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击的前员工离职拼多多7个月后，林知心面临28万元的索赔。2023年10月，林知心收到了一通从上海拨来的电话。电话里，仲裁员告诉她，她曾工作过的拼多多公司，以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为由，对她发起仲裁申请，索赔28万。林知心的大脑瞬间“宕机”，她一时无法理解眼下的情况，匆忙挂断了电话。竞业限制协议，是用人单位对员工采取的，以保护其商业秘密为目的的一种法律措施。通过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离职员工在离职后一段时间内，被禁止加入与原公司有业务竞争的公司，包括员工自行创建的与原公司业务范围相同的企业。作为对价，用人单位需在竞业限制期限内向劳动者支付补偿，若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则应当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通常来说，竞业限制协议限制的，是掌握公司核心商业信息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简称“两高一密”。这几年，随着互联网行业竞争愈加激烈，竞业限制协议的使用范围也开始泛化到基层员工。如今，在入职前给每位员工签署竞业限制协议，有成为业内的常见操作的趋势。但碍于巨大的取证成本，大多数公司几乎不会对普通员工“动真格”。接到那通电话之前，林知心从未想过自己会遭到竞业限制协议仲裁。她是应届毕业生，在拼多多基础岗位只工作了8个月，其中还包括6个月试用期，离职时转正不过2个月。离职后，她入职的新公司做的是外贸业务，内容和此前在拼多多做的“买菜”业务不同。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和“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扯上的关系。那天是林知心24岁的生日。她一度把原因归结于，自己是“本命年犯了太岁”。她的姐姐本来买好了鲜花、蛋糕，只等着林知心出差结束回到上海为她庆生。了解到事情发生后，姐姐第一时间带林知心咨询了律师。律师建议林知心“接受仲裁”，并表示：按照常理，不会有哪个企业抓着应届生不放，不需要太过担心。这番话，让忐忑了一路的林知心终于松了口气。她想，“大不了当这是24岁的一个坎，迈过去就好了。”2023年11月，仲裁当天，林知心没有到场，将一切委托给律师，对方曾告诉她，“顶多赔个3、5万。”林知心觉得，咬咬牙的话，这个结果还是能接受的，她相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事情并没有按预想那般进行。“小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仲裁结束，律师一改此前的笃定和自信，他告诉林知心，仲裁委员会很可能会做出全额赔偿的判决。通过律师带回的视频，林知心才发现自己一直被人跟拍。一段长约60秒的视频，记录了林知心从走出家门，到进入公司大门的瞬间。视频中，林知心迎面而来的面孔，住所的楼牌号，甚至是新公司的logo，都清晰可见。律师说，在仲裁现场，这段视频被拼多多方作为证明“林知心入职竞业公司”的证据使用。她在视频的一角的玻璃墙上，认出了跟踪者的身影。那是一个留着平头、挺着大肚腩的中年男人。想到在未曾察觉的时候，自己一直被陌生人尾随、偷拍，林知心心底发冷，恶心和恐惧同时攥紧了她。林知心的经历并非个例。很多被拼多多控诉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前员工，都遭遇了拼多多请专人跟拍的情况。为了防止隐私泄露，离职后的赵程宇更换了手机和电话号码，也从不在新手机上安装拼多多旗下的应用软件。即便如此，他仍被拼多多以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为由，索赔42万。令他匪夷所思的是，自己明明每天带着口罩上班，对方却还是能对自己进行跟拍取证。他猜拼多多使用了某些“特殊手段”。在拼多多工作的两年半，被赵程宇认为是职业生涯最难捱的一段时光。如今回忆起来，赵程宇仍对报到当天所感受到的压抑氛围记忆犹新。“简直算不上互联网公司。”他回忆，本以为互联网公司随处可见的沙发、靠枕、休闲区，这里没有。容纳着约800人的一整层办公室里，只有条两米宽的过道。扎堆的桌椅之间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隙，谁的座椅要是多往后挪了点位置，就会碰着后方同事的椅背。密密麻麻的电脑屏幕前，每个人都在面无表情地敲打着键盘。眼前的办公环境让赵程宇感到震惊。主管似乎看出了他的异常，尴尬地询问他：“是不是和你之前的公司有很大落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主管安慰着补了句：“习惯就好，再多坚持。”同事与同事之间最好不要私下交流，赵程宇说，在公司内部，很多人默认离职后就得 “人间蒸发” 。每天12点是午休时间，但很少有人结伴下楼吃饭。餐食供应商们将装有午餐的保温箱，拉到办公室一侧的过道中央摆放整齐，员工们乌泱泱地排着长队，默默接过盒饭，回到工位上进食。吃完后，就趴在桌上睡觉。在职时，赵程宇谨小慎微，从不在公司电脑上讨论任何与公司相关的话题。即使换成手机微信，也尽可能用拼音来替代一些敏感词汇。比如，用“lz”来替代“离职”。赵程宇记得，自己刚入职时曾被拉进过一个四五十人的业务微信群。虽然项目结束后，没有人往群里发消息，但hr还是发现了这个群，群聊被通知立刻解散。还有一次，有员工在公司大楼下拍了张救护车照片，匿名发到某职场app上。当天上午，hr就找到了这名员工，开除了对方。“你要知道，你的电脑随时被监控着，所有聊天记录都有可能被扒到。”赵程宇说。陷阱作为二本院校的学生，林知心是靠着比旁人更多的付出，才走到今天的位置。从大二起，她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实习生涯，三年来几乎一刻也不曾停歇。她没有想到，努力竟然也可以铸成噩梦。2022年7月，靠着5、6段实习经历，她在校招中拿到互联网大厂的offer，入职拼多多社区团购部门担任“多多买菜”采销专员。工作地点在广西南宁，报道那天，hr拿来一叠厚厚的材料，告诉她应该在“这里签一下”“那里签一下”“这里不用签”，至于这些文件是什么，又分别代表着什么，hr并未做出解释。同样于2022年加入“多多买菜”，离职后被拼多多发起竞业协议维权的应届生陈鑫回忆，他当时没发现在签名的若干文件中，还夹杂着一份竞业协议。“我还以为是保密协议，两份是放在一起的。” 密密麻麻的文字，堆在一页页A4纸上，字体格外小，“正反两页都是字，看起来页数不多，但是字好多。” 稀里糊涂之间，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直到离职时，陈鑫才意识到竞业协议的存在。2023年6月初，他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希望能在6月中旬离职。hr拒绝了他的要求，表示按照流程规定，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交接。但过段时间，又表示“我们尽量让你早点走”；没过两天，又改口“还是得一个月。”“反反复复的，就像在折磨你一样。”当时，陈鑫已经找好“下家”，谈定了入职时间。他担心离职流程会出什么问题，心总是悬着。6月底，陈鑫被通知回公司办理离职手续。他不知道自己提交的离职申请究竟走完流程没有，心里总是惦记。陈鑫说，被强制休假的第二天，拼多多就注销了他所有的员工权限，他因此无法在办公软件上查看离职审批的进度。那天，摆在他面前的不是预想中的离职证明，而是一份《竞业协议通知书》。hr告诉他：必须得签，不签走不完后续流程，没法审批离职。陈鑫本能地感到慌张。他“一天也不想在那个地方待下去了”，只想赶紧走。拼多多默认实行的工作时长是“11116”（早上11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但很多员工真正结束工作的时间，往往在半夜12点之后。作为公司“多多买菜”部门的成员，陈鑫常常要到凌晨2、3点左右，才能放下手机入睡。即便等到唯一可以居家的休息日，工作也不会停止。因此许多人宁可“自愿”去公司上班，这样还能多领一天工资。在拼多多工作的这一年里，陈鑫感到生活和自由被完全剥夺，经常是一个月无休。有时实在扛不住了，才让自己在周日歇上一天。但所谓的“歇一天”，也只不过是多睡一小时罢了，照样要在家处理工作。他经常在夜里做噩梦，梦见自己的上司，到了夜间也不放过自己，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后来换了领导，处境仍然没有改善。新领导不懂业务，总是给他施加压力。每次开晨会，陈鑫前脚还没踏进门口，指责的话语就先声夺人：“怎么又是蔬菜做得不行。” 他迫切地想要逃离这样的生活。得知不签竞业协议可能走不完流程，从而拿不到离职证明后，陈鑫最终在惧怕交加下署下签名。“我怕他们不给我批，然后算我旷工，最后我还得给公司倒贴钱。”后来他才得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只要员工以书面形式提交离职申请，一个月后即可解除劳动合同，并不需要征得用人方同意。但那时，初出社会的他既不了解职场规则，更对法律一无所知。从小接受服从性教育长大的学生们，步入职场后也很难及时完成身份和思维的转变，有的只是对自身命运的沉重担忧。某种程度上，拼多多正是利用了劳动者的被动地位，以及认知差距，让员工签下了这一“不平等条约”。在法律上，这又被称为劳动者的“非真实意思表示”，本身不被法律认可。但一旦签署，“非真实意思表示”后续很难在诉讼中被认定。即便离职时拒绝签字，也不意味着就能摆脱竞业限制协议的牵制。