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每天曾有近200名华人被贩卖：泰国人口犯罪为何猖狂？）2015年5月，在泰国南部宋卡府靠近马来西亚边境的一处偏远山林中，泰国军警发现了乱坟岗，在里面葬有30多具尸体。这些尸体大多四肢不全、器官缺失，在乱坟岗附近满是阴冷的竹笼、阴森的瞭望塔与恐怖的“刑房”。他们生前遭遇了什么，可想而知。泰国军警在展开一系列调查后发现，这些尸体都与跨国人口贩卖犯罪有关。事实上，这只是泰国人口贩运中的冰山一角。2023年，央视新闻报道称，据泰国官方统计，每年大概有7万华人从泰国被贩卖到缅甸妙瓦底镇，相当于平均每天有将近200人被贩卖。而这还只是泰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真实人数要远超于此。可以说，泰国可能才是一个贩卖人口的毒瘤。一、泰国贩卖人口比想象得更恐怖去过泰国旅游的人，在泰国的街头面对随处可见的乞丐，其实早已见怪不怪。尤其在一些热门景点，乞丐更是聚集扎堆。但很少有人知道，泰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在泰国各地乞讨其实属于违法行为，倘若警察要是遇见乞丐可以直接进行逮捕。2023年11月，据《环球时报》援引多家泰媒报道称，泰国警方相继在11月10日至20日期间抓捕了6名毁容的中国籍乞讨者，并对他们处以100泰铢～500泰铢（约合2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的罚款，同时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并且10年内都不允许他们再入境泰国。事实上，这些乞丐并不是普通的乞丐，他们的身上都携带大量硬币和纸币，却无法提供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更匪夷所思的是，居然有一名中文翻译乘坐豪车拿着乞讨者们的护照来到警局，主动表示除了愿意替他们承担保释金，还可以额外支付每人1万泰铢（约合2000元人民币）的“放人费”，希望可以顺利放人。警方在追问和调查后发现，这群乞丐并非无家可归，而是居有定所，每人每天还有乞讨的“目标”金额。不过，这些人并不愿意多说，而且口径非常一致，都表示自己是自愿乞讨，似乎在害怕什么。泰国警察分析认为，这几名乞讨者可能属于同一组织，并涉及人口贩运。乞丐被抓，翻译帮忙交“放人费用”作为一个佛教国家，除了偏远的贫困地区外，在曼谷等较发达的泰国城市区域内，一直都有大量的慈善机构在帮助弱势群体。因此，在泰国当乞丐是一份收入不菲的“职业”。据泰国社会发展和人类安全部统计，在泰国首都曼谷街头的一些乞丐日收入可以高达7000泰铢（约合1400元人民币），比泰国官方规定的每日最低工资高出至少将近18倍。如此高昂的利润，不仅让一些泰国本地人选择铤而走险，也促使很多犯罪集团非常猖獗，强迫弱势群体乞讨，其中便不乏人口拐卖乱象。这些犯罪集团在成功拐到人口后，会将他们囚禁起来，要么将其打伤致残要么毁容，接着会把他们放到泰国热门景点进行乞讨，利用游客们的同情心，牟取最大的利益。尽管泰国被称为是“微笑之国”，但人口贩卖其实一直都非常严重，充斥着各种人口贩运的黑暗交易。很早之前，澳大利亚政府便将泰国地区列为“高危旅行地”之一，提醒其本国民众谨慎选择为旅行地。泰国被澳大利亚列为“高危旅游地”之一自2014年以来，泰国也被美国列入了“全球人口贩卖最严重国家”的黑名单行列。而到了2024年，泰国直接位居黑名单榜首位置。2015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口贩运报告》显示，泰国被列入排名最低的第三级。美国国务院认为，泰国政府在应对和消除人口贩运方面并未完全遵守最低标准，且没有做出重大努力。同时，美国国务院指出，泰国是东南亚地区人口贩卖的主要来源国、目的地和过境国。此外，2018年全球奴隶指数显示，泰国有60多万人口贩卖运输受害者，其中不少都是华人。谁能想到，一直有着旅游胜地美誉的泰国，却是人口贩卖的重灾区。二、贩卖人口背后的人间惨剧多年以来，连接泰国、缅甸和老挝的“金三角”是臭名昭著的犯罪摇篮。其中，泰国地处东南亚中心，在其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一度是部分东南亚邻国年轻人寻求高薪工作的目的地。泰国和缅甸、老挝两国接壤，边境线都非常长，不利于打击犯罪分子正因如此，现如今，泰国所谓的“高薪工作”，已经成为其他东南亚国家人民落入人口贩子圈套的常见原因。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泰国有将近500万移民，其中大约100万到250万人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这些非法移民便成了人口贩子的主要目标。此前，印度尼西亚大学生艾哈迈德就曾通过一名泰国朋友，得到了一份“高薪”的营销工作录用通知。然而，当他到达曼谷，与公司对接人驱车前往泰国北部时，却在河边被武装人员包围，并被带到了缅甸。最后，在国际移民组织的帮助下，他才成功获救。不少人口贩卖组织都喜欢将泰国作为中转“便利店”，将受害者运送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位于泰缅边境的妙瓦底，与泰国湄索隔河相望，是诈骗园区的主要集结地之一。相关报告指出，来自巴基斯坦、越南、孟加拉国和朝鲜的贩运受害者，会通过泰国中转，被卖到西欧、新加坡、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其实，泰国除了是东南亚人口贩运的中转国，也可能是最大的人口贩卖来源国。泰国是东南亚人口贩运中转国和来源国事实上，泰国本国民众同样难以逃离人口贩卖的噩梦。据汤森路透基金会估计，从2015年至2022年，在7年时间里，至少有522名泰国籍劳工在韩国死亡，其中约84%为非法移民。泰国湄索反人口贩运非政府组织首席执行官梅歇尔·摩尔接受采访称，自2022年8月以来，该组织至少已帮助452名人口贩运受害者。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曼恩表示，“不少泰国人都喜欢在国外干一些轻松但违法的工作，也因此让他们很容易成为人贩子的目标，并且易于被不良雇主利用。”不少人贩子都购买残疾人士去做乞丐赚钱，买儿童当童工，买女性从事性服务，成年男性则被买来用作劳工或者电信诈骗等非法活动。而这些被拐卖的人大多生不如死，不少人做苦力、卖淫、被卖器官，甚至有人一直没有消息，生死未卜。据泰媒报道称，自2023年初以来，泰国Pavena妇女儿童基金会一共收到多达87名受骗女子求救的信息，其中有62人落入电信诈骗团队，另有25人被迫卖淫。此外，日本也是泰国人口贩卖的主要目的地和二次中转国。大量被拐卖的泰国妇女主要会被卖到日本风俗业场所从事色情服务，另一部分则会嫁给日本男人。而不少被贩卖的男人则在先进行器官交易之后，再被转卖。2020年，日本政府查获了15起贩卖劳工案件。犯罪分子主要利用日本政府为外国人提供技能实习制度的漏洞，进行人口贩卖。这些被贩卖的人除了性交易外，还有不少人被迫从事强制劳动，苦不堪言。可以说，人口黑市在泰国早已泛滥成灾，受害人不计其数，命运悲惨。三、腐败才是症结为改变人口贩卖泛滥的现状，泰国政府也曾做出诸多努力。2018年，泰国财经成立了专门特别工作组，来打击人口贩运。同时，泰国政府每年也在不断增加财务预算。2022年，泰国政府一共拨款4.4亿泰铢（约合8800万元人民币）用来预防和打击人口贩卖问题。然而，事实证明，面对严重的人口贩卖问题，泰国政府的努力更像是徒劳无功的。据路透社援引2018年的数据报道称，泰国有超过60万名人口贩卖受害者。换言之，在泰国，大概每120个人中就有一人是被“卖”到泰国的。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真正可以被解救出来的受害者寥寥无几。2022年，泰国政府确认仅解救出444名人口贩运受害者，而2021年确认解救出的受害者人数则为424名。相比于庞大的被拐卖人群，获救人数绝对是少之又少。而泰国贩卖人口之所以如此难以整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少政府官员参与其中。仅在2022年，就有35名政府官员因参与人口贩运被泰国政府调查。《反黑风暴5》中涉及的人口贩卖海关贪腐大案，其实就是泰国本国的真实写照。2015年，泰国宣判了其史上最大的一起人口贩卖案。一共有103名被告，其中62人被判罪名成立，包括一名前将军、多名前政府官员和警察。据了解，该名前将军叫空潘，曾在泰国南部的安全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而该地区则是缅甸到马来西亚人口贩卖的主要据点之一。空潘在工作过程中，明明应该阻止难民非法进入泰国的，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协助人口贩卖组织绕过政府的安全检查点来贩运难民。可以说，在泰国，人口贩卖已经成为一个从上而下都在参与、盘根错节的犯罪体系。人口贩卖如此猖獗，说到底，还是因为背后的利益非常可观。据国际相关组织估计，早在2003年，泰国人口贩卖产业的利润就已经比贩毒还要高。相关报道称，有卧底记者在泰国调查时，人贩子嚣张地表示：“做这件事所需成本非常低。但拐卖一个成年人却能至少获得2000美元的利润，甚至一些品质优良的‘货色’在欧美那边能卖到5万美元甚至更多。”当一个国家的官员官官相护，不肯彻底拔出毒瘤，只为了一个“利”字，多猖獗的犯罪也就不奇怪了。...

