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朱从玖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任上落马。在2012年5月出任浙江省副省长、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金融副省长”之前，朱从玖任职证监系统长达20年。他离开前的职务是证监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同时兼任发行监管部主任，这意味着从2008年11月起，朱从玖主管证监会发行工作近四年。朱从玖因何落马尚不得而知，但是外界纷纷猜测或与发行工作相关，毕竟其2008年从上交所回归证监会任职时，正是接替“发审皇帝”姚刚的职位。发审领域一度是证监系统腐败的重灾区。一方面是核准制下“上市资源”稀缺；另一方面是证监会发行部门、发审委手握重权，两相结合，加之发审领域一度缺乏公开透明的机制，使得发审领域权力寻租频发。2021年以来，一场针对发审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悄然展开。两年多来，伴随着多名发审领域实权官员被查，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今年告别核准制，迎来全面注册制。人们不仅期待一场针对发审领域的彻底肃贪，更期待全面注册制下发审领域的制度性变革，这可能才是终结这一腐败重灾区的关键。图/视觉中国发审反腐“收网”与朱从玖一样，姚刚自2004年7月起出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兼任发行监管部主任，直至2008年。后经审理查明，仅2007年1月至4月，姚刚利用担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的职务便利，获悉相关公司重组上市的内幕信息，使用由其实际控制的他人股票账户在关联股票停牌前买入，复牌后卖出，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10万余元。姚刚已于2018年9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姚刚从2002年起便出任发行监管部主任，此番朱从玖落马，意味着2002年至2012年这十年间，证监会两任发行监管部主任相继落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注意到，近年落马的发审领域官员，多在这一时期任职于证监会发行部门，如迄今为止涉案金额最高（超过2.74亿元）的证监系统落马官员童道驰，曾于2006年8月至2007年4月短暂出任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此外，曾短暂存续的证监会内设部门——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即创业板部，又堪称发审领域腐败重灾区。“发审领域的腐败可能会消停一阵子。”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慨。在他们的印象中，前两年有一批发审条线的官员落马。这样的感受指向2021年、2022年几名曾共事的发审领域官员密集落马。2022年5月，证监会会计部主任王宗成“落马”，他常年任职于发审领域，2012年4月至2016年7月，王宗成担任证监会创业板部、发行监管部巡视员兼副主任。在今年2月公布的王宗成“双开”公告称，王宗成腐败行为贯穿职业生涯各个岗位，首先便点出其利用证券发行审核职权为他人谋取巨额利益。就在王宗成被宣布接受调查8天之后，时任民生证券董事长的冯鹤年被查，2015年“下海”前，冯鹤年长年任职于证监会系统，并于2012年7月至2013年12月短暂出任过创业板部主任。冯鹤年是创业板部“末代主任”。伴随创业板开市，“创业板部”成立于2009年年底，当时证监会的发审监管机构主要有三个，其中发行部负责主板（包括中小板）发审监管，创业板部负责创业板发审监管，公众公司部负责三板发审监管。这种机构设置延续至2014年2月，发行部、创业板部合并为发行监管部。创业板部成立之初，设一位主任与三位副主任，其中的两位副主任李量、曾长虹也相继落马。李量“落马”时间较早，发生在2014年12月。作为创业板部成立之初的副主任，李量曾组织参与创业板发行法规规则制定及发行审核工作，并组织设计证券发行上市保荐的设计、法规制定，及第一次、第二次保荐代表人胜任能力考试命题设计及题库建立。而与2012年便被调至证监会机关党委工作的李量不同，自创业板部成立至取消，曾长虹始终出任副主任。2021年10月，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落马”，距离其2019年8月从证监会离职已经超过两年。自2001年起，曾长虹在发审领域工作时间长达16年。特别是在2009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她先后出任证监会创业板部副主任、发行监管部副主任。也就是说，在创业板部存续的4年多里，目前已有一名主任、三名副主任“落马”，其中李量与曾长虹更是共事多年。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三名副主任的“落马”或多或少与他们在发审领域的任职经历相关。如曾长虹的“双开”公告措辞便颇为严厉，称曾长虹丧失理想信念，以贪心取代初心，长期在证券发行审核关键岗位工作，“靠发审、吃发审”，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妄图逃避监督监管，继续恣意敛财。此外，曾长虹放弃监管职守，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企业发行上市、再融资审核等方面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严重破坏发行审核秩序，损害证券监管形象。贪婪无度，纪法意识全无，甘于被“围猎”，大肆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和拟上市公司股权。“靠发审，吃发审”，显然离不开利用发审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曾长虹、王宗光的“双开”公告中均能看到类似表述，只不过其涉及哪些企业的IPO尚不得而知。而根据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可知，2000年至2012年，李量利用担任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行审核一处处长、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广东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或上市提供帮助，并于2000年至2013年收受上述公司投资人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93.6万元。近两年多位发审领域厅局级官员密集被查并非巧合。2021年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坚持风险防范和腐败问题治理同步，深挖风险事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对证监会证券发行注册全业务链条公权力运行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净化政治生态和资本市场生态。2021年以来针对发审领域腐败问题的专项整治，也成为核准制时代“落幕”的一个注脚。4月10日，沪深交易所主板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连线开展。图/视觉中国发审领域缘何腐败高发？李志玲曾被称为证监会“最牛女处长”，历任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审核二处主任科员、审核四处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监管六处处长等职位。其在2021年专项整治之前便已落马。2014年，中纪委驻证监会纪检组便收到举报李志玲受贿的材料。2015年6月，李志玲被开除行政职务，并移送司法部门，其前夫乔东方也在之前被捕。北京二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显示，李志玲与乔东方共同受贿逾3600万元。此外，李志玲还向某知名上市公司CEO索贿540万元及奔驰汽车一辆。李志玲与前夫的第一起共同受贿发生在2007年至2009年间。此前，浙江某公司意图上市，负责审核财务的正是李志玲。后来，该公司提出再融资，却被山东一家企业举报。最终还是因为李志玲审核，使得此次再融资成功通过。于是，当李志玲提出想去杭州游览时，老板过某不但主动去接，还提出要用钱款报答。最终，老板安排司机向乔东方提供的账户打了800万元。从李志玲的案例不难看出，哪怕是发行部门的处级官员，依然手握实权，可以与企业进行利益交换，这与核准制下发审流程密切相关。证监会曾公布核准制下发审的十大环节：受理、反馈会、见面会、问核、预先披露、初审会、发审会、封卷、会后事项审核、核准发行。其中，初审会与发审会是至关重要的两个环节。有资深券商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发行监管部主要负责初审：审核申报材料，进行问询，即业内所谓“下反馈”，要求拟上市企业回复，最终形成初审意见，发行部会将初审与申报材料一同提交给发审会。“初审环节一般有两名审核员，一位负责财务问题，另一位负责法律等非财务问题。”发审会则由通过抽签选取的7名发审委委员组成，而发审委委员由证监系统内与系统外人士组成，也就是既包括证监会与地方证监局的技术官僚，也包括券商、律所、会所的资深从业者。发审会结合申报材料与初审意见进一步提出问题，也就是发审委工作函。在问询与回复结束后，最后一步会安排发审会投票，需要7名委员中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过会”。由此可见，决定一家企业能否“过会”的决定性因素是随机抽取的7名发审委委员。2021年以来，也确实有多名发审委委员接受调查。2021年下半年，上交所审核中心副主任操舰、天健会计事务所原副总裁陈翔、国泰君安投行部总经理朱毅先后被查，三人都曾出任三届主板发审委委员。其中，操舰被指“将发行审核权异化为谋利工具，非法收受大量财物，通过入股拟上市公司非法谋利，数额巨大”。证监会曾于2003年12月对发审委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废止了《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颁布了《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和配套的《工作细则》，上述变革的核心是提高发审委工作的透明度，加强对委员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取消了原来的发审委委员身份必须保密的规定，为提高发审委工作的透明度，还规定了更为公开透明的审核工作程序，例如要求证监会有关职能部门在发审委会议召开5日前，将会议审核的发行人名单、会议时间、发行人承诺函和参会委员名单在证监会网站公布。