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已出手整顿第三方检测乱象。一份名为《关于湖南省医疗机构样本外送检测管理规范的通知》在医药圈广为流传。通知由湖南省卫健委、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8月24日联合印发，文件编号是湘卫医发【2023】13号。这份通知明确：湖南省内所有医疗机构应建立样本外送检测项目遴选及质量管理相关制度和流程，选择具有合法资质、检测流程规范、检测质量可靠的第三方机构，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加强对医院样本外送检测行为监管，督促医院严格履行样本外送管理主体责任。医院的常规检测服务包括：采样、签收录入、样本处理、结果判读、数据上传等多个步骤，显然，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多医疗机构都选择将自身的检测外包给第三方机构。不过，随着业务数量的骤增以及第三方机构能力有限，充斥在检测行业中的行业乱象时有发现。特别是疫情期间，朴石医学、金准医学、中同蓝博医学等多个实验室因出具虚假报告被监管部门查处，实控人遭受刑事处罚。另一方面，肝功生化等IVD耗材已经开展大范围集采，IVD检测试剂的定价挂网工作也在各省陆续开展。下一步，医院检验科“技耗分离”、分别定价是大趋势。湖南省出台新规定，可能也是为了与检验透明化开展衔接，净化第三方检测。湖南的模式可能会向全国推广开，这意味着，大量第三方检测机构可能会被排除出医院市场，整个产业面临洗牌。一、不得向第三方检测收费、索要回扣湖南省文件中影响最大的一条，应当属“严禁医疗机构将本院能够并适合开展的临床检验项目外送至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长期以来，很多第三方机构长期承接医疗机构的检测工作，医院也乐于将常规检测外包，逐渐生成一些灰色地带。这次湖南明确规定，医院自己能做的检验，严禁放到第三方去做。如特殊情况需短期外送的，须向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同时，严禁临床科室、医务人员私自联系外部检验机构违规进行样本外送检测。严禁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私自接受外部检验机构与外送检验项目的相关费用、从中牟利，或以任何名义、形式拿回扣和提成。第三方检测是医药反腐重点之一，《通知》指出，医疗机构是样本外送检测的责任主体，需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检查，严防潜在廉政风险发生。一般来说，三级医院自行可以开展三四百项检测项目，而第三方实验室动辄能开展两三千项检测。规模较小的医院开展检验项目的成本要远高于第三方检测机构，一些平时较少开展的检测外包给第三方无可厚非。但如何规范医院和第三方实验室的关系，此前一直没有很明确的说法。湖南的文件就指出：医疗机构要及时向社会公示有关检测机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这就会让医疗机构与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合作内容更加公开、透明，所有的环节都暴露在阳光之下。二、患者将获知情权如果说上述条款约束力还不够的话，湖南的文件中还给出了监督性的条款。湖南的文件吸取了以往行业内的宝贵经验，要求在履行第三方检测服务时，须获得患者知情同意书。若医疗机构与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合作内容超出原定范围，同样需要告知患者，并获得患者签订的知情同意书后，由临床科室填报申请表并报送医务部、分管院领导审批同意，方可外送检测。这意味着，今后患者的检测项目如果要送到院外第三方去检测的，都需要患者本人知晓。对于广大患者最为关心的收费问题，《通知》明确：原则上由送检医疗机构按照本省同级别医疗机构收费标准向患者收取，并按协议与第三方机构结算。由于目前IVD挂网尚未全面展开，医院检测还是按医疗服务项目收费的，不同级别的医院开展同样一个医疗服务，收费是不同的。未来实现“技耗分离”后，IVD试剂的价格将是全省甚至全国统一，不同医院开展同一个检测，费用差会更小。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生意会越来越难做。疫情三年中，老百姓常规的核酸检测大部分都交给第三方机构在做。北京、上海、河南、安徽等地先后出现第三方检测中心漏检、假阳性、丢样本的问题屡见不鲜。种种行业乱象充分暴露，监管部门必然会对第三方检测机构有更强的规范。湖南省出台医学检验实验室管理暂行办法只是一个开始，各省可能会逐步规范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行为。...

文章摘要本文讲述了一位农村陪读妈妈的困境，她为了孩子的教育放弃工作返乡陪读，但面临着“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的困境。• 农村陪读妈妈为了孩子的教育放弃工作返乡陪读，但往往面临着无法真正陪伴和教育孩子的困境。• 农村青少年在乡镇中小学就读时，由于缺乏监管和同辈交往，容易沉迷手机，影响学业。• 农民家庭为了子女能够“达本”，不断调整家庭分工，但很多孩子在高中阶段已失去学习兴趣，导致教育投入的回报不尽如人意。再不回来孩子就废掉了第一次见芬姐的时候，她正和同在T镇陪读的姐姐在广场上一起学跳广场舞。在广场路边，我们站着聊了一下午，对芬姐从辍学打工到返乡陪读的生命历程有了大致的了解。86年出生的芬姐初中辍学后，和村里大部分女孩一样，踏上了前往广东的打工之路。在广东，芬姐经老乡介绍进入了服装厂工作，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芬姐便一直在东部沿海不同地方的服装厂辗转务工。结婚后，芬姐嫌广东离家太远，便到江苏常州服装厂务工，后来又到浙江杭州服装厂务工。作为熟练工，芬姐当时的工资已经能拿到七八千一个月。婚后，芬姐在儿子小天一岁多时便又和丈夫一起外出务工，将小天放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料。初二时，芬姐回来陪读，小天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中，但是，三年后的高考却没有达本科线，在芬姐的要求下小天来到T镇复读。芬姐返乡陪读这些年来，丈夫一直在外务工，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芬姐之所以在小天初二时决定返乡陪读，是因为当时爷爷奶奶多次打电话向芬姐抱怨，小天进入初中之后沉迷于玩手机，成绩下降，任凭爷爷奶奶怎么管教也没有什么效果，他们已经管不了了。身边的同龄人也劝芬姐：再不回去，孩子就要废掉了。在反复纠结之后，芬姐下定决心，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返乡陪读。从学业成绩方面来说，相比于爷爷奶奶的隔代照料，芬姐返乡陪读取得了一定效果，小天中考发挥不错，从乡镇初中考入了当地县中第二梯次的实验班，这让芬姐感到很骄傲。在学业成就之外，在芬姐看来，自己在小天一岁多时便外出务工，初中回来也是弥补亲子之间情感的疏离。与芬姐的经历相似，在我们询问很多陪读妈妈为何在子女初高中阶段回来陪读时，“再不回来孩子就废掉了”这句话成为许多母亲的答案。在许多地方，为了孩子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许多家长将他们送到县城里读书，不寄宿的话一般则由妈妈或奶奶陪读，少部分青少年自己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隔代陪读或自己租房住的青少年很容易因缺少来自家长的监管、缺乏同辈群体的交往互动而被手机“捕获”，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也有许多农村青少年在乡镇中小学就读，在许多地方的乡镇学校，由于寄宿设施不完善、寄宿生活条件太差，许多孩子走读或在乡镇租房由爷爷奶奶陪读或自己住，周末放假再回家。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同样也很容易因祖辈监管不到位、放学之后及放假期间过于无聊等原因而沉迷手机。而在许多学校特别是乡镇学校，在学校内部公开或偷偷玩手机成为一股风气，没有智能手机，不会打游戏、不追星、不看网络小说、不了解网络最新热梗的学生反而会被嘲笑、被边缘化，被视为“好学生”——在一些学校，“好学生”早已成为了贬义词，指那些不能在虚拟现实世界“呼风唤雨”的乖乖孩。学校老师也没有管理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的好办法或主动性，特别是在校园手机管理规定出台前，学校手机管理“无规可依”，一旦因为管束学生玩手机特别是没收学生手机而引发意外事件，学校上上下下领导干部、班主任与老师都有可能被处分。芬姐回来成功阻止了小天的手机沉迷问题，扭转了他成绩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从小天那里，我们听到了这个“成功”故事的另一面：童年在村里长大的小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初中进入到乡镇中学这个陌生环境后，没有了熟悉的玩伴。刚进入初中，小天便一个人在学校外租房住，爷爷奶奶偶尔来照看一下自己。在校外独自租房使得小天很少有机会与同学交流，时常感觉到很孤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小天迷上了看小说和动漫，白天将手机放在出租屋里下载小说和动漫，晚上放学回来看。母亲回来后，这一状态很快被打破，小天的手机被没收。然而，在小天看来，母亲回来陪读，于他而言，既没有给予陪伴，也没有给予理解。妈妈回来后，为了贴补家用，到县城找了一份工作，早出晚归，和小天的交集大多数时候只是吃饭的时间，不仅如此，“妈妈还把我唯一觉得有趣的东西剥夺了”。返乡也可能“无陪无读”在妈妈的管束下，小天如愿考上了县中，芬姐继续到县城里租房陪读。在被县中录取后，爸妈还专门摆酒席请亲友吃饭，亲友们都觉得小天进入县中实验班后，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门了，芬姐也感到十分骄傲，觉得自己的付出看到了回报。然而，进入县中实验班的小天在班级里排名倒数第八，此后成绩一直都处于班级末游，学业竞争压力的加大、母子之间情感的疏离、进入青春期叛逆阶段等等，使得小天不再对母亲严厉的管束不吱一声，而是开始反抗。爷爷奶奶管不住的手机沉迷问题，芬姐也不再能管住，小说和动漫成为小天逃避现实的通道。整个高中阶段，围绕手机，芬姐与小天进入漫长的拉锯战状态。虽然芬姐一直在陪读，但却始终难以走入孩子的内心，也不知道怎么引导孩子，缓解孩子的学习压力。在她看来，儿子什么都不愿意和她说，日常生活中甚至不愿意和她多说几句话。很多时候，芬姐只能和小天反复地念叨：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像父母这样没有出路，只能辗转各处打一辈子的工。小天的爸爸一直在外地做建筑工，从芬姐口中我们得知，他的丈夫是个很内向的人，与孩子的交流不多，长期在外务工使得父子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芬姐回家陪读后，家里的收入大幅下降，丈夫只能去更偏远、收入更高的工地务工。在我们遇到芬姐时，她的丈夫正在内蒙古务工。在母子沟通不畅时，芬姐也多次寻求过丈夫的帮助，但在电话里，丈夫只是会呵斥小天，“如果不想读了就早点和我一起来工地打工，不要浪费时间和钱了”。在放假回家后，芬姐丈夫也很少和孩子有什么交流，每次交流都说不少几句话。第一次高考，小天的成绩算下来还是班级倒数第八名，遗憾的是离二本线差一点，未能实现“达本”的目标。与小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一个初中同学，当时中考成绩并不如他，中考后，同学的父母将他送到了管理十分严苛的T镇读高中，顺利考上了本科。同学的妈妈在得知小天有复读意愿后，把他们介绍给了自己租房的房东，房子距离学校很近，房租一年9600元，在房屋日益紧俏的行情下，这样的价格已经算是相对便宜了。在芬姐的反复动员下，小天最终同意来T镇复读。到来T镇之后，芬姐也不再边工作边陪读，为了孩子，她决定舍弃这一年的工作收入。在T镇，像芬姐这样来陪孩子复读的家长约有一万多人，与芬姐相似，许多返乡陪读妈妈同样面临着“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的困境。许多陪读妈妈在返乡陪读之前，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工厂务工，其中很多人已经成为了熟练工，是家庭的核心劳动力。返乡陪读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剧降、开支的增加，这使得一些陪读妈妈返乡后想方设法在乡镇或县城找一份工作，在大部分县域，陪读妈妈能找到的工作工资水平都比较低，一般仅能覆盖陪读妈妈返乡后与子女的租房、生活开支。但这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也是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不过，即使是这样相对低工资水平的工作，往往也需要长时间的工作，这就使得一些陪读妈妈像芬姐一样实际上“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特别是当亲子之间因为性格不合、手机监管、学业成绩等问题沟通不畅、产生冲突时，“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问题更容易出现。还有一些陪读妈妈返乡后，面临着经济压力、子女管教压力、子女学业成绩压力等困境时，本身就会产生极大的焦虑，陪读妈妈的压力与焦虑往往找不到出口，进一步导致亲子关系的冲突。