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辽市科左中旗的花生种植禁令，村民们感到愤怒，也感到不安。

　　花生禁令

　　4月底，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镇，天气已经暖起来，正是一年中春播的好时候。种植户张立奎却在自己的田地边无所事事。

　　准确地说，这片地是张立奎租的。他来自吉林松原，老家扶余市有几十年花生种植史，但土地有限。“一户就几十亩地，想包也不连片。”而内蒙古科左中旗土地面积广，沙土地适合种花生，承包价格也更便宜，“耕地单价700~800元/亩，林地500~600元/亩，吉林老家的单价都在1000元/亩以上。”

　　租约早就签好了，张立奎也早早就为春耕做了准备。他找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又抵押了家乡的土地。从吉林的农商行贷款20多万元。2024年2月，承包款分批次付完，设备、种子、化肥也定了，他和妻子在春节后启程赶往通辽，却迟迟未能下地。

5月初正是内蒙古春耕的忙碌时节，农民们忙着在地里给新种的幼林浇水

　　就在2月底，科左中旗发布了一项政策：2024年全旗范围内禁止种植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涉及各类经营主体流转的耕地，也包含了张立奎一家租赁的林地。消息一出，张立奎妻子气得生了病，天天要去诊所打吊瓶。张立奎还挺着，一方面他认为这是“大老爷们儿”的本分，另一方面，他还寄希望于租土地给他的当地农户与政府的谈判。按照自然规律，花生的播种最迟在“五一”假期后就得开始，持续到5月20日左右。但截止到5月初，命令仍没松绑。

　　自今年2月以来，科左中旗希伯花镇柴达木嘎查（村）的原村支书李七英也在为这个事情烦恼。4月底，他开车带着本刊记者在连片的农地边转了一趟。随处可见农地边的杨树上贴着禁止种植的告示，醒目的红色粗体字昭告着通知的严肃性。一路上响起几次电话，都是村民们在向他问询。花生不让种植后，外包土地的村民们都陷入一种纠纷——吉林租赁户喊着退钱。“咱这边地广人稀，土地流转承包本来就是一个大趋势。我们村大概1/3的农民都把土地流转出去了。”李七英说，而花生是近几年最普遍也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物。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科尔沁这边的土壤偏沙化，如果种传统作物玉米，亩产不到1200斤。按去年玉米收购约1.1元/斤算，只能卖1300多元，“落兜里就800多块钱”。但如果是种花生，亩产700斤左右，按收购单价超过3元/斤算，利润能有1500元/亩。

　　李七英一边开车一边给我算账：如果不让种花生，耕地承包的单价要下滑300元/亩左右，林地更几乎没人会承包了，农民们每年要少600~700元/亩的收益。尤其今年的“花生禁令”下来得比较晚，很多村民租赁土地的合约早在春节前就已经签订了。“现在很多吉林客商追着村民要钱，但各家有各家的开销，钱早花掉了，哪有钱退？”

　　广袤的土地是内蒙古独特的资源，也是张立奎等外地承包户离乡背井，拉着大型耕种设备，住进集装箱板房，在这里劳作的原因。农民们期望土地能产生财富，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作为土地更高层级的拥有者，政府对土地应该如何使用有着不同于个体家庭的逻辑。

　　2024年4月底的春耕时节，与科左中旗相邻的开鲁县被曝出村镇干部阻碍承包农户下田耕种、增加承包费的新闻。事件经媒体报道和官方通报后逐渐明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为了治理荒漠改善生态，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农户“包荒开荒”，一些在国土部门地类档案中是林地、草地等性质的土地被农民们承包后一步步开垦为了耕地，后者在国土调查中被认定性质变更，因而有了政府要求增加承包费的说法。

　　与开鲁县事件一样，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关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矛盾。在政府部门发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种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风蚀沙化，不利于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禁令的范围不仅包含我国历来对用途有严格管制的耕地，还包括林地——这是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用几十年时间花费劳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过程中，村民们形成的对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几乎完全否认。这让村民们感到愤怒，也感觉不安。