在发审委委员身份保密的时代，时任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的王小石涉嫌出售发审委委员名单获利数十万，被检方调查起诉。其实，尽管发审委委员拥有最终投票权，但是作为证监会内设机构的发行监管部依然扮演着核准制下权力核心的角色。“首先，初审由发行部负责，初审过程中如果审核员判断企业有明显财务造假嫌疑、信息披露极度不充分等问题，可能会在初审环节反复问询企业，也就是经常会看到的‘多轮问询、多轮反馈’。此外，还会通过‘窗口指导’的形式劝退企业，劝说企业主动撤回IPO申请，否则将对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有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这使得如果一家企业需要疏通关系上市，需要涉及整条发审条线，从初审到发审环节，往往从初审审核员开始‘攻略’。比如发行部分管法律与财务审核这两个处室的处长、副处长也会成为‘围猎’目标。”前述业内人士表示，尽管发审委委员拥有最终投票权，但是委员或是工作关系在证监系统，或是日常工作受证监部门监管，“尤其是对于一些证监系统外的发审委委员而言，券商、律所、会所人士也要做IPO项目，因此不要说发行部门主任、副主任，恐怕连关键处室的领导的面子也不敢不给。拥有行政级别的人士与市场人士拥有的话语权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像李志玲这样发行部门处级官员也可以进行利益交换的原因。因此，更加公开透明一直是发审领域改革的方向。早在2015年11月，证监会曾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发行审核权力运行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条件明确、标准清晰、程序规范、公开透明、集体决策、全程留痕、监督有效”的发行审核权力运行机制，对发行审核权力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权力寻租和腐败风险的事项、环节进行全面梳理排查，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完善和改进措施。例如，其中明确提到，规范审核全程留痕，发审会全程录音录像。再比如，对发行人存在的问题是否构成发行融资障碍、是否影响审核进度等重要事项的确定，均应履行集体决策程序，任何处室和个人无权单独对企业问题进行定性或者叫停审核进程。权力过于集中，这是核准制下发审领域腐败的重要原因。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郑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方面，“首次公开发行”是一种比较稀缺的“上市资源”，作为资源有着其额外的价值，因此，市场上“抢着挤破头都要上市”的局面会诱发一些市场主体“抄近路、走捷径”的不良动机，这是发行人侧的根源；另一方面，主要还是核准制下，当上市这种稀缺的市场资源的决定权掌握在监管部门手中时，因为监管权力过大、过于绝对化所引发的廉政问题。注册制是解药吗？“从券商角度而言，2013年执行财务大核查之前，财务造假的成本较低，核查的力度不足，因此早年财务造假时有发生。如今券商发现一家企业有问题，很少会通过疏通关系等方式帮助其上市。但是在一些模糊地带，企业可能有法律、运营等方面的瑕疵，此时如果有监管部门资源，通过私下咨询的形式往往能得到更准确、及时的反馈。”前述券商人士告诉记者，这种关系可能更多用于了解最新的内部审核尺度。“不排除顶风作案的可能，但是通过疏通关系给造假企业开绿灯几乎不太可能。”2023年2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称，自2021年以来，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织持续开展证券发行审核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从证监会派出机构到证监会机关发行监管部，从在职人员到离职干部再到市场中介机构从业人员，从深挖细查腐败背后的作风问题到对各种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行为进行重点打击，严肃查处了曾长虹、王宗成、冯鹤年、操舰等人违法犯罪问题，为全面注册制改革扫清障碍。今年2月，注册制改革完成“三步走”中的最后一步：启动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此次全面注册制改革的亮点之一便是：监审分离、放管结合，证监会和交易所的职能定位更加明确，前者负责注册，后者负责审核，延续了此前试点阶段交易所审核、证监会注册两个环节的审核注册架构。在交易所审核环节，主要关注“两符合四重大”：判断企业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否符合板块定位；发现在审项目涉及重大敏感事项、重大无先例情况、重大舆情、重大违法线索的，及时向证监会请示报告，由证监会进行把关。在证监会注册环节，证监会基于交易所审核意见依法履行注册程序，在20个工作日内对发行人的注册申请作出是否同意注册的决定。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审核流程的优化绝不意味着审核要求的放松，审核把关会更加严格。”交易所承担审核主体责任，证监会将加强对交易所审核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考核，督促交易所提高审核质量，比如督促交易所建立健全“防火墙”、加强质控部门和上市委、重组委把关责任等内部制衡机制。注册制之下，“交易所审核+证监会注册”的架构被外界给予减少发审领域腐败的期望。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在审核注册流程方面，要建立分级把关、集体决策的内控机制，防范权力过于集中。“这样的架构相对有效地区分了作为市场一线的自律组织和作为政府部门的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行政权变小了，市场权变大了。”郑彧认为，在市场权变大的同时，为了防止自律组织内部人员寻租风险，又通过两个方面的制度减少市场寻租的可能：一个是“透明审核”，即无论是从受理材料还是问询发行人以及中介机构的反馈，整个审核周期对市场全过程透明，便于市场各方主体的监督；另一个是上市委员会的组成结构变化，新一届负责表决的上市委员会大都是由行业主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监管部门的骨干人员组成，在组织约束和纪委监督下，上市委员会的决策过程做到有案可查、有迹可循，最大程度地减少寻租的可能。在过往的发审委委员中，来自证监系统内部的委员被称为“专职委员”，提高其占比一直是发审委改革方向。“从业内来看，新的审核注册架构其实将证监会审核权力下放至交易所，交易所新增审核中心等机构，原本设立在证监会层面的发审委，转变为交易所层面的上市委。流程其实与此前大同小异，交易所的审核中心初审，形成初审意见后提交给上市委表决是否‘过会’。‘过会’后需要再报证监会注册，注册工作仍然由发行监管部负责。”有券商人士向记者表示，更为实质的变化是从原来仅由证监会层面审核，转变为交易所、证监会“两审制”，证监会的注册环节实质也会进行审核，很多企业都是在证监会注册环节被打回交易所重新审核。“从反腐角度而言，监审分离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核准制之下，只需‘拿下’发行部门相关领导即可，但是新的审核注册架构之下，证监会不负责审核，但是交易所审核完毕后仍需向证监会注册。”前述券商人士向记者感慨，过去企业疏通关系，往往目标比较明确，但是现在通常不知道该找谁。“如果找交易所人士，还需面临证监会注册程序的不确定性，而且企业申请上市过程中由发行部哪个处室对接注册工作也不确定。因此在审核流程中增加一道程序，也意味着疏通关系的难度增加。”显然，“防范权力过于集中”仍是关键。今年5月，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系统内干部轮训班上发声，指出“以强有力监督打造廉洁的注册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组长、证监会党委委员樊大志则指出，“聚焦注册制改革公权力运行实际情况强化廉政监督，加大力度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在国家医保DRG付费技术指导组组长、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主任郑杰看来，DRG模式下确实存在一些先天顽疾，但相关部门正在通过特殊病例除外支付、更合理的DRG分组方式来逐步解决。一位肺炎并发呼吸衰竭的老年患者被收治在武汉某三甲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张栋的病房内。10天后，他的病情趋缓，但不算治愈，张栋就决定告知病人出院。张医生的决定很大程度因为，这位患者住院费用已达1.9万元，按照新标准，他只剩约1000元的治疗额度——超出的部分，很可能需要医院来承担。如果按照之前的收费模式，这位患者可以在恢复到更好时出院，但在DRG/DIP改革后，医生开始考虑了病情之外的东西，“还要学当会计师。”张栋感慨。DRG/DIP改革是指，医疗费用结算由按项目付费变为按病种付费。以往，按项目付费时，患者住院期间的诊断、检查、治疗按项收费；而按病种付费，是将一个病种的所有费用打包，不论治疗过程使用了多少药物、耗材，每个病种都有提前设定的付费标准。如果医院的治疗费用低于打包价，就能获得差额，成为利润；如果医院治疗时超出打包价，医保部门会拒付超额部分，医院可能出现亏损。这场医疗付费模式改革在患者端也产生了一些涟漪：比如有患者感到医院开的辅助药物变少了；不过，也有身患多类疾病的重病患者遭遇医院拒收。一位天津的医生就遇到过此类情况，一位老年患者同时身患胃肠道肿瘤与心脏病，单是胃肠道肿瘤这一个病就可能超出DRG额度，如果在同一家医院同时治疗心脏病，超额更大。在被多家医院推诿后，最终这位老人托关系以自费的形式住进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郝永强说，在上海这样一个老龄化高的城市，临床上经常会遇到需要置换关节的老人同时身患肿瘤、糖尿病等。尽管医生们颇有微词，部分城市的三甲医院顶住压力拖到今年才勉强参与改革，而医保部门更愿意将这些问题视为“改革期的阵痛”。在国家医保DRG付费技术指导组组长、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主任郑杰看来，DRG模式下确实存在一些先天顽疾，但相关部门正在通过特殊病例除外支付、更合理的DRG分组方式来逐步解决。郑杰认为，DRG改革是撬动中国医疗界转轨的支点。“过去44年，中国医院一直是开放式的发展环境，实行按项目付费。按病种付费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全方位转轨。”