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GP管理者利益输送非常严重，GP所谓的“谈恋爱”重点也在于利益输送，“谈恋爱”其实绝大部分是LP的巨额资金被GP管理者通过一些方式偷进了他们和利益相关者的个人口袋（其中有很多套路，包括利用代理人等）。如今，一级市场的部分GP，并非完全清醒。有的GP活成了“保姆”，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保姆”服务；还有的GP容易“恋爱脑”，因对被投企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从而对其盲信、盲听、盲从。近日，《家办新智点》特邀家办从业者李杰（化名）来谈谈GP“恋爱脑”的这种现象。在他看来，任何不对LP负责的投资，都是“耍流氓”。投资虽可“恋爱”，但不可过度，否则很容易损害LP的利益。一、投资中的“恋爱脑”如今的市场，出现了不少GP和被投企业过度“谈恋爱”的现象。这是因为很多GP在心理上有一个情感倾向性，对自己所投的项目比较信任。随着彼此接触和了解的深入，GP不仅容易和被投企业“谈起恋爱”，甚至还容易“恋爱脑”，对被投企业盲信、盲听、盲从。这很容易导致GP丧失独立判断以及客观看待事物发展的能力。举个例子。我曾认识一个投资人，他在买入一个公司股票时，该公司基本面已严重恶化。但该公司的大股东为了维护企业的正面形象，选择了造假。虽然周边很多人都提醒他公司的财务可能存在问题，但基于对该公司大股东的高度信任，仍然选择投资了对方。结果，他亏了几个亿。另外，“恋爱脑”还会导致投资人听不进反对意见。一旦有人质疑，对投资人投资的项目做出负面评价，投资人可能会产生抗拒情绪，与对方争执。譬如，投资人A投了A公司，投资人B投了B公司，恰好A公司和B公司是竞争对手。当投资人A和投资人B互相指出各自被投企业短板时，双方直接产生了口角。此外，“恋爱脑”还会导致GP在企业IPO后该退不退，最后铩羽而归。很多一级市场投资人因对被投企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会一直陪跑到其IPO后，甚至在股票解禁期到期后也不愿意退出，都觉得这个企业是“天选之子”，股价会一直涨下去。尽管GP都期望被投企业能够成长无限，价值无限，但统计数据显示，这样的企业可谓凤毛麟角。毕竟，任何事物都有天花板。更何况，市场瞬息万变。如果上市公司或者大股东持有的股票在股票解禁期到期后，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化，股价大跌，最终投资人和LP最终以严重亏损收场，那就得不偿失。这两年，这种GP，我们见得太多了。二、退出不是“炒股”很多一级市场投资人，常常混淆“退出”与“炒股”的概念。如果到了股票解禁期，GP仍然迟迟不肯退出，仍赌公司股价持续上涨，此时投资就变成了一种“炒股”或“赌博”行为。其实有一种投资理论：一级是一级，退出是退出，炒股另说，即LP希望GP在企业IPO后该退就退。同理，如果一个家办有直投业务，也应如此。在退出后，如果GP想继续持有该公司股票，可由其二级交易团队对该公司重新进行评估，最后决定是否买入股票。之所以要将“退出”与“炒股”区分开来，是因为一二级市场的投资逻辑很多时候是不完全相同的。事实上，很多一级市场投资人对二级市场并没有那么熟悉，更别说看懂二级基金的投资逻辑了。此外，他们一般只会关注公司的基本面，而忽视对宏观层面的研究。这可能导致投资出现一种情况：虽然公司基本面良好，业绩增长，股价却大跌。作为一个投资人，不要无视宏观的变化，去进行投资。譬如，如今的互联网行业红利已逐渐褪去。即使是一些互联网巨头，其未来增长空间也有限。如果一个投资人明明知道红利在减弱，宏观环境不好，此时仍不选择退出或减持，最后可能会亏得很惨。再以硅材料为例。很多人在看到2021年硅材料价格疯长后，认为今年会是一个硅材料投资年。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判断。由于此前硅料项目密集投产，今年年内，硅材料很可能会迎来价格拐点。这波新进来的投资人如果投资的项目，估值高的话，未来可能会承受一定的挑战。另外，我也不建议投资人过于执着于价值投资或中短线操作。首先，价值投资是一种典型的“深度恋爱”模式。虽然投资者可能会获得高收益，但在中国，真正能像巴菲特般做到价值投资的人少之又少。在我看来，价值投资需要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做支撑。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正是巴菲特投资业务的现金流来源，能为其长期供应“子弹”。但在大部分中国基金公司的背后，鲜少有像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样的公司。在投资期间，一旦“子弹”不足，基金将面临解散的风险。其次，中短线操作是一种短期的套利行为，有时候能对冲风险，却并不能长期获利。三、GP要时刻对LP负责大多数投资人会把投资当成一生的事业，认为自己应陪伴公司一起成长。但作为GP，还需谨记时刻对LP负责，这是一条黄金线，因为只有LP能为GP提供长期的资金和“弹药”。因此GP投资一家企业，可以和其“恋爱”，却不可“恋爱脑”。GP要时刻保持理性，平衡好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也给GP一些建议：首先，GP要正确看待被投企业的优缺点。其次，GP不可对被投企业盲听、盲从、盲信。有时，企业创始人在企业遇到困境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仍会向外界传递正面、乐观的信息，甚至造假欺骗。这时，GP需要理性思考和分析。。再次，GP要听得进负面评价。投资人在投资一个项目后，要虚心接受他人对项目的意见。最后，如果GP很难保持和被投企业的“距离”，就需要靠制度和准绳来约束自己。如果在股票解禁期后，LP有退出要求，那么GP就一定要退。总之，GP所有的行为都应对LP负责，而非只对公司负责，更不能因为某一个项目回报率高，便长期持有不退出。这种做法非常危险，毕竟即使一家龙头企业，也终究难以抵抗政策和宏观等因素的冲击。...

“资管新规”过渡期已经结束，同业理财、信托通道业务规模较历史峰值缩减99%和80%，而此前设立的相关资管产品违约所引发的纠纷正在显露。“资管类案件因多层嵌套、刚性兑付及未履行适当性义务等原因仍争议频发。”上海金融法院在日前发布的审判工作情况通报（2018-2021）中指出，涉适当性义务纠纷主要成因包括销售者未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或代替投资者填写评估问卷，投资者实际购买不适当的投资产品，代销产品的销售人员无资质等。部分资管机构的合规风控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8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今年7月份披露的裁判文书中挑选了一则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进行剖析。一笔通道业务的形成2016年12月6日，联储证券发布《推广公告》，推广设立一款名为“聚诚15号”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标的是昆仑信托设立的一款集合信托计划。嵌套后的资金最终用于受让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方金钰”；已退市）持有的子公司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深圳东方金钰”）100％股权的股权收益权。十天后，东方金钰作为转让方，昆仑信托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收益转让与回购合同》，增信措施为，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彼时为东方金钰大股东）、东方金钰的实际控制人赵某及其配偶王某分别作为保证人与昆仑信托签订保证合同，对支付该笔股权收益权回购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7年1月4日，联储证券作为委托人，与昆仑信托签订了信托合同，约定该信托为事务管理类信托，即由委托人自主决定信托设立、信托财产运用对象、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方式等事宜，自行负责（或自行委托第三方负责）前期尽职调查及存续期信托财产管理，自愿承担信托投资风险。昆仑信托作为受托人仅负责账户管理、清算分配及提供或出具必要文件以配合委托人管理信托财产等事务，受托人主要承担一般信托事务的执行职责，不承担主动管理的职责。并约定，全体委托人授权联储证券为信托计划的委托人指令权人，在信托期限内代表全体委托人行使全体委托人保留的信托财产投资管理权限，自主向受托人发出委托人指令。以上的合同签署宣告了“聚诚15号”和信托计划的正式成立，期限为2年。2017年2月22日，闫娴琦（化名）通过银行向联储证券缴款100万元，认购了“聚诚15号”A类份额，业绩计提基准为8.2％／年。据闫娴琦在一审中所述，其在与联储证券尚未签署《资管合同》前，便将投资款向联储证券进行了缴付。同年3月1日，联储证券通过《联储证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个人版）》对闫娴琦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评，根据测评结果，闫娴琦的投资风险承受度大致为积极型。随后双方签订了《聚诚15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含风险承诺函、说明书、风险揭示书），载明，闫娴琦为“聚诚15号”的委托人，联储证券为“聚诚15号”的管理人。令人费解的是，2017年4月21日，东方金钰还发布公告称，将其持有的深圳东方金钰15％的股权质押给华融信托作为担保。在产品成立的第一年里，东方金钰于2017年6月20日、12月20日分别向昆仑信托的信托专户支付定期行权费。“聚诚15号”于2017年6月26日、12月25日分别向闫娴琦分配收益37527.53元，41112.33元。然而，行至2018年6月21日，东方金钰未按期支付定期行权费，触发了提前回购事件。2018年7月24日，昆仑信托向联储证券发送《告知函》，确认东方金钰尚未履行任何提前回购义务，保证人也未履行任何担保义务，信托目的无法实现，涉案信托计划提前终止。同日，昆仑信托向联储证券发送《信托财产原状分配通知书》，将《回购合同》项下的与2.99亿份信托份额（该部分信托份额对应特定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2.99亿元）对应的债权移交给联储证券，并将保证合同项下与标的债权对应的全部权利移交给联储证券。其间，联储证券就“聚诚15号”的上述处理进展向投资者发布公告。2018年8月16日，联储证券发出公告，确认在“聚诚15号”投资的信托计划项下的投资标的已于2018年7月20日提前到期，根据《资管合同》约定，“聚诚15号”于2018年7月20日提前终止。产品无法兑付后，闫娴琦开始寻求多途径维权。2020年4月1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于2021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判令联储证券承担一半赔偿责任。闫娴琦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要求联储证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审法院驳回了其诉请。争议适当性义务：风险测评成关键点综合来看，该案的核心争议点便是联储证券是否尽到了投资者适当性义务。一审中，闫娴琦主张联储证券没有履行适当性义务和告知说明义务，违规聘任没有资质的第三方向原告销售资管产品，未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履行合格投资者调查及风险评估程序，未对东方金钰及担保人等的诚信合规状况等进行尽职调查，也未根据《资管合同》和《信托合同》的规定履行其投后管理义务。因此，闫娴琦向法院提出诉请，判令联储证券赔偿其投资款100万元及对应的投资收益，按年收益8.2％计算。首先，主张赔偿对应的便是有所损失。一审法院认为，联储证券以非现金性资产正在变现过程中主张闫娴琦未有损失缺乏依据，虽然闫娴琦在“聚诚15号”最终经清算后未兑付的具体损失金额目前无法确定，但闫娴琦在“聚诚15号”提前终止后未获清偿的损失已经客观发生，因此认定闫娴琦存在经济损失这一事实。