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据报限制12省市发新债能力）中国增发特别国债之际，有消息称国务院已限制12个债务高风险地区发行新债和上马新项目。分析认为，在中央与地方债务比重长期失衡之下，近期举措表明官方正通过增加中央举债减轻地方债务压力。路透社星期三（10月25日）引述知情人士称，一份9月下旬出炉的国务院文件已于本月发放给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文件提到，包括辽宁、吉林、云南、贵州、天津和重庆在内的12个省市自治区，将只能承担中央政府批准的特定项目，修建火车站和发电厂等项目则不被允许。文件规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的债务增速不得超过所在省份企业贷款的平均增速。地方政府举债只能用于国务院批准的重大项目和重点领域的少数项目，例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和多数主要经济体不同，中国政府债务以地方债务为主。去年地方债总规模超过9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高达76%。过去三年，防疫开支增加、投资回报降低和土地收入减少等多重因素，加重中国地方财政负担，也加剧市场对地方债升级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忧。中共政治局在7月底召开的会议上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中国政府星期二（10月24日）增发1万亿元国债，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政府。尽管这批国债的官方用途是支持灾后恢复重建，但分析认为，部分资金将用于化解楼市和地方债风险。本月以来，中国已有至少25个省市披露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计划，发债规模突破1万亿元，超过此前两轮规模。和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的普通再融资债券不同，特殊再融资债募集资金用于置换地方隐性债务，其中多是由城投公司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一名不愿具名的经济学者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尽管限制部分地方政府发债的消息尚未被官方确认，但这项举措符合为地方化债的逻辑。这些省份没有太多还能抵押的有价值资产，强行发债只会加剧寅吃卯粮的困境。而无论是强制国有银行认购，还是通过高折扣吸引地方金融机构认购，都有可能造成金融风险。此经济学者表示，“将它们的地方债变成中央债，通过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来消弭债务风险，是当前较为合理的解决之道。”这名学者同时强调，这样的做法只应作为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地方政府应借此契机改善投资机制，避免让中央持续承担债务。”中国增发国债当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主持召开部分地方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了解各地经济形势、面临的困难问题及对明年全国经济工作的建议。根据国家发改委官网星期三发布的文告，参与座谈会的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贵州、陕西等地发改委主要负责人。郑栅洁在会上指出，要清醒看待经济运行中的困难问题，统筹衔接做好今明两年重点工作，做到“扩内需、强实体，防风险、保民生”。文告也披露，近期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分别带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了解各地经济运行情况，听取对明年经济工作思路的建议。...
1.8亿，这乍听起来如同天文数字般的房价，在北京四合院的世界中，却可以用“高性价比”来描述。近日，“多尔衮行宫四合院挂牌出售”一度冲上热搜。1.8亿，正是这座四合院的挂牌价。由于引发舆论热议，这处四合院的主人已经闭门谢客，不再接待看房者。上亿的价格无疑超出普通购房者想象。如果打开贝壳、我爱我家等传统中介APP，里面收录的北京房源中，没有一个报价可以与之媲美。其中，贝壳找房收录的北京房源最高价为1.5亿元，且1亿元以上的房源有15套，均为别墅。不过，1.8亿绝非北京四合院的高价。京东司法拍卖网显示，10月19日，北京庄胜房地产旗下一处四合院公开拍卖，价格4.1亿元，创下四合院法拍最高价。不过，该房源已流拍。而根据中介机构丽兹行的数据，其在售房源中有13套四合院单价过亿，价格最高的甚至达到10亿元。在顶级富豪对老北京四合院的热捧下，拥有一座四合院俨然已经成为富人圈的身份象征。而随着“多尔衮行宫”冲上热搜，一向神秘的四合院交易，终于向公众敞开了一道门缝。没有一座向外界透露主人信息红色院门隔开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门外，是抵着院墙停放的“老头乐”代步车、没有隔门的公共厕所、凌乱的电线。而常闭的大门内，则是价值上亿的房产。迈过垂花门，一进院、二进院依次排开，正房与东西厢房内，黄花梨木家具、精雕细琢的工艺品引人注目，园中小桥流水、古木参天。地下室里，宽阔的车库停放着豪车，富丽堂皇的私人KTV足以容纳十余人，麻将室、桑拿房等设施一应俱全。这是位于张自忠路附近的一处待租四合院。《棱镜》作者走访了十余座老北京待租或待售的四合院，这些奢华院落的背后，讲述着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或与清朝某中堂大人的府邸相邻，或曾居住过民国总统的私人秘书……北京市东城区一处四合院，红色大门内别有洞天，作者拍摄被传为“多尔衮行宫”的在售院落，便是这些富丽堂皇的四合院之一。事实上，这一号称“多尔衮行宫”的房源，挂牌时间至少已有三年，但始终未能成交。直到近日，该房源被经纪人冠以“多尔衮行宫”的噱头对外宣传，才为大众所知。这处院落紧邻清睿亲王府所在的普渡寺，后者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初业主是鼓励我们冠上这样的噱头进行宣传的。”为该四合院带客户的经纪人表示，“这处院落并不涉及文物保护问题。”此前，四合院只是一个“小圈子游戏”。不少四合院房东都对预约看房的买家有验资要求。对普通人而言，高墙大院里的豪宅既不可望，亦不可及。然而，登上热搜后，这一院落的主人不堪舆论压力，撤下出售信息，闭门谢客。