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有家上市公司却“不小心”踩了雷。　　9月23日晚，海南海药（000566.SZ）发布关于信托产品的风险提示公告称，公司购买的一款信托产品于2021年9月23日到期，截至公告披露日，2亿元本金未能收回，此事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9月24日，深交所就海南海药“自曝踩雷”信托产品下发了关注函。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海南海药净利润亏损近4亿元，同比下滑911%；同时，年内公司股价更是累计下滑了50%，真可谓“漏雨偏逢连夜雨”。　　“各怀心思”的信托产品两次延期　　公告显示，2019年12月20日，海南海药与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华信托”）签署了《新华信托华晟系列-华穗19号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前者委托新华信托设立华穗19号信托，信托规模2亿元，期限12个月，扣税后预期收益率为6.3717%/年。　　同日，重庆金赛医药有限公司（下称“重庆金赛”）与新华信托签署《新华信托华晟系列-华穗19号单一资金信托之信托贷款合同》，重庆金赛向新华信托融资2亿元，利息7%/年，期限12个月。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同正投资”）与新华信托签署《新华信托华晟系列-华穗19号单一资金信托保证合同》，就重庆金赛上述债务向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不过，在这笔投资中，信托公司新华信托扮演的角色更倾向于通道。简单来说，这笔投资是委托人海南海药交付给信托公司，并指令信托公司为完成信托目的，从事事务性管理的信托业务。　　然而，就在信托产品即将到期前，相关兑付却出现了变故。2020年12月17日，海南海药与新华信托签署补充协议，约定信托期限由12个月变更为18个月。2021年6月23日，海南海药再与新华信托签署补充协议，约定信托期限由18个月变更为21个月。　　截止2021年9月23日，作为华穗19号信托借款人的重庆金赛支付了2019年12月24日至2021年9月23日的利息2264万元，但尚未偿还华穗19号信托本金2亿元。　　尽管海南海药在公告中披露了公司对持有华穗19号信托的增信措施，包括重庆永通自愿与重庆金赛共同向海南海药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直至上述2亿元本金及利息全额偿付完毕为止；以及重庆金赛控股股东重庆赛诺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赛诺生物”）出具连带清偿责任承诺函等等。不过，猫妹还是怀疑各方“势力”在这笔投资中的真实目的。　　信托产品底层资产不清晰被深交所关注　　天眼查APP显示，新华信托成立于1979年，总部位于重庆，注册资本42亿元。股东名单中，除第六大股东巴克莱银行有限公司，其余五名股东均为“明天系”旗下企业，合计持股94.43%。　　不过，新华信托却早已是问题连连。2020年7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公告，决定对新华信托实施接管，接管期限自2020年7月17日起至2021年7月16日止，可依法适当延长。今年7月，中国银保监会决定延长新华信托接管期限一年至2022年7月16日止。　　另外，重庆金赛主要从事药品批发，控股股东为赛诺生物，两家公司与海南海药皆有合作。而担保方同正投资曾经是海南海药第一大股东，2020年后仍为海南海药的第二大股东。　　在海南海药回复深交所2020年年报问询函中，2018年，海南海药取得赛诺生物独家品种复方红豆杉胶囊全国代理权的同时，向赛诺生物提供财务资助3亿元；旗下子公司还获得了重庆金赛部分产品在湖南等地的代理销售权，并且委托重庆金赛开发重庆空白市场。2019年，海南海药旗下子公司以1500万元的价格获得赛诺生物新药“聚乙二醇4000散”。　　截至今年上半年，同正投资、赛诺生物和重庆金赛均在海南海药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之中，分别为4.39亿元、3.71亿元和1.15亿元，均计提了不同金额的坏账准备。　　对于2亿的信托产品暴雷，深交所在关注函中要求海南海药说明两次延长信托期限的原因，公司自查知悉华穗19号信托不能如期兑付的具体时点，以及该信托的底层资产情况，资金最终投向、是否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等存在关联关系等内容。　　业绩低迷扣非连亏四年　　资料显示，海南海药创立于1965年，前身为海口市制药厂，1994年于深交所挂牌上市。主要围绕大健康布局，涵盖中间体、原料药、化学创新药等领域。目前以药品及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　　不过，海南海药的主营业务占比却在不断下降。医药占比已从2019年的92%降至2021年上半年的87.26%，其毛利率更是由53.14%降至38.42%。　　同时，近年海南海药的业绩也是不尽人意，2019年公司出现了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亏损，此后更是连续亏损两年。2019-2020年，海南海药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4.45亿元、22亿元，分别同比下降1.07%、10.02%；归母净利润分别亏损1.59亿元、5.8亿元，分别同比下降233.09%、264.6%。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海南海药扣非净利润多年为负，此前还被深交所询问公司是否存在ST风险。2017-2020年，海南海药扣非净利润分别亏损2412.47万元、66.69万元、6.27亿元、8.51亿元。　　与此同时，2021年上半年，海南海药的业绩再度出现危机，营收与利润双双下滑。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3亿元，同比下降4.07%；归母净利润亏损3.77亿元，同比暴跌807.89%。...