　　林地何来

　　希伯花镇之名在蒙古语中意为“长满牛蒡草的坨子”，意指这里曾经是牛羊遍布的科尔沁草原。但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科左中旗在内的整个地区都面临着严重的荒漠化问题。土地沙化后，当地人把那些起伏的坨子称为坨召地、坨子地。他们是由沙土堆积而成的小型山丘，坡度高度都不大，但一坨接一坨地在大地延绵。“一到大风天的时候，大风一吹，你都能看到沙丘一坨坨地被吹得流动起来。”一名老农户回忆。

　　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三北是西北、华北及东北的统称，这个横跨整个北方的防护林工程体系，集中涵盖了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三北防护林工程”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科尔沁沙地是造林重点。它横跨三省区、涉及面积7760万亩，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镇也是这沙地环绕的一部分。

　　要种树，劳动力从哪里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朱清科多年来深度参与“三北防护林”工程，主要研究水土保持和林业生态工程。他告诉本刊，在“三北防护林”前十年起步阶段，主要是靠发动农民群众，“最早是生产队，集体劳动记工分，从80年代包产到户以后就是每一户定种植的指标”。一些地方会把林地按照包产到户的方式分配给农民，允诺他们一定的使用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三北”工程30周年之际刊文指出，工程一期上马不久，各地就结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推行了承包造林、“谁造谁有，允许继承和转让”等政策，促进了造林生产责权利的结合，调动农民积极性。

　　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的林地也就是这么来的。整个科左中旗的造林自1980年后大力推开，在柴达木嘎查，要造林的面积有2万亩之多，相当于3万个篮球场、半个香港。这么大的工程，只有发动群众之力。那时候还是一个青年的李七英记得，政府提供了种植的杨树树苗，按网状格子规划了种植面积，将造林任务均分给村民，家家户户都被发动起来。在此之前，村里刚刚施行了包产到户，按土地的肥沃程度均分了一定耕地（俗称“口粮田”）和粮食，只能勉强管饱。造林被村民们视作增加土地种植面积的一种方式。在树木长得足够高之前，林间的土地可以用来种一些粮食作物，相当于多了一点“口粮田”。李七英记得，当时几乎所有村民都会利用林间土地来种植一些农作物，前后种过玉米、谷子、荞麦等。但这类林地可用于种植的时间不到10年。“等树长大了，遮阴了，下面的地就啥也干不了了。”李七英说。

柴达木嘎查的原村支书李七英为“禁种”之事烦恼

　　要在广袤起伏的沙地上造林并不容易。1999年后，通辽启动“5820”工程（5年时间在8个旗县造林20万亩），开始利用外部招商引资植树造林。2001年，北京商人许文丽来到这里，打算以每年承包3000亩、10万棵的速度，用10年时间造出3万亩的林地。但第一年，她的10万棵造林工程最后只存活了6万棵。许文丽告诉本刊，对于没有造林经验的人来说，前期投入是巨大的，在一片荒地上，水、电、浇水、除草，林间密度怎么排都是问题。2001年他们就投入了600万元，“那可是2001年的600万”。几年下来，一起招商过来的7家公司都放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造林高度依赖于植树者的自驱力，而后者取决于林地能带来的直接收益。李七英说，起伏的坨子地需要人工平整。“现在都机械化了，但那时候要靠人力把地垫平”，否则沙地水流容易渗透汇聚到地势更低的地方。其次是开沟，人工要用铲子在沙地上划出一道道种树的沟来。有时候还没等到浇水，五六级风一刮，早上开的沟，下午就刮平了。村民们要趁着间隙种上树苗，树苗之间株距1米、行距6米，一亩地才种上100多棵。

