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仅值一张照片吗？今年3月，一对叫Vishnu和Meenakshi Moorthy的年轻夫妇在Instagram上贴出了这个问题。这对夫妇来自印度，但一直在硅谷生活工作。他们是软件工程师和旅行博客写手。该张图片中Meenakshi坐在大峡谷的一块岩石边，配文为：我们很多人，包括你的真爱，都是敢于尝试站在悬崖与摩天大楼边缘的粉丝......，我们的生命真的只值一张照片吗？10月他们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240多米的高处摔下身亡。那时他们正站在悬崖边缘，很大可能是在为发Instagram拍照片。Moorthy夫妇的童话生活以悲剧而告终，但他们的故事却成了全球抵抗社交媒体声誉日渐增长且危险的趋势的一部分。在过去8年里，在寻求与死亡对抗情景的人们中产生了一种亚文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点赞、粉丝的追捧、并吸引更多的粉丝关注他们。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2011年，一个名为Tom Ryaboi的加拿大人在多伦多的一幢高楼边缘悬晃着脚，并垂直向下拍了一张图片。他将该图片发布在Flickr、Reddit及500px等图片分享网站上，照片迅速走红了。Ryaboi给该图片取名为“我会让你出名”。但反而这张图片让Ryaboi名声大噪，更推动了“爬楼摄影（rooftopping—人们尽其所能爬到高楼或高塔等高处上拍照）”现象的传播。“爬楼摄影”作为侵入城市隐蔽的分支已存在数年。但社交网络将其从个人刺激感的追求转变为公共摄影与录像。肾上腺素激增是此转变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则包括获得点击率、点赞量、吸引关注者、甚至获得报酬等。随着“我会让你出名”图片的走红，社交媒体新星“超胆侠”诞生了。2014年，Vitaliy Raskalov和Vadim Makhorov爬上了上海中心大厦，并在GoPro上发布了视频，该视频现已有超过7300万的点击量。在那之后，新生代的Instagram、YouTube及其他社交平台的用户都开始冒着生命危险去拍摄那些令人惊心的危险绝技照片及视频。土耳其一项媒体分析报告显示：从2014年初到2015年末，冒险去拍图片及视频造成的死亡及受伤人数大约翻了三倍。危险绝技有很多种形式，如高楼上或悬崖边摆姿势；在火车、汽车或摩托车上下，里或边上做各种鲁莽的行为；与野生动物互动；各种危险的愚蠢行为；狂吃行为等等。很容易将这种趋势归为年轻人的鲁莽与愚蠢。但有些图片真的是美得惊人。比如俄罗斯模特Angela Nikolau在Instagram上发的照片与视频之所以令人惊叹其之美，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中的危险。如Nikolau一样，很多冒险者都经验丰富，技巧熟练。但他们的一些模仿者就不是了。死亡人数上升一项发表于《家庭医学与初级护理杂志》(Journal of Family Medicine and Primary Care)上的研究发现：2011年10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约有259人死于自拍。记者对该报告进行了深度报道，但该数字可能会产生误导。心理学家及作家Tracy P. Alloway表示：数字中的很多人并不是社交媒体的重度冒险者或有轻度倾向的冒险者，而是在自拍时意外死于事故中的普通人。事实上维基百科存有一份在自拍时死亡或差点死亡的人的名单，其中大多数死亡的人并不是社交媒体重度冒险者。举个例子，一个叫Prabhu Bhatara的印度人在参加完婚礼后回到奥里萨邦的家中发现了一只熊。他不顾朋友的建议就以那只熊为背景开始自拍。悲剧的是他被熊咬死了。这样的事例就被加进了“自拍致死”的数据中。但是Bhatara并不是社交媒体刺激的追求者，他只是一个做出了不幸选择的普通人。同样，很多常为社交媒体冒险的人也并不是在自拍，也许他们就是被他人拍照的模特。这类别的死亡也不应被归于自拍致死。自拍致死的数据都是基于媒体报道的，而有些自拍致死事例却并未被报道。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年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冒险的社交趋势，只知道死亡与受伤人数在不断上升。所以自拍致死的研究仍是这一趋势的合理代表，也是获取数据的最佳来源。自拍致死的主要原因是自拍时溺水，其次是运用交通工具（火车汽车等）自拍，以及高空自拍坠落。社交媒体冒险文化因国家而异。全球自拍致死一大半的案例都发生在印度。排名第二第三及第四的国家则分别是俄罗斯，美国及巴基斯坦。大多数自拍致死的印度人都是尝试在高处拍照时摔落死亡的。其他很多死亡案例是由于“火车漫游（train surfing）”，这是在印度非常火的一种现象，国家地理杂志都曾对其做过报道。如同预测的那样，美国这类死亡大多数则是由枪支造成的。一个近期发布在YouTube上的视频新闻报导显示一名男子在射击场安全员巧妙干预前，使用枪支指着他的一个朋友来自拍。自2014年以来，YouTube和其他社交网站见证了一波又一波危险的“挑战”，包括“挑战大火(让自己身上起火)”及“吃汰渍洗衣球挑战”等等。显然，这些“挑战”是由社交媒体上的模仿和竞争驱动的。社交媒体驱动的其他绝技包括：危险驾驶或骑自行车摩托车、攀爬或触碰电线、在铁轨上摆姿势、用枪、手榴弹及其他武器摆姿势、和在有巨浪的沙滩或岩石上拍照。有些因自拍而死的人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粉丝，如爬楼摄影者吴永宁和俄罗斯少年Andrey Retrovsky。他们都死于高空摄影中，但在社交平台上却粉丝颇多。YouTube红人Ryker Gamble、Alexey Lyakh及Megan Scraper也加入了YouTube旅游栏目，并开通了名为“生活嗨起来（High On Life）”的Instagram账号。YouTube的旅游栏目以异国安全休闲活动及冒险绝技如从屋顶跳入游泳池、划皮艇至下水道、与鳄鱼摔跤等为特色。在英国哥伦比亚，一位叫Scraper的女生从瀑布跳下跌至一危险的游泳池中，Gamble和Lyakh尝试救她，但不幸的是三人都死了。加拿大说唱歌手Jon James在其MV中也表演了一些冒险绝技。他的本意是为将社交媒体冒险的亚文化与表演相融合，但他本人却于10月份在飞机机翼上拍摄视频时摔死了。虽然社交媒体明星有时会死于这种冒险活动，但更大的问题是观众很可能会通过网络看到这些行为并进行模仿。极端天气爱好者及《愤怒的星球》节目主持人George Kourounis对冒着生命危险自拍深有体会。他的Twitter头像就是他在极其危险的火山前的自拍照。该自拍是在瓦努阿图安布里姆岛的马卢姆火山口拍摄的。该火山口温度极高，若不是穿有防护服，Kourounis可能几秒都活不下去。在此高温下他的摄像机有一部分都被融化了。粉丝们也试图效仿他去火山口自拍。尽管Kourounis阻止不了人们模仿他，但他希望大家可以像他一样严肃对待安全问题。显然，危及生命的绝技是鲁莽的，但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危险的工作一年前，一位名为Jay Swingler的英国YouTube用户表演了一项危险绝技。他在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与呼吸管，然后用膨胀的石膏将头粘在了微波炉里。因为石膏粘住了他的头与微波炉，导致他无法将头从微波炉中抽出，最后用了一组医护人员才帮助他把头从微波炉中抽出来。这很蠢，是不是？但Swingler却在视频发布三天后获得了7万的新粉丝。截至至今，该视频浏览量已超570万，Swingler的TGFbro栏目关注粉丝更有450万余人。现在他的栏目的部分收入来自商品买卖，如销售印有“幼稚”字样的帽子与帽衫。其他人则是利用冒险活动的社会影响来赚钱。一家名为Breach Apparel的服装公司声称该司的产品是为搬家工人、冒险家和探险家们设计的功能性服装。该公司的模特也常出现于各种爬楼及酷跑运动场景中。塔夫茨大学英语系讲师Ricky D. Crano表示：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危险图片是市场力量推动高风险自拍宣传的鲜明代表，更是数字时代个性（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创业者）的典型。冒险成了个人品牌的一部分。必须与他人竞争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发布的照片或视频。心理学家Alloway则表示发布置自身于危险中的照片的驱动原因很可能与其他社交行为（如发布照片上瘾及持续自拍等）的原因一样，都是因为自恋与身份认同感。举个例子，自恋者觉得他们并不受自然法则的影响。发布危险图片会引起多巴胺分泌量增一倍，更会获得很多点赞、点击量，并吸引更多粉丝。《了解宇宙的猿类》一书作者Steve Stewart-Williams赞同该行为的动机很普通，就是因为人们喜欢炫耀，追随他人，以及人们渴望肾上腺素激增的原因。Stewart-Williams表示刻意冒险行为很可能来源于人类进化的过去。平均来说，男性尤其在成年初期，要比女性更爱炫耀更爱冒险。这种现象在雄性后代比雌性后代多得多的物种中十分常见。在史前人类社会中，后代较多的男性也都愿意冒很大风险去追求地位与名望，今日的危险图片追捧者们就好比这些男性。