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以来，中国的地方银行一直在大量购买长期主权债券。但一些分析师警告称，看似安全的政府债务可能带来危险。中国政府债券价格的上涨引发了中央监管机构的警惕，这些机构警告称，地方银行对政府债券的购买兴趣可能引发类似去年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倒闭那样的危机。负责监管金融业的中国央行(PBOC)已表示，对地方银行大举买入长期主权债券的行为感到不安。跟硅谷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投资组合一样，长期主权债券也很容易受到利率变动的影响。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分析的证券市场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资银行（以地方银行为主）净购买的此类债券总额达到2700亿元人民币（合370亿美元）。“如果将大量资金锁定在收益率过低的长久期债券资产上，若遇到负债端成本显著上升，会面临收不抵支的被动局面。”中国央行一位官员本周向中国国有媒体《金融时报》(Financial News)表示。“去年硅谷银行因为（这样做）……导致银行出现资不抵债和流动性危机。”硅谷银行于2023年3月被美国政府接管。此前，由于储户担心利率上升对该行持有的长期美国国债产生影响、从而导致该行无法兑现存款，该行发生了挤兑。当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银行倒闭事件。中国正在努力应对在其庞大的房地产行业中缓慢发酵的危机。房地产历来是中国大部分投资的焦点，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这场危机已蔓延至股市。中国众多地方银行的问题可能会在关键时刻限制放贷能力，从而加剧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困境。自今年1月以来，中国的地方银行一直在大举买入长期主权债券作为避险资产，以躲避股市和房地产行业的风险，这推动政府借贷成本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但一些分析师警告称，看似安全的政府债务可能带来危险。“对小型银行来说，追投较长期（债券）其实是有风险的。”法国巴黎银行证券(BNP Paribas Securities)大中华区外汇和利率策略负责人Wang Ju表示，“如果出现差错，收益率开始上升……损失可能很大。不要忘了美国硅谷银行这样的地方银行的教训。”中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债券收益率与价格成反比）本周跌至约2.5%，为20年来最低点，显示出对长期政府债券的需求之强劲。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3月跌至2.2%的历史低点。在政府官员屡次警告之后，其收益率趋于稳定。中国国内媒体报道，在一些东部和中部省份，地方银行业监管者让小型银行停止增持长期债券，对他们发出了流动性风险警告。尽管政府采取了上述措施，但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二级交易数据显示，农村商业银行在3月1日至4月16日间仍然购买了价值4000亿元人民币的主权债券。相比之下，中国共同基金同期的购买量要少得多——为78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大型银行减持了2200亿元人民币债券。“相比于它们的大型竞争对手，小型银行尤其激进地投资于政府债券。”中金公司(CICC)研究部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陈健恒表示。中国官员对于2016年中国债券市场那场暴跌仍然心有余悸。...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周五对一家注册为Trump Media & Technology Group审计师的会计师事务所颁布禁令。SEC表示，在审查2021年至2023年期间提交给SEC的1500多份公告时，发现BF Borgers未能遵守监管标准。SEC表示，在某些情况下，BF Borgers使用了以前审计的工作底稿，只更改了相关日期，并将其伪造为当前审计期间的工作底稿。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同意支付1200万美元的罚款，以了结SEC的欺诈调查。该公司的所有者Benjamin Borgers将单独支付200万美元，并同意禁止审计上市公司客户。Borgers暂未回复置评请求。根据SEC的文件，在Trump Media通过与空白支票公司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 Corp.合并上市之前，BF Borgers对Trump Media进行了审计。证券公告显示，Trump Media的审计委员会已聘请BF Borgers担任2024财年的审计师。Borgers和他的公司既不承认也不否认SEC的指控。...