　　树苗种完了，难题才刚刚开始。那时候科尔沁还有一定降雨，降水一来，沙地会很快长出一批嫩草与杨树争抢水分。农民们就要拿着锄头抓紧时间去铲镗抚育，将青草苗子挨着铲出来。“那时候没农药，全是一点点地刨出来。下一场雨就得铲，一年得铲个三四遍，一茬茬铲。”李七英说。浇水也必不可少。种树一年至少要浇三次水，夏天三伏天一次，立冬前一次，“就跟人穿大皮袄似的，一浇就冻不死”，开春后再浇水一次做“解冻”。在树苗幼林时期，一年五六次更是常态。

由于近年来降水减少，当地村民习惯打井用地下水灌溉

　　虽然繁琐辛苦，但在政府补贴和“多囤点地”的激励下，村民们的造林积极性很高。到2000年，柴达木嘎查2万多亩的造林工程分批次顺利完成，树木存活率普遍在85%以上。整个通辽也在这时候完成了生态的逆转。2003年，中科院沙漠化土地空间分布遥感监测显示，“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以来，科尔沁沙地在通辽市范围内的沙漠化面积已减少了1200万亩，在全国四大沙地中，科尔沁沙地唯一出现了治理大于沙化的总体良性逆转。

　　当时，对于植树造林中的民间贡献，政策也给予了保障。2008年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开，五年里基本完成了林权明晰产权、承包到户。柴达木嘎查在2010年后完成了林权确权。原有的林地承包机制被以正式合同确认下来，配以新的林权证。村民吴七林的父亲在2000年去世，他得以在这一轮改革中将父母的林地延包下来，期限为30年，价格是并不贵的2元/亩。合同规定，取得林权证后，他有权以转让、出租等形式流转这片土地，同时有权自主生产经营和处理林木及其产品。

　　水源困局

　　如今，站在柴达木嘎查一块地势较高的坨地上，观看当年的造林成果，是一望无垠的绿色与沙土交织，像是荒漠与人力持久对垒的战场，仍然胜负未定。

外来的吉林种植户们，几乎所有人都背着高利率的贷款来到异乡耕种

　　在2000年后不久，也就是造林工程取得阶段性成功时，成活的防护林已经开始产生新的问题。种植的杨树虽易存活，但耗水量高，它的存在会使周边环境和土壤变干旱。而此时的通辽也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坨召延绵的荒地。经过多年不间断地开垦，它成了内蒙古最大的玉米生产基地。科左中旗更名列内蒙古玉米产量最大的旗县之一，产量超过60亿斤，肩负着粮食安全的重任。这个新晋成形的“黄金玉米带”一边贡献收成，一边也在消耗水源。通辽的地下水位连年下降，流经的西辽河成为全国七大江河中唯一断流的干流，通辽段更是断流25年之久，直到去年才通过调水实现干流来水。

　　原来种植的老杨树陆续出现枯萎现象，沙地又裸露出来，活下来的杨树低矮无力，被当地人称为老而不死的“小老头树”，防护林整体的防风固沙效应有衰减风险。为了扭转这些趋势，通辽市从2010年开始逐步推行原有林地上的残次林更新工程，鼓励农民们种植诸如文冠果、海棠果等经济林，去取代枯死衰竭的杨树，试图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吴七林在2010年延包了林地。这也是多数村民的选择：更新残次林能享有一定补贴，果树结果后还能拿到市场上售卖。同时在树苗的成长期，林间地也能利用起来种植农作物。但残次林更新的指标不是每年都有，柴达木嘎查2万亩的林地在2015年后才开始慢慢更新，每年只有1000~2000亩。2022年，更新指标终于轮到了吴七林家的30多亩地。这是吴家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第二次造林。但与40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自然环境让林木生长变得更困难。

吴七林家里有十多亩耕地种玉米，这是他如今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朱清科告诉本刊，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取决于两个，一个是土质，一个是水源。如果土地松软易于流失，就有荒漠化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地表覆盖物越多，越是利于固沙；但同时，如果降水较少且地下水过量开采，也有可能导致生态恶化、加剧荒漠化。而后者，刚好是科尔沁乃至整个内蒙古在生态上最大的短板。