2020年，在赵程宇和拼多多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注明除了基本薪资外，每年还将额外给到价值约25万的股权激励。随着股价上涨，这笔报酬的价值已上涨至近50万。但拿到这笔收益的前提，是在他必须在拼多多工作满2年。高额的工资回报，是许多人愿意继续忍受高压工作的原因。也有员工最初无法接受单休制度，几次调薪后，开始为钱选择自我说服，“单休也挺好的，多出来一天我也不知道干嘛，不如多赚点加班费。”拼多多每月的基本工时要求是300小时，无法达标的员工，月末大概率会收到“你这个月是不是又不本分”的训斥。在赵程宇看来，“本分”似乎是拼多多衡量员工的重要标准之一。赵程宇说，公司内部没有公开的组织架构，聊天软件上统一只显示花名。靠着老员工的逐一介绍，赵程宇才对负责相关业务的同事，建立起了基本的认识。但所谓认识，也仅停留在每个人的一亩三分地上。一旦想要超出业务范围，立刻又会收到“你是不是不本分”的嘲讽。“没有员工成长，拼多多也不关心员工成长。它完全是把大家当成干电池，你来就是干活拿钱的，除此之外你什么都不要想。” 这是赵程宇入职以来，最直观的感受。工作两年半后，赵程宇觉得自己的职业水平不进反退。两年多来，赵程宇全靠着“把股票熬到手”的信念，支撑着自己每天的工作。直到2022年9月，飘红的体检报告单显示，赵程宇的体内有2个与肿瘤相关的指标飙升。当时，他已经拿回了40几万的股票抛售款，只差7万的税后款还未进账。和大部分最终因“身体扛不住了”而离开拼多多的员工们一样，赵程宇决定结束这样的生活，并于 2022 年 10 月开始离职。与涉世未深的应届生不同，毕业多年的赵程宇对竞业限制协议有着基本了解。然而，入职半个月后，hr又额外让他签署了一份股权授予协议。密闭的会议室里，桌面上放着几份相关文件，坐在另一端的hr身旁，架着一台正在运转的录像机。根据赵程宇回忆，当时他正想翻看面前的文件，hr立刻打断他，催促道：“都是格式化条款，没必要看，大家都一样。” 协议一式两份，签了3、4处名字，全程不到3分钟。后来，等赵程宇仔细阅读过文字内容后，才发现这份签署的协议中，含有这样一句话：“由甲方关联公司 Pinduoduo Inc.将于乙方任职期间向乙方发放的股权激励若干作为乙方承诺保密与不竞争的对价。”拼多多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支付标准，为员工离职前12个月平均基本工资的30%。但像赵程宇这类薪酬高、伴有股权激励的员工，拼多多的做法则是直接将股权激励转化为竞业对价。也就是说，原本在劳动合同中作为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发放的股权激励，一旦赵程宇离职后被竞业，这笔钱将作为竞业补偿赔款，原封不动地归还于拼多多。入职拼多多前，赵程宇原本也收到了阿里的 offer，年薪总包比拼多多高出10来万。由于没有从上海去杭州发展的打算，斟酌再三，他放弃了那个机会。他认为，无论是offer还是劳动合同，都注明了“股权激励是薪酬体系的一部分”，拼多多将其转化为竞业对价的做法，并不合理。“像这种对劳动者极大不利的条款，用人单位应该要主动告知，并且充分沟通，但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如果入职时我知道这个情况，我干嘛不选阿里呢？”赵程宇认为拼多多有意隐瞒，感到愤怒。赵程宇当场拒签了那份《竞业协议通知书》，但hr却告诉他：鉴于赵程宇入职时已签署过竞业协议，离职时只要通知到位，协议仍然可以生效。苦战通过签署竞业协议的手段，限制人才对外流动，也对内部现有员工起着威慑作用。2023年年初，和陈鑫同岗位的一位员工离职时，并未被发起竞业。但等到6月份，陈鑫提出离职时，hr却以“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为由，对其发起竞业。陈鑫猜测，是因为那段时间离职的人数过多，hr 想要“杀鸡儆猴”，降低员工的离职率。离职后，陈鑫每月获得的竞业补偿金，是他离职前每月基本工资的30%，为3700元；而他违反竞业协议后，需要赔偿拼多多公司的金额则是“全年税前收入的2倍”，近43万元。“等还完钱，我都要三十岁了，还一无所有。”这笔钱，被一群有同样遭遇的劳动者，戏称为“赎身费”。由于不满竞业条款，赵程宇决定先发制人。2023年3月，他作为原告对拼多多提起诉讼，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根据相关规定，若员工离职后连续三个月未收到用人方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则协议失效。他遵照律师的指示，在离职后的前三个月“空窗期”里，定时向原司拼多多报备个人社保信息，证明自己未入职任何公司。三个月后，他又发了一封“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通知函往前司邮箱，希望把整个流程做得滴水不漏。赵程宇的律师曾告诉他，拼多多给其发的offer中，明确写明薪资构成中包括股权激励；而法律规定竞业限制赔偿金，应该是劳动者劳动报酬之外的经济补偿，二者明显矛盾。因此胜诉的可能性“挺高的”。但2023年12月，在一审法庭上，赵程宇“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诉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够全面、够到位了，结果还是不行。“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双方只要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则“协议有效”。这种标准，有时容易因不注重审查该员工是否为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签署协议、是否为竞业限制协议的适格主体、是否具备泄露公司商业机密的可能性，给用人方留下“空子”。在庭审上，劳动者往往会被询问：“你签字了吗？为什么签字？” 若回答，“不签就拿不到离职协议”，法院则会进一步追问：“你为什么要离职？”陈鑫无法理解这么提问的方式：“不离职，难道干到死吗？”就好像签下卖身契，无论怎样都逃不掉。如此一来，摆在劳动者眼前的似乎只有三条路：要么继续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要么支付高额的竞业赔偿金来完成离职；要么只能以牺牲职业前途的方式，彻底离开互联网行业。前后几次开庭，赵程宇得到的建议都是：“和解算了，要判的话肯定是输的。”此前，他和律师几次试着在网上搜索和拼多多竞业限制协议相关的判决书，均一无所获。一审败诉后，他有些灰心。律师告诉他，就算上诉到二审也是浪费钱，不要再打了。比起赵程宇相对优渥的经济条件，应届生林知心和陈鑫的诉讼之路则更显捉襟见肘。二人同样生长于农村家庭，仲裁阶段，缺乏法律认知的陈鑫一度不知该如何应对，又该去哪里找律师。后来，他和一名同被竞业仲裁的同事绑定，二人总共花了5000元，在抖音上找了一位据称“颇有经验”的律师，对方声称，可以帮他们把赔偿金“砍”到7、8万。结果以失败告终。2024年2月初，仲裁结果出来后，无法承担高额赔偿金的陈鑫，决定上诉。他不知道这次是否还要请律师，似乎怎么做都是无用功。林知心也选择了继续申诉。12月1日，拿到裁决书后，她第一时间在劳动归属地南宁的法院，提交了事先准备的诉讼材料。她隐隐意识到，要想打赢这场战，必须避开对方的“主战场”。2023年12月底，南宁的地方法院接受立案，林知心松了一口气，想着终于能跨个好年。然而没过多久，律师告诉她：“案子被移交到上海去了。”后来林知心从收到的诉状书的日期落款里发现，11月30日，在她得到裁决结果之前，拼多多就已在上海长宁法院提交了起诉材料，案件因此被合并。无论她怎样紧赶慢赶，都不可能在拼多多之前抢先立案。她想不通公司为何能抢先一步，知道自己的仲裁结果。2024年春节前，林知心、陈鑫、赵程宇在网上遇见了王天明。被拼多多索赔450万后，王天明走上了在互联网上发声维权的道路。1月份，包括 4 人在内的11名被竞业的前拼多多员工，在网上联名发表了“拼多多滥用竞业协议”的文章，舆论逐渐发酵。当时，其中一条帖子仅一天内就飙升了1000万阅读量，光评论就有两万。拼多多的公关人员找到王天明一行人，表示愿意和解，承诺只要删帖，年后会帮忙解决问题，“让大家过个好年”。春节很快过去，年后，等他们再想联系对方时，对方却又强硬起来，不认账了。“过年期间，我们什么也没发。”林知心语气激动，“但其实他们只是想拖着我们。”林知心想起过去在拼多多工作时，遇到和供应商的纠纷，主管给林知心提供的方法是 —— 拖，一直拖到他不来找你为止。如今想来，面对他们这群前员工，拼多多又何尝不是在以同样的“缓兵之计”对待。之前她的每月税后收入为8千出头，按这种薪酬水平，要想还清28万的欠债，不吃不喝也要还上近3年。她一度失去对未来的期望。2024年2月，赵程宇收到了拼多多的诉状书。他已经做好了接下来是场硬仗的心理准备。他还记得，3年前，2021年的元旦，一名“年仅21岁的拼多多女员工猝死”的消息在公司内部闹得沸沸扬扬。当时，主管意味深长地对他说道：“你别看这件事闹得很大，过几天就没了。”几天之后，去世女员工的父母发了条朋友圈，内容中表达了对拼多多的感谢。这件事给赵程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发起竞业仲裁后，绝大多数劳动者会以协商减少赔偿金的方式，和拼多多达成私下和解，并签署承诺“不对外传播被竞业经历”的协议。敢于反过来打“持久战”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有着某种执拗。对赵程宇来说，是否需要支付高额赔偿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他不在乎输赢，只想看看在这场对峙中，自己究竟能走多远。...

