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国务院金稳会”)，并强调了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
 

7月14日至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表示，从机构名称判断，国务院金稳会应该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特设机构，主要担当统领金融监管协调的职能。也有分析指出，前缀是国务院，表示这一常设机构的行政层级高于“一行三会”。之前设立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即由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任正副主任。作为行政常设机构，它又具有决策权，对行政执行结果具有监管、问责和处罚权。

由于名字里有“金融稳定”，因此，与此有关的金融监管，都将由国务院金稳会统筹协调。从央行《2017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来看，国务院金稳会未来将统筹介入以下六类风险防控具体操作：逐步消除套利空间;引导资产管理业务回归本源，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加强流动性风险管控，控制杠杆水平;消除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防范影子银行风险;建立综合统计制度，为穿透式监管提供根本基础。

统领金融监管

国务院金稳会的设立，不仅顺应了当前金融业的发展，也是我国金融监管从分业监管到不断加强统筹协调的必然产物。

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会后，我国撤销了人民银行省级分行以保证金融调控权集中在中央，并在1998年设立保监会代替央行分管保险事宜。

2002年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中央金融工委，成立银监会，并成立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到此，“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正式确立。

不过，到了2007年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成立“超级监管机构”的讨论又热了起来，即成立一个由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6部门组成的“3+3”协调监管框架，但这在当年的会议中并没有得到确认。

2012年第四次会议恰逢市场流动性过剩，会议旨在抑制资本脱实向虚，对金融监管的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司其职，完善分类监管制度。

然而，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分业监管暴露出了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受到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互联网新技术等新趋势的冲击，分业监管的机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发展现状。
 

海通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表示，金融业混业经营的问题体现为银行将大量资产放到了券商、信托和基金的表上，导致“影子银行”迅速发展壮大，这些通道业务的本质是银行为了逃避监管的约束。但在分业监管模式下，银监会无法有效监管位于券商等账户上的银行表外资产。

于是，有关“一行三会”合并的呼声不断出现。最近两年来，“一行三会”的每一次人事变动，都会被坊间猜测是否与成立“超级监管机构”有关。今年3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全国两会上表示，下一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初步达成一致后，有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

此次设立国务院金稳会，体现了高层对于金融安全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明明表示，国务院金稳会应该主要担当统领金融监管协调的职能，与以央行为主导的“一行三会”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有利于消除机构间“交叉区域”、“真空区域”的套利机会，在金融监管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投公司原副总经理谢平此前称，这一机构设立的原则，应是建立自上而下的联合监管问责机制，解决当前“一行三会”之间金融规则打架、对金融机构和产品监管标准不统一、金融监管存在真空等问题，督促明确监管责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处罚、对“一行三会”有责任追究权等，切实提升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国务院金稳会在协调金融监管中，还能增强监管的有效性。明明表示，加强金融监管有利于预防风险发生，但过于猛烈，会对已取得的初步效果形成反噬，削弱金融行业的稳定性。他建议，从我国国情出发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分步深化金融改革，落实央行在宏观审慎政策中的主导作用，增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威性、有效性，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做好对“交叉地带”潜在风险的整体把控，“因时制宜”逐步建立与现行金融发展形势相当的监管机制。

防风险是永恒主题

国务院金稳会的设立，体现出中央对于防控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

在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了金融工作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核心任务。

他还指出，金融工作应把握好四项原则：一是回归本源，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二是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三是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四是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姜超表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逐渐出现了严重的债务风险和资产泡沫，缘于金融发展过度、货币增长远超实体经济需要。

从2008年到2016年，中国广义货币M2年均增长16%，远超11%的GDP名义增速，期间企业负债占GDP的比值从80%升至127%，债务风险急剧上升。而在过去2年，虽然M2增速大幅降至12%左右，但银行的总负债增速依然维持在16%，同期GDP名义增速降至8%左右，实际货币依然严重超发，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导致了地产泡沫。

他认为，过去企业债务持续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为了追求高经济增长，通过政府相关的融资平台或者国有企业举债投资，虽然刺激需求在短期带来了经济增长，但其实是透支未来，留下了长期债务风险的隐患。

“本次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金融要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政策难再宽松，资产泡沫将受到抑制，金融发展将回归实体经济本源。”姜超表示。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他强调，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中国高杠杆率的根源在于“僵尸企业”、地方政府等软约束主体。如果把“去杠杆”的重心全放在了金融部门，容易导致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无助于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使得中国高杠杆率问题有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