反对措施已开始实施有些地方的警方为公共安全已开始打击危险摄影。Ryaboi表示香港已开始实施严格措施。2015年，Ryaboi本人在多伦多的一场爬楼摄影中被捕。警方试图以他为典型告诫公众，但结果却让爬楼摄影在加拿大变得更受欢迎。最终警方不得已撤销了对他的控告。印度果阿邦及其他地方正在建立“禁止自拍区”，但其有效性值得质疑。俄罗斯内务部甚至制作了传单、视频与网站来警告公众冒险为发社交状态而摄影摄像是危险的。传单及网站上写着一张酷酷的自拍很可能会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时还列举了很多尝试捕捉刺激的自拍时可能会死亡的简笔画。现在一些寻求刺激的社交图片或视频已被禁止发布，发布的用户也会被罚款。一位从15岁就开始玩火车漫游的俄罗斯Instagram及YouTube用户则通过使用化名，并戴面具来隐藏劝其身份。社交网络是罪魁祸首吗？Stewart-Williams表示社交媒体激大了普通的社会竞争，这会把人们推向极端。因为人们不仅仅是与周边的人竞争，更可能是在与全世界的人在竞争。更糟的是，走红的视频都很极端，所以人们更是在与地球上最极端冒险的人竞争。Crano则表示在社交平台上获胜的诱因并非偶然，而是经过设计的产物。这些诱因才刚浮现，但对企业的创收至关重要。他还提到，以企业责任为由虽然很充分，但用反对优先考虑股东责任的要求来驳斥这种说法很容易。谷歌里一位负责YouTube政策的发言人也表示YouTube主张反对在网站上发布有害内容。谷歌将从冒险者是否专业、是否经过训练并采取预防措施、行为是否轻易就能被未成年人模仿、视频在本质上是否具有教育性、纪实性、科学性或艺术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例如，YouTube很可能会删除用上膛的枪指着别人来自拍的照片或视频。但它会允许报道上述例子的新闻报导发布。谷歌将与心理学家、儿科医师、急诊室医师和其他人等商议该政策。同样，Twitter禁止自残及其他鼓励他人伤害自己的行为，如Twitter会将违反了其规则的“吃汰渍洗衣球挑战”等危险挑战相关的推文删除。在多次违规之后，Twitter账号就会被禁停。Twitter的发言人表示公司政策会随着用户行为及趋势的变化不断进行修订。Facebook并没有接受采访要求。美国一所大学和印度的两所大学共同研究了一项名为“从拍照到死亡：了解社交媒体上的危险自拍”的项目。参与该项目的研究员Hemank Lamba表示：最好的解决方式增加公众对该风险的认识。技术也可提供帮助。项目组正在研究一项科技干预措施。该科技将通过摄像头来识别用户是否处于危险中，比如在高空中或接近驶来的车辆时自拍。该科技还会利用深度学习来识别危及生命的图片。很容易想象，有一天社交网站如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等很可能也会用这样的技术来标记那些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但此刻为在社交媒体上出名的冒险行为变得越来越极端，死亡人数似乎也在上升。随着公众逐渐开始意识到社交媒体上存在的上瘾、浪费时间和抑郁风险等潜在危害，希望公众也能慢慢认识到冒险行为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伤害。...

影视行业入冬，连带着内容平台们，一夜之间集体面临大考。自2018年下半年起，影视行业集体进入薪酬调整和税收整顿期。监管重压之下，逐利的资本闻风而逃；年末的“补缴三年”无异于雪上加霜，行业哀嚎一片。在这样一个极度分散的行业内，大量盈利能力低下的公司直接关门大吉。这直接影响了视频产业的上游生产能力。与此同时，长期挣扎尚未盈利的视频平台“优爱腾”们，因在内容生态投入过重，均面临大额亏损。资本退潮和二级市场波动，导致内容平台们手头的资金越来越紧缺，大幅压低内容采购成本是当务之急，压低版权采购价格成为他们首选的方式，虽然这无异于给制作公司再补了几刀。但在中国市场，优质内容的消费需求并未减少。如果将“寒冬”看作是一次产业周期性的调整，优爱腾们要“如何过冬？行业洗牌，抱团过冬表面上看，影视产业是受到了监管重压引发的阵痛，但在行业投资人士普遍认为，这正是过往几年大量资本涌入带来的泡沫期的终结。行业大洗牌，不可避免。可以说，中国影视产业是被“催熟”的，过涨投资的问题一直存在。易凯资本创始人王冉前不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行业困境，“过去五年大量外部资本涌入中国影视产业，加上视频网站对内容有大量的需求，背靠BAT的他们手中握有大量的资金，因此催生了一大批不该进入这个行业的玩家，导致中国影视行业的格局发生了非常畸形的变化。”仅2016年，就有4000多家影视公司诞生，全行业公司数量超过1.2万家。“即使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来说，这也是一个近乎荒诞的行业版图。”王冉说。极速扩张之下，热钱流入影视产业的繁荣之下，生产好作品的能力、盈利能力却没有得到显著提升，还引发了产能过剩、天价片酬、偷税漏税等一系列混乱的局面。以收入最为透明的电影票房为例，根据猫眼研究院发布的《2018中国电影市场数据洞察》显示，2018年，20亿以上的6部电影贡献了整个市场的30%的票房，1000万以下的电影331部，仅贡献0.9%的票房，票房收入加速两极化趋势，头部效应的趋势持续增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中小腰部内容以及它们背后的影视公司的生存和盈利空间进一步被碾压。电影上映数量上涨的趋势下，头部电影斩获更大份额的票房趋势加强，意味着中小腰部内容的生存和盈利空间进一步被碾压在剧集部分，无数底部积压剧无人购买，无法播出，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无效库存。在2017年，电视剧发行许可部数仅313部，但是当年电视剧的立项总量达到了465部以上。在网络平台，头部爆款网络剧占据了大部分流量与关注度，排名前十的播放量占全年网络剧总播放量的42%。这是影视产业高风险高回报的根本特性的表现，也意味着，大量的中小腰部作品越来越面临着血本无归的境地，更不用说还有很多作品连触达观众的机会都没有。过度分散的市场，导致影视内公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绝大多数公司在赔本和微利之间徘徊。上游市场，缺乏好的内容根基，长视频平台们也所拖累，因为亏损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在内容生态投资过大”。最新数据是，2018年第三季度，归属于爱奇艺的净亏损为31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上年同期的净亏损为11亿元人民币；优酷所属的阿里巴巴“数字媒体和娱乐业务”亏损48.0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多了近15亿元；腾讯视频虽然暂未公开具体的财务数据，但依旧面临盈利的压力。去年11月，爱奇艺创始人兼CEO龚宇在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的演讲中公开表示，行业已经进入冬天，建议从业者抱团取暖，友善对待合作伙伴。“我们这个行业就没有夏天，但有过春天。前几年内容产业它疯了，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和投资，也拿走了大部分利润，但是市场规律是波动的。”龚宇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解释。“不能短视。一方在短时间内得到爆发性的回报，一定会损害其他方面。我们要保持中长期的平衡性。”从监管方、从业者，事实上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非常不合理的状态。去年8月，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正午阳光、华策影视等数家视频网站和影视公司联手发布了《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提出了限制演员片酬的最高额度。企业间这一次的联合倡议，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2018年10月11日，在片场小憩的群演。流量艺人拿走了作品的绝大部分收益，整顿之下的“寒流”中的横店没有戏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龚宇告诉钛媒体，“据我所知，从8月到现在，只要是新开的戏，没有公开违反这项规定。行业的大方向一旦得到控制，即便有违规的个例，也成不了气候。”而同时一场面向整个影视行业的税收整治工作已经拉开序幕。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的通知，要求到2019年7月底之前，按照自查自纠、督促纠正、重点检查、总结完善等步骤，逐步推进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分账模式的春天？除了在上游内容制作侧调整行业利益，内容分发平台与制作公司的在收益的分配上，也到了新的博弈阶段。当前付费视频用户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拉动和支撑中国娱乐产业高速增长的引擎。