据学者观察，县域体制内80后、90后出现性别比失衡，女大学生回到县城的比率高于男大学生。2023年，东北某985高校硕士生林雯在吉林省县级市M市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完成关于女性硕士群体返回县域体制内职业选择的毕业论文。她研二时，谈到未来的就业计划，身边很多同学说，打算回老家。这让她有些疑惑，“我们读书读了那么多年，回家会不会辜负当时的努力？我们在外已经接受了这么先进的教育，回家能否适应当地的各种环境？”林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M市邻近东北边疆口岸，盛产人参、五味子、山葡萄。在调研时，根据该市市委组织部向林雯提供的人员信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12月，回到M市就业的女性硕士总体人数为72人，她们出生于此或随配偶来此就业，都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其中，最年长的出生于1982年，最年轻的出生于1997年。在2007-2011年间，回到M市就业的女硕士人数为11人，2012-2016年间为26人，2017-2022年则为35人，呈比例式增长；其中，农村户籍偏多，90后占比更高，有26人毕业于985、211高校，40余人毕业于省属重点高校。这些女性回乡，除了缘于对故土的依恋情结，还因为近年来人才引进政策向县域社会的不断倾斜。以M市为例，部分岗位硕士学历可以免去竞争最激烈的笔试，通过面试即可获得事业编制，享受相应福利待遇。一位受访者向林雯表示，自己准备就业时，已经想好要回家乡体制内工作。但正常国考、省考竞争大，她备考的时间不多，后来通过亲戚的信息，通过人才引进政策回流。在林雯看来，硕士学历的女性返回县域体制内就业的原因是多重的：大城市房价高企、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很多人不愿承受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等等。一位受访者觉得，回到父母身边，“家里人多多少少能帮点忙”。据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欧阳静观察，县域体制内80后、90后出现性别比失衡，女大学生回到县城的比率高于男大学生，主要源于家庭对男孩和女孩的预期和定位不同。家长根据传统观念认为，男生应该出外闯，女孩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对于二本、大专等普通学历的女性而言，回到县域的体制内则是更实际的选择，也更可能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县域是传统与现代交融密集的地带，对于女性而言，来自传统观念的束缚更为明显。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回到县城，会面临哪些冲突？她们又将如何应对？回到小地方回家考公前，李明雨在昆明“游荡”过两年。她是云南人，本科毕业于昆明一所财经类院校的法学专业。考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生是李明雨的梦想，但那两年是灰色的时光，除了考研本身的难度，更难的是心态的考验。她用奖学金和积蓄在昆明租房备考，换过三次房。她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傍晚出门买饭，听到小区广场舞的声音，才能感受到久违的烟火气。李明雨想考武大，是因为本科最喜欢的老师就毕业于那里，她希望自己接受更好的学术训练，备考却总是受挫，“我本科是一个普通院校，要冲一个985院校还是困难的”。武大国际法的法学体系和李明雨本科学校教的内容不同，有时她连书都看不懂。父母是县城公务员，支持女儿追梦，但是过年回家，她会感到在熟人社会要承受的压力。打到家里来关心她出路的电话很多，有时一家人饭后散步，在路上遇到熟人，别人问起李明雨在哪个单位上班，父母连连解释，“没有没有，她在家看书呢”。手上的存款一点点减少，家里开始帮衬。和同龄朋友一块出门，逛街、喝奶茶、吃饭，大家轮流付账，总是不收她的钱。一两次之后，李明雨会羡慕别人经济独立。有一回参加朋友婚礼，她连200元礼金都拿不出，最后是问爸妈要的。囊中羞涩的窘迫让李明雨不得不认清现实，她认为自己的学术水平离梦想有差距。有一阵室友不在，周围万家灯火，房子里却格外寂静，虽然学习没人再打扰，心里还是空空的，“说不出滋味”。理性权衡之下，回家考公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家乡所在县正好招聘对口专业岗位，“回到小地方，人情网络是比较扎实的”。李明雨很晚才拿到司法考试A证，错过了到昆明律所实习的黄金时间，否则她认为自己一定会去“拼一拼，闯一闯”。2022年，经过一年备考，李明雨考公成功。近年来，除了李明雨这样的普通高校学生，许多名校毕业生也流向县域，寻求体制内的稳定岗位。许多县城的“抢人政策”引发一时关注。2022年5月，江苏北部阜宁县面向国内外名校招聘一百多名优秀毕业生，博士、硕士研究生分别享受40万、20万元购房资助；同年，位于浙江西南山区的遂昌县24个基层岗位吸引了4名博士、19名硕士，其中不乏香港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毕业生。林雯的一位受访者，原本很有拼劲，毕业后在南方某直辖市工作。母亲退休后，经常到她工作的城市，两边来回跑。后来母亲身体不好，经常上医院，还听不懂当地方言，后来父亲也来了，她发现父母下楼的次数屈指可数，明白父母可能不适应当地。后来，她通过人才政策回到了家乡。2023年2月，某县乡公务员考试前，考生排队进入考点。（视觉中国图）“我好像是一天在比一天衰退”林雯的另一位受访者回M市就业前，在外地的民族中学当过老师，她听不懂当地的笑话，没法和家长沟通，工作一直没有起色。母亲以“不好找对象”为由，让她回了老家。但回到县城工作后，很多人不可避免感受到错位。林雯也出生于M市县城，她认为18岁前在县城生活，如果父母不引导，很难完整接触到县城社会待人接物的底层逻辑。“只觉得我家乡真小啊，怎么发生一件事这么快其他人都知道了”。一位返乡当公务员的女硕士对林雯说，她每天在单位说话不超过十句，很多时间在刷抖音，“感觉语言能力都在退化”。一位回乡教师发现，当地人才政策里有一条规定，只要有硕士学位，第二年可以晋升中级职称，但落到实际，晋升名额有限。有的老教师快退休了，需要职称，到了第二年，学校会优先把名额给老教师。一位初中教师刚开始到学校报到时，校长亲自去见她，做出了一系列承诺。比如，把一个成绩和学风较差的毕业班带好，第二年让她当班主任。然而，到了第二年，学校换了新校长。她达到了之前的要求，但新校长拒绝兑现这一承诺，理由是，她未婚未育，难以说服家长。除了工作受挫，因为关系好的同学都不在家乡，这位教师和美甲店老板成为了朋友。同样的困境也在李明雨身上显现，“进体制之后，我觉得想出去越发难了，我好像是一天在比一天衰退”，现在她很少有时间读书。2023年，李明雨开始驻村。身边的同事经常催她赶紧结婚，超过30岁就很难找。她便回怼，关你什么事。李明雨很羡慕大城市的边界感，在基层工作，去村民家入户后，有时村干部要聚在一起喝酒吃饭。有一次，一位同事咽喉发炎输了液，仍要被身边人劝说参加酒局。林雯认识一个女生，大学专业是旅游学，在驻村时，她发现曾了解过四川一个村庄的发展模式，和现在这个村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了带领村民致富，她收集了很多四川乡村的详细资料，却发现很难落实，尤其是在把资料递给领导后，对方却说，我文化低，看不懂。后来，她开始帮助村民个体，有一个村民长期在家打游戏，在她的帮助下，开始学会一些技能，在外工作，这让她获得一些成就感。寻求一位“体制内妻子”对于女性而言，更大的冲突来自婚恋问题。由于大多人回乡后和父母住在一起，不得不直面父母的催婚。有人因此想出去租房住，也有人说，过了30岁后，父母一吃喜酒，“回来就没有我好日子过”。2023年5月，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尹秋玲到中部地区H县调研。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南北纵横110公里，人口110万，地形以山地为主，当地农民大多流入广东、江浙务工。尹秋玲最初的调研目的是关注县中发展，然而，在和当地几个教育主管单位官员交流后，尹秋玲意外发现，县域女教师的婚恋问题已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根据该县教工委统计，全县超过25岁的未婚女教师有2000多个，其中超过30岁后未婚的则有400-500人。有位乡镇中心学校的校长一见面便告诉尹秋玲，很多女教师的婚恋焦虑让他忧心。在县域社会，机关和事业单位被视为最体面的职业，许多人寻求“门当户对”，即县城精英家庭之间的联姻。这位校长1972年出生，年轻时，为了寻求一位“体制内的妻子”，中专毕业的他历经千辛万苦从小学老师转至中学老师来提升婚恋竞争力，“但不到20年，形势完全发生了逆转。”尹秋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比如，H县一中有两位年龄相仿的90后教师，一男一女，二者的相亲境遇却差距悬殊。女教师性格、相貌等各方面条件都很优异，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男教师则被频频说媒。尹秋玲认为，这是因为县域社会“门当户对”和“男强女弱”的婚恋观念并未改变，而近年来回流人员的性别比却明显失衡。2023年该县教师招聘，167个教师编制岗位有6400人报考，大部分都是省内地方院校的女大学生。一位女教师在乡镇学校工作了7年，以前相亲对象“一点都不主动”。她考到县城中学后，有位银行职员听到消息就主动追求，相处半年后计划结婚。李明雨考上公务员后，一位青梅竹马的发小向她表白了。那天，两人恰巧同车，发小来自经商家庭，说二人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强强联合，以后在当地会发展得好。李明雨感觉自己被明码标价，对方却让她“想清楚再给他答复”。“我跟他在一起，就是把自己卖了。”李明雨愤愤地说。学生时代，这个男生会帮她揍欺负她的男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李明雨却觉得什么东西变了，“说不上来”。她不愿遵循利益捆绑的现实法则。身边关系好的几个大学同学都在体制内工作，有一个朋友A在山西的事业单位，同事对她的婚姻非常热心，她总是婉拒他们介绍对象。让A困扰的是，有人会来主动接近她。比如一位体制内男士，她以为二人是普通交往，对方却动手动脚，“她就马上甩筷子走人了。”李明雨说。这位男士甚至四处散布谣言，影响A的风评，于是她一有时间便看书，希望再考个公，离开这个县。没有你，我肯定不会留在小地方林雯在M市做调研时，有一位受访者总是诉说自己职业上的怀才不遇。她是走人才引进的事业编，想考公务员去地级市，或者去更核心的部门，施展拳脚。一年之后，她突然找林雯咨询，想给孩子买个学习机。林雯试探问，你还考公吗？对方解释，自己的工作待遇已经有所提升。一年前，这位女士谈及现状总是很愤慨，期望还在上大学的林雯多回家，和她一起去咖啡馆看书学习。