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农的具体损失需要法院鉴定，必须有依据。

近日，21新健康接到山东昌邑一位渔农家属的爆料称，该渔农张镜生（化名）因为使用没有生产批号的假兽药，蒙受了巨额损失，初步估计损失超过100万元，但厂家最多只愿赔付5万元。目前理赔陷入僵局。

9月7日，上述家属向21新健康表示，并不清楚厂家赔偿5万元的依据是什么，目前他们想获得进一步的赔偿，但卡壳在假兽药的鉴定上。“如果确定是假药，他们需要赔付全部损失。目前假药在畜牧局进行鉴定，但畜牧局说要警察要求才能化验，而我们报警后，刑警并没有立案，说不是投毒。”

9月9日，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帆律师向21新健康指出，渔农的具体损失需要法院鉴定，必须有依据。按《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财产损失计算】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近年来，假兽药事件屡禁不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像张镜生这样假药界定上存在难度，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违规成本太低。《兽药管理条例》中，对假兽药的定义从2004年版至2020年修订版本，范围有所扩大，但罚则方面并没有太多调整，如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和未出售的，下同）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等。

01、毕生财富顷刻“蒸发”

8月初，张镜生在微信群里听信了渔药销售的推销，购买了一批渔药用于多宝鱼的红边烂尾等疾病治疗。8月9日，他用这批新药开始常规药浴后，仅10分钟，就有半数多宝鱼翻了白肚皮。虽然张镜生马上停止了药浴，打水充氧，但死鱼还是越来越多，不到一小时，鱼池里一万八千多斤的多宝鱼悉数死亡。

张镜生表示，此次损失预计超过100万元，是他毕生的财富，包括自2018年7月至今25个月的饲料喂养支出67.6万元，电费25万元，工人工资10.5万元等。

辛勤养殖了两年的多宝鱼竟被一瓶渔药夺走了，张镜生当时立刻拨通了110报警电话。市刑警队当晚带走了所用渔药用于调查，渔药公司的负责人也过来勘察了现场，表示可赔付相应损失，但只能赔付3到5万。

据了解，张镜生所购渔药叫“超能金碘”，主要成分为磷酸络合碘，每瓶体积500ml，呈白色细粉末状。其产品包装上显示品牌为“郑州爱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郑州爱渔）‘渔农’”产品，仅标注了执行标准，没有有关部门的批准文号。

在淘宝、京东等购物平台上搜索该产品、品牌和厂家，均未找到同款产品或该厂家的其他产品信息。

启信宝信息显示，郑州爱渔为小微企业，注册资本100万元，由法人杨凯彬完全投资控股，成立于2018年6月，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

21新健康致电郑州爱渔一位销售人员，其对“超能金碘”的假药疑情没有表态，并表示会找专门负责人稍后联系记者。但截至发稿，对方仍未联系21新健康。

02、没有批准文号的“假兽药”？

“我拿着渔药找到镇上相关专业人员，对方说这药在中国兽药信息网上查不到，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国家相关机构的认证，是假药。”张镜生表示。

根据兽药专业人士建议，21新健康登陆了中国兽药信息网，并下载国家兽药综合APP进行查询。由于该产品既没有追溯二维码，也没有批准文号，无法查询到任何信息。专业人士表示，所有合格的兽药产品品种均可以在网上查到对应批准文号，如果查询不到，大概率就是假兽药。

《兽药管理条例》2020年修订版本第47条给假兽药作了定义：

第47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兽药：

(一)以非兽药冒充兽药或者以他种兽药冒充此种兽药的；

(二)兽药所含成分的种类、名称与兽药国家标准不符合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假兽药处理：

(一)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

(二)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经审查批准即生产、进口的，或者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经抽查检验、审查核对而未经抽查检验、审查核对即销售、进口的；

(三)变质的；

(四)被污染的；

(五)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张镜生家人表示联系过山东昌邑市畜牧局，但对方答复：需要刑警要求鉴别，才能出具官方说明，畜牧局不接待个人。因此，张镜生的赔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21新健康查阅了《兽药管理条例》，其中第56条指出，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另有律师指出，生产、销售假兽药属于刑事犯罪，依据《刑法》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需要根据民法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律师建议：养殖户购买兽药产品，一定要高度重视，在正规渠道购买，并保留相关凭证（购买单、产品清单、或发票、收条等），注意凭证上应标明生产批号等信息。

使用兽药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报告相关部门，由其鉴定并固定证据。一般步骤是先向当地畜牧兽医行政部门报告，由其采样送至省一级动物疫病监测中心进行病例和病毒等检测，开具动物死亡鉴定报告，养殖者再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是否起诉。

若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还要确定是按合同纠纷还是侵权纠纷起诉，有些纠纷是侵权纠纷与合同违约纠纷的结合，选择侵权纠纷赔偿通常会较多。

