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际学校没有外国学生了？班上都是亚洲面孔，外国孩子去哪了》开放日“我们的在校生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组成了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社区。当您的小朋友入学，他会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老师以及同伴进行互动和学习。”11月中旬，我参加了一所外籍学校的开放日，这是上海最早创建的外籍学校之一，位于古北，一个著名的上海外国人聚集区。一位穿着黑色西装外套，脚踩高跟鞋的招生老师，站在讲台上，微笑着向台下的家长们做着宣讲。外籍学校，全称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既然是外国人，自然没有体验中考、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必要，就拿这所外籍学校而言，学生可以2岁入学，18岁毕业，学校的宣传册中，一张五六个不同肤色和发色的学生照片被印制在内页，标题是“Global Education”（全球教育）。某国际学校校内 ©视觉中国招生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参观。万圣节刚刚过去，教学楼走廊上的南瓜装饰还未撤下，雪花剪纸已经备好，要挂起来迎接感恩节和圣诞节。图书馆里收藏了中英日韩等多种语言的书籍。在地下体育馆里，有一面攀岩墙，四季恒温的泳池里十几个小学生正在学习划水。整体而言，与还在探讨“课间十分钟”该不该消失的公立学校相比，这里就像一个精致的平行时空。外籍学校是三十多年来对外开放的产物。1989年，上海第一所外籍学校上海美国学校正式注册。下一年，浦东开发，掀起外资进入上海的第一轮高潮。接下来20年，上海的外籍学校在校生规模增长了48倍。如今，上海是中国拥有外籍学校最多的城市，约30余所，原因也简单，到2019年，上海已经连续8年蝉联“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但当我在这里看到众多亚洲面孔的学生时，也并不太惊讶。学校内的一处户外场地，十几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们欢闹叫嚷着。他们大多是亚洲面孔。在走廊里，三五成群的学生路过我们的参观队伍，隐约能听见他们互相说的也是普通话。和我一同参观的另外8组家庭，同样如此，并没有黄头发蓝眼睛，他们都是中国面孔，都说普通话。招生老师热情地说，中学部新开了滑雪课程，“这也是一条赛道。特别是谷爱凌之后。”——这明显也是中国父母们才会懂得的逻辑。外籍学校招生有身份要求，一般来说，需要父母至少有一方为外籍，或者孩子本身持有境外护照。这天和我一起参加开放日的中国父母们也都各有神通，他们有的持加拿大、美国护照，有的则有中国香港身份。没人能准确说出中国父母是在哪一年开始对外籍学校产生向往的。早在2000年，上海教科院一位研究员就在报告里写道：“这些学校（指上海美国人学校和日本人学校）的办学与招生倾向于开放，中国人也乐于把子女送到国际学校就读。”这些年，除了回流国内的外籍华人，也有内地父母特意到美国或中国香港生下“美宝”、“港宝”；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很容易地搜索出移民中介，他们帮中国人“规划身份”，号称花几万块就可以购买一本非洲小国的护照。有了身份，就有了进入外籍学校必须的通行证。但过去几年，外籍学校里中国背景学生的比例陡然增加，除了中国家长摸索出门路外，也有新的原因。参观的终点，招生老师主动和我们提起学校里有着高比例的亚洲面孔学生这件事。她降低了声调，略带遗憾，“很多纯西方的家庭都离开了上海。”上海街头带孩子散步的外籍家庭 ©视觉中国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如果你长期在上海生活，能够非常直观地觉察到这种显而易见的变化——在这座大都市，偶遇外国人曾经如此容易，他们骑共享单车，出现在临街的咖啡厅，走进陆家嘴或徐汇的一座座写字楼。但到了2022年下半年，这一些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一个公认的结果是，他们的出走带走了那些符合入读身份的学生，压缩了外籍学校原本就不大的教育市场。我想起从一位老师那听来的一个例子：一位学生家长是来华多年的北欧高管，去年6月上海的出行限制一解除，他便带着家人去了新加坡。事实上，不仅仅外籍学生在流失，中国学生的市场也缩紧了。招生老师摊手，语气坦诚地告诉父母们，“本来计划海外生子的家庭三年出不去。这是个现状，也是所有上海外籍学校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出生率也低。”旁边一位戴着银边眼镜、外表斯文的父亲插话，“看全国的数据，过去的三年出生率越来越低。”2017年，全国新出生婴儿1723万人，2018年为1523万人，连续数年下滑后，到2022年，出生人口已经跌至956万人。“疫情之前开了多少个班？”开放日结束前，我问招生老师。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以前入学要到门口排队拿号的。谁能想到现在招生这样（困难）。”乐园一位外籍学校小学生的一天通常是这样的：早上8点上学，下午3点放学，然后可以选修艺术或体育课程，比如小提琴或游泳。即使是上海的冬天，学生们依然穿着短袖短裤踢球、跑步，成绩可以不好，但运动不能缺少。小学毕业的时候，他们组队用英文讨论中世纪欧洲大瘟疫黑死病的传播；在某些节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庭一起烹饪美食，自制出一次热闹多元的集市。不要成为做题家，不要高考，在学校宣扬的格言里，教育的核心是品格培养，每个孩子是独一无二的，要理解他者、走向时代。申请外籍学校的流程和申请欧美大学的过程相似，填写申请表，付约3000元报名费，接受半小时或一小时的面试，收到offer或拒信。某国际学校教室 ©视觉中国面试学生，就是面试家长。2021年，吴倩的儿子拿到了上海两所外籍学校一年级的入学资格。她没有特意准备，对自己的家庭足够自信，她的先生有海外教育背景，曾在哈佛读MBA，后来加入加拿大籍，儿子在上海出生，自动入加籍。刚生下儿子时，吴倩和先生就想好了，要让他走国际教育的路线，未来到美国或加拿大上大学。他们不认可国内教育应试的逻辑，不想让孩子卷入竞争。吴倩说起自己。小学时，她的成绩稳居班级前三名，上了重点中学后，成绩“没那么好了”。突然从好学生的队列里掉下来，压力和挫败击中了她，她有些“破罐破摔”，和一群“不爱读书”的伙伴玩到一起，四处逛，不写作业。高考时，吴倩没有考上本科，读了一所大专院校。现在，她不在乎这些过去的经历了，至少想到青春生活时，记忆里不只是学习。到了操心儿子教育问题上，她也尽力拨开那些层层被选拔的障碍，希望儿子学得轻松自在。每天儿子放学，吴倩第一件事就是和他确认，“今天在学校开心吗？”最近，一位朋友的女儿试图自杀。小女孩刚上公立初中，她说，耳边有声音在重复，“你这个都学不好，你怎么不去死？”吴倩是满意外籍学校的教学的。学校用游戏的方式教学，“比如教中文，也是设计四五个游戏去识字。”受益于外籍学校更自由的教育，儿子了解的知识范围比同龄小孩更广。看到新闻中火箭发射，儿子会和她解释，什么是助推器；儿子还牢牢记得行星是怎样移动的。某外籍学校内孩子们在沙地里玩耍活动 ©视觉中国然而，随着近几年学校里中国背景家庭的比例越来越多，吴倩感觉外籍学校的味道有些变了。在外籍学校的圈子里，只有孩子是外籍身份而家长为中国籍的家庭被称为“双非”，所谓“美宝”的家庭大多属于此类。她觉得，“双非”家庭多起来后——那是一群爱背爱马仕的家长，“卷”的势头也随之而来。吴倩儿子所在年级，纯外籍的小孩大约只剩下十分之一，不少中国家长会安排小孩上补习班，提前学习课程内容。吴倩惊讶地看到有家长在朋友圈分享，一个刚刚升幼儿园大班的女孩已经在学三元一次方程了。她无意追求高分和名校，更无意“爬藤”——这是国际教育圈对于怀有常春藤名校梦的戏称。但在身边人都卷起来的压力下，吴倩也不得已给孩子请了外教单独补课，一周两节，辅助孩子精读英文文章。她本想让孩子大学再出国留学，现在不考虑了，“初中就去。”这种想法背后，也有对于不确定性的担心。她的先生在一家德国企业工作，但这几年公司“生意不好”。在吴倩身边，有四个在外企工作的外籍家庭都在这一两年内陆续离开了。危机未尽在时代的风雨中，教育正成为树梢飘摇的一片叶。12月初，北京BISS国际学校倒闭的传闻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开。