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班很有意思：年龄相差十多岁，最大的工作已十年，最小的高中刚毕业；再看职业，有老师、有消防员、有退役军人、还有银行柜员；11位本科生，25位大专以上学历，有中途辍学的，也有高考失利的；当然，有人冲梦想而来，有人奔编制而来，也有人为家庭回归。

▲“空巢”多年的郎村卫生服务站，如今成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今年4月光荣退休后，70岁的姚珍妹五味杂陈。辛苦一辈子，整整40多个年头，纵有不舍，可岁月不饶人。全村老少，几乎都找她看过病，从家到诊室的路上，大伙由内而外的热情与敬重，是她最大的骄傲。清晨开门，落日关门，也似乎成了种肌肉记忆。

职业生涯终于到站，可眼下，姚珍妹不能退，还得再坚持数月。四年前，村里招了名年轻人，叫张尚金，是个“95后”小姑娘，土生土长，学的是护理专业。那年，县里试水“本土化村医培育”，刚大专毕业的张尚金正好报了名，护士没当成，却成了“准村医”。

如果顺利通过今年8月份乡村全科执业助理考试，张尚金就能正式上岗。但是村里的老人们等不得，得配药、测血压，偶有头痛脑热，实在少不了村医，只能暂且返聘姚珍妹。张尚金也提早进入角色，一得空，就来卫生室帮忙。年轻人经验少，但电脑用得溜，两人既是师徒，又是搭档。

这个小山村名叫尚书干，距离县城近40里路。张尚金的到来，让卫生室逃过“空巢”的命运，但其他村却没有如此幸运。在浙江省安吉县，总共有134家村级卫生服务站，眼下，已有16个“空巢”，剩余绝大部分的村医属于“光杆司令”，其中60岁以上占了一半多，如再无新鲜血液输入，“有站无医”即在眼前。

这不仅仅是安吉的烦恼，更是浙江的、全国的困局。大众印象里，安吉算不得偏，经济也挺发达，所在地市湖州又素来被誉为“鱼米之乡”，浙江农民的富裕程度更在全国省区中名列前茅。村医奇缺尚且如此，更别谈其他地区。

为解此题，过去15年里，安吉从未停止探索。屡败屡试后，最新的一次尝试便是“本土化村医培育”。即从各村选拔热爱中医药，有志于从事村医的青年农民，县里出专款、给编制、配师父，待通过全国相关专业考试后，就回到本村从医。

他们芳华正茂，背景各异。一眨眼，四年过去，44人的“青年村医班”即将初出茅庐，秋天将全部走上岗位。他们即将走进生养自己的乡村悬壶济世，而记者也尝试走近他们的人生，走近这群“新时代的赤脚医生”。

消失的“赤脚医生”

与村医王东木的首次相见，是农历新年后的一个下雪天。原以为人会少些，可早上7点半，卫生室开门后，窜进来的村民一个接一个。山里头冷，没空调，又敞着门，寒风直往里灌。王东木裹着厚棉衣，连白大褂都套不进去。

▲王东木正在为村民包药。

量血压的，感冒的，喉咙发炎的，都是老熟人，不少还从邻村赶来。正月初一到元宵，没关过门，生病可不挑日子。王东木其实也是个病人，自从两年前摔断腿，一到雨雪天就隐隐犯疼。当了半个多世纪的村医，其实，他已“超龄服役”。

按县里政策，王东木三年前本该退休，可他一走，卫生室就得关门，老百姓集体抗议，他只能继续留守。走一步算一步，又不知何时是头。

章村是安吉最西南的山区镇，距离县城近百里路，已与安徽交界。山里老人多，外出不便，小毛小病都指着村卫生室。全镇总共8家村级卫生服务站，如今有一半“空巢”。像茅山村这样返聘退休村医的，还有另外一个，由于后继无人，也随时可能关门大吉。

“那会儿生病，根本没法上县城，都没公路。后来通了路，班车也就一两趟……”64岁的王吉成刚测完血压，一边理袖口，一边就跟记者拉起家常。这个年岁上下的村民，几乎跟他差不多，都是王东木照看着长大。2300多人的茅山村，如今光高血压患者就有将近400人。

王东木算得上县里最早的一批“赤脚医生”。1969年，经过简单培训后，成了“半农半医”的卫生员。过去，农村缺医少药，老百姓生病也治不起，小病硬扛，大病等死。尽管偶有医疗队下乡，可根本顶不了多大用。

▲王东木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每位村民的健康状况。

当时，正赶上“六二六指示”，“赤脚医生”在大江南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一根银针、一包草药，农民生了病，无论早晚还是晴雨，村医随叫随到，成了村里最有威望的人。直到今天，王吉成最敬仰的还属王东木。