按病种付费最初出现在美国，被视为打击“过度医疗”的利器。在中国国家医保局看来，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医疗保险无论短期或者长期的收支都难以平衡，按病种付费替代按项目付费，能够使医、保、患三方各自利益最大化。自2022年国家医保局启动“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以来，这一年半时间里全国已有206个城市实现住院费用按病种（DRG/DIP）实际付费。到2025年底，按病种付费要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开展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基本实现病种、医保基金全覆盖。一、加班写病案试行DRG已经半年，重庆某区县医院普外科医生冯雷仍然发懵。这家医院推行DRG的第一步是，教医生写病案。“以往填写病案是将最严重的疾病写在第一位，现在需要将花费最贵的疾病写在首位，因为DRG报销时看的是首要诊断。”病案现在成为了医保付费的核心依据。病案主要诊断决定了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张栋举例，一位并发呼吸衰竭的肺炎患者，在填写病案时，如果将肺炎写在前、呼吸衰竭写在后，费用只有8000元左右，如果将呼吸衰竭写在前则可以有2万元左右的费用。对病案填写的及时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必须在患者出院3天内完成。接受采访时已是晚10点，冯雷正在电脑前加班写患者病案。郝永强说，“DRG给医生增加了很多事务性工作，国外的医生都配备好几个秘书，比如有专门写病史的，国内是没有的。”DRG试行后，原本存在感很低的病案室主任成为临床医生眼前最活跃的医院行政人员。医生们常常会接到病案室打来的电话，被告知病案填写出错。不少医生都显得茫然。“我就像一条闷头游的鱼，游到哪里算哪里。”谈到DRG/DIP改革，浙江某三甲医院科室主任徐勤语带沉郁，他年近50岁，参加了两三次医院医保办组织的DRG培训，但一次也没听懂。对他来说，DRG数据的复杂程度如同财务报表。在医保办给出的结算统计表里，有好几列数据，会列明每个病例的费率和权重，DRG支付标准是根据费率和权重得出的，病例实际住院费用与DRG支付标准相比后，会被判定为属于正常数据还是高低倍率数据。高倍率数据常常意味着治疗该患者产生了亏损。“看到那些数字我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头晕。”徐勤索性不看了，面对病人时，继续以他认为合理的方式开展治疗。二、当DRG与绩效挂钩徐勤对DRG规则的“漠视”很快收到了反馈。一年时间，科室治疗产生的需医保支付的费用比医保实际结算额多出100多万元，这些钱将由医院自行承担。目前医院还没有把亏损额与徐勤科室业绩完全挂钩，但院领导会拿出当地同级医院的数据，对比徐勤科室同病种费用，给他一点警示。徐勤不淡定了，只能硬着头皮算账。以往的管理主要是单项指标，比如降低抗生素使用率，他让医生注意适应症把控就能完成目标，但DRG要求的管控总体治疗费用超出了徐勤的能力范围，“总不能拿着算盘站在医生后面提醒他是否超标”。他戏称，未来可能需要找一位“精算师”。而在已推行DRG两年多的武汉，张栋的医疗组就设置了一位“精算师”。由一位医生专门负责紧盯住院患者费用，一旦估算即将越线，该医生就会立即发出控费提醒。张栋本人也逐渐摸清了DRG规则，“起初每个月都被扣钱，有时一次被扣两三千，现在被扣得少了。”多次扣钱后，在收治患者时自然会判断出什么样的患者更容易有结余。这可能导致医生在患者治疗效果与医院效益间权衡。一位医生举例说，冠心病患者因为病变程度不同，需要的心脏支架数量也会不同，在DRG规则下，可能放得越多赔得越多。“我相信，绝大多数医生是站在治疗效果角度去考虑的，但如果多次赔钱，恐怕也不得不有新的考量。”除了费用超额带来的压迫感，费用过低也将吃“黄牌”。张栋举例说，一个肺炎病人，假如DRG给付的费用是6000元，而这个病人实际只花了2000元，可能会被判定为低标准入院。低标准入院是指，医院将不需要住院的患者收治入院，从而可获取更多医保基金补偿。同时，如果过多收治轻症患者，也将导致绩效考核中的CMI指数（反映技术难度的指标）过低。徐勤感到，临床医生被逼戴着各种指标“镣铐”跳舞。三、重症科和新技术DRG带来的剧变在重症医学科体现得更为明显。在线上医学论坛上，有重症医学科医生称，“收一个赔一个”。程慧是河南某地级市三甲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最近，DRG是她和同行们交流最多的主题。重症医学科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收治的病人病情重且复杂，而DRG按单病种付费往往无法与这些病例的情况契合。在每个病人的病案首页，一般会有主要诊断、次要诊断、其他诊断共十多个空格，其他科室一般填写一两个空格就能将疾病情况涵盖完全，但重症科病人常常是十多个空格用完还不够。例如，某位老年肺炎患者，可能合并呼吸衰竭，还有基础性的心脏、肝脏、肾脏疾病，另外还可能合并低蛋白血症、贫血、电解质紊乱等等。DRG/DIP要求只按主要诊断的病种付费，这就导致重症科室亏损的可能性极大。在院内，DRG下转科也是一个难题。重症医学科往往接收其他专科病情严重的患者，在但单病种付费模式下，其他科室考虑到重症科室花费高，往往不想把患者转到重症科，因为这将拉高该患者的治疗费用，进而超出额度。即使是一个单病种病人，重症科室也可能亏损。比如重症感染，部分病人只需要做一两次血液净化，但有的病人需要做十多次。程慧介绍，2022年她所在地级市开始推行DIP付费，这一年，她所在医院亏损超过了4000万元，重症医学科就是其中亏损额度排前的科室。政策制定方也意识到这一点，郑杰表示，重症医学科、老年科等新兴科室与DRG分组规则不是特别贴切。DRG出现在40年前，当时的西医还是以解剖学、病理学为基础划分出骨科、血液科、心血管内外科等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而重症医学科、老年科这类科室是出现在西医向综合施治方向转变之后。针对重症医学科面临的付费难题，相关部门还推出了特殊病例除外支付制度。程慧说，今年4月，全市的特殊病例除外支付共有7000多个病例，通过会议形式对每个病例进行讨论，确定哪些费用可报。按照规则，某个病例的花费超出了给定额度的4倍后，会被划为单病单议范畴。不过这样的解决方式，需要耗费不少时间和人力。郑杰介绍，目前纳入特殊病例除外支付的病例，参照国际经验一般控制在当期出院病例的5%以下。在部分医院，重症医学科还不算亏损最大的，亏损最大的是开展新技术较多的科室。“心血管科亏损最大。因为病种费用值是按照过去三年的平均治疗费用，但我们医院心血管科过去三年介入手术开展少。随着技术的成熟，2022年介入手术增多，费用超额较多。”河南省某三甲医院一位医生介绍。这位医生举例说，在新冠疫情中，不少医院引进了ECMO，用于救治心肺功能衰竭患者，随着大家用得越来越多，治疗可能越来越复杂，就很难用过往的费用均值来覆盖。还有一类情况是，在过去三年中从未开展过的新技术，无法涵盖在病组成本中。对这类情况，郑杰提出了新药、新技术除外建议。郑杰表示，北京去年率先推出了除外政策，对于经过临床论证、确实是未来发展需要的新药新技术，不纳入按病种付费，给予三年空档期，三年里实行新药新技术据实支付，三年之后再纳入分组方案。四、控制大处方DRG/DIP作为一项工具，临床医生们承认它有限制“过度医疗”的作用。对于费用超标过多的病例，徐勤一般会仔细查看相关医生的治疗方案，寻找超标原因。“原因可能是住院天数过长，或者是药品、耗材费用过高，再相应地进行调整。”徐勤说，大处方现象（即超常处方，无适应症用药）确实存在，需要杜绝。不过他认为，如果有更精细化的处方点评制度，给医生明确的临床提示，会比目前仅作费用限制更合理。萧樊所在的儿童血液科，是本医院内少有的DRG盈余科室。谈到她的秘诀，萧樊说主要是规范治疗，几乎很少使用辅助用药。她进一步解释，“咱们中国人有这个习惯，比如病人化疗时会加一点保肝、保心、保胃的药物，这些在我们科室是没有的。如果病人确实出现了肝脏等问题，医生需要写说明后才能开药，不能一开始什么症状也没有就把这些药物全加上去。”此外，萧樊科室的患者90%来自外地，在全国DRG未联网前，外地患者并不适用当地的DRG付费模式，这是她认为目前科室还未受到严重冲击的原因。据她了解，以本地患者为主的当地医院怨言较多。五、下一步在张栋的医院，每个月都会公开医生们各病种费用值，如果某医生超过平均线会十分显眼。张栋解释，医保给某病种定的支付额度主要依据全市同级医院历史平均治疗费用，只有实际治疗费用低于平均值时，医院才有收益，这也使得各家医院、各医生之间存在互相比拼，压低治疗费用的现象。医生们担忧，DRG付费额度会动态调整，如果各医院科室费用均降低，未来将会越来越低。“今年你花5000元达标了，但明年可能就降到4500元。”徐勤担心。“单纯的按项目付费已经成为过去式。”郑杰举例说，北京市66家实行DRG的医院在7个半月时间（2022年3月中旬至10月底）全都实现了盈余，共盈余了26亿元，最高的一家盈余额高达1.8亿元。在643个病组中，盈余病组566组，人次占比97%，亏损77组，人次占比3%。郑杰表示，这些数据说明DRG对大多数病例是合适的。在他看来，目前部分医生有怨言的一部分原因是没有从医院DRG盈余中兑现价值。他建议医院应该将DRG改革红利与医生绩效挂钩，“以前（按项目付费时）的绩效模式下，医生给科室创造的价值在于多开药、多用耗材，开得越多费用越高，绩效越高。现在应该转变为，在确保医疗质量前提下，DRG盈余越多绩效越高。”不过他也表示，DRG确实存在推诿重症、抑制新技术进步两大顽疾，不能把DRG过分神化。一方面各地可以通过新药、新技术除外的方式解决新技术受限问题，同时通过特殊病例除外支付制度兑付收治重症的价值。他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近期即将公布的国家医保局DRG分组2.0版本就将引入多学科综合论证，将多种并发症的病例考虑在内，尽管不会一步到位，但在逐渐使其更加合理。（文中张栋、冯雷、徐勤、程慧、萧樊为化名。本报记者张铃、姜鑫对此文亦有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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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酒因供需失衡，出现出厂价高于批发零售价的价格倒挂现象。据《广州日报》星期三（6月21日）报道，除茅台价格保持坚挺外，大部分白酒零售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部分白酒产品在线上出现了明显的价格倒挂现象。报道称，价格倒挂现象并非“6·18促销”造成，而是白酒行业今年上半年来的常态。其中有高端白酒跌破千元，报道举例，一瓶500毫升的52度五粮液普五第八代，建议零售价为1499元（人民币，下同，280新元），在京东旗舰店的到手价为1069元/瓶，在另一家京东酒水店上，算上大促补贴已跌至919元/瓶。澎湃新闻引述白酒行业分析师蔡学飞说，疫情导致消费场景消失，整个社会渠道库存过高，而市场需求转弱，几方面因素都导致价格倒挂。蔡学飞估计，可能超过八成酒企都面临着价格倒挂。另有业内人士透露，大多数白酒酒厂加快了产能扩张，并将成品酒压给经销商。然而经销商的销售速度无法跟上酒厂的压货速度，导致渠道中积压了大量库存。一名广州市的经销商说，经销商为了销掉存货，会压低卖价。...