二审法院对此亦表示认可。其次，一审审理过程中，闫娴琦向法院申请对《联储证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个人版）》第4页“投资人签字”处“闫娴琦”签名字迹是否闫娴琦所写进行鉴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委托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签名字迹不是闫娴琦本人所写。对此，一二审法院均指出，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销售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券商集合理财计划等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的过程中，必须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等义务，让金融消费者能够真正了解各类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或者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的投资风险和收益。该案中，闫娴琦对《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签名申请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明确该调查问卷并非闫娴琦本人签署，联储证券亦未举证证明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了风险认知、风险承受能力测评。另外，联储证券亦未举证证明闫娴琦具有丰富投资经验或存在过往购买高风险理财产品的经历。综上，联储证券未与闫娴签署《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并未按照其在合规审查意见书中所作承诺要求，对闫娴琦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评，存在销售不规范的情形，未能让投资者真正了解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的投资风险。一二审法院均认定，联储证券在销售案涉产品时存在未了解客户、未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的问题，未能完全尽到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同时，法院还认定，东方金钰和保证人多次违反《股权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合同》约定，比如上文提到的标的股权被质押融资一事，但联储证券对相关事项却没有及时披露和控制相应的风险，亦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履行《股权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合同》项下的义务，维护闫娴琦在《资管合同》项下的合法权益，违反了《资管合同》项下管理人应尽的谨慎勤勉的管理义务。最后，在违约赔偿范围认定方面，一审法院指出，闫娴琦作为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自身所投资产品的交易内容和交易风险，不能片面追求收益而漠视投资风险；本案中，闫娴琦在投资涉案产品时，未充分了解涉案产品的相关信息，在进行大额投资时本人未签署合同文本，具有一定的过错。闫娴琦亦应当对自己的投资行为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不能要求由此产生的损失全部由联储证券承担。二审法院亦认为，在《资管合同》对于管理人如何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并未约定具体损失赔偿计算方式的情况下，为了填补投资者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并结合联储证券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联储证券对闫娴琦的赔偿范围为闫娴琦投资本金的50％，并无不当。“联储证券要求于投资本金中扣减投资者已获收益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上海金融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认定，因联储证券先行赔偿，当本判决生效后，对于“聚诚15号”清算后所收回的款项50％的部分应支付给联储证券，并且支付给联储证券的款项以其赔偿款项50万元为上限。...

脑部“磁波刀”扩展适应症范围，治疗阿尔茨海默症已进入临床阶段。早在2013年，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体部磁波刀用于子宫肌瘤治疗。近年来，脑部“磁波刀”治疗系统也正逐渐被国内接纳、认可。去年2月，该治疗系统获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用于治疗药物难治性特发性震颤和以震颤为主型的帕金森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和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多家医院也引进该设备用于临床治疗。据了解，脑部“磁波刀”疗法是通过超声波聚焦至靶点，能量聚集后达到一定温度使细胞变性，形成一种“治疗性的毁损”。近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创建人、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创建人李勇杰教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脑部“磁波刀”具有三大优势：无创、安全和高效。患者在手术过程中无需开刀、无需全身麻醉，整个治疗过程精准，消融点的大小范围控制在2至5毫米，位置偏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不过，李勇杰也指出，虽然磁波刀的优势显而易见，但在引进的初期阶段主要集中在大型医院。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磁波刀设备昂贵，引进初期需仰赖经验丰富的主治医生，目前落地的医院并不太多，但仍有很多未满足的需求需要满足。何为“磁波刀”？1999年，“磁波刀”由INSIGHTEC（医视特）开发。依据“磁波刀”治疗的方向和范围，常见的有体部磁波刀和脑部磁波刀两种。前者主要运用于治疗子宫肌瘤、骨转移瘤和前列腺癌。而脑部“磁波刀”治疗又称为“磁共振引导聚焦超声（MRgFUS）”脑部治疗系统。该治疗系统期望针对大脑靶点达成一种“治疗性的毁损”。详细来讲，脑部“磁波刀”治疗将聚焦超声和磁共振成像（MRI）相融合，先通过磁共振成像（MRI）精准定位至治疗靶点，然后使用高强度聚焦超声消融病灶。李勇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归纳称，整个过程，“磁波刀”主要通过“定位”和“加热损毁”两个主要步骤以达到治疗目的。与传统神经外科手术方式不同的是，这把手术刀由高强度聚焦超声构成，在磁共振成像的引导和监测下，可顺利穿过头骨精准定位至靶点处，然后使用高强度聚焦超声消融病灶达到治疗目的。李勇杰作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同时又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创建人、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创建人，同时也是“细胞刀第一人”，从无到有，一手创建了中国的功能神经外科历经过无数脑部手术。相较于传统脑部手术，李勇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脑部“磁波刀”具有三大优势：无创、安全和高效。患者在手术过程中无需开刀、无需全身麻醉，整个治疗过程利用磁共振成像（MRI）精准定位治疗靶点并准确控制消融点的大小和位置，实时热反馈，持续监控靶点温度，全程无植入物、无感染风险。同时，治疗过程精准，消融点的大小范围控制在2至5毫米，位置偏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此外，据介绍，脑部“磁波刀”治疗系统的超声技术还可以借机械振动功能暂时打开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细菌都比较难穿透血脑屏障，而该技术可以实现可逆、暂时打开血脑屏障以便治疗。在手术后，“磁波刀”治疗的优势同样显著。采用该治疗方式的患者在术后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的比例远低于传统脑部手术，术后恢复时间短。而且患者进行单次治疗即可见效，只需经历2至3小时的手术时间，便可即时改善震颤症状。脑部“磁波刀”潜力巨大作为一种革新性的手术治疗方式，脑部“磁波刀”治疗系统为药物难治性特发性震颤和以震颤为主型的帕金森病患者提供一种无需开刀的治疗选择。这种新选择也是一种“从有到无”的新尝试，从原来的开颅治疗到现在尝试不开颅即完成治疗。李勇杰评价，脑部“磁波刀”不仅没有伤口，更重要的是安全，几乎无副作用，不会造成延迟性的放射性脑病。以往X射线、伽马射线的治疗方式也是尝试聚焦至脑内靶点进行非侵入式的治疗，但仍存在辐射风险。以曾火爆的伽马刀为例，该治疗方式产生的辐射可能造成脑病，存在长期风险。“当时治疗的时候看不出来，可能若干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一年以后（它）越来越差。”目前，脑部“磁波刀”治疗系统已获得医学界认可并被运用至临床服务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和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多家医院已引进该设备用于临床治疗。脑部无创治疗在临床上是一个很大的需求，因此脑部磁波刀也是医视特发展的重点方向。截至目前，医视特脑部“磁波刀”治疗系统已通过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中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部门审批，在全球100多家知名医疗机构投入临床使用，为过万名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实施了安全无创的脑部手术。脑部“磁波刀”治疗系统也正逐渐被国内接纳、认可。自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后，脑部“磁波刀”在2021年10月被纳入中国《特发性震颤基层诊疗指南（2021）》。据了解，世界范围内，帕金森病患者人数超1000万，特发性震颤患者人数近2500万，约为帕金森病患者人数的2倍多。多数患者表示，严重的“震颤”使他们无法独立生活和工作。此类病症在老年人群体中患病率更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显示，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达到峰值。庞大的患者群体正在等待新的诊疗方式。除上述病症外，更多的“磁波刀”治疗系统适应症正在临床试验中，如肺癌和乳腺癌等转移瘤、颅内治疗领域的胶质瘤。在传统肿瘤治疗领域之外，阿尔茨海默症、成瘾和强迫症等精神类疾病治疗也已走入临床试验轨道。李勇杰认为“磁波刀”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症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该技术可以借助超声波的物理功能以打开血脑屏障，或者改善患者的脑部血液循环便于更多治疗药物至脑细胞。“这项技术将为肿瘤和功能性疾病患者带来潜在好处。临床研究工作也已经有很多证据，相信可能会不久进入正式临床服务。”...

