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的打工文学，以及几位打工人写出的著名作品，包括林坚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张伟明的《我们INT》，周崇贤的《打工妹咏叹调》，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等。文章讲述了这些作家如何通过写作来表达打工者的困惑、挣扎和迷惘，以及他们面临的艰难生活和心理压力。“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打工诗人·许立志（逝于2014年9月30日）一1984年，老人去深圳走了一圈。回广州后，老人肯定了深圳的发展经验。许多人因此看到机会。王石跑去搞了个展销中心，李经纬推出健力宝，柳传志在传达室里成立计算机公司……许多抓住时运的人，成了日后大佬。那时节，深圳大地上，无数的工厂拔地而起。与此同时，南方新鲜的空气吹拂到一些落后的边缘地带。那里的人听说南边可以挣钱，纷纷背井离乡，扛起行李涌向深圳。他们不像前面几位，有关系、有资源、有知识。也没办法扛着巨大风险创业。这些外来务工者，大部分时间被钉在了车间流水线上。1984年，也是文学的年份。路遥在写他的《平凡的世界》，阿城在写《棋王》，莫言写《红高粱》张承志写《北方的河》……许多后来名利双收的作家，都是从这一年起步的。而远在南方，1984年的《特区文学》发了一个短篇，叫《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写的是农民工青年进城后的挣扎。此文作者叫林坚。后来，人们把这个短篇，视为中国“打工文学”开山之作。三年后，高中毕业的张伟明放弃铁饭碗，进数家工厂打工。这个文学青年，想亲身体验一下打工者的“疾苦”。在厂里，他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凌晨才能回宿舍。1988年，他回老家，写出《我们INT》，发表在著名打工文学刊物《大鹏湾》创刊号上。INT是港资厂检验用语，意为“接触不良”。两年后，只有初中文化拉过煤、搬过钢、做过木匠的周崇贤，也南下进厂。1991年，他将5年间吃过的苦，写成一篇《打工妹咏叹调》，发在《佛山文艺》上。同年，安子的纪实作品《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深圳特区报》连载，文中记录了包括她在内的16位打工女性的故事。当时，南方工厂里数以万计的打工者过着机器人一样的生活。远离乡村，难以融入都市，情感得不到慰藉。他们吃了很多肉体、精神上的苦。单调的生活中，上面这些纪实或虚构，在无数夜晚，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也能变成文学作品，原来书中人的那些困惑、挣扎和迷惘，和自己一样。如此庞大的打工群体，构成了一个时代独特的读者群。在那些没有抖音、快手，没有智能手机的夜晚，无数打工仔捧起了杂志。《佛山文艺》鼎盛时期，可以卖到60万份。此外，《大鹏湾》《打工族》《打工知音》《飞霞》《西江月》《南飞燕》等刊物备受打工人追捧。影响力巨大的《大鹏湾》，一期能卖出15万册。很多打工仔求助无门时，都会打电话去编辑部。连《特区文学》《宝安日报》也成为打工文学阵地。90年代的《佛山文艺》，能卖60万份有了土壤，自然会开花结果。初中毕业的王十月来到广东后，搬砖、刷盘子、印刷工，都干过。他从小热爱阅读。投稿给《大鹏湾》杂志后，顺利进入杂志社，成了一名编辑。杂志停刊后，他坚持写作，一路从地方杂志，写到了《人民文学》。2010年，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四川南充卫校毕业的郑小琼，本想做一名医务工作者。为挣学费，她南下进厂。在流水线上变成了“编号245”。阅读许多打工杂志后，郑小琼受到启发，把打工感受写成了诗。2009年，《星星》《诗刊》发表她的作品。高中毕业的柳冬妩到东莞打工后，两年内写了上百首打工题材诗歌，组诗《我在广东打工》在《诗刊》发表。后来，他出了一本关于“打工诗歌”的专著。2013年，一首《纸上还乡》登上国际诗坛，诗集《纸上还乡》拿下国际华文诗歌奖。它的作者，居然是深圳出租屋综管站的临时工，郭金牛。在当年，那些打工作家或诗人，或多或少，命运得到了改变。2003年，周崇贤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作协的打工文学作家，做了《南海日报》的编辑。张伟明被宝安区文化局破格任命为《大鹏湾》的副主编。安子在深圳创办了家政公司，后来还上了央视专题片。郑小琼和王十月，一个做了《作品》杂志社的副社长，一个做了杂志的副主编。多年以后，在这片土地上，依然有许多打工者，像他们一样书写人生。可其中一些把血和泪写成诗篇的人，就没他们那样幸运了。二《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发表第二年，远在湖北襄阳打火村，12岁的范菊人读完琼瑶小说，自作主张改名为“范雨素”。家里五个孩子，她最小。她两个姐姐，一个烧坏脑子，一个小儿麻痹症。家里不富裕，多数时候只能吃红薯。大哥高考失败后，一心想当作家，买了许多书，范雨素跟着看。书一度成为她童年回避现实贫瘠的港湾。书里的世界，令人向往。她看言情小说、冒险小说，在里面学勇气、学爱，读人情世故。12岁那年，和嫂子吵架，被哥哥打，她一气之下去火车站，逃票去了柳州。在异乡，她洗碗、端盘子、睡车站，遇到三教九流的人。怕了，只好回家。乡里对外逃的女人冷眼多，视为私奔。小哥哥帮她联系一所小学，当民办教师。枯燥的乡村生活，书依然是慰藉。教完早课，她读《陶渊明集》和哲学入门书。从书里，她知道更大的世界。家里介绍对象，她没看上。范雨素想离开这个封闭之所。自考大学，语文过了线，数学、英语一塌糊涂。她还是要走。不想一辈子留在这里。1994年，她辞去工作，独自前往北京。洗碗、端盘子，干最低端的活。早上4点醒，夜里11点睡。她向往爱情，被《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感动。看中一个东北男人，以为能一起打拼。婚后，丈夫找小姐，挥霍无度，还家暴。遭受剧烈痛苦后，范雨素离婚。回乡，又遭到冷眼。她不甘心。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北京。那是范雨素一生中最难的日子。在北京地下室里，她用辣椒拌面吃。她摆地摊卖旧书，倒卖旧家具，天天担心房租上涨。为了生活，她去过相亲市场。因为农村出身，又有两个孩子，别人都懒得看她一眼。后来，她做育儿嫂。烧菜技术并不好。因为能读书，懂一些早教方法，得到雇主青睐。做育儿嫂时，范雨素看到了另一种她曾难以想象的生活。有的雇主房子1000平米，12个卫生间。有的2000年就背着七八万的包。而她自己在北京皮村的家，所有家具是300块钱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期间，她被粗鲁对待过，被雇主殴打。去雇主亲戚家吃饭，人家递给她一双一次性筷子。她看到过其他保姆被欺凌、侮辱。漂泊、困苦中，只有阅读能安慰她。狭窄的出租屋里，三个书柜里都是书。2014年，聚集了无数外乡打工人的皮村成立文学小组。得知此事，范雨素每周都去听课。小组志愿者老师是北大的，给他们讲《人生》《变形记》。范雨素开始尝试着写东西。写的第一篇叫《我的一天》。里面记录了她做一个育儿嫂兼两个孩子母亲的艰难生活。还写了她哥哥追寻文学梦不成的故事。这篇《农民大哥》发表在一个非虚构公号上，赚了2000元稿费。后来，80多岁老母亲打电话抱怨征地的事，因不同意补贴金额，母亲跟去维权，发生冲突，胳膊被拉脱臼了。范雨素听了，觉得母亲一生好苦。花五个小时写了篇《农民母亲》。拿给编辑，编辑让她加点自己的故事。2017年4月，稿子发表，改名《我叫范雨素》。范雨素没想到文章会引起巨大关注。本来就没抱什么期望。怕看的人太少，还请工友转发了一下。结果阅读冲到了几百万。随后，读者和媒体一波又一波找上范雨素。甚至有出版商带着合同找上门来。范雨素没见过这阵势，她告诉大家，自己去深山古庙躲清净去了，然后关掉了卡顿的手机。其实她哪儿也没去，只是躲在家里。对于外界的追捧也好，质疑也罢，她都懒得去管。面对媒体的追逐和知识分子的言说，她都采取回避。她并没有把这次关注当成改变现实的跳板。有育儿平台请她写稿，她没接，电视台请她做讲座，她也不去。签下出书合约后，范雨素开始写酝酿已久的小说。她不想写讨好别人的东西。为了写作，她辞掉育儿嫂工作，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工作半天，写作半天。写不出来，就硬凑十页，或者喝点酒找灵感。手稿拿给编辑后，出版社的人傻了。对方以为她要写类似《我是范雨素》那样的非虚构，结果她写了一本天马行空的小说，奇幻无比。编辑建议她改成非虚构，不然市场不买账。范雨素拒绝了。出书的事，没了下文。她并不在乎爆款文带来的流量。她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完成一部作品。写出来就好。这部名叫《久别重逢》充满奇思的小说，几年后才得以出版。没太大热度。而范雨素依然住在皮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她没进入什么文化单位，也没有获什么文学奖，只是安静地和书写待在一起。三范雨素不光写小说，她也写诗。诗歌是很多打工文学作者青睐的体裁，它不用占太多时间，足够精炼，能捕捉生活细节，又能表达充沛的情感。2017年，皮村打工春晚，范雨素提交的诗很长，且散文化。诗歌朗诵版块的把关人跟她沟通很久，才缩短篇幅。把关人对她的印象，是性格倔强。那个男人叫陈年喜。江湖人称“炸裂诗人”。陈年喜生于陕西商洛丹凤县金湾村，一个离县城100公里的乡村，山路崎岖，土地贫瘠。读书要去县城，每星期10元钱饭票，县上教学水平也不高。高中毕业后，陈年喜辍学。那是1988年，受诗歌热影响，他想做诗人。家里没有文艺基因。他的木匠父亲会唱点戏。回到地里，干完农活，有大把闲暇时光，陈年喜就读诗、写诗。1992年，他在《陕西日报》发表《四月》和《商州》两首诗。此后几年，陆陆续续写了几百首。手边稍微有点钱，就去县城买书。他读到了陈平原、爱伦·坡、里尔克，以及各种诗刊。然而，诗歌并不能改变命运。90年代，陈年喜曾在一些诗歌比赛中获奖。有一次大赛，一等奖1000元，他最终没拿到奖金，只被编辑写信安慰说，全国诗人你可以排进前两百名。随着诗歌热退潮，时代转向，1997年，结婚后，陈年喜不得不放下诗的浪漫，面对生存的压力。孩子出生后，急需用钱。2001年，同学托人来信，说西秦岭南坡的矿上缺一个车工。陈年喜离开土地，开始了矿工生涯。那是一段四处辗转、充满风险的岁月。陕西、河南、新疆、青海……十年间，陈年喜流徙全国，钻了无数的矿洞，最深要深入到上千米的地下。他要把机器和炸药带入极窄的巷道，打眼、爆破。他对此很有天赋，总能花最少的炸药打出最好的巷洞。十年间，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炮工本就是无比危险的工作。有老板为省钱，把数百米的起爆线缩短到50米。每次爆炸，就在身旁，震波会把人震得全身发麻。在黑暗、狭窄的巷道里，幽闭的恐怖会一直跟着你，人会缺氧。某些炎热地区，工作起来，人会热得发疯，每天要喝几大桶水。遇到狠的老板，工作强度难以忍受。他们会让两组炮工轮流作业，近一年时间，陈年喜没睡过一个整觉。靠着老天爷眷顾和神迹般的直觉，陈年喜才活了那么久。作业时，他经常会因头顶掉下拳头大小的石块变得警觉，稍觉不对劲，拔腿就跑。等他跑出来，矿洞就塌了。他见到太多血肉模糊的惨烈，有人手指炸没了，有人肋骨压断了，有人被炸掉一条腿。有一年，他带着一个叫杨在的副手，吃睡在一起，感情非常好。临时有事离开几天，回来时，杨在没了。处理残炮时，杨在被炸成了一团血雾。陈年喜也出过事。有次在新疆，干了几个月，没拿到工资。他和工友判断矿里没东西。老板也知道，但投了钱，必须继续开采，直到找到接盘的人。这期间，陈年喜突然生病发烧。老板找来医生打针。两针下去，人就开始抽搐。县城太远了，根本来不及。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又打激素。一共54针。陈年喜醒来时，床上的被子已经被他撕烂。一年又一年，他目睹了太多伤残、死亡和社会的不公。此外，矿山是一个与外部隔绝的世界，人的心灵遭受巨大寂寞。无法入睡时，陈年喜就读书。每次下山，第一件事就是买书。看完了，又托工友买。没东西读，就看墙上的报纸。读完正面，再用水淋湿揭下来读背面。那些年月，时间被切得很碎，但现实和孤独逼迫他思考，想借诗歌抒怀。睡不着的时候，他在脑子里写诗。想家乡，想矿上的人，想那些伤残和死亡，把它们凝练成一个个句子。他随手写，写在炸药包装箱上、包挂面的纸上，路上实在找不到东西记，就把烟盒撕开，一字一句地写下来……诗歌，成了他苦闷心灵的唯一出口。四2014年，陈年喜的生活，因诗歌发生了一些改变。那年，秦晓宇编选《中国工人诗典》，无意中发现了他的博客。2010年后，陈年喜开始用手机在博客上写诗自娱，只为在工作疲惫后给自己一点抚慰。在河南开矿期间，一天下班，他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查出了食道癌，已是晚期。疲惫和痛苦中，陈年喜写出了一首《炸裂志》。秦晓宇读到这首诗时，被其蕴藏的力量打动，第一时间联系他。希望把他的作品编入诗集，并把他列入纪录片《我的诗篇》的拍摄对象。看到留言后，陈年喜以为是骗子，没答应。秦晓宇多次找他，五个月后，才搭上话。得知对方意图，陈年喜觉得没意思。秦晓宇穷追不舍，从县里找到村里，终于跟他通了电话。