艾瑞咨询发布的一组数据中提到，2012至2018年期间，中国在线视频行业广告收入增长基本持平，而内容付费占比逐年上升。爱奇艺的Q3财报显示，最新一季会员收入已经超越了广告收入，这国内视频平台中尚属首次。龚宇向钛媒体表示，会员收入的增长势头，是受到了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付费会员就是典型的“口红效应”。“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两人出去看次电影还得花一百多块钱。每月花十几块钱买个会员，在家多看看剧这件事还行，此消彼长才能持续的维持增长。”龚宇说。龚宇在 2018 年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演讲但这也暴露出了视频平台在广告收入上的隐忧。“现在品牌广告非常难”，龚宇告诉钛媒体，“品牌广告受经济周期波动非常大，只要宏观经济一不跑，品牌广告暴降。”收入结构的转变，带来的是商业模式的调整。基于会员付费而来的“分账模式”，今在行业内的讨论热度不断升高。优爱腾们，都在参照电影院线分账经营方式进行探索。在以往，影视作品由独立的制作公司投入完成，视频网站以版权采买为主，在数量上仍占绝大部分。与电视台对于剧集的采购价格较稳定不同，视频平台会对电视剧先进行评级，不同级别对应不同的采购价格，区间相差较大。他们更愿意把大量资金和流量投入给有爆款潜质的作品，对于一些中小和腰部内容则兴趣寥寥。但是在内容产业，高额投入并不等同于着高回报。爆款作品不可预测，“破圈”更是可遇不可求，2018年度爆款《延禧攻略》反而在一开始并不被看好。视频平台正受高价采购爆款的策略而持续拖累，爱奇艺的财报也显示出，亏损幅度进一步扩大是因在内容生态投入所致。寒冬之下，分账模式成为了影视公司与视频平台风险与利益共担的首选模式。分账模式一般采用“有效付费播放量”为分账的标准。付费用户超过试看时长的一次或多次付费观看次数，是制作方和平台分账的首要原则。一方面，它让持续亏损的视频平台不需要一次性为版权采购付出不可预期的收益的成本；另一方面，对于缺少议价权的中小成本制作方，长期积压的作品有了直接触达观众的可能，同时这相当于直接向C端的内容消费者收费，也可以使他们更加聚焦在打造优质的内容上。不约而同的，2018年爱奇艺、腾讯视频和优酷都先后升级了分账模式的计划，并且使之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优酷在2018年底推出了“内容开放平台”服务于分账模式。针对网络剧、网络电影、综艺和动漫少儿内容，提出了不同的分账计算公式，总体原则是“以会员的观看时长”为核心。腾讯视频，则对于网络电影的分账计划突破了原有的规则，推出了“标准付费播放量”作为平台存量会员观看影片的收益衡量标准，并标明每部影片都有会员拉新激励收益。爱奇艺最早在业内提出和公开分账计划，主要分为会员付费分账和广告分账，以会员的有效播放次数和贴片广告收入协定的比例分给影视公司。其中，有效次数指的是单集播放超过6分钟。去年11月，爱奇艺公布了付费网剧分账的最新成果，2018年期间，参与上线分账的网剧为116部，其中A级优质网剧数量同比增长超50%。刚刚结束跟播期的《等到烟暖雨收》的分账金额突破3000万，是今年播期内分账金额最高的网络剧。爱奇艺近三年网剧分账数量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今年分账的作品都比往年有了提高。据爱奇艺公布的数据，其出品的网络电影《灵魂摆渡·黄泉》，票房分账超过了4550万。龚宇告诉钛媒体，这部网络电影的投资大约为800万元，最后回报数目“在院线里也算是一个奇葩了”。《灵魂摆渡·黄泉》是网络大电影行业内分账模式2018年最经典的成功案例分账模式下的成功案例，一定程度上是某种激励：一方面推动用户对优质内容买单，另一方面，也为制作方找到了多元的商业变现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有话语权的影视公司而言，分账模式并非他们的首选。从营收层面考虑，分账自然没有版权采买具备吸引力，尤其是大投入大制作（类似《延禧攻略》3个亿的投入），如果早期通过定价卖版权，至少在收益上的有可控的保障，如若剧集不受市场欢迎，以分账计算显然会血本无归。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大部分资金永远是流入头部内容以及越来越倾向于自制内容。在未来，部分资金则会聚焦在腰部内容和长尾内容，它们在数量上最多，构成了整个产业金字塔的主要部分。这部分内容最可行的是分账模式，因而，至少在量的规模上，分账模式将来一定会占据长视频的主导地位，也让各方在寒冬之下争取到了喘息的空间。...

新三板的寒冷弥漫在市场各个角落，这其中扎根新三板市场的各类中介和掮客自然也难独善其身。近两年新三板市场随着分层制度的推出悄然兴起了一门生意，这便是帮助想要冲击或者维持创新层的新三板挂牌企业补充股东人数，尤其是在2017年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称“全国股转系统”）修改规则之后，股东人数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这类生意也热闹非凡。如今又到年报披露，分层筛选的前夕，然而补充股东人数的生意却不似往常那般火热，甚至可以说有点冷清。在这背后也正是创新层的吸引力在逐步消褪。中介生意清淡2017年12月22日，全国股转系统发布重磅存量改革政策，其中最为核心的分层制度迎来较大幅度的修订，原有三套分层标准均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全国股转系统对“合格股东人数50人”这一考量挂牌公司股权分散度指标调整。在这一次修订中，监管层继续提高了这项指标重要性的权重，由此前标准三和挂牌企业维持创新层的一项共同标准变成了创新层准入以及维持的共同标准。以新三板企业股权分散度的实际情况而言，“合格股东人数50人”将会是企业冲击或者维持创新层的实质性门槛。“分层之后就有了补充股东人数的生意，但17年底规则变化之后，这种需求更大了。合格投资者人数成为了各家创新层公司的刚需，无论采用哪一项指标维持创新层都迈不过这项考核。”9日北京地区一家中型券商新三板业务人士告诉记者。因此也出现了2018年初，众多企业寻找股东，中介和掮客组织投资者买股票的情形。“去年我这边主导以及参与其他人组织的补充股东人数涉及企业的数量超过了20家。”一位上海地区的新三板个人投资者8日向记者透露。但2019年伊始，补充股东人数的生意明显转冷。“去年这会儿已经有很多企业开始咨询我是否有渠道补充企业人数，但今年到现在都没有一家企业有联系。”日前一位北京地区的新三板中介人士日前告诉记者。不仅如此，前述上海地区投资者以及其他多位新三板中介都表示，今年要么没有企业主动联系或是相比以往数量有大幅下滑。“市场非常不好，企业的需求有明显的下滑，不过还得再等等看，春节后可能还会有一批企业会突击补充股东，但总量来说今年不及往年了。”另有一位北京地区参与过补充股东人数的投资者8日告诉记者。与此同时，记者了解到在近几年补充股东人数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和中介也存在着一定的纠纷，如付款、股票回购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补充股东人数这一生意。事实上，不仅是补充股东人数的中介生意难做，老股转让、FA业务、培训业务等诸多围绕新三板市场的中介服务都在2018年伊始至今越发低迷，很多中介机构和人员早已转型。创新层吸引力减弱见微知著，补充股东人数生意转冷的背后正是新三板企业冲击和保持创新层动力的缺失。“不知道未来精选层和创新层是否会有挂钩，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进入创新层几年以来并没有享受到之前预期的政策红利，相反在披露定期报告，会计准则以及日常监管都比基础层企业更加严格，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是否要维持在创新层也没有特殊的想法，如果合格就继续留在创新层，但如果不符合也不会刻意去冲击。”北京地区一家创新层企业的董秘1月9日接受记者采访透露。正如该位董秘所言，新三板创新层自推出以来，市场期待的重磅红利始终未能落地，这一过程中叠加市场持续低迷，企业对于创新层的热情渐渐消褪。与此同时，优质企业的持续流失也是目前创新层吸引力下降的重要体现。从分层的标准来看，创新层聚集了新三板上绝大部分优质的头部企业，但随着IPO常态化，港股热潮等外部市场的吸引力日渐提升，加上A股上市公司并购凶猛，创新层头部优质企业流失严重。“预计今年创新层企业数量会减少，一方面冲击创新层的企业数量就已经变少了，另外随着摘牌等因素，存量创新层企业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变化。但造成这一现象的背景是创新层乃至整个新三板吸引力的下降。”北京地区一家中型券商新三板研究人士9日对记者表示。不能否认的是在运行数年时间后，制度红利推出迟缓，头部企业持续流失，市场对于创新层最初的希冀已经难以实现，分层最核心的功能未能有充分体现。因此，市场也担心未来可能推出的精选层或陷入创新层的发展路径之中，即设立之初企业和市场充满想象，但随后配套制度跟进缓慢，市场预期管理混乱，最终未能达到激活市场的效果。“市场对于创新层更多是麻木了，从监管层的口径来看，其实也不专门去讲针对创新层的制度红利了，而是将重点放在精选层上。如果精选层能够尽快推出同时配套制度，那么创新层再激活也不是不可能。但一切都要看政策配套，光有分层没有配套，精选层无异于再设立一个创新层。”前述北京地区中型券商人士认为。...

