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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梵高操盘,大芬村6500万美元全球仿画生意
发布时间:2020-09-29 12:16 来源:黑市

梵高,全世界最出名的荷兰人,全世界艺术市场中最受追捧的画家。

如果你愿意,可以沿“全世界最...”这个句式继续描述下去。

至于这到底是艺术的力量,偶像的力量,还是资本的力量,难说。

如果你愿意,可以沿“全世界最...”这个句式继续描述下去。目前,梵高的所有作品中,单幅拍卖价格最高的作品《加歇医生》,拍出了8350万美元的天价。

排名前十的作品市值加起来超过6亿美元。

这还不算那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作品,其中包括梵高最著名的《星夜》、《向日葵》等作品。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这些数字还会继续增长。
 
伟大的艺术品、疯狂的数字联合催生了全世界范围内的附庸风雅。

生前穷困潦倒的梵高绝对想不到,一百多年后,他的画作会成为遥远东方,中国一个村庄乡镇产业的起点。


01

1989年,香港商人黄江为深圳大芬村带来了第一批画工。
 
赵小勇,湖南人,1996年来到这里,他画了二十多年的梵高。
 
《向日葵》、《午睡》、《星夜》,市场上什么受欢迎,他就画什么。
 
按照赵小勇的话说,“刚开始什么都画,后来梵高的画好卖,就只画梵高了。”
 
而来到大芬村之前,只有小学学历的赵小勇只是众多农民工中的一员,从来没见过油画。

只是听说画画能挣钱,才开始学习画油画。
 
老婆是赵小勇第一个学生,两个小时就可以画一幅《星空》。

生意慢慢有了起色后,赵小勇开起了自己的画廊,加上小舅和弟弟,也只有4个人,标准的家庭作坊式经营。

吃饭、睡觉、画画,这是大芬村所有画廊工人的日程单,为了赶订单,画到凌晨两三点不算很晚。
 

在画廊中,每个人的分工明确,只画作品的一部分。

有的人专门画树,有的人专门画天空,有的人专门画肖像。
 
以这种流水线生产的方式,二十年间,大芬村里的一个普通画廊可以画出将近三十万张梵高画作。

整个大芬村支持起了价值6500万美元的全球生意。

在赵小勇的画廊中,数量是排在第一位的工作目标。
 
同时,拿得出手的质量是赵小勇乃至整个大芬村油画产业的基础。

这里的画廊不止赵小勇一家,但是这里的画工师傅都认一个道理:“我们拿到了人家的订单,要把画画好。”
 
好的标准就是“像”。


不合格的画哪怕接近完成,也要刮掉重来。
 
二十年间建立的口碑,让赵小勇的客户遍布全球各地。

其中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合作伙伴,是赵小勇经常提起的一位。

看着发往阿姆斯特丹的快递,赵小勇总会感觉和梵高离得更近些。
 
在大芬村,大家会自发组织观看关于梵高的电影。

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想对屏幕里的这个画家了解得多一些,再多一些。
 
他们讲不出艺术评论家复杂的表述,只是用自己的语言交流对于梵高人生的看法。

“生得光荣,死得伟大。”
 
赵小勇对着镜头讲述了一个梦境。


他梦见梵高问他,小勇,你现在画我的画,感觉怎么样了。

赵小勇回答,我觉得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

赵小勇伸手去摸,梵高却消失了。
 
02

赵小勇最大的梦想,是去一趟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纪念博物馆。
 
当地常年合作的商人提出,只要赵小勇出来回的机票,他们全家负责接待。
 
赵小勇和妻子提出了这个想法,妻子不支持他。

理由很简单,来回的机票钱太贵,家里没钱。

软磨硬泡,赵小勇劝妻子说看了真迹后,我们能挣更多的钱。

妻子终于同意了荷兰的行程。
 
来到阿姆斯特丹,赵小勇亲眼看到了他画了二十年的风车、田野。

梵高从这里出发,游历法国,完成了自己的绝大部分作品。

他拿出手机,想把见到的一切都拍下来。
 
他曾经无数遍想象,从梵高的眼中看到的景象到底是什么样,自己的作品又会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很快,新鲜感就被幻灭感取代。
 
见到多年的生意伙伴,赵小勇这才知道他们做的是贩卖旅游纪念品的生意。


站在异国游人如织的杂货商店,看着满橱窗自己画出来的复制品,赵小勇心里五味杂陈。

他原以为这些画是放在画廊里的什么地方。
 
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站在产业链的最底层。

或者说,赵小勇其实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今天才不得不直面这一切。
 
穿越万里,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清晨,赵小勇来到博物馆里梵高的真迹前。
 
赵小勇睁大了眼睛,想用手去摸一摸。
 
他喃喃自语:“不一样,还是不一样。颜色有差别,我只在书中看到过这些画,每本颜色都有差别。”

赵小勇盯着《向日葵》,足足看了十分钟。

一旁的工作人员得知赵小勇画了二十年的梵高,向他竖起大拇指,问他:“你有什么自己的作品吗?”


赵小勇站在原地,说不出话。
 
走出梵高美术馆,他在门口蹲了整整一下午,一直到月亮出来。
 
临走的时候,赵小勇来到梵高墓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按照中国人的仪式,点了三根烟在碑旁祭拜。

烟在风中燃尽,赵小勇思绪万千,如此生活二十年,过往的日子似乎也随风飘散。
 
03

回到中国后,“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画下去。”赵小勇在镜头里的语气有些凌乱。
 
答案还在风中飘。
 
在大芬村的酒桌上,赵小勇谈笑风生,和大家介绍起刚刚结束的梵高之旅。

所有人都羡慕他亲身到了梵高的故乡。


酒过三巡,赵小勇突然卡在了自己的身份上,他弄不清楚自己是画工、画匠、画家还是艺术家。

同桌年轻的姑娘小鱼想学写生,动了情,哭出了声:“我不想像梵高一样下场悲惨。”

赵小勇拉着小鱼的手,支持她按自己的想法走下去,哽咽了半天,赵小勇最后说道:“我也想哭,可我毕竟是个男人。”
 
外表刚强的赵小勇还是哭了,在老家的屋子里。

他回想起了小时候没钱上学的经历,泣不成声。
 
多年的经营,赵小勇已经不用再为生计发愁,可还是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让他再次做出改变。
 
他开始试着用笔去画老家的人和风景。

他画最尊敬的奶奶,画村里的孩子,画大芬村画室里的记忆。


奶奶油画像

 
赵小勇的作品慢慢开始由百元一幅,变成万元一幅。
 
夜幕降临,赵小勇走在大芬村的街道上,和身旁的朋友说,梵高生前只卖出去过一幅画,我们现在要花一些时间画原创的作品,可能现在的人们不理解我们,但是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也许会有人欣赏我们的作品。

END

穷困潦倒、精神失常的荷兰画家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一幅描绘葡萄园的作品。
 

《红色的葡萄园》,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藏
 
1890年1月,在布鲁塞尔的群展上。
 
一位叫做安娜·博赫的比利时画家买走了它,画名叫作《红色的葡萄园》,价格400法郎。
 
画里,丰收的人们,在晨光里劳作。

黄色、红色、绿色,马车、农夫、葡萄藤。

在和弟弟提奥的书信里,梵高仿佛忘记了自己衣食无着的窘境,热情地赞美自己在法国小镇中的所见所闻。
 
梵高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
 
一百多年后,赵小勇开始对此有了自己的解读:“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艺术。”

这是“中国梵高”的结论,也是梵高送给每一个普通人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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