9月27日，一宗商票追索案原计划在金华市婺城区法院开庭，因恒大商票逾期无法兑付，持票的票据中介选择起诉把票转手给他的供应商，追索钱款。虽然这宗案件涉及的票面金额只有20万元，却让一众恒大供应商如临大敌、坐立难安。“如果这家供应商输了，估计所有的票贩子都会效仿。之前贴现给银行、转手给票商的票都会被起诉追索，数额大到无法想象。这可能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这宗诉讼最终被延期开庭，但仍让众多供应商们忧虑不已。一位从恒大收到超过亿元商票的供应商表示：“我从没想过，给恒大输送的每一批货，换回来的商票，最终都会变成债务落在我的头上”。商票一般指商业承兑汇票，是由企业以自己名义签发，暂时代替现金或银行存款支付各种供应商的款项。房企的商票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被纳入央行监管，且它不会被计入有息负债，在“三道红线”下，成为许多房企融通资金、降低负债的一条“蹊径”。近年来，恒大商票规模在不断增大。根据恒大2021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恒大应付票据从2018年末的1387亿元，快速升至2020年末的2057亿元，均为一年内到期，主要为商业承兑汇票。据中达证券统计，恒大是全国商业承兑汇票签发量最高的公司，2020年商票余额已经超过其后16家地产企业的总和，排名第二的华润，应付票据仅为274亿元。2000多亿商票背后，是与恒大合作的无数大中小供应商，牵涉建筑、材料、家居、园林、广告等多个行业，这些商票流向了其上下游企业的每一环，上至总包单位、一级供应商，下至广告公司、日用百货店。而当任一张商票无法兑付，持票人有权起诉商票上背书转让过的所有企业，追讨账款。被起诉的公司将面临基本账户将被冻结境况，无法交税和社保，这会导致一条产业链上的企业几乎全线瘫痪。一位被超过10家上下游企业起诉的恒大供应商形容这番场景是一场水鬼游戏：大家都掉进了水里，只能通过互相起诉的方式，拉更多企业下水。“谁的账户上有钱就起诉谁。”昔日的合作方互相起诉，甚至有朋友反目，只为拿到钱。“不只是企业账户，只要名下有房子、车子、厂房，都可以查封”， “因为谁都想上岸啊”。而商票之外，更多的供应商们早以连环扣的形式，一步步与恒大进行深度捆绑。他们其中很多人既是恒大的商票持有者，也是恒大财富的投资人、购房人，更有甚者，他们用自己企业的授信额度为恒大在银行贷款。当恒大的危机显露在方方面面，每一根链条上的每一家企业和个人都被拖入泥潭。商票局一家装饰公司的负责人饶洁清楚地记得，从今年4月份开始，恒大的商票兑付开始变得十分缓慢，开始是十天半个月才兑，到后来，时间拖延至1-2个月。“这之前，通常当天或隔天就到账了。”饶洁说。一家咨询公司的负责人郑恺也有类似的遭遇，从今年初开始，恒大商票开始出现逾期不付情况。那时，郑恺还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解决，比如联系出票的公司，晚几天恒大也能给兑付。再后来，郑恺就跑去微博、头条等自媒体发帖，10分钟之内，也会有恒大品牌部的员工与郑恺联系，帮忙协调兑付。“但到7月下旬，任何方法都不管用了。”这时，郑恺手中恒大商票已经超过3000万元。不止郑恺，几乎所有的恒大供应商手中都或多或少囤积着恒大商票，因为要想和恒大合作，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多名供应商告诉经济观察报，恒大只给商票。一般来说，大部分企业账期过后是给现金。但恒大大约从2016年开始给商票，货款支付变为账期+商票的形式。供应商们介绍，恒大开出的货款商票部分会给5%的利息，有时候也不给，而供应商将票据转给票据中介，一般需要支付12-15个点的贴息。“相当于100万的票，转出去只能换回80多万现金”。在资金周转顺畅的情况下，大部分供应商都会持票在手，到期兑付，或支付给下游。只有实在顶不住的时候，才会一张张兑给票据中介，换一些现金。“但是现在，在票据市场上，这些票可能两三折都没人要了。”饶洁说。不仅手中的商票可能遭受损失，更糟糕的情况在于，供应商们还面临着各种诉讼。