这所成立已近30年的外籍学校，由新加坡前国会议员创办，是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批准的首批在京外籍学校。但早在2018年，北京BISS国际学校就陷入资金困局，拖欠员工工资，一度停学。生源是根本。时任校长埃普林曾解释，外派到北京的外籍人士近年少了，是导致学校周转不灵的原因之一。全校学生人数从2014年的315人逐年递减至2018年的110人，而他估计，学校的正常运转需要至少170名学生。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Maggie是上海一所外籍学校4年级的班主任老师，美国人。Maggie说，所在的外籍学校也已经有些名不副实，“一个班级里可能只有一个真正的外国学生。”不仅真正的外国学生在减少，整体学生数量也减少了约四分之一。在学校职工会议上，老师们讨论了一份调研的结果——学校统计离开外籍学校的学生都去了哪里，一种趋势是，中国家长们开始让孩子转学到双语学校。这类学校也沿用欧美的教育体系，但更紧抓学业，追求成绩，学费也更便宜。她猜测，为了吸引亚洲家庭，未来外籍学校也许会学得更难、更深，更关注数学的教学。“这好，也不好。好的是学校可以在有更多亚洲学生的轨道上生存下去，不好的是，这样更不国际化，对外籍老师的吸引力也会降低。”Maggie说。周末，某国际学校的体育场，小学生参加训练 ©视觉中国2017年，Maggie在朋友的推荐下从美国来到上海。多年过去，她已经在上海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和社交圈。她和丈夫在中国相识，4岁的儿子也在上海出生。在微信上，她有各种群聊，美国教师群、美国女性群、非裔教师群。过去一年，Maggie陆续送别了十多个朋友和同事。她告诉我，人们出于相似的原因离开。“他们大多是单身，在封锁期间独居。”Maggie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没有家人陪伴，也许也会离开。”——疫情封控最严重的时候，她有一两个月没有收到薪资。2022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时，Maggie的教职团队里有45个新员工，而学校总共也只有200多名教师。许多外教在暑假期间离开了。外籍老师们大部分都有在多国从事教育的经验，他们喜欢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往往在某个地方待上三四年，再前往下一个国家。外籍老师的流动性原本就比体制内教师高，疫情又成为迁徙的导火索。结果是，“很多在海外的外教明确说不考虑内地的城市，可能只考虑香港。”一位外籍学校的中文老师David说。许多欧美国家的老师离开后，学校招了一批东南亚小国的老师。有“看脸”的中国家长存有顾虑，David只能回答，“老师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师，大家的资质都是一样的。”他不知道家长对于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元气何时能够恢复，还未可知。2023年秋天，Maggie所在学校又传出了裁员的消息，约十多位课程老师被要求离职或休假。许多外籍学校存在经营上的困难已是公开的秘密，由于生源的流失，财政岌岌可危。招不到学生，学校不得不紧缩班级和师资规模。David透露，有学校头一年还有800多位学生，到了2023年秋季只剩下了500人不到。新学期开始，Daivd班级里的二十多个学生中，只有五个纯外籍的学生：三个韩国人，一个巴西人，还有一个是中外混血小朋友。随着中国家庭的增加，家长们对于中文教学的要求也普遍提高了。家长们会向他提要求，拿公立学校的标准做对比，比如更明确地指出，希望孩子掌握多少个汉字。信心郭睿是一家国际教育集团的招生与市场负责人。以他的说法，疫情让外籍学校失去了最明显的优势——一种国际化的校园氛围。他说，“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学术吗？那培训机构会做得更好。家长会反思，如果失去了国际学校的氛围以后，那国际教育剩下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在和郭睿的聊天中，我意识到，如果把教育看作一种投资，这也是关于信心的决策。“经济环境好，家长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更加愿意在教育上面投资。因为他自己有很多可能性，赚钱的方式有很多，我的未来是充满可能的，我的孩子也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经过这几年以后，家长要求生存。”在西方家庭纷纷离开后，亚洲面孔的比例陡然增加。对部分中国家长来说，这份教育投资变得有些不划算。他们付出一年二三十万的学费，原本希望孩子进入一个多元的环境，和各国学生交往相识，未来能够英语流利，和国际接轨。一位家长对我说，“你既然读了国际学校，就是要跟外国小孩交流。”但如今，这种所谓“国际氛围”可能只存于想象。有妈妈直接向我描述了现实中外籍学校学生社交圈子的分化，“母语是中文的小朋友一起玩。外国的小孩一起玩，最多就是带上混血。”郭睿觉得这也能解释家长的动机，“为什么现在家长退回到了双语学校，退回到以成绩为导向的学校。因为他们投资要一个结果，不仅仅只是一种氛围和感觉。”英语学习 ©视觉中国但有时候，退回也不那么容易。2022年，在儿子入读外籍学校五年后，广州妈妈陈玥决定让儿子转学到一所公立小学的六年级。她在外籍学校见识过那些“隐性的成本”。虽然学业压力小，作业少，但外籍学校的学生们要习得各种各样的课后技能。这些运动、乐器、科技的课程，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销。陈玥计算过，儿子从大约3年前开始学习网球，一天训练一小时，一年下来要花费17万左右。钱并不是首要的问题。她担忧的是无法应对这种更多元的竞争。“不像在国内，要考985、211，你知道要往哪方面努力，往哪方面补。”回到公立体系，陈玥和儿子需要适应一种和外籍学校截然不同的环境。儿子去了两天学校，放学后便告诉陈玥，还是喜欢国际学校。在公立学校的课堂里，老师会把一个知识点重复好几遍，上课让他感到有点浪费时间。陈玥清楚，这是“应试”的结果，教育的目的不同，方式便不同。在家长群里，那些教育焦虑实实在在地涌到陈玥的眼前。老师嘱咐，家长要帮助孩子学习，要辅导作业、打卡，又在群里点名某某学生的作业未完成，某某上课不认真，某某考试又没考好。开学前军训时，家长们则在群里说，“教官要让他们多练一下，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不要停下来。”陈玥想不通，“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在家长群待了不过一周，她生气地退了群。她和儿子成了学校里的例外。陈玥不满意晚自习要上到晚上9点过，总是六七点就接走儿子，带儿子看电影，或者学别的兴趣班。一开始，学校老师不同意，为了达成一致，她对成绩做出了承诺，“绝对不拖班级平均分。”我们通话这天，轮到陈玥儿子做校内演讲。班级里其他孩子都有父母帮忙改稿、做ppt，让一份ppt“完美无瑕”。她看不惯这种做法，告诉儿子，自己做，自己讲，稿子也不必让大人改。陈玥看着儿子在电脑上一个词一个词敲出一份中英双语的讲稿，700多字，选好配图，做出一份白底黑字简简单单的ppt，在全校学生前脱稿演讲。她觉得，呈现真实的自己就好了。最近，她开始考虑让孩子去美国读书，“只要他自己哪天说想去国外，我就会带他走。”不过，也有家长对留在外籍学校保有信心。最近，上海家长刘裕看到单方面免签的新闻，觉得未来还算乐观。11月24日，外交部宣布中方决定试行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进入12月，又新增了文莱和新加坡。他觉得，这是一个“打开”的信号。刘裕和妻子是双职工家庭，2018年，他们前往美国生下女儿。女儿一岁多时，他们开始考虑上学的问题。他和妻子规划了两条路，一是在上海买学区房，另一条路是读外籍学校。最终的推动来自对于未来的乐观预期。刘裕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产品线涉及疫苗的生产。他预见到疫情中的公司红利。过去三年，刘裕所在公司每年增速达到20%，是疫情前的四五倍。即便今年增速慢了下来，仍然高于疫情前。2020年，他花了半年时间访校、研究了五六所学校，最终为女儿选定了一所历史悠久的外籍学校。刘裕是观察细致的父亲。2021年暑假，女儿的一位外籍老师因为疫情离开中国，她是女儿上学后遇到的第一位老师，她离开后，女儿还时常提起老师的名字。但刘裕相信，外籍老师和学生都会再回来的，我们的世界会再次流动。“现在要重拾信心，（他们）有各种理由回到我们这里。”他肯定地说。...