2024年2月17日，河南洛阳一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被推着经过街道上的龙形装饰中国每六位六十岁以上老人就有一人的生活起居需要他人协助。对许多受薪阶层来说，每个月聘用护工或送老人到养老机构的经费，往往是当地基层白领的一个月收入。在中国医保、长护险给付金额不足的情况下，下一代为了照护失能老人，很可能意味牺牲个人的未来。“说白了，最可怕的是没钱看病。”王巍说，“每个月医保到帐户的钱，我听他说过好像就几十块钱，但像他父亲一个人每个月吃药的费用就差不多一千多。至于她母亲（没有医保）则是要完全自己负担”。王巍谈到他好朋友的父母时，十分感叹。 他们住在中国江苏省徐州市，父亲曾是央企铁路部门的员工，晚年因为脑中风半身不遂，语言功能出现障碍；担任全职家庭主妇的母亲则是罹患许多基础疾病，需要吃很多药，也曾一年住过好几次院。而他朋友除了上班赚钱还要照顾孩子，实在分身乏术。王巍说，当地24小时护工的月薪大约四、五千元。 如果送进养老院，每个月也要至少五千元。他朋友父母“只有一人有退休金，可能每个月就三、四千块钱（以下币值皆为人民币）……。这一点要吃饭、吃药，没有多余的钱。然后他们的子女也没这么多钱去请护工，只能平时晚上过去看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大约4400万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属于半失能、失能和失智状态，相当于每六位就有一位生活无法自理。而王巍口中没有足够退休金和医保的家庭，并非少数群体。一名患糖尿病的老人坐着轮椅在北京中医院的走廊里等待专科医生门诊教授邓钢以书面方式回复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雇员（尤其是官僚）享有相当不错的养老金。但这仅是最多20%的工作人口，“对于其余80%的劳动人口来说，需要依靠个人的私人储蓄或兄弟姐妹来过活。60至70后出生的壮年人通常有兄弟姊妹互相帮忙。但一胎化政策施行后，80后出生乃至千禧一代将面临421的家庭结构，既没有人一起分担照护父母，又付不起护工或养老院的话，往往为了照顾家里的老人，夫妻一方选择兼差维持家计而放弃个人本来的职涯发展。在成都的Godard Liu，就是70末出生的独生子女。他的父亲因为各种心脏病缠身，使用鼻插管输氧，出门走一点距离就会喘，也无法手提一公升的牛奶。尽管退休金够生活，但还是不足以每个月花五、六千元请看护，因此这早前时间的支出就落在了Liu的肩上。幸运的是Liu经商有成，可以负担的起，但并非广大的独生子女都能像Liu一样。当年轻人的养老负担越来越沉重时，中国政府能否满足如此庞大的社会福利需求？教授邓钢认为，从中国常常慷慨解囊、对外提供援助来看，国家其实是有能力提供的。2023年1月3日，一名老人在北京医院急诊室的走廊上接受静脉输液医药、养老护理费用高昂 医保、长护险给付有限为了向失能老年人口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中国2016年起试点推行长护险，迄今覆盖全国49个城市。根据国家医保局，截至2023年6月底，长护险的参保人数达到1.7亿，累计200多万人受惠。以四川省为例，目前仅成都市推行长护险，拥有社保而且失能超过半年的人可获政府补助，有的养老院甚至能帮忙申请。一名负责客户入住的周经理说，按不同失能等级，“等级越重，补贴就越高。不同城镇城乡也不一样，不是一个定额，可能从几百块到四、五千元都有”。而成都养老院的收费标准也随房型、护理需求的客制化和地理位置差别有所不同。目前，都还有空床可以入住。 周经理说：“便宜的有两、三千，贵的到三万都有。只是硬件、设施或是吃这一块会不同，但照护模式都是一样的。”媒体咨询的结果发现，如果是在成都市中心的青羊区，比较正规、由集团经营的双人房型至少要7500元，如果想要比较好或多的服务则可能高达10000至18000元。但即便入住客户被评估为失能最高等级，能够向地方政府申请到的基础照护待遇却不到2000元。而在医保方面，中国分两种，一是职工医保，涵盖国有企业和一些民营企业员工；二是针对农民（工）及儿童的城乡居民医保。根据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的统计快报，截至2023年底，全国14亿人口当中，职工医保的人数占比不到3成（3.7亿人），城乡居民医保的人数则接近7成（9.6亿人） 。