根据票据法原则，只要所持商票是基于真实的贸易背景和债务关系下合法取得的，持票人就可以向该票所有前手进行追索，任意一前手都需要承担票面金额100%的赔偿责任。这也意味着，供应商们经手流转出去每一张商票，无论是给票据中介或贸易伙伴，一旦无法兑付，都可能被起诉追索。不仅如此，每一张商票流转链条上的每家一企业，都面临着多起诉讼，这其中还涉及各种交叉诉讼。饶洁的公司从未与恒大有过直接的生意往来，但她手上仍有约1.2亿元的恒大商票，它们都来自恒大的总包商和分包商。饶洁的公司与许多混凝土企业、建材商有贸易往来，一些货款以商票形式给付。现在，饶洁起诉了自己的上游企业，自己的两家公司身上也挂了12起官司，起诉她的企业来自全国各地，既有上下游的贸易伙伴，也有从不认识的公司。郑恺的公司也从未与恒大直接合作，但他的客户都是恒大的大小供应商。郑恺手里3000多万的恒大商票中，有1000多万已经逾期。“公司到这个月底就要倒闭了，撑不下去，虽然说公司账上还有一点钱，但要留着打官司”。郑恺把办公室退了，合伙人们四散，仅留法律出身的郑恺来应对诉讼纠纷。连环扣将供应商们绑牢在恒大船上的，不仅是商票。8月初，和恒大合作了6年的苗木供应商老魏收到了一张银行催款通知书、一张律师函。贷款主体那一栏赫然写着老魏的名字，而这也这意味着，老魏需要归还广州农行和广州农发行两家银行共近1700万元的贷款。2018年，恒大园林集团联系好贷款渠道，带着老魏一起去银行提交了一些资料，用老魏企业的银行授信额度在两家银行分别贷了款，这些贷款的本金和利息一直都是恒大负责还。“不只是我。参与贷款的供应商少说有近百家。”老魏回忆，那时大家都争着配合恒大去银行贷款。因为在支付货款的方式上，恒大只给了两种选择：商票或银行贷出来的现金。如果选择商票，意味着半年账期后拿到一年期的商票，供应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会非常大，“所以那时供应商们都觉得能拿到银行渠道是很大的优惠。”老魏表示。但从2020年9月开始，老魏和一众供应商们接到通知——凡是从银行提到出来的钱，其中60%需要进行反投，即购买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否则就不给银行渠道了。老魏只得陆续购买了600多万元的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今年3月，要求进一步升级。老魏和一些供应商陆续被约到深圳，他们面临的共同处境是：每家供应商挂在恒大账面上的应付账款，要想开出商票，都必须购买一半金额以上的理财产品。“我当时挂在恒大账上的货款还有将近2000万，需要买一半的理财产品才能拿到商票。”老魏说，如果不接受，将被停止供货，账上的钱也只能一直挂着。为了能把挂在恒大账上的货款开出商票，老魏妥协了。“实在是没钱买，恒大就先给我开了一部分商票，我找票贩子贴现后，现金买了300万元的恒大理财产品。”剩下的“任务”，是老魏掏现金让别人帮忙完成的。“每买100万给别人15万元现金”。“几个当时没接受的供应商到现在连商票都没拿到。”老魏了解到，“但现在，这些好不容易拿到的商票也可能成为‘ 空头支票’。”同样被要求购买恒大财富理财的还有一家施工企业负责人林琳，她的企业和恒大合作已经超过五年。去年，为了能继续和恒大合作，她将自己唯一的房产抵押出去，换得70万元购买了恒大财富理财，“这笔贷款今年过年的时就要到期了”。眼下，林琳顾不得想房子的问题，手上500多万元的恒大商票和100多万元应付账款让林琳焦头烂额。作为一家劳务公司，这600多万元几乎全是300多名工人的工资。“过去拿到商票，我一般也会提前转出去，贴息换一些现金发给工人。但今年年中开始，票据中介市场不再收我的这些商票了。”几百万的商票“烂”在了账上。数百名被欠薪的工人每天要把林琳的电话打“爆”了，林琳说，电话那端，家家都有困难，让给钱。一些工人甚至想过冲到曾经栽种过的小区中。林琳拦下来，“我告诉他们我再想想办法，但我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林琳想到唯一的办法是去深圳——去恒大总部。同样孤注一掷的还有老魏，他算了一笔账，手上的恒大理财、商票、应收账款有2500万元左右，两家银行贷款加起来有1600多万元。