直到对方扛着摄像机来拍，不太会拒绝人的陈年喜才勉强答应。在秦反复劝说下，他才去皮村文学会，朗诵了代表作。陈年喜和他的诗，出自《我的诗篇》《我的诗篇》上映后，陈年喜受到关注。同时，生活又狠狠踹了他一脚。不久，瘫痪多年的父亲离世。他本人因失聪、颈椎问题，不能再当矿工。这时候一档叫《诗歌之王》的真人秀找上门来。节目里，他和罗中旭搭档，一个写歌词，一个谱曲演唱，两人拿到了第三名。他对这些节目并没啥感觉。只是因为一首诗2000元的报酬。那次，他写了14首诗。不能再下矿，陈年喜茫茫无头绪。做节目期间，他喜欢上摇滚乐。在微博上联系张楚。在张楚介绍下，他去皮村生活了一年，认识了皮村那些热爱文学的打工人们。皮村氛围很好，但他没有选择留下。2017年，他经朋友介绍，去贵州一个景区做文案策划，年薪5万，管吃管住。他负责写公号推文和领导讲稿。比较无聊。闲下来，就去河边散步，酝酿诗句。原以为一切会就此安稳下来。2020年，多年下矿的后遗症浮出水面。他去医院做胸部CT，被确诊为尘肺。每个月需要3000元医药费。由于常年爆破，他一只耳朵接近失聪，长时间佝偻作业也导致颈椎错位。无奈中，陈年喜辞职。他想过接下来怎么赚钱。是去喀什捡玉石，还是去塔吉克斯坦干爆破。思来想去，最后回县城，安心写作。他不但写诗，还写起了非虚构。写他听过、见过的来自中国民间的残酷人生。诗集一本接一本出版，非虚构也写得还算顺利。在尘肺病的消息传出后，许多读者支持他的作品。一年下来，能赚个几万块稿费。不是什么大钱，只能说覆盖生活成本。陈年喜很节省。直到一次回乡，不停地咳嗽。医生问他咳嗽带不带金属声，如果有，可能是肿瘤。此后他再也不敢省拍CT的费用。在十多年的生死疲劳后，他的余生都将与病痛相处。他的现实处境好像被诗歌改变了，但好像什么也没改变。五比起陈年喜，《我的诗篇》里唯一的女性，境况也没好到哪儿去。邬霞生于四川省内江隆昌县潮水村。父亲当过兵。1989年，一封电报从深圳拍来，说深圳有很多工厂，有钱赚。迫于生计，邬霞的父母连夜坐火车去往南方。走的时候，两个女儿正在睡梦中。邬霞不喜欢农村生活。童年梦想，是能成为城里人。有次去县城，看见一排排楼房。她发誓要好好读书。然而，父母走后，她成为留守儿童，整天瞎玩，无人引导。上初中，学校教育极差。英语听不懂，还有老师直接让学生自己看书。成绩越来越糟，她无心读书，选择辍学。她看过电视剧《外来妹》，对打工生活排斥。但一个乡村家庭，没有门路、背景。除了去深圳，进厂，没别的选择。14岁那年，她靠假身份证进了制衣厂。那正是廉价劳动力泛滥的年月。国内外投资的人，把一个工人当十个用。邬霞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加班到深夜是常事。在这里，时间换金钱，生命换效率。工人穿着同样的制服，不能说话，上厕所要打报告，甚至不允许坐。管理者手段粗暴，邬霞4年哭了200多次。每一次感到尊严被践踏后，邬霞敢怒不敢言，回到宿舍，有写小说的冲动。她喜欢看言情小说。于是写了个“三角恋”的故事。那时，她不想写自己的生活，想写她梦想的那些事。因为自己生活太苦、太压抑了。后来有篇报道，叫《打工妹痴迷言情小说，手写300万字》说的就是她。不过这些言情小说都不了了之。她第一次发表的是首随笔短诗。2008年，在深圳《打工文学周刊》创刊号上，她发表了《吊带裙》。也正是这首诗歌，引起了秦晓宇的关注，最终将其列入《我的诗篇》拍摄对象。那首诗讲的是一个熨烫成衣女工的心境，是邬霞的直抒胸臆。当初在工厂，绝望时，她差点跳楼。深更半夜，当所有人都睡了，她会在冲凉房里换上吊带裙。只有褪下那身呆板的工衣，穿着吊带裙，她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邬霞身上一种对明亮生活的向往。诗歌《吊带裙》技巧并不复杂。是这份温热的向往打动了秦晓宇。2014年，摄像机进入邬霞家中，跟拍她的生活。她父母、妹妹都被困在这种打工生活里。妹妹和她一样厌倦，渴望逃离工厂。以至于问姐姐，他们是来拯救我们的吗？随后，影片上映，引起关注，在上海电影节得奖。附近的邻居羡慕，说你们就要脱离苦海了。邬霞去上海，穿着70元买来的吊带裙，和剧组一起走了红地毯。影片参与者对她说，你很快可以找到新工作了！后来，她还上了《鲁豫有约》，上了央视特别节目《工人诗篇》。邬霞以为自己的梦想近在眼前。至少可以得到一份体面的文字工作。然而现实来得过于残酷了些。逃离工厂是邬霞最大的心愿。为此，她想过各种办法。她买过《剪报致富秘籍》，屁钱没赚到。去应聘文员，人家让她看仓库。经人介绍去文化单位上班，结果是给人擦鞋。写作成为牵引她向上的绳索。她希望靠它爬出困境。《我的诗篇》上映后，热度来了又散。邬霞并没有靠写作挣到什么钱，也没能靠它得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她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没有公开发售。第二本是她的诗集，出版社说卖到5000册以上有版税，邬霞从来没拿到。后来，她写了一本非虚构。写的是工厂往事。依然卖不出去。邬霞所在的工厂，和她的内心独白邬霞没有再回工厂。她不想在那个环境里挣扎下去。工厂岁月给她留下了不少心理阴影。她父母在那里度过了半生幽暗的岁月，她和妹妹都怕回去。但现实情况变得糟糕。母亲苍老，父亲抑郁。她的婚姻也走向破灭。27岁那年，她遇到前夫，一个承包工地的男人。邬霞以为值得托付，可以一起打拼，最后成为城市的一份子。结果前夫婚后打麻将，脾气暴躁，还隐瞒了家里的真实情况。婚姻生活变得不幸，最后丈夫出轨，当着人的面扇她耳光。忍无可忍之下，邬霞选择离婚。她成了单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她想了很多办法挣钱。学过烤鱿鱼、铁板烧，搞直播唱歌，拉过群带货。今天听说可以去香港卖奶粉，明天听说可以拿信用卡倒钱。歪门邪道的事她接受不了。有人推荐她给老板写传记。还有人介绍她假结婚，帮人弄购房指标。她也和范雨素一样去过相亲市场，结果一个比她大很多的老头没看上她。那期间，前夫染上吸毒，父亲重度抑郁，自杀未遂。疫情期间，房租从2000多上涨到3000多。但邬霞的写稿收入，每月才4000多。打工文学早已不具备90年代那样的势头。文学本身也走向冷淡，成为边缘而小众的话题。想通过写字改变命运，近乎奇迹。当年在深圳月售几十万册的打工文学杂志，都一家接一家倒闭。没有人看，也就没人写了。在这个时代，工人们不再需要杂志和文字来慰藉情感，看直播爽多了。此外，工厂本身也在变少。产业结构的变化，打工人队伍也在转移。更多来自乡镇的人，进城跑起了外卖，送起了快递。邬霞知道，现在不流行工厂故事，有社会热度的，是外卖员写的书。旧一代打工文学，早已是往日云烟。邬霞不再期望打工文学能给她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生活境遇的改变。她开始看专业书，自考大专，上网课，常因不会做题焦虑。她给女儿报过画画班、舞蹈班。希望她们长大后，能成为城里人。六邬霞说外卖员的书好卖一点，确实。今年年初，外卖员王计兵出了首部诗集《赶时间的人》。因为“外卖员”这个职业，诗集受到不小关注。可见随着时代变迁，工厂已逐渐离开公众视线的焦点。互联网的兴旺，把打工文学主咖的咖位都占了。王计兵初二就辍学了，被送到武校。王计兵跟不甘心，他爱读书，喜欢文学，自己跑去书摊买了初三到高三的语文课本。父亲给他零花钱，他都拿去淘书、买书。没钱，就站在书摊上看，舍不得走。没看完的书，回家自己编结局。他因此爱上写作。写了第一部小说，发表后，信心大增。写得越多，越渴望做一名作家。但没想到，这为他带来了麻烦。因为写了本村人一些不好的事，有人去他父亲那里告状。为了体验主人公丧亲之痛，王计兵穿白衣在街上走，被视为疯子。父亲为此大发脾气。一怒之下，父亲烧掉了他几十万字小说。他本来想成为和余华一样的作家，这个梦很快就碎了。此后，他和陈年喜一样成家立业，陷入现实经济上的压力。婚后，他和妻子去新疆打工。四处辗转，最后落脚昆山，身上只有500元。没文凭，找不到工作。只能去工地路口摆地摊卖。回家路上，捡捡破烂，拿去换钱。攒下3万块钱，王计兵开了一家租书店。结果无证经营，资产全被没收。那天的晚饭，是他捡废品换来的。因无力支付房租，一家人在河边搭了个20平米的船屋，一住就是三年。辛苦攒下钱后，开杂货铺。日子才慢慢好起来。2015年，家里买房，月供三千。但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开销越来越高。2018年，留下妻子看店，王计兵送起了外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和当年那些工厂打工者一样，他写诗，也是为了抵御苦闷，发泄内心的情绪。送外卖时，他遭到过无理由的差评和冷眼，看到过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各式各样的人。写诗是他的精神出口，抚慰手段。2022年，他的小诗《赶时间的人》被诗人陈朝华分享到微博，2000多万网友关注，10多万网友转发点赞。不得不承认，“外卖员”的身份，让他受到了更多关注。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送外卖的路上观察得来的灵感。这和范雨素一样，最早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那个“育儿嫂”身份。与之相对的，真正关心、阅读这些诗句的人，大概率不再是外卖员、育儿嫂群体，而是有一定文学素养的读者。这便是与当年红火一时的打工文学截然不同的地方。那时打工文学，是工厂里的人写，工厂里的人看。一起杂志卖几十万份，稀松平常。而现在，在阅读和文学都降温的时刻，创作者的“打工人身份”，似乎更接近于一个吸引热度的社会标签，成为媒体和知识分子的言说场。想必王计兵也很清醒，无论他写再多诗，也是供不起孩子读国际学校的。该送的外卖，还得继续送下去。七可惜，有些同样有表达欲的诗人，没能熬到被关注的那一天。2014年9月30日，24岁的富士康普工许立志，离开城中村，来到AAA大厦17楼。下午两点，他出现在大厦17楼，走出电梯，左转，折返到另一头，他扶着窗框朝外看，看了足足五分钟。随后，他纵身一跃，与世界告别。许立志出生在农村，初中毕业后，因为数分之差，交不起借读费，去了镇上读中学。高考失利后，他南下进厂。成为富士康的普工前，他卡里只有99块钱。他开始上夜班，从夜里八点上到早上五点。机械、枯燥，精神干涸。唯一自得其乐的方式，就是写诗。打工之余，他写了193首诗。他在民间刊物《打工诗人》上发表过诗作。参加过诗刊聚会。是90后打工诗人的代表。在诗歌朗诵会上，他念了顾城的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那时，富士康十三连跳震惊世界。他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里面也包括秦晓宇。在网上看到许立志的诗后，立马把他列做拍摄对象。没想到，许立志拒绝了。就在那年，许立志写下《杀死单于》，表达了对工厂生活的巨大憎恨。他想要逃离，想要离开车间流水线。但他又不知道能去哪儿。他给书城写自荐信，想更接近书本，可是失败了。他谈了一个女朋友，可是他没前途，女朋友出国了。长达半年时间，他飘飘荡荡，无所事事，跟家里人谎称在工厂，私下里却退出了诗社QQ群，不再跟任何诗友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写的诗也越来越激愤、阴郁，满是沉痛。想必许立志最后看明白了，就算写再多诗，也改变不了自身社会处境。在他坠落十个小时后，他的微博定时发布四个字：新的一天。那年10月，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许立志的诗，出自《我的诗篇》就在许立志跳楼5年后，《宝安日报》的副刊《打工文学周刊》出刊，刊头题字变成了“宝安文学”。创刊10年的《打工文学周刊》，就这样巧妙地避开了“打工”二字。回望80年代末，宝安曾是打工文学重要的发展源头，无数的打工人聚集于此，宝安一度被视为打工文学的大本营和策源地。然而谁也没想到，多年后，“打工”似乎成为了一种“低级身份”的象征，似乎变得过于刺耳，容易让人想到它与“某某家”的区别。于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特此更名。这下好了，你看，咱们哪里有什么打工人？都是勤奋的劳动者兄弟罢了。哪有什么打工文学，都是光荣的劳动者文学。都是创作者嘛。哪有什么打工不打工的？就这很像你每次走过城市那些豪宅建筑工地，外面都挂着横幅，赞扬咱们农民工兄弟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是铸造城市辉煌的光荣队伍。表面上，这些口号告诉你他们和城市里每个人一样平等，是他们塑造了城市，他们和都市白领、公司老总一样都是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的人，实际上……不知道如果许立志还活着，又会写下怎样的诗。会不会铺成一首可（chi）笑（ru）的诗。本文部分参考资料：[1]《打工文学：打捞一个时代沉积的历史》，羊城晚报[2]《宝安：中国“打工文学”的策源地》，中国青年报[3]《打工文学，一代深圳人的梦与歌》，深圳客[4]《打工人之死》，南方周末[5]《陈年喜：夜路上的歌唱》，三联[6]《陈年喜，在矿山与诗歌中漂泊》，三联[7]《故事讲完了，女工和她消失的时代》，谷雨实验室[8]《女工诗人邬霞：我要拼命写下去》，第一财经[9]《范雨素的真实与不真实》，三联[10]《范雨素：走下去 活下去》，南风窗[11]《王计兵：一边赶时间，一边写诗》，南方周末[12]《一位外卖员，十五万公里，四千多首诗》，同上...