2022年12月29日，老年患者在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一个村庄的诊所接受静脉注射治疗虽然中国医保覆盖率高达95%以上，但实际承保范围却很窄，而且自付金额高昂。尽管高达七成以上的住院费用能够报销，但医保能给付药品、手术等费用的程度却很低。近来，越来越多低薪及中等收入阶层对庞大的医疗支出感到力不从心。媒体此前报道，2022年有2500多万人退出城乡居民医保，主因除了缴纳费用过高，还有感受不到参保的好处。据《转角国际》报道，2023年2月，中国地方政府为了应付财政危机，还减少了划入个人医保帐户的金额。 举例来说，武汉市职工的医保帐户金额，从原先每个月260元减少至不到80元，等同变向削减医保给付额。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0-2020年间，中国居民自掏腰包看病的负担比重从大约六成（59.5%）减少一半到大约三成（27.7%），但这相比英、美 、加、日本、瑞士、新加坡等医疗发达的国家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几来说，还是高出一大截。这意味即便政府推出医疗保险和长护险，目的是为了减轻民众的财务负担，但对许多人来说，依旧是“ 可有可无的状态”。一位在北京街头打电话的老人农村失能老人照护问题更严重中国城市居民尽孝道、照护失能老人的负担沉重，农村的情况恐怕更糟。蔡慎坤说，他母亲高龄80多岁，疑似罹患阿兹海默症，近两年脾气古怪、记忆时好时好坏。虽然母亲平时有护工照料，其他三个兄弟姐妹每周也会几次到广东农村看望母亲。但这在农村属于特例，因为普遍的情况是“非常多老人失能之后，基本上就自生自灭的状态”，“地方政府没有想过要真正去为老人提供一些长久的服务”。他说，能每个月花费三千元请24小时护工的，“要么是家境条件好一点的，要么是特别有孝心的”。蔡慎坤说：“现在（农村）家庭除了有低保之外，很多实际上连养老金都没有（或者老人每个月只有100元左右）。他们完全要后代养，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找政府，因为找也知道没用。”许多人就在如此孤立无缘，子女也因为在外地打工而无法照料的情况下死去。媒体此前报道，医学院教授范佩贞的团队发现，2015年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几乎是城市的两倍。每十万65岁以上的老人就有约22人自杀，且这个数字随着年龄增加而继续扩大，80岁以上的自杀数字达52人，85岁以上高达66人。相较之下，城市老人的数字分别约为13人、26人、41人。蔡慎坤对此建议，各种可能导致失能的疾病，政府应积极向民众提供引导、预防性的指导意见。密西根大学公卫学教授峰村铃木也认为，如果能早一点学习晚年生活的可能样貌，就能越早做好准备，像是进行住家的房屋改造，让环境变得更友善老人，例如减少住家内外的阶梯，同时培养老人独立生活和健康的生活习惯等。...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开放全市八城区和桐庐县作为智能网联车辆测试应用区域。据中新社报道，星期三（5月1日）起，杭州正式开放全市八城区（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临平区、钱塘区）和桐庐县共计3474平方公里作为智能网联车辆测试应用区域，实现全市建成区全覆盖，服务人口超1000万。与此同时，杭州提出将推进道路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升级，实现全市信号机及交通标志标识联网率95%以上，升级支持5G-A基站3000个以上，全力创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同日，《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促进条例》（下称《条例》）正式施行。杭州成为中国首个为智能网联车辆上路立法的省会城市，也是中国首个为低速无人车立法的城市。...