不过据经纪人提供的实拍图片，该院落占地面积足以停下三辆车，房间内可看到故宫角楼、东华门等标志性建筑。上述经纪人称，该院落的主人五年前购得此宅，房主极为富有。但据一位曾经看过此房的潜在购房者称，该院落为一处祖宅。众说纷纭之下，“神秘”、“隐私”，正是四合院拥有者的代名词。影视剧里，达官贵人的深宅大院门上往往挂着“和府”、“李府”等牌匾。但现实中，没有一座四合院会向外界透露主人的信息，甚至是住在隔壁大杂院多年的街坊也无法准确说出四合院主人的来头。刘思源是一位豪宅中介，从业已有六年。据其介绍，为业主保密是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合院业主通常会与中介公司签订保密协议。“如果说出来，这些四合院的主人可能如雷贯耳，甚至经常在电视中看到。”刘思源说，“明星和企业老板是四合院的主要拥有者。”据坊间传言，拥有四合院的企业家及明星包括马云、许家印、成龙、李连杰等。这些传言成为胡同口大爷日常的谈资，但没有街坊邻居见过这些富人在四合院里的真正模样。“定价随意，缺乏指导价”“串胡同”占据了刘思源的主要工作时间，他将这一工作称之为“走街”。“走街”目的是发现潜在可以买卖的四合院。据其介绍，目前全北京市场内流通的四合院不过百余套。尽管老北京保留下了诸多胡同街巷和传统民居，但由于历史原因，大量院落成为大杂院，被十余户家庭占据，且无产权。而真正产权清晰、格局方正的四合院少之又少。由于产品特殊，主流中介机构的二手房买卖及租赁业务均不涉及四合院。根据主营四合院经纪业务的丽兹行公司挂牌信息，目前在售四合院共94套。此外，四合院经纪公司盛东居网站中，目前挂牌在售的四合院有25套。顺益兴则有47套挂牌四合院。东城区某待租四合院正房一隅，用来商务接待，作者拍摄黄世荣是典型的老北京人，其“老头乐”代步车紧贴着门墩。跨过代步车，身后的祖宅是一个标准的“日”字形二进院落，距离长安街仅一步之遥，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不过，这400平方米的院落并非黄先生独有，而是兄弟8人共有。黄世荣如今年近八旬，其亲兄弟八人中，最小的也已六旬。五年前，黄世荣和另外7人达成共识，决心在他们这一代将祖宅卖掉。由于北京四合院稀缺和不可再生的特性，四合院作为投资产品近年来受到富人圈层的青睐，与黄金一样，成为抵御经济周期的优质资产。目前，市场上并无针对四合院成交情况的统计数据。不过根据上述中介机构丽兹行的数据，该机构自2016年10月来累计成交61套四合院，其中2017年成交12套，2018年成交9套，2019年成交7套，2020年成交9套，2021年成交9套，2022年成交7套。由此可见，四合院在过去六年间交易量保持平稳，并未受到经济形势和疫情的影响。此外，四合院的平均单价在过去六年亦保持稳定。从占地单价来看，上述机构成交的四合院中，2017年平均单价为13.31万元每平方米，2018年均价为15.38万元每平方米，2019年为14.74万元每平方米，2020年为13.69万元每平方米，2021年为13.85万元每平方米，2022年为15.36万元每平方米。虽然卖房决心坚定，但黄世荣报出的售价却如过山车一般起伏不定。与黄世荣院门口代步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房屋的售价。根据历史报价数据，黄世荣2017年首次报出的价格为1亿元，同年涨至1.6亿元，涨幅60%。2018年，黄世荣又将售价调至1.2亿元，降幅25%。随后2019年，该四合院调价次数多达6次，2020年调价1次，2021年调价3次。2021年夏，黄世荣将售价调高至2亿元，不久后调至0.89亿元，降幅55%。“这类现象，在四合院交易中并不罕见。”刘思源称，“定价随意，缺乏指导价，也是四合院交易的特性之一。”由于成交量小，四合院价格并无规律可循，几乎为“一院一价”。不同于老北京人黄世荣，位于南锣鼓巷一处待售四合院的主人则是一位港商。据经纪人介绍，该业主是香港大名鼎鼎的“船王”之一。多年前，“船王”每次来京开会都会买下一套四合院，但这位富商从未在他的四合院住过。上述经纪人称，其所在机构近几年已陆续帮这位富商出售了超过五套四合院。该中介机构还统计了所在片区过去五年成交的11座四合院信息，其中9座四合院的买家是企业老板。另根据刘思源对四合院买家的描述，南方商人占四合院买家的绝大多数，北京本地人则很少。茶室、KTV成租赁市场标配虽然四合院买卖数量和价格总体上保持平稳，但名人富商对四合院的喜好，却意外催生了租赁市场上的一股旋风。张志远的父亲向往在老北京四合院里进行文学创作。为尽孝心，张志远五年前在东四区域以年租金100万的价格从“二房东”手里租下一套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的院落。然而2023年续租时，该四合院年租金涨至198万元。他放弃了续租的念头。“这太疯狂了。”张志远表示。一位四合院经纪人称，四合院租金的极速上涨，与市场上广泛存在的“二房东”密不可分。据“二房东”许文斌介绍，过去五年，尤其是疫情三年，北京四合院的租金普遍涨了一倍。许文斌供职于北京一家从事“二房东”业务的公司，他所在的公司仅有约6-8个员工，却在北京老城区“压”了约50套四合院。他介绍称，当前北京在租四合院大约有千余套，而约九成的租赁四合院都掌握在“二房东”手中。在圈内，这些“二房东”又被称为“压房客”。许文斌介绍称，过去三到五年，四合院租赁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前，租客多是有四合院情结的文艺工作者或者热爱中国文化的高收入“老外”，用途主要是居住或收藏。如今，商务接待成了租赁四合院的主要目的，餐桌、茶室、KTV成了租赁市场中四合院的标配。四合院地下室，私人KTV可容纳十余人，作者拍摄“三年疫情催生了四合院租赁市场的火爆。”许文斌说道，“疫情期间，受防疫政策限制，商务接待者出入酒店、会所等场所颇有不便，而在自家四合院接待则可以不受限制。不仅如此，四合院私密性极高，大门一关，没人知道里面在做什么。”正是看准了这一商机，“二房东”群体快速占领了四合院租赁市场，并抬高价格，使四合院租赁成为“暴利”生意。他向《棱镜》作者算了一笔账。疫情前，一套300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四合院，年租金通常为100万元。“二房东”收来房子之后，改建、装修的投资约为100万元。如今，同标准的四合院租金翻了一倍，这意味着“二房东”们一年即可回本，第二年就能实现盈利，毛利率高达50%。其介绍称，疫情期间，四合院租赁供不应求，一套院子往往成交周期仅10余天。大量押金和热钱的涌入形成一个“资金池”，促使许文斌们走街串巷，向老北京人收更多的房源。然而租赁价格剧增之后，新入场的玩家已难获利。更令人不安的是，随着疫情结束，四合院租赁市场正在降温。许文斌称，目前已有一些“二房东”嗅到危机，开始减少收房量。一旦供求天平转向，“二房东”的资金链或将承压，而其改建、装修支出的大额投资亦难收回。没人知道这股四合院“租赁热”的旋风能持续多久。“如果危机发生，这些有精美雕花的中式家具只会成为最难处置的资产，压在仓库里落灰。”许文斌说。（为保护隐私，文中刘思源、许文斌、张志远、黄世荣均为化名）...