近日，运营将近5年，待收金额超40亿元的P2P平台宜贷网宣布清盘。宜贷网宣布清盘的原因包括大环境恶化、遭遇供链贷逾期、银行存管解除和受到法律诉讼波及等原因。在连续数月亏损的情况下，宜贷网宣布“决定良性退出”。无独有偶，2018年春晓资本投资的5家P2P平台先后爆雷，资金链出现问题。2018年12月底，由于质权人联储证券申请前财产保全，春晓资本及其创始人韩越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冻结1.63亿元资产。2018年12月，以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三家险资企业卷入P2P爆雷事件中。经历了7月200多家p2p平台爆雷事件后，在新旧年交替之际，新的爆雷潮又引发了众多关注。根据零壹财经的统计，截止2018年12月31日检测到的P2P网贷平台6063家中，正常运营的平台数仅为1185家，异常平台（不含转型、争议和良性退出的平台）数量为4672家。节前或有仍有爆雷P2P平台频频在2018年爆雷的原因，主要是受到去杠杆及监管政策收紧影响，流动性趋紧。由于年关来临，金融行为频繁，资金链和流动性再度受到影响，同样的问题可能在春节前再现。“预计（P2P平台）春节前还会出现一小波爆雷潮。”P2P平台花生米富创始人和CEO崔毅龙告诉36氪。事实上，2018年春节之前即出现过一次P2P爆雷潮。网贷之家发布的《P2P网贷行业2018年年报》称，2018年1月爆雷平台达到了249家。由于监管趋严和行业竞争关系，一些平台也会选择主动退出。第一网贷数据显示，2018年12月网贷平台良性退出率达到62.21%，高于2018年全年的35.88%。还有一批银行退出网贷存管业务。融360大数据研究院认为，银行选择退出存管业务的原因包括系统不合要求，无法通过监管部门的白名单测评，以及随着网贷平台的出清，银行能对接的平台也相应减少，只能选择退出。现存半数平台可能被淘汰P2P平台可能在2019年年中还会出现一轮变动。这跟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展开的合规检查和推动实施备案制度有关。2018年8月17日，全国网贷整治办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合规检查问题清单》（简称全国108条），随后中国互金协会启动P2P网络借贷会员机构自律检查工作，要求会员机构接入协会互联网金融监测平台的相关系统。网贷平台合规检查就此展开，包括机构自查、自律检查和行政核查。只有通过合规检查的网贷平台才能进入到备案下一个阶段。无法备案的网贷平台将会被清退。按照监管要求，所有核查工作应该在2018年12月底结束。但由于各地行政核查进度不一致，整个合规检查不断延后。“北京的行政核查可能到（今年）六月底结束。”崔毅龙说。最终，网贷平台通过备案方式，实现总量上的控制，可能“全国范围内保留300-500家”，崔毅龙认为。这意味现有的正常运营的平台还会缩水至少一半。事实可能更不乐观。融360网贷评级组曾预测全行业能获得备案的平台为200余家。零售消费信贷是方向逐渐加强的监管正在带来网贷平台业务上的收缩。2016年8月颁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同一企业法人在同一网贷平台的借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在不同网贷平台的借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在个人借款业务上，《暂行办法》也规定了同一自然人在同一网贷平台上借款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在不同网贷平台上借款总额不超过100万元。金额上的限制使网贷平台逐渐从资金借贷量较大的企业贷和房抵贷等业务上后退。崔毅龙认为互联网金融在大数据的风控和运营能力上“比大银行更贴近市场和用户的需求”，这是一个基于互联网和基于流量的业务。零售信贷消费可能是网贷平台下一步重点发展的方向。北京的一家网贷平台媒体负责人对36氪称，未来网贷平台的业务更加集中于小额的、to C的消费金融。这一业务涉及的单笔借贷通常不超过一万元。网贷之家调查显示，基于2000-8000元之间的借款占消费金融借款的80%。它的风险远远小于企业贷，符合相关政策的“P2P平台也要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的合规条件。就放款速度和客服等客户体验上来说，消费金融也要强于大型金融机构。虽然从毛利率较高的企业贷和房抵贷上收缩，但网贷平台在消费金融信贷仍有较大的市场。艾瑞咨询曾预计，2018年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信贷余额达到9773亿元。崔毅龙认为这一市场将会有1亿-2亿左右的用户规模。这还不包括在消金机构和大银行自身开展的消费金融信贷业务。...

摘要：这个寒冬对于共享汽车企业来说，显然有些过长，在融资不顺、新的资本难以进入的情况下，洗牌仍将继续。“汽车是有生命周期的，过若干年就要淘汰掉，我们要在有限的周期内创造最大价值。如果一下子投放得太多，车比用户还多，放在那儿晒太阳可不行。”共享汽车平台途歌创始人王利峰，2017年9月在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说道。一年之后，途歌便宣布已在7个城市运营车辆超过7000台，注册用户超过350万，号称是投放车辆最多、市场份额领先、成长最快的共享汽车品牌。并且还计划继续扩张业务规模和城市服务范围，预计开通12个城市，运营1.5万台车辆，拥有500万用户。如此雄心壮志，显然王利峰并没有控制住公司扩张的节奏，不能让车晒太阳被他抛之脑后，而问题也随之出现。2018年12月，当ofo用户聚集在北京互联网金融大厦退押金的同时，途歌也被曝出押金难退，其在北京、广州、成都等地的办公室门口也排起了长队，这其中除去用户，还有不少地勤员工、供应商的身影，现场“途歌，还钱”的声音不绝于耳。就在几天前的1月2日，王利峰在北京十里堡附近遭途用户及员工围堵8小时，无奈之下回应“目前途歌遭遇到了困难，的确没有做到正常退押金，但押金退还问题可以解决。”这个寒冬，共享汽车跟它的“难兄难弟”共享单车一样，日子并不好过。资本追捧下的共享汽车共享汽车在国内起步于2013年，当时的企业寥寥无几，真正成为“风口上的猪”是在2017年。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共享汽车领域共获得融资764.59亿元，成为共享经济领域获投金额最高的行业，取代了共享单车在共享经济里独占鳌头的地位。另据罗兰贝格发布的报告预测，中国汽车共享出行市场中用户的需求远大于市场的实际供给，2018年汽车共享出行潜在市场容量有望达到1.8万亿元，或将占2015年全国GDP总量的2.7%左右。就这样，共享汽车带着2017年的余温进入了2018年，一时间风头无两。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6月，全国注册的分时租赁共享汽车企业已经超过400家，运营车辆超过10万辆。此时的共享汽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类是具有整车厂背景的企业。包括一汽、上汽、北汽、长安、吉利、戴姆勒、宝马等近30家整车厂已入驻共享出行领域。其中上汽集团旗下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品牌EVCARD，计划到2020年进入100个以上城市、投入30万辆新能源车。北汽新能源在拥有绿狗租车的基础上，又推出了另一个共享出行服务品牌“轻享出行”，覆盖了全国13个城市，车辆规模达到1万辆。另一类则是初创企业。其中有以全国布局作为发展目标的途歌，有从农村市场切入的京鱼出行，还有主打高服务标准的有车出行等。而作为网约车巨头的滴滴，也在其现有的网约车出行业务之外，将目光瞄准了共享汽车。2018年2月，滴滴宣布与12家汽车厂商达成战略合作，计划到2020年在共享汽车业务上投放100万辆电动车。当然，资本的追捧仍在继续。据新芽NewSeed（ID：pelink）不完全统计，截止2018年12月，共享汽车企业共完成31笔融资，其中过亿人民币融资有10笔，投资方的身影中不乏蚂蚁金服等巨头的身影。迅猛发展未能阻止共享汽车的清场共享汽车在国内发展势头如此迅猛，要得益于三点原因：一是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为治理空气污染、鼓励共享经济，自2014年以来政府颁布多项政策，鼓励汽车共享业务发展。2017年8月出台的《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出行需要，制定小微型客车租赁发展规划，并纳入综合运输体系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加强小微型客车租赁与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换乘衔接。二是消费者实际需求较大。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车辆限牌政策，导致车牌发放数量与民众快速增长的出行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据预测，到2020 年中国驾照持有人数将达3.55 亿，而汽车保有量将仅为1.95 亿辆，这就促使消费者采用替代出行方案。而共享汽车的分时租赁模式，能解决部分高频短途出行需求，降低居民购车意愿，提高车辆利用率，极大程度上缓解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紧张的局面。三是新能源汽车产量的提升。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11年的8159辆，增长到到2017年的77.7万辆，其中2015—2017年产销量位居世界第一。而共享汽车成为了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出口之一，车辆占比已经达到95%以上。奇瑞新能源市场部长卢华平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奇瑞eQ 2017年近一半的销量由分时租赁市场带动。