花旗集团一名交易员的大手笔错误导致欧洲股市短暂暴跌两年后，该银行表示，当局正在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银行在周五晚间的季度报告中写道：“英国和欧洲的政府和监管机构正在对 2022 年 5 月 2 日发生的股票柜台交易错误进行调查或询问。”“花旗集团正在配合这些调查和询问。”该公司没有详细说明这些询问，也没有说明是什么促使它现在披露这些询问。花旗集团发言人拒绝置评。花旗集团在闪电崩盘发生后不久就公开承认其参与其中，并指出当时正在向监管机构和交易所通报所发生的情况。该银行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其一名交易员在“输入交易”时犯了一个错误。知情人士当时表示，这名交易员正在家里工作。这一失误引发了 OMX 斯德哥尔摩 30 指数长达数分钟的抛售，对从巴黎到华沙的交易所造成了严重破坏，一度导致欧洲股票价值蒸发超过 3000 亿美元。该银行表示，它“在几分钟内”发现了错误并进行了纠正。...
据彭博社5月2日报道，美国众议院一些重量级议员呼吁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TikTok是否违反了儿童保护法，并利用应用程序来煽动未成年用户去游说国会。领导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的议员们表示，TikTok在反对字节跳动撤资否则就面临封杀的立法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性和煽动性信息”来动员13岁以下儿童。TikTok周四表示，公司使用遵循FTC指引的标准程序来筛选用户年龄，而该机构并不要求普通受众网站的运营商进行进一步的验证。TikTok只向18岁或以上年龄的用户发送了有关该法案的通知，并没有故意以任何13岁以下的用户为目标。报道称，议员们还想了解，其游说活动是否违反了其它打击欺骗消费者行为的法律。...
修订草案第61条划定了“特定非金融机构”的主体范围：本法所称特定非金融机构，是指：(一)提供房屋销售、房屋买卖经纪服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房地产中介机构；(二)接受委托为客户办理买卖不动产代管资金、证券或者其他资产，代管银行账户、证券账户，为成立、运营企业筹措资金以及代理买卖经营性实体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三)从事贵金属、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商；(四)其他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洗钱风险状况确定的需要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日前反洗钱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审议，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修订草案）》（下称“修订草案”）的说明，这标志着自2007年1月起施行的反洗钱法将迎来首次重大修改。此次修订草案共7章62条，对原《反洗钱法》做了较大改动，修改条文多，规则变化大，修订草案围绕明确法律适用范围、加强反洗钱监督管理、完善反洗钱义务规定，对相关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正如《宪法》之于法律，《反洗钱法》是反洗钱法律制度的基本法。自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10月通过《反洗钱法》，距今已经18年，此次《反洗钱法》修订是十分重要的，在立法上与时俱进地反映了新形势下反洗钱的需要，为后续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实施细则提供了法律依据，我愿把它评价为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参与反洗钱法修订草案讨论的专家王新教授如是说道：“在反洗钱已被提升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政治稳定的战略高度的大背景下，此次修法对于完善我国的反洗钱法律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本草案有望在2025年前得以通过。”“若对本次修订草案的变化进行总结，我认为此次修订内容具有宽、细、严的特点”，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勇辉律师对记者说道：“首先是内容宽，体现在内容增加了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工作要求、将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至义务主体，优化反洗钱监管措施和手段等方面。第二是规定细，细化了行政权力机构的管理权限及监管措施、被监管主体的义务要求等。三是措施严，修订草案中对洗钱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大幅增加。”