面对租房市场从“一房难求”到“一客难求”的现状，一些供应量较大的安置房小区，已经开始出现“摆摊求租”现象，部分业主，甚至为了一个租客发生口角。本是毕业生的离校、就业旺季，房东王慧却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挂了三个多月，却至今没有租出去。这套位于郑州西南、面积80㎡的小两房，本是她和家人的自住房，今年，由于家中添丁加口，王慧换了新房，就想着把这套小两房出售，结果却发现，房价一跌再跌，从2017年的100万跌到如今的80万元，却依旧难以出手。降40%仍难租无奈之下，王慧决定暂时出租。从今年5月份起，她就把这套房子先后挂到了贝壳找房、58同城等多家平台上，最初，她挂出的出租价为1800元/月，大半个月过去，几乎无人问津，只好又将出租价格下调到了1500元，但迄今仍未租出，最终，她决定再把租金下调到1300元。“房子，怎么变得这么难租了？”王慧对此颇有无法释怀之感，同样的小两房，2017年时能租到2400元甚至更高，现在降价了40%多，还难以出租。同样的境遇，也发生在同城的房东赵玲身上。赵玲的房子位于郑州市的北三环附近，2017年时，她的这套面积88㎡的两房能够租到3200元，如今，她先后将房租从2600元降到2400元，再降到2200元，却依旧租不出去。2020年初，面对讨价还价的租客，赵玲降价到2100元，才终于把房子租出去。孰料，到了2022年，由于租客失业后决定回老家，赵玲再次想把房子出租时，新租客甚至连每个月2000元都嫌贵了。“往年，这样的租客，我都懒得搭理。”在郑州有多套房子的赵玲说。之前，如果有租客在电话里讨价还价，她会很不耐烦，直接换下一个，现今她再也没了以往的这种“霸气”，“能把房子租出去都已经烧高香了，哪儿还敢挑三拣四？”赵玲自嘲说，一套房子，空一个月就是好几千元的损失，再加上每个月还得还房贷，自己现在哪儿有“空租”的资本？有着千万人口的郑州，现在的房子真的这么难租了吗？已经有着近10年房屋租赁经验的齐航飞，面对第一财经的采访，也是一声叹息。曾经的“抢房”“往年，京莎广场附近，一个标间每个月租到一千六七，出租率还很高；现在，我都已经降到1300了，可出租率却始终上不去。”齐航飞说，他的公司在郑州管理着1000多间房子，从这几年的出租数据看，大部分房租都处于下降状态，“看具体位置吧，基本上一间房，（比高峰时期）会降300~500元。”齐航飞告诉第一财经，也有部分房子，房租不仅没降，还有略微上涨，但这样的房子，大部分都是位于写字楼较为集中的郑东新区CBD、高铁站附近，而同样位于郑东新区，但位置距离写字楼稍微偏远的小区，房租同样处于下降区间。“譬如万科的一个楼盘，也算是郑州东区物业服务比较好的公寓了，前几年一个标间，能租到一千七八，现在只能租到一千四五。”贝壳研究院郑州分院的一份数据也印证了郑州房屋租金的下降趋势：2017~2020年，郑州房屋租金每年平均下降7%，其中，2020年郑州租金25.96元/㎡·月，同比2019年下降9%。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则显示，2022年7月，郑州的房屋租金已经下滑至25.07元/㎡·月，相对于郑州租房市场历史峰值时的31元/㎡·月，已跌去20%。从业近10年，齐航飞见证了郑州房屋租赁市场的盛极而衰。“2015年之前，郑州的房租几乎每年的上涨幅度都有5%到10%。”齐航飞说，那时，自己在郑州最大的一家长租公寓公司上班，负责房屋的拓展事宜，“其实就是抢房”，一听说哪儿又有房子对外出租了，闻风而至的同行，就开始竞相抬价，一套房子，你报价3000，他就敢报价3100，结果，那几年，他所在的这家公司，高价拿到了不少房源，反而在房租下跌时成为甩不掉的“累赘”，最终成为倒闭的导火索。痛定思痛，之后选择自主创业的齐航飞，再不敢高价抢房源，而是选择了另一种相对风险较低的“轻资产”模式：自己不再做“二房东”，只负责帮助房东管理房源，并收取一定量的管理费，而他有些一直坚持做“二房东”的同行，由于房租整体下降，最终形成收入倒挂，要么不得不倒闭，要么开始跟房东“耍起无赖”，要求下调房租。对于房租下降的原因，齐航飞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疫情，此起彼伏的疫情，给不少中小企业造成了经营困难，一些原本在郑州打拼的中小企业主被迫倒闭，员工则被迫失业，没了收入来源，又迟迟不能找到新的工作，一些人要么选择回老家，要么背井离乡，到外地寻求发展机会。“包括我们的很多租客，现在好多都是短租的，怕失业，更怕失业了找不到工作，人家也心烦。”但在齐航飞看来，除了疫情的原因，郑州自2016年以来的大批量的安置房交付，也对郑州的租房市场形成了冲击。“摆摊求租”2013年前后，郑州开始对近400个城中村实施拆迁、改造，涉及群众百万名，这在当时，短期内释放了大量的租房需求，并最终推高房租上涨，但随后，伴随着不少安置房在2016年前后交付，一方面，原有的大量租房需求没有了；另一方面，租房市场上又多出来几十万套房源，更雪上加霜的是，2016年前后，郑州的房价一夜之间暴涨30%甚至50%，大量年轻人眼看买房无望，干脆离开了郑州，这又进一步导致租房需求下跌，此消彼长，郑州的房租顿时进入下降通道。郑州市新型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曾在《关于试点推进安置房网签工作的通知》中称，过去十几年的城中村改造，为郑州主城及近远郊贡献了约6000万㎡安置房，除去村民自住约20%，剩余4800万㎡大部分都会进入租房市场。面对租房市场从“一房难求”到“一客难求”的现状，一些供应量较大的安置房小区，已经开始出现“摆摊求租”现象，部分业主，甚至为了一个租客发生口角。在一个位于郑州市西郊的安置房小区，第一财经采访发现，小区门口被拖着求租标牌的房东们围得水泄不通，看到有年轻人经过，便有房东围上来“求租”。“没办法啊，全家都指着这几套房的房租呢，空一个月都是好几千块。”其中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说，自己家一共分了五套房子，前几年，根本不愁租，现在，其中两套房子已经空了快三个月了，还没租出去。归根结底，还是得有“人”。为了吸引更多人才入郑，今年4月以来，郑州市政府先后多次发布人才新政，并不断地优化调整郑州的产业结构，为人才的安居创造就业环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郑州已吸引5.57万名青年人才到郑留郑发展。但这些，相对于郑州庞大的房屋出租数量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这意味着，王慧、赵玲等人的房屋出租难，以及房租下降趋势，仍需时日破解。（文中王慧、赵玲为化名）...