LBank电信诈骗集团，总部办公地点此前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因为电信诈骗恶行累累，LBank核心员工中的部分成员曾潜逃出境（或已回国）。LBank（也名蓝贝壳LBank）除以往存在触目心惊的系列电信诈骗行为与犯罪事实外，LBank也正在进行系列电信诈骗。LBank涉及的系列电信诈骗如下：1、LBank交易平台侵吞FIL众多用户1.9亿巨额资金电信诈骗，以及其它的资金侵吞型电信诈骗；2、LBank售卖的一系列资金量巨大的各种套路型算力挖矿、理财产品等等电信诈骗；3、LBank交易平台99%以上空气币电信诈骗；4、LBank相关工作人员用各种马甲大量发行空气币电信诈骗；LBank交易平台以及LBank实控人、高管、核心人员、LBank投资方用各种马甲大量发行空气币行骗；5、LBank杠杆合约电信诈骗；6、LBank其它电信诈骗。在LBank相关社群，只要用户质疑LBank和追索被LBank侵吞的资产，轻则警告禁言，重或直接踢出社群、冻结账号。目前LBank的Q群、微信群因为维权和追讨被侵吞资金的人士过多，均已经被LBank解散。其APP内置聊天室里边用户询问被LBank侵吞资产信息、指责LBank诈骗信息，均被LBank删除撤回以及禁言。LBank电信诈骗集团工作人员，极其嚣张，当用户资产被LBank侵吞抱怨时，反而被其嘲笑是被骗的命，当用户再次哭诉时，则被直接踢出社群；或用户资产被LBank侵吞后，用户问原因时，直接警告别在群里边说这些，或禁言或踢出，当用户指责时则直接被其踢出；其社群也充斥LBank电信诈骗集团氛围组小号，组团欺诈社群人员，其氛围组业务骨干冒充志愿者、提前计划在出事时甩锅。LBank电信诈骗集团人员包含其所有员工和背后投资方：LBank实控人、管理人员、核心人员、LBank投资方、相关工作人员等等。LBank电信诈骗集团部分成员：何伟，LBank 联合创始人、CEO，团伙头目之一，其英文化名为：Eric He韦振飞，LBank创始人，团伙头目之一，其英文化名为：Allen Wei陈强，LBank 运营负责人，团伙头目之一，QQ：343431927，陈强外号“陈乡长”，其私人在上海创办的公司名称为：上海以北科技有限公司朱东升，LBank 商务负责人，团伙头目之一，电话 13062783013，微信：beck_zhu1沈陶磊，LBank 团伙核心人员之一刘玉，LBank 团伙商务，电话 15508692925，微信：Jelly0612lens微信名：BXJ1017，LBank 团伙核心人员之一团伙头目之一：何伟团伙头目之一：陈强（外号陈乡长）团伙头目之一：朱东升团伙核心人员：BXJ1017团伙商务：刘玉团伙社群管理人员：团伙运营：团伙其它部分成员（备注：LBank电信诈骗集团成员，包括普通成员，均未受胁迫参与，全部是主动参与电信诈骗人员）：...

6月19日，“券商一哥”中信证券的星期一开局颇不平静。先是早盘APP故障半小时，无法交易。虽然之后恢复了正常，但仍有不少网友发文质疑：“损失谁来承担？”之后，网络上又有关于2023中信证券招聘宣讲文案中明确指出重点招收“高净值客户客群、机构客群、银行等合作方介绍的生源”，再次引发了热议。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中信证券明确指出：“公司始终秉持平等、多元化的人才理念。我们致力于吸收拥有各种背景、掌握不同行业技能的人才，搭建多元化的员工体系。”《每日经济新闻》试图与中信证券方面进行沟通，求证此文案的真实性，但截至发稿，未收到有效回复信息。早盘APP宕机半小时谁该负责？6月19日早间十点左右，有网友发文反映中信证券交易系统的问题：“软件崩了，长达近二十分钟都是已报待撤，急用钱出不来，联系客服还不知道这个事，软件客服直接挂断，损失谁来承担？”之后，有投资者致电中信证券APP人工客服，人工客服表示，“出现问题的时间为10时05分至10时30分，10时30分就恢复正常了。”而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有投资者表示，其中信证券的账户在电脑端早盘可以正常交易。因此，出问题的应该只有手机APP端口。不过，作为“券商一哥”，中信证券此事仍引起了市场热议，而此前就有券商因为APP宕机受到监管处罚。另外，在当前市场两市成交额连续过万亿、赚钱效应显著的背景下，中信证券本次长达半小时的APP宕机，也让不少客户不满。比如，在某股吧中有投资者表示：“我是下单无法撤，看着跌，然后10点半左右一股脑成交了......”每经记者注意到，中信证券2022年年报显示，公司首席信息官、信息技术中心行政负责人为方兴。“方兴于2000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信息技术中心项目主管、总监、执行总经理，中信期货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方兴现兼任中信证券华南首席信息官、证通股份董事、中信证券信息与量化服务（深圳）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此外，2023年2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聘任张皓为公司首席风险官，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中信证券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共有资金账户1374.5万户。而这长达半小时的无法交易，中信证券是否会因此受到处罚，《每日经济新闻》也将继续关注。今年校招实习生源重点招聘“关系户”？除了今日发生的APP宕机外，中信证券今日还被曝出实习生重点招“关系户”。有网络截图显示，2023年中信证券的招聘宣讲文案中明确指出“充分利用大品牌大平台主动出击，连续三年进行寒暑假实习生招收，重点招收高净值客群、机构客群、银行等合作方介绍的生源”。根据截图，宣讲PPT赫然有“中信证券”的logo。图片来源：网传截图作为“券商一哥”的中信证券，在校招时明确要优先“重点招收高净值客群、机构客群、银行等合作方介绍的生源”，令行业侧目。在中信证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指出，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信证券致力于为员工创造多元包容的企业文化，提供完善的人才培训体系与科学的职业晋升通道。我们鼓励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赋能公司和行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中信证券明确表示：“公司对于员工招聘、入职、培训、晋升、激励、工作时间、假期、福利待遇、解聘等事宜，不因种族、宗教、性别、年龄、婚姻、容貌等而有差异，并严格遵循法律法规要求及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充分保障员工权益。”针对上述网络截图宣讲中明确提到的“关系户”优先，与中信证券提倡的社会责任则相反。今日《每日经济新闻》与中信证券方面进行沟通，求证此文案的真实性并想做进一步交流，截至发稿，未收到有效回复信息。不过，这种招聘“关系户”导向的潜规则，是否合理？标榜平等的用人文化而言行不一，是否对行业造成影响？某中小券商人士坦言，证券行业百余家券商竞争激烈，争夺人脉、资源肯定存在。但中信证券作为行业龙头，本身已占据了市场优势地位，如果像截图文案所述利用大品牌大平台优势地位主动出击，还将招聘带资源的关系户作为优先考虑，实际上有利用优势地位造成对中小券商不公平竞争的嫌疑。此外，中信证券这样的龙头一言一行不仅应考虑经济效益，也应符合社会效益。公然宣扬在招聘上媚富，不仅有违公序良俗，也是实际上对出身普通但愿意辛苦奋斗的莘莘学子的不公平。中信证券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年末，公司共有员工25742人。此外，公司还明确指出：“不断拓宽校园招聘宣传渠道，并多次举办院校活动，帮助在校大学生了解证券行业，加强高质量人才储备。”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ehz@cjz.vip...

有的牛散，眼看在国内挣钱容易被抓，选择了出国割洋韭菜，结果没想到，老牌金融国对这些小伎俩更熟悉，他们还是逃脱不了监管的手心。不论在哪里，割韭菜的大镰刀，都逃不掉秋后算账。近日，一条消息在金融圈刷屏了。“中国股票博物馆馆长”任良成，又被证监会处罚，一次性罚没2.97亿，而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被罚款了。1.屡教不改的“馆长”根据证监会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任良成由于在12个月内通过控制201个账户，先后操纵16只股票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最终被证监会没一罚三，合计遭罚没2.97亿元。这16只股正好是一半盈利合计2.759亿，一半亏损合计2.988亿，▲资料显示，这个哥们是股民中的元老，从1991年就开始炒股，玩大宗交易股票也有将近10年历史。而且，他在上海建了一座特殊的博物馆，是中国股票博物馆，展示了清朝、民国到现在的股票、认购证、债券等凭证，他真是把炒股当成了爱好，算是骨灰级发烧友了。任良成由于常年在股市割韭菜，监管给他下达了终身市场禁入通知。而且，这已经是任良成第四次被处罚了，早在2015年、2016年和2018年就分别被处罚，后面的两次都上了当年的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2.牛散的上岸之路：转战私募这些年，很多牛散大佬都转战私募，变成正规军。比如高毅资产的冯柳，早年在娃哈哈集团干过销售，没有大型券商公募的从业经历，但就因为喜欢炒股，辞职当了职业股民。他在股吧也很活跃，网名叫“茅台03”，在闽发论坛、淘股吧、雪球等网站发文讲投资理念和实盘记录。2012年“茅台03”在淘股吧发文，“过去9年我取得了93%的年复合回报”，算下来9年回报370倍。2014年，高毅资产的邱国鹭看上了冯柳，邀请他加入，成了合伙人及董事总经理。同样辞职干交易的还有厚石天成的创始人侯延军，从乌克兰基辅工学院毕业之后，就到哈尔滨电视台当了十几年记者，记者消息面响应快，期间他接触了股票、期货交易，还有量化。2009年，他选择离开电视台，全职做交易，还研发了量化策略。2014年，侯延军创立了厚石天成投资，自己当投资总监。但是吧，有一部分爱当镰刀的牛散，人虽然进了私募，实际操作还在沿用草莽的那一套，用各种违规操作割韭菜。开头说的任良成在2006年创立了任行投资，两年后在进入大宗交易市场，用来吸筹换庄，而且还对外宣传说自己 “能为企业在不违反国家法规前提下提供稳定可靠的大小非减持方案”，这就是市场上流行的灰色操作——“市值管理”，结果没能蹦跶多久被监管多次处罚。2021年，前私募冠军叶飞捅出的“爆料门”，也是玩的“市值管理”这套花活。当时叶飞在网上公开举报，说有至少11家上市公司参与了“市值管理”，分别是中源家居、东方时尚、维信诺、昊志机电、隆基机械、ST华钰、今创集团、法兰泰克、祥鑫科技、*ST众应、城地香江。据他自己说，举报的原因是在中源家居这个“单子”里，自己当中间人，却不仅没有收到中介费，找的下家公募基金和券商资管也没拿到尾款，可谓是被“黑吃黑”了。这之前，中源家居被媒体称为“业界第一杀猪盘”，果然名不虚传，连操盘手都“杀”。爆料一出，监管火速立案，很快就查实了多起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活动。没过几天，被叶飞提到的11家上市公司，再加上2家涉事券商，合计总市值蒸发了170亿，引发市场巨震。叶飞还说，有影视公司找他合作，准备根据他的爆料内容，拍一部金融犯罪题材电影：不过最后，除了进行股票配资、操纵市场的团伙被抓，叶飞本人也进去了，看来电影得出来再慢慢写剧本了。八妹再声明一下，金融圈内，任何性质的公司都没有“市值管理”这项业务的牌照。以后在外面听到这个操作，或者其他坐庄、内幕交易之类的花活，如果有详细的线索证据，可以上报证监会，查实还能领到奖励，最高30万：至于这些坐庄的牛散私募，只能叹一口气，明明都正规化、公司化了，基金账户在监管眼皮子底下盯着，还非得和以前用一样的手段，干绿林土匪的活儿，纯属自找的。