古街上的路边小摊，包括那些咖啡摊，基本都消失了。人头涌动的古街上，只有最网红的那家店，隔着门帘就能看到里面挤满了人，其他的，基本回落到正常水平。几乎每个春节假期，在一线城市工作的码字人回到县城，都会贡献出一批返乡见闻。从电影、咖啡到新能源车，一线城市有的，县城也有了，但生意逻辑并不完全一致，这种“降维”观察就有了话题度。但很少有人在关注返乡潮后的县城。原因很简单：观察者们也返城搬砖去了。因为身体的缘故，今年春节我在老家多呆了几日，也更加强烈地看到县城的两幅面孔：A面，是春节假期模式，大街上人潮汹涌，瑞幸点单等候20分钟起；B面，是日常模式，晚上的机关大院挤满广场舞大妈，小诊所也能成为最热闹的情报集散地。以瑞幸以及咖啡生意为例。我们县城一共开了3家瑞幸、1家库迪，其他就是一些本地咖啡馆。春节假期期间，几乎每家瑞幸都挤满了人，点单时，工作人员会提前打好招呼：现在等待时间至少20分钟啊。即便如此，也难挡人们的热情。能看出来，坐在里面喝咖啡的年轻人，大多妆容精致，像是叙旧的老同学或者老朋友。如果说，瑞幸在一线城市扮演的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在县城，它提供的其实是场景——县城里的3家瑞幸门店，其中两家都是大门店，面积都有大几十平米，能摆放一张长条桌+几套小桌椅。当然，在县城，至少我的家人们，会形容美式的味道是“刷锅水”，他们对咖啡的接纳极限是“生椰拿铁”。但这并不妨碍当地人抓住返乡人的咖啡需求做生意。县城有一条青石古街，紧邻河畔和码头，早年间有早市和早餐店，后来慢慢成为返乡人的打卡点，每到过年，人们都习惯约在这里吃早餐。于是，政府也顺势而为，这几年发力文旅，索性把这里改造成景点，每逢春节，就挂满红灯笼，成为城里年味最重的地方。今年更是多出了很多小摊。我在大年初三去到古街时，还未走上正街，兜里就少了几十块。能吸引小孩消费的项目实在太多了，比如糖人，10块钱一个，手编竹制小灯笼，15块钱一个。咖啡摊也有两个，越南滴漏咖啡、云南咖啡，只是，25一杯的定价，直接把我劝退。还是瑞幸香。但正月初七之后，一切都变了。古街上的路边小摊，包括那些咖啡摊，基本都消失了。人头涌动的古街上，只有最网红的那家店，隔着门帘就能看到里面挤满了人，其他的，基本回落到正常水平。小菜站重出江湖，早上有老人在认真挑选小白菜，家长里短聊天——我熟悉的古街终于又回来了。图：人流回落后的老街瑞幸也不用提前点单了。快到门口时下单，蹓跶进店，基本就能取餐。尤其是早上，店里人少的很。一天早上9点多，我甚至一个人拥有了几十平米的瑞幸门店。在北京，这几乎是不敢想的事情。图：一个人的瑞幸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新能源车充电站。以我家附近的充电站为例，春节假期，这里几乎车满为患，挂着各地车牌的新能源车，都挤在这里充电。但2月19号下午，这里就变得空荡荡了，仅剩的三辆车，车牌分别是粤B、湘A和湘A。图：空荡荡的充电站在县城，新能源车还处于被接受的过程。我在路上看到过本地牌照的特斯拉、蔚来、理想，当然还有更多的比亚迪。但整体来说，人们接受程度更高的还是燃油车，尤其是传统的BBA。倒也不是县城人民太保守。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充电桩。在北京，很多小区的停车场都支持业主安装自己的充电桩，但在老家县城，小区停车场基本不具备这种条件，目前只能靠建在户外的公共充电桩解决问题。另一个拦路虎是售后。一位老家朋友年前新买了特斯拉，大年三十被剐蹭，只能开车去长沙维修。时间成本相比大城市的车主就高出了许多。单就新能源车主使用体验而言，生活在县城的车主大概是要羡慕一线城市车主的吧。但在“大势”面前，这种羡慕似乎有些卑微。大概从这几年经济下行开始，越来越多对县城的羡慕声音出现在公众舆论里，比如“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这样的说法，在去年就很火。今年春节期间，一位在北京海淀工作的女孩，感慨自己返乡像进城的抖音也火了。这些声音有个特点：很多都是集中出现在春节期间。在大城市辛苦工作一年的人们，返乡后见到的都是县城的好：生活成本低、工作离家近、敢消费也能消费。大城市工资1万，可能一毛不剩；小县城工资3千，可以存下3千。但就像张爱玲在《天才梦》里的开头：生命是一袭华丽的睡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很多时候，离开县城的人们，在羡慕时只看到了睡袍的华丽，而忽略了虱子。我的大表弟，从部队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进入事业单位工作。媳妇是小学老师。两人工作稳定，穷得也很稳定，养两个孩子，几乎不做生活必需之外的开销。或许是不想孩子重复自己在老家的生活，他对刚小学二年级的女儿管教极为严格。毕竟，求学，依然是离开县城的最有效的途径。但从我听到的信息来看，出去过，再选择回来，并在县城拥有很好的生活，似乎才是县城鄙视链顶端的存在。返乡潮之后的县城，“王 者”们已经陆续上线。县城有家人气很旺的诊所，一位罗姓医生医术好、脾气好，甚得全城老少青睐，诊所也几乎成为情报交流站。我在这里输液的几天，就被迫旁听了不少信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位退休女士的彼此炫耀。图：县城诊所一位看起来是退休老师，女儿曾经在美国留学；一位以前是乡镇卫生院的B超医生，女儿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他们的共性就是：孩子在外见过世面，现在承欢膝下，并生儿育女。尽管坐在输液室的两头，但一个上午的输液时间里，两位女士隔空聊天，还是达成了无数共鸣：感慨美国和悉尼的别墅价格便宜，比如美国一套别墅只要250万，悉尼带泳池的别墅当地货币100多万，而县城的联排别墅，就要280万一套，还只是毛坯。（很难说这是在抱怨县城房价高，还是表达作为县城人民的骄傲。反正，诊室很多人都投出了羡慕的眼神。）“养崽要舒服，还是要留在身边。要是在国外，相当于没养”。说出金句的是那位退休老师。她60岁左右，长卷发，穿着深蓝色大衣和高跟鞋，体面精致。她对女儿返乡的结果很满意，“我做了很久工作她才答应的”。作为反面案例的，是两位女士共同认识的一位朋友，女儿在日本定居，已经七八年没有返乡，两人大概花了10分钟表达同情，甚至搬出案例：XX小区的XX，孩子没在身边，独自生活，在家里去世几天才被发现。在县城这样的熟人社会里，关于生活方式的共鸣，似乎更容易达成。大到如何教育子女，如何选择家庭相处方式，小到如何治疗小的病痛。——还是在治疗室里，一位女士安利了输液补钙的奇效：头天晚上还在抽筋，输液后，立竿见影，关键是只要花15块钱。被安利的人马上就去找医生，要求也输液。好在，罗医生拒绝了，并耐心解释：你还没到需要输液的程度。吃点钙片就可以。熟人社会里的人情味，落在这间小诊室里，就是罗医生的体贴。他是主治医生，也会照顾到病人们的更多需求。比如，一遍遍提醒大大咧咧的男性患者注意烤火，别大意着凉；阻止病人吃常规的罐装八宝粥，主动提出帮忙加热。人情味与烟火气，确实是县城生活的诱人一面。春节假期的县城，是非正常热闹模式，团聚的需求之下，日常模式是隐身的。直到假期结束，返乡潮落去，县城人们开始从饭局、牌桌上起身，秩序才逐步回归。2月18日，正月初九的晚上，我跟随家人走到县政府大院，看到了一个真正久违的家乡。广场上挤满了跳广场舞的、打羽毛球的、散步的。在我看来已经足够热闹，但据家人说，等天气再暖和一些，这里会黑压压全是人。图：县政府大院的广场舞大军不知道这是不是所有县城的特色，至少在我老家，所有机关单位大院都是对外开放的，几乎成为城里*的活动场所。一到晚上，人们就会选择离家近的大院去活动。也是，在小小的县城里，谁家没有、或者不认识几个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人呢？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些机关大院不是遥远而神秘的。这种感觉，可能只属于客居者，或者，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当然，县城也会教训“客居者”。2月19日这天，我计划为家人做顿红烧肉，需要买肥瘦相间、五花三层的肉。下午4点多，当我找遍了附近的超市、农贸市场都一无所获时，才意识到：在这个不欢迎冻肉和预制菜的小县城里，新鲜猪肉，当天上午就基本卖完了。当地人还讲究吃土猪肉，肥膘厚，并不太适合用来做我的“外地菜”。图：下午5点，超市肉摊全部空了那一刻，我无比怀念北京。山姆超市的五花肉，永远是不会翻车的红烧肉原材料。最后，我洗劫了家里冰箱的冷冻室，还是勉强凑够了做一顿红烧肉的材料。肥是肥了些，好在味道还算正常，尤其是家里的小朋友们，格外捧场。小外甥女吃得满嘴是油，还不忘确认两桩事：家里冰箱还有没有肉；家里人有没有学会我的做法。这是我们家族在今年春节假期的最后一顿团圆饭。第二天一早，我就要拔掉电源插座，重新成为他们活跃在手机里的家人。这样的相聚时刻既温暖，又有着随处可见的离愁别绪。.........

