同年9月，又因信披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最终公司被监管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罚款；相关责任人亦被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九成持股被质押融资四环生物方面，该公司是一家以生物医学技术及传统医药相结合的现代化药品生产企业，主营肝炎诊断试剂、注射剂、体外诊断试剂等。从财报数据来看，近年来该公司业绩表现并不乐观。其中，营收持续下滑，2021年、2022年营收同比降幅分别为30.56%、23.03%，净亏损分别为0.35亿元、0.49亿元。2023年上半年也是增收不增利的状态，期内实现营收1.21亿元，同比增幅2.55%；净亏损0.38亿元，同比降幅14.72%。且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账面资金仅剩0.21亿元。另一方面，由于2022年广告费占比过高，公司还曾受到监管问询。2022年年报显示，期内公司销售费用1.25亿元，同比下降14.44%，销售费用率为46.33%。其中，广告宣传推广费高达1.16亿元，在销售费中占比达92.54%。对此，监管曾要求公司公司说明情况，确保大额销售费用支出的真实性、合规性的措施，以及是否存在商业贿赂等费用支出违规的风险。此外，为了给阳光集团和江苏阳光等关联企业的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此前陆克平还曾将其持有的九成四环生物股份拿去质押融资。截至7月26日，陆克平累计持有公司3.18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85%；累计质押股份数量2.86亿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90.04%。据另一份7月上旬的公告披露，未来半年内，陆克平持有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964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30.35%，对应融资余额为5.28亿元；未来一年，陆克平持有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3亿股，占其所持股份的40.89%，对应融资余额达7.23亿元。对此，四环生物曾回应称，陆克平及其控制的企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目前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过，从目前股价表现来看，年内四环生物股价仍在震荡下跌，截至10月9日收盘每股报2.83元，跌幅1.05%，年内跌超10%。而如果未来跌势延续，或将增加补充质押甚至强行平仓的风险。...
日前，知名职业打假人王海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在帮农民工讨薪和追讨工程款过程中，发现中冶地集团西北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岩土公司）青海钾肥项目部账号直接转账给一个小女孩黄某个人账户近6亿元资金。 红星新闻记者从王海处了解到，除了实名公开举报，其还向岩土公司纪委进行了举报，其在举报中认为，岩土公司向私人账户转款近6亿元的行为涉嫌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天眼查显示，岩土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 就此事件，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岩土公司纪委，工作人员回应称：“已经知道这个情况，正在按规定处理。如果有最新进展，会和举报人联系。”知名打假人为人讨薪发现国企近6亿元转私人账户红星新闻记者从王海处了解到，这起事件源于讨薪。王海曾于去年12月发布微博称，2011年9月5日河南农民赵爱民与中冶地集团西北岩土工程有限公司青海钾肥项目部签订工程（材料、劳务）分包合同，工程已投入使用5年5个月，材料、劳务款仅支付60％左右。2019年以来，赵爱民多次催款皆被踢皮球，至今无果。赵爱民年年被农民工讨薪和垫资债主讨债。▲王海为人讨薪微博对此，赵爱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至今他还在讨要剩余的工程款。而王海是在帮助赵爱民讨要工程款过程中，发现岩土公司将近6亿元转至一名女孩私人账户。按照王海一方的说法，2007年岩土公司中标了“金属镁一体化”10余个工程项目，但岩土公司并未参与施工，而是由陕西长嘉实业（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原名陕西长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长嘉公司）挂靠岩土公司，以岩土公司名义施工。实际施工的负责人均是长嘉公司员工。