在周一的法国世界报上，该报上海通讯员西蒙·勒普拉特(Simon Le plâtre)刊发长篇文章，剖析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状况。他指出，尽管某些行业存在劳动力短缺，但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年轻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不愿意去工厂工作。勒普拉特表示，在中国，青年失业率从来没有像2023年这么高。6月份时，青年失业率曾达到创纪录的21.3%。随后，由于七月份会有新的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会让这一数据看起来更难看，统计局就干脆决定不再公布此数据。统计局的举动曾在网络上引起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微博上，几小时内，这个话题就有了1.4亿的浏览量。造成青年失业率高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经济尚未从三年的疫情中恢复，出口下滑，房地产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内消费难以提高。因此，尽管对中国经济进行比较的基础数据本身就较底，但今年中国可能只是勉强能实现年初设定的“5%左右”的增长目标。学校受到压力在这一危机的背景之下，一般来说，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虽然中国相关部门的数据说9月份的城镇总失业率很低，为5%，但此数据受到批评，因为此统计不包括被视为“农村人口”的农民工。年轻人受到的影响很大，是因为他们主要在最容易受到危机影响的行业工作，比如服务业、私营企业、不稳定的工作等等，而在公共领域和工业企业中，年轻人相对较少。勒普拉特写道，青年失业率的实际数字可能比中国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要糟糕的多，因为，如果找了三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话，他们就不再进入统计数字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丹丹（Zhang Dandan）根据3月份在上海郊区进行的研究估计说，实际数字可能高达46.5%。此外，高校也受到压力，它们也要为减少失业率做出努力。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表示，“在学生找到工作拿到合同之前，大学开始不向学生颁发文凭了。”（也有高校在颁发毕业证时要求学生先签订虚构的就业文件，后被相关部门禁止高校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的这种作假行为）不过，香港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表示，“我不认为青年失业率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许多年轻人都能找到工作的”。她说，“这是独生子女一代，他们的家庭对他们的教育投入很大，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份‘还过得去’的工作。2023年的1200万大学毕业生的家庭，有能力养活他们一段时间。”确实，2021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中有58%完成了高等教育（学士学位以上），而2012年这一比例仅仅是30%。也确实，在某些行业，比如餐饮业和工业，都在努力招聘。位于上海郊区的一家瑞士公司（LX Precision）的老板尼古拉·穆西(Nicolas Musy)说，“年轻人不一定想在工厂工作。这不仅被年轻人自己也被他们的父母视为是有损脸面的工作。”这位在中国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板继续表示，“2010年代初以前，招聘要容易得多：大量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对他们来说，无论是什么工作都做。”可现在，不一样了。许多以前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农村年轻人如今更喜欢当外卖送货员。为吸引蓝领工人，企业不仅要调整工作量和薪资报酬，还要提供更受欢迎的工作环境和文化。...
胡乐天近期频频往返于香港与日本两地。他是日本一家中资资产管理公司和券商平台Leading securities(立鼎证券)的负责人。该公司已经有74年历史，从事财富管理及基金销售等业务，之前主要服务日本的高净值客户，在2019年被收购后，增加了服务中国资本的板块。过去这一年多，他的中国香港和内地客户陆续在日本京都、静冈以及长野轻井泽等地买下了一些酒店和度假村，还有些客户选择在东京买入高层的大平层豪宅户型自住，价格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腾讯新闻《潜望》于10月初某天下午在香港中环的办公室见到胡乐天时，他刚从日本回来。这半年来，不管是香港金融行业人士，还是做生意的老板们，聚会的时候无一例外会聊到一个话题：钱还可以投向哪里？日本，这个词频繁出现在他们的答案之中。几位今年多次往返日本的富豪都曾告诉腾讯新闻《潜望》，现在他们在日本见到企业家朋友的概率比在香港还多。在这之前，这些富豪们大多会聚集在香港。他们有的是去日本考察投资环境，有的则已经买下了资产，还有的甚至是去做医美，比如打干细胞。一位正计划赴日本投资的富豪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除了中国香港地区，钱总需要分配些在亚洲其他地方，新加坡太小又被炒热了，日本是目前较好的选择。在此之前的一年，他曾将自己的部分资产转至新加坡。这些富豪们前仆后继飞往日本时，正是胡乐天最繁忙的时候。现在他每个月有超过15天的时间在日本，且随着中国富豪在日本的需求增加而增加。跟着马云跑日本胡乐天在香港中环的金融行业工作近20年，其团队有30多人，主要负责IPO和地产债有关的业务。过去这几年，香港的IPO业务不景气，今年前三季度的IPO募资额仅有246亿港元，相较于高峰期跌幅超70%。同时，香港的地产债生意随着内地地产行业的转冷更为惨淡。胡乐天需要带着团队寻找新的生存机会。2019年，他在日本收购了一家当地的老牌券商立鼎证券，该机构至今已有74年的历史了。此后，除了加大服务日本年轻客户外，立鼎证券还成立了创新业务部门，核心聚焦服务中国富豪在日本的投资。用他的话说，那时候也会找来一些中国背景的客户做路演，但是效果并不大。今年年初后，找他和团队咨询日本投资机会的客户逐渐增加。胡乐天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这是天时地利的机会。今年初以来，日本股市从25700点一路走高，并于6月重回33000点，创了30多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4月的时候，巴菲特非常高调地对外表示，持续买入了日本三菱等五大商社股票，并在当月以93岁高龄高调访问日本。这让嗅觉更为灵敏的富豪们开始关注起日本。同时，关于马云定居日本的消息也在香港富豪圈流传，今年5月，东京大学证实聘任马云为客座教授。腾讯新闻《潜望》曾获悉，除了香港的豪宅外，马云确实在日本也有些物业。他的部分好友也陆续于近两年在日本做了不少投资，其中就包括物业。这也是吸引一些内地富豪前往日本的部分原因。胡乐天告诉腾讯新闻《潜望》，向他咨询日本投资的客户主要是中国背景的富豪为主，咨询的方向包括当地的投资环境、法务和税务等。