这个班很有意思：年龄相差十多岁，最大的工作已十年，最小的高中刚毕业；再看职业，有老师、有消防员、有退役军人、还有银行柜员；11位本科生，25位大专以上学历，有中途辍学的，也有高考失利的；当然，有人冲梦想而来，有人奔编制而来，也有人为家庭回归。▲“空巢”多年的郎村卫生服务站，如今成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今年4月光荣退休后，70岁的姚珍妹五味杂陈。辛苦一辈子，整整40多个年头，纵有不舍，可岁月不饶人。全村老少，几乎都找她看过病，从家到诊室的路上，大伙由内而外的热情与敬重，是她最大的骄傲。清晨开门，落日关门，也似乎成了种肌肉记忆。职业生涯终于到站，可眼下，姚珍妹不能退，还得再坚持数月。四年前，村里招了名年轻人，叫张尚金，是个“95后”小姑娘，土生土长，学的是护理专业。那年，县里试水“本土化村医培育”，刚大专毕业的张尚金正好报了名，护士没当成，却成了“准村医”。如果顺利通过今年8月份乡村全科执业助理考试，张尚金就能正式上岗。但是村里的老人们等不得，得配药、测血压，偶有头痛脑热，实在少不了村医，只能暂且返聘姚珍妹。张尚金也提早进入角色，一得空，就来卫生室帮忙。年轻人经验少，但电脑用得溜，两人既是师徒，又是搭档。这个小山村名叫尚书干，距离县城近40里路。张尚金的到来，让卫生室逃过“空巢”的命运，但其他村却没有如此幸运。在浙江省安吉县，总共有134家村级卫生服务站，眼下，已有16个“空巢”，剩余绝大部分的村医属于“光杆司令”，其中60岁以上占了一半多，如再无新鲜血液输入，“有站无医”即在眼前。这不仅仅是安吉的烦恼，更是浙江的、全国的困局。大众印象里，安吉算不得偏，经济也挺发达，所在地市湖州又素来被誉为“鱼米之乡”，浙江农民的富裕程度更在全国省区中名列前茅。村医奇缺尚且如此，更别谈其他地区。为解此题，过去15年里，安吉从未停止探索。屡败屡试后，最新的一次尝试便是“本土化村医培育”。即从各村选拔热爱中医药，有志于从事村医的青年农民，县里出专款、给编制、配师父，待通过全国相关专业考试后，就回到本村从医。他们芳华正茂，背景各异。一眨眼，四年过去，44人的“青年村医班”即将初出茅庐，秋天将全部走上岗位。他们即将走进生养自己的乡村悬壶济世，而记者也尝试走近他们的人生，走近这群“新时代的赤脚医生”。消失的“赤脚医生”与村医王东木的首次相见，是农历新年后的一个下雪天。原以为人会少些，可早上7点半，卫生室开门后，窜进来的村民一个接一个。山里头冷，没空调，又敞着门，寒风直往里灌。王东木裹着厚棉衣，连白大褂都套不进去。▲王东木正在为村民包药。量血压的，感冒的，喉咙发炎的，都是老熟人，不少还从邻村赶来。正月初一到元宵，没关过门，生病可不挑日子。王东木其实也是个病人，自从两年前摔断腿，一到雨雪天就隐隐犯疼。当了半个多世纪的村医，其实，他已“超龄服役”。按县里政策，王东木三年前本该退休，可他一走，卫生室就得关门，老百姓集体抗议，他只能继续留守。走一步算一步，又不知何时是头。章村是安吉最西南的山区镇，距离县城近百里路，已与安徽交界。山里老人多，外出不便，小毛小病都指着村卫生室。全镇总共8家村级卫生服务站，如今有一半“空巢”。像茅山村这样返聘退休村医的，还有另外一个，由于后继无人，也随时可能关门大吉。“那会儿生病，根本没法上县城，都没公路。后来通了路，班车也就一两趟……”64岁的王吉成刚测完血压，一边理袖口，一边就跟记者拉起家常。这个年岁上下的村民，几乎跟他差不多，都是王东木照看着长大。2300多人的茅山村，如今光高血压患者就有将近400人。王东木算得上县里最早的一批“赤脚医生”。1969年，经过简单培训后，成了“半农半医”的卫生员。过去，农村缺医少药，老百姓生病也治不起，小病硬扛，大病等死。尽管偶有医疗队下乡，可根本顶不了多大用。▲王东木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每位村民的健康状况。当时，正赶上“六二六指示”，“赤脚医生”在大江南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一根银针、一包草药，农民生了病，无论早晚还是晴雨，村医随叫随到，成了村里最有威望的人。直到今天，王吉成最敬仰的还属王东木。尽管后来，“赤脚医生”不复存在，与其共存共生的合作医疗也随之解体，但这支队伍曾立下的汗马功劳，谁都无法磨灭。进入新世纪，随着村卫生室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这支队伍被“收编”，继续发光发热。目前，安吉135名村医，绝大多数由“赤脚医生”延续而来。天荒坪镇大溪村是安吉最靠南的山村，24.3平方公里散落着13个自然村，绕一圈得有80多公里。去年4月，村医徐海潮猝然离世，大溪从此沦为“空巢站”。对于这位同样服务了村民50年的老医者，村书记陈军说着说着，两眼泛起了泪光。“但凡有头疼脑热，都老先生给看的。包括女儿有次半夜口吐白沫，也是打电话给他，骑个摩托车就赶来。”陈军仍记得，徐海潮出殡时，全村人都自发送葬，花圈排成了长龙，很多人泪如雨下，“本来他都可以退休了，一天清福都没享。”病还是得有人看，陈军一次次向上打报告。可县里、镇里也没办法，最后商定每月逢六，由镇卫生院派人巡诊，每次一上午。“这三个半天，实际上很不容易。本身，院里也是泥菩萨过河，只能借助巡诊稍微缓解一下。”天荒坪镇卫生院院长蔡国廷坦言。扎根乡镇24年，他又何尝不知村里所需所急。相比章村，毗邻县城的天荒坪镇“空巢率”稍好些，但也不容乐观。8个村级卫生服务站，目前有两个空着，可再过几个月，西鹤村也将加入其中。而剩下的5名村医，仅有一人未过花甲。这意味着，“空巢”就是眼跟前的事儿。“从60岁到65岁，后面又一延再延，最终政策定到70岁离岗，已是不能再晚。我们必须考虑到村医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超龄并非长久之计。”谈起现状，安吉县卫健局副局长沈巍无比担忧，“若不采取措施，五年内将近一半会‘空巢’。”两度“失败”再出发一边是“能中会西”的“赤脚医生”加速退出舞台，另一边则是青黄不接、人才断档的尴尬境地。面对村医奇缺难题，安吉不是看不见，早在2007年，就开始破解之旅。最早时，当地委培大学生村医。起初面向全省招，后来考虑到方言不通，缩小到面向县内招，持续了五年，培养了71名村医。老家是大溪村的翁圣斌，就是委培班的大学生之一。2012年，她从湖州师范学院临床医学大专毕业，回到本村当医生。因为没有编制，加上待遇低，其实毕业那年，她就尝试考编。首次失利，翌年再战，如愿后便去了乡镇卫生院。好不容易盼来的年轻人，又跑了。▲翁圣斌在老家大溪村为老百姓提供巡回诊疗服务。如今，32岁的翁圣斌已是院里的业务骨干。记者采访当天，她正好被派到大溪巡诊。虽然自己就是本村人，也明白陈书记的燃眉之急，可翁圣斌始终无法下决心回村，能做的就是尽量多回娘家住，万一夜里头有人寻医，也能有个照应。本地人吃住方便，尚且想着拔腿就跑，外地人作为异乡客，尤其是女孩子，自然更是心神不定。当时，有个年轻女孩分到天荒坪镇，头天进村，因为淋浴房毗邻村道，玻璃虽糊了塑料纸，可毕竟只有一窗之隔，深夜还有人路过，恐惧感油然而生。第二天，她就交了辞职信，仓皇出逃。总之，由于种种原因，71人，已无一人留在村里。吸取“教训”之后，2012年，安吉调整政策，实行招录并轨的定向培养，只要毕业去村里就给编制。结果同样不如人意：因为不是本村人，吃饭、住宿等生活问题难以解决，扎不了根，自然很快全跑光。李贵洪去年履新安吉县科技局副局长前，一直在县卫健局，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两次探索。对于大学生们的“出逃”，县里其实也无可奈何，无法加以阻挠，可从内心讲，同样临床医学出身，又远离故土的李贵洪，其实很理解。“当年的‘赤脚医生’为什么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这绝不是简单的编制问题、吃住问题，里头还有人文融入问题。因此，本土化培养很关键，既要热爱医疗事业，又要热爱这片土地，并且对村医要有清晰的职业认知，同时还得有一定的收入保障。”李贵洪说。本土化，关键词应运而生。按规定，从事医疗卫生必须得有相应的执业资格，而前提是医学科班出身。即使有青年农民真有意愿当村医，如何走上职业舞台？时代不同了，肯定不能像几十年前一样，短短数月就“赶鸭子上架”。巧合的是，两项改革的推出，让这道难题仿佛有了解法。当时，为传承中医药文化，可以采取“师带徒”，快捷又实用，为没有医学背景之人，取得执业资格提供了通道。但拿到《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的这类人，只能从事中医服务。于是，另一项改革成了“黄金搭档”。有了“出师证”，实习一年后，就能报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这意味着，就能提供中西医诊疗服务。对于百姓而言，村医或许无需多高学历、多高技能，但必须是“万金油”。“失败”两次后的安吉，重新出发，开座谈、搞调研、定政策。2018年5月，“中医师承+定向培养”的本土化村医招录计划正式推出。依照政策，完成两轮考试后，学员定向回到村级卫生服务站后，再予以学费补助，并且给事业编制，收入估算也能有十多万。当然，有言在先：八年内，学员未能取得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不予补助学费、也不签订聘用合同；而学成后，若不回村或中途离职，则视作违约，不再保留编制，追缴补助经费，关键还将录入信用平台和失信记录。重回“象牙塔”2018年，秋日入学季，坐在大巴车导游座上的薛峰，内心澎湃不已。他的任务是送学员们到浙江中医药大学，开始为期一年的封闭式中医理论学习。“85后”薛峰，也曾在村级卫生服务站待过，如今已是安吉县卫健局中医管理与科技教育科的科长。在他看来，这次送行犹如火炬传递，自己虽只是一介“摆渡人”，但对于安吉村医事业而言，值得被永远铭记。比薛峰更加兴奋的是后座的青年们。公告发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县51个村的报名人数达到270多人。为了答疑解惑，也为了避免日后矛盾丛生，县卫健局专门办了场政策宣导会。偌大的会场被围得水泄不通，远远超出预期。经过多轮考察，最终44人入选，组成首届中医师承定向培养班。安吉县卫健局局长凌逸刚告诉记者，学生们一腔热情，但为了防止四年后“一地鸡毛”，县里坚持宁缺毋滥原则，充分考虑培养对象的学科背景、家庭情况、出发点等，有7个村就无一人入选。因此几乎每个人，都是精挑细选而来。这个班很有意思：年龄相差十多岁，最大的工作已十年，最小的高中刚毕业；再看职业，有老师、有消防员、有退役军人、还有银行柜员；11位本科生，25位大专以上学历，有中途辍学的，也有高考失利的；当然，有人冲梦想而来，有人奔编制而来，也有人为家庭回归。“90后”罗梦玲从小酷爱医学，高考时一分之差落榜医学院，最后读了工商管理专业。看到公告后，她几乎不假思索就报了名。“坐在教室里，我常感到恍惚，就如同一场梦，没想到还能从医。”同学圈里，罗梦玲成了一个“传说”。年龄最大的黄璐璐，同样热爱医学，发挥失常只能退而求其次，进了一所大专院校读药学。毕业后，她入职安吉某知名药企，一成不变的工作，总觉得少了激情。当时报名年龄上限是28周岁，但考虑到黄璐璐有医药背景，加上意愿强烈，县里为这类人员开了“特殊通道”，终于圆了她的医生梦。与罗梦玲、黄璐璐不同，丁方纪烨来报名，是被母亲丁红梅动员来的，起初还有些不愿意。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高不成低不就，当时在一家竹木公司暂先安顿。母亲认为，医生工作体面，也算“铁饭碗”，还能照看家里，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比眼下强。被劝导了一周，他才听从建议。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踏上这趟大巴，都意味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将发生180度转变。