但张镜生表示，目前他们无法证明所购渔药是假药，而药企方面只愿意赔偿5万元，他完全无法接受。

对于赔偿问题，杨帆向21新健康表示，具体损失并不能由渔农单方面说了算，需要他们提供证据，由法院鉴定具体金额。而药企方面提供5万元赔偿，从法律上看，也没有相关依据。“具体要等鉴定后，双方通过协商来确定损失赔偿金额，按《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财产损失计算】来走。”

03、假兽药事件屡禁不止

一位武汉水产养殖户向21新健康指出，目前渔药行业鱼龙混杂，大厂家很少，小厂家满天飞，每家在整个养殖市场上的占有率都很低。整个渔药市场也很不规范，相关政策执行不够严格，从业者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其中大部分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养殖户。

小学文化的张镜生的遭遇只是一个小小缩影，事实上，兽药违法案件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

国家农业农村部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兽药违法案件4200余件，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8个，注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255个，吊销兽药经营许可证160个，取缔无证经营单位182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10件，罚没款2116余万元。

而仅2020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查处的兽药违法案件就达1.27万件。

一般来说，使用假兽药产品可能会导致农产品染病甚至死亡，造成农户经济损失。即使购买的假兽药产品仅是没有效果，也增加了农户投入农产品中的生产成本，还可能因延误救治时期而间接导致农产品受损。

2019年底，重庆市垫江县包家镇生猪养殖户李某某，因使用四川一兽药贩子销售的“非洲猪瘟试验疫苗”，造成了2000余头生猪病亡，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万元。

2019年9月，吉林农户葛丽辉给养殖生猪注射在德惠市兽药供应店购买的15支预防蓝耳病疫苗后，导致一头怀孕3个月的母猪流产14只猪崽，最终死亡；另一头怀孕2个多月的母猪流产15只猪崽，其他猪都萎靡不振，浑身发抖，不吃食。后经德惠市动物卫生监督检验所检验，认定她所购买疫苗为假疫苗。

据了解，目前生产销售假兽药的案件多为团伙作案，并且已经形成了一条生产、运输、销售完整的产业链。

据官方通报案例，今年4月，广东茂名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生产、销售假兽药案件，涉案团伙成员30人被刑拘、19人被逮捕，现场查获假兽药成品10吨，半成品及生产原材料共50多吨，涉案总价值达1100多万元。

今年6月，运城市农业农村局接群众举报，称位于盐湖区冯村乡的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从事生产假劣兽药活动。该局经突击检查，查获一批假兽药产品，货值达65.91万元。因涉案金额较大，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目前该案已移送公安机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农户在养殖动物染病或死亡时，会选择掩埋等正确方式来处理，但是不排除部分农户会通过非正常渠道销售这类养殖动物来止损，而染病动物一旦流入市场，就会引起食品安全问题，可能出现人染病的情况。因此，假兽药产品的使用极有可能危害人类的健康。

上述案件中，生产销售的假兽药规模较大，涉案金额也庞大，一旦全部流入市场，则意味着大量农副产品会受到了污染，不仅会造成农户的经济损失，也极有可能引起食品安全问题，危害人类健康。

尽管农业农村部表示会不断加大兽药监督执法力度，严格贯彻落实兽药违法行为从重处罚规定，各级相关部门也积极开展打击非法生产、销售假兽药的专项行动，但对于像张镜生这样因假兽药而遭受巨大损失的农户来说，依靠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常常面临无法追回损失或追回损失畸低的难题。

04、停滞在2004年的兽药管理条例

据了解，查处生产、销售假兽药的违法行为主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和《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前者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无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或者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或者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的和未出售的兽药，下同）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经营假、劣兽药，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

后者规定，生产假农药、假兽药、假化肥，销售明知是假的或者失去使用效能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或者生产者、销售者以不合格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冒充合格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使生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也就是说，在我国，生产、销售假兽药的行为一经查处，将会面临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的也会面临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时，除面临刑事制裁外，还将处以销售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的罚金或没收财产。

据了解，有些生产销售假兽药的团伙，会直接将已过期、本应销毁的兽药通过浸泡药水、风机加热、撕掉标签、制成白瓶药等方式转卖出去。而有的团伙则直接用颜料兑水、添加违禁物品、谎称高科技、在包装上添加英文字母等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销量。

兽药制假贩假的现象屡禁不止。有业内人士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违规成本太低。

现行《兽药管理条例》是在2004年发布的，后历经了几次修订，对兽药假药范围有所扩大，但相关处罚力度方面调整并不多，而是继续使用其第八章法律责任第五十六条。

因此，早在几年前就有专家呼吁，将《兽药管理条例》修订为《兽药法》，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提高对假兽药的管控力度。而加强对农户的普法教育，提高农户对于假兽药的辨识能力也至关重要。同时，立法也应当加强对相关职能部门责任的强化，避免畜牧局等职能部门不作为，也应当从拓宽农户申诉渠道，提高案件审理效率，并尽力提高赔偿的数额，将生产、销售假兽药的行为彻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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