尽管后来，“赤脚医生”不复存在，与其共存共生的合作医疗也随之解体，但这支队伍曾立下的汗马功劳，谁都无法磨灭。进入新世纪，随着村卫生室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这支队伍被“收编”，继续发光发热。目前，安吉135名村医，绝大多数由“赤脚医生”延续而来。

天荒坪镇大溪村是安吉最靠南的山村，24.3平方公里散落着13个自然村，绕一圈得有80多公里。去年4月，村医徐海潮猝然离世，大溪从此沦为“空巢站”。对于这位同样服务了村民50年的老医者，村书记陈军说着说着，两眼泛起了泪光。

“但凡有头疼脑热，都老先生给看的。包括女儿有次半夜口吐白沫，也是打电话给他，骑个摩托车就赶来。”陈军仍记得，徐海潮出殡时，全村人都自发送葬，花圈排成了长龙，很多人泪如雨下，“本来他都可以退休了，一天清福都没享。”

病还是得有人看，陈军一次次向上打报告。可县里、镇里也没办法，最后商定每月逢六，由镇卫生院派人巡诊，每次一上午。“这三个半天，实际上很不容易。本身，院里也是泥菩萨过河，只能借助巡诊稍微缓解一下。”天荒坪镇卫生院院长蔡国廷坦言。扎根乡镇24年，他又何尝不知村里所需所急。

相比章村，毗邻县城的天荒坪镇“空巢率”稍好些，但也不容乐观。8个村级卫生服务站，目前有两个空着，可再过几个月，西鹤村也将加入其中。而剩下的5名村医，仅有一人未过花甲。这意味着，“空巢”就是眼跟前的事儿。

“从60岁到65岁，后面又一延再延，最终政策定到70岁离岗，已是不能再晚。我们必须考虑到村医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超龄并非长久之计。”谈起现状，安吉县卫健局副局长沈巍无比担忧，“若不采取措施，五年内将近一半会‘空巢’。”

两度“失败”再出发

一边是“能中会西”的“赤脚医生”加速退出舞台，另一边则是青黄不接、人才断档的尴尬境地。面对村医奇缺难题，安吉不是看不见，早在2007年，就开始破解之旅。最早时，当地委培大学生村医。起初面向全省招，后来考虑到方言不通，缩小到面向县内招，持续了五年，培养了71名村医。

老家是大溪村的翁圣斌，就是委培班的大学生之一。2012年，她从湖州师范学院临床医学大专毕业，回到本村当医生。因为没有编制，加上待遇低，其实毕业那年，她就尝试考编。首次失利，翌年再战，如愿后便去了乡镇卫生院。好不容易盼来的年轻人，又跑了。

▲翁圣斌在老家大溪村为老百姓提供巡回诊疗服务。

如今，32岁的翁圣斌已是院里的业务骨干。记者采访当天，她正好被派到大溪巡诊。虽然自己就是本村人，也明白陈书记的燃眉之急，可翁圣斌始终无法下决心回村，能做的就是尽量多回娘家住，万一夜里头有人寻医，也能有个照应。

本地人吃住方便，尚且想着拔腿就跑，外地人作为异乡客，尤其是女孩子，自然更是心神不定。当时，有个年轻女孩分到天荒坪镇，头天进村，因为淋浴房毗邻村道，玻璃虽糊了塑料纸，可毕竟只有一窗之隔，深夜还有人路过，恐惧感油然而生。第二天，她就交了辞职信，仓皇出逃。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71人，已无一人留在村里。吸取“教训”之后，2012年，安吉调整政策，实行招录并轨的定向培养，只要毕业去村里就给编制。结果同样不如人意：因为不是本村人，吃饭、住宿等生活问题难以解决，扎不了根，自然很快全跑光。

李贵洪去年履新安吉县科技局副局长前，一直在县卫健局，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两次探索。对于大学生们的“出逃”，县里其实也无可奈何，无法加以阻挠，可从内心讲，同样临床医学出身，又远离故土的李贵洪，其实很理解。

“当年的‘赤脚医生’为什么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这绝不是简单的编制问题、吃住问题，里头还有人文融入问题。因此，本土化培养很关键，既要热爱医疗事业，又要热爱这片土地，并且对村医要有清晰的职业认知，同时还得有一定的收入保障。”李贵洪说。

本土化，关键词应运而生。按规定，从事医疗卫生必须得有相应的执业资格，而前提是医学科班出身。即使有青年农民真有意愿当村医，如何走上职业舞台？时代不同了，肯定不能像几十年前一样，短短数月就“赶鸭子上架”。

