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来，江苏常州的公、检、法均介入调查中国银行常州分行延陵支行储户王金凤所称的5300万元理财款失踪案，但至今无果。

　　卷入事件的储户、中行常州分行，及办理业务的延陵支行营业部主任张某等三方，对巨款消失的原因，及谁该对此负责等，各执一词：储户一方称，此款在银 行失踪，疑被银行员工挪用、侵吞，银行该负全责；常州分行一方称，此款未到账，故与银行无关；张某丈夫吴某称，此款由王家人委托其代做期货而赔光。

　　“此案并非复杂，5300万元是通过网银划走的，网银是银行柜员私开的。只要查清账户流水，案件自然告破，但办案人员都止步于此。”2016年8月7日，王金凤对接到投诉而来的法律与生活特派记者说到。

（王金凤一方制作的关于5300万元资金的进出表）

　　缘起5300万元理财

　　拄着拐棍的王金凤，今年已经80岁高龄。她与老伴儿王道灿，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劳作，靠开办常州丰英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英公司”）等企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八十高龄的王金凤老人向记者反映情况）

　　“这5300万元的巨款，是我们老两口几十年的积累，没想到到头来，让他们给坑了！”王金凤气愤地告诉记者。因年事已高，王金凤、王道灿夫妇就将“丰英公司”的业务，逐步交由儿子王英彦来打理。

　　“如果要动大笔资金，必须要经过我们老两口的同意！” 王道灿说：“‘丰英公司’的基本账户设在中行常州分行，公司另在常州分行延陵支行设立了公司往来账户。我们自然是常州分行的大客户、优质客户单位。”

　　“因为想着张某不仅是银行的正式工作人员，而且是延陵支行营业部主任，加之多年来，她一直很积极地替我们代办一些事务性的相关业务，我们对她也比较 放心，甚至能把身份证交给她去代办在中国银行的理财卡。2009年，她就代办了后来涉案的尾号为4015的理财卡。”王英彦回忆道：“在2011年，新股 申购的收益已非常低，而银行各类理财产品开始逐渐升温，于是，我们在张某的强力推荐下，开始接触理财产品。年初，张某就告诉我，中行有一款年收益为 8.75%的理财产品非常好。我向两位老人请示，他们同意先购买2000万元的该款理财产品。”

　　“在2011年2月底，原用于购买新股的6 个账户的资金，被全部打到了母亲的尾号为4015的理财卡里；在9月底和10月初，我又分两次把3300 万元资金打到了这个理财卡里，并购买了中行的理财产品。”说罢，王英彦将两张《中国银行个人理财产品业务交易信息确认表》交给了记者。

　　这两份“确认表”显示，理财的总金额为5300万元。

（两份《中国银行个人理财产品业务交易信息确认表》显示，王金凤的理财金额为5300万元）

　　“2013 年2月底，第一笔2000万的理财到期，张某对我儿子表示，理财收益很好要继续购买。我儿子征得我们同意后，加上300万理财收益，再次 购买了2300万元的理财。”王金凤说；“在 5月初，第二笔3300万理财到期后，我和老伴儿再三向张某表示，不继续购买理财产品了，但张某竟然擅自为我们买了理财产品！”

　　“张某取出 300万本金和445万收益转给我之后，称这种高收益的理财很难得，已替我们王家做主将剩余的3000万继续做理财了。到此，我父母共有 5300万元在延陵支行理财。”王英彦说：“虽然我们获利了，但经常有媒体曝光银行理财产品存在的问题，我们全家人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银行柜员私开网银，巨款不知所踪；起诉、举报、报案均无果

　　“我坐不住了，就在2013年5月初，在儿子的陪护下，赶到了延陵支行营业部，打了尾号为4015的中行理财卡的流水账，才发现我们被骗了！”王金凤顿了顿手中的拐杖说。

　　“在我们王家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张卡已被私开了网银，5300万元都被通过网银盗走了！”王金凤高声说道。

　　“我们认为，中行延陵支行的工作人员合伙作案，挪用、盗取储户资金，我们先后到法院起诉、到检察院举报、到公安局报案，但直至目前，仍无任何结果！”王道灿称。

　　随后，王英彦向记者讲述了王家通过法律维权的经历。

　　“早 在2013年5月，我父母就将中行常州分行起诉到了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其返还5300万元以及利息。6月26日，法院立案。”王 英彦手指判决书对记者说：“12月20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称，原告（王金凤、王道灿）与被告，不存在5300万元的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原 告基于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要求被告（中国银行）返还资金或赔偿资金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我们不服判决，就上诉至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