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重返大学校园，心境各不相同，而机会来之不易，强度也不容小觑。一年半时间，他们必须学完普通本科四年的中西医理论课程。厚厚的“砖头书”，内外妇儿，哪科都重要，哪章都要紧。“上午集中授课，下午和晚上自修。管理很松散，但大家都很拼，基本上没有人逃课缺席，也没有人睡觉、打游戏。第一排座位，几乎从没空着。”罗梦玲被推选为班长，对比之前的大学生活，深有感触，“或许，谁都格外重视这次机会；又或许，必须完成考试，才能尽早工作。大家都知道利害轻重。”中间有半年时间，学员们需回到安吉，进行中医师承的跟师学习。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医文化，满足农民对中医药的服务需求，县里特别聘请了30位副高职称以上或从事中医超过15年的医生，作为学员们的师父，还专门举行了一场正儿八经的拜师礼。▲学员们在安吉县中医院轮转学习。丁宪春是安吉县中医院的“名医”，这次收了两名徒弟。他的老家在杭垓镇姚村，也是个偏僻的小山村，卫生服务站空了大概十多年。86岁的母亲仍独居在村，丁宪春虽每周回家，可他觉得，哪怕自己是医生，家门口的卫生室还真缺不了。“我挺佩服这帮年轻人，也深感安吉这次探索的价值意义。坦率讲，由于缺乏系统的培养，他们的医学基础或许不够牢固，但他们真的很刻苦，过程也很认真。”丁宪春说，也因此，自己格外关照两位徒弟，比带全日制的本科和研究生，显然要花更多心思和时间。让“师父们”没有失望，这帮青年很争气。去年4月，大家首次参加出师考，分为实践和理论考，有31人两门都过，顺利拿到了“出师证”，另有3人通过实践考。整体通过率达69%，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一倍多。路漫漫其修远兮当初被母亲“逼”来的丁方纪烨已经爱上了自己的职业，这缘于在急诊科轮转时的一次生命教育。“当时，跟着老师去车祸现场转移病人，眼睁睁看着生命消逝，无能为力。”面对死亡，他没有恐惧，瘫坐在抢救室的塑料凳上，一股使命感和责任感涌上心头。现在，丁方纪烨最大的担心，来自于“本领恐慌”。自己并非科班出身，过去三年多里，每天都如饥似渴地看书，压力和强度比高考还大，毕竟到了村里就得独立挑大梁。想到病人、想到凶险，他还是惴惴不安，深怕辜负了身上的白大褂。严格来说，丁方纪烨即将被派往的上墅乡罗村，卫生服务站已属“空巢”。前一任村医退休后，老百姓三天两头跑乡里反映。无奈之下，邻村的村医李阿荣被派来临时支援，可他也年届67岁，就盼着小伙子赶紧下村。相对而言，黄璐璐就幸运得多，她要去的是上墅乡刘家塘村。这个村招医生，并非为了补缺，而是业务繁忙，人手不够。眼下，卫生服务站已有5人，3名医生，护师和药师各1名，全年有2万多人次的诊疗量，周边几个村的老百姓都上这儿看病。▲一村民正在刘家塘村的卫生服务站付款取药。52岁的卢永琴是刘家塘卫生服务站的带头人，记者采访的当天下午，她还得赶去县里参加“两会”。可病人实在太多，一上午号子就有100多个。从小，黄璐璐家就与卢永琴的诊室门对门，或许正是耳濡目染，种下了医学种子。现在，邻里成了师徒，卢永琴答应，待她正式入职，收了做“关门弟子”。▲刘家塘村的村医卢永琴在接诊病人。但毕竟，刘家塘只有一个，更多的村卫生服务站或已经、或濒临“空巢”。如同丁方纪烨一样，绝大部分人上岗后，没有前辈给予指导，也没有时间让他成长。对此，同行的薛峰告诉记者，县卫健局已考虑到这一情况，待他们正式进村服务之前，还将组织进一步的培养计划，提高其业务能力。无论如何，四年时间，这批果实成熟在即，这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在章村镇郎村，关门数年的村卫生服务站，一度成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得知有个年轻人叫潘浩韵，马上就能学成归来，郎村上下欣喜不已，正筹划着重新恢复服务站。在凌逸刚看来，有了这帮年轻人，接下来的“健康驿站”共富班车才能有“司机”运转。根据计划，安吉将投入1.8亿元，三年内利用数字化技术，持续改造提升一批村社卫生服务站。郎村同样赫然在列。“如果没有村医，没有懂技术的年轻人，设备再好，站点再智慧，依然派不上大用场。当然，有了数字赋能，也可以让更多医疗资源下沉，成为年轻村医们的‘左膀右臂’。”凌逸刚坚信，新一代“赤脚医生”今后将大有可为。当然，留给安吉的题目还有很多，年轻村医们的道路才刚刚起步：留不留得住？用不用得上？入职后，进修通道如何？怎样提升技能？收入是否满意？还有，对于村医的要求，同样也日趋多元化：除了看病给药，还有公共卫生、养老服务等。他们跟不跟得牢？想象与现实的差距，最终又会让多少人选择退出？安吉并不避讳这些现实问题，从头到尾也没把这场实践捧得过高，亦没有火急火燎全面推开。迄今为止，这仍是唯一一届本土化村医班。就目前而言，效果超出预期，安吉才准备择期推出第二批。不过，该做法已得到社会关注，不仅被一些地方参照学习，还被写入了浙江省中医药的“十四五”规划。长路漫漫。至少，在上一辈村医的坚守之后，新一代也望到了曙光。...

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影响正在继续显现。8月24日隔夜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盘中突破109关口，刷新20年新高，但在不佳的PMI数据出炉后有所回落，现徘徊在108附近，也给了其他非美货币一个喘息的机会。8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Markit制造业、服务业、综合PMI续刷两年多新低。其中，服务业、综合PMI连续第二个月陷入收缩区间，经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放缓信号。美联储将如何平衡经济放缓与治理通胀成为本周五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的市场焦点。美元指数突破20年新高之际，非美货币汇率全线走低，欧元兑美元汇率连续两日跌破平价，韩元跌至13年新低，日元跌至20年新低后仍在继续滑落。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和也双双走贬，一度逼近6.9关口。事实上，自8月15日央行将MLF和逆回购操作的中标利率下调10个基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快速走贬，22日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跟随下调后，人民币进一步贬值。截至8月24日下午，离岸人民币汇率七个交易日贬值超过1200点，在岸人民币汇率一度贬值超过1000点。人民币的适度贬值在市场的预期之内。历史经验来看，2014年后国内共经历了三轮降息周期，分别是2014年11月24日到2015年10月26日、2019年8月20日到2020年4月20日以及2021年12月20日至今。人民币汇率在此期间表现为震荡承压。“在国内经济动能不强、信贷疲弱环境下，人民币小幅贬值有利于出口支撑，也是平衡国内外价格、释放跨境金融压力的有效措施。向后看，我们认为在2022年末之前，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小幅贬值并双向波动，预计落入6.7至7.0区间。”国泰君安大类资产配置研究团队认为人民币贬值压力仍然可控。美联储急于表明抗通胀的决心美联储的鹰派态度是强势美元的重要支撑。在去年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鲍威尔断言，美国通胀“很可能是暂时的”。一年过去，美国通胀水平仍接近40年来的最高，而鲍威尔也在正式连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罕见地公开承认美联储此前的加息行动略显迟缓，若更早采取行动可能会更好。经历了此番“打脸”之后，美联储急于表明其抗击通胀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哪怕代价是一定的经济增长。“低于趋势的增长是当前政策设置的一个特征，而不是政策带来的结果；虽然数据的不确定性使过度紧缩成为风险，但如果市场无法接受美联储适当紧缩的决心，高通胀变得根深蒂固的可能性则将是一个更为危险的‘重大风险’。”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纪要认为，让市场相信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决心本身就是治理通胀的重要手段。从美联储官员近期在公开场合的表态来看，即使部分经济数据走软，也不会放缓加息，除非看到通胀明显放缓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7月CPI出现了降温迹象。8月10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美国7月CPI同比上涨8.5%，好于市场预期的8.7%，较前值的9.1%大幅回落60个基点。但是仍然高于8%的通胀显然不能让美联储满意。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的最新发言显示，只有当我们看到通胀接近2%的有力证据时，我们才能放缓加息。在通胀率达到8%或更高的情况下，我们不想让通胀预期失控。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表示，美联储应当在今年年底前将利率提高到3%以上以抗击通胀。9月具体加息幅度要取决于进一步的经济数据，加息幅度可能是50BP或75BP。堪萨斯联储主席乔治认为，美国通胀可能正在趋于缓和，但现在就宣布抗击通胀取得胜利言之过早，继续加息的理由仍然很充分。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认为，当前经济数据仍然较好，但通胀的水平仍然很高，应当迅速提高政策利率，直到对通胀造成重大下行压力。布拉德表示，他倾向于在下个月的议息会议上再次加息75BP。美国白宫预计2022年美国实际GDP增长1.4%；2023年为1.8%；2024年为2.0%；预计2022年美国CPI为6.6%；2023年为2.8%；2024年为2.3%。外资重返人民币债券市场值得注意的是，经历了4个月的减仓离场，7月海外资本开始悄悄重返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令海外资本很难再炒作资本流出而沽空人民币套利。近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境外机构投资者净买入人民币债券66亿元。在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看来，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重回稳健增长轨迹，海外资本配置人民币债券的信心正迅速恢复。尤其在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与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性骤增的情况下，人民币债券的避险属性再度受到海外资本青睐。“更重要的是，如今越来越多海外资本已经适应中美利差倒挂与人民币汇率回调的新投资环境，并找到相应的风险对冲策略。”一位欧洲大型资管机构亚太区首席代表向记者透露。他表示，随着越来越多海外资本陆续重返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海外投机资本炒作资本流出而沽空人民币套利的算盘也将随之落空。