被恒大欠债的同时，老魏也欠着更下游的供应商和朋友们1000多万元，且自己的房子、车子包括苗圃都进行了抵押贷款用于做生意，这些每个月都有一大笔利息支出。而一些人听到了恒大的消息，不等债务到期就来找老魏要债，希望先下手为强。“常常有人在公司门口堵我、在家门口等我，我确实是没办法正常生活了。”被方方面面“压得喘不过气”的老魏逃也似地跑去了深圳。同样“逃避”的还有饶洁，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六七波人来到她办公室，一天要接十几个电话。“既有向我要债的，也有恳求我不要起诉的”。她把房子、车子都挂出去后，购买了一张去深圳的车票。自救途“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来到这里。”林琳和饶洁、老魏等追债者在恒大深圳总部楼里相遇。同样聚集在那里的还有几百号持票人，他们是供应商、下游各类企业负责人、票贩子，他们中也有不少是恒大财富的投资者、购房人。在恒大总部，供应商们的商票问题得到了和恒大财富同样的解决方式——实物兑付、以房抵债。老魏9月份到期的300多万商票中，200万可以抵房产，剩下的120万元，恒大方面答应会在国庆节前支付20万元。但当他们回到所在地，找到区域公司后，却并没能拿到任何可以认购的房源清单。而饶洁的部分商票，即使在此前就与恒大签订了房源认购书，但始终未能网签。恒大给她答复是：政府监管账户里没有预售资金就无法网签。想要网签，饶洁他们需要自己把房款的20%-30%打入账户。“一方面我们确实没有钱，一方面这钱可能就去无回”，实物兑付陷入了僵局。去深圳总部的第二天，老魏和一众恒大园林的供应商在恒大总部五楼见到了恒大园林董事长郑腾。郑腾告诉老魏和其他供应商们，农发行的贷款有恒大的实物资产抵押，与供应商们无关，银行将不会向供应商们追究欠款。真正棘手的是没有恒大实物抵押的农行贷款。两天后，郑腾又带着几十名供应商来到了广州农行进行交涉，想通过协商把农行的贷款债务转移给恒大。结果没能谈妥。老魏告诉经济观察报，那天，他们看到郑腾快哭了，前去谈判的多人也都哭了。大家都意识到，这些的问题，他郑腾、恒大园林乃至恒大，都解决不了。如果是总包商，出路要显得多一些。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涉及到保交楼，“恒大都有专门的人对接、安抚。甚至会给一些现金让他们开工”。但对供应商们来说，无论大小，局面都艰难得多。除了一些上市公司选择通过公告形式披露恒大的欠债，大部分供应商们都怕得罪恒大，不敢发声。恒大的供应商之一，一家上市公司一名高层管理人员透露，虽然未发布任何公告，但恒大对其公司欠的货款近10亿元，多次去到恒大要债也无法解决，“最后和他们说，再不处理就要抱着夏海钧跳楼，才拿回了几千万，可是他欠了我们10亿啊！”从深圳回来后，许多供应商们都开始着手做一些腾挪。饶洁在卖车协议上签了字。70万的车买来开了一年多，卖了40多万。“亏了”，但饶洁顾不得那么多。饶洁的目标是先筹集200万，把下游一家劳务公司的逾期商票的钱垫上，因为这涉及到许多工人的工资。另一类人的自救方法则在于“弃公司、保个人”。一家做供应链管理的公司负责人透露，大多数供应商都在做同一件事情——转移名下资产。有些人将名下的房、车转移给老婆、儿子，做好一个人当“老赖”的准备。这样不管是上下游公司还是银行，都无法通过起诉的方式追回欠款。“许家印都能躺平，为什么我不能躺平？”一名供应商说。对老魏来说，唯一剩下的值钱东西就是地里的大树。但这些树也面临着烂在地里的风险。“这些大树原本都是要给恒大送去的”，老魏告诉经济观察报，每年的秋冬季，恒大采购会给各个苗木供应商们“下任务”，催促供应商们尽可能多地囤大树，供恒大第二年使用。而今年春节后，恒大不再要大树了，老魏的树也失去了销路，恒大要的树和其他地产公司有很大区别，主要是要大。老魏说，恒大要的大树直径都在60公分以上，而其他地产公司用的树一般是30公分，但恒大对树的其他标准要求并不严格，只要直径粗、树形好就行。老魏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愿意主做恒大生意的原因，基本上拉过去就不用再跑了”，但其他地产公司则“掐得死”，比如树的“分枝点”这种细节如果不达标也要被退回。