洗钱犯罪形态不断升级，强监管是修法核心随着洗钱规模和深度的日益加剧，洗钱行为威胁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公共秩序等多个领域，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冷战之后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王新教授将洗钱犯罪发展归结了三个阶段：洗钱的1.0版本是毒品、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犯罪的衍生物。洗钱犯罪在产生初期是恰如寄生虫般紧密地依附于毒品、有组织犯罪、腐败犯罪等三类上游犯罪之上。洗钱的2.0版本是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的重要渠道，恐怖组织在通过各种途径取得资金后，通过存储至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将不法资金洗白。而随着洗钱规模、洗钱深度的日益加剧，洗钱进入全新升级的3.0版本，其危害性呈现“核裂变”式的发展，逐渐地从依附于上游犯罪的单一属性中脱离出来，升级为非传统性安全中的突出问题，具有自己独立的危害属性。洗钱犯罪的发展破坏了国际及国内金融业、经济发展、政府和法律制度的良好发展，打击洗钱犯罪对维护金融安全、反腐倡廉、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这也是本次修订《反洗钱法》的时代背景。修订草案的修改条文众多、规则变化重大，可以反映出我国反洗钱监管制度的重要发展方向。一是明确职责分工；二是完善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三是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及反洗钱监管；四是加强风险防控与监督管理；五是完善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与国家有关机关的反洗钱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使用制度。监管理念由“规则为本”过渡到“风险为本”“规则为本”与“风险为本”是一组相对的反洗钱监管理念。朱勇辉律师提到，要求金融机构从“规则为本”向“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过渡，将“风险为本”制度化、法律化，是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规则为本”是指监管机构依照通用的合规原则和具体标准去评价金融机构，注重形式合规。但在地区不同、类型不同、业务不同现实情形下，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要点是不同的。“打钩式”的形式合规判定弊端日益显现。“风险为本”在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四十项建议》中位列第一项，居于指导地位，业已成为了国际反洗钱标准。“风险为本”的本质要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风险制定相应的措施，并将风险评估落实到监管、义务履职的实践中，从而监管机构制定有具有针对性的监管要求，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反洗钱措施，用与实际风险相匹配的程序去管理并降低洗钱风险。在修订草案中，“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得到贯彻，其中明确开展洗钱风险评估、要求金融机构不得采取与洗钱风险状况不匹配的风险管理措施、应基于风险开展客户尽职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等都体现了“风险为本”监管要求。特定非金融行业被纳入监管本修订草案的一个重要变化亮点是将特定非金融行业纳入反洗钱监管的主体当中，扩大了义务主体的范围。修订草案第61条划定了“特定非金融机构”的主体范围：本法所称特定非金融机构，是指：(一)提供房屋销售、房屋买卖经纪服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房地产中介机构；(二)接受委托为客户办理买卖不动产代管资金、证券或者其他资产，代管银行账户、证券账户，为成立、运营企业筹措资金以及代理买卖经营性实体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三)从事贵金属、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商；(四)其他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洗钱风险状况确定的需要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王新教授介绍说，“以往我们把反洗钱的义务主体限定在金融机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犯罪分子绕开银行等金融机构去洗钱，犯罪形式逐渐地从依附于上游犯罪的单一属性中脱离出来”。