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非(化名)怎么也没想到，三年半前那个他自称为“帮银行朋友一把”的决定，让他走上了漫漫“讨债”和“讨贷”之路。他至今因这个决定亏损逾2000万元，而这还没算上难以应付的资金占用和资金成本。

俞非是上海一家保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注册资本仅为2亿元，业务规模也偏中小。2013年末，他接到某大行上海虹口支行钱姓支行长的协商请求，希望他能以3.5折收购该支行的一个不良资产包，内涉14笔钢贸不良贷款，应收债权1.28亿元，折后转让价4400万。因非原价转让，这笔金融资产交易通过一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下称“AMC”)作为通道。

俞非向第一财经记者出示了几条短信截屏，从中看得出银行方的求助之意。俞非很清楚，年末银行要出报表，对于身处上海钢贸市场腹地大柏树的那家支行而言，在钢贸危机全面爆发的2013年，不良资产出表、降低不良率数据，几乎是刚性需求。

作为生意人，俞非口口声声地“帮朋友”，实则也打着自己的算盘。该保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并不避讳，他们在明知3.5折的折让价偏高的情况下仍然愿意接盘，为的就是交换一个人情，试图以此先期锁定一笔授信。据其称，对方支行长也曾应允。

银行资金，对这家2013年7月才成立，参与供应商融资、本身股东背景也涉钢的保理公司来说，如同命脉。

不过，在这家保理公司如约受让完不良资产包后，一切开始不如俞非预期：苦等三年半，银行贷款分文未放;对人去楼空的钢贸企业做不良资产清收，其路漫漫。

记者就此联系上述支行长，他表示，该行资产转让行为并无违规之处。该大行上海分行方面则表示，后续未予放贷是因合作企业方面提供的项目不符合该行信贷政策。

企业称银行“变脸”，银行称秉章办事，双方各执一理，其中原委几何?

“讨贷拉锯战”打了五个回合

俞非口述的银行方曾应允“全力支持”、“提供授信”，确也落笔有据。第一财经记者获取了一份有双方的骑缝盖章的“战略合作协议”(下称“协议”)，其中既约定了涉上述债权的不良清收工作合作，也约定了虹口支行在协议生效后对保理公司“尽快开展首次授信”。

然而细究措辞，会发现更多信息。

在保理公司的责任方面，这份协议附有一份“备忘录”，其中保理公司承诺从指定的AMC处竞购银行的14笔不良资产，并承诺价格不低于4402.2418万元。若保理公司未按这个价格参与竞拍，将承担相关责任。

在协议签署约1个月后，保理公司以承诺之对价受让了全部14笔债权。

在银行支行的合作方面，协议的约定内容则是“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及融资条件的前提下，经分行审批同意后”，将为保理公司提供总金额人民币2亿元的授信支持，并约定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可分次追加实现。

在这一框架下，保理公司开始了和这家支行多达五个回合的“讨贷拉锯战”。

第一回合，保理公司在完成不良资产交易后，要求合作支行给予授信。支行方面收走了贷款材料，但答复贷款审批不通过，原因是上级行信贷政策有变，对保理公司加强风控。

第二回合，保理公司易授信主体为其集团关联公司，一家有央企持部分股权的电商平台。但彼时该电商平台仍做钢铁现货交易，因此贷款申请被打回，原因是“涉钢”类业务，已是银行信贷结构调整里最为“忌讳”的投向。

第三回合，授信主体被改成俞非控盘的另一项房地产项目。这次尝试，被银行方面否决的理由是，房地产商开发资质太弱，而该大行对房企授信是遵循“名单制管理”原则的。俞非他们用来申请贷款的房企，不在“名单”之内。

第四回合，保理公司尝试让和其有股权关系的一家垂直行业产业云计算基地来申请贷款，该云计算基地还参与某西部地区城商行股权并购。但银行方面表示，一来，此城商行未上市，股权无法估值;二来，还是回到老路，即保理公司无论如何尝试变换关联主体，正因此间“关联性”，申请授信主体都绕不开“涉钢”问题，不管是股东交叉，抑或业务交叉。