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已经在境外上市的新生代老板们。在此之前，他们更多把钱投资于其熟悉的中概股或者是香港本地的物业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是中国内地老一辈实业起家的富豪，包括一些地产行业的老板们。关于中国内地富豪投资日本（跑日本）的具体详情，暂未见日本的官方数据，腾讯新闻《潜望》联系了多家中介机构也暂未获得有效的报告。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全球商业不动产服务机构高力国际提供的跨境资金流动数据显示，今年头9个月，海外资金流入日本的势头很强，涨幅翻了一倍，占全球资金流动的11.5%，在全球排名第三，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新加坡。高力亚洲估价及咨询服务行政董事周若瑜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这些跨境资金除了投资股市之外，更多流入到了地产领域，包括酒店和住宅等。全球地产咨询机构莱坊最近的一份报告则显示，过去十年里，估计有160亿美元资金从海外流入了日本包括酒店在内的商业地产，其中约12%的资金（约25.6亿美元）是在今年上半年发生的。仲联量行日本资本市场研究董事内藤康二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今年至今，他已经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境外投资者对于日本物业的热情，尤其是中小型的multifamily项目（即长租公寓）非常火爆，但是他也暂未有明确的中国富豪投资日本酒店的数据。从莱坊的报告也可以清晰看到，截至目前，日本长租公寓的交易规模已经达到了9亿美元，增幅远大于过去15年。莱坊亚太区研究部主管李敏雯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过去这一段时间，日本的长租公寓很受投资者的喜爱，包括凯德置业及一些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都先后在日本买了不少这类物业。(图片来自莱坊地产)内藤康二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今年以来，他已经带着团队做了超过90次的针对海外投资者的路演，这一数据是去年的4倍。他也表示，这些新增的海外投资者中，最多的是来自新加坡的基金或者是家族办公室。周若瑜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据他了解，之前流入新加坡的外资资金过多，当地实际上可投资的标的不足，在有限的可投资资产价格被爆炒后，资金外溢至日本，其中包括不少原本来自内地及中国香港的资金。全款拿下上亿的酒店、度假村中国富豪在日本的投资需求，更多还是集中在收息资产。一位某北方省份的首富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和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收息资产才是最踏实的。他也在探索日本的可能机会。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澳洲投资了不少固定资产，包括酒店和服务式公寓等。胡乐天也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今年以来，他的客户当中确实越来越多这样的需求，即希望投资日本的酒店业务。他们大多选择日本的酒店规模在30-50间，价格则在2000万~300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约1.4亿~2亿左右。他经手的最便宜的一个酒店交易是1000万美金出头。这些富豪们在日本买下酒店之后，会交给胡乐天及其团队管理。腾讯新闻《潜望》获悉，胡乐天的公司现在日本受托管理着6家这类物业。此外，胡乐天的公司立鼎证券也在过去这几年陆续在日本买下了5家酒店和度假村，除了日本富豪们聚集的东京附近的轻井泽酒店外，其他四个都属于度假型滑雪场，分别为位于北海道的Snow Cruise Onze、滑雪胜地白马地区的望山旅馆，京都的国境高原滑雪场和Grand park hotel。腾讯新闻《潜望》获悉，长三角地区某位富豪也于今年在日本买了一座大概有30个房间的酒店。一位香港某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也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她所在的公司老板也于今年上半年在日本买了一个度假村，价值在3000万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2亿出头。胡乐天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这些在日本买了酒店等固定物业的客户都没有用贷款，尽管当前日本的利率不到2%左右。用他的话来说，这些物业对于富豪们来说并不算贵，而且他们担心之后日本随着经济起来也会加息，不愿意承担利息成本。据他估计，在没有杠杆的基础上，当前这些固定资产在日本的年化利率大约在6%左右。一位在澳洲买了不少酒店的香港富豪曾经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这个收益率和澳洲差不多。但是，若是加上杠杆的话，日本的固定资产投资则有更大优势，当前澳洲的利率也已经超过5%了，利息成本很高。就胡乐天公司自持的5家酒店及其客户委托的6家酒店来看，这些酒店大多集中于京都等人口集中的城市，或者是有特色的滑雪或度假区域。也就是说，这些酒店的入住率得有保障，才能确保稳定的现金流回报。胡乐天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除了酒店之外，他的一些客户也会选择在东京买入一些高层的大平层豪宅户型自住，价格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仲联量行日本资本市场研究董事内藤康二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现在日本地产方面的投资，大概70%左右依旧来自于本国国内的需求，海外投资者占比在30%——这一数据，在一年之前不足15%，相当于今年翻倍。除了投资地产之外，胡乐天也表示，近期也有不少客户前来咨询赴日打干细胞等医美内容。为了更好的服务公司客户，胡乐天还在日本投资了一个干细胞有关的医美项目以及其他的高端旅游服务。入场日本的最后窗口期？莱坊亚太区研究部主管李敏雯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最近这段时间或许是投资者入场日本的最后窗口期。在她看来，日本不可能一直维持0利率，毕竟过去这一年多日本的经济和消费都在复苏，过去那种持续的量化宽松极有可能会结束。不过，她也表示，这可能最后取决于日本经济复苏是否可持续，以及日本央行对于通胀率是否满意。李敏雯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进场的时间更为重要。尽管日本的资产价格相对于早些年已经有了不小涨幅，但是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日本的资产价格依旧还是洼地——这也是包括中国富豪在内的投资者继续进场日本“买买买”的原因之一。