曾经，不少购房者通过“高评高贷”加杠杆买房，成为楼市上行周期的缩影，如今，“高评高贷”重出江湖，则变成了楼市下行周期中的缩影，这次的逻辑是：房价下跌速度太快。“高评高贷”即房产的评估价高于实际成交价，购房者将较高的评估价虚报为成交价，从银行贷到更多的资金，以此来覆盖两成首付，甚至三成首付，从而实现低首付、零首付。深圳市房地产行业的一名资深从业者对第一财经表示，近两个月深圳二手房降价的幅度确实比较大，与此同时银行下调评估价的频率也高起来，有的房源几乎每周都会下调评估价。“高评高贷”的房源主要来自个别急卖的业主，业主将房源进行紧急降价，但银行的评估价格还没反应过来，才造成了价格差。不过，相较楼市上行周期中人们对“高评高贷”的趋之若鹜，楼市下行周期中，“高评高贷”并没有那么受欢迎，对楼市的影响也有限。业内认为，通过“高评高贷”购房的逻辑是，购房者对未来房价上涨有比较良好的预期，而在当前楼市下行周期中，不少购房者预期悲观，认为现在购置房产，后续房价还可能会下跌，资产投资并不划算，“高评高贷”“低首付”买二手房“龙悦居63平方米的两房户型，中高楼层，满五唯一红本在手，业主一口价385万，评估价550万，零首付就可上车深圳。”近期，房产中介发布的房源信息中有不少这样的“零首付”房源。对于上述信息，第一财经从房产中介处了解到，上述龙悦居小区同户型“零首付”就可购房的房源没有，不过确实存在高评估价的现象，例如一套房源业主挂牌价376万元，评估价达到490万元，可以实现一成首付购房，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近期深圳“高评估价”的情况普遍存在，实际操作中，能达到零首付购房的情况比较少见，但不少房源均可以低首付就实现购房。例如，深圳一名房产中介对记者表示，深圳市南山区大冲新城花园小区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业主要价370万元，银行的评估价格为490万元，若购房者在深无住房，首付按照三成计算，银行按照评估价贷款，可以贷到343万元，与该房源的总价只相差17万元。也就是说，在购房名额、银行流水都符合标准的情况下，购房者实际仅需将成交价虚报为评估价490万元，就可以27万元的首付购买该套住宅，27万元占实际成交价370万元的一成不到。再比如，宝安区富通蟠龙居小区一套面积101平方米，售价515万元的商品住宅，评估价可以达到636万元，如果在深无住房，可以从银行贷款445万元，购房者实际仅需70万元的首付就可以完成购房，70万元仅占房源实际成交总价515万元1.5成左右。房产中介提及，如果按照比较高的评估价去银行贷款，最终的税费、月供也会更高一些。另外，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购房者需要将三成首付先给到银行进行资金监管，如果首付不够，可以找人借钱周转，最终等按揭贷款到账再还。“高评高贷”购房背后的逻辑那么，“高评高贷”，以及低首付高杠杆购房是如何产生的？上述房产中介表示，此前，银行是严格按照政府部门规定二手房成交参考价进行贷款，今年4月末以来，政策已经放开，银行可以按照评估价贷款，而一般情况下，评估价比以往的参考价高，再加上随着深圳房价下跌，不少房源的成交价已经低于参考价，也远低于评估价，政策放开之后，购房者能从银行贷到更多的钱，从而实现低首付。另外，也有房产中介将“高评高贷”的现象解释为：评估价下跌速度不及房价下跌速度。深圳市房地产行业的一名资深从业者对第一财经表示，近两个月深圳二手房降价的幅度确实比较大，与此同时银行下调评估价的频率也高起来，有的房源几乎每周都会下调评估价。“高评高贷”的房源主要来自个别急卖的业主，业主将房源进行紧急降价，但银行的评估价格还没反应过来，才造成了价格差异。记者注意到，房产中介发布的“零首付”房源中，确实有不少房源在整个小区中价格都算是比较低的，也就是所谓的“笋盘”。上述资深从业者表示，真正买房自住的人其实不需要通过“高评高贷”的方式去购房，因为以较高的评估价贷款之后，购房者的月供的压力也会增加，实际通过这种方式购房的是一部分投资客，但是现在市场预期比较悲观，无论是刚需自住购房者，还是投资客，通过“高评高贷”买房的人都不算多，对楼市的影响也有限。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宇嘉对第一财经表示，通过“高评高贷”购房的逻辑是，购房者对未来房价上涨有比较良好的预期，在过去楼市上行周期中，通过“高评高贷”购房的现象非常常见，这种加杠杆的行为也推动了深圳楼市成交量、价格的上涨，而在当前楼市下行周期中，上述现象已经明显减少了，因为不少购房者预期悲观，认为现在购置房产，后续房价还可能会下跌，这样的资产投资是不划算的，与此同时，“高评高贷”对楼市的成交量，以及价格的支撑力度也是在下降的。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高评高贷”购房，也存在法律风险。广东知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博恩对第一财经表示，“高评高贷”实际上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通知、说明、协助、保密等义务”。因此，购房者如果虚报实际成交价格，即将实际成交价格提升至更高的评估价，获取更多的贷款来购房，这种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属于违法行为。若被查到，购房者可能会被追究民事责任，不仅要偿还多贷的款项，还可能需要支付违约金、罚息等，并可能对其信用记录造成影响。有二手房已降价至5折实际上，相较2020年、2021年上半年的房价高峰期，深圳的房价已经跌了不少。记者了解到，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深圳北站附近的龙悦居四期，一套63平方米左右的房源，在2021年的高峰期曾有过750万元成交的纪录，而当前，该户型已经多次出现400万元以下的挂牌价，一名房产中介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上述户型近期最便宜的一套总价为376万元，已经较高峰时期的价格腰斩。上述的大冲新城花园50平方米，业主要价370万元的房源也不例外，在2021年的高峰期，该户型成交价曾达到550万元，相比起来，该户型的总价跌幅为33%。再比如曾经被炒房团“围猎”的南山区诺德假日花园小区，户型为48平方米的商品住宅，在2021年的高峰期曾以756万元的价格成交，单价接近16万元/平方米，近日，该片区的房产中介告诉记者，该户型的挂牌价已经降至480万元，较高峰期下降了37%左右。据乐有家研究院统计的数据，今年10月，深圳二手住宅的成交价环比下跌2%，除了9月止跌，今年4月以来深圳二手房成交价均处于下跌状态，7～10月，每月都有超6成的房源以低于参考价的价格成交。成交量方面，尽管8、9月有“认房不认贷”、房贷利率下调利好政策的加持，深圳二手房成交量依旧处于荣枯线（5000套/月）以下的低位，10月深圳全市二手房录得3717套，尽管成交量环比、同比有所增长，但依旧不及今年3月小阳春时期。新房市场依旧没有太大起色，今年10月，深圳一手住宅成交2654套，环比上涨28%，结束了8、9月的“两连跌”，成交量低于月成交5000套的荣枯线水平。...