3.常态化监管时代，庄家还能活吗？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监测手段也越来越厉害。证券从业人员借他人账户炒股，庄家操控多个账户，手机号、IP地址、设备记录，甚至董监高和任何人的通话记录，在监管面前无处藏身。更不用说，獐子岛的扇贝谎言闹剧，都让证监会用北斗导航卫星定位的数据揭穿，连着负责审计的大华所一起处罚，足见，监管的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抓住庄家黑嘴效率越来越高。今年，证监会已经发了35份行政处罚决定书，里面不乏知名牛散。比如，牛散吕美庆用18个账户操纵“长春燃气”案；比如，王法铜及其外甥用74个证券账户配资加杠杆坐庄“天龙股份”等四只股票，他过去就因为操纵股票吃了10亿的天价罚单以及市场禁入；再比如，微博大V易伟用76个证券账户配资操纵“三夫户外”案，一边坐庄还一边非法荐股收会费；从业人员当中也有“坏人”， 曾在恒泰证券担任投资部副总经理的管宣，就被在叶飞“爆料门”中被举报为中源家居案的下家。······另外，私募圈也掀起了注销潮。今年以来，已有1796家私募基金管理人被注销，去年全年也才2217家，现在已经超过去年的81%。有的牛散，眼看在国内挣钱容易被抓，选择了出国割洋韭菜，结果没想到，老牌金融国对这些小伎俩更熟悉，他们还是逃脱不了监管的手心。去年美国SEC就披露了一项判决，以山东王氏兄弟为带头大哥的26名中国牛散，在美股市场割韭菜，用的是老掉牙的原始技术“幌骗”——挂高买单推升股价然后撤单并卖出，交易记录数据明明白白，一查全有。他们在6年时间操纵3000只美股，获利超过3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34亿），罚单开出来7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02亿），连本带利赔个底掉。带头的王家利（Jiali Wang）还涉及“串谋证券欺诈罪”，最高可判处25年监禁。看来，不论在哪里，割韭菜的大镰刀，都逃不掉秋后算账。这几年，徐翔案、叶飞案、康美案、康得新案，都贯彻落实了“零容忍”的原则，让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非法配资、黑嘴产业链等犯罪活动无法躲藏，相信未来的A股，会变得更健康。参考资料：《四度被罚！牛散任良成被罚没近3亿，今年已有十余位牛散大V被罚》，贝壳财经《叶飞“爆料门”关键人物管宣被罚！违规炒股十余年，控制6个账户、买卖金额高达3.3亿元》，每日经济新闻《获利2亿，罚款5亿！中国牛散团伙在美股被“毒打”》，财通社...

记者在中国理财网上搜索，除了外资银行发行的权益类银行理财，目前共有35只存续产品，其中有23只累计净值低于1。“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是增厚产品收益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逐渐回暖和投资者对净值化后产品收益波动的接受程度的提高，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有望得到提高。”普益标准表示，但各理财公司能否在权益资产配置上实现“弯道超车”则有待观察。近日，哈尔滨银行发行的一款中高风险银行理财，自发行日起净值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中国理财网信息显示，哈尔滨银行旗下的丁香花理财创赢基金精选1号(36个月)理财产品的最新累计净值（2023年6月12日）为0.8692，产品起始日期为2021年7月7日，也就是说，不到两年的时间，产品累计跌幅超13%。不仅是该产品，中国理财网信息显示，在目前存续的35只权益类理财中有23只破净，甚至有产品累计净值下跌近50%。就目前而言，市场上主要为固收类理财产品，银行理财市场庞大，但银行理财投资权益类产品占比还很低。在业内看来，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是增厚产品收益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逐渐回暖和投资者对净值化后产品收益波动的接受程度的提高，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有望得到提高。超6成权益类理财破净日前，哈尔滨银行在其官网上披露了该款产品的2023年一季度报告。作为一只权益类理财产品，报告显示该款产品重仓资产为泰康资产-FOF进取2号，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该项资产占产品资产净值比例为76.45%。产品信息显示，该款理财产品起始于2021年7月7日，是一只权益类的开放式净值型公募产品，风险等级为四级（中高风险），发行机构为哈尔滨银行。该理财产品的累计净值为0.8692，起始日期为2021年7月7日，也就是说，不到两年的时间，产品累计跌幅超13%。目前银行理财市场上多为固收类理财，权益类理财整体如何？记者在中国理财网上搜索，除了外资银行发行的权益类银行理财，目前共有35只存续产品，其中有23只累计净值低于1。其中，阳光红卫生安全主题精选由光大理财发行，截至6月19日净值仅0.52元。去年末权益类理财存续规模0.09万亿去年11月，银行理财经历了一次破净潮，理财规模大幅缩水。据招商证券廖志明团队估算，2022年11月10日-2023年3月底，理财规模下降了近6万亿元。不过彼时主要是由于债市波动导致的固收类产品净值回撤。从今年1月开始，银行理财净值进入上升通道，规模也逐步回暖。1月下旬以来，固收类（不含现金类）理财规模重回增长通道，估算5月末理财规模约27.8万亿，已经回到年初水平。固收类银行理财相较于权益类，产品风险等级较低，也是目前银行理财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截至2022年底，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27.65万亿元，其中固定收益类产品存续规模为26.13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规模的比例达94.50%。银行理财市场规模庞大，而投资者风险偏好普遍较低，实际上权益类产品的存续规模也相对较小，仅为0.09万亿。权益类银行理财一般要求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80%。商业银行发行的权益类理财往往只能通过公募基金等方式间接投资于股票市场，而理财子公司发行权益理财可直接投资股票。由于大比例的资金进入权益市场，这类产品风险等级基本在R3以上。从目前破净的23只权益类银行理财产品来看，只有4只破净的风险等级为R3，其余19只均为R4或R5。以哈尔滨银行的丁香花理财创赢基金精选1号(36个月)理财产品为例，该款理财产品起始于2021年7月7日，是一只权益类的开放式净值型公募产品，风险等级为四级（中高风险）。图片来源：中国理财网发行占比处于较低水平根据普益标准数据，截至2023年3月1日，仍存续的权益类理财产品共409款；2月权益类产品的平均到期收益率约为-3.39%，环比下降0.35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13.30个百分点。“对比历史数据来看，理财公司权益类产品发行的占比虽然有一定波动，但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去年以来月度最高占比仅1.64%。”普益标准数据显示，从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情况来看，2022年理财公司所有产品按季度统计的权益类资产配置占比也呈现下降趋势，由2022年一季度的2.38%下降至四季度的2.10%。可见，理财公司在产品设计上，更加偏向于收益波动更加平稳的固定收益类产品，权益类产品发行数量持续处于低位，且明显减少了混合类产品的发行。在资产配置上则减少了权益类资产的配置。从产品发行量来看，今年3、4、5月份的权益类银行理财发行数量分别为2只、8只和5只，而同期固收类发行数量则分别为277只、295只和325只。权益类理财的发行缓慢，主要受2022年股债震荡影响，部分产品累计净值跌破了初始净值，而银行理财的个人投资者普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风险相对较高的权益类理财产品的需求有所放缓。近期也有银行理财公司对高风险等级产品进行了创新。如招银理财的招卓价值精选权益类理财计划，打破了传统固定管理费模式，如果产品当日累计净值低于1元时，管理人将从下一自然日起暂停收取固定投资管理费，直至产品累计净值高于1元后。资产净值规模普遍较小相较于固收类银行理财，权益类的产品表现不温不火，且目前存续的大多数权益类银行理财资产净值均相对较小。具体看权益类理财产品，中国理财网信息显示，截至6月12日，丁香花理财创赢基金精选1号（36个月）的资产净值仅为1002.84万人民币。上述的阳光红卫生安全主题精选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资产净值为2.9亿元。此外，截至6月15日，民生理财金竹FOF一年持有期1号理财产品资产净值为5246万元；一季度末华夏理财龙盈权益类G款1号三个月定开FOF型理财产品资产净值1652万元。但也有部分产品规模超过10亿，如招银理财的招银理财招卓泓瑞全明星精选日开一号权益类理财计划，截至一季度末资产净值达到13.42亿元。目前银行固收类理财产品多样，类似的有养老主题理财、ESG债券等；从期限来看，从日开、周开到月开、季开各个期限应有尽有。但从存续的权益类银行理财产品来看，只有部分理财子建立了产品线以及较为丰富的产品。如光大理财的“阳光红”系列共有5只权益类理财，包括了新能源、ESG行业等多个投资策略，作为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有效补充。招银理财的招卓系列涵盖价值精选、专精特新以及消费精选等多个产品。机构看好权益资产配置前景目前理财子对权益投资处于初涉阶段，对仓位把控相当谨慎。在利率不断降低的背景下，长期来看非标资产对理财产品增厚收益的贡献越来越低，那么银行理财权益类产品未来占比会不会提升？“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是增厚产品收益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逐渐回暖和投资者对净值化后产品收益波动的接受程度的提高，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有望得到提高。”普益标准表示，但各理财公司能否在权益资产配置上实现“弯道超车”则有待观察。“从中长期看，随着理财子公司的发展，预期未来理财产品将引导更多资金流入权益市场。”中信建投分析师杨荣在研报中表示。杨荣指出，目前，理财子发展权益投资的主要障碍包括：客户端：净值化转型后，权益资产净值波动大，不符合既往理财客户偏好低回撤产品的特征；产品端：权益类产品发行难度较大，面临风险控制、投资决策与资金募集等难题；投研端：理财子权益投研能力较公募基金呈明显不足，对个股的把握和研究不够深入；制度端:理财子受限于商业银行的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内部激励明显不足，理财子薪酬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在投资者配置权益类理财产品方面，普益标准建议投资者定期、客观的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购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并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动态调整权益类资产（或产品）的配置比例，避免在投资活动中负担过度的经济和心理压力。...