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她们而言，回来陪读，也仅仅是个“陪读工”而已，为子女洗衣做饭、照顾生活起居、帮助他们节约时间用来学习。家长虽然关心孩子的成绩，但却没有能力认识到子女读书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难题，难以作出有针对性地指导。如何处理世代间的隔膜，对于他们来说亦是一个难以想通的问题。他们难以理解在虚拟现实社会成长起来的子女的世界，当他们试图将“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的信条灌输给子女时，子女却难以理解并给出积极的回应。他们无法像中产阶层父母那样，通过学习与反思，及时调整亲子关系互动策略，以走进子女的内心，加强对于子女的引导与教育，与子女成为“朋友”，在学习上给予他们精细的指导。也正是因此，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农村家庭将陪读的时间提前，在子女上小学乃至幼儿园期间便开始陪读。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家庭收入的下降、开支增加、夫妻长期分离、家庭不稳定等问题。为了达本，牺牲一切？对于芬姐而言，来T镇陪小天复读，核心目标是小天能够成功“达本”。这与在T镇陪读的绝大多数农村家长想法非常一致，在许多农村家长看来，只有达本，才意味着将来孩子是去“工作”，而不是“打工”。然而，令芬姐没有料想到的是，来到T镇复读不到半年，小天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半年间，小天数次以不舒服为由，请假回家休息。在此期间，芬姐还带小天到南京等地的医院就诊看心理医生，因为小天总是说，自己坐在教室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很多人在自己耳边说话，自己能听到身边同学内心的想法。可是，每一次去医院，医生都说只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并没有出具心理疾病相关诊断书。就在我们见面后没几天，芬姐又带小天去合肥的医院就诊，医生给出了同样的诊断意见。对于小天而言，他很希望心理医生给自己确诊，给自己开药，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不来这里上学，但去各个医院看医生没办法确诊。在与芬姐交谈后的第二天，恰逢学校临时通知学生放半天假，芬姐便约我们和她的姐姐、姐姐家的女儿以及小天一起吃午饭，让我们和他们交流一下。芬姐性格内敛，说话不多，但是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很有交流的欲望。她很忧心自己的儿子，即使是当着孩子的面，她也不断地在强调，自己的儿子不爱说话，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离开T镇的前一天，我们去芬姐妹妹的出租屋里准备再和她做一次访谈。我们到了没多久后，芬姐也来串门。谈到小天现在的心理状况与学习情况，芬姐忧心地说，现在只希望他能够顺利参加考试，无论结果如何。谈到前两天带小天去合肥看心理医生的结果，芬姐叹息地说，如果知道小天复读会变成这个样子，还不如当初不复读。然而，从和芬姐的几次访谈我们发现，在芬姐的内心深处，她还是希望儿子能够考上本科。从小天口中我们得知，他以前和母亲表达过想要当厨师，自己挺喜欢做饭做菜，比较享受这个过程，但是和母亲说了之后，芬姐并没有给出正面回应。对于芬姐而言，要想不重复自己的打工命运，只能通过读书。在芬姐老家村庄，一直以来都有重教氛围，她这一代人中有不少考上了大学，现在的生活境况与芬姐家相比条件好了太多，不可同日而语。其中，芬姐的表弟即是最好的参照对象，当年考入大学的表弟已在南京定居，工作稳定收入高。而反观自己与丈夫，没有学历，作为普通打工者，只能挣辛苦钱。为了小天“达本”，芬姐已经付出了太多，这些年来，老家的许多邻居已到市区买房，有一些邻居甚至还在务工地买了房子定居下来，而自己从小天初二就回来陪读，家庭收入大幅降低，务农的父辈又不能给太多的帮衬，导致自己家一直没有到市区买房。芬姐的打算是，等小天达本后自己再出去务工，在小天婚恋前努力攒钱买房。这样的话，芬姐家的家庭双重发展目标就算是实现了：既为小天以后在城市定居、成家做好了准备，又通过让小天上本科而帮助他能够在城市里找到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真正的在城市安居下来，“体面进城”。现在，小天能顺利“达本”就成了芬姐的唯一期望（在半年后的回访中，我得知，小天复读一年后仍没有达本，不过，小天考入一所警官职业院校，未来若能考入城市警务系统，芬姐的目标也算是实现了吧）。在越来越多的返乡陪读妈妈中，有太多人面临着与芬姐相似的困境：一面是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以至于产生“本科生多如狗，研究生遍地走”这样的吐槽，一面却是农民家庭为了子女能够“达本”而调整家庭分工，不断由乡入城，追逐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不断向子女施加压力，制造“寒门温室”，努力让子女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在这个教育竞争不断内卷化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农民家庭成功将子女托举进入本科院校，但其中很多农家子弟似乎在高中及之前的阶段已耗尽了所有学习的兴趣，到大学“混”四年后发现还是不得不“打工”。更多的农民家庭甚至没有机会将子女托举进入本科院校，少部分农民家庭还遭遇着与芬姐相似的困境，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没有“达本”，甚至连身心健康都出现了问题。陪读家庭的结构性困境芬姐及其家庭遭遇的困境与其个人及其丈夫等家庭成员的个人性格、观念等因素紧密相关，但是，如果我们跳出个人与家庭视角，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便能透过芬姐这位陪读妈妈的家庭困境，透视农民家庭在返乡陪读过程中沉重的家庭教养困境，这些困境来源于中国压缩式现代性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变迁、数字社会发展、教育体系变革、教育竞争加剧、教育责任家庭化等诸多方面。在T镇调研的半个多月里，我们遇到了很多与芬姐情况类似的家庭。透过芬姐这一特例，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农民家庭正在陷入“有陪无读”的家庭教养困境之中。在T 镇所处的中部山区，70年代末至80年代出生的农家子弟在21世纪初前后大量涌入江苏等地务工，男性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女性则从事服装行业，子女则留在老家由祖辈照料。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大背景之下，撤点并校风潮的兴起、民办学校的崛起、县域激进的教育城镇化发展、乡镇寄宿体系的不完善、乡校教育主体性的缺失，导致农村青少年没办法在乡镇范围内、在相对良好的镇域教育生态下获得相对优质的教育。与此同时，待到这一批新生代父母的孩子陆续进入中小学后，智能手机时代快速来临。“城乡中国”与“数字社会”双重压缩性现代化大变革之下，农民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教养困境。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子女是否为“读书的料”是家庭教育投入的重要考量指标，教育的主要责任主体是学生自身与学校，学校嵌入到地方社会，家庭与地方社会与学校协作培育学生。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随着教育的市场化发展以及公共教育资源的城乡不均衡配置、随着所谓科学育儿观念与话语的传播，家庭的教育责任越来越被强调，家庭的教育参与以及资源投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的“起跑线”与“跑步速度”。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之下，教育也面临着去社区化、去公共性问题，在家庭之外，青少年的社会化成长缺失了承载体系，父母成为子女“成人成才”的第一乃至于唯一责任人。并且，随着社会流动速率的相对下降，教育成为农民家庭子女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核心乃至唯一通道。在这种结构性困境之下，新生代父母被深度卷入到教育内卷化竞争之中，芬姐及其孩子小天的困境就不是孤例与特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相比于其他家庭，芬姐家只不过是在时代浪潮中更为不幸的家庭而已。返乡陪读不能让芬姐家“逆天改命”，还有千千万万个与芬姐家类似的农民家庭，同样也难以依靠返乡陪读解决家庭教养困境。在未来几十年中国渐进式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依然会有一大批处于相对弱势位置的农民仍然可能会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再不回来孩子就废掉了”推动着这些妈妈陆陆续续返乡陪读，但是，在多重困境下她们又面临着事实上的“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即使她们为了子女“达本”，愿意“牺牲一切”，但是。“牺牲一切”的努力却有可能导致“一切都被牺牲了”。我在另一篇文章结尾的一段话同样适用于这篇文章的结尾：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农民家庭承担了太大的压力，女性在其中分担了极大的工作与家庭抚育压力，特别是在教育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下，返乡陪读妈妈承载的压力越来越大。然而，很多教育竞争压力本不应该由家庭、由母亲承担，如何重构县域教育体系、抑制激进的教育城镇化，降低教育竞争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竞争压力，建立多元学生评价体系，让学生及家庭看到未来的希望，也能够通过努力抓住希望，从而减缓农民家庭的教育负担与风险，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作者：周新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近期，公安机关依法对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杜某等涉嫌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在城市里这些每天假装上班的人的背后，是多少人在生活线上苦苦挣扎的社会现状。2023年8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将不会再公布中国青年失业率的数据。此前，中国青年失业率处于高位，约25%左右。北京大学教授则表示，中国青年失业率可能在40%左右。许多数据都指出中国青年目前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每5个百分点的增速，能创造1000万个工作岗位。然而疫情之后，中国GDP快速反弹的景象没有出现，现实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放缓。这也意味着中国就业机会与过去几乎持平，没有增长。中国一年本科毕业生约2000万人，每年就会有很多人“毕业即失业”。为了寻找工作，也不要让家人担心，许多人就会选择“假装上班”，即早上假装去上班，实则去图书馆、咖啡厅等地方消耗时间，上网投递简历或者是寻找就业机会，傍晚6点多再回家，制造认真上班的假象。疫情期间，许多人都失去了工作机会。当中有的被迫辞职，有的被遣散。很多人为了不要让远在家乡的家人担心，或为了面子，选择假装上班。有人曾拍摄纪录片，记录在广东如何假装上班。在图书馆或者部分咖啡厅，都可以见到许多假上班的人，在电脑疯狂搜索招聘广告或者是寻找面试机会等。中国十几亿人口，想要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倘若能够延续此前的GDP增长神话，上述问题就不会显现出来。然而疫情的打击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都让失业率问题进一步放大以及恶化。国际对抗趋势越来越明显，让许多企业、外资等意识到不能过度依赖中国供应。西方国家更是鼓励本国企业将生产链迁出中国。此外，疫情期间持续封控，原本就让许多外资受不了亏损，纷纷退出中国。每少一家工厂，就少几十个甚至是几百、几千个就业机会。有采访发现，在工厂打工，努力的话能有1万元（人民币，下同）的月薪；然而如今月薪四五千元的工作都难找。实际上中国仍然有许多就业机会，但薪资或吃苦程度未必是许多人能够接受的，例如清洁工、外卖、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有许多人迫于无奈，或者是现实压力，最终选择了上述的行业。这也造成上述行业的“内卷”，因需求不变，但年轻新鲜血液持续输入，供给持续增加。近期可以说是中国的困难期，内忧外患。外有美国甚至是西方世界的封锁以及打压；内则有房地产泡沫化、增速放缓的问题。这些最终都反映在失业率上，百姓整体日子愈加难过。在失业浪潮下，“假装上班”就出现了。在城市里这些每天假装上班的人的背后，是多少人在生活线上苦苦挣扎的社会现状。（作者是清华大学的马来西亚研究生）...