“如今的环境与4-5月大不相同，当时投机资本可以炒作中美利差倒挂（资本流出压力加大）与疫情导致外贸景气度下降。如今众多海外资管机构均认为中国外贸景气度回升与海外资本重返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正令人民币汇率更具韧性，如法炮制沽空人民币的失败风险极高。”他说。记者获悉，目前不少华尔街对冲基金的人民币汇率投资模型已开始削弱资本流出因子的权重，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因子对人民币汇率估值调低的影响力日益减弱。王春英指出，中国债券既有分散化投资价值，也有实际资金配置需求，更有基本面支撑。外资在中国债券市场中占比在3%左右，令中国债券市场吸收外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长期而言，外资仍会稳步增持人民币债券。“事实上，随着海外资本陆续重返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将在某个均衡汇率区间双向平稳波动，至于这个均衡汇率区间是在6.8-6.9，还是在6.7-6.8，主要取决于美元指数还会涨多高涨多久。”前述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指出。关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种种信号显示市场正在押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五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会表现得非常鹰派，其态度对美元的后续走势至关重要。当地时间8月25日至27日，一年一度的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会将于美国怀俄明州召开。届时各国央行将交流对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看法，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发言将是重头戏。自金融危机以来，这一会议已经被外界视作各国央行传递货币政策信号的重要舞台，也被称为货币政策“晴雨表”。今年会议的主题为“重新评估经济与政策约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美国东部时间26日（周五）上午10点在会议上就经济前景发表讲话。市场预计鲍威尔有可能对美国经济进行重估，并重设金融市场对利率的预期，就如何平衡抗击通胀与经济放缓之间的矛盾给出更多线索。摩根士丹利研报指出，在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继续走软，欧元兑美元前景仍然疲弱。本周即将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可能是利好美元的重要因素，因为它给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个继续强调美联储抗击通胀承诺的机会。摩根大通外汇分析师Antonin Delair和Meera Chandan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美元目前估值不低，但根据量化模型，随着增长前景恶化，美元还将进一步走强。高盛表示，预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继续保持鹰派，但会重申放缓紧缩步伐的理由。鲍威尔料继续强调美联储仍致力于降低通胀，以及未来政策决定将取决于即将出炉的数据。高盛还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加息50个基点，并在11月和12月各加息25个基点，不会像前两次会议加息75个基点那样激进。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的FedWatch（“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美国中部时间23日08:28，美联储在9月政策会议上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为45.0%，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55.0%，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为0%。...

作者｜张丰昨晚到今天上午，我在成都的朋友至少有三位遭遇停电。一位朋友半夜停电，彻夜难眠；另一位朋友上午在家里停水停电，他发朋友圈想变成后羿，去射天上的太阳；第三位是一个女生，住宅停电，不得不到工作室去上班，但是写字楼电梯停运，要爬十几层楼。他们的停电，都不在“计划中”，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成都正在全力保障居民用电，但是如果有社区严重超负荷，也会遭遇这样的“崩溃”。像这种突然崩溃的社区很多，说明整个城市尽管已经采取最高级应对，仍然很难维持。这样的遭遇让人难过，连续40度的高温，人们的忍受已到极限，如果再停电，几乎是压垮个人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成都人没什么理由抱怨，因为放眼四川，不少地市都为了“保成都”，早就开始了限电措施。真的热死人浏览社交媒体我们会发现，一周前，像达州、绵阳、泸州这些地区，居民已经开始面临不时停电的局面。政府网站信息显示，绵阳市三台居民还就停电问题多次投诉，但是很明显这样的问题没法解决。成都不时发布有关“热射病”的报道，8月初高温刚刚开始，几乎每天都有人因为热射病去医院治疗的，到后来这样的事情在大城市就不再是新闻。但是，在小城市和农村，更多人受到高温威胁根本上不了新闻。成都平原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很少严重的高温干旱天气，“自古由人不由天”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常有的自豪感。反过来，这也说明很多人并没有应对高温和干旱的经验。成都连发十几天高温红色预警，都市人紧张应对，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几乎每一天四川气象部门都有“干旱橙色预警”。农村不但经常停电，很多地区也严重缺水了。一位媒体前同事告诉我，他在眉山的两位亲戚在高温中去世了，分别是71岁和95岁。这位朋友的发小是一位“阴阳先生”，在这次高温天气中，一共接到7次帮忙办葬礼的业务。农村独居老人，通常没有空调，即便子女给安装了空调，也不舍得多用。有时候他们还要“固执”地去田里劳动，很容易中暑。让人难过的是，农村老人在高温中的死亡，往往被认为是正常死亡，不会被统计为“热死”或者中暑死亡，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热射病”这个词。所以，尽管社交媒体上有不少人谈到亲戚“热死”，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详细的有关农村灾情的统计。高温中被遮蔽的乡村媒体报道现在多集中在成都的限电和重庆的山火中，对广大农村地区缺乏关注。在成都，政府的应对措施集中在“保民生”和“保重点企业”上，而把视野放大到四川，则有一种“保省会”的倾向。毕竟，成都一年GDP接近2万亿，而省内排名第二的绵阳市，才3000亿出头。因此，这次“川渝”地区的高温干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重庆和成都的高温，属于“都市灾害”，而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则是高温加干旱。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前者，后者处在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农民没有发声渠道，也很难登上热搜。但是，合理推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停电频繁，住在农村的又多是老人，高温对人们的健康损害更大，而长久的干旱，会对农业造成严重影响，最终将通过粮价和菜价的波动，反射到大城市居民的生活中。| 2022年8月17日，四川阆中，老夫妻避高温，凌晨收获水稻。超级都市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这次川渝地区的电力缺乏，引起持久而深入的讨论，因为四川是中国第一水电大省，往年都是“西电东输”的主力，今年严重缺电，其震撼性可想而知。对缺电原因的讨论有很多。目前来看，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天气，长江流域降水急剧减少，不少发电厂的蓄水都严重不足。大渡河一个电厂，自己做了一个视频，标题叫“大渡河献出了最后一度电”，为了最大限度供电，发电厂也把大部分照明设备都关了，实在是悲壮之极。除了气候影响之外，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不能不提，那就是以重庆和成都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圈“的崛起，本身就需要巨量的工业用电，而且这些年工业用电量也在持续增加。他们的经济推动力和所需要的电能一定是成正比的。成都有2100万人，重庆人口超过3000万，仅仅是这两个超级都市的居民用电保障，都是一个大问题。这一次成都的限电，让整个城市陷入黑暗中，这实在是一次重要的提醒：这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毫无疑问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年1月，四川省起草通过了《四川省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应急预案》，把应对能源危机的策略分成一到四级（一级最严重），这还是一个“试行”的草案，而在8月21日，四川省就宣布了启动能源保障应急预案的“一级响应”——第一次出手，就是最高级别的应对。成都的各种限电措施，就是对这个方案的贯彻执行。气候专家指出，这样的高温天气只是开始。即使以后不是每年都有如此可怕的高温，但可以预计，成灾害的高温天气会越来越频繁。成都的“天府之国”自豪感，也许将成为回忆，而有长江流域火炉之称的重庆，也到了忍受的极限，截止到今天，好几处山火都还没有扑灭。如果说干旱对广大农村的影响是持久的，高温对重庆、成都的影响，则是序幕。人们必须进行深入反思，做好更得力的应对。“成渝经济圈”，会承接不少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工业产能，它是年轻的、有活力的都市圈，但是产业驱动才初见成效，就不得不面临电力匮乏的局面，如何构建一个更安全的能源保障体系，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课题。在更深层面上，我们还必须深入思考，成都和重庆，如何更好地带动、帮扶川渝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当遇到类似今年的电力危机时，如何更好兼顾城市和乡村？人们不能指望，乡村永远是“付出”和“牺牲者”。那不是一幅理想的发展图景。...