内藤康二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就当前美元兑日元约150左右的情况下，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这个时候赴日本买资产，实际上相当于是打了25%的折扣。胡乐天坦言，尽管之前华尔街的投行一直吹嘘投资印度，但是印度动荡的政治和毫无章法的法律环境，和日本比起来没有任何优势。他和其富豪客户们都认为，日本是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多年日本一直都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使得日元相对弱势。他认为美元兑日元的底部在150左右，因此，他也觉得现在是投资者入场日本的一个窗口期。日本官方也曾努力吸引在港的投资者，包括内地富豪们。胡乐天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日本监管曾要求日本上市公司有效提高市净率，在港的很多投资者都收到了日本公司邀约的路演。据腾讯新闻《潜望》获悉，这些日本公司赴港路演效果显著。不少在港机构投资者下半年开始已经每个月都会定期赴日本做投资考察，有的已经开始入场。日本官方还在努力吸引更大的机构投资者。10月7日，日本首相将全球最有钱的基金管理者聚集起来，“为日本进行路演”，其中包括贝莱德 (BlackRock)、KKR、黑石 (Blackstone) 以及 GIC 和挪威银行 (Norges Bank) 等主权财富基金以及新加坡国家主权基金淡马锡 (Temasek) 的高层管理者等。据FT报道称，日本的一些官员私下透露称，当前确实是投资者入场日本的最后窗口期。市场都在猜测日本可能会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公开数据显示，日本央行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进行了三次购买国债的行为，使得日本十年国债创了新高。这也意味着，央行可能在给市场传出信号，即日本零利率的量化宽松时代可能即将结束。不过，这对不爱贷款的中国富豪来说压力并不大。更为重要的是，除了酒店物业外，他们也在探索日本的股票市场。胡乐天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他和股东们在日本收购的金融机构立鼎证券已于今年7月获得了日本监管的审批，即可为中国背景的投资者提供开户及股票交易服务。这可能是市场上首家中资机构获得该权限。一些富豪告诉腾讯新闻《潜望》，当下日本确实看起来是全球最好的一个投资市场，现在唯一的问题则是，日本市场要让人信服这是一个值得长期投资的地方，而不是短暂的机会。...
一家百亿私募机构突然宣布变更产品合同。你猜他在改什么条款？答案是员工身份的认定条款。为什么要修改这个条款？这很可能是要封闭一个私募界“流传已久”的销售的“暗门”。百亿量化大厂改合同一家百亿量化私募披露了基金合同变更公告，对产品募集对象的表述进行了修改。修改的部分，专门针对“特殊合格投资者”。所谓“特殊合格投资者”，通常是指那些具备高度专业性或资金实力的机构投资人比如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海外大型机构投资者。但少人知道的是，长期以来，私募内部员工也属于“特殊合格投资者”类别。换言之，如果是一家私募机构的内部员工，他（她）可以选择通过“特殊合格投资者”通道去申购自家基金产品，并享受一些外人不能享受的待遇。事涉“内部从业人员”以前述的合同变更为例，事涉的百亿私募机构在合同中，历史上曾经将“内部人员和机构自购”表示为：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但在新的合同（如下图）里，同样的位置表述为：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管理人及其员工。对比可以发现，改动主要是从“从业人员”改为“员工”。此外，这家私募对“员工”进行了明确定义：指与私募基金管理人签订劳动合同并交纳社保的正式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的外籍员工、退休返聘员工等。何故变更？上述两个表述的变化，外部人是很难看出来区别的。但来自业界的信息显示：上述表述的修改，可能是为了完善内部产品申购的合规性。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销售的常识，即合格投资者购买私募产品都有一个购买门槛，常见的是100万元，甚至更高。实际操作上，个人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标准还包括：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等）；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但私募机构内部员工购买所属机构的产品份额，是可以获得诸多优惠条件的，尤其是申购门槛的“降低”。从操作角度看，私募员工自身利益和所属公司密切关联，适当降低门槛有其合理性。而私募员工认购自家产品，能够鼓励其利益和客户保持一致，所以“网开一面”也有道理。能否“暗度陈仓”？但这就出现了一个可能的“销售暗门”：如果能把部分客户认定为私募员工，那么理论上他们就可以“绕开”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所以，内部从业人员（员工）的身份认定就变得非常关键了。一些百亿私募机构透露，它们对于“私募员工”身份购买产品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它们会按照备案的合规要求，对“私募员工”身份购买产品的相关资料，存档二十年，同时，也要求申购者必须要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一家量化大厂的员工表示：他们在允许员工购买自家产品份额时，会通过申购系统上传劳动合同，且合同中标明的雇主必须是备案私募主体，否则不会允许。执行也有“难题”当然，这又涉及到另一个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不少私募机构会有多个关联企业，部分私募机构又通过劳务外包机构和内部员工签约。这两者都造成了，有部分内部员工是无法和备案主体签约劳动合同的。那么，如果就此剥夺这“员工”优惠自购产品的权利，似乎也不够公平。这也是一个挑战。此外，一些机构出于保护团队免遭挖角的需要，也会有意识地让部分员工签约于其他机构。这种“离散”员工的存在，可能也是部分机构较晚实施相关严格员工认证条款的原因之一。...
据板扎在线报道，10月24日，北京（发布），知名打假人王海发布视频，称李佳琦直播间卖和田玉为假货。王海介绍，消费者在李佳琦直播间购买“鸳鸯金楼”的和田玉项链，NGTC实验室对项链的鉴定结果为“碳酸盐-透闪石质玉项链”。“根本不是和田玉，鉴定证书也是假的。”王海表示，消费者（向商家）反映后，“鸳鸯金楼直接给消费者微信转了5万块钱，希望能够息事宁人，但被消费者拒收了”。据了解，目前该款商品已被商家下架。10月25日，王海再次发文称，“李佳琦假和田玉项链小杨哥也卖过！建议检测一下要求退一赔三，这个价格不可能买到真的。”视频中，小杨哥说：“你们要的东西我砍下来了，鸳鸯金楼的和田玉白玉项链，这个直播间卖380。这个是项链，这个是手链，多少钱？319元，上车！”对于“王海打假李佳琦直播间卖和田玉”一事，网友纷纷表示，“李佳琦：你不知道和田玉是什么价格吗？自己不努力还想贪便宜”；“直播带货真是假货泛滥，直接给消费者转了5万块钱，收着啊，然后广而告之，让每一个买了玉的都去反映，你看他们配得起吗？”还有的网友表示，和田玉并非特指新疆和田地区出产的玉，而是一类产品的名称。“玩玉的都知道，和田玉本来就是透闪石啊。和田玉虽然因新疆和田而命名，但其本身不是地域概念，中国把透闪石成份占98%以上的石头都命名为和田玉，都在国标范围内。”...