列治文皇家骑警通报，针对长者的骗局已升级，变得更加复杂，诈骗者甚至会通过人工智能修改声音。警方指，针对长者的骗局形式多种多样，但都遵循一个类似的套路：犯罪嫌疑人使用高压手段说服受骗人汇款帮助陷入困境的家庭成员。 例如，在一种骗局中，诈骗者给受骗人打电话，并假装是他们已入狱并要求立即支付保释金的孙子。升级版骗局的不同之处在于，电话中的声音已被改变，听起来更真实，这一过程可能是通过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进行了数字化模拟。虽然长者群体经常成为目标，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此类骗局的受骗者。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警方和加拿大反诈骗中心（Canadian Anti-Fraud Centre） 提供了以下三点一致的建议，包括：不要害怕对电话另一端的来电者说「不」。不要害怕自己拨打电话以确定呼叫者以及他们的问题是否是真实的。切勿将个人信息、银行信息或信用卡信息提供给任何致电人，也切勿邮寄现金。更多有关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诈骗的信息，可查询加拿大反欺诈中心。...

前段时间，我们的作者在某平台发现了这样一条信息：在一条“还有哪些发财机会”的帖子下，一名创业者提及到了一个小众的行业——儿童语言康复服务。该创业者称，因为隔代养育和电子产品泛滥，现在有超过12%的孩子到2岁之后不会说话，“儿童语言康复训练这一行，灰色收入大，利润高，大有可为”。他表示，义乌有一家语言康复机构，半年投资总费用在20万元左右，三个月就回本，之后单月净利润20万元。“一个孩子收费约在8000-20000元之间，一个月招15个孩子非常容易”。为此，我们特派了作者深入到各个语言培训机构暗访，去了解这个行业暴利的根本原因，这些机构是否真的能实际帮助到这些困难儿童。然而，真实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不仅行业缺乏专业人士、流水线批量复制课程，此外，专业老师也缺乏被尊重，从而导致人员流失严重……家长们的“焦虑”成了创业者口中的财富，孩子们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以下是这个行业的真实故事：一、“宁愿过度治疗，也不愿放弃治疗”2023年3月，刘忧终于带着刚满2岁的儿子越越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大门。她是来带孩子做发育评估的，儿科门口挤满了和他一样焦虑的家长。32岁的刘忧和丈夫都是来自县城的“小镇做题家”，经过多年奋斗，才勉强在上海立足。儿子越越出生后，夫妻两人本不宽裕的时间捉襟见肘，不得已之下，只能从老家农村请来婆婆照顾孩子。婆婆文化程度不高，只有小学文化，她不懂科学养育，按照老一套带孩子，经常一边干活、刷手机，让孩子坐在安全的地方安静玩耍或睡觉，有时候也会调大手机声音让孩子“听个响”，至于吃饭，更是连哄带骗手把手喂饭。越越快满2岁时，刘忧发现有些不对劲：本该是处于语言爆发期的年纪，越越会说的词不超过10个。别说简单的词组，连“要”“不要”之类的需求，越越也说得费劲，对家人教他说话也没有意愿模仿。图 | 刘忧在网上查找的不同月龄孩子语言特点结合网上的信息，刘忧意识到越越很可能“语迟”，结果医生一评估，果然是“语言发育迟缓”。汉语沟通发展量表显示越越语言理解能力约等于12-14个月，会说能力约等于12个月，同时建议家长进行机构康复训练、家庭干预、并避免电子产品暴露。尽管对孩子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听到这个结果时，刘忧还是感觉“一下子跌入了深渊”。对于0-3岁的宝宝来说，“语言发育迟缓”有多种可能，比如孤独症、智力落后以及情绪困扰等因素。但因为孩子太小、不会说话、交流和社交方面的症状并不明显，所以“语迟”的具体原因需要等到3岁甚至更晚以后才能确诊——“目前这个阶段，家长能做的只有干预”，医生表示。但因为医院的康复科太难预约，刘忧只能先就近选了一家语言康复训练机构，并缴纳了2万元1对1干预课程费用。幸运的是，经过干预训练，越越的语言能力飞速提升。三个月后，越越已经能顺利说出句子，并迎来了叽叽喳喳的语言爆发期。这也意味着，如今双职工家庭育儿，老一代带娃时，确实存在语言环境缺乏的客观实际。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口普查结果数据表明，中国青少年言语障碍发生率分别为2岁17%、2岁4%-7.5%、6岁3%-6%，相较于中国的人口基数而言，语言障碍儿童数量巨大。在成都从业5年的语言康复训练师乔乔也明显感觉到，来做语言康复的孩子增多了，“但大部分孩子本身不存在问题，而是家庭养育方式出了问题。”“但是，来做训练的孩子中，很多都是‘过度治疗’，他们本身并不需要专门的语言康复”，乔乔解释，不少幼童多由隔代长辈照顾，长辈养育时不重视孩子的语言交流能力培养，这才导致孩子语言发育迟缓。除此之外，短视频兴起也导致年轻父母亲子陪伴时间减少、孩子暴露在短视频之下后专注力下降。疫情三年，居家隔离等客观因素也导致孩子缺乏社交、语言环境。“大部分情况下，环境问题造成的孩子语言迟缓，在孩子拥有同龄朋友或者家庭干预后，现象会消失。”“虽然后续发生语言障碍的概率很低，但医生和家长，都不敢拿孩子做赌注”，乔乔表示。这也成为了乔乔所在的语言培训机构建立的原因。“其实我们做的无非是多陪孩子说说话，多引导，没有太多专业知识在里面，也让很多投机者看到了机会”。二、我们的暴利，都是“省出来”的进入“儿童语言康复”行业5年时间里，乔乔换了5份工作。从知名连锁机构到独立的私人机构，没有一份工作超过2年，最终她选择了一家公立医院的康复科作为终点。谈及跳槽频繁的原因，乔乔明确表示，“这个行业太乱了，很多人昧着良心赚钱，和我的道德感产生了冲突。”除了越越这种单纯因客观环境造成的语迟，还有一些孩子确实存在听力障碍、孤独症等问题，他们的最初表现形式也是语言迟缓，但大部分语言培训机构对这类型孩子并不具备专业的治疗能力。图 | 语言训练只是其中一项业务一开始，乔乔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康复科实习，当时“这些机构初心是为了孩子，氛围纯粹，所以很配合老师工作”，喜欢小孩子的她就此选定方向。但是进入行业之后乔乔发现“情况变了”。乔乔入行于2019年，此时因社会康复力量不够，加上教培行业如火如荼，不少人瞄准这个风口，打算赚一笔。开一家孤独症康复机构，成本投入远比普通的教培机构高。以场地环境来说，不同城市有不同细则，像北京就要求康复服务场所，面积至少在300平以上、楼层不超过四层，还要远离污染区、噪声区和危险区；同时因为考虑到康复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还得兼顾交通便利。在北京能同时符合这些要求的场地，大多在写字楼里，租金本身就不菲。图 | 以上为北京的儿童康复机构开办要求另一方面，康复机构为了直接承接三甲医院的病患，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会直接将康复中心选址在知名公立三甲医院附近，这附近的租金更是高昂。前期高投入也意味着，如果康复机构想要盈利，不仅要开源，也要节流。康复机构的收入来源于两块，一是干扰课程所带来的收入，二是作为定点机构之后，国家会根据机构干预孩子的数量，给予数万元（每个孩子）不等的补贴。但因为康复机构的特殊性，课程费用有严格限制，所以康复机构的收入多来自于补贴——补贴金额和学生数量挂钩，也就意味着，要赚钱，就要多招生。图 | 以上为江苏的经费补助情况，各地有差异同样作为语言培训机构的老师安然介绍，因康复机构属于特定人群的需求，外界渠道并不多，所以在缺少信息渠道的中小城市，家长会通过熟人介绍，或者上网搜寻，许多机构会购买广告引流，增强知名度。图 | 某语言培训机构的招生咨询窗口在这其中，定点机构是家长们的首选。然而，成为定点机构一般需要成立3年以上，不少不满足条件的公司就会通过收购其他符合标准的康复机构来进行申请，资本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起步资金高的大背景下，机构想要长期运转，必然需要把营收考核下降到每个员工身上。乔乔介绍，她之前在的机构会考核家长的续报情况，将压力分配至每个老师身上，以“底薪+绩效”形式计算工资。“很多机构还会为了完成续课业绩，刻意放慢课程进度，延长孩子的干预周期。”此外，康复训练多是1对1课程，学生数量越多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康复老师。但要培养一名合格的康复师并不容易。以安然为例，本科康复学专业毕业后，她先后去了一家三甲医院康复科实习，还有一家三甲医院语言康复方向进修，才拿下了相关资格证成为语言康复治疗师。拿到资格证后，还要经过半年的实践，才可以正式上岗独立进行1对1干预治疗。所以，一个资深的言语康复治疗师可遇不可求。截至2022年底，我国康复机构在岗人员为32.8万人。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每10万人中需要配备20名言语治疗师，我国仅言语治疗师就需要28万名。康复行业人才缺口严重。因此不少机构便采用了“流水线”模式批量复制“治疗师”。国内没有专门的语言训练课程，于是很多机构借鉴国外的课程体系，开发一套所谓课程来培养非科班出身的员工，随后让其考证上岗。虽然言语康复治疗师规定了要有相关从业资格或培训才能报考，由于之前审查并不严格，只要有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就可以报考，且考试以选择题为主，通过率极高。安然入行业后才发现，“许多从业者只有中专学历”，虽然有证，但大部分人不具备专业康复干预的能力，只是照搬公司制定的课程授课。但即便如此，大部分在职言语康复师也是超负荷工作。乔乔曾一天内上了9节45分钟1v1的课程，课后还要和家长沟通，“连喝口水都没有时间”，这样的工作强度在机构里是常态。在康复领域，康复治疗分为物理治疗、语言治疗、作业治疗三大板块，细分则有八大方向，其内部还有不同的领域，领域之间有较高的壁垒。