薛蛮子真名薛必群，在柬埔寨西港为电信诈骗组织、园区(据凤凰网报道，仅仅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就有196家，其中约一半在西港）、各类犯罪组织等提供底层基础支持诈骗中国人，同时薛蛮子大量投资空气币以及投资只为空气币（各种犯罪组织）提供支持的空气币交易平台；除了薛蛮子外，大量投资空气币以及投资只为空气币（各类犯罪组织）提供支持的空气币交易平台的投资方/投资人还包括史玉柱、朱啸虎、吴世春、沈南鹏的红杉资本、徐小平的真格基金、熊晓鸽的IDG、张颖的经纬资本等等。佘智江,诈骗园区大亨之一，近日被警方在泰国抓捕。很多人被高薪利诱，他们兴冲冲地去缅甸、柬埔寨、泰国打工，却被逼从事电信诈骗及其他违法活动诈骗中国人，不从便会遭遇囚禁、虐待，甚至被摘取器官.....与此同时，大公文汇全媒体等传媒将矛头指向了佘智江。截图自大公文汇微信公众号。截图自中时新闻网。佘智江是谁？很多人或许是头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多年来，他拥有黑白双重身份：一面是披着众多“马甲”的中国逃犯，一面是发家史成谜的柬埔寨富商。8月10日，佘智江在泰国被移民局拘留。3天后，曼谷警方正式逮捕了他。随着事件发酵，神秘的佘智江也受到了更多关注。罪恶的亚太新城“这里是魔窟，没有任何法律可言，人命如草芥。不听话的轻则是被毒打，重则被酷刑反复折磨。每天高强度工作，军事化管理，被囚禁在高墙电网之下……”一名侥幸从妙瓦底市某个网络诈骗园区逃离的人曾回忆说。佘智江的亚太智慧产业新城（以下简称亚太新城）便建在妙瓦底市。2017年，他高调宣布将斥资150亿美元，在这里建设一座占地18万亩的“城市”。选在此处，背后自然是有他的小算盘。妙瓦底市位于缅甸东南部克伦邦缅泰交界处，旁边就是两国界河，水很浅。由于缅甸长期存在民族争端，克伦邦与中央政府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克伦邦不少地区都被当地民族武装占据，缅甸国防军无法对这些地区进行有效管理。有时，缅甸国防军会委托当地一支“还能说得上话”的民族武装代为管理，但又不拨给该民族武装任何经费。于是，民族武装很快就会变成非法赌博机构的“保护伞”，与他们穿一条裤子，趁机捞钱。这里也就变成了实际上的“三不管”地带：缅甸政府管不了，当地民族武装不真正管，泰国政府不能管。各类诈骗组织因此开始野蛮生长。佘智江或许也是瞅准了这一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亚太新城最先、最快发展起来的便是赌场和诈骗园区，承接了从菲律宾、柬埔寨等国流窜出的网络赌博、电信诈骗、“杀猪盘”等黑产团队和公司(主要诈骗对象为中国人)。当时，亚太新城打出的招商噱头是“有个别组织提供庇护”。《大公报》报道称，外界也将亚太新城称为“KK园区”，这里被视作整个东南亚人口贩卖链的最终站。报道还援引全球反诈骗组织成员Sammy的话表示，“KK园区”内部约有1万人，虽然不是规模最大的，却是最残暴的。被骗到柬埔寨西港的人不会被打死，因为还有转卖的价值，但若是到了缅甸“KK园区”，那就代表不必再留活口，一旦没用就马上送去活摘器官，利用园区庞大的器官贩卖管道卖到国外。那么，作为亚太新城的大股东、董事局主席，佘智江到底什么来头？逃犯换“马甲”变富商佘智江拥有众多“马甲”。他2017年获得柬埔寨公民身份时改名佘伦凯（She Kriang Kai），但有时他又以唐伦凯（Tang Kriang Kai）这个名字活动。在一些场合，他还被称为Dylan She或Dylan Jiang。他最常用佘智江、佘伦凯两个名字。据多家媒体报道，他在展示“正面形象”、做合法生意时，多会使用“佘伦凯”这个名字；但在做一些灰色与黑色交易、涉及违法勾当时，使用的就是“佘智江”。顶着佘伦凯这个新名字，他开始竭力为自己打造一些新身份——东南亚侨领、企业家、慈善家，在多个华人商会中担任名誉主席、荣誉会长等。据《财新》统计，当时佘伦凯的商会头衔至少有11个。他也逐渐高调，卖力宣传自己如何“回馈社会”。其中一篇宣传稿这样描述道：“在湖南老家，佘伦凯将家乡的泥泞小路修成水泥大道，并装上太阳能路灯；每年为村里六十岁老人发放养老红包；在缅甸，他对遭受水灾的贫民捐款捐物，施以援手；在柬埔寨，他为当地捐修佛教寺庙；在菲律宾，他为赈灾义演捐款出资。”几番操作下来，他混得越来越风生水起，参加各种活动，积累各方人脉。据《曼谷邮报》报道，佘智江在泰国被捕后，其签证被取消。中国与泰国之间有引渡条款，佘智江目前正在等待引渡，但完成所有流程可能需要数月。无论逃到什么地方，等待犯罪分子的都将是法律的严惩。如今，对此类犯罪受害者的保护与解救也成为热点。...

一日之内，房地产行业4人落马。8月23日，四川省纪委监委、深圳市纪委监委、厦门市纪委监委先后发布相关公告，涉及房企厦门建发集团、华润置地、深圳人才安居集团，共计4名高管（含前高管）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当日晚间，A股公司建发合诚(603909　)公告，公司从厦门市纪委监委网站、鹭岛清风微信公众号获悉，董事长庄跃凯目前正接受厦门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港股建发国际集团、建发物业也发布了这一消息。建发系上市公司回应高管被查据厦门市纪委监委消息，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庄跃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厦门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此外，与庄跃凯一同被查的还有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厦门建发城服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施震。公开资料显示，庄跃凯于1965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于1986年加入建发集团，历任房产建材部副经理、房产二部经理、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建发集团总经理助理、建发房产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被调查前，庄跃凯任建发集团副总经理、建发房产董事长，建发国际董事会主席兼执行董事，建发物业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合诚股份(即现在的建发合诚）董事长等职务。建发合诚在最新公告中表示，庄跃凯除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外，未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截至公告出具日，公司各项业务正常运转，该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同日晚间，港股建发国际集团、建发物业也发布了这一消息，并表示目前公司经营一切正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适时发出进一步公告。厦门建发集团创立于1980年，主要业务布局涵盖供应链运营、城市建设与运营、旅游会展、医疗健康以及新兴产业投资等领域。目前，集团旗下拥有上市公司建发股份、建发合诚、建发国际集团、建发物业等，并投资参股君龙人寿保险、厦门航空、法拉电子等企业。其中，去年12月，建发股份通过子公司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收购合诚股份29.01%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厦门益悦，实控人变更为厦门市国资委。今年5月，合诚股份公告，公司名称变更为“建发合诚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5月27日起，公司简称由“合诚股份”变更为“建发合诚”。建发集团还是厦门最大国企。在8月3日刚发布的2022《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建发集团以近7200亿元的营业收入，首次跻身前100强，位列第77位，较2021年排名上升71位，连续6年入选该榜单。值得一提的是，此前8月5日，建发集团官网消息称，厦门市委专项巡察组自2022年8月8日起进驻建发集团，对建发集团进行为期1个月左右的专项巡察，重点监督检查国有土地、房屋建筑物资产管理使用情况。巡察任务包括着力查找国有资产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责任、作风和腐败问题，推动解决制约影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发挥效益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促进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提增效益、规范管理，服务厦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两名深圳地产界高管被查8月23日，除了厦门最大国企2名高管被查，2名深圳地产界的大佬也遭调查。“廉洁深圳”官微消息披露，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简历显示，刘晖于1968年12月出生，吉林长春人，大学本科学历，1991年7月参加工作，201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深圳市排水管理处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深圳市物业集团南京国际同仁大厦有限公司工程部主管，深圳市物业集团物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物业集团徐州大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光明人才安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光明人才安居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官网显示，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注册成立，是市委市政府保障深圳人才安居乐业的平台，是深圳市专责负责公共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市属国有独资公司。此外，据“廉洁四川”官微消息，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唐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华润集团纪委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国家监委指定四川省监委管辖，四川省监委指定绵阳市监委管辖，绵阳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根据简历，唐勇出生于1971年，1993年便加入华润工作，先后就职于中国华润总公司海南三亚东方大酒店、隆地企业有限公司、华润物业、华润置地、华润电力以及华润集团业务单元。2022年1月至今，唐勇担任华润现代服务有限公司专业总监。...