中国两会（全国人大、政协年会）召开前夕，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同时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中国两会将在下周召开，中国总理李强将在下周二（3月5日）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国务院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将披露中国经济今年的预期增长目标，阐述各领域的施政计划。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治局星期四（2月29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做好今年的政府工作，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也要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会议还提出，今年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度加力”，官媒《人民日报》今年初引述中国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说，今年的“适度加力”将主要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组合使用专项债、国债以及税费优惠、财政补助、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多种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讲真，写这个话题本身是很荒谬的：评价一位律师，可以看专业能力强不强，也可以看收费高不高，什么时候起，怕不怕被抓&敢不敢接案子成了评价律师的重要标准呢？你还别说，在某些地方、某些案子里，不怕被抓，真就成了当事人挑选律师的首要标准，那也是被逼到实在没办法。女企业家承建了政府的工程项目，还有一两个亿的尾款没付，等项目做完了政府说，财政给你1200万，咱们从此两清行不行？这就是很客气的做法。跟你商量，白纸黑字的合同咱都认，但那是前领导拍板的项目，现在前领导已经犯事儿进去了，财政也实在没这么多钱，你就给个面子打个折，把账清了好不好？一折，总比归零要好点。当然也有没那么客气的做法。你不是要债么？你不是到处去说么？给你抓起来，关进去，看你还敢不敢，看你还说不说了。哦，还有律师帮忙催债啊，那也抓起来！什么？请了不止一个律师？那统统都抓起来！发生在贵州六盘水的事情，大致就是这么个情节，水城区相关领导『先礼后兵』，把不配合领导工作非要足额讨债的女企业家和律师都给抓起来了。理由也很熟悉：涉嫌寻衅滋事罪。毕竟是法治国家，朗朗乾坤，抓了人要治罪，总归还是允许犯罪嫌疑人请辩护律师的。是的，你尽管去请律师，但凡有一个敢接的，你看我敢不敢抓就完了。领导都已经定好的事，你非要犟，那不就是寻衅滋事吗？所以，上哪儿去找一位不怕被抓的律师呢？这几乎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律师毕竟也是打工人，再辛苦的案子也有人接，有压力的案子还能顶一顶，可是谁也犯不着拿人身自由和职业前途来冒险啊。尤其是当事人前一批代理律师已经被抓进去的情况下，请注意，是抓了一批，不是一个两个，哪位律师还敢去给这当事人做辩护呢？嚯！还真有……《辩护人》周筱赟律师2月27日，周筱赟律师在其自媒体账号上透露，已接受六盘水女企业家马艺珈伊委托，担任其辩护律师，并前往看守所会见了被羁押的当事人。并且，已经安全返回家中。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怕抓的律师敢接这个案子！哦，是周筱赟啊，那就不意外了。每一个律师都是害怕被抓的，除非，他之前就被抓过……而且，当年抓他的人后来一个不落全都进去了。这样的律师，才真正有底气来接这么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案子。周筱赟，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被辽宁盘锦公安跨省抓走并羁押了60多天，最终以清白之身重获自由，并目送当地省市区政法系统超10名干部先后落马入狱的刑辩律师。业界流传着一个『周筱赟魔咒』：凡是试图用非法手段打击报复周筱赟律师的，最终都不会有好结果。接六盘水的案子，这就是周筱赟的底气。因为被抓过，而且也是涉嫌寻衅滋事的由头，有应对此类状况的经验，因为“赢过”，有百邪不侵的震慑力，这样的律师，全中国屈指可数。然而这终究是荒谬绝伦的魔幻现实：企业家依据合同向政府讨要工程款，怎么就涉嫌犯罪了呢？到底犯的是『寻衅滋事罪』还是『不体谅领导难处罪』？给一名嫌疑人做辩护律师，怎么就得冒着被抓被关的风险呢？这十八线小城六盘水的水，到底有多深？现在，贵州省成立了省检察院牵头的调查组，六盘水来了位不怕抓的律师，且看它如何收场吧。...

（原标题:每天曾有近200名华人被贩卖：泰国人口犯罪为何猖狂？）2015年5月，在泰国南部宋卡府靠近马来西亚边境的一处偏远山林中，泰国军警发现了乱坟岗，在里面葬有30多具尸体。这些尸体大多四肢不全、器官缺失，在乱坟岗附近满是阴冷的竹笼、阴森的瞭望塔与恐怖的“刑房”。他们生前遭遇了什么，可想而知。泰国军警在展开一系列调查后发现，这些尸体都与跨国人口贩卖犯罪有关。事实上，这只是泰国人口贩运中的冰山一角。2023年，央视新闻报道称，据泰国官方统计，每年大概有7万华人从泰国被贩卖到缅甸妙瓦底镇，相当于平均每天有将近200人被贩卖。而这还只是泰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真实人数要远超于此。可以说，泰国可能才是一个贩卖人口的毒瘤。一、泰国贩卖人口比想象得更恐怖去过泰国旅游的人，在泰国的街头面对随处可见的乞丐，其实早已见怪不怪。尤其在一些热门景点，乞丐更是聚集扎堆。但很少有人知道，泰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在泰国各地乞讨其实属于违法行为，倘若警察要是遇见乞丐可以直接进行逮捕。2023年11月，据《环球时报》援引多家泰媒报道称，泰国警方相继在11月10日至20日期间抓捕了6名毁容的中国籍乞讨者，并对他们处以100泰铢～500泰铢（约合2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的罚款，同时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并且10年内都不允许他们再入境泰国。事实上，这些乞丐并不是普通的乞丐，他们的身上都携带大量硬币和纸币，却无法提供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更匪夷所思的是，居然有一名中文翻译乘坐豪车拿着乞讨者们的护照来到警局，主动表示除了愿意替他们承担保释金，还可以额外支付每人1万泰铢（约合2000元人民币）的“放人费”，希望可以顺利放人。警方在追问和调查后发现，这群乞丐并非无家可归，而是居有定所，每人每天还有乞讨的“目标”金额。不过，这些人并不愿意多说，而且口径非常一致，都表示自己是自愿乞讨，似乎在害怕什么。泰国警察分析认为，这几名乞讨者可能属于同一组织，并涉及人口贩运。乞丐被抓，翻译帮忙交“放人费用”作为一个佛教国家，除了偏远的贫困地区外，在曼谷等较发达的泰国城市区域内，一直都有大量的慈善机构在帮助弱势群体。因此，在泰国当乞丐是一份收入不菲的“职业”。据泰国社会发展和人类安全部统计，在泰国首都曼谷街头的一些乞丐日收入可以高达7000泰铢（约合1400元人民币），比泰国官方规定的每日最低工资高出至少将近18倍。如此高昂的利润，不仅让一些泰国本地人选择铤而走险，也促使很多犯罪集团非常猖獗，强迫弱势群体乞讨，其中便不乏人口拐卖乱象。这些犯罪集团在成功拐到人口后，会将他们囚禁起来，要么将其打伤致残要么毁容，接着会把他们放到泰国热门景点进行乞讨，利用游客们的同情心，牟取最大的利益。尽管泰国被称为是“微笑之国”，但人口贩卖其实一直都非常严重，充斥着各种人口贩运的黑暗交易。很早之前，澳大利亚政府便将泰国地区列为“高危旅行地”之一，提醒其本国民众谨慎选择为旅行地。泰国被澳大利亚列为“高危旅游地”之一自2014年以来，泰国也被美国列入了“全球人口贩卖最严重国家”的黑名单行列。而到了2024年，泰国直接位居黑名单榜首位置。2015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口贩运报告》显示，泰国被列入排名最低的第三级。美国国务院认为，泰国政府在应对和消除人口贩运方面并未完全遵守最低标准，且没有做出重大努力。同时，美国国务院指出，泰国是东南亚地区人口贩卖的主要来源国、目的地和过境国。此外，2018年全球奴隶指数显示，泰国有60多万人口贩卖运输受害者，其中不少都是华人。谁能想到，一直有着旅游胜地美誉的泰国，却是人口贩卖的重灾区。二、贩卖人口背后的人间惨剧多年以来，连接泰国、缅甸和老挝的“金三角”是臭名昭著的犯罪摇篮。其中，泰国地处东南亚中心，在其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一度是部分东南亚邻国年轻人寻求高薪工作的目的地。泰国和缅甸、老挝两国接壤，边境线都非常长，不利于打击犯罪分子正因如此，现如今，泰国所谓的“高薪工作”，已经成为其他东南亚国家人民落入人口贩子圈套的常见原因。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泰国有将近500万移民，其中大约100万到250万人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这些非法移民便成了人口贩子的主要目标。此前，印度尼西亚大学生艾哈迈德就曾通过一名泰国朋友，得到了一份“高薪”的营销工作录用通知。然而，当他到达曼谷，与公司对接人驱车前往泰国北部时，却在河边被武装人员包围，并被带到了缅甸。最后，在国际移民组织的帮助下，他才成功获救。不少人口贩卖组织都喜欢将泰国作为中转“便利店”，将受害者运送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位于泰缅边境的妙瓦底，与泰国湄索隔河相望，是诈骗园区的主要集结地之一。相关报告指出，来自巴基斯坦、越南、孟加拉国和朝鲜的贩运受害者，会通过泰国中转，被卖到西欧、新加坡、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其实，泰国除了是东南亚人口贩运的中转国，也可能是最大的人口贩卖来源国。