林雯理解这种心态转变，“养孩子，发现越来越爱他”。林雯的母亲是高材生，读研那一年，送林雯去报到时，母亲感慨说，如果没有跟你爸结婚，没有你，我肯定不会留在小地方。“哪怕都退休了，她还是会有落差的”，虽然大多数时间母亲没工夫想这些问题。林雯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是大学同学里少有在体制外工作的人。林雯从小生活在体制内家族，但不喜欢人情世故。母亲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施展，于是期望林雯能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外面适应不了再回来。有一些被催婚很紧的女性，林雯发现她们已经逐渐习惯，“妈妈让你找对象也就那几个话术，不听也就算了”。谈及过往的很多经历，她们大多语气平静，“可能真的已经适应了”。2023年，某211大学讲师马莉在一篇论文中关注了县域体制内适龄女性的单身现象。在她看来，“她们一方面没有从传统的血缘、家族和地域关系中彻底脱嵌，另一方面又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独立意识、婚姻自主观念和独立思考能力。”她观察到，许多人会有策略地应对父母催婚的压力，比如跟父母讲道理：“县城职业的鄙视链依次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社区工作者、特岗、合同工、个体户、厂工……我自己就是老师，找对象也只想找体制内的，不然悬殊太大，问题会很多……总之，1+1＜2是不行的。”也有人在微博、豆瓣小组上接触到关于韩国“三抛世代”的讨论——指的是那些因为生活压力大，感觉前景黯淡，而选择放弃恋爱、结婚和生育的年轻人。但马莉认为，这些女性的单身状态是被动的，受制于性别比失衡等现实因素，“她们也是渴望结婚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回到县城的女性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意识，整体推迟的婚恋年龄会对地方社会的传统观念带来冲击。在学校做调研时，林雯曾经在一个老师的书桌上看到过日本性别研究学者上野千鹤子的书，她很诧异。“你在县城看到这样的书其实是蛮新鲜的一件事，她看这本书应该只是想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但是真正将女性主义贯彻到行动上很难的，因为县域社会环境的影响太深了。”李明雨观察，身边超过30岁的单身同事，很少有人着急结婚，都很活泼潇洒。她有时会被她们的豁达感染。有一位姐姐，李明雨最喜欢坐在她旁边吃饭。让她印象最深的一次，食堂接待上级部门，准备了大闸蟹。大家都有些拘谨，只敢拿一两只，这个姐姐却不管，一个人吃了八九个，与此同时，对外的接待礼仪也毫不含糊。李明雨受到感染，“我跟她在一起我也吃了七八个”。李明雨现在有了心仪的男生，对方和她一样，由于家庭原因回到县城，但是有自己的小世界，喜欢科幻小说、推理小说，想当漫画家。李明雨日常驻村工作很忙碌，经常到村民家入户，科普法律知识。她希望将五年的服务期作为自我探索的时间，不为自己设限，“也算是给我自己的一个过渡期吧”。...

近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中金所”）对上海维万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维万公司”）及其实控人，未按规定申报实际控制关系账户，违反交易所交易限额制度，在股指期货多个品种上超交易限额交易的违规行为实施纪律处分。据中金所消息，经查明，上海维万公司管理的3个产品账户、公司实控人及其亲属名下的2个自然人账户，未按规定申报实际控制关系。在未申报实际控制关系期间，上海维万公司及其实控人采用高频交易方式，在股指期货多个品种上超交易限额交易，情节严重，构成“利用不正当手段规避交易所交易限额制度，超限交易”的违规行为，获取违规盈利893.48万元。根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违规违约处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中金所决定对上海维万公司及其实控人等通报批评，对上海维万公司管理的相应3个产品账户、公司实控人及其亲属名下的2个自然人账户股指期货限制开仓十二个月，没收违规所得893.48万元，并将上述纪律处分记入资本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当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中金所采取纪律处分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金所依规对相关客户违反期货市场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管理的行为采取了监管措施，是履行交易所监管职责的举措。证监会始终坚持严的监管主基调，指导证券交易所和中金所加强期现货监管联动，对包括高频交易在内的各类交易行为穿透监管，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下一步，证监会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加强监管，切实保障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金所发布的消息称，将按照中国证监会部署要求，严守监管主责主业，持续加强市场一线监管，坚决做到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严厉打击以不正当手段规避交易监管、违反市场“三公”原则、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始终保持严的基调和“零容忍”高压态势。同时，提醒投资者依法合规交易，共同维护金融期货市场正常交易秩序。...

最近，国外一位在大型游轮上工作的歌手，爆出一个行业内幕，震惊了不少网友：“如果船上突然开始举办冰淇淋派对，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可能船上死了人，需要冰柜腾出空间存放尸体，而且死亡人数比你想象的多。”这个犹如都市怪谈的猛料爆出后，迅速引发了舆论热议。更出乎人意料的是，这个游轮“潜规则”，被业内人员和过往发生过的案例实锤了......这位有多年游轮工作经验的女歌手，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条短视频称：她工作的游轮载客量为3000名乘客，每次出海都是人员爆满，老年人又占了大多数。因此每次出海时，游轮上总可能碰到4到10人死亡。她表示，如果死亡人数超过7个人，船员们就会开始清理冰柜，腾出一部分空间冷冻尸体用。所以在游轮度假时，如果有船员或管家邀请你去参加临时的“冰淇淋派对”，也就意味着死亡人数增加了。女歌手的发言在网络上一石激起千层浪，海量评论将这段发言顶上了热搜。有媒体联系到女歌手本人，谁知对方的新一轮爆料，更让人觉得细思极恐。女歌手称自己虽然不是医护人员，但经常听到船上护士说起过，他们工作的游轮属于奢华型，航线沿途景色优美，服务和餐食水平都很不错，因此多数游客都是年龄75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将游轮当成了“海上养老院”。老年人多，长途旅行中自然死亡的几率也就更大，每次出海会有4-10人死亡的数据也属于合理范围。为了证实这段发言是否真实，媒体又向相关专家和从业人员证实，谁知得到的结论更惊人。原来，以美国相关法律规定为例，每艘游轮都要按规定配备裹尸袋和停尸房。停尸房的大小和船只尺寸比配。通常情况下，获准载客的游轮上要配备能容纳3-4具尸体的停尸房。如果死亡人数超过这个数字，那尸体就需要存放在食物使用的冷藏室里，直到航行结束或停靠港口时运下船。这种停尸房一般都位于最底层的甲板，上面会悬挂着“游客止步”的警示标志。在女歌手短视频的评论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她的言论。“我是游轮上的医生，我能证明冰淇淋确实和停尸房有关。”“因为某些原因我不能明说，但我证实冰淇淋派对确实和游轮上突发事件有关系。”“作为一名90年代潜艇兵家属，我知道潜艇上是这样，但我不知道游轮这事真假。”记者也对这些人进行了采访，其中一位曾经在船上工作的网友证实，自己以前被突然叫去搬尸，尸体存放在食品用冷库里不罕见。另一名水兵还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军舰上没有停尸房，所以有人去世就得马上运到食品冷库里，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会吃顿大餐。反之，要是哪天突然吃的好了，也就证明冰箱在清货，有人去世了。”这些鲜少被外界知道的行业秘密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证明了海上旅行中确实会有人员去世的突发情况发生。2019年3月，中国台湾省一位男游客独自登上从基隆港出发的游轮，打算开始4天3晚的度假之旅，却没想到在当晚11点多，突发疾病去世。他的尸体在冷藏室内存放多日，期间没有人没有通知家属，等到航行结束返港才通知家属去领尸。这个结果不仅令死者家属无法接受，也给船上游客留下心理阴影。游客们不能接受的理由有两点，首先是死者在刚上船时就已经有呕吐、冒冷汗的情况，航行到晚间11点时突然倒地，游轮通知船上医护人员来救治。直到凌晨2点宣告死亡前，整整3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转向或是停靠的打算，是不是担心返航的成本太高？如果刚开始就返航或是通知直升机来接人，或许能挽回一条生命。其次，大家在船上灯红酒绿的几天，所吃的食物都和尸体一起存放，换谁都会觉得晦气。无独有偶，2022年8月时，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对夫妻登上游轮出海，打算展开8天的加勒比航海之旅。79岁的丈夫，却在第二天因为突发性心脏病身亡。船上员工给了死者遗孀两个选项，要么在停靠的下一站，波多黎各首都港口带尸体下船。要么将遗体存放在船上的停尸间里，返航回佛罗里达时再下船。考虑到在波多黎各人生地不熟，处理验尸火化等手续比较繁琐，加上对游轮上硬件设施的信赖，死者遗孀选择了后者。谁曾想，死者的遗体所存放的饮料用冷藏间，24小时的温度设置都在零上。等到6天的航行结束，尸体已经严重腐烂呈绿色，并且发生过膨胀爆炸。深受打击的家属，一纸诉状将游轮品牌方告上法庭，并且提出至少100万美元的赔偿金。截止今年，案件结果还未被披露。游轮作为便捷、舒适、体验感好的出行方式，被不少喜欢旅行的游客当做度假方案的首选。这一次的行业大爆料，可能会让很多人产生心理阴影。但也不必过分担心从而带来应急创伤，每艘游轮按法律和行业规定都需要配有医护和紧急救治设施，船上所有员工也会定期参加急救培训和考核。乘客突发疾病或救治不当也都属于小概率事件，发生几率微乎其微。享受每次出海时带来的快乐心情，才是游轮游的最大意义。...