彭博社报道，受经济疲软和利率上升的影响，香港房地产开发商正在降低新房价格，以出售空置房屋。报道指出，中原地产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香港有2万483套新房空置，是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报道称，李嘉诚旗下的长实集团是“最早接受新现实”的公司之一，以2016年以来最低的价格出售亲海駅II项目。这一策略让该项目超额认购超过30倍。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副总监杨文杰说，香港房地产公司目前的公寓定价比几年前的峰值低10%至20%。由于买家保持谨慎态度，中原地产预计香港今年新屋成交量将降至1万1000套，为近十年来第二低。彭博资讯分析师黄智亮说，鉴于供应量较高，开发商正在采取快速销售策略。 “当融资成本如此之高时，他们持有房产没有任何好处。对他们来说，最好用所得资金偿还贷款或从存款中获取利息。”报道称，港府最近暗示，可能会放松在2010年代早期推出的房地产限制措施。房地产业者也一直呼吁取消特定的财产税，包括对没有永久居留权的买家征收30%的印花税，以及对已经拥有房屋的居民征收15%的印花税。不过，杨文杰认为，新措施可能会提振市场情绪，但不会扭转市场，“如果开发商想增加销量，就必须降低价格。”...
浙江国祥IPO作假风波仍未平息，保荐机构东方证券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也备受质疑。据公开报道，国祥事件发生后，东方证券内部发生重大变动，有多名员工短期内集中辞职。自国祥IPO被叫停，东方证券股价也连跌多日。就在这个当口，东方证券（600958.SH）于近日抛出了一则回购方案，宣布公司拟回购2.5亿元至5亿元公司A股股份，预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且不超过12元/股（含）。东方证券表示，此次回购股份包括但不限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等法律法规允许的用途。目前该事项正在筹划之中，东方证券将尽快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在这则言语之间颇显仓促的回购公告发布之后，有不少投资者质疑东方证券在这个节骨眼上宣布回购，大有“息事宁人”的态势。浙江国祥被指上市作假东方证券涉嫌故意推高发行定价？10月9日，浙江国祥计划进行新股申购，然而在上市前一晚，浙江国祥首次公开发行被暂停。主要是因为浙江国祥本次拟IPO被投资者们质疑存在同一资产二次上市的情况。然而，针对投资者们关于浙江国祥“同一资产二次上市”的质疑，上交所表示，在前期审核中已关注到浙江国祥相关资产来自原上市公司*ST国祥的情况，并依法依规进行了严格问询把关。除了“二次上市”问题，浙江国祥的发行定价偏高也成为众矢之的。根据招股书显示，浙江国祥本次IPO的最终定价为68.07元/股，市盈率为51.29倍，该公司原计划募集资金7.37亿元，并于10月9日网上申购。若按发行价发行数量计算，浙江国祥预计募集资金总额23.8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2.28亿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21.56亿元，将超募16亿元。若浙江国祥上市发行成功并超募16亿元，东方证券作为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同样也将大赚一笔。发行定价越高、募资总额越高，东方证券获取的承销费用也就越高。据有关人士计算，东方证券能赚取1.87亿元的保荐费用。并且有投资者注意到，东方证券的子公司持有着浙江国祥的股份，招股书显示，东证汉德持有浙江国祥287.4万股股份，占浙江国祥发行前总股本的2.74%。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东证资本”）持有东证汉德11.11%出资份额，且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而东证资本系东方证券全资子公司。因此东方证券被市场质疑与浙江国祥有利益输送，为了获取更高的承销费用和投资收益“一鱼两吃”，刻意将估值拉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国祥被暂停IPO的同一天，东方证券公布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涉及公司执行董事宋雪枫、监事张健、佟洁、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四名董事、监事的集体离职。时间之巧合，也被媒体质疑系国祥IPO事件所致，相关董事有离职逃逸责任之嫌。对此，东方证券连发两则公告进行澄清。东方证券在《关于媒体传闻的澄清公告》中称，四名董事、监事等人员的离职事项均为正常变动。与此同时，东方证券在《关于投行项目的说明公告》中表示，本次发行承销费率综合考虑项目周期、工作量、市场类似规模的承销费率，经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承销费率为7.74%。此外，本次发行已经暂缓，保荐机构尚未收取承销费。东方证券从中扮演何种角色？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国祥IPO事件不断发酵，有媒体再次曝料并提出质疑。根据公司法，一个公司正常上市整个流程走完总费用大约1676万，而浙江国祥上市却花了2.2个亿，这可是正常上市费用的十倍之多。那么，这些费用花哪里了？从公开资料可知，浙江国祥上市期间各个环节给出的询价都不正常，“一路绿灯”是不是这10倍的发行费用换来的？这一猜测不禁让人“细思极恐”。