泰国是东南亚人口贩运中转国和来源国事实上，泰国本国民众同样难以逃离人口贩卖的噩梦。据汤森路透基金会估计，从2015年至2022年，在7年时间里，至少有522名泰国籍劳工在韩国死亡，其中约84%为非法移民。泰国湄索反人口贩运非政府组织首席执行官梅歇尔·摩尔接受采访称，自2022年8月以来，该组织至少已帮助452名人口贩运受害者。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曼恩表示，“不少泰国人都喜欢在国外干一些轻松但违法的工作，也因此让他们很容易成为人贩子的目标，并且易于被不良雇主利用。”不少人贩子都购买残疾人士去做乞丐赚钱，买儿童当童工，买女性从事性服务，成年男性则被买来用作劳工或者电信诈骗等非法活动。而这些被拐卖的人大多生不如死，不少人做苦力、卖淫、被卖器官，甚至有人一直没有消息，生死未卜。据泰媒报道称，自2023年初以来，泰国Pavena妇女儿童基金会一共收到多达87名受骗女子求救的信息，其中有62人落入电信诈骗团队，另有25人被迫卖淫。此外，日本也是泰国人口贩卖的主要目的地和二次中转国。大量被拐卖的泰国妇女主要会被卖到日本风俗业场所从事色情服务，另一部分则会嫁给日本男人。而不少被贩卖的男人则在先进行器官交易之后，再被转卖。2020年，日本政府查获了15起贩卖劳工案件。犯罪分子主要利用日本政府为外国人提供技能实习制度的漏洞，进行人口贩卖。这些被贩卖的人除了性交易外，还有不少人被迫从事强制劳动，苦不堪言。可以说，人口黑市在泰国早已泛滥成灾，受害人不计其数，命运悲惨。三、腐败才是症结为改变人口贩卖泛滥的现状，泰国政府也曾做出诸多努力。2018年，泰国财经成立了专门特别工作组，来打击人口贩运。同时，泰国政府每年也在不断增加财务预算。2022年，泰国政府一共拨款4.4亿泰铢（约合8800万元人民币）用来预防和打击人口贩卖问题。然而，事实证明，面对严重的人口贩卖问题，泰国政府的努力更像是徒劳无功的。据路透社援引2018年的数据报道称，泰国有超过60万名人口贩卖受害者。换言之，在泰国，大概每120个人中就有一人是被“卖”到泰国的。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真正可以被解救出来的受害者寥寥无几。2022年，泰国政府确认仅解救出444名人口贩运受害者，而2021年确认解救出的受害者人数则为424名。相比于庞大的被拐卖人群，获救人数绝对是少之又少。而泰国贩卖人口之所以如此难以整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少政府官员参与其中。仅在2022年，就有35名政府官员因参与人口贩运被泰国政府调查。《反黑风暴5》中涉及的人口贩卖海关贪腐大案，其实就是泰国本国的真实写照。2015年，泰国宣判了其史上最大的一起人口贩卖案。一共有103名被告，其中62人被判罪名成立，包括一名前将军、多名前政府官员和警察。据了解，该名前将军叫空潘，曾在泰国南部的安全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而该地区则是缅甸到马来西亚人口贩卖的主要据点之一。空潘在工作过程中，明明应该阻止难民非法进入泰国的，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协助人口贩卖组织绕过政府的安全检查点来贩运难民。可以说，在泰国，人口贩卖已经成为一个从上而下都在参与、盘根错节的犯罪体系。人口贩卖如此猖獗，说到底，还是因为背后的利益非常可观。据国际相关组织估计，早在2003年，泰国人口贩卖产业的利润就已经比贩毒还要高。相关报道称，有卧底记者在泰国调查时，人贩子嚣张地表示：“做这件事所需成本非常低。但拐卖一个成年人却能至少获得2000美元的利润，甚至一些品质优良的‘货色’在欧美那边能卖到5万美元甚至更多。”当一个国家的官员官官相护，不肯彻底拔出毒瘤，只为了一个“利”字，多猖獗的犯罪也就不奇怪了。...

据学者观察，县域体制内80后、90后出现性别比失衡，女大学生回到县城的比率高于男大学生。2023年，东北某985高校硕士生林雯在吉林省县级市M市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完成关于女性硕士群体返回县域体制内职业选择的毕业论文。她研二时，谈到未来的就业计划，身边很多同学说，打算回老家。这让她有些疑惑，“我们读书读了那么多年，回家会不会辜负当时的努力？我们在外已经接受了这么先进的教育，回家能否适应当地的各种环境？”林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M市邻近东北边疆口岸，盛产人参、五味子、山葡萄。在调研时，根据该市市委组织部向林雯提供的人员信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12月，回到M市就业的女性硕士总体人数为72人，她们出生于此或随配偶来此就业，都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其中，最年长的出生于1982年，最年轻的出生于1997年。在2007-2011年间，回到M市就业的女硕士人数为11人，2012-2016年间为26人，2017-2022年则为35人，呈比例式增长；其中，农村户籍偏多，90后占比更高，有26人毕业于985、211高校，40余人毕业于省属重点高校。这些女性回乡，除了缘于对故土的依恋情结，还因为近年来人才引进政策向县域社会的不断倾斜。以M市为例，部分岗位硕士学历可以免去竞争最激烈的笔试，通过面试即可获得事业编制，享受相应福利待遇。一位受访者向林雯表示，自己准备就业时，已经想好要回家乡体制内工作。但正常国考、省考竞争大，她备考的时间不多，后来通过亲戚的信息，通过人才引进政策回流。在林雯看来，硕士学历的女性返回县域体制内就业的原因是多重的：大城市房价高企、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很多人不愿承受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等等。一位受访者觉得，回到父母身边，“家里人多多少少能帮点忙”。据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欧阳静观察，县域体制内80后、90后出现性别比失衡，女大学生回到县城的比率高于男大学生，主要源于家庭对男孩和女孩的预期和定位不同。家长根据传统观念认为，男生应该出外闯，女孩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对于二本、大专等普通学历的女性而言，回到县域的体制内则是更实际的选择，也更可能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县域是传统与现代交融密集的地带，对于女性而言，来自传统观念的束缚更为明显。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回到县城，会面临哪些冲突？她们又将如何应对？回到小地方回家考公前，李明雨在昆明“游荡”过两年。她是云南人，本科毕业于昆明一所财经类院校的法学专业。考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生是李明雨的梦想，但那两年是灰色的时光，除了考研本身的难度，更难的是心态的考验。她用奖学金和积蓄在昆明租房备考，换过三次房。她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傍晚出门买饭，听到小区广场舞的声音，才能感受到久违的烟火气。李明雨想考武大，是因为本科最喜欢的老师就毕业于那里，她希望自己接受更好的学术训练，备考却总是受挫，“我本科是一个普通院校，要冲一个985院校还是困难的”。武大国际法的法学体系和李明雨本科学校教的内容不同，有时她连书都看不懂。父母是县城公务员，支持女儿追梦，但是过年回家，她会感到在熟人社会要承受的压力。打到家里来关心她出路的电话很多，有时一家人饭后散步，在路上遇到熟人，别人问起李明雨在哪个单位上班，父母连连解释，“没有没有，她在家看书呢”。手上的存款一点点减少，家里开始帮衬。和同龄朋友一块出门，逛街、喝奶茶、吃饭，大家轮流付账，总是不收她的钱。一两次之后，李明雨会羡慕别人经济独立。有一回参加朋友婚礼，她连200元礼金都拿不出，最后是问爸妈要的。囊中羞涩的窘迫让李明雨不得不认清现实，她认为自己的学术水平离梦想有差距。有一阵室友不在，周围万家灯火，房子里却格外寂静，虽然学习没人再打扰，心里还是空空的，“说不出滋味”。理性权衡之下，回家考公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家乡所在县正好招聘对口专业岗位，“回到小地方，人情网络是比较扎实的”。李明雨很晚才拿到司法考试A证，错过了到昆明律所实习的黄金时间，否则她认为自己一定会去“拼一拼，闯一闯”。2022年，经过一年备考，李明雨考公成功。近年来，除了李明雨这样的普通高校学生，许多名校毕业生也流向县域，寻求体制内的稳定岗位。许多县城的“抢人政策”引发一时关注。2022年5月，江苏北部阜宁县面向国内外名校招聘一百多名优秀毕业生，博士、硕士研究生分别享受40万、20万元购房资助；同年，位于浙江西南山区的遂昌县24个基层岗位吸引了4名博士、19名硕士，其中不乏香港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毕业生。林雯的一位受访者，原本很有拼劲，毕业后在南方某直辖市工作。母亲退休后，经常到她工作的城市，两边来回跑。后来母亲身体不好，经常上医院，还听不懂当地方言，后来父亲也来了，她发现父母下楼的次数屈指可数，明白父母可能不适应当地。后来，她通过人才政策回到了家乡。2023年2月，某县乡公务员考试前，考生排队进入考点。（视觉中国图）“我好像是一天在比一天衰退”林雯的另一位受访者回M市就业前，在外地的民族中学当过老师，她听不懂当地的笑话，没法和家长沟通，工作一直没有起色。母亲以“不好找对象”为由，让她回了老家。但回到县城工作后，很多人不可避免感受到错位。林雯也出生于M市县城，她认为18岁前在县城生活，如果父母不引导，很难完整接触到县城社会待人接物的底层逻辑。“只觉得我家乡真小啊，怎么发生一件事这么快其他人都知道了”。一位返乡当公务员的女硕士对林雯说，她每天在单位说话不超过十句，很多时间在刷抖音，“感觉语言能力都在退化”。一位回乡教师发现，当地人才政策里有一条规定，只要有硕士学位，第二年可以晋升中级职称，但落到实际，晋升名额有限。有的老教师快退休了，需要职称，到了第二年，学校会优先把名额给老教师。一位初中教师刚开始到学校报到时，校长亲自去见她，做出了一系列承诺。比如，把一个成绩和学风较差的毕业班带好，第二年让她当班主任。然而，到了第二年，学校换了新校长。她达到了之前的要求，但新校长拒绝兑现这一承诺，理由是，她未婚未育，难以说服家长。