本次修订法案将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中介机构、贵重金属交易商、特定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非金融机构纳入义务主体，加强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履职过程的监管，是对打击新型洗钱犯罪的需求的积极回应。朱勇辉律师也表示，“为了适应新的反洗钱形势，修订草案对特定业务下的非金融机构采取了'金融机构化'的管理，要求其在从事本法规定的特定业务时，应当参照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此次纳入监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业务，具有资金交易体量大的共性，此类业务在权属关系变更过程中更容易产生洗钱风险。”王新教授认为，把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监管并明确其范围也是我们履行国际反洗钱标准的一个必备的步骤。2007年我国加入FATF，并在2018年接受了FATF的第四轮互评估，在6项评估结果的不合规中，其中有3项都与特定非金融机构有关。王新教授说，在我国面临FATF第五轮评估的国际背景下，修订草案将个人、单位、企业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反洗钱的义务主体中，改变了监管义务主体单一的情况，有助于监测和遏制各种形式的洗钱活动。行刑衔接打击洗钱犯罪在打击洗钱犯罪的过程中，《反洗钱法》与《刑法》分别担任事前预防与事后打击的角色。《反洗钱法》从行政监管角度明确了预防洗钱的前端机制，《刑法》从刑事惩治角度制定了事后打击洗钱犯罪的法律规则，王新教授将反洗钱中的行刑衔接，称之为“双剑合璧”。作为单行法的《反洗钱法》，在此次修订中强化了行政监管，明确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采取监督检查措施，开展反洗钱调查，搭建起反洗钱最基础的制度框架。王新教授提到，随着修订草案的落地实行，相关部门应颁布实施细则等指导性文件，研究建立相关的配套机制。同时，修订草案还扩充了反洗钱的概念内涵，草案第2条明确了“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恐怖主义融资活动”均为洗钱活动。朱勇辉律师提到，“修订草案将反洗钱的概念由七类上游犯罪扩大至所有犯罪，这是对洗钱手法不断升级的积极应对，也体现了对洗钱行为采取从更宽泛更细致更严厉的立法导向。在行刑衔接上，《反洗钱法》修订草案的行政规制范围对应的是《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不再限于《刑法》第191条的'洗钱罪'之中。”修订草案中将“尽职调查”列为了反洗钱义务之一，要求反洗钱义务机构应当对客户进行反洗钱调查，事实上对反洗钱义务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若反洗钱义务机构未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则构成了洗钱犯罪。对于实务中洗钱犯罪的行刑衔接，朱勇辉律师提到应特别注意洗钱行为共犯认定的问题。“洗钱行为是一个具有多个环节、多个交易主体，多个账户、多频次的复杂交易行为。在打击洗钱犯罪的过程中，不乏被动参与或不知情参与的当事人，就如存在将账户借给亲友使用、或为挣几十块钱的使用费而借给他人使用的当事人。尤其像大学生一类的年轻人，社会经验不足，因好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犯罪人转过账，而就被认定为了洗钱罪的共犯。”“若凡是与洗钱行为相关的人、相关的账户、相关的交易，我们都采用一网打尽的方式的话，是否因打击面过宽，而产生较多误伤的行为？”朱勇辉律师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在帮信罪泛滥的这一前车之鉴下，我认为在对涉及洗钱行为的行政管理处罚和洗钱犯罪的打击中，坚持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原则，既要打击洗钱行为，也要注重个体利益的保护。”...
近日据新京报报道：2019年沈女士入职某科技公司，岗位为平面设计。双方就裁员离职补偿协商未果后，2021年11月上旬开始，公司逐渐增加沈女士工作量。11月30日，公司以不服从公司管理、不完成工作任务为由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沈女士认为自己只是拒绝了不合理的工作量，此前工作任务是每人每天设计40多张图后，公司逐渐增加工作量，要求每人每天完成70多张图，远超正常工作量，根本无法完成。法院调查，该公司考核表显示：季度完成2400稿以上，评分即达满分5分，即每人每工作日约完成40张。沈女士同事出庭作证，表示公司与员工沟通裁员不成，意图让员工自行离职，恶意加大工作量。沈女士离职后，工作量即恢复正常。北京三中院审理认为，沈女士最后工作量高达70余张，已大幅超过其考核满分工作量。其起初虽对工作量增加有异议，但仍努力完成，有两天甚至延长工作时间2个半小时以上才最终完成。公司主张沈女士未完成工作任务及不服从管理，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认定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公司向沈女士支付赔偿金6.3万元。...
