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两名来自中国医疗器械公司的高管赴菲律宾，遭遇绑架不幸遇害一事，引发关注。在绑架案中遇害的是一名中国公民和一名美籍华人，他们于6月20日抵达菲律宾，与潜在的商业伙伴会面，之后却横遭不测。目前，菲律宾警方仍在调查之中。

近年来，不少中国公民在菲律宾成为被绑架和勒索的目标，而“考察”“投资”往往成为致命的诱饵。孙维明（化名）也是同类受害者，幸运的是，他还活着。7月5日，他向南都记者回忆，多年前老乡以投资为由邀请其前往菲律宾，到菲律宾没多久他就遇到绑架。

绑匪抓捕现场

从机场被带到偏僻地方

孙维明告诉南都记者，2015年以前，他在飞机上偶然认识了徐东骏（化名），两人因是浙江同乡，加上了微信。2018年，自称在菲律宾发展的徐东骏，以在菲律宾有投资机会为由，邀请孙维明前往菲律宾。

2018年10月，孙维明与上海朋友陈译（化名）一同前往菲律宾。两人抵达马尼拉机场后，没有见到徐东骏，而是出现一名香港人，称徐东骏派他来接机。

上车后开出机场没多久，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马路旁边车变慢，两名绑匪就冲上来，车门一开，两把枪把我们顶住了，我们没反应过来，他拿出手铐，把我和陈译两个人一起铐起来”。

“当时我清醒了，就是徐东骏绑我的，那名香港司机也是同伙，车门锁是他打开的。”他回忆，“绑匪说‘不要动’，之后把手枪收了起来，拿出两把尖刀顶住我和陈译胸口，给我们套头套”。一行人继续乘车约2个小时，车开到了一间小黑屋，绑匪将两人关在小黑屋里。

孙维明回忆称，绑匪大约有6人，包括1名绑匪头目和5名同伙。在关押期间，绑匪对孙维明与陈译进行言语和行为侮辱，孙维明遂与绑匪起言语冲突。“有绑匪一拳打我鼻梁，把我鼻梁打裂了，我的手和腿也被棍子砸得蛮厉害的。”

第2天，徐东骏来到小黑屋，其自称本来在澳门发展，但是赌博输掉了所有钱，遂来到菲律宾找机会，发现绑架可以敛财。绑匪随后让孙维明付赎金200万元，表示付赎金后会放了孙维明，并送他去机场。孙维明表示同意支付赎金。绑匪给孙维明手机，让他打电话联系家人。孙维明注意到，绑匪同伙几人会提前关掉定位功能后才把手机给孙维明，但徐东骏当时没有关掉手机定位功能。

因此，当徐东骏给他手机时，孙维明联系了国内的朋友，联系时他刻意表示出异常，并偷偷发送定位给朋友，再删除痕迹。

联合当地警方抓绑匪

第3天，孙维明筹得赎金200万元，汇款给劫匪。绑匪拿到赎金后，给孙维明和陈译购买了从马尼拉到广州的机票，把两人送到机场，两人过海关后，绑匪才离开。

孙维明回到国内后，在上海报警，警方立案。另外，孙维明积极联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经过使馆跟进，与菲律宾反绑架大队取得联系并建立合作。经过多轮开会讨论后，菲律宾反绑架大队以孙维明被绑架时发送的定位为目的地，展开抓捕行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工作人员、菲律宾移民局工作人员、菲律宾媒体一同前往。

“我被放出来的时候有看到位置，我们照着导航去找，车子开到目的地，确认就是这个屋子。”反绑架大队随即展开行动，解救了被绑架关押在屋内的一男一女，还抓了4名绑匪。

抓捕行动后，孙维明又与陈译去了3次菲律宾，配合相关工作。中间几年，一度受疫情影响，菲律宾警方、法院工作处于停摆状态，案件于2024年4月25日得以重新开庭。孙维明因故没有前往，陈译与翻译人员前往菲律宾后，发现现场开庭只有一人受审。孙维明表示，“菲律宾那边给钱就给放掉了，今年9月5日会再开庭审理剩下的那人”。

菲律宾警方虽然对徐东骏发出通缉令，但没有抓捕成功，并告知孙维明，徐东骏已经离开菲律宾。另外，孙维明认为，他和陈译没有被撕票的原因是，他们已认识徐东骏多年，身边也有熟人认识徐东骏，且在他与陈译出行前，家人朋友都知道他去菲律宾是找徐东骏。“一查一告就麻烦了。”

南都此前报道，上世纪90年代初，菲律宾出现针对华人的“绑架潮”，绑架案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华人社区人人自危。在此背景下，洪玉华等人于1993年1月13日创办“恢复治安运动”，通过多个渠道向政府表达华社的关切，并开展配合一系列强有力的行动，最终得到政府重视并使问题得以解决。

洪玉华表示，近几年，大批受害人没有选择报警并与警方合作，而是通过支付巨额赎金、快速付款和保持沉默等方式解决案件，这种解决方式只会使犯罪变得容易，并且让绑架案变成低成本、有利可图的犯罪手段。她建议，受害人及其家属应积极向菲律宾反绑架大队报告案情，并与他们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