作者｜贾拥民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不久前，某县县委书记号召当地领导干部买房、买多套房的视频登上了热搜。事实上，最近一个时期，许多地方都在密集出台政策，鼓励人们购买商品房，尤其是鼓励农民进城购房。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的梳理，仅7月底以来，就出现了一系列案例。促买房政策密集出台，目标指向农民7月末，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出台文件，规定自发文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对自愿退出宅基地进城购房落户的农民，经认定后给予一次性5万元购房奖励。对自愿退出宅基地且宅基地复垦为耕地或其他农用地后，由原宅基地使用者承包经营的，经认定后，按每亩3万元给予奖励。7月26日，黑龙江佳木斯市规定对农民进城购房予以补贴：在佳木斯市市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农民购房人，每平方米补贴100元，每套补贴总额不超过2万元；购买新建商业用房的，每平方米补贴150元，每套补贴总额不超过3万元。8月2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发文，规定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蚕桑产业大户、烤烟产业大户，年收入前100名，给予每户1万元购房补贴，第101-200名，给予每户0.5万元购房补贴；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发展林业、畜牧、果蔬的家庭农场大户，由县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局出具产业大户及家庭农场证明后，给予每户0.5万元购房补贴。8月3日，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发文要求，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一步简化农业转移人口购房落户手续。其中提出，对农民工购买商品住房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分配权保持不变；研究开发农民工购买的信贷产品，支持农民工进城购房等。8月5日，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下发通知，围绕购房补贴、助企纾困解难等方面推出十项政策。针对农民进城入镇购房，其中规定，县域内以个人名义参加社会保险的，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缴满6个月并进县城购房的，可以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8月5日，吉林省桦甸市制定农民进城购房优惠政策，申请人不局限于桦甸籍农民，可以是外省、市购房者，只要户籍所在地为农村即可；可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购买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同时，针对进城购房的农民，桦甸市还设置了农民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转学、可申请住房公积金、为从事个体经营的进城购房农民减税等优惠政策。……这些市县出台此类政策的初衷不难理解。但正如《农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出的，不能为了达到特定的短期政策目标而“忽悠”农民进城买房，必须做到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给农民留足后路。是的，在当前条件下，农民贸然进城买房，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在中西部地区尤其突出。原因，则可以从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特点入手分析。不同县之间的差异之大令人惊讶截止2020年，中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域2844个 （以下简称“县”） ，其中，市辖区973个，县 （含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 1869个。但从区域分布来看，百强县、千亿县基本上都分布在都市圈的范围内（只有极少数资源大县例外），相对较落后的县则集中在省际交界地区。在中国，县与县之间在辖区面积、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要比省一级、市一级大得多。全国范围内，每个县平均辖区面积为4549平方公里，面积最小的仅59平方公里 （原山东省长岛县，现为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 ，最大的则达到了202298平方公里 （新疆若羌县） ，两者相差3千4百多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平均每个县的人口为39.9万人，人口最少的仅0.8万人 （西藏自治区札达县） ，最多的有209.2万人 （江苏省昆山市） ，两者相差约260倍。从经济规模上看，全国每个县的平均GDP大约为200亿元。早在2007年，昆山、江阴、张家港3地GDP就越过了千亿大关，至2020年全国千亿县就达到了399个，其中，昆山和江阴的GDP都超过了4000亿，“富可敌省”，比宁夏、青海、西藏3省区的GDP还要高。但是另一面，中国仍然存在好几个GDP不到10亿元的县。但是，上面这些差异只是表面现象，对于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来说，更重要的是不同县之间，在产业结构甚至经济模式上都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异。部分中西部县域经济可能落入转移支付陷阱每一个百强县 （千亿县） 的成功，都有各自的理由，在这里无法一一细述，但是部分中西部县市的经济落后，却可能有相当一致的原因，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妨从这次出台鼓励“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进城购房落户”的潜山市的几个数据说起。潜山市是安徽省安庆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在中西部地区都属于中上水平。2020年，潜山市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98410万元，同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497342万元。2021年，潜山市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04443万元，同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503767万元。2022年上半年，潜山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61086万元，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则为299733万元。不难看出，潜山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后者达到了前者的5倍左右。对中国地方财政体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缺口主要是通过政府基金收入和财政转移支付收入来弥补的，而政府基金收入则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的这种“倒挂”状况，在中西部地区相当普遍。关键在于，它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塑造了所在县域的产业形态。近些年来，在中西部的很多县，除了原来就存在的小规模且分散化的农业生产之外，从占总GDP的比例来看，制造业出现了相对衰落的现象。除了有特别好的矿产资源、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县之外，真正具有一定活力的产业主要剩下三类：一是服务业，且主要服务政府部门、财政供养人员以及进城接受教育的中小学生，二是承接各种有财政资金资助的项目的产业，三是房地产及相关产业。而这三类产业，在中西部县域，都是典型的依赖于“转移支付”的产业。为政府部门和财政供养人员服务的服务业以及承接财政资金项目的产业，自然是依赖于转移支付的，而房地产业和以进城接受教育的中小学生为对象的服务业，其实也依赖于“转移支付”，只不过，它们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的转移支付，还依赖于私人的“转移支付”。为应对新冠疫情而进行的“全员核酸”，其一个副产品是，摸清了中西部地区许多县的实际常住人口数量。例如，2022年5月，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根据平舆县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共有60万人参加了全员核酸检测，这可以相当准确地估计当地实际常住人口数量。而在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平舆县的户籍人口为117.24万人。这就告诉人们，平舆县全县将近一半的人口都在外地。在外地是些什么人？除了大学生之外，大部分是外出务工或经商人员。许多中西部县城的商品房，除了财政供养人员之外，主要就是出售给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将在外面赚到的钱，用于购买本地的商品房，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转移支付” （其实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比喻） 。而且，县域房地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教育资源的集中，即，通过撤并乡村学校并对学生进城读书设置“学区”等条件——如必须在城区买房才能入学——将教育资源分配和房地产开发挂钩，这也是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在中西部许多地区，相当多的农民家庭在住房上的支出，分为三个部分：老家在宅基地上建造的自建房，在县城买的商品房，以及在外地租或买的房子。其家庭成员在空间分布上也是分隔的。一个由三代人组成的农民家庭，其成员一般会分布在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地方，例如，祖父在老家务农、祖母在县城陪孙辈上学、父母在外地务工。当然，所需的住房和消费支出，大部分依赖于在外务工或经商的父母。这种产业形态和经济/生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落入了转移支付陷阱。转移支付，真的经济吗？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经济和人口集聚在少数地区。这是因为区域经济有强大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而且集聚的程度会长期持续提高。很多人将这种现象静态地理解为区域不平衡，并认为必须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加以纠正。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正如《大国大城》的作者陆铭等学者指出的，“GDP总量的集中，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不应过度关注总量是否集中，而要关注地区间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发达国家为参照，中国的GDP集中程度并不算高。我们真正的问题源自计划经济留下来的户籍制度。”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的人口集中程度远远跟不上GDP的集中程度，所以中国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就变大了。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主要通过让人口随着经济的集聚而集聚以缩小人均差距，而不是简单地直接依赖于受户籍制度所囿的转移支付。部分中西部县市建立在转移支付基础上的产业，是不经济的且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农民进城购房的最大风险就源于此。在公共层面上，转移支付本身就可能是不经济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它始终难以完全摆脱“大锅饭”的固有弊端，可能产生预算软约束等问题，进而可能导致转移支付金额只增不降的棘轮效应和公共部门的过度膨胀、人浮于事；第二，它意味着要把资金“用自己的钱”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手中，转移到最多只能“用他人的钱”去间接创造财富的政府手中，这可能存在着效率损失；第三，当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转移支付时，人们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2022年8月23日，江苏昆山，巴城镇正仪青澄基地，农民在采收芡实。要说明转移支付的低可持续性，不妨对比一下2019年 （选这一年的目的是排除疫情的影响） 昆山市和潜山市的财政支出效率：一元财政支出，昆山市可以“换得”大约12元GDP（财政支出为342.4亿，GDP为4045.1亿） ，而潜山市则只能换得不到5元（财政支出为48.6亿，GDP为205.9亿） 。持续地将资源从前者转移给后者，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而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公共转移支付的不经济性更突出。例如，无论是从人道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都应该让外来人口的子女在父母所在的城市接受教育，但是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却仍然是根据户籍确定的，得到转移支付的是流动人口的老家的政府，这种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无疑是低效率的。在疫情、战争、高温等因素的冲击下，2022年上半年中国所有省市的公共财政收入都没有盈余，转移支付模式陷入了困境。在个人层面上，现在中西部县市家庭的“转移支付”的不经济更一目了解。许多农民，不仅在县城买的商品房几乎一年到头都不会去住，甚至连在老家的房子也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同时又不得不付出相当可观的费用在外地租房。这些本来都有可能用于投资和创业、转化为资本的。县域经济困境的出路在哪里？鼓励这类中西部县市的农民进城买房，其风险就在于转移支付以及依赖于它的县域产业形态的不可持续性。那么，怎么化解这种风险？不在忽悠之下买房，当然不失为一个保险的选择，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大程度上，它仍有待于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即，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以经常居住地为户口登记地、农村与城市之间双向自由进入的户籍制度，进而实现产业、公共服务与人口的匹配。而这种户籍制度的建立，一个核心环节可能就在于确立农民对于宅基地的较完整的财产权利。中国政府确定的改革方向可能正是如此。早在2016年，为调动地方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积极性，解决土地、住房、公共服务空间供需错配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就指出要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浙江省在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时，也把探索建立“人地钱”挂钩、以人定地、钱随人走的制度作为重点之一。再后来，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根据中国改革的经验，关键是允许不同层次的个体——包括个人和地方政府——主动进行创新和尝试：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让农民顶着宅基地指标进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