本文从三个视角对印度市场风险和机遇进行梳理：一是印度市场机会多还是风险多；二是印度投资：外资的天堂还是坟场；三是中国企业在印度是否还有机会。文丨宋欣、黄昆、高千琳(宋欣系欣孚智库创始人、前欧盟中欧政策顾问；黄昆系欣孚智库国际政策研究顾问、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高千琳系欣孚智库实习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印度，有了点“一飞冲天”的感觉。8月23日，印度火箭成功登陆月球，成为历史上第四个成功登月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代表着这个长期被人认为混乱和贫穷的国家开启了全新的时代。实际上，不仅是印度的航天事业在飞速发展，其综合国力也在近些年迅速提升：人口方面，印度稳坐世界第一，未来半个世纪将无人望其项背；经济方面，得益于全球“去风险化”浪潮，诸多外资纷纷将产业链向印度转移，IMF预测2023年印度将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军事方面，印度在不断提高国防预算，成为仅次于中美的第三大国防投入大国。一时间，关于印度成为超级强国的言论甚嚣尘上。印度精英摇旗呐喊：“21世纪必然是印度的世纪！”与此同时，印度外交策略亦愈加鹰派：地缘政治层面，印度不断加强和欧美日的互动。6月莫迪和拜登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印是本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德、英、澳、日领导人接连到访印度；印度和西方世界，从贸易到外交，再到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印度力求通过其全球战略锁定国际关系中的有利位置。印度的变化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有点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一方面，机遇显然已经出现；另一方面，小米资金被扣事件也让人忌惮。在这样的市场机遇和严峻的宏观环境下，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该如何布局，是长期深耕、伺机而动还是止损离场？本文基于欣孚智库全球本地化研究团队的追踪和研究，力求从三个视角对印度市场的风险和机遇进行进一步梳理：一、印度市场：机会多还是风险多；二、印度投资：外资的天堂还是坟场；三、中国企业：在印度是否还有机会。希望可以给企业决策者提供中立客观且有建设性的洞察和意见。印度市场：机会多还是风险多？简单说，印度市场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三快三慢”。其一，人口增长快：年轻人众多，世界上每5个25岁以下的青年中人就有一个是印度人。2023年上半年，印度人口已达14.1亿，彻底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且增长态势后劲十足，当前中国每天出生婴儿数量有4.94万，而印度足足有8.6万！根据联合国预测，如果印度人口增长保持中等增速，2030年总数将突破15亿，2064年将突破17亿。人口增长，特别是新增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是一个新兴国家可以迅速推动经济发展的五大核心因素之一。印度目前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大国，有47%的人口在25岁以下，而这个群体占世界青年总人口的20%。毫无疑问，印度年轻人正在成为未来全球最大的消费以及劳动人群。显然，印度的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缓缓拉开帷幕。美国纽约新学院印度与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弗雷泽教授说：“印度1990年代人口的增量改革如今进入分红期了。”（图：皮尤研究中心的印度人口变化趋势图：高速发展、中速发展和低速度发展，来源：皮尤研究中心）其二，GDP增速快：有望于2027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22年，印度的GDP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目前和第四名日本的差距在不断缩小。根据IMF的预测，2023年之后印度的经济将会持续保持6%的增长，2027年印度GDP大概率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图：IMF2023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印度的GDP增速已经超越中国，而且势头还将持续，来源：IMF、日本内阁府）其三，中产阶级增长快：消费体量不断扩大，2031年家庭消费将翻倍。根据标准普尔的预测报告，印度实际人均收入预计可以实现5.3%的增速，印度家庭会成为G20经济体中家庭支出最大的国家。这其中最突出的是中产家庭（收入达到10000-35000美元/年）数量的激增。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2031年印度中产及以上家庭数量将会占到家庭总数一半以上，而赤贫家庭数量将会下降到2021年的1/3。阶层改变意味着印度的消费市场将会大规模扩张，根据摩根士丹利报告，2031年的印度整体消费市场将会是目前的两倍之多！世界银行甚至预测，到2047年独立一百周年之前，印度的消费将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图：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到2031年，印度中产家庭数量将从目前的24%上升到46%，来源：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印度市场的潜力，可见一斑。但在看到商业机遇增长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印度市场的“三慢”:第一“慢”是新增就业增长慢，“人口红利”也是“人口压力”。印度每年新增法定就业年龄人口超过2000万人，但目前只有800万人可以找到工作。从数据上来看，即使算上灰色经济领域，每年新增工作岗位至少要超过900万，才能勉强跟上人口增长速度。否则没有稳定工作的冗余人口就会面临成年即失业的问题，或者回到传统的农业领域工作。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印度裔经济学家阿什卡•莫迪曾在4月发表题为《“印度世纪”的风险炒作》的文章，明确表示由于印度新增就业缓慢且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因此国家要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的道路仍然非常坎坷漫长。对于印度当局而言，就业难的问题会让印度的红利来得更加缓慢，甚至人口红利会转变为人口压力，引发社会动荡。第二“慢”是社会观念改变慢：女性外出工作比例低，种姓文化根深蒂固。印度在商业方面虽然积极拥抱西方文明，但是在社会文化方面，父权社会的旧有印记依然突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印度，仅有20%不到的女性外出工作，是世界上女性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印度传统观念中，女性外出工作仍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即使女性有工作，一旦家庭不需要额外的收入，她们就会被禁止外出工作。（图：中国与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对比；来源：世界银行）此外，由于种姓制度在印度仍然根深蒂固。不同种族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线，导致印度社会固化问题严重。虽然印度宪法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种姓歧视，但是现实中，最低种姓群体“达利特”（Dalit又被称为“不可触碰者”），只能从事最低微的清洁、垃圾收集或者皮革工人等工作。已故著名政治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曾公开表示，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及国内绵延持久的族群和宗教矛盾使得印度很难取得长足发展，更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第三“慢”是制造业整体发展慢，气氛烘托大于实质改善，直到2022才出现转机。制造业根基薄弱，发展动力不足无疑是制约印度市场潜力释放的一个重要瓶颈。基础雄厚的制造业可以带来充足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并持续带动劳动力素质提升，为经济发展储备动能，这些正是印度迫切需要的。印度政府为推动制造业发展也煞费苦心。总理莫迪从第一个任期就倡导“印度制造”计划，还在2021年底推出了《印度制造2047》，以2047年印度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为愿景，不断改善印度整体的营商环境和对外资的吸引力。印度政府正在不断推出各种“诱人”的产业政策，从消费电子到半导体，各种补贴政策接踵而至，目的只有一个：引导外资“走进来”，推动印度制造业升级。印度的工信部部长钱德拉塞卡更是放话出来：“印度要用十年时间在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中成为一个强大、充满活力、有竞争力的存在。我们想完成我们北面国家在20年间花费2000亿美元都没有完成的事情！（图：印度2011-2021年三大领域在GDP占比，蓝色为农业、深蓝色为制造业、灰色为服务业，来源：彭博社）虽然气氛烘托很到位，但现实却有点儿骨感：在2011-2022年期间，制造业在印度GDP占比甚至出现了超过5%的下滑。客观来说，这个成绩相对60-80年代的日本和80-90年代的中国，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但在2022年，一缕幸运的春风似乎正在吹向这片南亚次大陆上的古老国度：这就是全球盛行的“去风险化”战略。（图: 印度工业制造指数PMI从2022年开始一直维持在50以上，来源：Trendlyne）2022年，全球制造业开启了一轮“去风险化”浪潮，通过多区域产业布局避免将自己的产业链放在一个篮子里，各大工厂以及代工厂的转移成了最热的议题。在这轮“去风险化”的推动下，印度2022年的工业制造指数始终保持在50以上，这可以被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意味着印度的制造业活动在2022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扩张状态。相比全球主要经济体在高通货膨胀压力下开始出现的衰退迹象，印度的表现可谓是一枝独秀。对此，欣孚智库首席顾问周掌柜认为：虽然印度并不是“去风险化”的最大受益国家，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场外力推动，印度的制造业难以出现如此奇迹。印度投资：外资的天堂还是坟场？面对高歌猛进的印度市场，全世界企业都希望前去印度淘金，但投资印度一定会赚到钱吗？确实不好说。恶劣的营商环境一直是印度经济发展的硬伤。回顾外资企业在印度的发展历史，不夸张地说，确实是一部血泪史。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历史纠葛。历史上第一家进入印度的外资企业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它成立于1602年，于次年登陆印度。当时东印度公司以印度为据点，对于整个亚洲进行了经济垄断，通过控制贸易路线和商品获得了巨额利润。由于当时的印度是荷兰殖民地，东印度公司还从其收取关税。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东印度公司巅峰时期估值为9万亿美元，是人类历史上最值钱的公司，相当于荷兰、法国和德国的GDP总和。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印度历史上经历过长达四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和剥削，使得印度老百姓对于一切外资——无论英国、美国还是中国、日本、韩国——骨子里都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这种根植于印度社会深处的前殖民主义国家的历史民族主义情结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被压抑，但是总会时不时喷涌出来。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怪相——招商引资的是印度，可关门锤外资的还是印度。从历史维度梳理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外资进驻的情况，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7-1973年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政策：独立之后，印度政府将工业分为四类，实行许可证制度。