作为一名高三班主任，张荃面临的问题是，她要处理的文件越来越多。最近，她收到一份关于不文明交通行为整治的通知，发通知的是县教育体育局。根据通知，她所在的城市将重点查处家长、学生不戴安全头盔的现象，“家长不戴头盔，要处理我，要通报批评我。”张荃不太理解。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何卫公每天都要处理类似的通知文件，其中很多与学校教育教学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不得不遵照通知要求，在学校里安排五花八门的“非教学任务”。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完全统计，教师接收到的非教学任务不仅涉及“扫黄打非”宣传教育、禁烧秸秆宣传等，还有家庭情况摸底、强制下载各类App、视频学习打卡、截图拍照留痕、填表造册、卖保险等。作为教师，张荃没有其他选择，她必须按要求及时完成任务。很快，张荃在全班统计了上下学方式，并在班级和家长群强调，骑电瓶车的学生、家长要戴头盔。最终，张荃并未被学校通报批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戴头盔了，还是没被抓到。”张荃说，“我很想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教书育人？”“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所在的学校，一天最多能收到20多份来自各方面的通知，少的时候也有一两份，寒暑假期间都会有通知。“我们统计过，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说，“有35%左右是跟教学无关的。”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部门，它们往往通过OA办公系统、QQ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问题。在江苏某县高中工作的张荃说，最近她刚刚带着班里的两名学生，占用晚自习的时间，花了近3个小时，完成了全班50余人的一项答题打卡任务。这项任务要求每名学生完成15道选择题，正确率100%。为了不浪费更多学生的时间，她得挨个登录学生的账号，代替学生答题。去年，这件事是张荃独自完成的，她断断续续花了3天时间。这样的答题打卡任务甚至催生出一些“偷懒”技术，可以将学生账号、密码自动填充到相关学习平台，并使用自动学习、自动答题功能完成任务。校长何卫公将这些平台分为两大类：教育管理类和安全管理类。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目前有二三十个平台需要教师参与填写或收集数据，他将一部分任务交给相关的管理员来操作，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平台需要教师帮忙收集数据。在南方一所乡村小学，班主任郝明每两周要给40余名学生的家长打一次电话，提醒他们完成“安全教育平台”上的学习任务，以应对每月一次的检查。完成学习任务时，系统会提示家长“请勿代做”，但家长也不得不按班主任的要求完成。一些家长对教师的态度开始变为讨厌和不待见。学生们则在这个过程中目睹教师造假。“每个家长每周都要做，少一个人会影响你的绩效考核。”郝明告诉记者，“（任务完成量）差得多了，班主任的绩效会被扣到最低。”“这是典型的考评机制倒逼学校行事。”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说，“而一旦考评机制中的非教学活动占比过大，问题便自然产生了。即使表面上看来‘素质教育’全面开花，但有多少是真正开展或者说达到成效的，就无从考证了。”“各种平台系统都是要排名的，都是要报数据的。”何卫公说，“这些数据资料收集整理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也严重挤占了大家的教学时间。”“最起码一周要经历两到三次这样的事情。”此前，因为学校“反诈宣传”任务推进效率低，排名靠后，校长何卫公被通报批评过。在这项任务中，学校要让学生家长下载相关App。家长下载好后需截图发给班主任，班主任汇总统计、打包，再将资料交给学校，学校再交给反诈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但对他而言，想要让学校里数千名学生的家长都配合，并不容易。“很多家长不配合，我们就打电话，进度慢了点，就被通报了。”何卫公说。更不巧的是，这学期这所学校里的一名学生在玩家长手机时，被诈骗10万余元。很快，有关部门派人来检查了学校的反诈宣传资料，何卫公被约谈，并被批评教育。“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近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青年学者易卓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教师的非教学任务确实很多。“（原来）有的教师跟我们讲，‘除了畜牧局不进学校以外，所有的部门都进学校’。但是现在，畜牧局也进学校了。”易卓告诉记者，“就是搞检查”。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关任务。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有20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何卫公所在的学校，被要求进行“扫黄打非”“扫黑除恶”的宣传，要挂横幅，做宣传角，并将“致家长的一封信”读给孩子听。“小孩子就会很奇怪，黄色不是很正常的颜色吗？”何卫公说，“讲良心话，一个教文化、教常识的地方，教这些东西，是不是教育适得其反了？”易卓所在的调研团队在湖南调研时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收新农合医保的指标，但由于医保费用渐贵，一些百姓并不愿意交，地方医保局就专门发文要求学校配合收医保。“（文件）下来以后，所有的教师都要给家长打电话收医保，这是很夸张的。”易卓告诉记者，“（这些事）很影响家校关系。”“以前教师家访，真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个学生的问题，但现在家访都是为了完成其他任务。”易卓说，“家长就很有意见，‘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做？’”在陕西的一所小学，打疫苗、购保险也需要通过班主任联络学生。这所学校二年级的一名班主任李舟告诉记者，班主任需要统计愿意买保险的人，并由班主任来收费，“还只能收现金”。“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易卓说，教师非教学任务增多的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系统去理解，“比如现在村里面的（类似）工作也很多，逻辑是一样的”。在何卫公负责的学校，教学任务本就繁重。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一周的标准课时是30节，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有相关课时规定，必须执行。但往往当地一些行政部门会给学校安排各方面的宣传教育任务，“哪个部门觉得哪个东西要让学校讲一讲，就给你下个通知、下个文件，让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节课，然后拍照上传视频，证明你做了。”何卫公说。由于课程安排本身较满，有时很难协调出空余课时，上级通知又要求短时间内必须要做，学校只好临时加塞课程，一堂教学课就这样被挤占了。易卓所在的团队估算，非教学任务会挤占掉教师一半以上的时间。早在2017年，李镇西就在《教育研究与评论》发表了《关于“较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787名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参与了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普通教师与班主任对非教学工作的负担感受最为强烈。调查数据显示：有52.6%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基本教学任务的准备，80.5%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教育教学研究。这些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于非教学任务。“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在李镇西看来，那些与教师们“考核”挂钩的规定、任务，渐渐成为教师们的“微负担”，点点滴滴的“微负担”聚集起来，成了压在教师们头上的一座山。视觉中国供图“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课”凡事要留痕，也成为班主任们身上的“微负担”。“一线教师愿意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但实在是被形式主义所累。”张荃说，找孩子谈心谈话，要把谈心内容写下来；关注公众号、下载App的任务完成了，还需要截图上传。一所乡村小学的班主任告诉记者，在她所在的学校，班主任兼职保安，每天早上，要换上保安服在校门口守着，并拍照上传留档；放学继续在校门口当保安，目送孩子放学回家，继续拍照留档；假期要每天在家长群发安全提醒，并截图上传。“反正现在什么都得留痕，免得出了什么事情找上你说不清楚。”张荃无奈地说，“为什么我的头上不长一个摄像头？”各式各样纷至沓来的非教学任务，让四川一所小学的校长高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好像）都能关系到我们。”而在所有的非教学任务中，他最为无奈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任务，“安全第一，教学第二”。由于相关任务过多，这所学校不得不设置“安全办主任”一职。“安全办主任要上传下达各种文件，填各种报表，做各种方案预案、各种制度。出一个事情一个制度，制度非常多。”高霖说，比如防火、防溺水、防磕碰、防传染病、防高坠、防食物中毒，等等。没有教师愿意主动承担这项任务，高霖只好安排一位去年新来的女教师担任。“她最年轻，看起来还比较活跃。”除了安全办主任一职，她还需要教两个班级的数学课。然而没过多久，那位年轻的女教师就不干了。高霖说，动不动就有人来检查，检查就需要准备各式各样的材料，有时需要全体动员，有时还要在网上填报资料，“300多项，一般的人都摸不着头脑，光填报这个就把教师搞得精疲力尽。”高霖记得，那一阵子，那位姑娘整天不高兴，脸上也没什么笑容，他担心她出现了心理问题。后来，高霖只好减少她的代课时间，让她只教一个班的数学，那位姑娘的情况才慢慢好转，但安全办的工作仍在继续。2022年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教师工作压力和负担加重。这项调查抽取了全国各地3564所学校的两万余名教师，70.9%的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当教师的本职工作被非教学任务占去一大半时，牺牲的不仅是时间，更有心情，甚至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李镇西说，“教师不怕苦不怕累，怕的是无效、无意义的苦和累。”张荃自以为是一个心理比较强大的人，但也经历过很多次崩溃。最近，让张荃感到崩溃的是，她所在的城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她需要每周选择一个上午或下午，到校门口打扫卫生，并被要求背诵“创建文明城市应知应会知识”，参加相关考试。“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课，其他的，尤其是这些杂事，我希望离我越远越好。”张荃说，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她一直觉得，当班主任最能够把自己的教育理念传递给学生。然而，接受采访的两位校长都发现，在非教学任务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学校教师的心理问题正在浮出水面。何卫公告诉记者，教师们也变得很焦虑，有时候情绪很烦躁，一些教师陆续出现心理问题，寻求心理干预，甚至选择辞职不再教书。但他有时也感到爱莫能助，自己也很茫然。“大家都没办法把精力安安心心用到教育教学上，教学质量就受影响。”何卫公说。“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无意义”“没有成就感”，受访的教师大多如此形容那些非教学任务。语文教师李舟说：“上好课是本职工作，有成就感，但把一篇公众号（推文）写得让领导认可，只是在完成任务。”班主任郝明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杂事上，她说：“我本来是热爱教书的，但如果总是这样耽误我的备课工作，我会没有成就感。”“陶行知曾提出‘六大解放’，是解放孩子们的大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空间。我觉得，教师也需要‘六大解放’，也是被束缚了的。”李镇西说，“恰恰是给予宽松自由，我们的教师才会有教育的创造性。”为了给学校、教师松绑，面对不断加码的非教学任务，何卫公也会想一些办法，应付上级的要求和检查，比如把过去的档案改掉时间拿出来用，将原本所有班级都要搞的活动只安排几个班。高霖也选择灵活处置非教学任务。“有些东西能够应付的，就尽量应付，反正就是给教师尽量腾出时间让他们教书，让他们用心教书”。比如，上级要求暑期教师要每天参加巡河，高霖并没严格执行，他会在学生在校时就提前做好防溺水教育，“偶尔检查比较紧的话，我就安排”。比如，为了防止投毒事件的发生，学校厨房被要求严加管理，泡菜坛子要上锁。“还不能一个人锁，要两个人锁，一个人配一把钥匙，两个人同时才能打开”。高霖并未真的遵照要求去做。但他知道，一些学校确实如此做了。“泡菜坛子要上锁，那锅、盘子、碗要不要上锁？”与此同时，食堂里有30余种表格需要填写，这也需要教师来完成，包括入库出库登记、饭菜留样登记。“特别是这个出库登记，每天吃了多少米，每天吃了多少菜，每天吃了多少肉，每天吃了多少酱油、多少醋。”这学期刚开始时，何卫公就收到7个“开学第一课”的任务。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诸多的“开学第一课”，索性偷懒，“一个班搞一个，拍个照片应付一下”。“他（教师）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这些事情过多之后，让教师没有时间去思考，没有心情去思考。”高霖说，在过多的非教学任务下，教师就像普通的车间流水线上的一个部分，没有把他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何卫公也觉得，教育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要安安静静地去陪伴、去发现、去激励，而不是像机器一样生产。在浙江某地调研时，易卓发现，也有教育局今年开始尝试为学校、教师减负。“他们把创建性活动进校园，做一个反向考核，每年不能超过多少项，如果超过就扣分。”易卓说。实际上，2019年，教育部就提出要为教师减负。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该意见指出，由于一些历史的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目前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还存在负担较重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频率高；各类调研、统计、信息采集等活动交叉重复，有的布置随意。“这极大地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给教师增加了额外负担。对此，必须牢固树立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的理念，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该意见中说。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还曾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趋势，杜绝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做法。在此期间，一些地方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重点任务台账”，并列出20项减负“重点任务”，并要求区市教育局于规定日期前报送工作总结；一些地方立足为教师减负，将过去分解到学校由教师承担的志愿服务任务改由局机关承担；一些地方叫停取消或整合部分进校园活动。何卫公记得，自己10余年前同样是做校长，那时，文件很少，开会也不多，每天，他可以把心放在教育上。有时，去教室听听课，甚至亲自上课；或者约几个孩子聊聊天，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心理状态；或是找一两位教师谈谈话，帮他们在教育上有更好的发展。他还有时间看几份教育类的报纸、杂志，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闲下来还可以到操场上跟孩子们一起打打球。“看到孩子们成长，看到学生进步了，这个时候就是最幸福的。”如今，李镇西再回想起来多年以前的教育生涯，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又心疼现在的年轻教师。41年前，他刚刚成为语文教师，还担任班主任。那时候，没有教学以外的形式主义的任务摊派，也没有接二连三的红头文件，没有名目繁多的检查，也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学不完的安全知识，也没有“痕迹管理”。“那时候，老师也关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但不用时刻担心学生的安全，更不用在放假后还担负起‘巡河’的责任。”李镇西说，“那时的教育很简单。简单到，教育，就是教育。”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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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即将创设一个公司登记处，使数百万空壳公司拥有人的身份无所遁形。这些可使用银行系统进行存取操作的匿名公司实体，经常被犯罪分子利用作为洗钱谋取非法利润。据《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及《商业报告》（Report on Business）专栏作者Rita Trichur撰文指，最近获得御准的C-42法案为建立联邦企业资料库奠定了基础，该资料库将可供公众搜寻、免费使用和存取。其数据也可得到验证，以防止欺诈。该资料库有望于2024年真正投入运作。“受益拥有人”（beneficial owner）登记无疑将有助于修复加拿大作为“保密管辖区”的声誉，然而，这只是打击金融犯罪所需的众多解决方案之一。全球性民间组织“Publish What You Pay Canada”受益拥有人运动负责人卡尔德拉(Sasha Caldera)表示：“可公开访问和可搜索的登记处，每年可以阻止数十亿元的非法资金通过联邦公司进入加拿大。”“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尽管如此，联邦资料库的成功仍需取决于各省的参与，因为绝大多数空壳公司都是在省级注册成立的。卑诗省和魁省均表示愿意参与泛加拿大（pan-Canadian）登记，但包括安省和亚省的其他省份仍然存疑。卡尔德拉表示，联邦登记处还有其他限制，例如，目前尚不清楚信托或合伙企业是否属于新立法的管辖范围。同样，也不确定获得在某个省份“开展”业务许可证的外国公司，是否需要披露受益所有人，并指出这一过程与在某个省份注册公司不同。加拿大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FINTRAC)估计，70%的洗钱和50%的恐怖主义融资案件涉及滥用公司和其他法律实体。律师、安省律政厅前法律总监杰弗里·西姆瑟（Jeffrey Simser）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受益所有权制度必须是全面的，并涵盖公司以外的实体（信托、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他指，“英国最初的制度错过了苏格兰有限合伙企业的一种形式，随后有人滥用该工具来避免透明度。”打击清洗黑钱财务行动特别组织（FATF）先前已将受益拥有人保密，视为加拿大反洗钱制度中的漏洞。加拿大目前正在准备另一次FATF评估，因此拥有有效的登记处是当务之急。加拿大也迟迟未更新其《犯罪所得(洗黑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法》(Proceeds of Crime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Act)，有人担心渥太华会选择对该法律进行更多修改，而不是进行全面改革。Rita Trichur表示，渥太华最终应该允许银行参与受保护的资讯共享，以抓获洗钱者。FinTRAC还需要新的制裁执行权，此外，即将成立的金融犯罪机构需要强而有力的授权。各省市政府也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追踪这些资金，因为非法资金正在推高房价，并助长鸦片类药物危机和人口贩运。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已要求阿里巴巴集团（9988.HK）旗下的物流公司菜鸟提交有关其股东和运营结构的更多信息，因为该公司寻求在香港上市。据中国媒体周二报道的11月10日的文件显示，中国证监会还要求菜鸟描述其业务对阿里巴巴的依赖，并提供阿里巴巴其他业务分拆计划的细节。...