工程施工过程中，相关人员将岩土公司账户（账户名称：中冶地集团西北岩土工程有限公司青钾项目部，已注销）交给长嘉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掌管，且不对黄某做任何限制，黄某可以任意转账支配岩土公司的资金。正是在此期间，上述国企账户直接向黄某女儿个人账户转账，金额累计近6亿元。黄某女儿不是岩土公司员工，也不是长嘉公司员工，也未参与工程施工或向工程供应建材。因此在上述工程施工中，涉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为了证实其说法，王海一方提供了中国人民银行格尔木市支行向其出具的《举报答复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2010年至2018年期间，格尔木分行为岩土公司办理收款人为黄某女儿的转账业务，累计转账金额未达到6亿元；转账凭证中“付款用途栏或备注栏”明确注明了转款事由。▲格尔木支行的《意见书》部分内容王海一方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格尔木市支行的意见书也足以说明岩土公司给黄某女儿私人账户转款事实的存在。基于此，王海向岩土公司进行了实名举报。▲王海实名举报微博岩土公司纪委回应：正在按规定处理天眼查显示，岩土公司成立于1990年1月，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工程管理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土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规划设计管理；环保咨询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等。针对王海的举报，岩土公司纪委曾于今年1月向其出具了一份《反馈函》。该《反馈函》显示：收到举报函后，公司纪委高度重视并成立了核查组，认真阅知了举报函的内容，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等相关规定的纪委工作主要任务和工作职责，没有发现涉及公司党委所管理的党员干部违纪的事实和依据。如果有涉及公司党委所管理的党员干部违纪的事实证据，可以向其反映。▲岩土公司纪委给王海的《反馈函》对于岩土公司纪委的回复，王海一方认为并没有对其举报的具体事实作出回应，于是继续进行举报。针对此事，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岩土公司纪委，岩土公司纪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知道这个情况，正在按规定处理。如果有最新进展，会和举报人联系。”举报长嘉公司涉嫌偷逃企业所得税公司回应：没有偷税漏税红星新闻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向岩土公司纪委进行实名举报，王海一方还就长嘉公司以及黄某、黄某女儿涉嫌偷税漏税向陕西12345政务平台进行了举报。在这次举报中，王海一方称：长嘉公司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承包盐湖集团地基工程，总金额15亿元左右（有上级结款数据），实际缴税大约为1亿元。该公司涉嫌偷逃企业所得税。黄某及黄某女儿涉嫌大量偷逃个人所得税。对此，政务平台答复称：2023年3月1日9时31分，西安市碑林区税务局工作人员经过对长嘉公司2011年至2015年期间承包盐湖集团地基工程，总金额15亿元左右，涉嫌偷逃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问题进行初步核查，未见该公司与盐湖集团签订过施工合同、工程款结算事宜。因举报人为匿名举报，无法与举报人进行核实。根据举报人所提供的款项支付申报表及地基处理结算确认单，经与长嘉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核实，从未与盐湖集团地基工程有任何业务往来。请举报人提供与陕西长嘉实业（集团）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偷税漏税佐证联系承办方。王海一方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此后其以李某某名义向西安市碑林区税务局进行了实名举报。“碑林区税务局答复称，目前已经调取转账记录，正在补充其他材料，准备将我们反映的问题移交至西安市税务稽查局。”红星新闻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西安市碑林区税务局，碑林区税务局负责此举报的工作人员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需要去向局办公室了解。”红星新闻记者随后联系了局办公室，该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需要向上级机关请示后作出答复。如果给予答复会联系你。”截至发稿，红星新闻记者尚未收到回复。此外，红星新闻记者还联系了长嘉公司，长嘉公司表示，公司并没有偷税漏税。如果后续有回应会联系记者。但截至发稿，红星新闻记者未收到回复。此外，红星新闻记者多次拨打黄某电话，均无人接听，发送的采访短信也未获回复。对于涉及黄某女儿的问题，长嘉公司表示不清楚，也不方便提供其联系方式。...