在这四类当中，重工业以及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比如电话、金融、保险）都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只有一部分消费品行业开放给私营部门。1970年印度的专利规定：不对制药、食品和化工产品提供产品专利，只提供过程专利，以避免支付高额的药物专利费用；1973-1990年开放部分市场但强化监管：1973年印度出台第三次工业政策调整，明确鼓励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参与到重点产业。1980年印度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但外资企业和印度大企业均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严格控制之内。（图：1957-2005年期间在印度经营的外国企业数量，来源：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 Annual Report 2006）1991-2023年大规模招商引资：1991年印度取消了许可证制度，结束了进口替代政策，转向出口导向型政策。印度降低了关税壁垒，平均关税从1991年以前的150%降至30%，外资企业数量大增。2004年，印度总理辛格在大选中喊出“Shining India”(闪耀印度)，强调希望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来印度寻找机会。2014年莫迪上台后更是一连串推出了“印度制造”、“数字印度”以及“初创印度”等政策，希望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IT产业中心。（图：2000年3月-2023年3月印度累计外国直接投资数额，单位：百万美元，来源：来源：IJCRT）这期间有数不胜数的外国企业试图开拓印度市场，有的开疆辟土，有的惨淡经营，更有的止损离场。在门槛比较高的零售行业，外资巨头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麦德龙、家乐福都已经宣布退出印度市场，沃尔玛集团虽然仍然在坚守，但目前已经将更多的业务目标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在汽车制造业方面，印度作为全球第四大汽车市场，确实在过去30年吸引了诸多全球汽车品牌在印度设厂，但美国品牌福特和通用汽车、法国的雷诺和标致雪铁龙、德国大众都在2021年宣布退出印度市场，并且关闭了在印度的工厂。日产汽车和斯柯达虽然仍在印度销售，但都宣布停止推出新的车型。很明显，在印度市场中，许多外企都黯然离场，但在印度大放异彩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我们不妨在此梳理几个典型的案例:案例一：可口可乐亮点是印度只有10%的村庄可以喝到饮用水，但90%的村庄可以喝到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从1950年就开始在印度开展业务。1977年，因为印度政府要求跨国企业转让股权愤而退出印度市场。1993年，由于印度相关政策的调整，可口可乐卷土重来。为了更好地融入印度本土市场，可口可乐立刻收购了印度本土的碳酸饮料市场Double Seven，该品牌帮助可口可乐迅速建立起良好的品牌，且其生产和分销网络帮助公司很快在饮料市场上构建了坚实的立足点，甚至可以覆盖很偏远的乡镇。(图：可口可乐在印度的小推车贩卖摊，来源：网络)此外，为了更好地迎合印度消费者，可口可乐在口味上也做了诸多的调整，比如主打Thums Up可乐和Maaza芒果饮料。价格方面，由于印度收入分配不均，社会阶层差异巨大，贫困人口占多数，可口可乐也做了相应调整，推出了不同规格和包装的产品，确保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价格档位。在营销方面，可口可乐是比较早在营销活动中使用印度本土文化元素的品牌，并和印度宝莱坞明星以及体育偶像进行合作，增强了印度民众对于可口可乐的信任。如今可口可乐在印度市场份额超过60%，是当之无愧的印度软饮料第一品牌。案例二：联合利华亮点是“10个印度家庭，9个用联合利华”。从时间上来看，联合利华是最早一批登陆且扎根印度市场的外资，虽然印度市场宏观环境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动，但是联合利华从来没有退出过印度市场。恰恰相反，联合利华把长期主义贯彻到了极致，如今是印度最大的快消品公司。印度联合利华上市之后已经成为了第五大市值公司，2022年营业额增长16%。2023年，印度联合利华市值达到230亿美元，是印度市值前十位，也是联合利华在全球的第二大业务。联合利华在印度成功的秘密——超越周期的长期主义。本地化运营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刻在了联合利华的DNA里：1924年，英国利华兄弟就在孟买建造了第一家小型肥皂工厂；1931年成立了第一家植物脂工厂；1943年又在加尔各答建立了第一家面霜、剃须刀等个人护理用品工厂。印度独立之后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奉行进口替代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国产化”。这一政策基本击垮了所有的外资企业，唯独联合利华因为工厂都在印度境内而免遭浩劫。虽然植物油业务因为政府的限价政策受到一定打击（从1948年的30%下降到了1965年的18%），但其在洗涤用品方面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967年联合利华在印度的年销售额接近1000万卢比，是印度私营企业的前五名之一。（图：印度联合利华总裁丹东，来源：网络）面对新的宏观环境，联合利华感受到了本土化的必要性，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了三个重大的调整：一是将在印度的不同业务重组合并为印度联合利华公司；二是在1956年首次向公众出售其10%的股权；三是于1961年任命印度科学家丹东为印联董事长，这也是历史上首家任命印度人为董事长的外资企业。在他的带领下，公司走向更深层的本地化：公关方面，与政府和其他大型国有企业董事会合作，提升了公司在印度的影响力；社会责任方面，主导埃塔乳品项目的开发，并推出一系列改善农村发展的计划；管理方面，不断培养本国人才，从60年代就启用本国高管。印联的成功是对于印度基层市场长期深度调研和追踪的结果：印联曾经提出过一个名为“在多个印度获胜（Winning In Many Indias）”的模型，该模型将印度归类为15个消费者集群，提供对产品开发和营销的不同策略。这个模型由16个业务团队支持，从长期的数据收集、SKU到包装和标签，再到后期的微创新。整个系统使得品牌不断紧贴消费者需求，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正是这长期的努力和铺垫，才使得印联在2020年疫情期间Lifebuoy产品销售量提高了30倍，并在100天内推出了17种洗手液。除此之外，印联还通过投资建厂、建研发基地、建基金会的方式促进印度本土发展，从而赢得了印度社会的长期信任。印联负责人说：“在印度，方言、习俗和仪式每100公里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要是再把如此多样化的国家看作一个均匀的整体的话，是对于其文化和商业机遇的严重忽视。”总结来看，印联发展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而是公司确实从市场的视角出发，始终坚持通过长期耕耘，超越周期。案例三：中国海尔亮点是“中国品牌，印度制造”。海尔集团在印度的故事一直鲜为人知。海尔2004年进入印度市场，2018年在印度的净销售额达到35亿卢比（4.9亿美元），2023年预计可达到800亿卢比（11.1亿美元），营业额年增长高达33%。如今在印度白电领域，海尔是仅次于三星和LG的第三大品牌。（图：印度冰箱市场品牌份额，来源：Statistia）在印度，海尔坚持“三位一体”的本土策略，建立研发和生产基地：从2006年进入印度开始，海尔就在印度浦那投资建成了3.6万平方米的工厂。该工厂从最开始的冰箱工厂已经扩展为如今的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和电热水器的综合型工业园，年产冰箱180万台，洗衣机、空调、LED电视和热水器各50万台。2019年3月，海尔在印度北部的达诺伊达投资建设第二个工厂，预计可以将产能增加一倍以上。在印度市场的海尔产品95%以上都是印度制造，使其更加贴近本土的同时又免受诸多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图：海尔印度工厂，来源：网络）在产品端，海尔也不断研究印度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地域特点。在发现印度消费者更多使用冷藏而非冷冻功能之后，2016年海尔推出了不弯腰的BM系列冰箱，将冷藏放在上面，冷冻放在下面，减少了用户90%弯腰取东西的时间，并提高了冰箱内物体的可见性。此外，海尔在印度还推出了分区免清洗洗衣机、适应当地高温环境的Dawn系列智能变频空调，都受到了市场的一致好评。和可口可乐类似，海尔也是印度的渠道强者，海尔在印度有2000家直营店和15000家经销商店，这17000家门店基本上覆盖了印度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镇。案例四：亚马逊亮点是“从白手起家到行业超级巨头”。相比于3C和白电这样的制造业，亚马逊所在的零售业以及电商行业在印度一直属于强监管行业。印度政府严格限制外国品牌零售商在线销售。换句话说，亚马逊从第一天起就只能做一个只卖印度产品的第三方经销商，完全从零开始。2013年亚马逊推出了亚马逊印度网站，然后开始了艰难的招揽零售商之路。为此，亚马逊启动了名为“亚马逊茶车计划”，即用带有亚马逊广告标语的移动茶车在印度大街小巷行驶，为小企业主提供茶点，同时向他们解释如何在亚马逊网站商销售他们的产品。通过茶车，亚马逊在15个城市行驶了31000公里，与超过1万名卖家进行了接触。（图：2013年亚马逊茶车计划，来源：网络）2016年，亚马逊又推出了一项“亚马逊当下”（Amazon Tatkal）计划，基本上就是把面包车改装成一个移动的工作室，现场为有兴趣的卖家提供发布服务，包括注册、成像以及编目，使他们可以迅速在亚马逊上注册并实时销售产品。（图：2016年亚马逊当下计划，来源：网络）在招商过后，亚马逊还根据印度本土市场打造了集中式物流运输平台——亚马逊物流。卖家将货物发送到亚马逊在印度的21个仓库之一，之后由亚马逊进行统一包装和运输。2014和2015年亚马逊分别提出以印度市场为核心的Easy Ship和Seller Flex计划。所谓的Easy Ship就是亚马逊可以直接从卖家家门口取走货物，并且统计到亚马逊物流平台上。Seller Flex是亚马逊为卖家提供培训，帮助他们提高仓储实践能力，亚马逊协调后期的交付物流。为了更好地提供货运服务，亚马逊还和印度邮政以及航空公司签署了服务签订合同，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自行车和摩托车送货队伍，以完成最后一英里的交付。亚马逊为印度市场定制的研发投入也格外显著：由于印度网络速度很慢，在手机上很难运行原有的网站，于是亚马逊专门设计了一个精简版的应用程序，只需极少的内存空间，即使在2G网络上也可以流畅运行；其次，亚马逊印度网站有诸多假冒产品、欺诈评论和欺诈交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亚马逊在班加罗尔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研发中心，专门对比产品以及评论的细微差别，以提供更好的服务环境；此外，在印度，地址定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亚马逊很早就开始使用AI和机器学习给地址配送打分，从而提高配送的精确度。（图：亚马逊印度网站，来源：网络）在定价方面，亚马逊印度采用了与美国市场完全不同的模式。在印度，消费者只需要支付999卢比（14美元）就可以享受Prime年度会员资格，这一资格在美国是119美元。同样，亚马逊有声读物会员在印度的订阅费用也只有199卢比（3美元），Kindle只要169卢比（2.7美元）。只要订阅就可以享受诸多印地语和其他印度语言的音乐、电影和书籍。如今亚马逊是印度线上零售第一品牌，原本主导印度市场的Flipkart被沃尔玛收购，而Snapdeal则基本被淘汰。除了这些扎根印度的外资企业的持续努力，印度政府确实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做了很大的改革。为了简化商业注册，印度推出过一个名为SPICe+的在线注册系统，使得企业注册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2020年印度宣布推行“全面行政改革”，通过线上审批的方式简化行政程序，减少审批环节，提高透明度和效率。（图：英国EUI调查报告认为印度的营商环境已经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可以和东南亚以及中国竞争。来源：EIU）在基础设施方面，印度也是下了不少的力气：公路方面，推出了印度国家高速公路发展项目（National Highway Development Programme）以及布哈拉特曼达尔高速公路计划（Bharatmala Pariyojana）；在铁路方面进行了改革，引入了独立运营商（Tejas express）和印度特快（Vande Bharat Express），提高了铁路运输的整体速度和舒适度；港口方面，印度政府推出Sagarmala计划，推动港口现代化，促进以港口为中心的区域发展。