文章摘要中国便利店加盟商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和亏损风险，许多加盟商想要退出这个行业。• 中国便利店行业在资本加持下蓬勃发展，但个体加盟商的生意并不好做。• 竞争加剧和折扣店的崛起给个体加盟商带来了销售额下降和亏损的风险。• 加盟商面临着位置不佳、成本高、货物折损等问题，很多人想要退出便利店行业。济南的711便利店加盟店主陈云（化名）被架在了“火架”上。她面临着两个选择：继续开店不但没有利润，每个月还都要小赔上一笔；可是如果关店，签约时交的20万元保证金就拿不回来了。她选择了熬，熬到五年期满，拿回保证金，一天也不多开。相比之下，小罗（化名）的前老板就十分果断了。他在发现同一条街道上新开了两家便利店后，立刻关停了自己在那条街上的罗森。20岁的小罗也就此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失业。在过去几年中，在资本的加持下，中国的便利店行业迎来了快速的膨胀。据CCFA（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与毕马威共同发布的《2023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中国便利店总店数从2019年的13.2万家增长到了2022年的30万家。行业仍在快速发展，但个体加盟商的生意并不好做。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无论是平均单店销售额，还是平均单店覆盖的人口，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不仅如此，来势汹汹的各种折扣店也给商品售价较高的便利店上了一课。杭州便利店主王慧（化名）表示，一瓶农夫山泉矿泉水，她的店里卖2元，折扣店售价为1.1元，旁边的超市原本卖1.5元，后来也降价到了1.3元。原本应该不愁卖的商品逐渐开始滞销。亏损的风险在加剧。越来越多的加盟商在社交网络上表示，便利店已经不是一门好的生意。只是，想要逃离这个行业，也不那么容易。一、便利店大跃进2017年4月的合肥街头，到处都是正在施工的工地。一座座写字楼、居民楼拔地而起，构建起了未来的城市森林。宽窄创投的创始人潘金菊正和团队在合肥考察一个创业团队，这个团队打算创立一家便利店品牌。“我们心里是发怵的，合肥当时的（便利店）第一名还只有50多家店，我们有点担心这个市场起不来。”潘金菊告诉我们。这个城市蓬勃的发展，给了她最终拍板的底气，“我觉得便利店的核心增长点，是来自于城市化进程中商务区、社区的发展，便利店对它们的覆盖。”他们选择了投资。这个团队在那一年的5月，成立了一家便利店品牌——邻几。到2023年2月，邻几的门店已经超过1000家，成为了安徽本土最大便利店连锁企业之一。不仅是潘金菊看到了便利店在中国市场上成长的潜力，无数的资本也在蜂拥而至。从2016年开始，便利店行业几年间涌入了近百亿资本，红杉、君联、愉悦、IDG、华兴等众多投资机构纷纷入场，投向猩便利、好邻居、Today、中商便利、见福等多家便利店品牌。其中最亮眼的无疑是便利蜂。2020年，便利蜂曾向外宣布，其过去几年累计募集资金达到了15亿美元。不仅是邻几，在许多省、地区，都出现了区域性的龙头便利店品牌。如在江浙地区十分强势的十足，山西的唐久，四川的红旗……CCFA统计，在2022年，国内共有31家便利店企业跻身“千店俱乐部”。行业的竞争正在快速加剧。除了资本加持的新品牌，老牌便利店们也纷纷以加盟的形式，开启了跨区域抢市场之旅。陈云就是711便利店进入济南市场时，首批下场开店的加盟商。那时的711大力布局全国市场，2019年至2020年期间，在郑州、福州、西安、武汉等城市纷纷落下首店，又在2021年4月落户济南。当时的计划是两年内在济南地区开设100家店铺，并逐步向周边地区展开布局。决定加盟前，陈云考察了711在山东其他城市的表现。有新闻报道称，2020年12月25日，711在烟台的首批三家门店开业，开业当天业绩合计92万多元，单店最高达到75万元，创下711全球单店销售额历史新高。2021年4月，711在济南的首店开业时，也创下了34万元的营业额。彼时，那家门店的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市民们都想看看这家日系便利店有什么特殊之处。陈云也问过一些从业者和711运营方，得到的信息是：每个月利润有5万元左右，最多半年就能回本。这让陈云一下子动了心。她在济南一个写字楼商圈找好了铺面，总共花了60万元，在2021年8月，开了自己的第一家711便利店。不仅是711，罗森也在以多种加盟模式组合的方式，大刀阔斧地扩张。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公示的《2022年中国便利店TOP100》榜单显示，2022年罗森中国以5641家门店位列第五，居外资便利店之首。而在2017年时，其在中国的门店数量还不足1000家。这意味着，五年之间，罗森的门店数量净增达4600多家。据小罗介绍，他的前老板原本是一名罗森的店员，通过“直营转委托”的形式，成为了一家门店的店长。而后又一步步做大，到2022年时已经拥有了四家罗森加盟便利店。水涨船高，当时的便利店员工普遍也过得不错。小罗最开始只是一个普通的店员，负责打扫卫生和零食区的商品更换，后来又负责收银。在那一年，小罗的老板新开了两家店，小罗又被提拔到了一家新门店做店长。从普通员工到店长，小罗只用了八个月，底薪加提成，月收入也能达到万元以上，这对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来说，算是一笔不低的收入了。二、越来越难做的生意门店开了起来，陈云才逐渐发现，便利店并不是一个容易做的生意。陈云开在写字楼的便利店，如果不在疫情期间，每天平均营业额大致在4000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在12万元出头。所有营业额都归到711的总账户中，每个月从中进行结算，对利润进行分成。在加盟时，陈云得知的信息是：扣掉员工工资、水电、房租等成本，自己能够分到利润的25%，估算下来大致在10000元左右。但是，实际的支出超出了预期，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员工资超预算，另一方面则是货物的折损。在人工上，由于711要求24小时营业，夜间必须安排员工守店，但晚间的写字楼附近几乎没有人流量。“一个夜班人员一个月工资在7000块左右，但他基本不产生任何工作量。”陈云说。折损指的则是商品过期、破损产生的成本，这些都需要由加盟商自己承担。日系便利店长期摸索出来的一套经验表明，货架货物丰富度、饱满度更高，更能让消费者产生购买的欲望。最能够让人产生饥饿感的面包要摆满靠近门口的货架，以此引诱消费者进店。但是，卖不完的面包第二天就过期了，这部分的损耗只能由店主承担。“一款面包我店里一天只能卖10个，但他们会要求我订15个。”陈云说。上海全家加盟商景瑜（化名）同样透露，全家也要求加盟商在一些短保产品上追加订购量，“每天的订购量会是我销售额的130%。”在陈云的店里，每个月都有货值5000元～6000元的过期产品损耗。景瑜同样如此，他给自己的店长定下了一个KPI：损耗不能超过7000元。他认为，只要是在7000元以内，他就还能够承受。一个月算下来，陈云不仅赚不到钱，每个月还要亏5000元～7000元。这与她开店之前所听说的“一个月5万元利润”完全不符合。景瑜的店收益还不错，这和他的店开在医院附近有很大关系。这所医院附近一公里范围内只有这一家便利店。这也是景瑜这家店的日销售额能达到3万元的原因之一。景瑜估算，他一年就能够收回100万的开店成本。他也直言，如果是街边店、社区店，以及写字楼商圈店，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大家最怕的，就是周围有新的便利店出现。但是，便利店主们担心的事情正在不可避免地发生。《2023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在2019年至2022年之间，中国的便利店门店数量从13.2万家增长至30万家，平均单店日营收则从5297元下滑到了4794元。图片来源：《2022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在渗透率上，2022年中国大陆的单店覆盖人口率为4751人/店，相比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等成熟市场仍有较大的差距。但相比2021年的7033人/店，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这个趋势下，便利店加盟商的回报周期正在变得越来越长，一些位置不佳，经营不善的便利店，亏损风险也在加剧。三、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成为店长仅一年，小罗就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失业。在2021年时，小罗负责门店的日销售额最高达到过2万元，平均下来每天也有1.3万元。但是，到了2022年，这家店的销售额骤降，很多时候不到6000元。“达不到6000元就是亏损的。”小罗说。这一方面是疫情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竞争的加剧。店面所在的街道一公里左右的范围里，一年之间就多了两家便利店。小罗的老板先是选择了裁员，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小罗的门店只有他一个正式员工，以及一到两名实习生。小罗的工作量骤然变大，但收入却比2021年缩减了不少。到了2022年6月，小罗的老板判断这家门店的业绩回到2021年的可能性不大，便选择了关店。三个月后，小罗转型成为了一名驾校教练。潘金菊观察到，从2022年开始，许多区域性便利店龙头品牌，在本土已经没有扩店空间后，就开始了跨区竞争。起家于温州的十足，已经将网络铺满了整个华东地区；太原的唐久跨到了郑州；邻几也去到了福建……潘金菊认为，这个趋势在未来还会越来越激烈。但是另一方面，跨区域对便利店企业来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要重新搭建团队、做市场，与本土的便利店品牌竞争，去适应当地的环境。点位对便利店至关重要，而城市的商圈、社区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便利店行业竞争中的先发优势愈发明显。据陈云介绍，711进入济南市场时，济南已经有本土品牌橙子便利，以及当时风头正盛的便利蜂。711和本土便利店相比并没有很多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产品上。陈云对比过自己店里与其他便利店相同的产品，发现711的定价明显更贵。在一些自营的产品上，711所生产的三明治、饭团在济南的接受度也并不是很高。济南市本土还是更喜欢吃热食，包括面、水饺等，而711并没有这些特色化的产品。2022年8月，那家开业时营业额达到34万元的711首店被济南当地媒体爆出已经人去楼空。便利蜂也关闭了在济南的多家门店。家住杭州的王慧加盟的也是一家跨区域便利店品牌——利购联华。公开信息显示，利购联华的运营方为南京宇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也曾出现在一级市场上，拿到了君兴资本出资的6000万A轮融资。王慧夫妻被日系便利店动辄60万以上的加盟费拦在了门外。而利购联华开店总成本只需25万元，这让两人十分心动。但王慧没想到的是，从签下加盟协议那一刻起，他们就陷入了与这家企业不断掰扯的困局之中：“他们选的门店地址，附近一千米内，就有两家同一品牌的便利店。”王慧说。在加盟前，企业承诺协助办“烟酒证”，但最后因为门店面积少了1.5平米而拿不到证，全程并没有专业的人员提醒和协助。更让王慧生气的是，品牌方报价1.8万元的冰箱、收音机，市场价实际上只需要6000块。她抱着孩子与项目经理吵了一个星期，才被允许自己购置设备。开业后，品牌给的进货价竟然比市面上的批发价平均高出5毛钱，配的货物中还有大量卖不出去的糖果。加盟时企业承诺的“包售后”“允许退换货”，这时也统统失了效。王慧和企业方面又掰扯了两个星期，才被允许退掉很少一部分的货物。对于这家店，王慧算过，每天营业额需要1200元才能够保本，但营业以来，最好的一天也只有800元，最差的一天只有几十块钱。四、进退两难促使王慧最后下定决心退出的，是隔壁新开的零售折扣店。从市场来看，她的店商品售价平均比折扣店高出五角钱，自然没法跟对方竞争。“今年的市场全乱了。”她感叹道。9月初，她在社交平台上挂出了店铺转让的消息。她保守算了一下，从5月接触这家便利店品牌，快速开店，再到如今，她至少要损失10万元。店铺转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想转让的店主太多了。王慧加入了一个杭州超市、便利店的老板群，每天都有人在发门店转让的信息，价格并不高，但成功的却没有几个。不仅是她，陈云也陷入了想关店却关不成的困境。她在签约时缴纳了20万的保证金。合同规定，如果没有经营满五年，这笔保证金就拿不回来。她也想过转让，在济南的711便利店加盟商群里，同样也有其他店主发布转让门店的信息。她看到了一位今年3月开店的店主寻求了好几个月的门店转让，一直没能转出去，最后选择了关店，亏掉了50多万。她也不再对转让这个事情抱有期待。陈云也反思过，是否是因为自己的店铺位置不佳，毕竟决定一家便利店生存状态的关键因素是位置。她与711在济南的代理商协商，想要将店面搬迁，得到了允许。随后，她找了一个社区型的店铺进行装修，然而在新店装修完成后，她又接到了通知，称老店铺不能关店。这让陈云进退两难，无奈之下，只能两家店一起开。好在第二家店开在社区附近，位置比第一家店好，人流量更大。经营下来，还有一些利润空间。目前，陈云将写字楼的门店以半委托、半转让的形式交给了一位合伙人负责，自己则负责新店。她现在的计划是熬过五年，拿回押金，“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想干了。”不仅是加盟商想要退出，面对行业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许多创业者、便利店老板也在思考退出的可能性。潘金菊透露，在今年，越来越多的便利店企业老板，对外透露出了想要售卖资产，退出便利店行业的打算。便利店行业的整合，已经在悄然进行，这也让她看到了新的机会。在近期，她产生了成立一支并购基金收购优质便利店品牌的想法。“便利店是一个规模的生意，区域里的便利店前一两名，只要它的有效门店在400家以上，就可以往上游去做定制产品。”潘金菊表示。这也给了它们发力鲜食提供了基础，“鲜食的毛利空间基本在40%以上，是最赚钱的。”通过规模优势，许多便利店企业能够获得很高的毛利率，同时，便利店也成为了一个整合上下游供应链的很好切入口。对资本而言，便利店依然是一个“好”生意，是一个稳定而强势的渠道，也是一个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机会。但是，这与个体加盟商并无关系，他们在意的是每日的营业额，每个月真正到手的利润。陈云很多时间都泡在了便利店里，她总是神情紧张地巡视着，提防员工偷东西。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她将其归咎于711方面缺乏对员工培训，以至于加剧了加盟商的压力。景瑜则被全家要求的“换台账”折磨得不行。所谓的换台账即给商品更换货架位置，在全家的要求中，门店需要半个月一小换，一个月一大换，一季度更是要全场换。每个位置都要根据全家的要求卡好，不然就会被减分。但是，景瑜对这门生意依然充满了干劲，他的目标是将日营业额做到4万元。个体无法左右总是在变化的行业和环境，但时代也不缺幸运儿。只是王慧、陈云、小罗，并不是那个被便利店选中的幸运儿。...