专业财富顾问将客户与依赖客户信任（有时甚至是犯罪现金）的汇款公司联系起来。想象一下，将您毕生的积蓄托付给一群仅通过 WhatsApp 认识的陌生人。一些富裕的中国人愿意进行这场“赌博”，将部分财富转移出大陆。以 32 岁的菲比为例，她最近搬了近 100 万元人民币（137,000 美元）。为此，她首先必须将钱转入当地服务商的账户。然后，出于隐私等问题，菲比要求只透露自己的化名。紧张的几个小时后，交易开始零碎地汇入她在香港持有的一个单独账户。香港在中国的金融生态系统中仍然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一旦有了现金，它就可以去任何地方。菲比账户中出现的资金总共来自 10 人，其中一人通过 ATM 存入了相当于 1,300 美元的纸币。该交易通过一个非正式的、不受监管的系统进行，该系统在全世界被称为“hawala”。在大陆和香港行政边界的一侧，菲比将她的钱交给了她的协调人网络的成员；另一方面，网络中的其他人也反映了该交易，他们将钱存入她的账户。整个行动都依赖于信仰。但菲比的等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令人紧张：她是通过相互关系介绍的一位知名的、受人尊敬的理财经理向她介绍了这家汇款机构——这在中国是非法的。自疫情后国际边境重新开放以来，富人的顾问报告称，对海外后备选择的需求激增。此外，国内经济看起来越来越糟糕。出口举步维艰，房价下跌，超过五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许多富裕家庭认为，无论是为了使资产多样化，还是为未来潜在的移民铺平道路，都必须在国外有钱。移民进行中预计将移居选定国家的中国人数来源：Juwai IQI预测是基于近年来从中国到3个国家的移民总数的比例（未包含其它国家），1k代表1000人传统的避风港仍然具有吸引力——想想温哥华的公寓或美国的股权投资——但在过去两年里，新加坡日益成为受欢迎的目的地。在这个稳定、低税率的城邦国家，普通话是官方语言之一，中国资金涌入的迹象随处可见。一级方程式新加坡大奖赛期间，夜总会的单桌每晚能卖到 7 万美元，中国亿万富翁的时尚酒吧比比皆是，管理富人资产的家族办公室数量激增。中国合法转移现金，个人通常每年只能向海外汇款5万美元。他们在移民时也有一次性的转移资金机会。填补缺口就是地下网络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些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上海纽约大学金融学兼职教授乔尔·加洛 (Joel Gallo) 表示。“它们就像准银行公司一样运作，但却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运作，并巧妙地站在灰色地带进行监管套利。”目前还没有关于该行业规模的可靠估计，但当局披露的调查表明，该行业规模巨大。官方媒体2021年援引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话报道称，在中国西部甘肃省的一项调查发现了一项资产756亿元人民币的运作。这笔钱分布在一个由五个组织组成的网络中，这些组织在20多个省份使用了8000多个银行账户。这些网络的范围确实是全球性的，不仅在香港运作，而且也在有大量华人侨民的地方也运作。根据英国国家犯罪局 (NCA) 2019 年的情报评估，地下钱庄“极有可能”在关键地点准备好资金池，以便收款人能够快速收到当地货币现金。不过，与其中一家钱庄合作并不是一个可以掉以轻心的决定。在中国大陆使用非法货币兑换服务的人通常会被处以试图转账金额 30% 或以上的罚款。如果金额很大，提供服务的人将面临巨额监禁。尽管无期徒刑的最高刑罚通常只有存在贿赂等复合犯罪时才会判处，但有报道称，判处一年至五年徒刑的情况很常见。尽管你在香港、英国或新加坡等地，中国的资本法不适用，但合法银行有可能对资金来源产生怀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表示，虽然新加坡没有实施其他司法管辖区的资本管制，但监管机构要求包括汇款代理在内的金融机构检测和报告可疑交易和行为。机构还被要求降低受其他司法管辖区法律影响的活动带来的声誉、法律和运营风险。新加坡的银行有理由保持特别高度的警惕：8月份，当局逮捕了10名华裔人士，并指控他们犯有包括洗钱在内的一系列罪行；超过 28 亿新元（约149亿人民币）的现金和其他资产被冻结或没收。这些指控涉及试图转移诈骗和非法赌博等非法活动的收益，而不是汇款。但汇款业务也有其阴暗面。据NCA称，为了最终通过hawala进行交易结算，中国地下钱庄经常使用犯罪集团通过贩毒、走私香烟、有组织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等活动产生的现金。例如，在中国和英国都有业务的团伙可能会先将钱支付给伦敦的hawala收款人，然后由上海的地下钱庄份子支付相应金额。中国当局严厉打击了一些，例如将现金装在手提箱或汽车后备箱中转移，或者用帆船运往香港。