而2018年，EVCARD等分时租赁公司已有意向采购超一万台的奇瑞eQ车型。似乎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共享汽车将继续扛起共享经济的大旗，易开出行创始人严道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18年下半年才是资本进场的高峰期，2019年下半年共享汽车将会迎来清场期。”但事实与其所说恰恰相反，资本在2018年下半年更多是在观望，共享汽车的清场期来的早了一些。2018年1月，人民日报旗下《中国汽车报》社有限公司计划转让持有的易卡绿色（北京）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与此同时，广州途宽易租车发布公告停止运营，让所有用户申请退押金；2018年5月，麻瓜出行官方发布公告，宣布麻瓜出行共享新能源汽车将于5月17-20日分批逐步关闭租车服务；2018年6月，济南中冠共享汽车跑路，客服电话无人接听,公司所在地也人去楼空；2018年9月，巴歌出行疑似倒闭，APP下线，员工几个月工资未发；2018年12月，途歌退押危机爆发，有用户的押金要排队等到2019年3月才能退还，拖欠供应商的欠款少则几万元，多则上百万元，其官方微博下多是斥责之声……途歌官微下的评论共享汽车的三大病症曾被誉为法国巴黎“城市交通未来”的共享汽车Autolib，在去年8月初宣布，由于累计亏损达到近3亿欧元，正式结束项目运营。其实国内众多的共享汽车企业与Autolib处在相同的境地，在这400多家共享汽车企业中，大部分都处于亏损运营状态，据普华永道统计，分时租赁汽车企业目前平均单车亏损每天在50-120元。清科产投合伙人、总经理蔡志泉此前对新芽NewSeed（ID：pelink）表示：“大多数共享汽车企业尚未实现盈利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起清晰、透明、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都在靠‘烧钱’维持。像滴滴这样的网约车巨头选择进入这个市场，更多的是出于自身战略布局的考虑。”的确，对于具有重资产、重运营特征的共享汽车企业来说，一味的靠“烧钱”维持并不是长久之计。共享汽车的购车成本会占整个运营成本的40%左右，同时企业还需要支付停车费、保险费用、油费、电费以及日常的运维等费用，综合成本很高。据数据统计显示，一辆车每天必须要租出去4次，每次时长要45分钟以上，才有可能盈利。即使每小时出租率维持在60%，回本至少也要三年，中间还不考虑汽车的维修、折旧等带来的成本损失。然而，这些平台目前的使用率仅能勉强达到标准使用率的50%。加之盈利模式单一，车身广告等方式并未利用起来，资金危机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另外，共享汽车不同于共享单车，在相同的成本支出下，单车的规模可以达到汽车的数十倍，可以覆盖城市的大街小巷，而现在大部分共享汽车企业的规模都在100辆左右，如果是投放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对于用户来说无异于“大海捞针”，用户使用频率低也就不足为奇。并且共享汽车的安全性也存在一定问题，降低了用户的信任度。据媒体报道，去年5月，一位长沙市民扫码共享汽车准备出行，结果刚发车，车便突然往前冲，像“飞车”一样，直到撞上路边门面上的墙才停了下来，对此，涉事公司说是用户操作手误。“对于消费者而言，共享汽车不像共享单车那样易操作，需要培养使用习惯。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很多使用者对于驾驶并不熟悉车况的车辆，会有一定的担忧。”蔡志泉表示。而用户的素质也函待提高。有用户把共享汽车开进高档住宅区的地下停车场并拒绝开出，以至于系统上虽然显示为已还车，但实际上该车辆已成为他的“专车”。更有甚者，在车内留下一地垃圾，导致其他用户根本无法使用，并且很多车辆外部都有剐蹭，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感。地铁站前的共享汽车，有明显的剐蹭和凹痕结语这个寒冬对于共享汽车企业来说，显然有些过长，在融资不顺、新的资本难以进入的情况下，洗牌仍将继续。如何建立可持续的成熟的商业模式，寻找到新的盈利点，成为这些企业在未来日子的重中之重，5G和无人驾驶技术或许会带来新的突破口。但用户的押金该退还也要退还，毕竟企业运营出现的错误并不能让用户为你买单。...

“权健”事件持续发酵，或带来一场行业的大洗牌。1月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工信部、公安部、民政部等13个部门，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开展一场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的为期100天的行动。会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提到，近段时间，“保健”市场暴露出虚假宣传、违法广告、消费欺诈、制假售假等一系列问题，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张茅还强调，“禁止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保健品进行评比、评优等活动，违者坚决依法追责。”那么，13部门联合雷霆亮剑，对A股保健品企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13部门联合亮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这份“关于开展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的通知文件显示，参加“百日行动”的13个部门还包括工信部、公安部、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卫健委、文化和旅游部、住建部等。各部门在1月8日的会上都对“百日行动”作出部署。其中，卫生部门将严厉查处各种假借健康讲座进行免费体检、以中医预防保健名义进行非法诊疗、无证行医等行为。工信部门将严查利用骚扰电话进行保健品推销。民政部门将重点对养老服务场所和设施进行排查，严禁假借养老服务场所进行保健品推销。商务部门将严格直销行业市场准入，整治直销市场秩序。旅游部门将重点查处利用低价旅游推销保健品的行为。针对重点排查、集中执法等安排，这份文件也给出了详细的时间表。对此，北京鼎臣医药咨询公司创始人史立臣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指出，“权健事件之后，13个部门联合行动，体现出其对保健市场的整治决心，短期内会清理虚假宣传、会议营销等一些市场乱象”，不过其提到“保健品的范围特别广，市场一直是粗放性的管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其呼吁“出台长期规范市场的政策性文件，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不允许的，产品形态如何约束，市场层面如何运行，应该把这些落到纸面上。”A股保健品企业：各有路径那么，对于“保健”市场的参与主体，又是如何看待此次百日整治的影响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保健品行业的市场规模在2016年时已经高达2644亿元，同比增长12%，相较于2012年的1171.48亿元，增长了一倍。此外，中国产业信息网给出了2018年中国保健品行业市场规模2927亿元的预计，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保健食品第二大市场。而从资本市场来看，汤臣倍健（300146.SZ）、健康元（600380.SH）、西王食品（000639.SZ）、金达威（002626.SZ）等通过兼并或收购，在A股保健品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如西王食品以7.3亿美金收购加拿大营养品品牌公司Iovate Health Sciences International Inc，金达威则以3500万美元收购Doctor’s Best Holdings,Inc.51%股权。H股市场中，被业内津津乐道的则是2015年合生元以16.7亿澳元（约合76亿人民币）巨资收购澳洲保健品品牌Swisse83%股权一事，到了2018年12月，合生元（后更名“健合（H&H）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又以3.11亿澳元（约合15.9亿人民币）收购Swisse剩余小股东17%的股权，实现100%控股Swisse。对于13部门的联合行动，1月9日，汤臣倍健董秘办人士就此表示，“过去也有这种主题性的市场监督行为，针对保健市场的生产和宣传进行规范，对我们来说是利好消息，反而能够让行业更清楚规范一些”。就在2018年12月21日，汤臣倍健公告称，拟以14亿元收购汤臣佰盛46.67%股权，从而间接获得LSG 100%股权，将LSG所持有的“跨境电商”澳大利亚益生菌品牌Life-Space纳入麾下，丰富现有产品线的同时，通过已有的营销渠道，帮助其进入实体店渠道。另一家不愿署名的A股保健品公司董秘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次市场整治行为，短期来看，可能会对市场情绪乃至股价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长期来看，肯定是有利于行业洗牌，使得龙头企业凸显出来。”不过，曾经的“保健酒第一股”*ST椰岛（600238.SH）的命运则有些坎坷。2018年12月26日，*ST椰岛公告称，海南椰岛国有股权转让一事将搁浅。“鉴于海南椰岛国有股权转让事项历时已久，其转让的政策条件发生了变化，原股权转让协议不宜再继续履行”，其国有股权转让协议叫停的同时，*ST椰岛还面临着业绩不断下滑的危机。*ST椰岛2018年上半年显示，营业收入2.92亿元，同比减少26%，归母净利润-1.17亿元，已超过2017年全年亏损额。...