并且通过公私合营以及租赁的方式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到港口整体的发展和运营。几年下来，印度的营商环境，无论是从硬件还是到软件，都有了显著的改善。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研究表明，印度营商环境的排名从2018年的全球第62位上升到了53位，在东南亚区域内也从2018-2022年的第14位，上升到第10位，整体和印尼不相上下。且根据EUI数据，在2023-2027年印度还会继续调整，提高在对外贸易与投资、税收改革、私营企业和金融方面的运行效率。欣孚智库“一国一策“全球本地化研究团队对此认为：如果外资企业拥有良好的印度本地化能力，完全有可能在印度获得巨大成功。中国企业：在印度是否还有机会？在上述分析之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印度市场可能是中国企业的天堂，也可能是地狱。基于对超过30家外资企业在印度业务发展的研究，我们在此为希望长期耕耘印度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我们的一些洞察与建议：第一，生产本土化将是在印度市场生存的大前提。无论是消费电子行业还是半导体行业，抑或是汽车行业、消费品行业，生产本土化无疑是在印度市场存活下去的大前提。为此，印度也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手提高关税，一手增加补贴。不过迎合政策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在印度社会建立好的品牌，与印度消费者建立更加紧密的连接。如上文提及，印度社会对于外资仍然具有强烈不信任感。这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在舆论层面被引爆，那么中企很可能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从而致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要么僵住要么出局。第二，看待印度市场发展应秉持动态的、长期的视角。在欣孚智库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在印度被税务骚扰、地方官员勒索的现象的确是层出不穷：去年的三星、今年的小米和安利，都受到过印度逃税的指控，并且遭受过资产冻结。也因为如此，诸多企业最终选择撤离印度，并且认为印度由于文化和制度落后，不是现代跨国企业最适合发展的市场。我们对这样的结论保持怀疑。诚然，印度市场环境是十分复杂且多变的：迷宫一般的行政手续，贿赂盛行的地方文化，与商业文明差距很大的传统思想，这一切都让外企十分难以适应。曾经有外企因为提拔低种姓员工而惨遭抵制，也有工厂因为多招聘女性工人而被附近村民所驱赶。似乎印度市场处处都是这种让外企摸不清头脑的雷，一旦踩中，则风波不断。但是事实上，在所有国家经济真正腾飞之前，都有过这样的黑历史：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的美国以及20世纪的东亚，没有哪个社会是从最开始就适合企业发展，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发展，一切问题都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慢慢解决。随着印度经济的开放，尤其是越来越多国际外资的进驻，必然会给印度的营商环境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外资企业会带来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先进的管理方法，这将直接推进国家全局性商业基础的升级再造，为印度注入商业变革的原动力。同时，商业文明内生的发展规律，也会促进印度进一步理解商业秩序的重要性，推动多层级政策改革，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这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可能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周期才能完成。但同时，这也是印度务必要走完的过程。如同前印度发展委员会主席Arvind Panagariya所言，“如果印度希望经济持续增长，甚至达到8%年增长率，就必须实施劳动法，进行私有化改革，减少对外资的各类骚扰。全球竞争摆在那里，各联邦不改革，外资就不会投资。”也许，用静态的视角去判断印度市场当下的“好”与“坏”并不全面，更明智的选择是动态地去看它未来发展——是走向开放融入还是持续固步自封。第三，尊重印度市场，贴近用户需求，打造“印度定制”产品。印度虽然是中国的邻国，但是印度在语言、文化以及传统上与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出海企业很难直接复制他们的中国模式或者东南亚经验到印度市场。印度更多地需要定制化产品和服务。（图：vivo的“印度制造”计划，来源：网络）反观外资企业在印度成功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消费品类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宝洁和联合利华，还是消费电子产业的三星、LG、海尔、小米以及vivo，乃至电商平台亚马逊，都在打造“印度专属”的商业战略、产品设计以及业务运营流程。一言以蔽之，它们方方面面都体现了对本土市场的尊重和对用户需求的极致思考。第四，很多时候也需要以退为进，曲线前进。印度市场和欧美成熟市场不同，印度的营商环境虽然在近些年有所优化，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还是主打一个“变”字。这背后有两方面原因：一来是因为印度对华政策已经越来越鹰派，2020年印度政府发布了《对印度直接投资政策（Press Note 3）》，明确规定了中国投资者如果想要在印度一些核心领域进行投资，必须向印度政府报告，获得批准之后才能投资。其对于中资企业的审视态度可见一斑。二来，针对中资企业进行的各类排查在不断增加，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受到罚款或者冻结资产等处罚。虽然说在外资历史上，也有沃达丰这样的企业可以和印度政府斡旋十几年，最终通过国际仲裁法庭解决与印度政府的纠纷。但是，由于中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所以在可见的未来签署一些投资贸易保护协定的概率也非常低。如果无法以契约的方式明确与印度的贸易合作方式，那么中国企业想要在印度发展就更需要灵活变通的大智慧。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孕育出充满灵性与智慧的古文明，也曾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饱受摧残。如今的印度就像刚从一场陈旧的梦中苏醒的毗湿奴，渴望着复苏曾经的力量、辉煌与荣光。在恒河的见证下，它正在奋力向前，与它一起行进的有洪流，也有泥沙。印度前进的步伐已经开启，其纷繁错综的社会现状当然会掣肘商业的效率，但与此同时，它也会被商业文明的发展所塑造和影响。正如欣孚智库“一国一策”全球本地化理念所言：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征途无疑会充满风险和挑战，但也许对于那些真正具备勇气和远见的企业来说，印度市场的不成熟和不确定性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正是巨大的商机和潜力。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远的未来，那个让无数外企折戟的印度就会变成某些中国企业发展壮大的舞台。或许，印度市场更像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有那么一点上海滩的味道。虽然风险一箩筐，但对于中国全球化公司而言，“错过印度”大概率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误判。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事越大，通知越在半夜，中融信托公告，被“托管”了。中融信托与建信信托、中信信托签订委托管理服务协议16日凌晨，中融信托突然发布公告，被建信信托、中信信托委托管理了。为期一年。公告显示， 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本公司部分信托产品无法按期兑付。为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效能，经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委托管理服务协议》，聘请上述两家公司为本公司经营管理提供专业服务。本公司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信托法律关系不因此而发生改变，我公司继续按照有关法律和信托合同约定，对信托产品投资者承担受托人责任。委托期限为2023年9月15日至2024年9月14日，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结束或延期。这意味着：中融信托正式被托管。而早在8月底，就有传闻称，中信和建信信托对中融信托进行债务摸底或参与风险化解。中信信托的最终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建信信托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建设银行。多家公司已经踩雷15日晚间，微光股份公告，尚未收回的中融信托信托产品金额合计4.08亿元！公司分别于2023年3月15日、2023年6月13日、2023年6月14日购买了中融信托发行的信托产品庚泽1号1亿元、圆融1号5000万元、汇聚金1号50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微光技术于2023年6月13日购买了中融信托发行的信托产品圆融1号3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信托产品已到期，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微光技术尚未收到上述信托产品本金及投资收益。8月份以来，中融信托的兑付风波不断蔓延，波及多家上市公司。除了微光外，金房能源、金博股份、南都物业、咸亨国际、安邦电气、中瑞泰、先锋电子、药石科技、安记食品、三德科技、润歌互动、安利股份等多家上市公司在公告中披露了中融信托产品逾期情况。中融信托大股东拟主动退市经纬纺机9月15日晚间公告，公司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上市事项已经公司于9月15日召开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向深交所提交主动终止上市申请材料。8月29日，经纬纺机发布关于撤回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方案称，由于市场变化，公司经营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经公司股东恒天集团、恒天控股提议，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并转而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此外，由恒天集团向除恒天集团、中纺机集团外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A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为9.24元/股。经纬纺机在财务上没有触发任何退市条件，自己主动申请退市。这在A股应该算是首例。此外，经纬纺机是一家央企下属公司。是中国恒天旗下子公司，中国恒天成立于1998年，是国内以纺织装备为核心主业的中央企业。2017年6月29日，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并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而最受市场关注的，经纬纺机是中融信托的大股东。中融信托前身为成立于1987年的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2002年，中植集团出资1.2亿元参与了中融信托的重组，一举成为第一大股东。2010年，经纬纺机受让中植企业集团持有的中融信托11700万公司股本，成为第一大股东。经纬纺机持有中融信托37.470%股权，为控股股东。中植企业集团持股32.986%，为第二大股东。于是，中融信托获得了国资背景，在国资身份的“加持”下，中融信托狂飙突进。不过，尽管中融信托明面上第一大股东是国资，但也有市场人士认为，经纬纺机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中融信托仍由中植集团实际控制和操盘。经纬纺机的年报显示，2022年年末，中融信托存续信托计划1633个，受托管理资产6293亿元。市场人士分析，如果中融信托事件不断发酵，影响经纬纺机股价一直下跌，对于央企的信用以及小股东都是不利的，不如现在直接回购退市，这样一来可以在法律层面将金融风险与资本市场有效隔离。...