黄金作为一种具有投资价值的贵金属，价值稳定，备受消费者青睐。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北京双井富力广场“中国黄金北京概念店”在2023年12月关门闭店。有投资者投诉称，自己曾在该门店购金并进行“托管”服务，金店关门，自己的黄金也随之“消失”，去向成谜。据报道，有的消费者涉及的金额超过500万元。此外，据他们估算，合计托管的黄金数额超5000万元，中老年人偏多。消费者手中的发票信息显示，上述金店背后的主体公司为北京三鼎原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曾为1000万元。12月25日，也就是在就关店前几天，该公司注册资本减资至300万元，原持股70%的股东邹志群退出，如今股东行列只剩下杨淯溶一人。据天眼查，邹志群是西安金都工艺美术集团有限公司实控人，是深圳鸳鸯金楼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等23家公司股东，其中7家公司已经注销或吊销。公开报道显示，位于北京双井富力城的中国黄金概念店于2009年开业。彼时的宣传文案称，这是中国黄金在北京最大的单店，是中国黄金公司的“扛鼎之作”。彼时，时任中国黄金上海黄金公司总经理李清飞告诉记者,中国黄金概念店闪亮登场,意在以中国新兴阶层的审美情趣和消费投资需求为中心,以独特的产品服务理念,创新的陈列销售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与众不同的购物体验,“籍此推动中国黄金更上一层楼,引领中国黄金珠宝首饰行业新风尚!”值得一提的是，给这家金店开业“站台”的李清飞，来历不简单。公开资料显示，1971年出生的李清飞，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2001年4月至2006年5月，任经济观察报社社委，副总经理，副社长。2006年5月至2014年4月在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工作，先后任中金黄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黄金公司总经理，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中国黄金报社社长，中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北京黄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2014年从中国黄金辞职后，李清飞任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此后，这家店在富力广场存在了14年，直到2023年末“跑路”。值得注意的是，有消费者表示，这家店刚开业阶段和后期的发票主体并不一致。一些较早开具的发票显示，主体为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则是北京三鼎原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天眼查信息显示，前者是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成员，有国资背景；后者则是注册资本300万人民币的私企。更重要的是，私企三鼎原珠宝的成立日期在2010年，晚于2009年中国黄金概念店开张的日期。可问题是，私企三鼎原珠宝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和代价从国资背景的金一文化获得该概念店的经营权呢？走投无路的消费者们来到中国黄金总部，希望得到一个交代，却被告知，这家“中国黄金概念店”只是加盟店，总部不允许加盟店开展托管业务。中国黄金方面愿意报警协助调查，并与加盟店方面沟通赔偿，但不愿直接承担赔偿。据悉，本次因加盟商关门“跑路”而受到关注的中国黄金（600916.SH），每年凭借加盟商就赚得百亿元。中国黄金2022年年报显示，截至该年末，该公司共有3642家门店，其中，加盟门店3537家，直营105家。2022年内，该公司新开、关闭的加盟店数量分别为325家、424家，加盟门店总数有所减少。业绩方面，中国黄金的经销模式主要为加盟店渠道，2022年，该公司来自经销模式的收入为138.21亿元，占到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近30%。对此，时间财经以投资者身份致电中国黄金上市公司方面，其董秘办工作人员表示，从舆论的角度来讲，对上市公司会有影响。关于后续进展相关问题，将由舆情部门负责联系回复。不过，截至发稿，时间财经未获中国黄金方面更多回复。...

一新春第一会，为何都在聚焦营商环境？龙年伊始，各地陆续召开“新春第一会”，“拼经济”成为共同主题，而营商环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其中的高频词。拼经济，既要拼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也离不开一流的营商环境。据不完全统计，在20多个召开“新春第一会”的省份中，半数以上聚焦于营商环境。各省市新春第一会高频词而在主要城市中，从东部的上海、苏州到中西部的成都、郑州，再到东北的沈阳、长春，无不以营商环境为重点拉开龙年序幕。其中，上海连续7年在开年吹响“优化营商环境”号角，而成都继去年以来再次锚定营商环境，将优化营商环境、科技成果转化、制造强市共同列为三大“一号工程”，将之作为拼经济的重要抓手。拼经济，为何重点在于拼营商环境？过去一年，有两个经济现象备受关注：一个是上海、香港的“逆向招商”，另一个是淄博、哈尔滨等网红城市的逆袭。去年，香港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到内地进行招商，直言“加力抢企业、抢人才、留人才”；而上海不远千里先后奔赴成都、武汉举办招商引资大会，将“抢企大战”推上新的高度。无论是香港还是上海，都将营商环境作为“逆向招商”的最大竞争优势，足见这一轮城市竞争的重点所在。两大网红城市的出圈同样如此。山东淄博凭借“服务型”烧烤而名声大振，哈尔滨借助“讨好型市格”，成功扭转人们对于“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网红城市走红的路径不一，但无不将服务意识摆在首位，以此作为展现城市形象、营商环境的舞台，并带动更多企业、人才落户，由此形成正向循环。可见，从经济大省到经济大市，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从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无不意识到营商环境之于拼经济、抢企业、抢人才的重要性。究其根本，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体现。拼营商环境的背后，既是大国博弈、区域竞争步入深水区的体现，也是经济从高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求。早在10多年前，我国就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摆在关键位置，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近年来更是多次将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作为年度重点任务之一。如今，全球地缘格局、国际博弈仍在持续变化，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日益上升，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经济版图，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优化营商环境，正是有效应对风险、重塑国际竞争力、创造最大确定性的关键一环。从发展模式来看，过去招商引资，普遍存在拼资源、拼土地、拼人口红利、拼政策优惠的路径依赖，这在经济高增长时代可能无望而不利，但在高质量发展时代恐怕难以为继。且不说要素成本抬升、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税费优惠空间收窄带来的直接制约，一流的企业和一流的产业，看重的从来不是短期的蝇头微利，而是长远发展的可能，这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就是营商环境。就此而言，拼经济就是拼营商环境，这也是决定头部城市升沉进退的关键。二市场主体、高学历人才的“用脚投票”，是检验营商环境的试金石。这两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抢企大战”和“抢人大战”如火如荼。那么，谁是“抢企大战”和“抢人大战”的最大赢家？一个衡量指标是经营主体的多少及增速，这是市场活力和城市吸引力最直观的体现。经营主体，主要由企业、个体工商户构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载体，也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有11座城市经营主体数量突破200万户，其中深圳、成都、重庆、上海、广州、苏州、西安6城超过300万户。作为中西部最大的省会，成都以389万户的总量位列全国第二，每千人经营主体数量达183家，创业密度之高可见一斑。从新登记市场主体来看，成都2023年新增市场主体60.2万户，自2018年以来连续5年新增超过50万户，增量位居副省级城市首位，凸显了强劲的市场引力。这些经营主体，既有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上市企业为代表的龙头企业，也不乏在一些细分领域有着独特“统治力”的中小企业，形成了“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格局。