　　“针对一审的判决，我们向二审法院提出，要求法院调取王道灿、王金凤等 6 人在开办、领取中国银行银行卡、开通网银等全部业务的相关资料，以及视频资料，并调取在延陵支行办理两张《中国银行个人理财产品业务交易信息确认表》时的 视频资料，但都被法院拒绝。”王金凤诉中行常州分行案的代理人张家成律师称：“如果二审法院能够调取以上证据，完全可以还原事实真相，足以纠正一审法院连 基本事实都没查清就做出的错误判决。”

　　“我们提出的所有可能还原事实原貌的调查申请，一概被二审法院驳回。”王金凤无奈地对记者说。

　　“2014年6月1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王道灿手指二审《判决书》对记者说。

　　“我们完全有证据证明5300万元汇入了4015账户，法院怎么能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如此裁判呢？！” 王道灿说。

　　“两审终审，我们王家人在中行常州分行面前全部败诉。我们有证据证明资金转到了常州分行延陵支行，你说钱没有用作理财，那么，钱去了哪里？难道银行不该给我们一个说法吗？！” 王金凤气愤地说。

　　查看相关资料，记者得知，在2015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王金凤、王道灿下达了《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这使他们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司法救济的机会。

　　“在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再审期间，我们将在2011年3月7日、9月27日、10月8日，3次向王金凤4015理财卡付款764.2278万元、 2000万元、1300万元的银行业务凭证，提交给了法庭。这些银行付款凭证，直接就能证明了4015理财卡共接收了4064.278万元资金的事实。” 张家成律师说着，向记者展示了这3张汇款凭据。

　　“此后，王英彦又从其它6个购买新股的账户中，抽出1000多万元，汇到了这张4015理财卡里。”张家成律师说：“王金凤夫妇，有铁证证明5300万元理财资金打到了中行4015理财卡里。”

　　“2015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法院经再审审查，做出最后的裁定。”张家成律师向记者出示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民申字第292号《民事裁定书》。

　　记者看到，该“裁定书”以“原审法院对相关理财资金的数额、理财产品的收益、理财本息是否给付案涉当事人等事实未查清楚”为由，做出裁定，指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案件又回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张家成律师说：“自2015年11月10日至今，我们代理律师先后参加了2次开庭、1次质证、2次听证、1次询问，共计6次的庭审，目前，案件还在继续审理中。”

　　“除 了走诉讼之路，我们还向检察院举报，公安机关报案，也是无果。”王英彦称：“2014年6月16日下午，我携带有关材料，向常州市人民检察院韩 副检察长举报。韩了解情况后，说这个案子，根本不用打官司，他立即要求我把材料送到天宁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当晚，区检察院就对张某实施了传唤，但在6月 18日，又将其放掉，至今没有结论。”

　　“无奈之下，我和公司的法律顾问袁君携带材料，在7月29日到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王英彦 说：“受理后，他们让我们回家听通知。8月12 日，经侦支队法制科的周科长给出口头答复：不予立案。我要求书面答复，周科长说，要请示领导。之后，我每隔几天就通过手机向周科长讨要书面答复。8月27 日上午，周科长电话里说，要等青奥会后再给答复。之后，便无下文。”

　　“9月中旬，正是江苏省委巡视组进驻常州期间，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通过袁君律师带信，要我带材料重新去报案。我照办后，自以为会有结果，但等待一 段时间后，得到的仍是不予立案的口头告知。此时，江苏省委巡视组已离开常州。在我的坚持下，经侦支队于10月10日终于给了书面的不予立案告知函。”王英 彦称：“有段日子，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到检察院、公安机关，但均无结果。”

　　4015理财卡在同一时段的三份银行对账单多处矛盾

　　“本案根本就不复杂，甚至主线条极其清晰：银行柜员私开储户4015理财卡的网银，5300万元是被这个网银转走。因此，只要查清相关账户流水，案件自然告破了，但办案人员就是不调查这个关键环节。为什么？”王英彦说：“一只无形的权利之手在控制案件的调查！”

　　“2016 年1月26日，案件似乎出现了转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主审法官傅某组织涉案双方代理律师，一同前往中行常州分行延陵支行调取银行 ‘原始’交易数据——4015号理财卡的银行对账单。”张家成律师称：“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王金凤的4015理财卡在2011年6月1日 至2013年5月9日期间，先后出现了三份银行对账单，作为呈堂证据。”

　　“第一份是我母亲本人在延陵支行打印的对账单；第二份是一审期间常 州分行向法庭提供的对账单；第三份就是再审法官在延陵支行电脑里调取的对账单。这 三份对账单，理应完全一致，但事实却是各不相同，多处矛盾，甚至，它们之间竟然出现了630万的差额！”说着，王英彦将3份对账单，向记者一一做了展示。