除了工作受挫，因为关系好的同学都不在家乡，这位教师和美甲店老板成为了朋友。同样的困境也在李明雨身上显现，“进体制之后，我觉得想出去越发难了，我好像是一天在比一天衰退”，现在她很少有时间读书。2023年，李明雨开始驻村。身边的同事经常催她赶紧结婚，超过30岁就很难找。她便回怼，关你什么事。李明雨很羡慕大城市的边界感，在基层工作，去村民家入户后，有时村干部要聚在一起喝酒吃饭。有一次，一位同事咽喉发炎输了液，仍要被身边人劝说参加酒局。林雯认识一个女生，大学专业是旅游学，在驻村时，她发现曾了解过四川一个村庄的发展模式，和现在这个村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了带领村民致富，她收集了很多四川乡村的详细资料，却发现很难落实，尤其是在把资料递给领导后，对方却说，我文化低，看不懂。后来，她开始帮助村民个体，有一个村民长期在家打游戏，在她的帮助下，开始学会一些技能，在外工作，这让她获得一些成就感。寻求一位“体制内妻子”对于女性而言，更大的冲突来自婚恋问题。由于大多人回乡后和父母住在一起，不得不直面父母的催婚。有人因此想出去租房住，也有人说，过了30岁后，父母一吃喜酒，“回来就没有我好日子过”。2023年5月，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尹秋玲到中部地区H县调研。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南北纵横110公里，人口110万，地形以山地为主，当地农民大多流入广东、江浙务工。尹秋玲最初的调研目的是关注县中发展，然而，在和当地几个教育主管单位官员交流后，尹秋玲意外发现，县域女教师的婚恋问题已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根据该县教工委统计，全县超过25岁的未婚女教师有2000多个，其中超过30岁后未婚的则有400-500人。有位乡镇中心学校的校长一见面便告诉尹秋玲，很多女教师的婚恋焦虑让他忧心。在县域社会，机关和事业单位被视为最体面的职业，许多人寻求“门当户对”，即县城精英家庭之间的联姻。这位校长1972年出生，年轻时，为了寻求一位“体制内的妻子”，中专毕业的他历经千辛万苦从小学老师转至中学老师来提升婚恋竞争力，“但不到20年，形势完全发生了逆转。”尹秋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比如，H县一中有两位年龄相仿的90后教师，一男一女，二者的相亲境遇却差距悬殊。女教师性格、相貌等各方面条件都很优异，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男教师则被频频说媒。尹秋玲认为，这是因为县域社会“门当户对”和“男强女弱”的婚恋观念并未改变，而近年来回流人员的性别比却明显失衡。2023年该县教师招聘，167个教师编制岗位有6400人报考，大部分都是省内地方院校的女大学生。一位女教师在乡镇学校工作了7年，以前相亲对象“一点都不主动”。她考到县城中学后，有位银行职员听到消息就主动追求，相处半年后计划结婚。李明雨考上公务员后，一位青梅竹马的发小向她表白了。那天，两人恰巧同车，发小来自经商家庭，说二人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强强联合，以后在当地会发展得好。李明雨感觉自己被明码标价，对方却让她“想清楚再给他答复”。“我跟他在一起，就是把自己卖了。”李明雨愤愤地说。学生时代，这个男生会帮她揍欺负她的男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李明雨却觉得什么东西变了，“说不上来”。她不愿遵循利益捆绑的现实法则。身边关系好的几个大学同学都在体制内工作，有一个朋友A在山西的事业单位，同事对她的婚姻非常热心，她总是婉拒他们介绍对象。让A困扰的是，有人会来主动接近她。比如一位体制内男士，她以为二人是普通交往，对方却动手动脚，“她就马上甩筷子走人了。”李明雨说。这位男士甚至四处散布谣言，影响A的风评，于是她一有时间便看书，希望再考个公，离开这个县。没有你，我肯定不会留在小地方林雯在M市做调研时，有一位受访者总是诉说自己职业上的怀才不遇。她是走人才引进的事业编，想考公务员去地级市，或者去更核心的部门，施展拳脚。一年之后，她突然找林雯咨询，想给孩子买个学习机。林雯试探问，你还考公吗？对方解释，自己的工作待遇已经有所提升。一年前，这位女士谈及现状总是很愤慨，期望还在上大学的林雯多回家，和她一起去咖啡馆看书学习。林雯理解这种心态转变，“养孩子，发现越来越爱他”。林雯的母亲是高材生，读研那一年，送林雯去报到时，母亲感慨说，如果没有跟你爸结婚，没有你，我肯定不会留在小地方。“哪怕都退休了，她还是会有落差的”，虽然大多数时间母亲没工夫想这些问题。林雯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是大学同学里少有在体制外工作的人。林雯从小生活在体制内家族，但不喜欢人情世故。母亲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施展，于是期望林雯能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外面适应不了再回来。有一些被催婚很紧的女性，林雯发现她们已经逐渐习惯，“妈妈让你找对象也就那几个话术，不听也就算了”。谈及过往的很多经历，她们大多语气平静，“可能真的已经适应了”。2023年，某211大学讲师马莉在一篇论文中关注了县域体制内适龄女性的单身现象。在她看来，“她们一方面没有从传统的血缘、家族和地域关系中彻底脱嵌，另一方面又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独立意识、婚姻自主观念和独立思考能力。”她观察到，许多人会有策略地应对父母催婚的压力，比如跟父母讲道理：“县城职业的鄙视链依次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社区工作者、特岗、合同工、个体户、厂工……我自己就是老师，找对象也只想找体制内的，不然悬殊太大，问题会很多……总之，1+1＜2是不行的。”也有人在微博、豆瓣小组上接触到关于韩国“三抛世代”的讨论——指的是那些因为生活压力大，感觉前景黯淡，而选择放弃恋爱、结婚和生育的年轻人。但马莉认为，这些女性的单身状态是被动的，受制于性别比失衡等现实因素，“她们也是渴望结婚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回到县城的女性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意识，整体推迟的婚恋年龄会对地方社会的传统观念带来冲击。在学校做调研时，林雯曾经在一个老师的书桌上看到过日本性别研究学者上野千鹤子的书，她很诧异。“你在县城看到这样的书其实是蛮新鲜的一件事，她看这本书应该只是想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但是真正将女性主义贯彻到行动上很难的，因为县域社会环境的影响太深了。”李明雨观察，身边超过30岁的单身同事，很少有人着急结婚，都很活泼潇洒。她有时会被她们的豁达感染。有一位姐姐，李明雨最喜欢坐在她旁边吃饭。让她印象最深的一次，食堂接待上级部门，准备了大闸蟹。大家都有些拘谨，只敢拿一两只，这个姐姐却不管，一个人吃了八九个，与此同时，对外的接待礼仪也毫不含糊。李明雨受到感染，“我跟她在一起我也吃了七八个”。李明雨现在有了心仪的男生，对方和她一样，由于家庭原因回到县城，但是有自己的小世界，喜欢科幻小说、推理小说，想当漫画家。李明雨日常驻村工作很忙碌，经常到村民家入户，科普法律知识。她希望将五年的服务期作为自我探索的时间，不为自己设限，“也算是给我自己的一个过渡期吧”。...

近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中金所”）对上海维万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维万公司”）及其实控人，未按规定申报实际控制关系账户，违反交易所交易限额制度，在股指期货多个品种上超交易限额交易的违规行为实施纪律处分。据中金所消息，经查明，上海维万公司管理的3个产品账户、公司实控人及其亲属名下的2个自然人账户，未按规定申报实际控制关系。在未申报实际控制关系期间，上海维万公司及其实控人采用高频交易方式，在股指期货多个品种上超交易限额交易，情节严重，构成“利用不正当手段规避交易所交易限额制度，超限交易”的违规行为，获取违规盈利893.48万元。根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违规违约处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中金所决定对上海维万公司及其实控人等通报批评，对上海维万公司管理的相应3个产品账户、公司实控人及其亲属名下的2个自然人账户股指期货限制开仓十二个月，没收违规所得893.48万元，并将上述纪律处分记入资本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当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中金所采取纪律处分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金所依规对相关客户违反期货市场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管理的行为采取了监管措施，是履行交易所监管职责的举措。证监会始终坚持严的监管主基调，指导证券交易所和中金所加强期现货监管联动，对包括高频交易在内的各类交易行为穿透监管，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下一步，证监会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加强监管，切实保障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金所发布的消息称，将按照中国证监会部署要求，严守监管主责主业，持续加强市场一线监管，坚决做到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严厉打击以不正当手段规避交易监管、违反市场“三公”原则、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始终保持严的基调和“零容忍”高压态势。同时，提醒投资者依法合规交易，共同维护金融期货市场正常交易秩序。...