陕西省纪委监委官网披露，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小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陕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袁小宁是陕西西安人，1961年出生，高级工程师职称，曾先后任能源部西北电业管理局石泉水力发电厂厂长办公室主任，电力部西北电管局生产处专责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他曾任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经营处副处长，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他还曾任陕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

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发展，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已成为企业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选择在IPO前突击分红，这一现象也引起市场热议。清流工作室以phython在东方财富平台爬取数据后统计，自今年1月至11月初，共508家IPO企业向沪深两市递交/更新了招股说明书（未上会），其中有345家在IPO前夕进行了“突击”分红；具体而言，报告期内累计现金分红在1亿元以下（不含1亿元）的共193家企业，1-10亿元的140家企业，10亿元以上的12家企业；从分红金额来看，最高者达62亿元。企业通过分红回馈股东，原是在向市场传递一种积极的信号，即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和盈利能力支持未来发展。不过清流工作室统计得知，在上述345家突击分红的企业中，有24家企业分红后却向资本市场要钱还债。从保荐机构的情况来看，24家“前脚分红，后脚向资本市场要钱还债”的企业中，共由13家保荐机构为其“保驾护航”，从涉及公司数量来看，中信建投一家机构便保荐了5家企业的IPO项目，国泰君安共保荐了4家企业，民生证券则为3家。谁在突击分红后募资还债一般来说，在IPO前进行突击分红，一定程度意味着企业并不差钱。据清流工作室统计，在上述突击分红后募资还债的24家企业中，部分企业累计分红的金额，还一度超过了其募资补流还债的金额。最典型的是近日陷入舆论风波的福华化学，该公司此次IPO拟募资60亿元，并计划将其中27.51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而该企业此前已累计分红33亿元，2022年更一把分走26亿元，与其补流还债的金额相差无几；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大洋世家、成都高速等分红金额较高的企业身上：如大洋世家，该企业此次IPO拟募资16亿元，并计划将其中5亿元用于补流偿债，但在报告期内股东刚分走了8.95亿元；再如成都高速，在累计分红6.33亿元后，又拟3.6亿元募资用于偿还贷款。此外，另有安顺控股、道生天合、迪嘉药业、金成股份、和特能源等分红亿元以上的企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而从分红占净利润比来看，上述企业也算的上“慷慨”，如福华化学，其报告期（2020年至2022年）内净利润之和为44亿元，分红比例达75%；还有分红仅次于福华化学的大洋世家，该企业报告期合计净利润为10.83亿元，分红占比达82%。部分企业虽然分红金额不高，但也分走了所有净利润。如赣州水务，该企业报告期内净利润合计仅2.83亿元，累计分红总额达2.78亿元；此外，上述道生天合、迪嘉药业、和特能源、安顺控股、金成股份等企业的分红总额超过了过半净利润（报告期净利润之和）。一边慷慨分红，一边却向资本市场伸手要钱补流还债，公司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此番操作自然也引起了监管关注。前不久，深交所便曾就福华化学分红的合理性、拟将相当比例募资用于补流及偿债等事项进行了重点问询；此外，部分企业更会被直接要求结合分红情况说明募资补流的合理、必要性。不难看出，现金分红是否与企业财务情况、业务发展相匹配，往往是监管关注的重点。不过清流工作室梳理得知，在上述需要募资还债又进行大额分红的IPO企业中，部分企业在分红时财务状况并不理想，其中债务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在部分企业的招股书中，甚至直接将分红条件与资产负债率的指标挂钩。比如中环寰慧、国铭铸管，这两家企业均有设定不进行现金分红的条件，当出现如“合并报表或母公司报表期末资产负债率超过70%（包括70%）”或者不符合“公司资产负债率低于70%”等情形时，公司可不进行现金分红；不过据招股书，中环寰慧报告期各期末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分别达86.78%、81.47%、80.36%、78.29%，而同行平均值则为60%（按报告期年份计算均值）左右；除了资产负债率持续处于高位，其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亦弱于同行；其中在符合不进行分红条件（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2021年末、2022年6月末，中环寰慧仍分别进行了3093.77万元、10655.25万元的现金分红（应付股利），累计分红超1.3亿元。国铭铸管也是类似的情况，该企业各期末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分别达74.42%、69.85%、69.31%、73.17%，亦远高于同行平均值的40%；此外，国铭铸管因以银行短期借款为主要融资手段，流动负债总额也相对较高，占（总负债）比均超85%；而在2019年至2021年，该企业也连续数年进行了分红，分红金额累计达1.6亿元。除此之外，在上述24家IPO企业中，福华化学、正泰安能、新疆新华也出现了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高于70%（报告期内按年份计算均值）的情况，在招股书中，这些企业也提示公司存在着资产负债率较高或偿债风险。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均使用了较高比例的募资总额补流偿债：如福华化学，便拟用近半募资额补流偿债，再如国铭铸管，拟募资6.99 亿元，其中4.20亿元用于补流还债。分红为控股股东实控人还债、买理财除了自身财务情况，IPO企业分红金额的去向和用途也是监管和市场关注的重点。如上述福华化学，作为家族企业，其大部分分红实则落入实控人家族的腰包，据估算，其实控人家族从其33亿元分红中分走了约29亿元。至于分红用途，福华化学虽然在招股书中称“实施大额现金分红主要系为了解决与控股股东等关联方之间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问题”，但据披露，其控股股东将所得分红用于归还所欠公司欠款的行为仍然遭到深交所重点问询。据清流工作室不完全统计，在上述24家企业中，与福华化学同为家族企业的还有大洋世家、和特能源、迪嘉药业、安顺控股、永坚新材、贝普医疗等企业，这些企业超80%的股权由实控人或实控人家族持有（直接及间接），部分企业则几乎由实控人家族100%控股；比如大洋世家，该企业便由“浙商大佬”鲁冠球之子、万向集团董事长鲁伟鼎100%控股，贝普医疗则由张洪杰及自家亲戚合计100%控股，金成股份则由姬蕾、姬国华同胞姐弟控制98%股权。其中，与福华化学情况相似，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分红用于还债的或还有和特能源。据披露，2022年5月，该公司分红了1.93亿，当年7月，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勇收到分红款后便向55名借款人支付了1.09亿元本息；此外，还有部分企业出现了实控人拿分红理财的情况，比如贝普医疗，其实控人张洪杰将分红款3473.29万元用于购买银行大额存单和定期储蓄存单，其第二大股东王兴国则将分红款912.04万元用于购买定期储蓄存单和支付购房款等；再如龙腾电子，数据显示，2022年1月，其实控人尹凤玲取得分红164.16万元，被用于购买银行理财、银行通知存款；2022年6月尹凤玲取得分红328.31万元，同样用于银行通知存款。除此之外，部分企业还存在控股股东为大客户或供应商的情形，比如迪嘉药业的控股股东迪沙药业集团也一直为公司第一、第二大客户，合计为公司贡献了上亿元收入；再如红四方的控股股东中盐集团也为公司最大供应商。还有部分企业在突击分红的同时也出现了“突击入股”的情况，而该公司的估值也随之暴涨。如正泰安能，该企业在IPO前夕也相继获得多名知名机构的投资，按募集资金60亿元计算，其此次发行市值约为600亿元，较2021年11月融资时的60亿元估值大涨9倍。类似的还有龙腾电子，在IPO申请前的半年内，其主要客户的实控人便通过增资高价入股，在短短11月个月里，该公司整体估值涨幅便超过3倍。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企业背后，也不乏中信建投、国泰君安、民生证券等知名保荐机构的身影。从保荐项目数量来看，中信建投一家机构便保荐道生天合、新远科技、国铭铸管、贝普医疗、成都高速5家企业的IPO项目；其次是国泰君安，共保荐了福华化学、正泰安能、中力股份、永坚新材四家企业的IPO项目；再是民生证券，共保荐了迪嘉药业、和特能源、龙腾电子3家企业的IPO项目；国元证券共两家，分别是金田新材、红四方；东兴证券共两家，分别是金成股份、永杰新材；其余8家则分别由财通证券、平安证券、申港证券、东海证券、长江证券、中德证券、华西证券、安信证券各自保荐。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

“铜王”王文银和他的正威集团海外投资状况，长期以来鲜有人能说得清。根据正威集团官网早年的说法，集团的铜矿储量在2400万—3000万吨之间，总价值10万亿元。王文银早年接受媒体专访的报道中也有提及，正威集团在全球20多个国家掌握多处矿产。然而，如此天量的矿产，却一直无迹可寻。清流工作室梳理发现，自2013年以来，正威集团频繁打造踊跃于海外投资的“人设”，海外投资口号喊出去，最终落实投资的项目却寥寥无几。清流工作室的调查则显示，王文银夫妇作为显名股东、董事的境外公司注册在香港、瑞士、新加坡和英国。不过，除了香港和新加坡之外，其它地区公司并未见明显的公开商业活动痕迹，个别海外产业基地亦找不到相应的公开信息。而正威集团长久以来对外宣传的“国际三总部”，所在地的说法也时时发生变化。正威集团的海外投资，到底有多少是“谎言”？海外投资基本靠“画饼”？正威集团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始于2013年。这一年，正威集团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也正是在这一年，王文银突然入榜福布斯富豪榜100第18名。也是在2013年前后，正威开始不断释放有意进行海外投资的消息，自此走上了海外“画饼”之路。2012年8月，正威宣称集团去非洲考察了三个国家六大矿山，其中刚果（金）铜矿四座，塞内加尔磷矿一座，加纳金矿一座，与国家总统部长级政要、政府部门、国家矿业公司、中资代表机构、外资项目公司召开了32次工作会议和座谈会。2014年7月，正威宣称与韩国SK电讯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录》，双方将在包括半导体制造、IC设计、软件及其他IT服务等信息及通讯技术产业领域研究探讨投资合作。2014年9月，王文银夫妇双双赴美进行商业访问，声称考察了蒙大拿州当地最大的矿业公司Still Water，并与其董事长就联合开展矿业投资事宜进行会谈。2015年9月，王文银再次访美，号称与美国本土企业通用钼业公司CEO Bruce Hansen、纽交所主席普尔普拉、赞比亚总统埃德加•伦古等多国政要进行了会谈，对接资源。不过，从后来正威公开的投资轨迹来看，除了美国通用钼矿项目有进一步发展，其余以“考察投资”为名画过的饼，最终都没有下文。时间来到2016年前后，正威集团有意发债。也正是在这一年，正威在官网中首次提出了集团坐拥10万亿矿产的说辞：“集团在全球拥有超过十平方公里的商业开发园区，一百平方公里工业开发园区，一千平方公里采矿区，一万平方公里矿区面积，十万平方公里探矿权面积，已探明矿产资源储量总价值逾10万亿元，已累积专利1000多项，今年将新增专利300多项”。不过，这10万亿矿产的真实性，至今一直备受质疑。公开报道显示，2018年11月，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自然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等的学者在《地质与勘探》上发表论文《中国海外权益铜矿分析》。该论文引用了标普全球市场财智统计称，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海外权益铜矿项目约50个，权益铜矿储量为4441.8万吨，权益产量112.5万吨。然而，论文显示，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等是中国海外铜矿收购的“八大金刚”，但全文未提到过正威集团。对于外界质疑，正威旗下上市公司正威新材前董秘曹亚伟曾回应，基于所属国家特定的法律和监管环境，矿产资源没有必要生搬硬套地置备于正威集团名下。不过，他并未进一步透露铜矿的具体分布及所属公司。清流工作室注意到，目前，正威中文版官网已经删除了“10万亿铜矿”相关的说法，但英文版官网仍保留。也正是在2016年前后，正威开始密集释放要收购海外铜矿的消息。其中就包括前述王文银对接过的美国通用钼业公司——General Moly Inc。美国通用钼业公司是总部位于美国的钼矿开发、勘探和采矿公司，当时在纽交所和多伦多交易所同时上市，主要资产是持有内华达州的开发钼矿希望山项目（Mt. Hope Project）公司的大多数股份，该项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品位最高的钼矿床之一。不过，这个项目的运营许可近几年一直存在法律争议，并且迟迟未取得用水许可证，因而处于搁置状态。2015年4月，正威宣布投资美国通用钼业公司。