　　“就拿2010年10月14日这一天来说， 一审期间银行提供的对账单显示，当天共发生了20笔交易，其中有2笔是30万支出；而再审法官调取的对账单则显示，当天共发生了19笔交易，其中也是2笔 30万的支出；而王金凤自己在银行打印的对账单却显示，当天共发生了20笔交易，出现了3笔30万支出！”王英彦手指对账单说：“更为离谱的是12月30 日这一天的流水。一审期间银行提供的对账单显示，当天共发生5笔交易，显示进账600万元；再审法官调取的的对账单显示当天共发生了5笔交易，亦显示进账 600万元；王金凤打印的对账单显示，当天竟然没有任何交易。怎么能这样？这可是银行的对账单，不是小卖部的小账本啊！”

　　“除此以外，三份帐单之间还出现多笔合并出账和进账现象。按照‘笔笔清’的银行业务规则，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有着多年企业管理经验的王道灿称。

　　“根 据中行常州分行的说法，一审期间银行提供的和再审期间法官调取的对账单，都是从中国银行后台系统打印出来，王金凤在延陵支行打印的对账单，也是 从你中行的机器里打印出来的，均应出自同一套自动生成的数据系统，这3份对账单就该一致，为什么如此不同？”王英彦看着记者说：“我请教了专业人士，人家 说这3份银行的对账单，可能存在‘手工干预’的嫌疑！”

　　“银行管理有黑洞：仿冒储户的签字，随意支取客户存款”

　　“不 仅提供漏洞百出的对账单，为了自证清白，中行常州分行还向再审法庭提供了涉案范围内的存取款凭证。这些凭证，更暴露了他们在业务操作中的严重问 题。”王金凤称：“这些涉及我和老伴儿王道灿的所有取款凭证，都不是我们本人办理的，签字都是他们伪造的。模仿我们同一个人的签字竟然出现了好几种笔体！ 几百万、几百万一笔的巨款，他们就敢伪造签名领取？！”

　　王英彦将数十张中国银行取款凭据，展示给记者。

　　记者发现，用肉眼就可看出“王金凤”的签名有多种笔体。

　　（在三份中国银行取款凭条上，取款人“王金凤”的笔迹明显不同。王金凤指出，这些签字均非她本人所签，系伪造）

　　“更加离谱的是，还有数十份取款凭证中的代办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也没有委托他们办理取款业务。这就说明，他们找个人签个字，就可以从我们的账户中取款啊！”王金凤瞪大眼睛用手指敲打着取款凭证上的签名说。

　　王道灿激动地说：“要把钱从银行弄出来，要过经办人一关，要过复核人一关，要过事后监督一关，但为什么关关失守，致使我们储户的存款被随意支取？”

　　“针对以上笔迹问题，张家成律师在2016年7月15日的法庭询问程序中，书面申请要求进行司法鉴定。”王金凤告诉记者。

　　8月8日，张家成律师当着记者的面，致电再审法院的主审法官傅某，询问法庭对鉴定申请的意见。傅某明确地表示：“我们合议庭认为，目前还没有必要做相应的鉴定。”

　　“针对冒用储户签字取款，以及‘三本对账单相矛盾的问题’，王金凤夫妇实名向中国银监会进行了举报。”张家成律师称：“6月21日，中国银监会常州监管分局向王金凤、王道灿下达了《常州银监分局告知书》。”

（《常州银监分局告知书》）

　　记者看到，该“告知书”载明：你们向中国银监会寄送的《关于中国银行违规违纪、制造假账侵占储户5300万财产举报材料》等已于2016年6月14日转我局收悉。经研究，我分局决定对你们反映的相关事项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进行核查。

　　“我们老两口不知道银监会能不能顶住压力，履行职责，做到客观公正，查清楚问题，我们每天都在期待中！” 王金凤不无担忧地说。

　　私开网银等“重大违规事件”，只被“家法”处置

　　“银行一方面用假证据糊弄法院，另一方面用‘家法’处置涉案人员，以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王金凤说着，将中行常州分行在2014年11月5日做出的《关于对延陵支行营业部重大违规事件责任人的处理决定》（常中银发（2014）225号文件），交给了记者。

（中国银行常州分行对延陵支行营业部私开网银、电话银行的的陈某等分别作出了纪律处分）

　　该 “处理决定”有这样的表述：我行经过对客户王金凤、王道灿理财业务真实交易背景的核实，结合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发现延陵支行营业部 对私柜员陈某，2009年11月3日违规开立王金凤活期账户，并联动开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服务功能，其行为违反了《中国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实施细 则》第十一条第四点规定……对私柜员薛某、孙某，在2011年3月至2013年5月期间，对业务专用章（6）保管不善，其行为违反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分行运营条线业务印章管理实施细则（2008年制定，2012年修订版）》第十九条规定……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 （2010年版）》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以）项、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三）项之规定，给予陈某记过处分。

　　该“处理决定”还给予薛某、孙某记过处分，给予马某、何某、钱某等5人警告处分；给予王某燕、徐某平、胡某柱等扣减1个月绩效收入的处罚。给予张某、刘某、左某扣减2个月绩效收入的处罚。