1月9日收盘，四环生物（000518.SZ）报每股3.08元，连续两个交易日大跌。此前，四环生物公告，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四环生物具体因何种事项涉嫌信披违规，尚待进一步公告。不过，四环生物提示称，如公司因此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近一年来，四环生物相对低调，其上一次广受关注，还是因2018年初其“官网涉黄”。但业绩连年不振、多次跨界无成、大股东多次变更内耗不断……作为江苏省第二家上市公司，在过往25年的A股生涯中，四环生物从不缺少“高光时刻”。调查前突换会计师事务所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前不久，2018年12月24日，四环生物曾公告，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四环生物称，鉴于公司原聘任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称立信）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根据公司未来发展及审计工作的需要，拟变更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聘任期为一年。“公司就该事项已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其在担任公司财务审计机构期间，勤勉、尽职，顺利完成了各项审计工作，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四环生物在公告中表示。为此，四环生物将在2019年1月9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召集股东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进行投票。界面新闻记者注意到，立信此前已与四环生物合作了十年之久。2008年11月，因已合作五年的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安排其他项目经理来承担本公司的年度审计业务”，四环生物决定改聘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南京立信永华）作为年度审计机构。此后，南京立信永华一直负责四环生物的审计工作。2011年，南京立信永华整体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组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江苏分所。由此，四环生物的年度审计机构相应变更为立信。但该次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公司突然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是否与信息披露违规之间存在关联？对此，四环生物工作人员向界面新闻记者进行了否认说明 。“苟延残喘”25年多次跨界四环生物是江苏省仅次于太极实业（600667.SH）的第二家上市公司，前身为成立于1992年的江苏三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苏三山）。1993年，苏三山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初期，苏三山主要从事的是化纤业务。此后，由于主营业务不振，苏三山经历多次重组。1998年，苏三山被暂停上市，后被江阴市新桥镇集体制企业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入主，并操刀进行资产置换。由此，苏三山主营业务变更为毛纺织业，并更名为“江苏振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振新股份”。2001年初，振新股份再度更名“四环生物”。当年，四环生物以每股16.09元的发行价，公开发行了4500万股普通股，募资7.24亿元。募资完成后，四环生物分别斥资3.11亿元和9807万元，收购了北京四环生物工程制品厂和江苏省江阴制药厂。四环生物由此跨界，主营业务变为“毛纺织”和“生物医药”并举。跨界并没有有效提振四环生物的业绩。财报显示，在2002年达到4.7亿元的高点之后，四环生物的营业收入一路下滑，再未突破过4亿元关口。其净利润亦一路下滑。2007年，四环生物毛纺事业部所在的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被江苏省政府作为农村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开始实施“三集中”规划建设，将农民住宅规划集中到镇区。由于毛纺事业部多年经营情况不佳，四环生物决定顺势将其撤销，不再经营毛纺产业。财报显示，2007年、2008年，四环生物连续两年亏损，濒临退市。2009年，主营业务已变更为生物医药的四环生物决定试水房地产。当年，四环生物与江阴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天祥房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900万元收购天祥房产持有的靖江市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靖江银泰）100%的股权。财报显示，靖江银泰彼时的净资产为-142.87万元。收购靖江银泰仅仅一年之后，四环生物便决定以900万元的价格将其卖出，理由是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加强，连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公司不看好今后几年的房地产市场。2010年，四环生物又公告拟进军新能源领域。公告显示，四环生物拟与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大河之洲）分别以现金方式，对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爱迪新能源）增资1.5亿元和5000万元。此外，爱迪新能源的另一股东太原市普容得科贸有限公司（下称太原普容得）再以专利技术无形资产增资1.39亿元。增资后，四环生物持有爱迪新能源44.12%股权。公告称，增资完成之后，新疆爱迪将投资2.78亿元建设“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 万吨/年煤焦油制备清洁燃料油工业示范工程”。2010年当年，四环生物完成了对新疆爱迪的增资。2011年，四环生物又斥资9000万元，从大河之洲和太原普容得手中收购了共计26.85%的新疆爱迪股权。新疆爱迪未能给四环生物的业绩带来正面效果。四环生物在收购之初所提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万吨/年煤焦油制备清洁燃料油工业示范工程项目”迟迟未能建设投产。不仅如此，新疆爱迪资产连续多年被计提减值，业绩大额亏损。2016年，四环生物将新疆爱迪出售。数年间，四环生物还陷入了多起因新疆爱迪而起的诉讼和纠纷。2015年，四环生物又设立了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江苏晨薇），打算大力发展生态农林产业，要实现“生物制药+大农业”两大主业双轮驱动，扩大上市公司经营规模。同时，四环生物还计划通过定增募资36亿，用于收购三家材林公司的股权和投资建设江苏晨薇旗下的生态园林工程项目。有意思的是，由于遭到股东大会否决，四环生物这36亿元的定增方案最终告吹。三年过去，四环生物的“大农业”业务至今状况如何？财报显示，江苏晨薇从2015年设立至今，连年亏损，从未产生过利润。截至2018年上半年，生物医药带来的收入在四环生物营收中的占比仍超过85%。股东内耗相互“揭底”2009年至2010年间，已被市场视为“壳资源”的四环生物频频遭到爆炒，股价接连暴涨。公告显示，在四环生物2010年9月8日晚间发布进军新能源的消息之后，其大股东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多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了其所持的四环生物股份。多次减持之后，振新毛纺织厂已只持有四环生物5.83%的股份。2011年9月5日，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与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广州盛景）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4000万股四环生物股票作价2亿元转让给后者。广州盛景由此成为四环生物第一大股东，其实控人卫东峰相应成为四环生物实控人。但有意思是，广州盛景受让的4000万股仅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3.89%。此后，由于股权过于分散，四环生物被认定无实际控制人。来源：四环生物2010年年报2015年德源纺织穿透结构 来源：四环生物2015年定增预案值得一提的是，转让完成后，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并未完全退出四环生物，其仍持有四环生物1.91%的股份。年报显示，2010年退出之际，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的实际控制人仍是江阴市新桥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2014年，振新毛纺织厂更名为“江苏德源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下称德源纺织）。据四环生物2015年定增预案，穿透之后，德源纺织的实际控制人已变为自然人吴秀丽。2011年至2014年，持股3.89%的广州盛景一直是四环生物第一大股东。2015年下半年起，江苏省昆山市国资开始不断增持四环生物，并跃居第一大股东位置。其间，中微小企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小投）亦通过在二级市场增持，短暂拿下过第一大股东位置。四环生物前实控人所在的江阴市新桥镇，还有一家从事纺织业务的上市公司——江苏阳光（600220.SH）。该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阳光集团），实控人为陆克平。年报显示，自2014年起，陆克平的儿子陆宇、江苏阳光副总经理、董事王洪明等人就已在增持四环生物股票。由此，四环生物的股东被分为两大阵营。多次表态一致的广州盛景、昆山国资、中小投等股东被称为“昆山系”，而陆宇、王洪明、德源纺织等被称为“阳光系”。2015年起，两系人马开始持续争斗。实际上，2015年四环生物的定增方案即被认为是“阳光系”的意愿。四环生物拟募资收购4家标的资产中，有两家与阳光集团存在或曾经存在直接关联关系。有媒体质疑称，四环生物涉嫌隐瞒关联交易。四环生物澄清称，陆宇和王洪明不是一致行动人，公司与阳光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自然人或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2017年初，“昆山系”与“阳光系”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当年1月19日，四环生物拟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前10天，德源纺织和广州盛景双双提交临时提案，要求对对方启动调查程序。德源纺织的提案 来源：四环生物公告德源纺织指责广州盛景自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后，在公司经营、公司治理方面毫无建树，反而通过委派高管等形式实际掌握了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控制权，以此为平台，不断侵占公司利益。广州盛景部分议案 来源：四环生物公告广州盛景则一口气提交了25项提案，质疑德源纺织、陆宇、王洪明、徐瑞康、赵龙等15名股东与江苏阳光存在关联性，涉嫌构成一致行动人。此外，广州盛景还指责四环生物部分董事、高管人员失职，质疑四环生物对外签订的部分合同存在问题。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期间，四环生物曾与5家公司签订了7份《苗木购销合同》，合同金额3亿余元，超过四环生物彼时审计净资产的50%。此后，由于四环生物未能履约，上述5家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四环生物支付近3亿元的货款和违约金。广州盛景提交的说明称，四环生物在签订履行相关苗木购销合同过程中，没有向其提名的董事通报，也没有向具有财务会计丰富经验的独立董事林梅通报征求意见，所有操作均为秘密进行。广州盛景还称，四环生物的2015年年度报告存在重要事项“选择性披露”、部分事项不披露等问题。广州盛景与德源纺织之间的指控真假难分，但其反映出四环生物股东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分拨现象。时至今日，四环生物仍然无实际控制人。不过，其股权分布已有所集中。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王洪明的持股已增加至14%，是第一大股东。若加上徐瑞康、赵龙等人的持股，所谓的“阳光系”阵营在四环生物的持股比例已超过20%。在故事的另一边，广州盛景在四环生物的持股已降至2.92%。昆山国资则在2018年初表明了撤退意愿，拟转让其持有的四环生物5.83%的股份。但似乎无人想趟四环生物的这摊浑水，昆山国资的转让行动最终无果。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创业投资仍持有四环生物8.6%的股份。...