香港，“每逢长假期便有很多人选择外游，以往在周末和假期，早餐生意很好，但现在假期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人来吃早餐。光是以去年圣诞节及新年假期跟以往同期相比，客量和营业额都少了超过20%，”在香港经营港式小菜茶餐厅的赵先生不无感概地告诉媒体。随着中国农历新年的临近，赵先生坦言对春节期间的生意也不存厚望，他预计届时香港人更倾向选择外游“避年”，以及回内地家乡过年，所以他甚至可能会缩短新年期间的营业时间。香港在去年春天终于结束三年新冠肺炎疫情，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交通联系逐步复常。虽然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身影，在香港的知名旅游区和闹市陆续重现，可是香港的经济状况，特别是餐饮业仍然面临严峻处境。香港人在假期纷纷离境外游是加剧问题的主要原因，光是刚过去的圣诞节假期，已录得逾一百万人从香港离境，令全港餐厅叫苦连天。赵先生从父亲一代开始就经营港式小菜茶餐厅，在中产住户区黄埔开店二十多年，后来在邻近的工厂区土瓜湾开设分店，多年来一直生意不错，赵先生和他的家人都因此获得小康生活。可是纵然熬过三年新冠肺炎疫情，他们却至今仍然没能重回疫情前的境况。在土瓜湾工厂区的分店以往受惠于附近有不少上班族光顾午餐，以及附近开设专门接待内地旅行团的大型免税店，于是赵先生的店也有为这些旅行团承办团膳。可是疫情令访港内地游客性质出现重大转变，来自内地的“购物团”已不复见，令赵先生在土瓜湾的分店生意难复旧观。假期和晚上时分，情况更是和以往有天渊之别。赵先生说：“以往很多人会来吃宵夜，可是现在整条街每晚九时后就几乎没人，宵夜更是没多少人来吃了。所以从前是晚上十一时才打烊，现在十时左右就提早回家了。这情况在周日晚上更严重，因为这里是住户区，他们在周日会选择到尖沙咀或旺角等邻近闹市区光顾特色餐厅。”面对这种不景气的状况，赵先生的店现在只能透过减少员工来紧缩开支，甚至可能考虑关掉工厂区分店，集中资源面对险境。自从香港政府于去年二月开始逐步恢复对外交通，香港人便开始作出“报复式消费”，不过不是在当地，而是多数选择到外地消费。香港入境事务处数据显示，去年三月起每月出境港人人次均在五百万以上，上月适逢疫情后的首个圣诞节及新年长假期，出境港人人次更高达8,805,933，当中有超过770万是经陆路及海路到澳门及深圳，是1984年有记录以来单月人次最高记录。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于圣诞节当天，在电台节目访问表示，估计去年平安夜业界整体生意额只有约3.8亿元，比2022年同日的4.3亿低，跌幅超过一成，而且香港政府在2022年平安夜时是仍然实行“安心出行”政策，令没有接种三次新冠肺炎疫苗及呈阳性的人，不能进入所有餐厅用膳。黄家和提到主要原因是不少港人北上或外游消费，令以往平安夜酒店餐厅在两三周前订位已满，变为去年没订位也能进场用膳。面对大批香港人于假期外游，令市面变得冷清的问题，香港政府也不是“无为而治”，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到港，以及刺激经济，于是在传统观光景点庙街的其中一段，仿照台湾及泰国夜市形式开设“庙街夜市”，并于上月十五日开张，计划为期五个月。庙街夜市开设半个月后，坊间反应相当良好，在平日晚上也涌现一批又一批访客，无论是来自欧美澳等地区、还是内地的游客，以及本地人都有，部分摊店甚至出现数十人排队光顾的场面。来自加拿大的旅客Peter Buchanan，以往曾多次到访香港，最近也选择到香港进行为期二十天的旅程。这次他在香港光顾不同的餐厅，除了香港特色的茶餐厅，连连锁快餐店也有。他表示在疫情期间看到庙街一片死寂，所以当他这次回到庙街看到夜市生气勃勃，因此感到高兴，而且摊贩售卖的食物也很好吃。不过他坦言香港的食物跟东南亚地区比起来，并没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Peter告诉媒体：“在此之前我去过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也尝试那里的食物，也很好吃，跟香港的差不多。”在庙街夜市摆摊售卖上海生煎包和港式鱼肉烧卖的陈先生，本身是在庙街开店的商贩，他表示所有庙街夜市摊贩，跟他一样原本都是在附近开店的，是因为旅游发展局希望刺激当地人潮，所以邀请他们到夜市摆摊。他表示开摊至今的生意不错，连带自己在附近的生意也变好。不过陈先生也坦言，长假期那几天的生意额确实差了很多。他告诉媒体：“假期那两天明显淡静了，游客人数没多变，但本地客明显少了，生意额和人数都少了一半。”不过另一方面，庙街夜市的兴旺似乎更倾向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庙街夜市仅隔着一条佐敦道的宝灵街，也是餐厅林立的街道，当中包括一所近年在内地社交平台很具人气的餐厅。可是在平日晚上八时左右，整条街就已经水尽鹅飞，街上途人屈指可数，餐厅顾客也不多。李小姐在宝灵街开设茶餐厅，起初生意相当不错，可是开店两年便遇上新冠疫情等，好不容易渡过三年疫情，现在的生意还是很差，平日晚餐时间的上座率也不到半满，跟不远处的庙街夜市形成强烈对比。当提及生意状况时，李小姐一开口便以“很差”形容：“尤其是假期时间的情况更差，以往一天可以有五万元生意额，现在只有一万五千元。而且庙街夜市对我们确实有影响，你看到现在晚上也没多少途人。”李小姐补充说，现在倚靠常连客光顾，餐厅情况还算过得去，代价却是不雇员工，自己从早做到晚，完全没放假才撑得过去。展望不久后的春节假期，李小姐预计生意会比圣诞节期间更淡静，所以或考虑大年初一也照常营业，希望以时间尽量换取更多营业额。四十多岁的戴先生自从成为上班族后，便喜欢在假日到处旅游，尤其在香港不同地方的餐厅品尝美食，并将相片上传予社交平台。不过自从疫情结束后，戴先生便几乎没有再上传香港餐厅的饮食相片，取而代之的则是在世界各地及内地旅游和品尝美食的相片。戴先生直言相比之下，香港餐厅无论在食物质量和服务方面都逊色，这是他现在每逢假日都离开香港消费的主因。“举例说在日本吃寿司，花费不高却已经吃到很可以的，但在香港吃的话却是价钱昂贵，质量却不及在日本的。总括来说就是付出的金钱与获得质素不成正比。所以连带在平日也宁愿吃较便宜的餐，甚至自携午餐，在香港出外高消费用餐的意欲不高，”他说。不过戴先生也强调自己不介意花钱，所以如果在香港若能找到有特色和好吃的店，也乐意跟朋友多去，可惜为数不多。前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现任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关焯照教授，直言香港因为先天工资和店租昂贵，所以绝对无法以“斗便宜”挽回香港人的心。香港要扭转劣势，只能以特色作招徕。他分析指：“香港特色是中西汇合，以及维多利亚港。要留住香港人就要有特别节日盛事，尤其是香港有而深圳没有的节庆。餐厅方面我认为服务质素要改善，以及创新特别菜式吸引客人。不过香港服务质素不行的主因，是找不到合适的行内人从事服务业，因为行内人倾向寻找其他行业的工作，以获得更高薪金，于是服务业只能强行聘请老人家或行外人，长久下去是无法解决的死穴。”观察人士指出，由于中国过去在节假日选择出镜旅的大陆人现在往往为了节省开支而选择呆在家里或就近旅游，这样一来，香港等待大量陆客的希望即使不会完全落空，恐怕也将大不如前了。...