　　“我们储户5300万元存款被转走这样严重的违法犯罪问题，就这样被常州分行轻描淡写地‘家法’处置了。”王金凤说：“最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主要涉案人员张某，没有被处分，这是为什么？”

　　“再审期间，王金凤的代理人将这份‘处理决定’提交给了法庭作为证据。庭审中，审判长唐军数次问中行常州分行的代理人对于这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他支支吾吾，未做出任何解释。”王金凤说。

　　张某：未回复；吴某： 做期货亏完了所有资金

　　为了核实王金凤一方对张某一方投诉的真实性，法律与生活特派记者在8曰9日下午，拨通了张某的手机。

　　表明身份、说明意图，记者开始采访。这时，张某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连续数次拨打张某的电话，均无法打通。

　　记者只好将采访内容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了张某，并告诉她在9日下午下班之前，联系记者。

　　但直到10日截稿，也没有她的任何回复。

　　为了全面了解相关情况，记者查阅了公安人员对张某所做的《询问笔录》。

　　张某在2013年7月1日的《询问笔录》中称，其老公吴某2007年从中行常州分行辞职在家做期货、炒股票，王英彦就提出由其出资金，由吴某作股票、期货，双方还签订了协议。

　　查阅相关案卷材料，记者发现，王英彦与吴某于2010年10月9日，签署了一份《委托理财协议》。该“协议”约定，王英彦出资200万元，由吴某作为管理人进行期货交易。如果盈利，30%作为吴某的管理费用。合同期限是2010年10月9日至2011年10月9日。

　　吴 某在2013年7月9日的《询问笔录》中与警察有这样的对话：“警察问：王英彦委托你进行个人理财一共给你多少资金？目前还有多少钱在你那里？吴 某答：从2009年底到2011年10月底从多个账户累计给了我5300万元，目前我已归还本金1096.5万元，实际还有4200余万元没有归还。警察 问：没有归还给王英彦的4200万元目前是什么情况？吴某答：没有归还给王英彦的4200余万元目前已经全部在期货交易中亏掉了。”

　　“我与吴某之间的《委托理财协议》约定的是用200万元进行期货交易，有效期限是在2010年10月9日至2011年10月9日之间，我并没有允许张某和吴某在几年后，动用我父母的5300万元！”王英彦说。

　　针 对吴某炒期货将全部资金亏损的说法，张家成律师认为：“如果真的是炒期货亏掉了全部资金，那么，张某和中行常州分行为何在3年的诉讼中，不把期货 交易记录提交给法庭？炒期货到底亏了还是赚了，看看期货交易记录和资金往来记录不就一目了然了？办案法院和公安机关完全可以调取相关期货账户中的资金流向 账单来印证张某夫妇所述的真假啊。但是，所有的办案机关到了关键节点，就都止步不前了。”

　　常州分行：未回复

　　就王金凤一方的投诉，记者在8月9日14时许，来到了中行常州分行办公大楼，试图找到相关人员进行核实。

　　常州分行办公室的蒋主任接待了记者。

　　当蒋主任听清记者的来意之后，就告诉记者，采访须经上级批准，她得请示上级。记者把采访提纲留给她，并告诉她无论是否接受采访，请在9日下班前给记者个回复。

　　但是，直到10日截稿，记者也未收到中行常州分行一方的任何回复。

　　律师：法院主要定案证据出现严重冲突，理应发回重审

　　北京市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家成和孔祥印就本案发表了意见。

　　第一、一审和二审法院核心判决观点认为，在王金凤持有的5300万理财确认单载明的日期期间，王金凤4015的中行理财卡中，没有相应的证据作为证明其履行了款项支付义务。由此，王金凤要求中行返还资金或赔偿资金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针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依据，再审期间从中行调取的4015银行卡的对账单与另外两份提供给法院的对账单出现巨额差异，说明一审和二审期间，法院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对账单”真假存疑，再审法院应当将本案发回重审，以还原事实真相。

　　第二、在一审、二审甚至目前的再审诉讼期间，针对庭审中出现的中行印章的真实性、存取款的存疑签字等，应当采取科学手段进行司法鉴定，用事实和证据来说话，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事实的公正。

　　另外，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调取该案涉及的网银登录IP地址、网银电子交易回单以及银行的个人理财产品业务交易柜员台账、机构台账等，查明案件事实。遗憾的是，再审的主审法官并未如此做，仅在调取了4015理财卡的对账单之后，就匆忙地结束了本次法庭调查活动。

　　第三、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特别是中行常州分行作为本案诉讼当事人的时候，必须承担提供原始交易凭证的责任，以尊重客观事实，还原真相，给储户一个交代。

　　对于这样一起在常州，在江苏省，甚至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案件的走向，本社将保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