巧合的是，两项改革的推出，让这道难题仿佛有了解法。当时，为传承中医药文化，可以采取“师带徒”，快捷又实用，为没有医学背景之人，取得执业资格提供了通道。但拿到《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的这类人，只能从事中医服务。

于是，另一项改革成了“黄金搭档”。有了“出师证”，实习一年后，就能报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这意味着，就能提供中西医诊疗服务。对于百姓而言，村医或许无需多高学历、多高技能，但必须是“万金油”。

“失败”两次后的安吉，重新出发，开座谈、搞调研、定政策。2018年5月，“中医师承+定向培养”的本土化村医招录计划正式推出。依照政策，完成两轮考试后，学员定向回到村级卫生服务站后，再予以学费补助，并且给事业编制，收入估算也能有十多万。

当然，有言在先：八年内，学员未能取得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不予补助学费、也不签订聘用合同；而学成后，若不回村或中途离职，则视作违约，不再保留编制，追缴补助经费，关键还将录入信用平台和失信记录。

重回“象牙塔”

2018年，秋日入学季，坐在大巴车导游座上的薛峰，内心澎湃不已。他的任务是送学员们到浙江中医药大学，开始为期一年的封闭式中医理论学习。“85后”薛峰，也曾在村级卫生服务站待过，如今已是安吉县卫健局中医管理与科技教育科的科长。在他看来，这次送行犹如火炬传递，自己虽只是一介“摆渡人”，但对于安吉村医事业而言，值得被永远铭记。

比薛峰更加兴奋的是后座的青年们。公告发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县51个村的报名人数达到270多人。为了答疑解惑，也为了避免日后矛盾丛生，县卫健局专门办了场政策宣导会。偌大的会场被围得水泄不通，远远超出预期。经过多轮考察，最终44人入选，组成首届中医师承定向培养班。

安吉县卫健局局长凌逸刚告诉记者，学生们一腔热情，但为了防止四年后“一地鸡毛”，县里坚持宁缺毋滥原则，充分考虑培养对象的学科背景、家庭情况、出发点等，有7个村就无一人入选。因此几乎每个人，都是精挑细选而来。

这个班很有意思：年龄相差十多岁，最大的工作已十年，最小的高中刚毕业；再看职业，有老师、有消防员、有退役军人、还有银行柜员；11位本科生，25位大专以上学历，有中途辍学的，也有高考失利的；当然，有人冲梦想而来，有人奔编制而来，也有人为家庭回归。

“90后”罗梦玲从小酷爱医学，高考时一分之差落榜医学院，最后读了工商管理专业。看到公告后，她几乎不假思索就报了名。“坐在教室里，我常感到恍惚，就如同一场梦，没想到还能从医。”同学圈里，罗梦玲成了一个“传说”。

年龄最大的黄璐璐，同样热爱医学，发挥失常只能退而求其次，进了一所大专院校读药学。毕业后，她入职安吉某知名药企，一成不变的工作，总觉得少了激情。当时报名年龄上限是28周岁，但考虑到黄璐璐有医药背景，加上意愿强烈，县里为这类人员开了“特殊通道”，终于圆了她的医生梦。

与罗梦玲、黄璐璐不同，丁方纪烨来报名，是被母亲丁红梅动员来的，起初还有些不愿意。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高不成低不就，当时在一家竹木公司暂先安顿。母亲认为，医生工作体面，也算“铁饭碗”，还能照看家里，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比眼下强。被劝导了一周，他才听从建议。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踏上这趟大巴，都意味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将发生180度转变。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重返大学校园，心境各不相同，而机会来之不易，强度也不容小觑。一年半时间，他们必须学完普通本科四年的中西医理论课程。厚厚的“砖头书”，内外妇儿，哪科都重要，哪章都要紧。

“上午集中授课，下午和晚上自修。管理很松散，但大家都很拼，基本上没有人逃课缺席，也没有人睡觉、打游戏。第一排座位，几乎从没空着。”罗梦玲被推选为班长，对比之前的大学生活，深有感触，“或许，谁都格外重视这次机会；又或许，必须完成考试，才能尽早工作。大家都知道利害轻重。”

中间有半年时间，学员们需回到安吉，进行中医师承的跟师学习。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医文化，满足农民对中医药的服务需求，县里特别聘请了30位副高职称以上或从事中医超过15年的医生，作为学员们的师父，还专门举行了一场正儿八经的拜师礼。