近期市场对限售股出借争议不断。有观点认为，允许战投出借限售股，存在公平性以及制度一致性等问题，战略投资者可能通过该机制变相减持。金帝股份（603270.SH）上市首日出现的2亿元融券“卖盘”，再次引发了市场关于限售股出借是否意味着绕道减持的质疑。9月1日，金帝股份登陆A股，并同步被纳入融资融券标的。数据显示，上市首日该公司股份就遭融券卖出458.3227万股。当日该公司转融通共借出券470万股。巧合的是，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的战略配售资管计划持股数量为470.0871万股，对此有市场声音一度猜测，金帝股份上市首日被融券卖出的458万多股正是来自战略配售限售股。由此也引发投资者热议：限售股是否可以通过融券进行变相减持？这背后是否存在钻制度规则漏洞或者对规则的不公平利用？不过，首先需要确认的是，金帝股份被融券卖出的458万多股到底是谁出借而来。9月15日，第一财经向金帝股份进行求证，该公司董秘办人士回应称，目前尚不清楚相关情况，需要进一步确认。在金帝股份上市首日被大量融券卖出之前，盛邦安全（688651.SH）在7月26日上市首日遭遇9000多万元融券卖出，该公司称“为战略投资者出借”。在这之后则有指南针（300803.SZ）控股股东提前终止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近期市场对限售股出借质疑不断。有观点认为，允许战投出借限售股，存在公平性以及制度一致性等问题，战略投资者可能通过该机制变相减持。上市首日现2亿元融券“卖盘”9月1日，金帝股份登陆A股，发行价为21.77元/股，当日盘中最高冲至61元/股，最终收报48.27元/股，收涨121.73%。第二日股价有所上涨，第三日开始则持续下跌，截至9月15日，股价已跌至33.40元/股。上市以来累计下跌16.29%。在上市的同时，9月1日，金帝股份也被纳入融资融券标的。9月1日~9月14日期间的10个交易日中，该公司的融券净卖出量分别为458.32万股、-49.5万股、26.11万股、-55.11万股、20.32万股、-37.69万股、5.34万股、-17.84万股、19.45万股、-15.41万股。以此来看，该公司上市首日的融券“卖盘”明显高于后续交易日的融券净卖出量，且首日融券卖出额高达2亿元，由此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根据上交所公布的数据，9月1日，金帝股份融券余量458.3227万股，融券卖出量458.3227万股，融券偿还量为0。另据Wind数据，9月1日，金帝股份融券卖出额为2.06亿元，融券偿还额为0，融券卖出额占成交额的比例为10.99%。中证金融公司官网数据显示，9月1日，金帝股份转融券融出470万股，期末余额2.27亿元。这470万股分成7笔融出，期限均为27天，融出数量分别为39万股（融出费用21.6%）、141.3万股（融出费用22.6%）、16万股（融出费用23.6%）、247.7万股（融出费用24.6%），2万股（融出费用25.6%）、8万股（融出费用27.6%）、16万股（融出费用28.1%）。值得注意的是，9月1日，A股市场其他股票的融出费率多数在5%以下，绝大部分低于10%，融出费率高于20%的股票为极少数。有量化私募相关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费率有两种，一种是固定费率，由券商规定固定的费率；第二种是议价，现在市场上使用这种方式的是一些比较好的券，就是波动率较大券，估值较高存下跌空间的券。一般新股是比较好的券，因为股价在短时间内超涨，后续存在下跌空间。出借人是谁？金帝股份上市首日卖出的券的出借人到底是谁，成为市场的一大疑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试行）（2023年修订）》（下称《 证券出借办法》）的规定，可参与证券出借的证券类型包括：一、无限售流通股；二、参与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下称“战略投资者”）配售获得的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的股票；三、符合规定的其他证券。另据规定，证券出借人仅限于机构投资者，证券出借暂不实施竞价交易。根据金帝股份公告，此次上市发行数量为5477.6667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其中，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32.5796万股，其中928.9523万股无限售期；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975万股。战略配售股方面，金帝股份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70.0871万股，占发行数量的8.58%。该公司战略配售投资者为金帝股份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国信证券金帝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国信证券金帝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称“金帝股份资管计划”），限售期为12个月。按照发行价，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分别约为9493万元、740.8万元。金帝股份上市首日融券卖出的458.3227万股，到底来自何方？对此，金帝股份董秘办人士回应称，目前尚不清楚相关情况，需要进一步确认。在金帝股份前十大股东中，聊城市金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持股8000万股，持股比例为36.51%；国信证券金帝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第六大股东，持股436.0587万股，占比1.99%。《 证券出借办法》强调，战略投资者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不得通过与转融券借入人、与其他主体合谋等方式，锁定配售股票收益、实施利益输送或者谋取其他不当利益。限售股出借存质疑金帝股份上市首日被融券卖出的股份是否来自战略投资者配售的限售股，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之前已有战配限售股被融券卖出的先例。近期市场也对限售股出借存有质疑。7月26日，盛邦安全上市首日也遭遇大笔融券卖出，卖出量为，卖出金额超9000万元。对此，该公司回应投资者称，据了解，当为战略投资者出借。根据转融通业务的相关规定，战略投资者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可以按规定借出获得配售的股票。不过，就在9月7日，指南针公告称，控股股东广州展新计划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参与股份数量不超过408万股，即不超过该公司总股本的1%。该计划原定于2024年3月4日到期，现广州展新决定于2023年9月7日提前终止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与此同时，市场传闻频出，一开始传闻“所有融券必须在10月1日前归还”，之后又传出IPO战略配售的限售股出借需要归还。目前这些尚未有官方口径。近期市场关于限售股可融券一事存有较大质疑。有观点认为，允许战投出借限售股，存在公平性以及制度一致性等问题，战略投资者可能通过该机制变相减持。...

澳大利亚灰狗处于中国一个非法产业的核心。快速阅读简而言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调查发现了一条供应链，涉及澳大利亚代理商为中国繁育者识别和采购获奖灰狗；澳大利亚灰狗被送往第三国，最后流入中国；一名中国犬类经纪人称，有些集团正在利用澳大利亚出口限制的漏洞来发展中国的非法赛狗业；接下来会怎样？参议院将于周五进行调查，审议联邦政府是否应禁止所有灰狗出口。澳大利亚的灰狗（又称格力犬）被人以每只高达22万澳元的价格购买并出口到中国，此举利用澳大利亚的法规漏洞助长了中国的地下赛狗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调查发现一条复杂的供应链，由本地代理商将灰狗卖给中国的买家，而买家则繁育这些灰狗以获取丰厚的费用。一个名为“灰狗YY”的在线饲养网站列出了中国饲养者从2006年起获得的700多只澳大利亚灰狗的记录。尽管中国禁止赌博，但这些灰狗（其中一些血统优良）在中国的非法赛狗活动中的需求量很大。据称，一些富有的中国主人一个晚上在它们的后代身上下注就高达数百万。设于各州的灰狗管理机构不允许行业参与者向中国出口赛狗，由于当地的福祉水平糟糕。虽然向中国出口灰狗并不违法，但会违反赛狗监管机构制定的行业规则，除非参与者在出口赛狗之前获得批准。2016 年，新南威尔士州特别调查委员会呼吁联邦政府加强对出口到中国和其他目的地的监督和控制。灰狗联邦摩根被利用出口漏洞送到了中国繁育者手中。它后来出现在该网站上。(Supplied: Greyhound YY)尽管如此，对中国的灰狗出口仍在继续，参议院的一项调查正在考虑联邦政府是否应该禁止所有商业性灰狗出口。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调查采访时，中国山东省的一名经纪人王云刚透露了这一利润丰厚的计划是如何运作的细节。他说，富裕的中国买家在中国和澳大利亚雇佣代理商来鉴别、购买及运输澳大利亚灰狗。“中介帮中国买家买狗的价钱都是保密的。中国狗主们能花好几百万买狗，”王先生说。“必须严格保密”王先生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澳大利亚灰狗被出口和繁育，它们的后代被用于非法赛狗和赌博。“澳洲格力犬都是买回来赌博的。把澳洲的狗买回来做种狗配种。宠物犬的话它卖不了那么高的价格，”他说。他补充说：“有的有钱人一个晚上就能在赛狗上赌上千万人民币。”中国灰狗代理王云刚在一系列社交媒体视频中披露了非同寻常的行业秘密。(Supplied)王先生说，大多数地下赛狗场都在中国北方的山东和河北省。在一段宣传视频中，王先生说购买澳大利亚灰狗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他举例说，有一个买家花了12万澳元买了一条灰狗，但未能把它运回中国。“想从澳洲买狗就必须严格保密。”他在网上分享的一份商业合同揭示了购买退役的、曾经屡创纪录的澳大利亚灰狗的过程。