　　内蒙古政协农牧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盖志毅告诉本刊，在连续多年的开垦后，内蒙古如今成了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上世纪70年代末，内蒙古粮食产量只有几十亿斤，现在变成了将近770亿斤，是国家十大粮仓之一，每年有超过400亿斤粮食往外输出，而同期南方很多省份则在“去粮化”。这当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全国如今的十大产粮大省中，只有内蒙古严重缺水，降水条件并不好。全区高增的粮食产量背后，是无尽开垦之下榨取有限的地下水得来的。“全内蒙古的地下水，现在都在变得越来越少。”盖志毅说。

　　这种情况在通辽和科左中旗尤其尖锐。通辽的用水结构极其特殊——绝大部分来自地下，且绝大部分用在农业上。截至2022年，通辽市用水量30.3亿立方米，农业用水占据91.4%，其中地下水源占总供水量的96%。整个科左中旗，遍布着冒出地面的50~60厘米的农用水井。以柴达木嘎查为例，村子里有耕地近1万亩，需要有50多口井，一口井覆盖100~200亩耕地。李七英说，原来雨水较多时浇水压力不大，十几年前气候变得干旱后，村民们开始自行打井取地下水灌溉，“一般是几家人合伙打一口，一年年地增加，有时候一年要打好几口井”。随着地下水位下降，井也越打越深，以前是打60米，费用80块钱一米，后来就打80米，价格也超过了100元一米。“以前地上水泵都能出水，现在水泵得到地下20米才行。”一位村民说。后来政府开始对私下打井进行限制，耕地水井需要报备审批、统一规划。

　　相比之下，林业用水会比农田灌溉多，也暂时没有管制。半干旱条件下，一片幼林一年浇水5~6遍是正常。“树根要深，要淌水渗下去，如果算上林间作物用水量就会更大一些。”2023年春，吴七林就和4户村民搭伙一起打了一口井，深70米，费用110元/米。这口井担负着上百亩林地和林间耕种的灌溉任务。这种当地用水的便捷，也是吉林种植户倾向于来内蒙古承包土地的原因之一。

　　从荒漠化防治的角度，过量开采地下水已经影响到了多年的荒漠化治理成果。朱清科告诉本刊，在“三北防护林”工程40周年纪念活动时，就有一位相关专家做了调研，把这个话题提了出来：农业用水是当地地下水位下降的主因，危及防护林和荒漠化治理的成果。“在一个半干旱地区，大量开采地下水是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利于整体植被的恢复。”朱清科说。

　　这或许也是“花生禁令”的政府决策逻辑。希伯花邻镇的一位副镇长对本刊表示，当地有保粮食安全的重任，同时又有绿色生态的重担。“种植花生西瓜属于土地非粮化了，这长期看来肯定是不允许的。现在的基本农田都要牢牢保障粮食作物，加上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两大压力都汇聚在一起了，所以就要牺牲花生和西瓜这些经济作物了。”

　　农民的经济账

　　但和政府的决策逻辑不同，作为一块土地的直接劳动者，怎么使用一块土地？到底应该种植什么作物？农民有自己的使用逻辑，而这个逻辑中最重要的决策因素通常是经济。

　　由于务农收入不高，这几年柴达木嘎查有1/3的人都外出务工，去到京津冀甚至更南方的省份打工。不大的村子在变得冷清和萧条。这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很多是子女快到了婚龄。“一般是老两口结伴一起外出，挣个十万八万给孩子结婚的彩礼钱。还有盖房子的钱，如果算上装修也得二十几万。”李七英说，外出的村民们一般把林地、耕地都租出去了，自己收一些承包费。

外来种植户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一般就住在田地边的板房里

　　吴七林是少数还留在村里的中年人。他和爱人一直以务农和打零工为生，在家种了十几亩玉米，也帮周边其他的种植户干活，比如施肥、除草、浇水等，价格150元/天。活儿不是每天都有，日子只是“将巴能过”。2022年9月，女儿考入通辽蒙古族中学念高中。这是当地最好的蒙古族高中，开销一下子大了。“补课费很贵，还必须得补。一门课一小时200块钱，放假补个20天就要花个五六千块钱。生活费也得1000多块钱一个月。按以前那点收入就没法整了。”为了增加收入渠道，吴七林去申请了残次林更新指标，想着把林地利用起来增收。