2015年11月，在修改了投资协议后，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合同——第一期投资在2015年11月完毕，投资400万美元；第二期投资在2017年9月进行，投资600万美元；第三期投资1000万美元，以每股0.68美元价格换取公司股份，触发条件是法院对Mt. Hope 项目用水许可证的最终裁决结果以及钼达到一定的交易价格。与此同时，正威同意从中国⼀家或多家主要银行获取7亿美元的银行贷款，用于开发钼矿希望山项目。签了合同，也有投资进度表，但这个看上去似乎“靠谱”的投资，最终还是以正威单方面终止而告终。在第一期与第二期投资，正威都如约付款。然而到了2019年7月，等第三期投资条件触发时，正威却“反悔”了，理由是考虑到“未消除的重大不利影响”。最终，在失去正威这个最大股东的“输血”后，美国通用钼业公司宣布破产重组，并启动退市。美国通用钼业公司并非正威唯一一笔“爽约”过的海外矿产投资。2016年5月，新西兰小型矿业上市公司New Talisman Gold Mines（下称NTL）宣布，正威打算收购NTL的股份，双方自2015年11月会面后一直在谈判。次月，NTL透露，已经收到了正威签署的非约束性条款清单，条款清单建议正威收购 NTL约70%的控股权，并保证在3年内承保利润。然而，等到了2017年1月，NTL披露的一份公告却显示，双方虽然仍对合作感兴趣，但现阶段无法就估值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达成协议。之后，正威与NTL的合作就再也没了下文。清流工作室注意到，正威目前唯一有迹可循的海外矿产，可能是今年5月才签订的合同。据国内相关报道，今年5月，正威与摩洛哥国家矿业和碳氢化合物管理总局（下称ONHYM）签订矿产合同。据悉，此次签约的铁矿是摩洛哥最大的铁矿，已探明储量8700万吨。这篇中文报道称，“正威和 Le Brillant Nador 联合体经过与来自美国、加拿大、印度、澳洲等多家知名公司的激烈竞争，最终胜出中标”。不过，清流工作室注意到，这个号称“经过与来自美国、加拿大、印度、澳洲等多家知名公司的激烈竞争”的摩洛哥最大铁矿项目，国外主流媒体却鲜有报道。与此同时，ONHYM也仅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官宣了这一消息，官网上并没有进一步的宣传。境外版图虚实除了海外项目投资基本靠“画饼”，正威的境外公司版图也充满了悬疑色彩。正威官网介绍，其在海外设立亚洲、欧洲、美洲等国际总部。不过，清流工作室注意到，正威对于“国际总部”的说法，在不同时期、不同平台并不统一。根据正威官网历史快照，2016年，正威声称在“美国洛杉矶、欧洲日内瓦、亚洲新加坡等地设有国际区域总部”；2013年至2015年，正威官网介绍的“国际区域总部”则只包括欧洲日内瓦和亚洲新加坡。然而，王文银的高中——野寨中学官网在2013年发布的文章却指出，正威的“国际三总部”是欧洲（日内瓦）、美洲（纽约）、亚洲（香港）；2015年，王文银接受专访的文章又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说法：正威的“国际三总部”是欧洲(法兰克福)、美洲(纽约)、亚洲(香港)。清流工作室查询发现，王文银夫妇注册在境外的公司位于香港、瑞士日内瓦、新加坡，以及英国；此外，在美国加州距离洛杉矶几十公里的尔湾（Irvine），一家从事房地产和进出口业务的公司负责人JIEHONG LIU与王文银妻子刘结红同音，但无法证实是否为同一人。清流工作无法找到正威和王文银夫妇在洛杉矶、纽约、法兰克福作为显名股东、董事设立公司的痕迹。1999年，王文银在成立了香港携威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携威实业”），这不仅是王文银境内外最早成立的公司，也是他创业的起点。携威实业最初的股东除了王文银，还有Wang Ke Fei、Xia Zheng Hong等人。目前，携威实业间接由王文银，以及其兄长王文金共同持股。清流工作室查询显示，目前王文银在香港直接关联的公司有9家，刘结红则直接关联到两家公司。其中，王文银旗下成立于2021年的永恒石业股份有限公司，由离岸公司Amazing Stone Limited全资持股。此外，王文银最终控股的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亦持有香港上市公司星宇控股(2346.HK)26.8%的股份。不过，2021年6月王文银入主该上市公司，自2022年4月起星宇控股就停牌至今。10月27日，香港联交所已决定取消星宇控股上市地位，目前星宇控股正在申请复核。以香港为起点，王文银夫妇的境外公司逐步展开。2010年6月，一家名为Arc Resources Company Limited（2022年后改名为ACTE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Company Limited）的香港公司成立，创办股东包括刘结红，以及一位名为Florent Stephan Schreiber的法国人——其登记地址则显示在瑞士。同样是在2010年，一篇网上发布的文章显示，正威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分公司（ARC资源公司）开张仪式。文章提到，ARC资源公司聘请了当地10名员工，均为资源交易行业的佼佼者。今后，公司的欧洲业务将主要集中于日内瓦。正威国际集团持有ARC资源公司90%的股份，其余10%由日内瓦高层管理员工持有。正威在日内瓦的分公司全称为Arc Resources Company SA，成立于2010年，股东就是同年成立于香港的Arc Resources Company Limited。目前，刘结红担任Arc Resources Company SA的总裁。根据日内瓦公司登记册，在Arc Resources Company SA的成员名单中，除了刘结红，还有Zhou Wang、审计机构BDO SA，以及一位名为Leveau Raphael的人士——其领英履历显示其目前就职于一家提供审计和信托业务的公司。十多年前就成立的ARC资源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2017年，商务部官网曾列出Arc Resources Company SA的联系电话。不过，近日清流工作室拨打该电话时，已无法拨通。另一个第三方商业数据库显示的该公司电话，清流工作室多次拨打，则一直提示为通话状态。不过，清流工作室可查询到的海关记录显示，2020年至2022年，Arc Resources Company Limited曾多次从荷兰向中国出口阴极铜，收货人为同一家物流商——世天威物流（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有限公司。一个“ARC资源公司”——Arc Resources Company SA早年官网的历史网页快照看到，该网站除了显示该公司的英文，还有“上海亚炬资源有限公司”的中英文字样。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清流工作室此前在《中国铜王的惊险游戏：七千亿营收背后“空手套白狼”》的调查，上海亚炬资源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亚炬”）是正威系隐秘的关联方，曾参与正威“左手倒右手”的贸易游戏。例如，济南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从“正威系”山东正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购入电解铜1.78亿元，转头又向两家公司上海泰智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泰智”）和上海亚炬分别销售1.33亿元及0.45亿元的电解铜，合计金额恰好也是1.78亿元。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泰智与上海亚炬同属“正威系”隐秘关联方。此外，清流工作室此前在《正威集团产业投资虚实：项目亏损、抽逃出资、地块闲置》中亦提到，潍坊城投从多家“正威系”公司采购超过7亿元电解铜，同时期又将2.3亿元电解铜销售给上海亚炬。与此同时，上海亚炬也是“正威系”大量内部应收账款融资的参与主体之一。比如，“正威系”子公司全威(上海)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就曾将上海亚炬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合同金额为5千万元。不过，除此之外，网络上目前却暂没有关于Arc Resources Company SA进一步明显的商业痕迹。前述相关网站也已经打不开。2011年2月，王文银夫妇将境外公司版图拓展至新加坡，一家名为Awin Resource International的新加坡公司成立。不过，直到2014年，正威才高调向媒体宣布，已经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正威向媒体透露，Awin Resource International挖角了一批国际精英，包括嘉能可、渣打银行、路易达孚的前员工。据当年外媒报道，Awin Resource International在新加坡有30名员工，一年前只有一名。不过，相比较正威自身在国内宣称的巨大规模，这家新加坡公司的营收状况规模并不大。根据Awin Resource International向当地部门提交的财务报告，该公司最近三期的收入分别是141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3亿元）、1451.1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5亿元）和1354.7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9868.88万元）；最近三期税后利润则是358.5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611.82万元）、317.5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313.07万元）和82.2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99.15万元）。根据清流工作室可查询到的海关记录，Awin Resource International有多笔出口镍和锌锭的海关纪录，出口地和进口地遍布不同国家。这与该公司官网提到的有色金属贸易业务是契合的。然而，虽然Awin Resource International能找到其金属贸易业务的运营痕迹，却无法关联到正威提到的海外矿业资产。在2015年的一次专访中，正威向媒体透露，新加坡办事处开设，旨在扩大金属交易并购买全球矿业资产。不过，清流工作室无法从公开渠道查到Awin Resource International有收购海外矿产的痕迹。与此同时，Awin Resource International登记册显示，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金属及金属矿(如钢管)批发，一般五金除外”，并没有囊括矿业开发并购业务。关于矿业资产等问题，清流工作室近日拨通了Awin Resource International的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提示发邮件联系相关负责人。清流工作室按要求向相关邮箱发送了邮件，截至发稿未获回复。清流工作室获悉，在新加坡，王文银夫妇还关联到一家名为Wen Way Investments的房地产公司，不过，颇为蹊跷的是，与Awin Resource International截然不同，正威单方面并没有做过多宣传。Wen Way Investments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正威集团的子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在东盟、美国和欧洲国家寻找良好回报率的地产投资机会。目前已经收购了一些优质高收益的商业地产，例如位于新加坡中心商业区The Sail @ Marina Bay的零售单元，以及商业中心Far East Plaza的商铺。除此之外，该公司还收购了新加坡房地产中介公司施诚地产的多数股份。此外，该公司官网历史快照显示，Wen Way Investments 截至2013年已在新加坡购买了价值约2亿美元的房产。根据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信息，Wen Way Investments 目前由新加坡公司AMER INTERNATIONAL GROUP、刘结红以及两位自然人共同持股。其中，AMER INTERNATIONAL GROUP为大股东——该公司董事为刘结红，由离岸公司TONGHUI WORLDWIDE GROUP LIMITED全资持股。清流工作室注意到，Wen Way Investments 官网的联系电话，与Awin Resource International的联系电话一致。值得一提的是，Wen Way Investments 同时还持有两家子公司，分别是WEN WAY LAND 和WEN WAY PROPERTY CONSULTANTS。不过，从财务情况来看，Wen Way Investments 近几年经营情况并不好。该公司2019年全年、2020年至2021年中的税后利润均出现了亏损，分别是：989.5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7208万元）和474.2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455.22元）。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下半年，该公司税后利润为4.7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4.4万元），才勉强止住了亏损。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正威此前在官网的说法，该公司在新加坡还拥有一个集成电路产业基地。然而，无论是Awin Resource International，还是与Wen Way Investments关联的几家新加坡公司，登记册中均没有涉及集成电路的业务，亦无法从公开渠道查询到与集成电路基地的联系。王文银夫妇隐藏的海外房地产投资版图，或者不止落于新加坡。在美国，一家名为E&W GLOBAL, LLC的房地产业务公司成立于2016年10月，位于加州尔湾。该公司的成员和“代理”显示是一位名为JIEHONG LIU的人士。不过，清流工作室无法进一步证实JIEHONG LIU是否为刘结红本人。清流工作室同时注意到，2007年，王文银夫妇还曾在英国注册了一家AWIN WIRE&CABLE LIMITED公司，自2010年后改名AWIN INTERNATIONAL LIMITED。目前该公司的用途尚不得而知。与此同时，正威曾经宣传过的法兰克福、纽约、洛杉矶总部，其“踪迹”仍是未解之谜。...

