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在“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中曾呼吁建立普惠经济部门，随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都大力推行这一概念。目前，各国都通过发展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对传统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造、创新。在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中，利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将有助于建立一种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10月15日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金融发展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要包容与监管并济，促进金融普惠、持续发展。一方面，要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以包容开放的心态鼓励金融创新。另一方面，更要针对金融创新的风险特征，加强规划，不断改进监管手段，完善相关风险监管指标体系，提高监管能力，推动金融普惠、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孙天琦表示，近年来我国的普惠金融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三农、小微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便利度和服务质量有所提高。比如人民银行通过货币信贷综合工具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和贫困地区的信贷支持力度；农村合作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要低于大型国有银行7.5个百分点；推动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民营银行小微信贷公司；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广助农取款服务点，大力发展网上支付、移动支付等新型支付；鼓励欠发达地区金融服务的创新，加强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保护工作。

世界银行2014年对于143个经济体中间的15万成年人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普惠金融的很多指标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014年银行帐户在中国成年人中的普及率由2011年的64%上升到了79%，显著高于2014年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

但是，“客观上讲，我国国家的普惠金融也有诸如基层金融服务不充分，小微企业和金融三农服务也需要改进等等问题。”孙天琦说。

中国农业银行三农政策与业务创新部副总经理王兆阳介绍，在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结构下，农村的金融服务薄弱问题一直比较突出，构建惠及广大农民的金融体系，是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和重点。“我国有近9亿农民，2.2亿农户，3.3万个乡镇，58万个贫困村，开展农村金融普惠服务意义特殊影响深远，任务艰巨。”

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而言，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难点在于三农客户需求的区域差异性大、季节性强，而且有效的抵押、担保不足。同时，农村地区地广人稀，服务半径大，而信贷结算金额相对较小，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十分复杂。

因此，王兆阳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研究出台发展普惠金融的规划或指导意见。通过完善农村金融立法，深化农村改革，制定出台利率、财税、补贴等政策措施，持续优化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积极引导和扶持金融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加入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中来。

孙天琦说，普惠金融是一个更宽广的概念，不仅仅是信贷可获得性的问题，还包括账户、储蓄、支付、保险甚至担保等其他金融相关领域。不过在很多地方，信贷的可获得性是主要矛盾。

此外，普及金融也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部门的问题，还需要财政、农业政策、扶贫、民政、教育等多部门的密切配合。

孙天琦说，科技将会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可以预期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手机银行将在全社会得到更加普遍的应用，会成为社会大众使用频率最高，最为便捷的金融工具之一，有助于解决欠发达地区金融服务较低等问题。

范一飞表示，随着移动互联的快速发展以及与金融业务的不断融合，互联网金融通过7×24小时全球覆盖的互联网络，可以突破空间和机构布局的瓶颈，覆盖因边远地区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

截至2014年底，我国网民数量6.49亿，手机网民5.57亿，特别是农村网民数量达到1.78亿，占所有网民的27.5%，互联网在农村地区普及速度较快，通过提供网络理财、线上贷款、支付等金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欠发达地区因金融基础设施薄弱带来的金融服务难问题。

不过，科技创新在引领金融普惠发展中也面临挑战，比如，如何提升宏观调控与跨市场监管能力，促进金融稳定。如何降低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如何拓展金融服务范围，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如何拓展金融服务范围，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范一飞说，科技创新将驱动我国金融业不断创新、普惠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未来，人民银行将加强对新科技开发应用、风险识别、安全管控的前瞻性研究，积极稳妥推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全面提升金融普惠水平。

科技虽然能让金融可获得性变得更容易；但另一方面，科技也造成了新的壁垒与歧视。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帮助更多的用户跨越信息鸿沟，也是金融服务部门所需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