中国上海市一名女子自称一家三代都是税务人，并要传承下去，引起网民质疑岗位世袭。一则视频星期二（4月30日）起在网络热传，视频的自述者是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庞某某。庞某某称：“我的爷爷和父亲也都是税务家庭的一份子，我是一名在税务家属院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从小受到浓厚的税务氛围的熏陶…… 在毕业之后我选择了接过爷爷和父亲手中的接力棒，让税务蓝在我们家继续传承下去。”视频内容在网上引起争议，有网民称庞某某为“税三代”，质疑她的岗位是世袭得来。据大皖新闻报道，就网传视频一事，大皖新闻记者当天致电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工作人员表示，第一税务所分为很多部门，“有好多个小的部门，我们对她也不是很了解。”对于网传视频的情况，工作人员称：“我们肯定会和领导汇报的。”记者又联系上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称，已关注到关于庞某某的网传视频，目前已对此事进行了报备，也向上级反映，具体情况还在了解中，后续会通过官方消息给大家解释。在此之前的4月3日，一名小学生的言论曾在网上引起争议。网传视频里，小男孩称“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后来证实，视频中的小学生确实是该行员工的孩子。其父是某县支行行长，其母是某市分行机关部门副主管。孩子的爷爷、外公曾经是农发行员工，均已退休多年。爷爷是支行普通员工，外公曾担任过另一县支行行长。...
依赖员工监控的民营组织应该谨慎选择监控方式。疫情期间关闭办公室之初，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社交媒体营销公司98 Buck Social在所有员工电脑上安装了一个应用程序，每10分钟随机捕获桌面活动的屏幕截图。亚马逊和Facebook也表示自己正在跟踪徽章刷卡情况，以保证接到命令返回办公室的员工在按时上班。摩根大通开发了自己的软件，记录员工在Zoom通话、电子邮件和电子表格等活动上花的时间。这些现实世界中的例子，是通过日益先进的技术，比如桌面监控、生物识别智能徽章、位置跟踪或桌面热传感器，来追踪员工效率这一逐渐兴起的运动的一部分。虽然疫情前就已经存在，但随着员工对混合或远程办公越来越感兴趣，这一趋势只会持续加速。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近80%的雇主正在对员工进行电子监控。使用这些技术的最终决定通常来自高层管理人员，然而现实情况中，这些系统的布置和利用通常取决于主管。有鉴于此，我们开始更好地了解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员工在多大程度上会把监控归咎于主管？第二，主管能否采取措施，减轻监控带来的影响？我们认为，如果主管无法控制是否使用监控系统，那么他们也许能够控制如何使用这些系统中的信息。具体来说，我们预测主管是将系统用于控制（即绩效评估）还是反馈（即绩效发展）目的，将决定他们与下属的关系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我们进行了两项研究来评估这个预测。首先，我们从众包平台Prolific Academic上招募了186名美国参与者进行在线实验。其中一半人知道研究管理员将访问他们的网络摄像头，记录他们的活动，并监控他们的电脑，以防止他们在工作测试中作弊。为了提升实验可信度，我们临时开启了参与者的网络摄像头来模拟录制；实际上，参与者的实验活动没有被记录下来。初次测试后，大约一半的参与者收到了来自研究管理员的积极和建设性反馈，被监测的人也知道这些反馈是专门基于研究管理员的观察。我们还对美国多家公司的298名全职员工及其主管进行了实地研究。几个月里，我们要求员工完成一系列调查问卷，以了解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控，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上司的关系。我们还要求这些主管对下属的工作表现和偏差行为进行了评分。这两项研究中，我们发现电子监控会侵蚀主管与下属的关系。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主管出于控制目的进行监控时，员工更容易发生异常行为，例如混时间、注意力不集中、闲游上网和迟到等，他们的表现也会下降。监督人员将数据用于发展目的时则不会这样。当主管使用从监测中获得的信息作为发展反馈时，员工会继续信任并与主管保持积极关系。他们在工作中表现更好，偏差行为也更少。虽然员工跟踪软件可能具有侵入性，但它也提供了深入了解员工行为的机会，例如员工最常使用哪些程序，或者基于其工作模式与效率，员工是否有过度工作的风险。