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是世界代孕服务重要提供国之一，也是少数允许为外国客户提供代孕服务的国家之一。和平时期，代孕产业就实际面临众多伦理问题，为代孕妈妈以及使用代孕服务的家庭带来诸多风险：弃养、胚胎被挪作他用、身体剥削、健康风险等等。跨国代孕同时还面临复杂的法律问题和行业监管问题。对于代孕出生的儿童来说，自身的权益也极难保障。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又为代孕妈妈和家庭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随着安全局势恶化，乌克兰代孕行业中的风险和弊端也变得更加难以忽视。

被迫转移的代孕母亲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乌战争爆发，乌克兰姑娘玛丽娜（Maria）和纳塔莉亚（Natalia）已经在乌克兰小镇利沃夫居住了一周。她们刚刚成为代孕母亲，都怀孕了。她们是应合作的美国商人要求，从乌克兰首都基辅转移到了这里。玛丽娜是一名高挑、时尚的女性，曾是一名美甲师。她希望能通过代孕实现买房，这是她和修车工丈夫难以实现的目标。2021年8月21日，她为一对北美夫妇植入了两个胚胎。美国公司Delivering Dreams International Surrogacy Agency的代孕母亲通常每年收入约为1.8万美元，但由于她怀的是双胞胎，她将获得几千美元的额外奖金。在乌克兰，一名普通的教师一年的工资不到这个数额的四分之一。

玛丽娜在火车上遇到了纳塔莉亚，一名平静、热情的女性。两人住在同一个车厢。她们高兴地发现她们有很多共同点：她们都来自乌克兰东南部，并且都有两个孩子，年龄也有些重叠。乌克兰法律要求代孕母亲必须已经成功分娩过。玛丽娜的丈夫和孩子们已经来到基辅；纳塔莉亚的家人则仍在东南部和她的丈夫在一起。两人在火车上愉快地交谈，对各自的选择表示理解和同情，最后在利沃夫成为临时室友。

战争爆发首日，两人的电话几乎同时响起，把她们从睡梦中叫醒。纳塔莉亚的一个家人打来电话告诉她战争已经爆发。纳塔莉亚立即给一名表亲打电话，询问他知道什么。“我不能说话，我有一个其他线路的电话，但我会马上回电，”他说。但这名表亲没有回电。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娜塔莉亚完全没有收到他的消息。

玛丽亚的丈夫也打来电话说战争已经开始。俄罗斯士兵已经进入了乌东地区。玛丽亚的丈夫和孩子当时在乌克兰东南部靠近赫尔松市，孩子们的祖母也住在那里。他们原本打算暂住后返回基辅，但现在出城会很困难：当时赫尔松周围的战斗非常激烈。这后来成为乌克兰第一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城市。玛丽娜感到极度痛苦。由于战争爆发，她与孩子不得不分离。

玛丽娜和纳塔莉亚在转移到利沃夫之前，她们在Delivering Dreams要求下转移到基辅，以便接受更好的照护。Delivering Dreams将包括玛丽娜和纳塔莉亚在内的13名代孕母亲转移到这个远离任何可能战争的城市。这些代孕母亲大多来自战争最激烈的东部地区。她们通过Telegram关注前线的新闻，有时也收到亲人的噩耗。Delivering Dreams创始人苏珊·凯尔什-基布勒（Susan Kersch-Kibler）表示，许多使用代孕服务的家庭坚决要求她旗下的代孕母亲离开乌克兰，去往波兰，以确保代孕母亲和她们所怀的孩子的安全。这可能意味着这些代孕母亲不得不再次转移。

乌克兰为何成为国际代孕中心

尽管当前代孕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但明确允许国际代孕的国家数量正在下降。这主要是出于伦理的考虑。女性主义者对代孕的伦理问题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女性参与代孕是经济自主的一种方式，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代孕是一种生育胁迫：如果成为代孕母亲是唯一能让家庭摆脱贫困的途径，那么一个女人是否真的可以说她在选择成为代孕母亲时有自由？同时，这种交易也在将生孩子这种人类最深刻的经历商品化。

对贩卖人口和剥削的担忧促使印度在2019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正式取缔了估价230亿美元的代孕产业。柬埔寨、泰国和尼泊尔也曾经是寻找代孕母亲的外国人常去的目的地。这些国家也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法律限制。在许多其他国家中，唯一允许的代孕形式是本国国籍之间的代孕，而且不得包含金钱交易。