近期，有头部券商发布了调整融资融券负债偿还规则的通知。根据通知，公司决定禁止融资买入证券用于偿还融券负债，即信用账户中现券持仓少于融资合约数量时不允许现券还券。本次调整自2024年1月15日起生效。对于其目的，前述通知表示，是为加强风险管理，防范两融业务风险。不过，据记者进一步了解，此举是该券商为了响应风险管理及绕标套现等不当交易的要求。“用融资买入的股票去还券，会只剩下融资负债与自由支配的现金，变相地达到了取现的目的，所以现在出了限制政策。”前述头部券商的投资顾问向每经记者说道。有业内人士对此认为，与传统业务相比，开展信用业务伴随着较大的风险暴露，响应监管优化制度规则，促进两融业务合规有序发展的号召，能够有效预防风险事件突发对行业的冲击。有券商调整融资融券负债偿还规则什么是“两融套现”？“两融套现”是指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交易套取资金，以实现购买非标的证券（即“绕标”）或融资转出信用账户（即“融资”）等非正常交易目的。“两融套现”本质上属于投资者刻意规避监管、违背业务本源的行为。据悉，出于防范风险考虑，现行两融业务规则对交易标的、资金用途均有明确限制，在交易标的上，两融标的不得超出交易所规定的范围；在资金用途上，投资者卖出信用证券账户内融资买入的证券所得价款，应先偿还其融资欠款。沪上某券商战略负责人告诉记者：“禁止融资买入证券用于偿还融券负债，信用账户中现券持仓少于融资合约数量时不允许现券还券，实际上是证券公司关于优化两融业务管理的践行，是为了防止投资者利用融资买入证券偿还融券负债方式进行不合理套现，规避公司股东绕道减持套利；同时，两融业务准入门槛较高，一般投资者参与可能性小，补足两融业务不正当套利窗口亦是对‘三公’原则的落实。”每经记者了解到，实践中，部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套现资金用于偿还股票质押融资债务，将质押融资负债转换为两融负债，一方面实现融资加杠杆的目的，另一方面规避了上市公司股押到特定比例的信息披露义务。在市场出现较大波动时，两融担保品价值波动的风险可能与股票质押风险相互传染。有非银分析师就认为，一般两融的风险都会随着市场低迷时间拉长而逐步暴露，当前的市场低迷已经延续较长时间，如果市场环境没有明显改善，后面暴露出的问题或可能越来越多。近期两融热度持续据记者观察，近段时间市场对于两融的关注度颇高。对此，前述沪上券商战略负责人认为，防范风险是证券公司开展业务的根本红线，融资融券业务逐步走向规范化发展是大趋势。此前根据两融相关新规要求，证券公司陆续修订融资融券合同，下调融资保证金比率、降低融券卖出杠杆率、阶段性收紧融券及差异化规范战投出借等，均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融券的逆周期调节作用。记者了解到，去年10月14日，沪深北交易所发布《关于优化融券交易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相关安排的通知》，明确“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战略配售股份，以及持有以大宗交易方式受让的大股东或者特定股东减持股份等有转让限制的股份的，在限制期内，投资者及其关联方不得融券卖出该上市公司股票”，进一步完善了“限售股不得融券”的要求。同时要求证券公司应当按照穿透原则核查投资者情况，对投资者的相关交易行为进行前端控制，严禁参与违规或为违规提供便利。此后，各家券商纷纷抓紧完善系统，加强业务管控。去年12月27日，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融券新规落实情况答记者问时表示，整体来看，多数证券公司在落实新规要求上基本到位，但现场检查也发现个别证券公司存在关联方核查不够深入等问题。证监会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全面强化穿透式监管，压实证券公司责任，督促证券公司按照“看不清，不展业”的要求，加强对客户交易行为和交易目的的穿透式管理，严禁参与违规或为违规提供便利，切实提高业务水平。...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国会9日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有关禁食狗肉的法案后，韩国肉犬养殖者协会抗议称，将想尽一切办法，在韩国首尔龙山总统府前放200万只狗。据报道，韩国肉犬养殖者协会会长朱永峰（音译）10日在韩国SBS电视台一档节目中表示，“在暴力剥夺国民基本权利以及从业人员的职业、财产和生存权利面前，我陷入了绝望、叹息和无助。”“作为反对《禁食狗肉法案》示威的一环，（我们）将想尽一切办法，在龙山总统府前放约200万只狗。”值得注意的是，报道称，这不是该协会第一次发出类似威胁，去年底该协会也曾警告称，将在韩国总统府前放200万只狗。9日下午，韩国国会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禁食狗肉法案2023年11月，韩国肉犬养殖者协会约200人在总统府前抗议立法禁食狗肉朱永峰接着说，“如果法案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推进，我们会把这理解为是让我们‘放狗’的意思，那么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向总统府放狗。”此前，综合韩联社和法新社报道，韩国国会以208票对0票通过《关于禁止以食用为目的饲养、宰杀和流通犬只的特别法》草案。该草案禁止以食用为目的饲养、增殖、宰杀犬只，以及流通、贩卖犬只和狗肉加工食品的行为。草案规定，以食用为目的宰杀犬只将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约合2.3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另外，法案中规定食用狗养殖户、屠宰场、零售商和餐厅等单位必须向辖地政府申报设施和营业内容，政府将对其进行停业及转业帮扶。...