基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提供三个建议，帮助组织领导者在实现这些系统好处的同时，防止其对主管产生反作用。1、将用于反馈的监测透明化首先，组织领导者，特别是决策者，应将监督设置为促进发展的制度，并将这一目的完全透明化。提前通知有助于员工做好心理准备，并产生相应期望，从而给雇主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以发展的方式使用监控。Gartner Insights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公司简单解释监控的范围和目的时，员工对监控的接受度会激增至70%。这意味着在实施这些系统时要提前发出预警，尊重隐私边界，并追踪易于转化为发展提示的数据。例如，微软的Viva Insights会收集微软跨平台（Teams、Outlook等）员工数据，让主管深入了解整个团队的工作流程和沟通模式，并针对效率低下的问题提出可行建议。这类系统强调的是阻碍和改进策略，鼓励主管以发展的方式使用员工监控。它们还有更大潜力，可用于促进员工福祉，因为它们还关注损害个人利益的部门和系统问题。2、培训主管以发展、非惩罚性的方式提供反馈主管应该接受培训，将通过监测收集的信息与整体绩效评估分开讨论。这样有助于将发展信息与通常与正式评估相关的奖励及惩罚分隔开来。基于监控数据的讨论应该侧重特定的行为事件或趋势，可以使用情境-行为-影响（Situation-Behavior-Impact，SBI）模型等有效框架提供反馈。例如，主管应该描述员工正在从事的任务、通过监控系统观察到的活动，以及该活动在当时和全天贡献的结果。这种反馈可以包括对积极和消极行为的观察，强调如何在每个领域进行改进。3、强调绩效监控的好处，并兑现承诺监控会让员工认为领导正在“剥夺”他们的自主权等利益，所以为了不让监控“背刺”主管，组织必须提供一些回报。例如，以发展为导向的绩效监控可以为公司提供数据，说明员工团队在远程工作时如何保持工作效率，从而为员工提供更大的远程灵活性。此外，由于监控可以让员工更好了解自己的工作怎样有助于上级部门的成功，因此主管可以在员工的绩效目标设定上，赋予他们更多权利。每个员工对自身价值都会有不同认知，但企业有责任考虑如何补偿员工失去的自主权。虽然这些研究为监管人员更好利用监控技术提供了见解，但这并不表明发展性电子监控普遍有效。正如之前的研究有力表明，有些形式的监控具有很强的入侵性，并可能打击主观能动性。如果监控的入侵性和控制性过强，雇主的努力就可能损害提高生产力和减少异常行为等理想目标，效果适得其反。我们的观点仅涉及组织及主管可以采取的步骤，以避免因监控而造成代价高昂的损失。除了让主管准备好以发展的方式使用监控技术，雇主还应考虑更多引入监控的方式。现有研究表明，如果员工已经相信雇主总体而言是公平的，会更有可能接受这点。公司常将主管视为监控中的被动参与者，任务只是观察和规范员工行为。这样可能会为监控流程的整体有效性，以及这些主管与下属的关系带来风险。为了应对风险，依赖员工监控的组织应该谨慎选择监控方式，并保证主管在与下属接触时，会将收集到的信息用于发展而非惩罚目的。蔡斯·蒂尔（Chase Thiel）肖恩·麦克林（Shawn McClean）贾伦·哈维（Jaron Harvey）尼克·普林斯（Nick Prince）| 文蔡斯·蒂尔是比尔·丹尼尔斯商业伦理讲座主席（the Bill Daniels Chair of Business Ethics），怀俄明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他的研究通过行为视角、道德人士的特征，以及领导者在创造和维护道德工作场所中的作用，研究了组织中不当行为的原因。肖恩·麦克林是俄克拉荷马大学普莱斯商学院（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s Price College of Business）管理学助理教授，和美国自由企业麦卡斯兰基金会教授（McCasland Foundation Professor of American Free Enterprise）。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为伦理、领导力和工作与生活领域。贾伦·哈维是犹他谷大学伍德伯里商学院（Utah Valley University’s Woodbury School of Business）的管理学助理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是通过公民行为和管理者与员工的互动，关注员工在工作中的参与度。尼克·普林斯是怀俄明大学管理学助理教授，教授MBA OB/HR课程，和本科人力资源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