▲学员们在安吉县中医院轮转学习。

丁宪春是安吉县中医院的“名医”，这次收了两名徒弟。他的老家在杭垓镇姚村，也是个偏僻的小山村，卫生服务站空了大概十多年。86岁的母亲仍独居在村，丁宪春虽每周回家，可他觉得，哪怕自己是医生，家门口的卫生室还真缺不了。

“我挺佩服这帮年轻人，也深感安吉这次探索的价值意义。坦率讲，由于缺乏系统的培养，他们的医学基础或许不够牢固，但他们真的很刻苦，过程也很认真。”丁宪春说，也因此，自己格外关照两位徒弟，比带全日制的本科和研究生，显然要花更多心思和时间。

让“师父们”没有失望，这帮青年很争气。去年4月，大家首次参加出师考，分为实践和理论考，有31人两门都过，顺利拿到了“出师证”，另有3人通过实践考。整体通过率达69%，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一倍多。

路漫漫其修远兮

当初被母亲“逼”来的丁方纪烨已经爱上了自己的职业，这缘于在急诊科轮转时的一次生命教育。“当时，跟着老师去车祸现场转移病人，眼睁睁看着生命消逝，无能为力。”面对死亡，他没有恐惧，瘫坐在抢救室的塑料凳上，一股使命感和责任感涌上心头。

现在，丁方纪烨最大的担心，来自于“本领恐慌”。自己并非科班出身，过去三年多里，每天都如饥似渴地看书，压力和强度比高考还大，毕竟到了村里就得独立挑大梁。想到病人、想到凶险，他还是惴惴不安，深怕辜负了身上的白大褂。

严格来说，丁方纪烨即将被派往的上墅乡罗村，卫生服务站已属“空巢”。前一任村医退休后，老百姓三天两头跑乡里反映。无奈之下，邻村的村医李阿荣被派来临时支援，可他也年届67岁，就盼着小伙子赶紧下村。

相对而言，黄璐璐就幸运得多，她要去的是上墅乡刘家塘村。这个村招医生，并非为了补缺，而是业务繁忙，人手不够。眼下，卫生服务站已有5人，3名医生，护师和药师各1名，全年有2万多人次的诊疗量，周边几个村的老百姓都上这儿看病。

▲一村民正在刘家塘村的卫生服务站付款取药。

52岁的卢永琴是刘家塘卫生服务站的带头人，记者采访的当天下午，她还得赶去县里参加“两会”。可病人实在太多，一上午号子就有100多个。从小，黄璐璐家就与卢永琴的诊室门对门，或许正是耳濡目染，种下了医学种子。现在，邻里成了师徒，卢永琴答应，待她正式入职，收了做“关门弟子”。

▲刘家塘村的村医卢永琴在接诊病人。

但毕竟，刘家塘只有一个，更多的村卫生服务站或已经、或濒临“空巢”。如同丁方纪烨一样，绝大部分人上岗后，没有前辈给予指导，也没有时间让他成长。对此，同行的薛峰告诉记者，县卫健局已考虑到这一情况，待他们正式进村服务之前，还将组织进一步的培养计划，提高其业务能力。

无论如何，四年时间，这批果实成熟在即，这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在章村镇郎村，关门数年的村卫生服务站，一度成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得知有个年轻人叫潘浩韵，马上就能学成归来，郎村上下欣喜不已，正筹划着重新恢复服务站。

在凌逸刚看来，有了这帮年轻人，接下来的“健康驿站”共富班车才能有“司机”运转。根据计划，安吉将投入1.8亿元，三年内利用数字化技术，持续改造提升一批村社卫生服务站。郎村同样赫然在列。

“如果没有村医，没有懂技术的年轻人，设备再好，站点再智慧，依然派不上大用场。当然，有了数字赋能，也可以让更多医疗资源下沉，成为年轻村医们的‘左膀右臂’。”凌逸刚坚信，新一代“赤脚医生”今后将大有可为。

当然，留给安吉的题目还有很多，年轻村医们的道路才刚刚起步：留不留得住？用不用得上？入职后，进修通道如何？怎样提升技能？收入是否满意？还有，对于村医的要求，同样也日趋多元化：除了看病给药，还有公共卫生、养老服务等。他们跟不跟得牢？想象与现实的差距，最终又会让多少人选择退出？

安吉并不避讳这些现实问题，从头到尾也没把这场实践捧得过高，亦没有火急火燎全面推开。迄今为止，这仍是唯一一届本土化村医班。就目前而言，效果超出预期，安吉才准备择期推出第二批。不过，该做法已得到社会关注，不仅被一些地方参照学习，还被写入了浙江省中医药的“十四五”规划。

长路漫漫。至少，在上一辈村医的坚守之后，新一代也望到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