合同规定了中国买家如何告诉代理商灰狗的预期年龄范围和预算。然后，买家向代理商支付1.5万澳元定金，以寻找合适的犬只。作为回报，代理商将保证种犬的健康和生育能力。中国的养犬公司或俱乐部将澳大利亚灰狗宣传为“超级种狗”，并以每只2000多澳元的价格出售配种权。根据其在线繁育记录，一只澳大利亚灰狗在抵达中国后的五个月内繁育了40多次。王先生声称，中国的代理商们为了获得珍贵的灰狗而互相竞价，竞争十分激烈，有时甚至通过向澳大利亚当局通风报信来互相使坏。卡托比去了哪里？澳大利亚灰狗不断出口到像中国这样动物福祉程度有限的国家，部分原因是各州的灰狗管理条例存在漏洞，而联邦政府的监督也很有限。一个被中国代理商利用的关键漏洞是将灰狗送到被认为具有足够福祉水准的第三国，然后再送到中国。为了遵守相关规定，赛狗参与者必须向国家机构澳大利亚灰狗协会（Greyhound Australasia）申请灰狗护照，才能将竞赛灰狗出口到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等获得批准的国家。未获得护照可能会被国家赛狗机构起诉和取消资格。赛狗参与者必须向国家机构申请灰狗出口护照。(AAP: David Moir, file photo)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调查组追踪了几只灰狗，这些狗被出口到英国、美国和南非，但后来被送到中国，并在“灰狗YY”繁育网站上做为广告出现。澳大利亚灰狗协会首席执行官西蒙·斯托特（Simon Stout）告诉ABC调查组：“大多数灰狗出口都是在护照系统内进行的，尽管我们承认有一些不良行为者试图绕过该系统。”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灰狗福利组织解放灰狗（Free the Hounds）获得的芯片记录显示，2020年9月，澳大利亚灰狗卡托比（Katoby）被出口到南非。但卡托比最终还是被送到了中国，出现在中国的繁育网站“灰狗YY”上。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卡托比被宣传用于繁育。灰狗冠军卡托比作为宠物正式退役，本应被送往爱尔兰。(Supplied: Greyhound YY)卡托比是由总部位于英国的动物福祉组织国际坎迪灰狗救援组织（Candy's Hound Rescue International）购买的，该组织负责从中国救援灰狗并将它们运送到英国。该组织是代表澳大利亚动物福祉组织解放灰狗购买卡托比的。卡托比最后的注册主人丹尼尔·弗拉纳根（Daniel Flanagan）告诉ABC调查组说，他认为这只狗实际上是被送往爱尔兰的，而且他已从澳亚灰狗协会（Greyhound Australasia）获得了用于转运的护照。他说他不知道卡托比被送往南非，也不知道这只狗最后到了中国。ABC并非暗示弗拉纳根先生对他的狗没有被送往爱尔兰一事知情。解放灰狗组织获得的其他芯片记录显示，2020年从澳大利亚送往美国和英国的另外两只灰狗与其他狗出现在同一个中国繁育网站上。拍到用现金支付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调查发现，一名中国买家曾试图钻第三国的空子未遂，但此举导致一起惊人的绑架灰狗勒索赎金案，并致一名澳大利亚知名灰狗主人被起诉。2021年，墨尔本的灰狗训练师程筱（Gloria Cheng）与中国买家高闯达成了一项协议，出口一只名为“Myrniong and All”的灰狗。协议要求将这只灰狗出口到爱尔兰。高先生与程女士签订的合同要求她在两个月内将狗送出，报酬是34,400 澳元。在签订合同时，程女士并不拥有这只灰狗。ABC调查组获得的视频显示，有人将一沓沓现金交给程女士，据称是为了购买这只狗。墨尔本的灰狗训练师程筱被拍到手持一大叠现金，作为所谓交易的一部分。(Supplied)然而，维多利亚州灰狗监管机构阻止了这笔交易，担心这笔交易的“诚意”。维多利亚州赛狗协会首席执行官斯图尔特·莱恩（Stuart Laing）说：“灰狗Myrniong and All 的例子表明，当对拟议灰狗出口的诚意感到不满意时，维多利亚州赛狗协会将出手干预，以阻止灰狗出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找到了买家高先生，他说他最终计划将这只灰狗带到中国。他说他在中国有一个养狗场，专门繁育澳大利亚灰狗。“中国买家喜欢澳洲格力犬。过去二十年都是这个情况，”高先生说。程女士没有回应ABC调查组提出的问题。“一切都可以过去”事情远没有结束。高先生现在正就出口失败一事起诉程女士，这场纠纷还引来了澳大利亚灰狗行业的知名人士文斯·图利奥（Vince Tullio）。图里奥先生是一名水管工，也曾拥有过灰狗，他表示愿意帮助高先生从程女士那里拿回他的钱。根据维多利亚州灰狗比赛规则，文斯·图利奥（左）被判犯有多项罪行。(Facebook: Supplied)图利奥先生破天荒地告诉ABC调查组，他闯入程女士的狗舍，将她的两只灰狗带走，并索要4.35万澳元的赎金以换取这些狗。图利奥先生在一条脸书消息中告诉程女士，如果她不付钱，他就会向维多利亚竞赛灰狗协会报警。他写道：“如果你做了正确的举动，一切都会过去，你可以重新享受赛狗的乐趣。”“我希望周四钱就能准备好......没有游戏，没有谎言，没有借口！！只要确保你准备了钱，我就会派人去收，没有人会发现任何事情。”最终，根据维州灰狗比赛规则，图利奥先生的威胁和绑架灰狗行为导致他被判犯有多项罪行，并被取消从业资格八个月。图利奥先生表示，他已不再参与灰狗比赛。高先生和被称为高先生“澳大利亚代表和代理人”的图利奥先生目前正在维州民事和行政法庭起诉程女士，追讨为买狗支付给她的40,400澳元。程女士否认这一声称及拖欠任何款项，也没有回答ABC的问题。图利奥先生告诉ABC调查组，他在澳大利亚为高先生充当“讨债人”，因为高先生是中国公民，无法亲自提起维多利亚州民事行政法庭诉讼，而且他不喜欢程女士。他说，他没有因协助此案而收到任何报酬，此案仍在审理中。ABC调查组采访到的位于中国的代理商王先生称，图利奥先生不仅是一名讨债人，还帮助中国买家购买澳大利亚灰狗。王先生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中国很多人都认识文斯（Vince）。”当被要求回应王先生关于他参与向中国出口的说法时，图利奥先生最初说“我很有名，这很好”。在参议院进行调查之前，行业领导者称灰狗被送往中国的问题规模较小。(AFP: Robyn Beck, file photo)他否认向中国运送过任何灰狗，也没有参与灰狗的出口，但表示他总体上支持这种做法。“这并不违法。如果这是违法的，那就有问题了，但这并不违法。”“老实说，他们比澳大利亚人照顾得更好。“每个人都认为在中国，他们会这样做，他们会那样做。这都是胡扯。我告诉你，都是胡说八道，它们在中国受到的待遇比在澳大利亚更好。”图利奥先生还被指控与另一个灰狗出口漏洞有关，通过这个漏洞，退役的灰狗在出口前被归类为宠物。新南威尔士州的一只名叫米奇·杜（Mickey Doo）的灰狗退役后被重新归类为宠物，然后直接出口到中国。米奇·杜的最后一位注册主人、著名纯种犬主卢克·穆雷尔（Luke Murrell）告诉ABC调查组说，他将自己的灰狗卖给了图利奥先生。图利奥先生否认有人卖给他这只狗，也否认与这只狗有任何交易，但他说：“如果这只狗已经退役，并且是一只宠物狗，那么它就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米奇·杜退出赛场后，被重新归类为宠物，然后直接出口到中国。(Supplied)各州灰狗监管机构的管辖范围仅限于与赛狗业有关的人员，因此很难杜绝向中国出口灰狗。澳大利亚灰狗管理机构目前正在调查米奇·杜一案，去年还有另一只灰狗联邦摩根（Federal Morgan）也是利用这一漏洞出口到中国的。新南威尔士州灰狗福祉与诚信委员会（Greyhound Welfare & Integrity Commission NSW）表示： “这些灰狗被行业参与者主人重新领养，并列入动物伴侣登记册 (CAR)，从而成为宠物。”“一旦之前参与竞赛的灰狗成为了宠物，它们的出口就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的责任。”呼吁加强出口管制绿党参议员梅林·法鲁奇（Mehreen Faruqi）最近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出于商业目的出口灰狗。她说，目前的行业制度以及历届联邦政府的应对措施都未能阻止灰狗的出口。她说：“该法案将要求，如果有人想以动物伴侣为目的出口灰狗，需要获得部长许可。”“而且携带灰狗的人也有责任确保他们向部长提供证据，证明这确实是此灰狗的用途。”绿党参议员法鲁奇说，目前的行业制度未能阻止向中国出口灰狗。(ABC News: Mark Moore)灰狗行业机构不支持该法案，并认为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案将有助于阻止违反其规定的灰狗出口。维州竞赛灰狗协会首席执行官莱恩先生表示，该组织支持在现有护照系统的基础上，引入联邦农渔林业部（DAFF）通知各州监管机构出口申请的程序。他说，他支持“行业主导的应对措施”，并坚称这是一个“小规模”问题。澳大利亚灰狗协会首席执行官斯托特说，这种方法是“阻止极少数灰狗出口到未经授权国家的最有效手段”。联邦农渔林业部的官方记录显示，自2014年以来，共有109只灰狗被出口到中国。当ABC调查组询问澳亚灰狗协会（Greyhound Australasia）是否审查过中国繁育网站上列出的 700 只澳大利亚灰狗时，该协会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农业部发言人表示，农业部目前正在与各州和领地当局讨论是否可以共享出口信息。七年前一个特别委员会建议联邦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保护灰狗。(ABC North Coast: Samantha Turnbull)2016年，在联盟党政府执政期间，前高等法院法官迈克尔·麦克休（Michael McHugh）撰写了一份新州特别调查委员会报告，强烈鼓励联邦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对灰狗出口亲自进行监管。“联邦政府挺身而出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涉及动物福祉的这一重要领域，联邦政府是唯一能够发挥国家领导作用的实体。现在正是这样做的好机会，”麦克休先生写道。从那时起，联邦政府监督灰狗出口的方式一直没有改变。不过，联邦农业部长穆雷·瓦特（Murray Watt）告诉ABC调查组，他将考虑当前参议院调查的结果。他说：“阿尔巴尼斯政府支持强有力的动物福祉标准，并认为所有动物都应得到人道的对待。”...