数据显示，成都已有1.3万家国家级高新企业、44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140多家上市企业以及4家世界500强企业，位居全国第一梯队。另一个指标是人口增量，尤其是高学历人才的增量，成都已连续5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这两年，“蓉漂”正在成为京漂、沪漂之后的新热词，而“蓉漂之后、再无漂泊”的说法也不胫而走。如果说“蓉漂”的出现是中西部人口回流乃至虹吸东部地区高学历人才的体现，那么“蓉漂之后、再无漂泊”则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的深刻写照。2010年至今，成都累计新增常住人口超过600万人，增量仅次于深圳。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带动成都人口总量迈上2100万大关，逼近北京。这些人口中，各类人才占了1/3左右。数据显示，成都目前人才总量超过600万人，在全国位列第四位，而2023年一年就吸引72万各类人才落户。人随产业走。成都电子、装备制造等万亿级产业集群的集体崛起，开始带动省域人口回流；而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井喷，带动高学历人才的持续涌入。无论“抢企大战”还是“抢人大战”，成都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机会之城”的内涵，而创造这些机会的，离不开一流的营商环境。三拼营商环境，成都究竟有多大优势？说起营商环境改革，上海、深圳是佼佼者。上海曾经凭借“特斯拉速度”蜚声国际，特斯拉超级工厂创下了“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上市”的奇迹；而深圳则以“4个90%”著称，90%以上研发机构、人员、资金和发明专利都来自于企业，堪称民营经济创新活力的典范。无论是上海“特斯拉速度”还是深圳“4个90%”，背后都来自营商环境的助力。目前，上海营商环境改革已迭代到7.0版本，持续把放眼世界、对标国际一流当作优化营商环境的着力点，而深圳也迈入了6.0时代，实现了办事从“跑多次”到“最多跑一次”再到“一次不用跑”的跨越。与沪深相比，同为超大城市的成都，营商环境也经过了多年迭代，步入6.0时代，且对照世界银行评价标准，对标先进城市，无论是改革力度还是深度，都不弱于一线城市。据统计，从营商环境1.0到6.0，成都已累计推出906项改革举措，涵盖“建体系夯基础”、“学先进补短板”、“树标杆创品牌”、“集创新求突破”、“优服务增活力”、“数字化强赋能”等方方面面。作为成都市中心城区，温江区近年来在营商环境改革中走在前列，打造了“温江效率”的金字招牌，成了成都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的缩影。无论是获得全市乃至全省推广的综窗改革、提醒服务等成熟经验，还是首创的“三员合一”等创新探索、“一把手走流程”工作机制。无论是向互联网要效率、向流程再造要效率、向简政放权要效率的全方位实践，还是率先建立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方式，都让“温江效率”这一品牌充满含金量。温江营商环境改革何以走在前列？早在多年前，温江区就率先将营商环境改革作为头号工程，近年来更将营商环境作为事关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经过多年建设，温江营商环境正在开花结果：2021-2023年连续三届获评“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区”，先后斩获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城区、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示范区。虽然地处西部内陆腹地，但温江区时刻以先进地区作为对标，不仅与广州南沙区等沿海城市强强联手、主动奔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科创飞地”，而且在营商环境改革上做出“三个都可以”的承诺，探索出“四度”的改革理念。“三个都可以”说的是：“只要是先进地区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都可以参照；只要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放行；只要是不触碰红线底线的，都可以给予容错空间”。这些承诺，对应的是对标先进、非禁即入、包容审慎、无事不扰等先进理念，指向的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高标准要求，更是对自身持续变革、刀刃向内的倒逼机制。与“三个都可以”相对应的是“四度”——温江正在用心打造“尺度、速度、温度、力度”一流营商环境。尺度、速度、温度、力度，分别指向包容审慎的监管、一流的政务效率、无事不扰但有求必应的服务意识、助企惠企的政策力度。这与浙江等沿海地区的营商环境改革理念可谓不谋而合。浙江提出对中小企业、新业态企业提供包容审慎的监管氛围，积极争取设立公平竞争指数和公平竞争审查会审两个国家级试点，要求建立政务失信责任追究制度等等，将营商环境改革“卷”到了新高度。温江的“三个都可以”和“四度”也是如此，可谓切中了营商环境的要害。企业敢不敢来、能不能最终留下来，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的基本面，更要看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市场的公平竞争空间、政府的法治意识和服务意识等深层次的因素。这些理念合在一起形成的营商环境，就是地方竞争的软实力，也是一地最佳的金字招牌。当“温江效率”一跃成为新的城市营商环境品牌，金温江之“金”将会有更为丰富的体现，其探索对于所在省市乃至发达地区都有积极借鉴意义。四“温江效率”，给当地带来了什么？与资源、土地、税费等显而易见的实体相比，营商环境或许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一家企业、每一个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得到，并会用脚做出选择。同时，无论是拼土地还是拼政策优惠，都只有短期之效。正如“零门槛落户”对于抢人大战的作用一样，由于缺乏门槛和独占优势，所有城市都能轻易复制模仿，最终区域竞争又会回到同一基本面。营商环境则不同，它是一地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体现，检验的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在不同能级城市乃至不同区域都有着巨大悬殊，从而成为城市竞争软实力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营商环境建设不易，但一旦建成，就能迅速转化为竞争优势，带动人口企业涌入、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推动城市形象的全方位跃升。过去一年，温江新引进签约192个重点项目，其中包括金港汽车、海思科制药研发生产基地等20个重大和高能级项目。而龙年伊始，温江就宣布计划第一批实施重大项目219个，全年力争签约引进社会投资项目100个，其中重大项目和高能级项目35个以上。大项目带动大投资，大投资带动大产业，大产业带动大发展。近年来，温江一众中小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中西部企业之林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数据显示，仅2023年，温江新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5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15家，百利天恒、科伦博泰两家龙头医药企业双双创下创新药出海纪录。大项目、大企业的涌现，是温江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拔节生长、不断壮大的体现。目前，温江区正在全力推动地标产业提能升级，重点产业、未来产业集聚成势，构建“姓温有据”（产业画像“姓温”、产业选择“有据”）的“3+6”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产业，既涵盖医药健康、绿色食品、现代都市农业三大地标产业，又囊括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印务轻纺、现代商务、文体旅游、数字经济六大重点产业和未来产业。无论是地标产业还是重点未来、未来产业，多数都是当下各大城市争抢布局的主赛道，竞争远比一些依赖资源投入的传统产业更为激烈，更需要一流的营商环境作为关键的胜负手。同时，这些产业多数都是知识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且部分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需要强大的产业集群、密集的创新资源和良好的市场环境作为支撑，而温江区在这方面更具优势。从城市的长远发展来看，无数城市都渴望一夜之间爆得大名，借助网红经济的东风一跃而起，但城市形象的形成终究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细水长流，更需静水流深。营商环境才是最好的城市形象。温江将“温江效率”作为城市品牌，将营商环境作为最重要的城市形象标志，极具前瞻意识又富有远见，对城市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更为深远。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营商环境改革如此，城市竞争也是如此。...