第五回合，保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记者称其“搬救兵搬进京”，向上述其关联公司的股东方——某中字头央企求救。他们想尽了办法，模式中甚至包括该央企同意将其本身在该国有大行的授信额度切割出来，给到该行上海分行以向保理公司或关联主体授信。

然而，彼时钢贸败局已定。这家自身就因钢贸“托盘”业务深陷债务危机的央企，凭借昔日与一众银行的业务关系还有着未用尽的所谓“额度”。但是，用这家大行相关业务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交底”时的话来形容，此额度已是“过期门票”，根本通不过待审会、拿不到钱，更别说切割给信用资质更弱的主体了。

五个回合的“拉锯战”后，俞非难免有“受骗”感，心疼自己在行业外部环境最弱、资金最紧时期的一掷千金，为银行兜了不良之后，却没有得到他期望中的“2亿授信”。

而俞非或许也懊恼，他或保理公司的办事人员，都没有足够重视协议里那些条件状语——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在银行信贷政策及融资条件的前提下、经分行审批同意后……才能有支行的这“2亿授信”。

目光转回到银行。每到报表季，银行都会忙。银行不仅靠数字吃饭，也靠数据“装点”门面。面对着同业之间的竞争和目似利剑的股东们，银行们都不希望自己的不良贷款情况在同行中排名靠后;在一些银行内部，还存在着分行向总行上报财务数据时“美化”业绩的冲动。

而不良率，恰恰是当下最敏感的一个数据，也是相对具有“调节”空间的一个数据。

银行“调节”不良数据的办法，除了较为常见的借新还旧、贷款重组，甚至在续贷中给以“利息本金化”等技术操作外，还有一个业内公开的秘密，就是借个通道让不良资产暂时“出表”，或干脆由外部企业“兜走”。

涉级与俞非纠纷的该大行上海分行方面在接受第一财经求证时表示，自双方达成协议至今，“如对方能够提供符合国家信贷政策和我行融资条件的项目”，该行都“十分愿意提供授信支持”，是“对方提供的项目不符合要求，所以最终未形成合作”。

值得多提一笔的是，在此大行对保理公司授信政策调整后的2014年，整个上海的融资担保行业，也包括多家保理公司，经历了行业之殇：担保行业整体不良率飙过10%，到下半年还能正常经营的公司已不到四成。

而上文提及的那家中字头央企，在故事发生的两年后终于自身也支撑不住，进入银行贷款的债权人债务重组阶段，并探索债转股事宜。

14笔债权的资产包只清收回一单

“里面全是钢贸贷款，一大半连人都找不到了，告去法院也没用，叫我们到哪里去讨债?”前述保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向第一财经记者反复强调，不良资产包的3.5折作价是不公允的，此价格并非其真实交易意愿的体现，而是完全基于有配套授信前提下的一种“蚀本买卖”。

他表示，市场上对于此类钢贸坏账的转让价，只有一两折。

记者就此采访多名接触过此类交易的担保公司和银行资产保全部门人士，得到的答案莫衷一是。此类业务高度非标且不透明，转让价格和贷款的抵质押物及担保模式有很大关系，且早期转让价格偏高，2014年之后随清收难度加大而走低。

“有的转让，的确只有一两折。”一名担保公司前高管表示。

从抵质押物及担保模式来看，这家保理公司并不走运。标的中，除了一项债权有房产首次抵押外，余下的，不是只有担保公司担保、企业间互保联保，就是只有房产的“二押”、“三押”。其中房产“一押”债权，金额约2200万元。

“余下的都是烂账：有担保的，连担保公司都倒掉了，联保企业都跑光;二押三押的，根本没办法申请执行。”主导了清收全过程的保理公司法定代表人表示，整个资产包4400万元，他们亏了一半，这还不计他们估算的年化约10%的资金成本。

而此间过程之辛酸，更让他在复述情况时频频叹气：“就算回收的那一单，我们也搞了整整两年，资金成本也付了两年。”在他看来，银行在过程中未配合与法院积极协调，也是拖延原因之一。

即便保理公司讨债之路的坎坷让人同情，但该大行上海分行方面仍表示，资产包转让价格是保理公司当时“清楚且认同的”。“他们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前是进行过尽职调查和资产评估的。”一名分行相关业务人士向第一财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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