在允许国际代孕的国家中，以色列代孕费用约为7.5万美元，远高于乌克兰的4到5万美元。在美国，这项费用在10到20万美元之间。鉴于差异，许多渴望拥有生物学孩子的父母选择前往乌克兰，这里有明确的指导方针，明确承认预期父母拥有所有合法权利，且只要能证明她们已经用尽其他方式怀孕的可能性或怀孕会对预期母亲构成风险，她们的名字会立即列在出生证明上作为父母。

“乌克兰不允许同性恋家庭或单身父母与代孕母亲签约，因此这两类需求人群往往会选择俄罗斯。在俄罗斯，单身父母可以聘请代孕母亲，而同性恋家庭可以让伴侣中的一方签署合同，伴侣中的另一方随后在本国通过收养的方式成为孩子的监护人，”美国领养与辅助生殖律师学会的主任尼迪·德赛（Nidhi Desai）解释说。

由于各国限制国际代孕，各机构都急于利用乌克兰市场。在战争爆发前，乌克兰每年进行大约3200次代孕手术。通常，选择代孕的家庭飞到乌克兰，与当地诊所合作，进行胚胎受精，然后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中。选择代孕的家庭会与代孕母亲建立联系，定期发送短信，甚至飞来拜访她。选择代孕的家庭在九个月后会飞回乌克兰，或者在所有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参与分娩，或者接收新生儿并将孩子带回家。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国际代孕安排也可能充满困难。选择代孕服务的家庭也会因此面临诸多制度和法律问题。

代孕母亲权益无法保障

俄乌战争也暴露了代孕安排中的诸多伦理紧张。代孕母亲在这种安排中是将整个身体的权利都签了出去。人权组织La Strada-Ukraine副主席玛丽娜·列根卡（Maryna Legenka）质疑在战争期间代孕的安全性。 “乌克兰今天没有安全的地方，”她说。“所有诊所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安全问题。” Delivering Dreams的情况并非个例。La Strada-Ukraine支持了数百名代孕母亲。根据列根卡的说法，大多数乌克兰人并不认同代孕业务，对选择代孕的女性存在污名化。“绝大多数代孕母亲隐瞒她们参与代孕母亲项目的事实，甚至经常向自己的家人隐瞒。” 一些代孕合同还对女性的行为有很多限制，包括禁止她们提起超过三公斤的物品，以及其他指示，如饮食要求。“代孕母亲合同的限制性质旨在减少流产的风险，通常禁止她们抱自己的孩子或提购物袋，”她说。

与此同时，数千名乌克兰年轻女性依靠生育行业维持生计。据曾担任代孕母亲的女性称，代孕机构BioTexCom通过公交车广告、社交媒体，并雇佣代理人在乌克兰各地招募年轻女性。德国媒体WELT采访了7名BioTexCom的乌克兰代孕母亲，其中大多数人表示，她们后悔自己的决定。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遗传学与社会中心副主任凯蒂·哈森（Katie Hasson）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人类遗传和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她表示，随着代孕成为主流生育实践的一部分，代孕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关注女性健康和女性权利的倡导者们都对乌克兰缺乏保护代孕母亲和卵子提供者的法规表示严重担忧，”她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哈森表示，BioTexCom和其他全球代孕公司提供的一些医疗程序对女性构成了重大健康风险。将多个胚胎植入代孕母体以增加成功怀孕的机会，或因为准父母想要两个孩子，她说，这大大增加了婴儿和代孕母体的并发症风险。

乌克兰在2022年6月获得了欧盟候选国地位。这可能是推动官员进一步监管该行业的一个压力点。乌克兰正在增加对代孕实践审查的步骤。2023年4月，拟议的立法草案提出禁止外国人代孕。乌克兰的医疗委员会正在审查这一草案。但在战争没有尽头的情况下，这些事项的优先度更低。而现行的乌克兰法律既不能保证母亲的权利，也不能保护儿童的权利。总体而言，这一领域几乎没有监管。因此，不道德的诊所从中受益。

尽管多年来，欧洲人权法院已经审理了许多关于代孕的案件，但是欧盟以及各成员国对于代孕没有共识。在过去十年中，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律专家努力制定框架，更不用说实施全球贸易的法规。2021年2月，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支持“维罗纳原则”，以制定保护通过代孕出生儿童的指导方针。同样，在2022年5月，欧洲议会谴责代孕，并在关于俄乌战争的报告中呼吁采取“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来保护女性和儿童。但实际上，很少有措施来赋予代孕母亲权利、保护儿童或监管该行业。欧洲委员会的一名新闻发言人表示，代孕不在其职权范围内。“欧盟没有权力通过立法来协调国家法律，特别是家庭法和代孕母亲协助人类生育的方法，”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