最近，国外一位在大型游轮上工作的歌手，爆出一个行业内幕，震惊了不少网友：“如果船上突然开始举办冰淇淋派对，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可能船上死了人，需要冰柜腾出空间存放尸体，而且死亡人数比你想象的多。”这个犹如都市怪谈的猛料爆出后，迅速引发了舆论热议。更出乎人意料的是，这个游轮“潜规则”，被业内人员和过往发生过的案例实锤了......这位有多年游轮工作经验的女歌手，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条短视频称：她工作的游轮载客量为3000名乘客，每次出海都是人员爆满，老年人又占了大多数。因此每次出海时，游轮上总可能碰到4到10人死亡。她表示，如果死亡人数超过7个人，船员们就会开始清理冰柜，腾出一部分空间冷冻尸体用。所以在游轮度假时，如果有船员或管家邀请你去参加临时的“冰淇淋派对”，也就意味着死亡人数增加了。女歌手的发言在网络上一石激起千层浪，海量评论将这段发言顶上了热搜。有媒体联系到女歌手本人，谁知对方的新一轮爆料，更让人觉得细思极恐。女歌手称自己虽然不是医护人员，但经常听到船上护士说起过，他们工作的游轮属于奢华型，航线沿途景色优美，服务和餐食水平都很不错，因此多数游客都是年龄75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将游轮当成了“海上养老院”。老年人多，长途旅行中自然死亡的几率也就更大，每次出海会有4-10人死亡的数据也属于合理范围。为了证实这段发言是否真实，媒体又向相关专家和从业人员证实，谁知得到的结论更惊人。原来，以美国相关法律规定为例，每艘游轮都要按规定配备裹尸袋和停尸房。停尸房的大小和船只尺寸比配。通常情况下，获准载客的游轮上要配备能容纳3-4具尸体的停尸房。如果死亡人数超过这个数字，那尸体就需要存放在食物使用的冷藏室里，直到航行结束或停靠港口时运下船。这种停尸房一般都位于最底层的甲板，上面会悬挂着“游客止步”的警示标志。在女歌手短视频的评论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她的言论。“我是游轮上的医生，我能证明冰淇淋确实和停尸房有关。”“因为某些原因我不能明说，但我证实冰淇淋派对确实和游轮上突发事件有关系。”“作为一名90年代潜艇兵家属，我知道潜艇上是这样，但我不知道游轮这事真假。”记者也对这些人进行了采访，其中一位曾经在船上工作的网友证实，自己以前被突然叫去搬尸，尸体存放在食品用冷库里不罕见。另一名水兵还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军舰上没有停尸房，所以有人去世就得马上运到食品冷库里，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会吃顿大餐。反之，要是哪天突然吃的好了，也就证明冰箱在清货，有人去世了。”这些鲜少被外界知道的行业秘密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证明了海上旅行中确实会有人员去世的突发情况发生。2019年3月，中国台湾省一位男游客独自登上从基隆港出发的游轮，打算开始4天3晚的度假之旅，却没想到在当晚11点多，突发疾病去世。他的尸体在冷藏室内存放多日，期间没有人没有通知家属，等到航行结束返港才通知家属去领尸。这个结果不仅令死者家属无法接受，也给船上游客留下心理阴影。游客们不能接受的理由有两点，首先是死者在刚上船时就已经有呕吐、冒冷汗的情况，航行到晚间11点时突然倒地，游轮通知船上医护人员来救治。直到凌晨2点宣告死亡前，整整3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转向或是停靠的打算，是不是担心返航的成本太高？如果刚开始就返航或是通知直升机来接人，或许能挽回一条生命。其次，大家在船上灯红酒绿的几天，所吃的食物都和尸体一起存放，换谁都会觉得晦气。无独有偶，2022年8月时，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对夫妻登上游轮出海，打算展开8天的加勒比航海之旅。79岁的丈夫，却在第二天因为突发性心脏病身亡。船上员工给了死者遗孀两个选项，要么在停靠的下一站，波多黎各首都港口带尸体下船。要么将遗体存放在船上的停尸间里，返航回佛罗里达时再下船。考虑到在波多黎各人生地不熟，处理验尸火化等手续比较繁琐，加上对游轮上硬件设施的信赖，死者遗孀选择了后者。谁曾想，死者的遗体所存放的饮料用冷藏间，24小时的温度设置都在零上。等到6天的航行结束，尸体已经严重腐烂呈绿色，并且发生过膨胀爆炸。深受打击的家属，一纸诉状将游轮品牌方告上法庭，并且提出至少100万美元的赔偿金。截止今年，案件结果还未被披露。游轮作为便捷、舒适、体验感好的出行方式，被不少喜欢旅行的游客当做度假方案的首选。这一次的行业大爆料，可能会让很多人产生心理阴影。但也不必过分担心从而带来应急创伤，每艘游轮按法律和行业规定都需要配有医护和紧急救治设施，船上所有员工也会定期参加急救培训和考核。乘客突发疾病或救治不当也都属于小概率事件，发生几率微乎其微。享受每次出海时带来的快乐心情，才是游轮游的最大意义。...

黄金作为一种具有投资价值的贵金属，价值稳定，备受消费者青睐。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北京双井富力广场“中国黄金北京概念店”在2023年12月关门闭店。有投资者投诉称，自己曾在该门店购金并进行“托管”服务，金店关门，自己的黄金也随之“消失”，去向成谜。据报道，有的消费者涉及的金额超过500万元。此外，据他们估算，合计托管的黄金数额超5000万元，中老年人偏多。消费者手中的发票信息显示，上述金店背后的主体公司为北京三鼎原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曾为1000万元。12月25日，也就是在就关店前几天，该公司注册资本减资至300万元，原持股70%的股东邹志群退出，如今股东行列只剩下杨淯溶一人。据天眼查，邹志群是西安金都工艺美术集团有限公司实控人，是深圳鸳鸯金楼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等23家公司股东，其中7家公司已经注销或吊销。公开报道显示，位于北京双井富力城的中国黄金概念店于2009年开业。彼时的宣传文案称，这是中国黄金在北京最大的单店，是中国黄金公司的“扛鼎之作”。彼时，时任中国黄金上海黄金公司总经理李清飞告诉记者,中国黄金概念店闪亮登场,意在以中国新兴阶层的审美情趣和消费投资需求为中心,以独特的产品服务理念,创新的陈列销售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与众不同的购物体验,“籍此推动中国黄金更上一层楼,引领中国黄金珠宝首饰行业新风尚!”值得一提的是，给这家金店开业“站台”的李清飞，来历不简单。公开资料显示，1971年出生的李清飞，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2001年4月至2006年5月，任经济观察报社社委，副总经理，副社长。2006年5月至2014年4月在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工作，先后任中金黄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黄金公司总经理，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中国黄金报社社长，中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北京黄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2014年从中国黄金辞职后，李清飞任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此后，这家店在富力广场存在了14年，直到2023年末“跑路”。值得注意的是，有消费者表示，这家店刚开业阶段和后期的发票主体并不一致。一些较早开具的发票显示，主体为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则是北京三鼎原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天眼查信息显示，前者是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成员，有国资背景；后者则是注册资本300万人民币的私企。更重要的是，私企三鼎原珠宝的成立日期在2010年，晚于2009年中国黄金概念店开张的日期。可问题是，私企三鼎原珠宝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和代价从国资背景的金一文化获得该概念店的经营权呢？走投无路的消费者们来到中国黄金总部，希望得到一个交代，却被告知，这家“中国黄金概念店”只是加盟店，总部不允许加盟店开展托管业务。中国黄金方面愿意报警协助调查，并与加盟店方面沟通赔偿，但不愿直接承担赔偿。据悉，本次因加盟商关门“跑路”而受到关注的中国黄金（600916.SH），每年凭借加盟商就赚得百亿元。中国黄金2022年年报显示，截至该年末，该公司共有3642家门店，其中，加盟门店3537家，直营105家。2022年内，该公司新开、关闭的加盟店数量分别为325家、424家，加盟门店总数有所减少。业绩方面，中国黄金的经销模式主要为加盟店渠道，2022年，该公司来自经销模式的收入为138.21亿元，占到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近30%。对此，时间财经以投资者身份致电中国黄金上市公司方面，其董秘办工作人员表示，从舆论的角度来讲，对上市公司会有影响。关于后续进展相关问题，将由舆情部门负责联系回复。不过，截至发稿，时间财经未获中国黄金方面更多回复。...