又是一个不眠夜。凌晨三四点，男人跪在冬梅腿上，用菜刀抵着她的脖子，逼问她“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紧接着是惯常的威胁，“我们全家一起去死”。孩子在旁边，哭着求爸爸不要再打妈妈，说他会听话、会乖——那是2014年，冬梅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冬梅忍着。在这个赣南小镇上，女人没什么话语权。大家依然将生儿子作为家族任务，重复着古老时代的轮回，现代女性高谈阔论的女性主义似乎与这里无关。人们在乎的是谁家给得起高昂的彩礼，而只要有彩礼，哪怕是智力残障的女性都逃不过出嫁的命运，甚至有人不只被嫁出一次。我是2023年秋天在赣南出差途中遇到冬梅的。我是乘客，她是网约车司机，也是我在那里遇到的唯一一位女司机。行驶途中，冬梅突然告诉我，她离婚了，“很多女司机都是离异带娃的”。接着她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她是家中长姐，因为是冬天出生，父母随口起了“冬梅”这个名字。她读完初中就去打工了，因为家里人觉得读书没什么用，“女孩长大了都是要嫁人的”。再后来，她认识了前夫，一个大她12岁的男人，过了10年充斥着肢体暴力和精神折磨的生活。她努力从这段有毒的婚姻中挣脱出来，对抗前夫。为了独自抚养孩子，她开起了网约车。每每听到乘车女性聊起婚姻中的苦或遭受过的暴力，她就会加上她们的微信，把对方拉进一个由自己创建的“姐妹自强自立群”，大家抱团取暖，共渡难关。我会好奇，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冬梅，是如何觉醒的。而她的经历，或许可以为困在家庭暴力中的女性提供些许经验和勇气。于是在那趟车程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长谈。以下是冬梅的讲述。一、暴力和忍耐我是在24岁（2010年）时认识前夫的。当时我刚结束在广东的打工，回了老家，有同学喊我去县城的早餐店帮忙。他是常客，比我大12岁，很照顾我，会在晚上送汤给我，我生病了他就给我送药。我从小缺爱，很容易被这些细节打动。两个人顺理成章走到了一起，也住在了一起。第二年我们有了小孩，但很多年后才领证。拖着不领证是因为我不愿意——在我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发现他总去赌博。我想过把孩子打掉，或者生下来送人，但都没舍得。我过去一直是个优柔寡断、也没什么主见的人。跟前夫最初出现矛盾也是因为他赌博。刚开始赢得多，有时候一晚上能赢1万多，到后来越输越多，他的情绪也就越来越暴躁，我们经常因为他赌博或欠钱起冲突。他的年龄比我大很多，这让他缺乏安全感，对我的控制欲也不断升级。我当时在物流公司上班，他会在我上班时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手机没接，就打座机。有一次我去上厕所，他打来视频，我直接挂了，他就一直追问我在做什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说我在厕所，他要我拍照给他看。发了照片过去，他又怀疑照片是不是早就拍好的。真的好极端。他第一次对我动手，是在孩子两岁的时候。那次他喝了酒，当着孩子的面，借着酒劲对我又打又骂。打完之后又马上道歉，说自己喝多了，后悔了。那一次，我原谅了他。后来我看到一种说法：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我觉得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前夫三天两头在家里砸东西2014年，暴力开始升级。有一次他一边开车，一边找我要两万块。我不给，他就抓着我的头发，使劲往副驾驶前面撞。接着他把车停在路边，把我从车上拖下来死命地用脚踹。旁边有认识的人过来劝他，他就把我拖回车上，开到没人的地方继续打。有人过来，就再继续换地方。就这样打了三条街，最后他把车停在一个超市旁边。我把包里的钱扔了一地，说，“你跟钱过吧，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要跟你离婚。”他赶紧把钱捡回来，拉着我走，他觉得我丢人现眼。上车后，他接着骂我是“扫把星”。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想过反抗，还是老老实实跟他上了车。这些事情使得我不愿意和他同房了。我说自己性冷淡，但其实我心里清楚，从他第一次动手开始，我就有了阴影。每次我拒绝他，他就开始诉苦，说自己连个男人都做不了，哪儿还有心思挣钱。伴随而来的往往又是一通拳打脚踢。每到这时，我就蜷缩在床上，用手抱着头任他打，不跑，也不反抗。我甚至觉得这其中，我自己也有错。当然，我也担心吵架声音太大影响到孩子，只能一直忍着。2014年暑假，我忍不了了，带着小孩离家出走，去了广东。他到处找我，还去骚扰我妈，说我跑出去伤风败俗，要拉着我妈报警。我妈是因为我爸家暴才逃出去的，走了八九年了。她担心我前夫把她的下落告诉我爸，就同意跟他一起报警。迫不得已，我回去了，等待我的是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夜里，他跪在我腿上，掐着我的脖子，歇斯底里地问我走了这么久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不愿意同房？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然后，他拿起菜刀抵在我脖子上，掐到我差点窒息，还威胁说，“我们全家一起去死”。孩子当时在旁边哭着求他不要再打了，说他会听话、会乖。我怕孩子受到更大伤害，就只能忍着，尽量不去激怒他，甚至顺着他同房。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我不敢走，也不敢反抗。冬梅做的反家暴笔记我去找一位之前跳舞认识的大姐寻求建议，她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儿子。大姐说，这么痛苦你都能扛，还有什么好怕他的呢？他要是问你是不是不愿意跟他过了，你就直接回答说要离婚；他要是打你，你就去报警，报警了就可以离婚。她还教了我一个办法，逼他写保证书。有一天，趁着孩子去上学，我穿着睡衣和拖鞋，不管不顾地拉着他走到民政局门口。那里有一条河，我说今天你不跟我离婚，我就跳河。他开始服软，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保证不会再打我，不再赌博，并承诺会去找工作。最后，他写了保证书，也写了他具体在什么时候、在哪里打过我——我拿到了他打我的证据。我把保证书给了妹妹，让她藏起来。那之后，他确实没再打过我，应该是害怕被拿到把柄。但他开始砸东西，最后家里被砸到只剩冰箱、洗衣机和空调三样值钱的东西。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原来这种事是可以求助于别人的。我还决定了，即便他不再打我，我也要离婚。因为他对我的精神折磨始终持续着——他总在言语上否定我，说我跟房东和朋友都搞不好关系。而我学会了反驳他，我说，是因为你赌钱我才没钱交房租，被房东催债，这确实很丢脸；同样是因为你，我们家每天鸡飞狗跳，和邻居关系也处不好。二、逃离的勇气同时我开始思考，自己是为了孩子才忍着不离开，可这样的家庭关系对孩子来说真的好吗？经常面对这些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啊，我不能让孩子重复我走的路。在我的记忆中，我爸也总是对我妈有各种暴力行为。我第一次有概念是在小学时，看到外婆拿一瓶红花油给我妈擦，我妈在哭，我爸拿着一根好长的棍子再次打了过去。我对我爸的印象，都是从我妈的嘴里听来的——他暴躁，甚至有点暴力成瘾。他经常出去打牌，一直打到夜里12点，甚至天亮才回来。甚至连我养的小狗，都被他拿去卖掉了。我妈妈的逃离是在2009年。当时家里建房子，那天天气很热，我们姐弟四人和妈妈一起堆沙子，有说有笑的。在一旁独自干活的父亲突然开始骂人，说要把我妈“搞死去”。我弟也冲，说我们四个还打不死他；妹妹一看情况不对，就说带大家走。就这样，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和我妈，一起去了广州，再没回过老家。当时因为我刚订婚，就没一起走。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从小目睹家暴，一直缺爱，以至于碰到前夫时完全没考虑过年龄差距、三观差异等等，只觉得这个人当时对我还不错。同样在这样的家庭成长，我注意到我的孩子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读学前班时，他会用双手掐着同学的脖子，使劲摇晃对方，也经常用力推同学。每次班级群里有人说孩子打架了，我都提心吊胆地想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事实也确实如我所料，大多是他跟同学起了冲突。一次，我去学校找儿子，看到他一个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说因为经常打架，老师跟所有人说不要跟他玩。听到这句话，我特别难受，这让我更加坚定地要离开这个有毒的男人。前夫对冬梅的辱骂和威胁我找了律师，讲了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被家暴、生不如死的经历。对方一直在问我，“你做了什么？”是啊，我又做了什么呢？我骨子里觉得，两个人毕竟有小孩，如果对簿公堂会不会把对方逼死？我怕他想不开，怕自己成了罪人，这不就应验了他那句“这个女人是扫把星”的话吗？那一次，我跟律师聊了几个小时。对方主要在倾听，最后让我把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带来，我明白这是要交钱了。1万6的律师费对我来说太多了，我有些犹豫。最后是我9岁的孩子跟我说，不要跟他吵，砸锅卖铁都要把这个婚离掉。孩子都这么说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既然迈出这一步了，就走下去吧。交完律师费后，我担心他在起诉阶段骚扰我，就偷偷搬了家——先在外面租好房子，每天出门拿一点儿衣服，也包括煤气筒之类的“危险物品”，最重要的是小孩的出生证和户口本。彻底搬走的那天，孩子还没放学，我就骑摩托车提前把他接走了。害怕被前夫找到，我甚至没让他参加几天后的期末考试。很快，前夫的电话、恐吓信息不断。我把电话录了音，把恐吓信息截了图，打算之后打印出来，等到上法庭的时候，全部交上去。准备起诉的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5点多就去爬山。盯着前面的树往前走，爬到山顶再下去后，我会拿着捡来的枯木一边用力挥，一边大喊“打死你”——我需要反抗他的勇气。