德勤（Deloitte）这家会计事务所的业务网络覆盖范围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中国河南郑州，年收入达649亿美元。最近两年，他的全球治理正在经受最严峻的考验。在去年3月，德勤在中国曾因涉华融造假，被财政部罚没2.1亿元、北京分所停业3个月。今年其仍然未能获得一个体面的开门红。当德勤的审计师证明Tingo集团拥有4.62亿美元银行存款，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却在近期称这家公司的银行存款仅有50美元，这让做空机构喜不自胜。以揭露企业骗局而闻名的兴登堡研究公司（Hindenburg Research）去年6月将目标对准了一家总部位于尼日利亚，名为Tingo Group的不起眼公司。兴登堡发布了一份报告，其标题让人浮想联翩：《假农民、假电话和假财务——一个并不存在的尼日利亚商业帝国》。但兴登堡并不只是将Tingo称作是一个单纯的财务欺诈。这个做空机构还将矛头指向了为Tingo的财务数据开绿灯的会计师事务所，称它的专业能力，甚至它是否具有探究真相的意愿都值得质疑。兴登堡写道：“Tingo的财务问题非常显而易见，我们认为，就算是任何一个处于半清醒状态、视力严重低下的金融专业本科生都能发现这些问题。然而，对于该会计事务所的审计员而言，这些问题显然还不够明显。”Tingo集团首席执行官多齐·姆莫布西。图片来源：TINGO受到兴登堡质疑的正是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Deloitte），其营业网点覆盖全球，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中国河南郑州，年收入达650亿美元。去年11月，Tingo的股票已下跌了约80%，市值损失超过7亿美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介入战局，紧急暂停了Tingo的股票交易。12月，SEC以“大规模欺诈”为由，对Tingo首席执行官多齐·姆莫布西（Dozy Mmobuosi）进行了指控。本月，情况变得更糟，刑事证券欺诈指控被监管机构列入了该公司交易的后果之一。根据SEC的民事起诉书，Tingo公司的审计账目显示，该公司有4.62亿美元存放在尼日利亚银行，但实际上这笔存款只有50美元。“Tingo财务上的问题非常显而易见，我们认为，就算是任何一个处于半清醒状态、视力严重低下的金融专业本科生都能发现这些问题。”——兴登堡研究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本应是金融界最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审计师们手持计算器，誓言要找出财务不端行为。但回顾历史，我们却发现了另一番景象：审计师的酬劳来自于其所审查的客户，因此他们往往不能深入挖掘表象，而是将财务报表中看似明显的吊诡之处和问题直接盖章通过。不仅如此，有人甚至声称审计师们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要么是因为他们不够敏锐，要么是因为他们对客户明显反常的说法网开一面。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商学院会计学教授马蒂亚斯·布鲁尔（Matthias Breuer）对《福布斯》说：“作为外人，我们愿意相信审计师们是在寻找财务不检行为，但发现欺诈并不是他们的工作之一，他们不会带着对抗的心态去工作。审计师的任务不是充当吹哨者，因此，发现财务不检问题的通常是内部人士和做空者。”还需要更多事例？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在对Wirecard的账目完成审计并盖章认证后，却眼看着这家德国公司因20.8亿美元的财务造假而走向破产。还记得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吗？它曾经是一家审计巨头，却因参与安然公司（Enron）臭名昭著的破产事件而一蹶不振。也别忘了臭名昭著的马来西亚国营基金“一马发展”（1MDB）案：一马基金的高级官员及同伙挪用了该基金大约45亿美元，用于购买私人飞机、游艇、豪宅、毕加索和莫奈的名画，而安永、毕马威（KPMG）和德勤三家会计师事务所都参与了对一马的审计。德勤在2021年与马来西亚方达成和解时，向对方赔偿了8000万美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与德勤在2018年因审计失败的抵押贷款机构Taylor, Bean & Whitaker而向美国政府支付的1.5亿美元相比又只是小巫见大巫。常规失误尽管审计失败会给审计公司带来金钱和声誉上的损失，但这种失败几乎是家常便饭。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所有舞弊案件中，由审计师发现的不到4%。这一成绩无疑令人沮丧，但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点。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布鲁尔说，首先，审计几乎是一项照章办事的工作，也就是对某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否符合会计准则，以及该公司是否保持了健全的财务控制给出意见。这是一项直截了当、不折不扣的工作，而这正是审计界所喜欢的。他对《福布斯》说：“审计行业正在发生的情况是，他们一直在游说进行‘各项打勾’检查，以限制他们的法律责任。他们只是在试图满足审计标准，并不一定会试图证明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其次，尽管审计师拥有专业知识，但他们往往会被那些愿意对他们撒谎的公司所欺骗。那些公司可以编造各种虚假文件，隐藏关键信息，或者精心设计各种陷阱，如果没有举报人的帮助，事情的真相几乎无法破解。但德勤的Tingo案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一般借口搪塞过去的案件。它之所以能备受关注，是因为兴登堡与一群独立的互联网侦探一起，在没有任何内部人员帮助的情况下，成功地拨开了重重迷雾。兴登堡对Tingo的揭露，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控，暗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问题。审计师的工资来源于他们本应揭露其真实财务状况的公司（Tingo在2022年向德勤支付了160万美元的审计费）。这种安排可能会导致审计师只会打安全牌，回避可能会让金主客户不高兴的尖锐问题。所以德勤这家重量级会计事务所是如何审计Tingo公司账目的，以至于会漏掉一个被局外者兴登堡称为显而易见的骗局呢？也许答案就在于德勤的放大镜是握在谁的手里。Tingo在尼日利亚和纽约纳斯达克都有登记上市，但德勤在尼日利亚的团队并未对其进行审计。相反，是德勤的以色列分公司Brightman Almagor Zohar & Co.对其账簿进行了审核。这让人大跌眼镜，尤其是正如兴登堡强调的那样，Tingo在以色列的业务并不多。为什么不使用在上市所在地开展业务的审计师呢？难道是为了让审计人员离得足够远，以免他们发现什么不该发现的东西？在回答《福布斯》的问题时，德勤以色列公司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称“职业标准禁止我们对客户事务发表评论”。而Tingo没有回应置评请求。惊人鸿沟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斯米尔商学院会计学教授伊德·克茨（Ed Ketz）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福布斯》，德勤认证的4.617亿美元余额与Tingo的实际现金余额50美元之间的差异“令人震惊”。他说：“现金账户是资产负债表中最重要的账户，也是最容易审计的账户之一。人们不禁会问，德勤以色列公司怎么会忽略这一点呢？”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德里豪斯商学院会计教授斯蒂芬妮·梅森（Stephani Mason）表示，核实公司手持的现金是审计流程的基础部分，也是审计人员应该检查的内容之一。梅森告诉《福布斯》：“在审计过程中，有一些非常基本的事情是审计师应该做的。其中之一就是通过直接向客户银行发送表格来确认现金余额。审计标准基本上就要求让审计师必须独立核实银行账户。”或许你会认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举措是收紧检查公司银行存款余额的标准，但仅仅提高标准仍然无法阻止欺诈行为。学者们认为，实际上挤压“欺诈气球”并不会让它瘪下去，只会把里面的热气推到别处。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和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在202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永恒的欺诈》（Everlasting Fraud）的论文中对此进行了阐述。他们说，随着狡猾的公司在无休止的猫鼠游戏中领先监管机构一步，欺诈行为会不断变换形状。当监管机构忙于从安然公司的“灰色创意”等旧骗局中吸取经验教训时，Wirecard和本次被指控的Tingo等公司却在大胆地制造虚假银行余额。这个举动非常大胆，也非常孤注一掷，因为这太明目张胆了，以至于审计师可能认为没有公司会尝试这么做，甚至不会进行检查。