而事实上，无论国祥上市成功与否，东方证券都是IPO产业链上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背后是否有金融欺诈的可能性？也引发众多网友和投资者的猜想。拾盐士关注到，有网友评论称：“一定要追究东方证券在国祥上市一事中的责任。”还有网友认为，参考美国的“安然欺诈事件”，东方证券公司的所有当事人，不管是辞职还是在职，都要负刑事责任！拾盐士了解到，“安然事件”指美国安然能源公司业绩造假事件，发生于2001年,也是美国经济领域的一件标志性大事件。全球最大的能源巨头、营收千亿美元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丑闻曝光。安然事件也是一例知名资本市场金融欺诈大案，最终安然公司被罚款5亿美元并宣告破产、退市处理。当时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安达信破产，三大投行被判有罪，并向安然公司破产受害者分别支付20亿、22亿和6900万美元的赔偿罚款。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为，浙江国祥和东方证券的“造假”事件与美国安然事件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涉及到财务造假和欺诈行为。不过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背景都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相提并论和加以类比。柏文喜指出，如果东方证券被发现配合国祥进行财务造假，可能会面临比较严重的处罚。这种行为可能涉及《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裁，会被罚款、一定时间内停止开展业务，而相关直接责任人除了涉及刑责与罚款之外，还可能会被禁止从事证券市场相关业务等。此外，东方证券还可能面临投资者的索赔和诉讼等。对于具体的处罚措施，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来判断。据知情人士透露，东方证券入股发行人及相关私募产品等问题已列入核查范围，将进行一一核查。东方证券也表示，公司当前正全力配合做好项目专项核查工作。公司将持续规范运作、合规展业，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东方证券年内IPO均超募多家参与保荐项目被中断拾盐士关注到，今年上半年，东方证券的证券保荐业务收入为1080.61万元，较2022年同期缩水532.39万元，同比减少33.01%；证券承销业务收入约为7.35亿元，同比减少7.01%。业绩表现不及2022年同期，距2021年上半年水平也有一定差距。另外，除了浙江国祥IPO暂缓外，今年东方证券参与保荐的另外3家IPO项目也被中断。2023年4月，经过深交所2轮审核问询后，由东方证券保荐的军陶科技向深交所撤回相关保荐申请文件；6月，浙江中鼎及保荐人东方证券向深交所撤回主板上市申请文件；8月11日，经历过北交所4轮问询的睿泽科技及东方证券向北交所提交了撤回上市申请的文件。9月4日，据北交所网站更新，睿泽科技相关项目已被终止。业内观认为，做投行业务对于项目的质量把关尤为重要，IPO项目频繁暂停可能会影响到券商后续的竞争力进而影响到收入的可持续性。同时，为营造公开透明的投资环境，作为保荐机构的责任也格外重大。事实上，近年来东方证券参与保荐承销的IPO项目中，出现超募的情况并不在少数。据Wind数据统计，2019年至今，东方证券作为首发保荐机构与首发主承销商，共护航33家企业首发上市A股，共赚取保荐与承销费用约20亿元。其中，实现超募的公司15家，占比超四成，总超募金额达67亿元。在这些项目当中，超募比例最高的便是昱能科技了。原本拟募资7.79亿元的昱能科技，在2022年6月上市之时最终募得32.6亿元，超募金额24.81亿元，超募比例高达319%，而东方证券也因此豪揽1.89亿元保荐与承销费。今年年初以来，东方投行主承销股权融资项目为5家，主承销金额57.25亿元。其中IPO项目2家，主承销规模29.07亿元；再融资项目3家，主承销金额28.18亿元。债券承销业务主承销项目304个，合并口径承销总规模为1827亿元，市场排名第8名。尽管浙江国祥IPO项目的承销费，东方证券尚未顺利收到，但东方证券今年的4个IPO保荐项目均实现超募，超募总金额共达17.28亿元，其累计赚得保荐与承销费用4.08亿元。其中，仅今年6月上市的西山科技这一单业务，就为东方证券带来了1.47亿元的收入。西山科技原拟募资8.29亿元，实际募资却达18亿元，超募比例172%。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山科技的背后，出现了与浙江国祥交叉持股的东方证券关联公司东证唐德的身影。招股书显示，东方证券全资子公司东证资本持有东证唐德19.12%出资份额，且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而东证唐德在东方证券成为西山科技IPO辅导券商的前一年，以25.3元/股的价格获得了西山科技59.28万股股份。由此看来，东方证券在西山科技和浙江国祥IPO项目上使用了同一招数。重重巧合，很难不让投资者们产生怀疑。再看西山科技登陆A股之后的表现，则更是让投资者们感到担忧。据《大众证券报》报道，2023年6月6日，西山科技以135.8元/股的发行价挂牌的首日，股价一度飙至201元/股，但一周后股价便破发开启了震荡下行趋势。上市仅4个月，西山科技股价累计跌幅约48%，几近腰斩。即便如此，以西山科技10月16日的收盘价91.38元/股与东证唐德25.3元/股的持股价来算，东证唐德依旧浮盈261.19%，获利近4000万元。东方证券在这一项目中又是稳赚不赔。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东方证券已然“口碑大跌”，有网友称“这一行为是犯罪未遂，必须重罚，赔到倾家荡产！”。后续监管部门对于浙江国祥和东方证券的核查结果必然成为关注热点，投资者们也在期待着一个满意合理的答复。...