　　林地的再一次更新，是一个不亚于当年拓荒的过程。首先要取得林业部门颁发的采伐证，交300元/亩的押金，找人来把地里的“小老头树”采伐并清理干净。采伐的木材商会顺带清理地里的树根，相当于还农户一片相对的净地。作为交换，地里的木材会免费送给对方。2023年春天，一个采伐商来到地里，连根带木地拔走了吴七林30多亩土地里的杨树。“相当于这30多年没啥效益。”吴七林觉得。

　　采伐结束后，农户们还要找人“旋地”，用拖着大轮胎的拖拉机带着旋地机器，将土壤上下翻转并混合，把地面整平。有时候，他们要亲自下地将地里的木疙瘩捡出来，开沟后再种上5元一株的海棠果树苗和2元一株的山杏树苗。每个步骤都是直接的经济支出——旋地是25元/亩，3000多株树苗花了1万多块，再加上合伙打水井和购买机器的费用，从去年开始，吴七林已经投了3万多元进去。有了这么多前期投入，他也不打算再种植玉米了，而是瞄准了花生这样的经济作物。

　　在村民们朴素的账本中，林地应有其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随着玉米行情走低、牛肉价格下跌，很多村民的收入衰减。种植经济林能享有一定国家补贴，但拿到手有相当长的时间延宕。政府对存活率有考核指标。如果连续三年存活率在80%以上，那700元/亩的补贴才会按照20%、40%、40%的比例逐年下发。而且，从过往几年的情况看，补贴的发放期在无限延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到农民手中。抓住更新林地尚未长成的生长期，利用林间土地种植更能带来经济利益的作物，是当地农户争取收入的不多指望。

　　“目前还没有放开的意思。”5月初，前述副镇长对本刊说，“我们也只是负责执法，执行上级命令。”该副镇长透露，林地不让耕种花生是通辽对相关政策的落地。2024年，通辽响应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开展了“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专项行动，试图巩固过往多年的沙地治理成果。“歼灭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剩一小块了，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过去多年，通辽通过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等工程，在荒漠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从政策决策的角度看，如果放任种植花生，可能会有导致土壤再次沙化的风险。一些农户们也在采访中坦承，种植和采摘花生都需要大型机械作业，确实有“刨地”起沙的风险。

广袤的科尔沁已从早年的草原变成一个重要粮仓

　　但通过禁绝农民想种的经济作物的方式，是否就能保证树木的成活，达到保护生态的效果呢？农户们认为并不是这样。“没有收益，就没人去林间铲镗抚育了，林子也活不好。”李七英认为，如果不发挥林间种植的经济价值，那树苗在培育阶段就会面临农民丧失积极性。

　“从理论上讲，农林复合是不会造成荒漠化的，尤其是幼林期间。因为林地密度不大，如果是林下种植的话有利于固沙。当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科尔沁当地这些年的气候土壤条件。”朱清科说。他对本刊补充，允许林间种植，会更有利于农民的积极性，“他们是以短养长，因为现在种植经济林暂时没有收益，种花生就是以短期效益去助推更长远的效益。有了短期效益，农民才愿意去经营土地，会对土地有一些保护，比如浇水、除草等。”

　　盖志毅则表示，现在的内蒙古承担着粮食安全和绿色生态发展的双重重担，这也意味着不能再用过去的情况来划分林地等土地的性质了。“在当下，其实经济林与生态林的概念是可以很好融合的，比如像文冠果树就是一个很好的治沙作物，通辽就有全国最大的文冠果林之一，你很难定义它是生态林还是经济林。”盖志毅说，“林下种植也是实现林业效益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南方很多省份也在做，不能把林业、种植业、畜牧业三者对立起来，它可以是一个生态系统工程。但要怎么去把握这个度，是值得好好去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