安然曾在某个机构遇到专攻听力缺陷的老师接手康复孤独症、感统失调孩子，“这个差别就像名义上都是外科，但骨外科的医生帮心外科的病患做手术一样”。省下来的人力成本构成了机构老板的利润中的大头。乔乔的第二任老板曾在年会上说自己净利润超过60万元。由于这个行业来钱太快，到次年末，老板又追开了2家康复机构。“这个行业，有良心是赚不到钱的”，乔乔说。三、没良心的机构，被耽误的孩子康复机构“乱象”，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孩子。流水线模式之下，言语治疗老师像是机器人在不停旋转，思考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有的课程都经不起推敲”，乔乔说，有的机构强调用工具帮孩子言语康复，“但为什么要用工具、怎么用工具，老师也说不出为什么，只知道公司要求的标准治疗中需要用”。为了让“流水线”高效运作，许多机构还会制定精密的考核标准，比如老师上了一段时间课之后，要家长评估满意度——这也意味着，必须让家长看到进步。不少老师会采用“恐吓”的方式训练孩子。比如在孩子不愿配合某项事情时用“数1、2、3”的方式命令孩子完成，或者跟孩子说“做完这件事后我们就看视频”这样近乎“贿赂”的形式让孩子配合。这样的方式孩子看上去进步迅速，“但抹杀了孩子的天性，对未来影响更深远”。乔乔就曾遇到这样一个孤独症孩子，3岁确诊后，家里人就带着他四处上干预课，按老师教的通过“恐吓”和“贿赂”的方式学会了许多指令，比如指一下身体不同的部位，就会叫不同的家庭成员。由于并没有针对孩子的认知、行为、交流、情绪方面的障碍做干预，等孩子到了8岁时，孩子病情更严重了，“如果不顺着孩子走，孩子就会情绪失控”。行业里见惯了被干预“耽误”的孩子，乔乔忍不住在网上发布了许多“内幕”，来帮助孤独症患者家庭少走弯路。“但收效甚微”，因整个行业巨大的信息差及地域性，且康复机构数量极度缺乏，导致许多家长没得选。另一方面，在乔乔和安然看来，目前许多机构都是针对孩子干预，但其实更需要被干预的是家长。干预对孤独症家庭来说，就像是一场马拉松，需要终身参与，家长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决定着孩子能否顺利到达彼岸。但不少家长在早期干预之后，见孩子和周围同龄儿童表现差不多，就急于“摘帽”而中断治疗，最终导致孩子病情恶化，再也追不回来。此外，孤独症花费巨大，患儿父母中通常有一方会全职带孩子进行康复，后期经济压力大导致父母情绪不稳、悲观，也会影响孩子的治疗。“康复师”身份的尴尬处境，也让许多家长对干预治疗不配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文件中，将康复治疗师归属到了康复矫正服务人员大类，这意味着康复师属于“服务行业”，而非医疗行业卫生行业。这也导致了康复治疗师无法像医生那样拥有多权威和公信力。此外，缺乏监管的资格证审核、各种学习机构打出的“3个月拿下康复师”的广告，也让焦虑的家长对这个行业的专业性充满了质疑。乔乔回忆，曾有个确诊为孤独症的孩子自理能力不行，她建议家长配合训练孩子的自理能力，但家长却不认可，要求乔乔用他们在网上搜到的方式干预。此外，做干预训练时，有一些矫正方法需要和孩子对抗。比如做口部肌肉训练时，老师会要借助外物激活孩子口腔肌肉，孩子会感不适，以至许多孩子会哭泣、嚎叫，表现出强烈的抗拒。有些家长会叫停干预，转去寻找那些他们认为的，对孩子“更细心、更温柔”的机构。“我们和医生、老师不一样，有些家长对我们既不尊重，也不认可，甚至把我们当高级保姆。”但即便如此，这样一份辛苦的工作，也没有给乔乔、安然等人换来对等的收入。比如乔乔所在的成都某机构，言语治疗师底薪大约在3000-4000元左右，其余部分按照课时费计算。一节45分钟的1v1的课，也只有20块钱的绩效。每个月工作30天、每天上10节1v1的课程，乔乔才能勉强月收入过万。巨大落差之下，乔乔想过要换行，但最终选择了留下，选择去了一家公立医院的康复科，“那里更专业、而且能获得尊重”。乔乔喜欢孩子们纯净的眼神，帮助他们进步时那种成就感让从小就生活在和睦家庭的乔乔感到满足，那些孩子也总是软糯的叫她老师，全心全意相信着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夸她“乔乔老师、好”。“所以我也不忍心离开这个行业，我怕这些孩子被机构毁了”。...

核心提示：1.即使是最厉害的AI背后也是人，它需要大量人力标注数据来训练它。AI标注员是人们希望自动化的工作，而且通常认为它们已经自动化了，但是仍需要人类的辅助。2.他们把这份工作称为“做任务”，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3.收入微薄，时薪低至1-3美元。4.标注员抱怨称“如果我让某人成为亿万富翁，而我每周只赚几美元，我真的是在浪费生命。”AI狂热背后隐藏着一支民工大军人工智能(AI)的火热不仅取代了一批工作岗位，也造就了新的产业，一支以“做任务”为生的庞大AI民工大军正在悄然崛起中。乔(Joe)今年30岁，几个月前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所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数据标注员的工作。这份工作单调乏味，整天就是处理用于训练AI的原始信息。AI通过在海量数据中寻找模式来学习，但是这些数据首先必须由人类进行分类和标记。人类就是隐藏在这些机器背后的庞大劳动力。以乔为例，他的工作就是为自动驾驶汽车标记视频，一帧一帧地从每个可能的摄像头角度标记每辆车、行人、骑自行车的人以及任何车主需要注意的东西。这是一项艰难而又重复性的劳动。一个只有几秒钟的视频片段需要8个小时来标注，乔忙活半天只能赚到大约10美元(约合72元人民币)。不过，到了2019年，乔迎来了一个“发财机会”。由于一家新公司迫切需要标注员，他们成立了一个训练营，培养新的标注员。乔成了这个训练营的负责人，报酬是之前做标注员的四倍。每隔两周时间，50名新手就会排队进入内罗毕的一栋办公楼，开始他们的学徒生涯，这让人感觉市场对标注员的需求似乎是无限的。他们被要求从那些对着镜子自拍的照片中看到的衣服进行分类，通过机器人吸尘器的视角来确定他们所在的房间，并在激光雷达扫描的摩托车周围画出正方形。乔的一半以上学生通常在训练营结束前就退学了。“有些人不知道如何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他委婉地解释道。他承认，“这很无聊”。稀里糊涂“做任务”但是，在一个工作稀缺的地方，这好歹是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最终，乔还是培养出了数百名毕业生。训练营结束后，这些学生回到家里，独自在卧室和厨房里工作，被禁止告诉任何人他们在做什么。其实，保密性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也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对于这些刚出师的学生来说，为自动驾驶汽车标记障碍物很好明白，但是对那些不知道是机器人还是人类说的扭曲对话片段进行分类，就没那么轻松了。他们要上传自己的照片：先是一脸茫然地盯着摄像头，然后咧着嘴笑，还要戴上摩托车头盔。每个项目都是某个更大程序的一个很小组成部分，所以很难说他们到底在训练AI做什么。他们也无法从这些项目的名称中寻找蛛丝马迹：“蟹的传人”、“鲸鱼段”、“林地陀螺仪”和“药盒香肠”，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项目代号。那么，他们到底是在为谁打工呢？大多数人只知道它叫Remotasks，是一家面向英语流利者提供工作的网站。和大多数标注员一样，乔并不知道Remotasks是美国AI标注公司Scale AI旗下的外包公司。Scale AI是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硅谷数据供应商，客户包括OpenAI和美国军方。不过，Remotasks和Scale AI的网站都没有提到双方的关系。许多人对于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关注都集中在AI通过自动化取代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即使是最厉害的AI背后也是人，它需要大量人力标注数据来训练它，并在它感到“困惑”时对数据进行澄清。只有那些有钱购买这些数据的公司才能参与竞争，这些公司在得到数据后会极力防止数据外泄。结果就是，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以外，人们对于塑造AI系统行为的信息知之甚少，对于塑造这些系统行为的人就更不了解了。对乔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份“十分不正常”的工作：没有时间表、没有同事、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为谁工作。实际上，他们很少把这项劳动称之为工作，只是称之为“任务”，他们是任务工作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曾经给那些没有意义的工作起了一个名字：“狗屁工作”，指的是那些本应该被自动化取代，但由于官僚主义、地位或惰性等原因而没有自动化的工作。AI标注员的工作则与之相反：这是人们希望自动化的工作，而且通常认为它们已经自动化了，但是仍需要人类代替。这些工作确实有一个目的，只是工作者通常不知道它是什么。标注大生意当前的AI热潮，就是源自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单调乏味、重复性劳动。2007年，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AI研究员李飞飞怀疑，改善图像识别神经网络的关键是使用更多数据进行训练，需要数百万标记图像而不是数万张。但问题是，她的本科生团队需要花费数十年时间和数百万美元才能给这么多照片贴上标签。不过，当时亚马逊已经拥有了一个众包平台Mechanical Turk，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以低廉的价格完成小任务。