一新春第一会，为何都在聚焦营商环境？龙年伊始，各地陆续召开“新春第一会”，“拼经济”成为共同主题，而营商环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其中的高频词。拼经济，既要拼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也离不开一流的营商环境。据不完全统计，在20多个召开“新春第一会”的省份中，半数以上聚焦于营商环境。各省市新春第一会高频词而在主要城市中，从东部的上海、苏州到中西部的成都、郑州，再到东北的沈阳、长春，无不以营商环境为重点拉开龙年序幕。其中，上海连续7年在开年吹响“优化营商环境”号角，而成都继去年以来再次锚定营商环境，将优化营商环境、科技成果转化、制造强市共同列为三大“一号工程”，将之作为拼经济的重要抓手。拼经济，为何重点在于拼营商环境？过去一年，有两个经济现象备受关注：一个是上海、香港的“逆向招商”，另一个是淄博、哈尔滨等网红城市的逆袭。去年，香港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到内地进行招商，直言“加力抢企业、抢人才、留人才”；而上海不远千里先后奔赴成都、武汉举办招商引资大会，将“抢企大战”推上新的高度。无论是香港还是上海，都将营商环境作为“逆向招商”的最大竞争优势，足见这一轮城市竞争的重点所在。两大网红城市的出圈同样如此。山东淄博凭借“服务型”烧烤而名声大振，哈尔滨借助“讨好型市格”，成功扭转人们对于“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网红城市走红的路径不一，但无不将服务意识摆在首位，以此作为展现城市形象、营商环境的舞台，并带动更多企业、人才落户，由此形成正向循环。可见，从经济大省到经济大市，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从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无不意识到营商环境之于拼经济、抢企业、抢人才的重要性。究其根本，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体现。拼营商环境的背后，既是大国博弈、区域竞争步入深水区的体现，也是经济从高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求。早在10多年前，我国就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摆在关键位置，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近年来更是多次将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作为年度重点任务之一。如今，全球地缘格局、国际博弈仍在持续变化，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日益上升，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经济版图，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优化营商环境，正是有效应对风险、重塑国际竞争力、创造最大确定性的关键一环。从发展模式来看，过去招商引资，普遍存在拼资源、拼土地、拼人口红利、拼政策优惠的路径依赖，这在经济高增长时代可能无望而不利，但在高质量发展时代恐怕难以为继。且不说要素成本抬升、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税费优惠空间收窄带来的直接制约，一流的企业和一流的产业，看重的从来不是短期的蝇头微利，而是长远发展的可能，这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就是营商环境。就此而言，拼经济就是拼营商环境，这也是决定头部城市升沉进退的关键。二市场主体、高学历人才的“用脚投票”，是检验营商环境的试金石。这两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抢企大战”和“抢人大战”如火如荼。那么，谁是“抢企大战”和“抢人大战”的最大赢家？一个衡量指标是经营主体的多少及增速，这是市场活力和城市吸引力最直观的体现。经营主体，主要由企业、个体工商户构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载体，也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有11座城市经营主体数量突破200万户，其中深圳、成都、重庆、上海、广州、苏州、西安6城超过300万户。作为中西部最大的省会，成都以389万户的总量位列全国第二，每千人经营主体数量达183家，创业密度之高可见一斑。从新登记市场主体来看，成都2023年新增市场主体60.2万户，自2018年以来连续5年新增超过50万户，增量位居副省级城市首位，凸显了强劲的市场引力。这些经营主体，既有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上市企业为代表的龙头企业，也不乏在一些细分领域有着独特“统治力”的中小企业，形成了“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格局。数据显示，成都已有1.3万家国家级高新企业、44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140多家上市企业以及4家世界500强企业，位居全国第一梯队。另一个指标是人口增量，尤其是高学历人才的增量，成都已连续5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这两年，“蓉漂”正在成为京漂、沪漂之后的新热词，而“蓉漂之后、再无漂泊”的说法也不胫而走。如果说“蓉漂”的出现是中西部人口回流乃至虹吸东部地区高学历人才的体现，那么“蓉漂之后、再无漂泊”则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的深刻写照。2010年至今，成都累计新增常住人口超过600万人，增量仅次于深圳。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带动成都人口总量迈上2100万大关，逼近北京。这些人口中，各类人才占了1/3左右。数据显示，成都目前人才总量超过600万人，在全国位列第四位，而2023年一年就吸引72万各类人才落户。人随产业走。成都电子、装备制造等万亿级产业集群的集体崛起，开始带动省域人口回流；而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井喷，带动高学历人才的持续涌入。无论“抢企大战”还是“抢人大战”，成都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机会之城”的内涵，而创造这些机会的，离不开一流的营商环境。三拼营商环境，成都究竟有多大优势？说起营商环境改革，上海、深圳是佼佼者。上海曾经凭借“特斯拉速度”蜚声国际，特斯拉超级工厂创下了“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上市”的奇迹；而深圳则以“4个90%”著称，90%以上研发机构、人员、资金和发明专利都来自于企业，堪称民营经济创新活力的典范。无论是上海“特斯拉速度”还是深圳“4个90%”，背后都来自营商环境的助力。目前，上海营商环境改革已迭代到7.0版本，持续把放眼世界、对标国际一流当作优化营商环境的着力点，而深圳也迈入了6.0时代，实现了办事从“跑多次”到“最多跑一次”再到“一次不用跑”的跨越。与沪深相比，同为超大城市的成都，营商环境也经过了多年迭代，步入6.0时代，且对照世界银行评价标准，对标先进城市，无论是改革力度还是深度，都不弱于一线城市。据统计，从营商环境1.0到6.0，成都已累计推出906项改革举措，涵盖“建体系夯基础”、“学先进补短板”、“树标杆创品牌”、“集创新求突破”、“优服务增活力”、“数字化强赋能”等方方面面。作为成都市中心城区，温江区近年来在营商环境改革中走在前列，打造了“温江效率”的金字招牌，成了成都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的缩影。无论是获得全市乃至全省推广的综窗改革、提醒服务等成熟经验，还是首创的“三员合一”等创新探索、“一把手走流程”工作机制。无论是向互联网要效率、向流程再造要效率、向简政放权要效率的全方位实践，还是率先建立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方式，都让“温江效率”这一品牌充满含金量。温江营商环境改革何以走在前列？早在多年前，温江区就率先将营商环境改革作为头号工程，近年来更将营商环境作为事关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经过多年建设，温江营商环境正在开花结果：2021-2023年连续三届获评“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区”，先后斩获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城区、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示范区。虽然地处西部内陆腹地，但温江区时刻以先进地区作为对标，不仅与广州南沙区等沿海城市强强联手、主动奔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科创飞地”，而且在营商环境改革上做出“三个都可以”的承诺，探索出“四度”的改革理念。“三个都可以”说的是：“只要是先进地区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都可以参照；只要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放行；只要是不触碰红线底线的，都可以给予容错空间”。这些承诺，对应的是对标先进、非禁即入、包容审慎、无事不扰等先进理念，指向的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高标准要求，更是对自身持续变革、刀刃向内的倒逼机制。与“三个都可以”相对应的是“四度”——温江正在用心打造“尺度、速度、温度、力度”一流营商环境。尺度、速度、温度、力度，分别指向包容审慎的监管、一流的政务效率、无事不扰但有求必应的服务意识、助企惠企的政策力度。这与浙江等沿海地区的营商环境改革理念可谓不谋而合。浙江提出对中小企业、新业态企业提供包容审慎的监管氛围，积极争取设立公平竞争指数和公平竞争审查会审两个国家级试点，要求建立政务失信责任追究制度等等，将营商环境改革“卷”到了新高度。温江的“三个都可以”和“四度”也是如此，可谓切中了营商环境的要害。企业敢不敢来、能不能最终留下来，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的基本面，更要看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市场的公平竞争空间、政府的法治意识和服务意识等深层次的因素。这些理念合在一起形成的营商环境，就是地方竞争的软实力，也是一地最佳的金字招牌。当“温江效率”一跃成为新的城市营商环境品牌，金温江之“金”将会有更为丰富的体现，其探索对于所在省市乃至发达地区都有积极借鉴意义。四“温江效率”，给当地带来了什么？与资源、土地、税费等显而易见的实体相比，营商环境或许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一家企业、每一个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得到，并会用脚做出选择。同时，无论是拼土地还是拼政策优惠，都只有短期之效。正如“零门槛落户”对于抢人大战的作用一样，由于缺乏门槛和独占优势，所有城市都能轻易复制模仿，最终区域竞争又会回到同一基本面。营商环境则不同，它是一地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体现，检验的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在不同能级城市乃至不同区域都有着巨大悬殊，从而成为城市竞争软实力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营商环境建设不易，但一旦建成，就能迅速转化为竞争优势，带动人口企业涌入、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推动城市形象的全方位跃升。过去一年，温江新引进签约192个重点项目，其中包括金港汽车、海思科制药研发生产基地等20个重大和高能级项目。而龙年伊始，温江就宣布计划第一批实施重大项目219个，全年力争签约引进社会投资项目100个，其中重大项目和高能级项目35个以上。大项目带动大投资，大投资带动大产业，大产业带动大发展。近年来，温江一众中小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中西部企业之林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数据显示，仅2023年，温江新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5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15家，百利天恒、科伦博泰两家龙头医药企业双双创下创新药出海纪录。大项目、大企业的涌现，是温江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拔节生长、不断壮大的体现。目前，温江区正在全力推动地标产业提能升级，重点产业、未来产业集聚成势，构建“姓温有据”（产业画像“姓温”、产业选择“有据”）的“3+6”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产业，既涵盖医药健康、绿色食品、现代都市农业三大地标产业，又囊括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印务轻纺、现代商务、文体旅游、数字经济六大重点产业和未来产业。无论是地标产业还是重点未来、未来产业，多数都是当下各大城市争抢布局的主赛道，竞争远比一些依赖资源投入的传统产业更为激烈，更需要一流的营商环境作为关键的胜负手。同时，这些产业多数都是知识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且部分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需要强大的产业集群、密集的创新资源和良好的市场环境作为支撑，而温江区在这方面更具优势。从城市的长远发展来看，无数城市都渴望一夜之间爆得大名，借助网红经济的东风一跃而起，但城市形象的形成终究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细水长流，更需静水流深。营商环境才是最好的城市形象。温江将“温江效率”作为城市品牌，将营商环境作为最重要的城市形象标志，极具前瞻意识又富有远见，对城市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更为深远。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营商环境改革如此，城市竞争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