儿子在爬山时帮冬梅拍的照片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些家暴、妇女权益相关的公众号，我把里面的文章全部看了，内心也更加坚定起来。遭受家暴不是丢人现眼的事，我也没做错什么。过去，他说我薄情寡义、不是贤妻良母，我就拼命证明我有情有义，但我后来明白了，如果我连自己都爱不好，又怎么有能力去爱别人呢？我现在可以直接告诉他，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唯独不跟他睡，这是我自己的身体，由我决定。这是我的权利和选择，他无权指责我。我把头发剪到了齐脖子的长度。以前我是很爱美的人，但想到万一打起架来，长头发就是我的致命弱点，而且为什么女人一定要穿裙子、一定要温柔呢？我不想再取悦别人，现在我每天穿裤子和平底鞋，这也是我要改变的决心。为了保护自己，我还买了防狼喷雾、可以折叠的铁棍、带利器的笔和戒指用来防身。有一天他果然出现了，抓着我的摩托车，压低声音说，“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当时我刚好没带防身工具，想着只能豁出去了。如果不闹大，是不会有人帮我的。于是在他抓着摩托车头时，我直接用轮子抵在了他腿上。俩人僵持在那儿，场地的保安报了警。警察来了。他说我们是夫妻吵架，没什么大事，我马上接过话头，说我现在已经起诉离婚了，是起诉阶段，而他一直跟踪尾随我。他说自己不是骚扰，是太想儿子了。警察问孩子愿意跟谁，他说要跟妈妈。趁着警察抓了他一把的空当，我马上骑车带着孩子跑了。这是我起诉离婚后第一次跟他正面交锋。第二次见面是法院调解。在法院门口，他抓着我的手说，有事好商量，（离婚）这一步对小孩未来不好，影响他的前途。我没理他，直奔法院里。面对调解员，他不同意离婚，最后调解无果。我顿时觉得天昏地暗，怎么在法院他都能这么肆无忌惮？2021 年8月，我们离婚了。开庭很顺利，当庭判了离婚，小孩跟我，房子也归我，车子归他。签好字后，我借故上厕所，把证件都留在了法院，骑着摩托车赶紧逃了。回家后，我和孩子一起买了雪碧和零食庆祝，庆祝我们都更勇敢了。三、“姐妹自强自立群”离婚后，他还在跟踪、骚扰、恐吓我。为此，我前后搬了4次家，至少报了6次警。他还通过跟踪孩子上下学，慢慢摸到了我们的住处。他站在楼下，跟房东诋毁我，说我人品不好，“你们租房子给她，我要把这个房子都炸掉，把他们烧死。”我很害怕，第一反应是要躲起来，可朋友跟我说，这个房子是你租的，是你的私人领域，他哪怕踏进来一只脚，你都可以打他。于是我开始跟他“干仗”——我骑着摩托车抵在他腿上，然后取下头盔死命砸了他好几分钟。他不敢还手，只求我别伤害他。按照离婚时的约定，他每周可以看孩子一次。一次他去看孩子，把小孩的书包扔在地上踩，逼问他我们到底住在哪儿。到了下个星期，他在放学路上把小孩从摩托车上拽下来。我对着他的脸喷了防狼喷雾，又从摩托车包里拿出可伸缩的铁棍打了几下。他还坚持跟着，我说“以后我见一次打你一次”，并且报了警。警察要我赔2000块给前夫。我跟警察说，是他伤害了我们，我属于正当防卫。警察说那赔三五百意思一下吧，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如果没法调解的话可以抓我，可我已经离婚了，如果还不能自由地生活，我宁愿去坐牢。我还当场录了音，最后没有赔钱。其实我在2021年9月向法院申请过人身保护令，但这个在我们这种乡镇很难申请到，除非人真的出事了，所以我只能靠东躲西藏和跟他正面交锋自己解决。和前夫的一次冲突中，冬梅受了伤这样持续了一年后，他可能意识到我不是从前那个懦弱的人了，也便减少了跟踪和骚扰。就在前几天，他打车刚好打到了我的车，我在上车点看到是他，赶紧锁了车门，取消订单，然后发微信过去骂他。我已经不怕他了。我还悄悄给孩子转了学，换到了一家私立的寄宿学校。地方很偏，我每周去接他一次，前夫也找不到他了。但寄宿学校太苦了，一年后，我又给他转回了近一点的公办学校。因为不停转学，孩子没有固定朋友，也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周末经常一个人呆着。我想在晚上多陪陪孩子，就买了一辆车，开始跑网约车。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跑车，晚上七点尽量都赶回家。这两年跑车不景气，我只能把时间拉长，一个月能挣到6000块左右。我在短视频平台关注了讲婚姻家庭关系的律师。看到评论区有人说自己被家暴了，我就会去私信她，加上微信聊；我还建了一个“姐妹自强自立群”，大家经常在里面分享女性主义，以及自我保护意识觉醒的文章。开网约车时，听到女性乘客因为家庭婚姻苦恼时，我也会分享自己的经历，鼓励她们。她们要愿意，就拉她们进群。其中有些人跟我一样，是单身带娃的，也有没离婚但丧偶式育儿的，有刚结婚就发现老公出轨的。还有一个姐妹是做老师的，她老公占有欲特别强，每次打视频都要求她必须马上接，有时会在吃饭时一拳打过去，但她始终没离婚，而是在学习心理方面的课程，试图改变男方。我不会轻易劝别人离婚，毕竟每个人情况不同。还有个姐妹，丈夫跟别人跑了，剩下她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当时我带儿子从家里逃出来，起诉离婚的时候，她经常安慰我们，请我们吃饭，也给孩子买东西。那个时候，一点小小的鼓励都能带给我们莫大的动力和勇气。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在工地干活的大姐，她爸爸生病的时候，喊她老公去照顾老人，帮忙擦洗身子、换衣服，那个男人不愿意去。等到男方母亲需要她照顾时，她直接说，“你都不照顾我爸，你妈就找你的姐妹去照顾吧”。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敢这样去反驳男人，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女人们的思想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传统了。我还遇到过一个做美容的姐妹。她的思想更前卫，说为什么男人有钱了可以找小三，我们女人有钱了，也可以选择不结婚。这些思想不再保守的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工作，这是她们走向独立的起点。在她们身上，我能感受到很多力量。至于以后，反正我是不打算嫁人了。当初死命挣扎着才从婚姻中逃脱，我不想踏入另一个牢笼了。...

前段时间，一则“贵州毕节一户人家办酒席，被挂着工作证人员往食物中撒盐”的视频引发广大网友关注和热议。不少网友质疑这是在浪费粮食：“这太浪费了！难道不能把制止酒席的工作，做在事情发生之前吗”？就事论事说，贵州某些政府人员如此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极为不妥，也容易招致群众反感。不过，贵州当地很多人对此举却很赞成，知道事出有因。因为贵州很多地方办酒席办到“魔怔”的地步，操办的理由也实在离谱到家。一、贵州当地人的酒席有多离谱？一般来说，人们办酒席是为了庆祝结婚、满月或者寿宴，俗称“红白喜事”。可贵州人办酒席的理由奇葩到荒唐的地步，甚至让年轻人过年都不愿意回去。就说这次新闻中的“剃头酒”，这可不是什么民俗，其实就是主人家为庆祝娃娃出生后第一次剃头发，特意办的一场酒席。有网友调侃说：要是娃娃剃头发都得办酒席，那他不得20天就办一次酒席了，真是够离谱的！不仅如此，在贵州，甭说和人有关的理由统统可以拿来办酒席，和动物有关的理由也可以。修牛圈得办，下猪崽也得办，还有一个更奇葩：贵州某户人家的老母鸡下了一个双黄蛋，这事在当地比较罕见，于是家人一商量，决定办一场“双黄蛋席”庆贺下。不管什么样名义的酒席，都是有相应规格的，少则八大碗，多则十八碗，荤素皆有，酒水管够。不用替主人担心成本，反正来的人都要随礼，从几百到上千。每桌哪怕只有几个客人随礼，成本也能赚回来。小小的一场酒席，主家收礼每次就能收到上万元。反过来，送礼的人送了几百元礼金，觉得吃亏，也会“照章办事”，怎么样都得编个理由办一场酒席，把送出去的钱再捞回来。如今，在贵州的很多地方，办酒席成了“博弈”，人们相互乐此不疲地以各种名目操办酒席。有儿有女的家庭，有的是理由请客；可苦的是很多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一来收入有限，二来也没那么多借口办酒席。而且，这样的酒席几乎天天都办，甚至一天要办好几场，谁受得了？那么，贵州人为何如此热衷办酒席呢？仅仅就是网上所说“越穷越要显摆”那么简单么？很多时候，批评一件事很简单，但更重要的是知道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关于贵州，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它的历史和地理背景。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夜郎自大”的成语，才由此知晓这个狂妄的夜郎国。其实，夜郎国也确实有“狂”的理由。夜郎国的历史大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它是西南夷诸国中最强大的一个，与中原王朝有过贸易往来。夜郎国的大致位置虽然时至今日，史学界依然没有弄清楚夜郎国真正的位置，但普遍承认，汉之前的西南地区，夜郎是统辖今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西南强国”。正如司马迁所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说白了，夜郎国君询问汉使“汉与我谁大”，并不为过。一方面是夜郎国当时总面积据测算达40万平方公里，另一方面那时也没啥通讯工具，夜郎国君又怎么可能知晓汉朝的疆域有多大呢？很遗憾，夜郎国君问了一句不该问的，结果就被灭国了。二、贵州的历史沿革汉朝灭了夜郎后，其疆域被分为了两个郡，北部的疆域是犍为郡，也就是现在的遵义及川南一带；南部的疆域为牂牁郡，其郡治在且兰，大约在今天福泉、黄平一带。隋唐时期，黔安郡、黔中郡、黔州、黔阳等相继成为今天贵州这个地方的名称和州郡所在。唐玄宗时期，行政区划按山川形便的原则划分，将全国分为了十六道，各道都成为了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其中就有黔中道，首府在黔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彭水，管辖的范围包括贵州的大部分地区，湖南西部以及渝东南、湖北恩施等地。也是在此时期，黔中道境内的乌江和沅江两大河流，因为沟通了长江和洞庭湖，使得中原文化逆流而上进入贵州。唐代黔中道所在位置唐朝末年到北宋时期，由于中央政府对贵州控制力减弱，逐渐出现了思州田氏、播州杨氏、水东宋氏、水西罗氏等地方势力，贵州变成四大土司的“私人领地”。元朝建立后，四大土司纷纷臣服于元朝，于是元朝选择在交通位置重要的贵州城建设了一座顺元城，这便是今天的贵阳。