01、减持制度是A股市场上一个巨大的漏洞，必须堵上中国资本市场为什么缺乏成长性？而我们的外围市场，无论是发达国家市场，还是新兴市场都发展得不错。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数据不比它们差，那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市场一直处在较为低迷的状态呢？这里面一定有深刻的原因，这个原因直接损害投资者的信心。市场是由三端组成的：资产供给端、投资需求端、交易端。为什么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中，企业有排队上市的现象？排队一定有一个制度诱导，比如，它只要排上队，只要能上市，就能获得巨大的、超额的制度性利润。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规则出了问题，我们过去只注重禁售期三年，对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没有财务上的约束。IPO也好，增量融资也好，之后他们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企业利润增加了多少，给投资者分红了多少，对这些都没有约束。IPO之后等三年，人家一看溢价了，就可以卖了。为什么三年以后要减持呢？因为减持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比做企业容易多了，所以我们必须控制大股东的减持。除了禁售期以外，必须要有一个财务约束，这就是创造利润的规模和融资规模的比例以及分红。把这个漏洞补上，中国企业排队上市的现象基本就会消失了。中国市场有制度性风险。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把这个漏出财富的黑洞堵上，要让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大股东IPO之后都要想着把企业做好，这是IPO的目的。企业上市不是为了三年以后减持套现的，所以我们要对这类企业严加监管。不是不可以减持，只要它们创造了符合要求的社会财富利润，还有足够的分红，那大股东就可以减持，因为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市场上很多人没看到问题的本质，老觉得投资者不理性。制度不好，投资者当然不来。还有人总是说企业市盈率高，这没有关系，多高都可以，关键是上市公司要为社会创造财富。02、融券，转融券把还不能流通的股份作为融券标的，这完全是错误的。设计这个准则的人完全不了解中国市场，这一条必须要改。把一个不能流通的，还处在禁售期的股份拿来作为融资标的，不能达到活跃资本市场的目的，还严重地损害了市场的生态链，也使得市场处在不公平的状态，因为散户投资者是拿不到这种融券标的的。我想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问题主要是对大股东减持没有财务约束、转融券把还不能流通的股份作为融券标的等，都在供给端，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供给端制度的深入改革。03、中国机构投资者存在两个缺陷，让大家不太信任它们从国际上看，中国上市公司质量在慢慢好转，但是它们有两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一是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对资本市场而言，透明度监管是最重要的监管。透明度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不是选择性的。所有的信息披露必须是真实的，否则，就涉嫌违法。二是缺乏对“上市是干什么的”的认知。有一些企业做得很好，它们认为上市就是要给它们一个新的融资通道，所以能够从更长远的战略角度去设计企业的发展。很多专精特新的高科技企业，在上市之前，很难通过贷款来发展。一旦上市成功之后，它们的专利和新技术会大面积爆发，因为它们可以进行长期的设计，这对上市公司来说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作为上市公司通过股权融资比债务融资要好，很重要的原因是债务融资是有期限的，到期必须还本付息，股权融资是没有期限的，也可以进行战略设计。但前提是，上市公司的领导者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把资本市场看成公司发展的重要的平台。很多公司领导者对此理解不够，只是认为上市就是一个套现的机制。因此，改革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堵上那些让他们追求暴富的机制和漏洞。你可以暴富，也可以富裕，但是前提是把企业做好，为社会创造财富，让股东有足够的分红。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七八成都是机构投资者，中国的散户更多。这是一种文化，中国机构投资者很难发展，类型非常多，从公募、私募的基金，到各种理财公司、财富管理公司，甚至可以延伸到信托、券商、财富管理，还可以延伸到商业银行的资管部，类型非常多。但是坦率讲，中国机构投资者存在两个缺陷，让大家不太信任它们。一是专业能力，别看中国投资机构的门店很大，但是能力不行。我也会到一些机构去问，你们究竟能为客户每年提供多少回报？在市场相对比较好的时候，他们说4%-5%的回报，到现在他们已经是亏损状态，而且亏损的比例比较大。哈佛大学的教育基金会规模很大，是哈佛大学很重要的投资收益。我去哈佛大学的教育基金会访问，问了它的一些投资状况，2019年，那时候美国市场挺好的，他们的管理人只完成了6.5%的收益，哈佛大学就在研究要解雇他们，因为哈佛大学认为这个收益是比较低的。中国很多机构投资者只有在市场状态好的时候才能做到年收益率4%-5%，当然他们有一个很好听的说辞——稳健经营。稳健经营是很好，但是机构要创造收益，不创造收益找机构做什么？所以他们的专业能力还是有问题。二是它们的信用并不是很好，尤其是最近一些财富管理机构暴雷，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它的收益率有时候不见得比个人强，那当然投资者就不太相信它。所以在中国机构投资者必须在这两方面同时改善。...
据媒体报道，美国最高监管机构正在高度关注高杠杆对冲基金交易带来的危险，并在考虑控制更广泛的金融体系风险的各种方案。 监管机构尤其担心一种被称为“基差交易(basis trade)”的策略，这种策略涉及利用高杠杆从美国国债期货与相关现货市场之间的价差中获利。近年来，以美国国债为抵押品的回购市场借款飙升至近3万亿美元。 尽管对冲基金受到的直接监管比较少，但它们的许多交易资金都依赖于受到严格监管的大型银行。因此，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向银行施加压力以限制对冲基金的杠杆交易。 知情人士称，在早期计划中，监管机构正在权衡包括从推动银行收集更多的风险敞口数据，到迫使银行提高一些担保借贷的估值折扣率的各种方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Gary Gensler本周敲响了警钟。他在周三表示，主要经纪商"非常慷慨地"向一些对冲基金提供资金，这是当前金融体系中最大的风险来源。Gensler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将由公众承担这个市场中所有的风险。” 几个月来，包括Gensler在内的华盛顿官员都指出了对冲基金杠杆交易存在的重大风险。拥有债券交易管辖权并监管投资公司的SEC正在寻求修改规则，以提高透明度。 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领导的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成立了一个对冲基金工作组。上个月，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指出，高杠杆率是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问题。 知情人士表示，一些美国官员最近讨论了国债回购的问题，考虑要求对冲基金提供更多的抵押品，迫使它们减少杠杆，从而减少潜在的金融风险。 提前出手 当然，这也会增加对冲基金等机构参与这些交易的成本，因为它们需要提供更多的资金作为抵押品，从而减少了它们可以用于其他投资的可用资金。这是为了减轻金融体系中潜在风险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涉及高度杠杆的金融交易时。 美联储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对冲基金能够应对较低的杠杆水平。然而，研究发现，这可能会降低交易的利润和吸引力。 另一位知情人士说，除了利用现有的银行监管机构提高对冲基金为杠杆交易融资的成本外，官员们还在讨论如何向银行施压，要求不同银行对同一对冲基金或其他交易对手的数据要求和报告标准是一致的。另一位知情人士说，一些官员还希望FSOC调查对冲基金与其经纪商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风险。 监管机构希望提前解决风险，以防止2020年事件的重演，当时疫情的爆发颠覆了美国国债市场，让对冲基金措手不及，最终导致美联储不得不出手干预。 FSOC的对冲基金工作小组成员包括财政部、美联储、证交会和FDIC的一些官员。该小组在4月指出，在市场紧张时期，基差交易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