于是，李飞飞在Mechanical Turk上找到了数千名数据标注工作者，创造了标注数据集ImageNet。它让机器学习取得了突破，让这一领域焕发新机，迎来了十年进步。如今，标注仍然是AI开发的基础组成部分。但是，工程师们经常觉得，对于构建大模型这一更迷人的工作而言，标注是一个短暂的、不方便的先决条件。你可以尽可能便宜地收集尽可能多的标记数据来训练模型，如果它有效，至少在理论上你就不再需要标注员了。但是，标注永远不会真正完成。在研究人员眼里，机器学习系统是“脆弱的”。当遇到训练数据中没有充分解释的东西时，它很容易失败。这些失败被称为“边缘情况”，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例如，2018年，网约车巨头Uber的一辆自动驾驶测试车撞死了一名女性。尽管该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被进行了编程，要求避开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但它不知道该如何对待骑自行车过马路的人。随着越来越多的AI系统被投入到世界中提供法律咨询和医疗帮助，它们面临的边缘情况就越多，需要更多人类来协助解决。这已经催生了一个全球性产业，由像乔这样的人组成，他们用自己独特的人类能力来帮助机器。标注是一门大生意。Scale AI由当年19岁的亚历山大·王(Alexandr Wang)在2016年创立，2021年的估值已达到73亿美元，这让他登上了《福布斯》“最年轻的白手起家亿万富翁”榜单。不过，自那以后，他的股份在二级市场的价值已经下跌。“标注生意拥有一套完整的供应链，”非营利组织AI伙伴关系(Partnership on AI)的项目和研究负责人索南·金达尔(Sonam Jindal)表示，“业内普遍认为，标注不是开发的关键部分，也不会长时间需要它。所有的兴奋之情都围绕着人工智能，一旦我们建立了它，就不再需要标注，所以为什么要考虑它呢？但标注是AI的基础设施。人类智慧是AI的基础，我们需要将其视为AI经济中的真正工作，这些工作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OpenAI、谷歌和微软等知名AI公司都有各自的数据供应商。一些私人外包公司拥有类似呼叫中心的办公室，比如肯尼亚和尼泊尔的CloudFactory。乔就是在那里做标注，每小时1.2美元，之后他才转投Remotasks。还有像Mechanical Turk和Clickworker这样的“众包”网站，任何人都可以注册来完成任务。中间层是Scale AI之类的服务，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但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资格考试和培训课程，并接受绩效监控。怎么接活？今年早些时候，记者在Scale AI的外包公司Remotasks网站上进行了注册。过程很简单，输入电脑配置、网速和一些基本的联系信息后，记者就来到了“培训中心”。为了获得付费任务，记者首先必须完成一个相关的无偿入门课程。培训中心展示了一系列课程，但是这些课程的名字令人费解，比如“胶水泳衣”和“海报夏威夷”。记者点开了一个叫“GFD模块化”的课程，这项课程是给社交媒体照片中的衣物进行标注。不过，课程的指令很奇怪。例如，它们基本上是由相同的指令组成的，并用特殊的颜色和大写字体进行强调，旁边是用来警示的炸弹威胁拼贴画。“一定要给真实的、可以让人类穿着或打算给真人穿着的物品贴上标签。”指令是这么要求的。“下面的所有物品都应该贴上标签，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可以被现实生活中的人穿着。”指令再次强调。这些物品来自一个AJ品牌广告、一个戴着星球大战凯洛伦头盔的人，以及一个穿着裙子的人体模型。这些图片上面有一个石灰绿色的方框，里面的文字再次解释说，“给真实的人可以穿的真实物品贴上标签”。Remotasks的标记指令对于不能被标记的物品，指令也给了醒目的提示：“以下物品不应该被贴上标签，因为人类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穿着这些物品！”记者对于自己的分辨能力感到自信，于是就开始了测试。首先是一张杂志的照片，上面的女人穿着裙子。照片上的服装是真实的服装的吗？记者认为不是，因为人不能穿照片中的服装。但是，错了！在AI看来，真实服装的照片就是真实服装。接下来是一张在昏暗卧室中，一个女人站在全身镜子前自拍的照片。她穿着的衬衫和短裤是真实的。那么倒影呢？同样是真实的！真实服装的倒影也是真实服装。经过尴尬的大量尝试和错误后，记者终于开始了实际工作，却惊恐地发现他一直在努力遵循的指令已经被更新和澄清了很多次，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本有43页的指令书：不要标记装满衣服而且打开的行李箱；标记鞋子但不要标记脚蹼；标记紧身裤但不要标记连紧身裤袜；即使有人穿着毛巾也不要标记它；标记服装但不要标记盔甲。收入微薄Remotasks上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按件计酬的，一项任务的收入从几美分到几美元不等。因为任务可能需要几秒钟或几个小时，所以工资很难预测。标注员们称，当Remotasks刚进入肯尼亚时，他们的报酬相对较高。根据任务的不同，平均每小时大约为5到10美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报酬会下降。Scale AI发言人安娜·弗兰科(Anna Franko)表示，该公司的经济学家会分析项目的细节、所需的技能、地区生活成本和其他因素，“以确保公平和有竞争力的薪酬”。Scale AI的前员工还表示，标注员的薪酬是通过一种类似动态定价的机制确定的，该机制根据可用的标注员数量和数据需要的迫切度进行调整。根据记者的采访和招聘公告，美国的Remotasks标注员通常每小时能挣10到25美元，一些专业标注领域的专家报酬更高。今年年初时，接受采访的肯尼亚标注员的报酬已经降到了每小时1到3美元。这还是能赚钱的时候。标注员对于Remotasks的工作最常见的抱怨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它或许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标注员提供足够稳定的工作，可以作为全职工作，但也充满了不可预测性，使人无法依赖它。标注员花费数小时阅读指令和完成无偿培训，结果只能完成几十个任务，随后项目就结束了。接着，标注员可能几天都没有新任务，然后再突然出现一项完全不同的任务，可能持续几个小时到几周时间不等。任何任务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项任务，他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任务何时到来。工程师和数据供应商称，这种时有时无的工作取决于AI开发的节奏。训练一个大模型需要大量标注，然后是更多的迭代更新。工程师们希望所有这些都尽可能快地完成，这样他们就能赶上目标发布日期，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需要数千名标注员，然后减少到几百名，接着只需要十几名特定类型的专家，然后又需要数千名。“问题是，谁来承担这些需求波动的成本?”AI伙伴关系的金达尔说，“因为目前承担这些成本的是标注员们。”抱团取暖为了取得成功，标注员们会相互合作。维克多(Victor)在内罗毕上大学时就开始为Remotasks工作。当记者告诉他自己在交通导向员任务中遇到的困难时，他表示大家都知道要远离那个任务：任务太棘手、报酬还低，不值得做。和许多标注员一样，维克多使用非官方的WhatsApp群聊，在有好任务时通知大家。当他弄清楚一个新任务时，他会即兴使用谷歌视频会议服务Meets与其他人分享如何完成任务。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会议，一起研究，分享技巧。“这是我们培养起来的相互帮助的文化，因为我们知道，单凭一个人是无法掌握所有技巧的。”他说道。由于工作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又消失，所以标注员们总是需要保持警惕。维克多发现，项目会在深夜突然出现，所以他习惯每三个小时左右醒来检查一下他的任务队列。当有任务时，他会保持清醒，只要能让自己工作。有一次，他熬夜36个小时，在人群照片中给肘部、膝盖和头部做标记，他也不知道这么做是干什么。还有一次，他熬夜太久，妈妈问他眼睛怎么了。他照镜子后才发现，眼睛肿了。标注员通常只是模糊地知道他们正在为其他地方的企业训练AI，但有时这种神秘感会消失，因为指令中提到了某个品牌或聊天机器人说得太多了。“我读了一些资料，并通过谷歌搜索发现，我正在为一位25岁的亿万富翁工作。”一名员工说，他当时正在给打电话订购达美乐披萨的人的情绪贴标签。“如果我让某人成为亿万富翁，而我每周只赚几美元，我真的是在浪费我的生命。”他不满地说。没人会记住我们维克多自称是一名AI“狂热者”。他开始做标注，是因为他想帮助实现一个完全自动化的后工作未来。但是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在他的WhatsApp群里发了一篇《时代》杂志的报道，内容是标注员训练ChatGPT识别有毒内容，但是Scale AI支付给他们的时薪不到2美元。“这些公司利润丰厚，但支付给标注员的薪酬却如此之低，这让人感到愤怒。”维克多说。当被告知Remotasks与Scale的关系时，他才知道自己参与的其中一项任务的指令与OpenAI使用的几乎相同，这意味着他可能也在训练ChatGPT，时薪大约3美元。“我记得有人发帖说，我们将来会被人铭记，”他说，“然后，另一个人回复说，我们的待遇比步兵还差，未来我们什么也不会被记住。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没有人会认可我们所做的工作和付出的努力。”AI前哨对此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