事不关己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布鲁尔告诉《福布斯》：“如果审计师真的要追查欺诈行为，我认为他们是能找到的，但这不是他们的业务性质。如果审计师声称客户存在欺诈行为，这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不利。他们非常谨慎，不会想要危言耸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从不着手处理这些事情。”阻碍问责的另一个因素是审计公司的设立方式，会计事务所在不同国家的分公司更像是独立的特许经营机构，而不是中心机构的分支。这意味着，德勤的总公司可能永远不必为这一荒唐的疏忽买单。每个分公司都是一座孤岛，因此其后果往往只会留在分公司内部。不过，你可能会在股市上发现审计师这些行为的一些后果。短期内，德勤的其他客户公司可能会感到一丝寒意，而这是有先例可循的。想想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的客户在“奥斯卡门”（OscarGate）事件后的遭遇吧。时光倒流回2017年。普华永道那次的工作看似非常简单，就是统计奥斯卡金像奖的选票。在审计的世界里，这项工作简单得有些无趣，但却有着免费宣传的巨大好处。然而即便如此，普华永道还是搞砸了。普华永道的会计师们递错了最佳影片奖的信封（获奖的是《爱乐之城》（La La Land），而非《月光男孩》（Moonlight）），本应天衣无缝的华丽事件却变成了一场尴尬的闹剧，该会计事务所本应享受的公关胜利被公开的羞辱所取代。研究人员劳伦斯·阿博特（Lawrence Abbott）和威廉·布斯勒普（William Buslepp）决定调查普华永道这场由全球数百万电视观众见证的失误会如何波及其客户。他们对数据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终究是普华永道的客户扛下了所有冲击。研究人员写道：“我们发现，普华永道的客户们在错误发生后几天内的异常回报率明显较低，这表明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使他们声誉受损。”基本上，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研究报告认为是一个月——市场都对普华永道的客户白眼相向。这些公司的财务报表可信度在投资者眼中大打折扣，因为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可以相信这些报表中的内容。德保罗大学的教授梅森告诉《福布斯》：“我认为，这不会影响到德勤的美国公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对德勤以色列公司处以罚款，没收利润，甚至给他们敲响丧钟，禁止他们为本辖区内的公司进行审计。但我感兴趣的是，这家事务所还为哪些公司做过审计？如果我是一名长期关注德勤以色列审计过的客户的投资者，我会非常担心。”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

导读：当第一财经记者跟随受访者的脚步，来到河南省郑州市郑新路与宇通路的路口时，发现这里已经乌央乌央站满了人，不少人头上，都戴着安全帽。还不到凌晨4点，张中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得赶紧，去晚了又没活了。”张中一边嘟囔着，一边匆忙朝外走。他要去的地方被称为“刘湾劳务市场”，是郑州最大的零工劳务集散地。凌晨出门等活当第一财经记者跟随张中的脚步，来到河南省郑州市郑新路与宇通路的路口时，发现这里已经乌央乌央站满了人，不少人头上，都戴着安全帽。在当地人的口中，这片在凌晨四五点就挤满了农民工的片区，因为路对面就是刘湾村而被称为“刘湾劳务市场”。刘湾村是一个隶属于郑州市十八里河办事处的下辖村庄，村庄里，住得最多的，是如张中这般，从全国各地涌入郑州，找活儿干的农民工。四五点经过路口的行人，都在三四千左右，多的时候，甚至在一万人以上。一辆面包车开过来，车上下来一个穿着羽绒服的工头，他挥手朝人群大声吆喝着：“7个人，小工，一天130（元）。”张中赶紧往车上挤，才坐了不到三分钟，记者却又见他垂头丧气下来了。问他为啥，张中说，上了车才知道，今天的活儿是到一个在建楼盘去做外墙保温，33层高的楼，干活儿的人得站在吊篮里，给工人递外墙保温用的岩棉板。“这天，恁冷，还那么高，弄不好掉下来，不死也得是个残废。”张中的家里有两个娃儿，大的也才上初中，小的还在上幼儿园，他不敢冒这个险。但面包车里很快就坐满了农民工，然后就一溜烟开走了。又有一辆车开来，车上的工头几声吆喝之后，伴随着一阵阵人声鼎沸，又有几个农民工上车，这就算达成了当天劳务合作的口头交易。坐上车的农民工，一天的工作时长为九个小时，在干满九个小时后可以拿到当天结算的工资，然后，工头会再派车，把这些干完活儿的农民工，送回这个路口。感受地产冷暖为啥不去工地上找个长期工，却宁愿每天受冻受热，到这个危险的路口揽零工？担心被拖欠工资，成为其中的重要原因。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不少在刘湾劳务市场揽活儿的农民工，都有曾被建筑方、分包方拖欠工资的经历。包括张中自己。一年前，他因为相信一个工头，跟着对方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院区的建筑工地干了小半年，最终却被拖欠了2万多元工资，至今仍未要回。这让他再不敢相信工头，又重新回到这个日单日结的刘湾劳务市场。包括张中在内的更多农民工们，之所以冒着严寒酷暑，站在路边揽活儿，也正是看中刘湾劳务市场工资日结，每天干完活就能拿到工钱，而不必像一些工地得等到年底才结算，甚至面临被拖欠工资的风险。在劳务市场，这些要求每日单每日结的农民工，戏称自己是“突击队”，能接急活，哪里需要去哪里。但1月2日当天，从凌晨4点多就起床等活儿的张中，一直在路边的寒风中站到下午六点钟，也未能成功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下午6点多钟，他的一位相熟的农民工朋友老李背着工具，从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了。“咦，你咋还在这儿？”对方惊讶地问。“站了一天了，没找到活儿。”张中很沮丧地告诉老李，并试探对方第二天能否带他一起去工地。可惜，老李说，即便自己一天的工资只有130元钱，工地上也不愿再增加人了。“一天130（元），听着都可笑人。”老李有些自嘲，要搁往年，这样低的工价，他是肯定不会接的，可今年，即便是这个130（元），也不好挣，还得是60岁以下才愿意要，要是年龄过了60岁，人家只愿意开一天80、100（元），不干拉倒。张中也看着第一财经记者说，老李这回真没说瞎话，往年，像钢筋工、焊工、木工这种技术工，工地上愿意开350元/天，现在，一个同样的技术工人，工价已经跌到180元/天了。老李又赶紧特别解释，这个“往年”，说的是前几年房地产市场红火的那些年。作为容纳农民工最多的行业之一，中国的建筑业在过去20多年的房地产与大基建红利中，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提供了工作机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其中，从事建筑业的比重为17.7%。这意味着，至少有5200万农民工，在依靠建筑业养家糊口。但是，伴随着房地产形势的调整，一些往年动辄销量千亿元的地产企业，如今连生存都成了难题。当上游的地产企业开工率、销售额急速下滑时，身处产业链最下端的建筑工人们，也开始备受煎熬起来。手里缺钱张中说，自己来郑州20多年，靠着在工地上干活儿，如今也找了老婆、有了孩子，本来想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可如今，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为继了。“你看，这是我所有的钱，一共87.12（元）。”张中一边打开手机微信，一边对记者说，要是明天再找不到活儿，自己连吃饭都成问题了。这些年挣的钱，都去哪儿了呢？一个是娶妻的彩礼、买房、买车，还有两个孩子的开销。至于2023年挣的钱，张中说，上半年时，自己也攒了3万多块钱，本来想着等过年了回老家瞅个小生意干干，结果，2023年8月份时，老父亲一个脑梗住院，这几万块钱全都成了医疗费。到了下半年，活儿越来越少，但凡有点进项，就赶紧转账给老婆，当作家用。在张中向记者展示的一份与他老婆的聊天记录里，每次少则100元，多则三五百的转红包、收红包的记录，赫然可见。其实，感觉今年活儿难揽的，又何止张中。在新市场的一排简易板房里，记者正碰上老赵挎着包准备外出，他来自商丘，已经以10元/天的租金，在这个寒冷的板房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一直没找到活儿的他，正准备在下午5点时出门，到附近一个快递分拣点上夜班，忙活一晚上，能挣130元。“这么冷的天，搁往年，我也早回家过年了。”张中指着同样在路边等活儿的工友们说，你看，现在不光我没走，他们也都不走，还是手里缺钱啊。夜色渐渐深了。凌晨找到活儿的农民工，陆陆续续被工头们送回来了，而没找到活儿的农民工，却依然不忍心离开，一些无聊的人，干脆三五成群围在一起，一边打牌，一边继续揽活儿。这些错过了白班的农民工，把揽活儿的希望放在了夜班上。张中却已经熬不住了，他说，自己现在肚子又饿，身上又疼，实在干不了夜班了。已经在工地上干了几十年体力活儿的他，如今一弯腰，就感觉整个身体要散架的感觉。他有点驼背，有点蹒跚，在夜色中，又一步一步回到了那间和工友们合租的房间。他不愿意谈回家过年的话题。他一边期待着，能赶紧揽到活儿，趁着春节多挣点钱，又一边想着家里的老婆孩子，已经好久没团聚了。（文中张中为化名）...