蒙古人善于建设驿道，以控制四方，于是贵州城到重庆、桂林、昆明、长沙的驿道开始建设起来，今天贵州的交通格局在元代基本奠定了。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推行“调北征南”政策，大规模在滇黔驻扎军队，以驻军屯田的卫所屯哨模式，逐渐搭建起今日贵州城镇的基本布局。明朝时期，贵州经历了思州田氏内乱，明朝永乐帝抓住机会，消灭了思州土司，设立了思州八府，接着将贵州宣慰司、思州八府、都匀等府合并，组成了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自此贵州才逐渐有了省的规模。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地图到了明末清初，来自四川、云南以及中原等地的大批移民来到这里，才构成了贵州这片土地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底色。抗日战争期间，贵州作为大后方接纳了众多大学、工厂与金融机构，遵义、贵阳等地一跃成为西南文化重地，逐渐有了近代城市的骨架。新中国成立后的三线建设时期，随着五湖四海涌来的建设者到来，贵州逐渐出现各类工业基地、煤铁之城，才具备了今天现代化城市的风貌。值得一提的是，贵州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之一。全省共有56个民族，除了汉族外，还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不过，这些少数民族也不是真正的贵州“土著”。贵州早期主要是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和水族这七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正是因为历次战火和历朝历代对贵州行政区的调整，使得周边大批少数民族不断涌入，才有了今天贵州多民族聚居的现状。三、贵州人热衷办酒席的历史背景移民是来了不少，可贵州的地形对他们并不“友好”。要知道，大平原对于南方省份，意义重大。四川得助于成都平原，广东得助于珠江三角洲，江西得助于鄱阳湖平原，湖南得助于洞庭湖平原，湖北得助于江汉平原，这些都是地势平坦，物产丰富的平原地区。而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由于到处树木丛生，雾气难以蒸发，所以阴雨天比较多，不利于发展农业，自古良田沃土就不多。而且，能种植的粮食作物不仅种类少，产量也远不如中原地区。正因自然环境恶劣，贵州人多以村落为单位，居住在山中的微小平原之中，贵州人把这称为坝子。坝子与坝子之间，群山阻隔，交往十分不便。这样的环境下，坝子里的人交往就极为密切，毕竟开凿田地、赶走猛兽都需要人力，还有连绵不绝的匪患，更需要人们齐心协力，才能勉强存活下来。邻里之间，农忙时互帮互助，农闲时走家串户靠喝酒打发时间。由于贵州山高路险，大量的时间浪费于路程之中，贵州坝子之间的亲戚走动并不方便，一年都难得见一次。因此，贵州各地只能在结婚、生子、建房等大事时，通过办酒席邀请平时因为交通不便无法经常相见的亲朋好友，既是庆贺，也是借此来昭告四邻八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习俗逐渐演变成了贵州民间的一种文化，不再只是家族行为，而是一种社交活动，更是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刻。通过办酒席，主人可以向宾客展示自己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关系，到场宾客数量，随礼多少也成为周围人衡量主人家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标准。对于主人家来说，外人的这份评价足以影响到自家人在村里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即便本无心通过办酒席收取礼金的人家，也会迫于舆论压力而选择办酒席。同时，人口分布分散，难以体现人口集聚的优势，不仅阻碍了贵州经济的发展，也导致很多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热衷办酒席的风气更加普遍。虽然贵州省出台了有关移风易俗的多项倡议和禁令，但根深蒂固的乡情民俗，又怎么可能仅凭一纸文件就能杜绝。不过，上面有规定，下面自然有压力，因此才有了前面提到的工作人员撒盐的新闻。说到底，贵州的经济并不富裕，基层群众才只能靠办酒席的方式来“炫富”和“敛财”。四、一言难尽的贵州经济贵州虽然有个“贵”字，可经济实在“贵”不起来，落后于全国很多地方。2023年，贵州省总GDP约2.09万亿，排名全国31个主要省市倒数行列。这实在令人唏嘘，一个拥有17.6万平方公里土地，3800多万人口的中等省份，其GDP总值居然比不上中部省份的一个市。虽说贵州在2023年因为“村超”和“村BA”火遍全国，可热闹归热闹，却对贵州的经济于事无补。贵州这个地方实在一言难尽。比如黔南独山县，原本是有名的贫困县，却盲目举债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短短几年欠下了400亿的债务。重点是在这400亿里，绝大多数融资的成本超过10%，意味着独山县每年光债务利息就超过40亿元，全年财政收入不吃不喝也远不足以偿还利息。还有同为贫困县的三都县，也花费数十亿兴建了千神广场、两江神岛、云上书院及赛车城、赛马场、斗牛场等“大项目”，结果均因资金不足而“烂尾”。这些工程上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所谓的“标志性建筑”带动旅游业发展。初衷没有错，可错就错在高估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也低估了经手项目官员的贪欲。如今，这些耗费亿元的项目，到处是断壁残垣，破败不堪，成了村民放羊的场所。正是这些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将贵州经济拖入无法负担的深渊。2023年4月12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布消息《贵州：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说直接点，贵州算是直接“摊牌”了。根据《贵州省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披露的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贵州全省的负债已经达到1.25万亿。这则通告出来，意味着贵州多地债务问题已经难以依靠自身解决，化解债务工作基本无解。要知道，贵州一年的GDP也就是2万亿左右，地方债余额占比就高达62%。贵州历年GDP走势更糟糕的是，越是没钱的城市，越是只能靠一些非常措施，例如增收罚款等，导致投资环境恶化、整体公共服务水平下滑，投资就更不敢进入。当城市发展没有了资金保障，当地老百姓也没有更多挣钱的渠道，自然陷入“办酒席来敛财”的荒唐怪圈。所以，贵州如果想彻底遏制各类奇葩理由的酒席，还是得多努力搞经济，让老百姓多些合法正当的赚钱机会，不然各类奇葩的酒席只会越来越多。...

碧桂园在港交所公告，公司获悉Ever Credit Limited于2024年2月27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对本公司的清盘呈请，内容有关呈请人与本公司之间本金约16亿港元的未支付定期贷款及应计利息。公司将极力反对呈请。呈请的提出不代表呈请人能成功对本公司进行清盘。于本公告日期，高等法院并无颁布清盘令以将本公司清盘。高等法院已将呈请的首次聆讯日期定为2024年5月17日。预期呈请将不会对本公司的重组计划或时间表造成实质性影响。相关阅读：突发！碧桂园被呈请清盘，公司极力反对！最新回应来了…2月28日，碧桂园在港交所公告称，EVER CREDIT于2月27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对公司的清盘呈请，内容有关呈请人（贷款人）与公司（借款人）之间本金约16亿港元的未支付定期贷款及应计利息。公司将极力反对呈请。然而，鉴于公司清盘条例第182条的影响，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倘公司最终因呈请而清盘，在未获得高等法院认可令的情况下，于起始日或之后作出的公司股份转让将属无效。高等法院已将呈请的首次聆讯日期定为2024年5月17日。公司将征询法律意见，并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其合法权利。此外，公司将寻求法律措施以坚决反对呈请，此乃由于董事会认为呈请并不代表其他利益相关者之利益，并可能损害公司的价值。碧桂园方面向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公司涉建滔集团的债务金额在境外整体有息负债占比很低，单一债权人的激进行动不会对公司保交楼、正常经营以及境外债务整体重组产生重大影响。参考业内其他违约上市房企案例，个别债权人向香港法院申请公司清盘的情况较为常见。公司坚决反对呈请书，并将寻求法律意见，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与顾问团队积极妥善抗辩应对。碧桂园还表示，自公告无法如期偿付所有境外债务以来，公司已聘请财务和法律顾问，协助评估集团的资本结构及流动性状况，并制定整体的解决方案。目前已与境外主要债权人团体代表小组建立了有效沟通机制，境外债整体重组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各方坚信，公司清盘是各方皆输的结果。公司将持续与主要境外债权人团队积极协商沟通协作，以寻求最优解决方案。“目前，我司各项经营一切正常，将继续以保交付、保经营为主要工作目标，最大程度保障购房业主、债权人、投资人和员工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权益。”...

2月28日，据大湾区之声报道，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2024至2025财政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陈茂波表示，经审慎考虑当前的整体情况后，特区政府决定即日起撤销所有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即由今天起所有住宅物业交易无须再缴付额外印花税、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