　　机构大额赎回导致基金净值暴涨的现象再度出现。1月8日，富荣价值精选A基金净值从前一个交易日的0.78元飙升至1.57元，净值一天翻倍，并一举登上基金收益率排行榜首位，成为新年首例大比例赎回造成净值暴涨的基金。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负责人刘亦千认为，基金净值暴涨有多种原因，针对这只基金的情况，净值暴涨应该是赎回导致的。 　　根据富荣价值精选A招募说明书提供的赎回费用和基金净值计算规则，该基金A类份额视持有期限不同收取不同的赎回费，持有期在3到6个月，向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而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该类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当日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精确到0.0001元，小数点后第5位四舍五入。 　　作为混合型基金，富荣价值精选成立后遇上股市深度调整，业绩表现欠佳。数据显示，截至1月7日，基金成立以来回报为-21.66%，一些持有人或因此选择止损出局。 　　对于基金净值暴涨的原因，北京一位公募专户投资经理分析，首先要看基金的成立时间。如果成立时间很短，持有期限较短的大资金产生大额赎回费计入基金资产，导致基金净值暴涨；其次，还可能是基金净值计算中的小数点取舍问题。如果基金规模非常小，净值计算赎回费时小数点四舍五入，将较高的赎回费加入很小规模的基金资产，计算时的五入对基金资产产生较大影响，也可能导致净值的飙升。 　　刘亦千也分析，投资者在赎回基金资产时，如果持有时间低于一定期限，必须将一部分的赎回费纳入基金资产，这是大额赎回造成基金净值飙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持有证券的估值调整也会导致净值暴涨。比如基金重仓持有的某只债券违约，估值只有以前的10%，而突然又兑付了，也会带来净值的暴涨。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针对明显超出市场预期的基金净值异常波动，业内人士呼吁，应该在制度上要求基金管理人披露净值异常波动原因。刘亦千表示，部分公募基金净值异常波动，但很多基金并不披露是否存在大额赎回或其他异常情况，也有机构资金变动规模大跌造成净值亏损，但损失结果是由存量投资者来承受，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不管是净值暴跌暴涨，都可能会对投资者造成误导。 　　应该在制度上要求基金管理人披露净值异常波动的原因。因为这个现象明显超出市场的预期，公开披露原因也是对投资者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刘亦千说。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当你身处南京市西北城区，驱车沿着中山北路前行，远远就能望见一幢高耸的地标性建筑——长航油运办公大楼。　　在这座褐色建筑的映衬下，立交桥前的交通信号灯显得十分醒目，红灯和绿灯的交替，宛如长航油运(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多年命运的写照。　　这家1993年成立、主营沿海和国际航线石油运输业务的公司，早在1997年6月就在上交所上市，却于2014年因连续亏损黯然退市。　　今日(1月8日)上午，历经风雨的长航油运，终于再次敲响上市的钟声，正式成为A股史上首家重新上市的公司。　　然而，苦等了4年多的12万名股东的笑容，在开盘半个多小时后，就因为“ST长油”的连续两次临时停牌而凝固了…　　12万股东笑容凝固！首只重新上市股开盘暴跌35%　　去年底，长航油运发布重新上市公告称，将于2019年1月8日在上交所重新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为“ST长油”，股票代码为601975。　　公告写明，该公司总股数为50.234亿股，本次上市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18.986亿股。重新上市首日，ST长油开盘参考价为4.31元/股，当天不设涨跌幅限制。次一个交易日起，这只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今日集合竞价阶段，ST长油持续走低，开盘跌幅达34.8%；9点31分，当跌幅收窄至28.3%，公司公告宣布临时停牌。　　10点01分，交易恢复，跌幅继续收窄至21.81%，但仅仅3分钟后，ST长油就宣布了第二次临时停牌。根据公告，停牌时间持续至14时57分。　　也就是说，重新上市的首个交易日，ST长油的盘中交易时间目前仅有4分钟，等到下午收盘，也最多只有7分钟。　　长航油运成立于1993年，主营沿海和国际航线石油运输业务，于1997年6月在上交所上市，并在2014年因连续亏损而退市。　　在此之前，因2010年、2011年、2012年的连续三年亏损，该公司股票曾在2013年5月14日被上交所暂停上市。而后，由于2013年继续亏损，这只股票于2014年6月5日从A股退市。身为A股首家退市央企，该公司当时股价为0.83元/股。　　谁最受益？不是“躺赚”的徐翔，而是……　　根据最新公告，ST长油目前股东总数为11.89万户，其中前十大股东持有29.67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9.04%。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回A首日，逾20%的跌幅多少让股东们有些尴尬，但相较于长航油运退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2014年6月4日)的收盘价(0.83元/股)，其实也还“可以接受”。　　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有人认为是前“私募一哥”徐翔。　　原来，在退市之前，长航油运的股价剧烈波动，成交量也异常放大。即便是转到三板交易后，长航油运的股价波动也很剧烈，至2017年2月27日报收4.31元/股，较退市时的股价上涨419%。　　直到2014年半年报发布，人们惊讶地发现，前“私募一哥”徐翔居然成了公司的前十大股东。长航油运2014年半年报显示，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了徐翔的身影，一同出现的还有徐翔的其他家族成员，其父徐柏良、其母郑素贞、其妻应莹的身影均出现在长航油运的前十大股东中，合计买入2200万股。图片来源：截自长航油运2014年半年报　　在2014年一季度的财报上，这些账户还没有出现在前十大流通股东中，也意味着，徐翔及其家人都是在2014年二季度(退市前期)精准介入的，用专业的眼光来说就是“赌重组”。按照长航油运退市前30个交易日的均价0.80元/股的价格计算，徐翔家族投入的资金约为1800万元。　　截至发稿，ST长油的股价为3.37元/股，也就是说，徐翔家族的2200万股持股，到现在已账面浮盈5600多万元。不过，对于包括长油2200万股在内的股票等资产已经被法院查封冻结的徐翔家人而言，这笔浮盈并没有实质意义。　　因此又有观点称，ST长油重新上市，受益最大的可能不是徐翔等“牛散”，而是破产重整时成为股东的多家银行等金融机构。　　根据公告，截至《重新上市申请书》签署日(2018年11月2日)：　　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为长航油运第二大股东，持有3.88亿股，持股比例7.7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和工商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分列第三大股东和第四大股东，持有2.5亿股和2.38亿股；　　此外第五到第十大股东分别为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银行南京分行以及交通银行。　　上述股东结构的形成，与长油退市后实施的破产重整有密切关系。2014年11月底，南京中院裁定批准长航油运重整计划，其中主要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每10股转增4.8股)、全体股东让渡股票及以股抵债(股票抵债价格为2.3元/股)三部分。　　长航油运涅槃，有何启示？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重新上市的前夜，长航油运相关业务负责人李刚(化名)在接受采访时感慨道：“公司从‘央企退市第一股’到‘重新上市第一股’，可以说是‘时也，运也，命也’。”　　“我们1993年成立后一直从事长江流域的油运，市场很稳定。但也正因为如此，2002年起，中石化开始在沿江建设‘三江管道’，建成之后我们80-90%的内河油运业务一下子没了。市场的巨变逼迫长航油运不得不转型。”　　彼时，长航油运选择“由江入海”，即由长江油运向远洋油运转型。　　