三年里，一套房子的评估价从600万元降到200多万元。谁曾想，购房者在深圳楼市亢奋时种下的瓜，三年后结成了一个个大苦瓜。近期，有市场传言，不少购房者三年前用所持房子做了经营贷，近期陆续到期，但因为现在房价下跌，房子最新评估价跟着下调，续贷金额和首贷差距较大，面临着不能续贷、需要一次性还上大量贷款，以及还不上贷房产被法拍的风险。在采访中，多名银行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由于房价持续下调，现在银行贷款评估价大概是2019年水平，银行一般要求客户降额续贷，或者转到其他额度高的银行。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经营贷续期和审查最严厉时期大概是两年前，那时参考价被各银行严格执行和抽查，有人被抽贷。现在因为市场普跌，经营贷办理条件反而宽松了些，也给拉高贷款成数和信用贷办理创造了机会。深圳楼市 每日经济新闻资料图评估价从600万降到200多万记者在某社交平台留意到，有购房者三年前用福田区顶楼复式房子做经营贷，月底到期，现在房价下跌，房子评估价跟着下调，续贷金额和首贷差距较大，最近在各种找办法补救，目前评估机构、金融中介和银行客户经理都找了，均说搞不定。其续评论称，当时用经营贷买房，其实也是违规操作，现在只能自食其果。福田区某助贷机构工作人员黄经理告诉每经记者，他们最近有在办理续贷，但更多的是帮客户办理转贷。“很多客户因为房价跌幅太大了，大部分银行不给续，只能转走。如果正常房价跌幅超过3成了，续贷就会砍额度。通常客户都是让我们重新找渠道拉高评估价，从而提高适当成数。”黄经理告诉记者，他们近期办理的一个客户业务，三年前用2套商铺一起打包抵押，在XX银行贷款600万元，今年续贷成数大大降低。“只给200多万元，差得太离谱了，我们重新帮他找了高成数渠道，上个礼拜刚出批复可贷500万元。”在深圳房价的震荡性调整过程中，也有人自称选择了保守性战略。王先生告诉记者，两年前因为家庭资金需求，将家里一套房进行了抵押贷款，彼时银行评估价近700万元，在之前已有的贷款基础上他又贷出了200多万元。今年年中贷款将到期，他从中介处了解到房子的评估价只有480万元左右。“之前还陆续还了一些资金，但再续贷也只能贷出几十万元了。”王先生表示，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打算到期前全部还进去。“经营贷续贷不成问题，只要有门路”不过，在市场操作中，能够全部还清的贷款者还是少数，更多人需要寻找途径去操作转贷，或者转向信用贷。有银行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评估价比原贷款评估值降低的情况下，他们一般要求客户降额续贷，或者转到其他额度高的银行。这种情况目前很常见，大部分客户会选择降额续贷，但有些对额度比较在意的投资客，会选择其他小银行。宝安区某助贷经理告诉记者，现在她一个月有十几张房贷单，有客户之前贷款380万元，最近办理只能贷280万元。她还向记者介绍，现在有很多低息产品，比如有银行可以做到贷款利率年化2.79%，月息2.32厘，100万元月供2320元，还款方式为10年先息后本。她解释称，评估价下降，银行只能用降息留住客户。记者注意到，虽然评估值有所下调，但相较过去两年经营贷被严格审核和动态监管，当下经营贷办理又有了“活络”的机会。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反而经营贷续贷好操作，不严格。据其观察，比如当年指导价800万元的房子，但市场价1100万元，很多房子是按1000万元左右来做经营贷的。后来房价下行，跟随指导价，就按800万元来做经营贷了。现在按评估价来算，反而价格又可以到8成甚至9成，一些外地银行甚至可以做得更高，所以现在经营贷的续贷反而不成问题，只要有门路。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不少助贷机构在年底推出了重磅活动，如年化2.8%大礼包。一些助贷机构主推的产品中，贷款成数可以达到可贷评估价的7成-8.5成，最高可贷2000万元，利率年化约2.8%-2.9%，还款方式也较为灵活，10年期先息后本随借随还，港澳人士也可进件，贷得越多、利息越低。而经营贷续贷的重压，也为原本审核严格的信用贷提供了资金出路。多名中介人士告诉记者，现在抵押贷房价下跌较多，国企、互联网大厂以及公务员事业单位这类群体，信用贷最高可以操作到1000万元，且不需要抵押。“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主要政策风向在信用贷上，因为房价跌太狠了。”黄经理告诉记者，利息方面，等额本息还款方式最低才1.8厘起，先息后本稍高一些，最低可以2.6厘起。单家银行信用贷最高可以授信300万元，看收入和级别，办理周期一般一个月左右。房价从8字头跌到6字头三年前深圳楼市火热，催生出一批批教人买房的“导师”。彼时，市场上随处可见“人人皆可买房，直到财务自由”“30万两年就变200万”“某大学生在深圳半年买千万房产”等宣传标语。以会员众多、经深圳七部门查明的深房理为例，其团队相关人员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提供虚假资料套取贷款，以多次转账、化整为零、提现等方式规避资金流向监控等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共涉及住房按揭贷款、经营贷和消费贷等不同类别，问题贷款金额合计10.64亿元，其中涉及经营贷3.80亿元。乐有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1-2023年，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从8字头跌到7字头，再到6字头，不断下调。2023年四季度，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6.5万元/平方米，比2021年历史最高点8.3万元/平方米跌22%，比2022年跌12%。以价换量现象明显，市场笋盘增多，低价诱惑下，客户购买意愿增加，加速了需求释放。2023年二手成交TOP50片区中，只有东门、华强南、福田中心区微涨1%，丹竹头、科技园、保税区持平，其他片区多处于下跌状态，跌幅多在5%-20%。经过两年多调整，价格已基本触底趋稳。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王玉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房贷不同，经营贷需要隔几年对房屋进行一次评估，评估价下调则意味着在本次评估过后，购房人能够申请到的贷款额度小了。那么，在借新贷还旧贷的过程中，需要购房人先将旧贷的缺口补齐，会面临着极大资金缺口，造成经济压力。“不少人会在中介的指引下采用过桥贷款、以贷养贷方式来补齐这个窟窿。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方式会产生新的成本，一旦后续资金出了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偿还，负债将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多。”王玉臣表示。王玉臣认为，操作经营贷置换房贷的中介或银行机构，一旦被查出，也会面临被处罚的风险，甚至还可能受到刑罚。购房人、开发商、中介机构或银行，在购房时都不能投机取巧。在整个链条中，购房人看似得到了实惠，降低了成本，实则增加了很多隐形风险和未来风险。而其他主体看似得到了好处，实则触犯了法律法规，无形中也增加了风险。对于未来深圳楼市走势，乐有家营销总裁贺玲认为，经过两年多调整，目前市场价格已基本触底趋稳，刚需、改善客也抓住机会捡漏抄底。年后小阳春，笋盘会被加速消耗，年前不失为抄底捡漏好时机。...