11月8日晚，隆基绿能发公告称，公司股东HHLR因涉嫌“违规减持”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HHLR是亚洲最大的私募机构高瓴资本在美国设立的二级市场投资主体，其通过QFII渠道投资中国A股市场。2020年，HHLR斥资158.41亿元受让2.26亿股隆基绿能，并在两次转股后持股达到4.44亿股，持股比例为5.85%。不过，作为持股5%以上的股东，HHLR在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期间（出借证券后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发生了未作信息披露的减持。在证监会不断强调要“规范股份减持行为”，且在第三季度明显加大处罚力度的监管环境下，高瓴的举动无疑是“顶风作案”。“绕道减持”根据HHLR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报送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它的资管规模为458.71亿美元。其中，411.46亿美元资产由14名投资者通过集合投资工具（如基金、投资组合管理等）持有，养老金客户持有资产37.82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类投资者持有的资产规模5.46亿美元。2020年12月20日，HHLR斥资158.41亿元，以70元/股的价格受让2.26亿股隆基绿能。经过2021年6月和2022年6月的两次转股后，HHLR对隆基绿能的持股在2022年末达到4.44亿股，持股比例为5.85%。前述公告中，导致HHLR被立案的“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股票”行为，主要指它作为隆基绿能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期间（出借证券后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发生的未作信息披露的减持。此外，有知情人士对媒体表示，HHLR背后是美元基金，投资人今年确实提出了赎回要求，HHLR面对赎回也只能卖出股票。时间回到今年3月20日晚，隆基绿能发公告称，HHLR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出借其持有的隆基绿能股份数量6448.46万股，占后者总股本的0.85%；HHLR在未来90日内继续将其持有的不超过公司总股本0.15%的股份用于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这意味着，HHLR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合计借出1%股份，其持股比例将降至4.85%。同时，公告提示称，HHLR此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不属于股份减持，不会触及要约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所涉及的股份将在出借期满后收回。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公告显示，HHLR转融通出借期限为182天，意味着这部分出借了的股票将在今年9月20日左右收回。根据隆基绿能的三季报显示，截至9月底，HHLR持股比例只有4.98%，持股数量为3.78亿股，显著低于参与转融通前的持股数量；同时，三季报明确指出，“截至报告期末，HHLR通过转融通方式出借的股份已全部到期归还”。这意味着，HHLR在参与转融通期间，减持了约6600万股隆基绿能股票，而在此期间，隆基绿能没有发布任何关于HHLR减持的公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应当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有证券律师表示，即便因参与转融通出借业务使得持股比例暂时低于5%，这些股票是要归还的，其5%以上股东身份本质上没有改变，不能因此逃避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HHLR此种行为涉嫌“绕道减持”“这可能也是转融通业务规则的一个漏洞”。顶风作案在监管层多次强调、加大处罚力度的背景下，高瓴依然“顶风作案”违规减持。就在8月27日，证监会就明确要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上市公司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或者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从严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东减持总量，引导其根据市场形势合理安排减持节奏，鼓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股东承诺不减持股份或者延长股份锁定期。9月15日，证监会通报于范易及其一致行动人违规减持我乐家居股票案调查进展。拟依法没收于范易及其一致行动人违法所得1653.49万元，并处罚款3295万元；同日，东方时尚实控人徐雄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被捕。根据2023年公司中报，于范易为我乐家居第三大股东，持股1197.13万股，比例3.79%。经查，2021年，于范易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我乐家居”股票达到5%时，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本次违规减持发生前，于范易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我乐家居”股票2244万余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1%。作为A股装修赛道的上市公司，我乐家居股价自8月28日至9月6日连续十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区间内累计上涨幅度为114.21%，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上涨幅度为3.07%。而在2023年9月5日至9月6日，于范易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上述股票全部减持，未在减持比例到达5%时依法停止交易，后续违规成交金额1.07亿元，违法所得1653万元。证监会拟依法没收于范易及其一致行动人前述违法所得，并从严处以3295万元罚款。9月15日晚间，驾校龙头东方时尚发布公告称，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徐雄先生家属的通知，徐雄先生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逮捕。东方时尚称，已针对相关事项做了妥善安排，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东方时尚董事会及管理层将加强经营管理，确保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在同一时间，东方时尚还披露关于控股股东购回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显示，截至9月15日，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投资公司”）已经通过自筹资金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购回340万股份。此次购回股份产生收益全部归上市公司所有。此前，东方时尚控股股东因违规减持被上交所予以监管警示。公告显示，截至2023年8月25日，投资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徐雄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亿股，占东方时尚总股本的27.70%，均为IPO前取得。8月28日，投资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3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47%，成交价均为6.48元/股，成交金额合计2203.20万元。隆基绿能股价已“腰斩”让高瓴冒着如此大争议都要减持的隆基绿能，是中国光伏行业巨头。据其财报显示，该公司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单晶光伏制造企业，单晶硅片和组件出货量均位列全球第一。但隆基绿能近期的业绩备受考验。三季报显示，该公司当季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44%至25.15亿元；前三季度，它的归母净利润为116.94亿元，同比增长6.54%，同比数据较2021-2022年同期的18.87%和44.96%已大幅放缓。业绩受冲击，其实一个原因是存货跌价损失增加。今年前三季度，隆基绿能的资产减值损失达30.92亿元，同比增长277%。据管理层此前解释，这部分损失一大原因是去年底到今年初发往美国的产品不能进入当地市场，不得不拉回国内，再发售到全国各地。而在此之间，光伏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出现大额亏损。目前，隆基尚未对明年美国的出货目标进行规划，仍有待政策进一步明朗。2022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原产自东南亚四国的电池与组件发布“反规避”调查，意在打击转口产能，同时扶持本土产能。随着“反规避”调查推进，美方发现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确实生产组件、电池片，但认为硅片、硅料来源或有问题，这又引出供应链溯源问题，要求供应商提供原产地证明，尤其需要证明产业链中的材料并非源自新疆。自此以来，中国头部光伏企业运往美国港口的组件，大多遭遇过扣留在港的经历。“今年超30亿元的减值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发往美国的产品回运之后的减值。过去几年美国市场中，我们遭受了很严重的损失。”隆基绿能总经理李振国称。除了存货减值，隆基绿能的业绩还受到产能过剩挑战。今年以来，光伏价格回落刺激需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光伏市场新增装机保持高速增长。国家能源局9月19日发布数据，今年1-8月，中国光伏新增装机113.2GW，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54.5%。在光伏新增装机需求旺盛的同时，随着产能膨胀和竞争加剧，行业产能过剩已成必然。在上游硅料环节，据硅业分会数据，到2023年末中国硅料产能将达220万吨，较2022年底接近翻番。到2023年三季度末，国内硅料预计就有170万吨在产，如按1万吨硅料生产3.85GW组件计算，对应可供约655GW组件产能。同时，市场预计，硅片、电池片、组件各部分产能都将超过800GW，在去年基础上至少增超五成；如果当前各家企业规划均落地，各环节产能甚至超过1050GW。但在需求端方面，综合多家机构测算，2023年，全球新增装机量预计在350-400Gw；考虑流通环节因素，乐观估计最大终端组件消耗量也就在400-500GW。这意味着，中国光伏产能两倍于全球总需求。产能过剩压力下，随着企业间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也加速下跌。其中，上游硅料价格已从最高24万元/吨最低跌至约6万元/吨，跌去超七成；组件招标报价从约2元/瓦跌至现在的约1元/瓦。据光伏资讯机构InfoLink数据，今年10月底，组件厂家预期11月价格将出现进一步下探，一线厂家交单1.05-1.07元/瓦正在增多，价格已逼近成本线。“近期光伏组件环节出现接近成本线1元/瓦的非理性价格，现阶段这一价格水平上，全产业链都难以盈利，大家基本都在勉强生存。”李振国在隆基绿能第三季度业绩会上表示。不过，产能过剩的压力并没有阻止隆基绿能扩产。9月20日，隆基绿能发布一则投资建设的公告，拟投资39.151亿元用于生产BC单晶电池。该项目预计2024年11月开始逐步投产，2025年11月达产。在此之前，隆基绿能已多次发布投资建设相关公告。根据面包财经统计，今年以来，隆基绿能推进的5个光伏产品项目，合计投资超700亿元。对于在产能过剩的形势下扩产，隆基绿能解释为押注新技术。隆基绿能认为，行业产能扩张较快，需要有更新技术的产品不断推出，推动行业发电成本持续降低。当前，随着N型TOPCon产能快速扩充，P型PERC会逐步退出；而TOPCon的扩产到明年就会告一段落，接下来BC类电池会陆续推出，并将会逐步取代TOPCon技术。在9月5日召开的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表示：“在接下来的5-6年，BC电池会是晶硅电池的绝对主流。”钟宝申称，BC电池会逐步走向市场，未来隆基大量产品都会走向BC技术路线。但市场似乎对隆基绿能的“新技术概念”似乎不感兴趣，截至今年11月9日，隆基绿能股价报24.24元，较两年前的高位72.55元（前复权），已经跌去了66.6%，市值蒸发了近3600亿元。至于高瓴不惜被“顶风作案”也要“绕道减持”，更是对隆基绿能的“新技术概念”乃至中国光伏行业，用脚投下了反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