一方面通过资产重组，长航油运获得了实控人长航集团的全部海上运输资产，待2007年底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证券简称也在2008年初由“南京水运”更名为“长航油运”。　　更重要的则是，通过建造和租赁VLCC，长航油运开始迅速做大规模，扩张运力。(注：VLCC，Very Large Crude Carrier，即“超大型油轮”)　　据统计，2005年至2008年，长航油运签订了至少36艘船舶的建造合同，其中6艘是VLCC。同时，长航油运还签订了20艘油轮的长期期租合同，其中一半是VLCC。截至2008年年底，长航油运总运力达58艘、182万吨载重，是2005年总运力的3倍左右。　　处于国际油运行业的景气周期时，规模效应立竿见影。2008年，长航油运实现营业收入31.92亿元，归母净利润5.96亿元，达到历史顶峰。　　但是，巨大的规模又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国际油运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必将从长航油运的头顶上落下。　　果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国际金融危机，原油需求疲软，运力严重过剩，运价掉头向下。　　但此时的长航油运，已是“船大掉头难”。　　伴随长航油运规模迅速做大的，是债务的急剧膨胀和资产负债率的大幅飙升。2005年到2008年，长航油运的债务规模从6.7亿元膨胀至73亿元，资产负债率从31.94%大幅飙升至61.69%。其中，绝大多数负债都来自于银行贷款。　　特别是造价高昂的VLCC，成为长航油运不能承受之重。李刚说：“我们每艘VLCC的建造成本都在1亿美元以上。而正当国际油运市场陷入低迷之时，我们又恰好迎来交船高峰期，运价和成本的倒挂使得运力越高亏损越大，导致公司2010到2014年连续四年亏损退市。”　　2014年8月6日，长航油运进入股转系统挂牌转让，更名“长油5”后开启破产重整之路，剥离了最大亏损源VLCC船舶，减少了巨额债务负担。　　自2015年开始，前一年还巨亏4.21亿元的长航油运扭亏为盈，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4.79亿元、57.81亿元、37.29亿元和16.9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1亿元、5.29亿元、3.80亿元和1.80亿元。　　在去年年底的重新上市公告中，长航油运进一步预计，2018年全年净利润能够达到2.94亿元，2019年、2020年和2021年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2.25亿元、2.46亿元和2.51亿元。　　李刚表示，“这些年，我们也在反思企业发展过程中，规模、质量、效益的顺序问题。以前我们追求的是规模-效益-质量，现在则要把质量放在首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追求效益，在效益增长的前提下保持适度的规模。”...

摘要：在生命面前，任何企业都没有侥幸的资本。近日，贵州一名19岁女大学生夏丽莎在一场隆鼻手术中疑因麻醉并发症因抢救无效去世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而涉事医院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的母公司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也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夏丽莎姐姐在微博上向利美康发出质疑1月7日，新三板上市公司利美康发布公告表示，因“预计应披露的重大信息在披露前已难以保密或已经泄露，或公共媒体出现与公司有关传闻，可能或已经对股票转让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自今日起紧急停牌。截至目前，事故原因还未有官方通报。根据贵阳市云岩区卫计局7日凌晨发布的“关于贵州整形口腔美容外科医院隆鼻手术患者死亡情况通报”，云岩区卫计局通报称，对于是否存在医疗损害、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问题，正配合省、市卫健部门进行深入调查。营收过亿，毛利率超50%的利美康曾想发红包私了根据公开资料，利美康公司被外界称为新三板“隆胸第一股”，也曾欲冲刺IPO。2018年5月25日，利美康因满足创新层标准，成为创新层企业。利美康的公告显示，公司目前为贵州省内唯一的一家民营三级专科医院，值得注意的是，公告提到，公司的客户以企业白领、公务员、学生、教师为主，80%的客户是20-40岁左右的女性。而在“颜值即正义”的舆论浪潮影响之下，整形美容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为人所接受，利美康近年来业绩也是增长迅速。根据该公司年报显示，2013年、2014年，利美康的营业收入分别为8485.65万元、9520.63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68.72万元、377.37万元;毛利率分别为35.21%、37.57%。到了2016年度、2017年度，利美康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9亿元、2.9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370万元、2465万元，毛利率也分别增长至54%、55%。而正是这样一家不差钱的“土豪”企业，出了事，首先想到的也是用资本来封住当事人的嘴。夏丽莎的姐姐曾发布微博表示，事件发生后，在支付宝上和微博上都有自称利美康运营负责人朋友的人员与她的朋友取得联系，称希望通过金钱补偿让该亲属“帮帮忙”删除微博。对此，利美康方面尚没有任何回应。涉事医生为公司股东，此前公司多次因虚假广告被罚而在越来越漂亮的数据背后，利美康并没有表面那么光鲜亮丽。目前利美康市值4.02亿人民币，根据天眼查显示，董事长骆刚持有24.35%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基金报》报道，此次事故受害者的主治医生名叫张智毅，小财女发现他也是公司十大股东之一，占股4.41%，认缴金额为400万。同时，利美康对外投资有24家公司，主要为利美康在贵州省内及北京、广州、湖南、深圳、成都等地的分公司。而这些子公司在为利美康占据市场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污点，在天眼查上，存在多条利美康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的警示消息。例如，2017年9月，北京利美康岩之畔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因“医疗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被北京市卫生主管部门处罚。2018年7月，利美康旗下控股子公司成都匀利美康医疗美容有限公司因“广告中含有虚假内容”而被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罚。除此之外，根据《新京报》报道，利美康旗下医师存在执业证书中的执业范围与执业地点与实际职业地点不符的现象，相关人士表示，执业医师执业证书中的“执业地点”必须根据执业医师工作的变动，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不变的话就是非法行医”。3000亿市场背后资本的疯狂扩张实际上，在最近这起严重“整容致死”风波发生之前，关于整容的医疗纠纷屡见不鲜，相比“保命要紧”的小心翼翼，“势要变美”者的勇敢似乎占了上风。据ISAPS(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预测，至2020年我国医美市场有望达到3150亿元，而在这庞大市场的诱惑下，医疗美容行业早已开始疯狂的“圈地”扩张。利美康在财报中披露，目前公司已在贵州省内外扩张近20间门店，在深圳、遵义等地开设9个分院。利美康曾提出，计划在2023年实现300家连锁店的扩张目标。要在短的时间内开疆拓土，依靠自身显然耗时耗力又耗钱，不少医疗美容企业选择了收购与改建这条路。例如利美康在北京、程度、深圳等地就通过收购股权的方式，在进行相应改建后以“利美康医院”的身份投入使用。除了利美康，营销出色的艺星医美也曾在赴港IPO招股书中表示，募资款项也将会被用于在合适机会收购青岛、太原、苏州、福州、南宁和沈阳等地的医疗美容机构。而这些追求门店数量的扩张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各医疗美容企业工商信息上的警示提示就是最好的证据了。“美丽”成为一种生意本无可厚非，但这些资本的庞然大物本该生命多一些敬畏和尊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生命面前，任何企业都没有侥幸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