英国执法人员发现，中国学生账户有时被用作后门，将资金转移到合法的银行系统。NCA 查明有 100 多人向 14,000 多个个人银行账户存入现金，这些账户主要由中国学生持有或设立。12 个月内存入这些账户的现金总额超过 1 亿英镑（约8.9亿人民币），其中一些人每人停车金额超过 250 万英镑（约2225万人民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航行的高风险是值得信赖的金融专业人士成为中间人的原因之一。虽然被公司合规问题所困扰，可能会让他们失去职业生涯，但私人银行家在客户的压力下可能会进入灰色地带。彭博新闻社采访了四位金融家，他们讨论了如何模糊界限。所有人都要求匿名，以便畅所欲言。一位目前在一家联合家族办公室工作的前私人银行家描述了他个人如何参与为富有客户转移资金的过程。另一位金融家表示，他帮助向客户介绍这类服务，而他的公司则帮助富有的中国人建立可变资本公司（variable capital companies）——新加坡一些投资基金使用的一种结构，可以向公众隐藏最终受益人的身份，尽管监管机构可以看到。欧洲不同银行的另外两名私人银行家表示，虽然在账面上他们无法帮助客户规避资本管制，但他们确实向亲密且值得信赖的客户传递了地下汇款机构的联系信息。通常，这些推荐人都不会收取佣金：传递链接是为了让重要客户满意，并有可能赢得未来利润丰厚的合法业务。过去几十年中国财富的爆炸式增长意味着存在大量的潜在需求。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更多的资金正在寻求离开。房地产顾问Juwai IQI在8月份表示，预计未来二年将有70多万中国人离开中国。根据其网站上的搜索结果，购买房产的热门目的地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新加坡在4月份对外国买家征收了60%的房产税，这抑制了中端市场的需求。如果流出中国的现金多于流入中国的现金，这意味着并非所有汇款请求都能通过镜像交易得到满足，各机构在找跨境汇款的方法；限制这些路线一直是一场长期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国当局严厉打击了一些简单的方式，例如将现金装在手提箱或汽车后备箱中转移，或者用帆船运往香港。对海外收购的审查越来越严格，减少了通过向中国境外的公司支付高价来套取资金的机会。有一种流行的技术被称为“smurfing”。它涉及在大陆招募尚未使用其合法汇款限额5万美元的人员。通过使用许多人，这些机构可以利用他们的银行账户和小额个人津贴将大量资金转移到国外。政府披露的案例调查显示，有时这种规模会较大。据官方媒体报道，一名李姓男子招募了 102 名人员，帮助其在 2020 年捐赠 680 万加元（约3200万人民币）。当资金数额更大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一种常见的伎俩是篡改必须在海外结算的进口合同。这可以通过夸大进口货物的价值来实现，然后卖方同意将差额存入一个单独的离岸账户。或者它可能涉及彻底的伪造。在东部城市温州的一起案件中，一家公司制造了欺诈性商业交易，声称其进口商品支付了 900 万美元（约6500万人民币）。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另一家位于深圳的投资公司捏造交易，并向海外汇出近 1800 万美元（约1亿3千万人民币）。对于 XTransfer Ltd.这样的公司来说，发现此类非法交易已成为一种法证侦探游戏，该公司帮助中小型企业进行贸易并确保银行合规。在该公司的香港办事处，XTransfer的一名员工指着一行行数据，这些数据用于检查交易是否真实。该公司总共使用了1000多个统计数据来自动验证。当事情不对劲时，通常会有一些迹象。XTransfer 反欺诈专家龚伟松表示，包括钻石、祖母绿或大件电子产品在内的高价值商品是伪造交易的常见伎俩。龚伟松说，“如果特定卖家的交易数量异常高，而且还来自各种不相关的账户，那就是另一个危险信号。”即使将资金转移出中国变得更加困难，专家们预计总体尝试不会有任何放缓。法国投资银行Natixis的高级经济学家Gary Ng估计，基于旅游数据中无法解释的差异（这表明中国游客在旅行时将现金留在国外），预计今年将有多达15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来自中国的钱比以前更不值钱了2013年10月11日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价格变化资料来源：彭博社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新宇表示：“新冠时代之后，中国人出于工作或个人原因向海外汇款的需求不断增加。”“更多的人可能会诉诸非法渠道，我们可能会看到当局调查的案件有所增加。”地下网络不仅利润丰厚，而且非常复杂，以任何从事外汇交易的人都熟悉的方式进行交易。据使用过他们的人说，他们赚钱的一种方式是要求更昂贵的汇率。例如，如果一个人在银行通常需要 716 元兑换 100 美元，那么他们会要求 733 元；费率每天都会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