“最近，我之前买的银行理财收益开始出现单日亏损。”高女士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她此前购买的PR2（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近期收益再度出现下降。这引发了她的担忧。9月13日，贝壳财经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看到，针对近两周理财收益再度出现亏损的讨论越来越多。有网友表示，自己在不同银行购买的开放式短期限稳健理财，近期收益都有不同程度回撤。多位银行理财子公司业内人士表示，近期由于债券市场波动，银行理财收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当前赎回压力进一步传导至负债端，并强化为负反馈的可能性较低。当前理财新发产品并未受阻，9月以来，理财配债仍是每日净买入。展望未来，拉长时间看，基本面的趋势性拐点尚未出现，存款利率和存量房贷利率等广谱利率或继续下调.银行理财产品日收益再现负值债券市场波动影响已现“最近我看银行理财收益突然变绿了，就赶紧赎回了。”一位银行理财客户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他此前购买的某国有银行理财公司推出一款银行理财产品近期收益率突然转为负值。而他所购买的是一款风险等级为PR2的、主要投向于债券资产的固定收益类开放式理财产品。贝壳财经记者查看了多只银行理财产品发现，近期投资于同业存单、债券等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出现了一定的回撤，部分产品连续多日收益为负。根据光大证券统计的数据显示，9月以来，固定收益类理财收益率下滑幅度扩大。2023年8月，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近1个月年化收益率中枢为2.2%，较上月下滑0.6个百分点。9月以来，随着市场调整力度加大，收益率呈现进一步下滑态势。截至9月7日，固定收益类产品近1个月年化收益率为0.6%，较8月末下滑0.9个百分点。有业内人士表示，当前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波动，与债券市场波动有关。实际上，固收类理财产品和债券基金，底层资产大多是政府发行的债券（利率债）和企业发行的债券（信用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上述债券的到期收益率越高，价格越低。因此，债券市场的走势将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些产品的净值水平，导致波动。数据显示，8月21日到9月12日，1年期国债收益率累计上行27个基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累计上行9个基点，中证全债指数回撤0.36%，均明显小于去年11月调整的幅度。兴业银行财富管理部发文指出，在政策轮番发力、地方专项债加速发行、信贷规模显著放大的背景下，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而权益市场有所回暖，“股债跷跷板”效应较为显著，多种因素助推之下，各期限国债收益率从8月21日起均出现上行，带动各品种债券价格下跌，进而导致固收类产品净值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撤。债券回撤背后本轮形成“循环赎回”可能性较小时隔半年多，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再次因为债券市场的波动而出现回撤，有投资者担忧，投资于债券资产的理财产品收益率是否会出现持续回撤。对此，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表示，可能性相对较小。“净值化运作模式下，理财运行波动性加大，将不断面临阶段性赎回压力，但负债端持续赎回并引致资产端被迫抛售，才是形成赎回循环的重要一环，目前反馈强化机制尚未形成。”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当前，理财新发产品并未受阻，9月以来，理财配债仍呈现每日净买入状态。在王一峰看来，当前时点理财资产端赎回部分公募债基等具有客观性，但历经2022年末系统性冲击过后，银行理财的资产配置安排，客户对净值波动的认知，以及机构和监管对于潜在市场冲击的谨慎程度都发生了新变化。再叠加当前经济环境不支持广谱利率延续快速上行态势，赎回压力进一步传导至负债端并强化为负反馈的可能性较低，即便有部分产品阶段性产生赎回扰动，反应烈度也会相对可控。兴业银行财富管理部相关人士亦指出，与去年债券市场的调整相比，由于目前“利率上行-债券价格下降-投资者赎回-机构抛售债券-债券价格又下降”的负反馈循环尚不明显，因此调整幅度较小。“当前市场对未来经济基本面的预期，弱于去年 ‘赎回潮’阶段。”兴业银行财富管理部人士表示，对比去年11月，理财产品“赎回潮”也不再是本轮债市调整的核心因素。从今年的情况看，尽管一些机构在止盈诉求下，部分赎回了持有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中长期纯债公募基金，但是各家银行理财子公司仍在净买入利率债和信用债，增配力量仍然稳健。...

8月底，国内最大规模量化基金的创始人因为豪宅拍卖中标而引人注目，他的公司又因为销售行为受到了监管的处罚。9月1日，证监会指导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出台了加强程序化交易监管系列举措，股票市场正式建立起程序化交易报告制度和相应的监管安排。在今年A股表现差强人意的背景下，针对量化投资的批评声音此起彼伏。如果量化策略都是运用“智能贝塔“，以承担风险或者风险变种，或者市场错误定价去赚钱，或者用于指数增强，持仓期也相对较长，那么市场和监管都是欢迎的。但量化里面很流行的套利策略争议就比较大，套利就是利用同一资产在不同市场的价差，或者利用两种或三种强相关资产的价格偏离来进行低买高卖。由于价格变动是公开信息，随着技术的发展，套利策略就越来越演变成速度竞赛，成为了高频交易。重新认识高频交易过去大家也夸高频交易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缩小市场差价，但是2010年发生了两件事情，让大家重新认识了高频交易。2010年，美国一家电讯公司花3亿美元修建光纤连接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目的就是在和标普500挂钩的的两种资产之间进行套利交易，一个是标普500交易所买卖基金，一个是标普500期货合约。建光纤的目的是让一买一卖的交易通讯时间从16毫秒降低到13毫秒，节约3毫秒，也就是0.003秒。我们眨一下眼睛要400毫秒。就在这个消息公布前一个月，美国股票市场发生了一次没头没脑的闪崩，道琼斯在5分钟下跌了600点，市场亏损一万亿美元。调查发现是高频交易砸盘干的，但是抓到这个干坏事的人花了5年时间，可见技术发展不仅让交易速度变得更快，也让交易变得更隐蔽。尽管金融机构宣称建光纤通信做可以提高市场流动性，缩小买卖差价，但公众普遍认为好处都被高频交易公司拿走，并令其他投资者受损。而且，这样的速度竞赛对社会是一种资源浪费。更让大家意外的是，从2011年开始，高频交易公司就开始用微波，也就是光速来进行通信和下单，速度竞赛就从千分之一秒进入到了百万分之一秒和十亿分之一秒的竞赛了。高频交易恶化市场流动性金融学界仔细研究后发现，过去宣称的高频交易提高流动性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美国市场交易成本下降，买卖价差缩小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的末期和2000年的中期，主要是交易所更新了硬件和软件设备带来的，这个时候高频交易还不流行。高频交易是2005年之后才开始发展，更多的证据显示，随着交易速度越来越快，高频交易其实是恶化了市场的流动性，投资者支付的交易成本其实变高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其实很简单，过去是人工交易时代，交易速度慢，最快也许就是百分之一秒，这样做市商只要依靠低买高卖，就即能平衡买卖不平衡，提高市场流动性，又可以赚钱。他们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价格上，做市商越多，买卖差价就越小。但是进入到电脑交易时代，只要是连续时间都可以用作交易，千分之一秒还不够快，要发展到百万分之一秒，十亿分之一秒，光速是唯一的限制。这样一来，动作慢的做市商会发现，他们之前提交的买价和卖价，一旦因为公共信息变动过时，但又来不及取消，就会被速度快的高频交易商“狙击“，后者买入前者报的低价，卖出前者报的高价。举个例子来说，因为突发消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突然升值，在岸人民币还没来得及调整价格，高频交易商就会低价买入在岸人民币，卖出离岸人民币，这样的套利就赚到钱了。但问题在于，在岸人民币做市商也明白自己速度稍慢，他们为了不亏损，理性的做法就是一开就扩大在岸人民币的买卖差价。在高频时代，谁也不敢说自己快，别人慢，谁都可以狙击别人，也可能被别人狙击，所以大家都会在定价时扩大买卖的价差。在现有的交易制度允许连续时间下，高频交易商进行速度竞赛和狙击策略是最合理的，不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变差了，而且高频交易商不会进行价格竞争，这样套利可以带来的利润就都被他们拿走了，其他投资者享受不到好处。比如前面提到的标普500交易所买卖基金和期货合约之间的套利利润每年基本维持在7500万美元，高频交易速度越来越快，但这些钱都是他们赚走，而不是随着竞争加剧而减少。此前，学界和业界讨论的限制高频交易的措施，例如收取交易税，限制单位时间的报价次数（或报价与交易比例），最低交易间隔要求等等，都无法从本质上改进高频交易商的“狙击”行为，而“狙击”本身就会对市场流动性造成破坏。好的交易制度为何无法实施？那么，怎么样才能让高频交易商进行价格竞赛呢？答案是要修改目前的交易制度，比如把所有买卖订单集中到一起，采取开盘时的集合竞价方式，每0.01秒交易一次。这样一来，高频交易商的速度优势就没了，他们就会转到价格竞赛。这样他们的利润就会减少，好处就会转到其他投资者身上了。但是，这个人人称赞的改革方案到现在也没法落地。一方面，近些年美股一片繁荣，监管机构不想“吃螃蟹“惹出麻烦；美国政治大环境下，提议修改现有交易制度的人往往被视为”共产主义分子“。因此，很难期待监管推动变革。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介入，市场竞争本身也难以解决市场产生的问题：缺乏颠覆性的创新者，因为一旦成功就会被现有的交易所模仿，前期的投入很难收回成本。而最重要的反对力量其实就是交易所本身，因为高频交易商现有的”加速“技术，大多就是支付费用从交易所直接购买的。每家交易所的制度各有差别，他们开发了符合自身要求的加速技术高价出售。其他出售的服务和商品还包括市场直接接入(DMA)、服务器托管（colocation）、专线数据传输、优先获取高频数据等等。这些方面的收入占到芝商所总收入的15%，在BATS交易所占70%。显然，修改交易制度的建议遇到了奥尔森描述的“集体行动的悖论“，交易所和高频交易商数量较少，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可以紧紧抱团捍卫现有的交易制度；改变制度的好处巨大，但却分散在众多投资者身上，他们期待其他人承担成本采取行动去改变制度，这样自己可以”搭便车“享受好处。最终结果就是现有制度继续存在。加深对中国高频交易的研究。（作者是方德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相关阅读：股市/融券T+0制度套利漏洞持续发酵...https://www.cjz.vip/303745029.html“量化基金是割韭菜工具、股市吸血鬼！”又有私募大V怒怼量化！https://www.cjz.vip/3037446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