EneCoat首席技术官Tamotsu Horiuchi展示该公司开发的太阳能薄片中国企业控制着全球硅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的80%以上，而在作为电池板核心材料的多晶硅市场上，中国企业所占份额更高。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简称IEA)称：“直至2025年，全球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关键构件几乎将完全依赖中国供应。”中国企业在太阳能市场几乎垄断的地位促使市场寻找变通之道，工程师们相信他们已找到一种办法，这是一类看上去和摸起来都像相机胶片的太阳能电池。美国正力图打造国内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日本也在寻求本土太阳能解决方案，并将重点放在不使用任何硅的所谓“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上。这种太阳能电池由日本科学家宫坂力(Tsutomu Miyasaka)发明，它利用矿物形成一种名为钙钛矿的晶体结构，可用于将光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中。碘是制造钙钛矿的关键元素。日本虽然算不上资源大国，但恰好是仅次于智利的世界第二大碘生产国，约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宫坂力说，“有了钙钛矿电池，这些元件就可以在国内制造了。”对钙钛矿电池的研究已有十多年，但最初在将光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上无法与硅电池媲美，而且在潮湿的环境中容易降解。因此，人们在玻璃覆盖的硅太阳能电池板中使用钙钛矿，以提高串叠型电池的效率，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政府已在支持串叠型电池的开发。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显示，现在，纯钙钛矿电池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硅电池，转化效率达到25%甚至更高。相比之下，传统商用硅电池板的转化效率在大约18%至22%之间。目前的挑战是如何使钙钛矿电池的成本与晶硅电池相比具有竞争力，以及如何解决不耐湿问题。钙钛矿电池的研发人员表示，轻便和灵活等特性使这种电池与众不同。钙钛矿层只有1微米厚，所制作电池的重量只有目前太阳能电池的十分之一，厚度只有二十分之一。钙钛矿电池可以安装在墙壁或曲面上，在较弱的阳光下发电，甚至在室内也能发电。宫坂力表示，如果住的地方没有自己独立的屋顶，可以把钙钛矿电池放在阳台上，可以把这种电池想象成一种家用电器。宫坂力是桐荫横滨大学(Toin University of Yokohama)的教授，曾在照片胶片制造商富士胶片(Fujifilm)从事太阳能技术研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已承诺在两年内使这项技术具备商业可行性。自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关闭大部分核电站以来，日本近90%的能源靠进口。岸田文雄的计划雄心勃勃，但日本的工程师和官员们持乐观态度，他们提到了最近的技术进步。积水化学工业正在开发钙钛矿太阳能薄片显示器制造商的供应商积水化学工业(Sekisui Chemical)正在解决不耐湿的问题。该公司称，已开发出可使其钙钛矿电池使用寿命达到10年的密封剂。积水化学工业正在户外不适合硅面板的表面上测试其钙钛矿电池，包括在其大阪总部的墙壁上。该公司正考虑在火车站和其他公共场所安装这些电池。这种太阳能发电薄片在外观和触觉上都好似人们过去使用的相机胶片，只是它比35毫米的相机胶片更宽。该项目负责人Takeharu Morita说，积水化学工业已生产出30厘米宽发电薄片的测试品，并计划在2025年进行商业化生产。支持者认为，生产成本最终会降低，因为这种电池不需要制造硅电池所需的那种耗费能源的加热过程。这种发电薄片越宽，就越难形成薄而均匀的钙钛矿层。就目前而言，这意味着较大的钙钛矿电池发电效率较低。一些公司视之为避免一开始就与硅太阳能电池板展开直接竞争的原因，尤其是在大规模发电领域。EneCoat Technologies是一家由京都大学(University of Kyoto)一位教授与他人联合创办的初创企业，该公司正着眼于把钙钛矿电池用于室内以及较小型的设备，比如耗电量极小的运动探测器。EneCoat已开发出一种由钙钛矿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二氧化碳监测器。该公司计划不迟于今年年底开始室内用电池的商业化生产。EneCoat公司表示，像这样的小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可以为运动传感器等设备供电EneCoat首席技术官Tamotsu Horiuchi说：“我们希望首先瞄准那些无法使用硅电池板的地方。我们认为那里有更大的市场。”日本公司已感受到来自中国企业的压力。一家名为大正（江苏）微纳科技(DaZheng (Jiangsu) Micro Nano Technology)的中国企业称其从2022年开始了钙钛矿电池的商业化生产，计划将产能扩大到原来的十倍。许多工程师都认为日本在技术上仍有优势，因为打造均匀的超薄钙钛矿膜层需要精细的工艺，而这正是日本制造业的强项。“制造难度越大，中国企业就越难仿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发明者宫坂力说。许多人脑海中浮现出传统晶硅太阳能电池板的历史。最初，日本企业在全球晶硅太阳能电池板产量份额方面处于领先，但后来把主导地位拱手让给了中国竞争对手。日本资源能源厅(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干事Hiroo Inoue说：“日本在技术上赢了，但在业务上输了。”Inoue还说，日本企业在液晶显示器和半导体领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日本政府已拨出4亿多美元预算，帮助企业大规模生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美国能源部在2022财年制定了一项规模2,900万美元的计划，旨在支持包括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内的太阳能技术。“我们需要确保在投资规模和速度上不落后，”Inoue说。...

官方数据显示，香港教师流失人数连续三年上升，上学年的流失率更按年升25%，令三年来的教师人数共流失近1.56万人，且以资深教师流失较多，有学校议会称，教学人员已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而香港大学研究一个网上社交平台数据指出，香港专业人才流失的情况可能未如外界描述般严重，但流入人才以中国内地人为主，需要注意，以免香港变成中国一个城市，否则将无法吸引多元人才。教育局昨(10日)回覆立法会议员的文件显示，22/23学年共流失6748名教师，按年多1351人，升幅达25%。当中以公立中学教师流失人数最多，有2239人；流失人数增幅最大的，是幼稚园教师，流失1810人，按年增34%，且以11至15年年资的幼师流失较多，上学年少118人。教育局重申，流失原因包括退休、进修、转往其他类别学校任教、转行及私人理由。但局方没有交代，私人理由是什么。不过，一名曾在着名私立中学任教英文的招老师向本台指出，据了解，离职者以移民为主，不少跟她一样移民英国的，已找到教席。她直言，移民是忧虑日渐增多的指令和国情教育，不想自己下一代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面对教师流失，教育局长蔡玉莲强调，目前教师供应充足，甚至可以形容为供应量非常充裕。另外，局方又说，考虑到学龄人口持续下降，教师需求将会减少。学界：教师流失本学年已放缓学界则有不同说法。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苏炳辉表示，近年移民潮令学校中层和骨干教师流失，曾闻有学校同一学年有半数主任离职；今年移民潮虽已放缓，但学界仍面对青黄不接，期望教育局增加资源，释放空间让教师聚焦教学。津贴中学议会主席李伊莹亦表示，今学年的教师流失已经有所纾缓。网上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锦洪批评，蔡玉莲局长的说法是掩耳盗铃，认为熟识教育制度问题的教师移民，是深知转变中的制度不宜子女就读，有条件便离港，但局长显然是因为人才流失涉及某问题而不敢处理。他又说，教师是「育人者」，学生流失是未来人才的流失，相关骨牌效应会在五至十年间浮现，质疑届时香港的竞争力还剩下多少。与此同时，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发表《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二〇二四》，当中一项研究，是透过分析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数据，发现疫情期间留在香港的领英用户共有25.6万人，来港的有约3.2万人，较离港的2.7万人多，认为人才流失之说，可能以偏概全。不过，有关研究同被指以偏盖全，因为领英帐户以商界和专业人士为主，数量亦与本地劳动人口有距离，而部分行业，例如教师，便甚少在领英注册帐户。然而，研究另一发现亦受关注，中心指出，净流入香港的领英用户中，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内地和印度，由于内地人较少使用领英，估计流入香港的内地人口可能比实际多。参与研究的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邓希炜指出，人才净流入主要是亚裔，且从名字分析，应以中国内地人为主，呼吁各界谨记，香港需要保留作为亚洲国际城市的自身特色，「若只变成中国一个城市，将无法吸引多元人才」。可是，港府为补充人才外移而推行的不同输入人才计划，中国内地人均占大多数，以2022年底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高才通)为例，约九成是内地人。而港府公布时，又会把扶养子女计算在内。例如特首李家超去年底出席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就职典礼时指出，去年首十个月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已批准 11 万宗申请，其中高才通已批逾 4.3 万宗申请。但有传媒向入境处索取数据发现，截至 9 月底批出的3.9万宗高才通申请，抵港人士中，申请人和受养人各占一半，而受养人中，又有一半是未足18岁的子女。...

印度央行行长沙克蒂坎塔·达斯表示，印度金融机构必须警惕依赖算法和人工智能来评估客户的贷款。周四，达斯在孟买《Mint》报纸主办的年度银行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基于模型的算法贷款可能“导致潜在的危机”。他表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公司“必须评估用于贷款的模型的稳健性”。印度储备银行近几个月收紧了对风险贷款的限制，以改善金融稳定性。11月，它提高了银行无担保贷款的资本成本，随后指示贷方抛售另类投资基金的投资，或承担这些资产的巨额拨备成本。达斯表示，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公司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算法批准的贷款激增。这位行长表示：“我们非常清楚，如果不稍微放缓的话，这种增长将无法持续下去。”“我们清楚地预见到未来会遇到一些问题。因此，我们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达斯周四表示，尽管国家银行体系依然稳健且安全，但央行仍将保持谨慎态度，避免出现任何自满情绪。印度储备银行上个月表示，到 9 月份，印度银行的坏账率可能会从目前的 3.2% 降至总贷款的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