老魏做苗木生意有十几年的时间，对树也有独特的感情，“一棵好树要杆直冠好，才美观”，老魏说，做苗木的人都有自己对苗的审美。但从深圳回来后，老魏做了一个决定——毁掉一些地里的大树。一方面为了腾出位置种植别的树，另一方面，老魏悲观地认为，这些树即使在地里10年都卖不出去了。“整个地产行业不会有人要这种大树了。”他说。供应商们竭尽所能自救的同时，作为行业内、企业间曾经常见的一种支付手段，商票的信誉在无可挽回地消失。几位来自建筑和园林的供应商透露，所在行业都不敢接收任何地产企业的商票，只收现金，“不拿现金，谁敢给你货？”某种程度上，地产行业的商票时代已经终结。（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饶洁、郑恺、林琳、老魏均为化名）...

中间有何纠葛？这几天，企查查、天眼查这两家企业信息查询龙头企业，又一次起了纠葛。9月26日，企查查官博发布一则声明，称企查查遭天眼查偷窃数据，具体表现为用天眼查搜索部分企业信息时，直接显示数据来源为企查查，而且在此前多次快讯以及数据分析报告推送中，天眼查的报道出现了“雷同”。截至目前，天眼查方仍然未就此作出回应。不过，这也足以引起大家的围观了，两大商查公司的体量在国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拿天眼查来说，近几年在国内铺天盖地的广告，也让吃瓜群众想看看，这家能“查公司、查老板、查关系”的公司，到底出了啥事。两大龙头打架，到底咋回事？企查查对天眼查的控诉，主要集中在几个部分：首先，企查查认为天眼查在基础企业数据上，存在侵权、盗窃行为。从“控诉书”可以看到，天眼查网站上的多个企业信息显示中，均存在企查查的字样，被控诉为“不正当盗窃行为”、“明目张胆”、大部分被巧妙的掩盖处理”。其次，企查查认为自己的大数据分析也屡遭窃取，具有知识产权的信息被盗用。从“控诉书”中指出，2020年11月，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发布《我国新基建研究报告》，而在报告发布不到一小时，天眼查便发布了一条名为《大数据中心注册量北上广占六成》的快讯，唯一差别是报告里的“企查查”变成了“天眼查”，其它内容一字不差。从“控诉书”中的措辞可以看出，企查查对于这一处反映十分激烈，认为“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智库，是自己深耕商查领域7年，于2019年年底汇聚了80个产业链，8000个行业的大数据优势，凝结了技术工程师、研究员、分析师们的智慧结晶才得来的成果，天眼查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改用，属于侵犯了知识产权。除此之外，近些年天眼查宣称砸2亿元做宣传的事，也被重新提起，被认为是“本末倒置”。9月26日，企查查官博发布一则声明，称企查查遭天眼查偷窃数据，具体表现为用天眼查搜素部分企业信息时，直接显示数据来源为企查查，而且在此前多次快讯以及数据分析报告推送中，天眼查的报道出现了“雷同”。到底谁更甚一筹？其实，两大平台之间的恩怨并非一朝一夕，谁是行业“老大”的争论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就拿艾媒咨询发布的一篇《2021年中国商业查询行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报）来说，曾经就因为里面的数据问题，而引起了一番争论。在该研报中，天眼查在“平台知名度、月活用户份额”上分别占比是74.8%与72.4%，相同指标维度下，企查查仅为52.3%和17.6%。很明显，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数据。根据公开报道显示，企查查是国内商查领域首个估值超过30亿人民币的公司，领投的正是金融信息服务龙头企业wind（万得信息），其市场情报调研能力远超国内一般研究机构，所以30亿估值更能反应真实状况。而且，一些研究机构更是显示企查查，才是商查市场的领跑者。比如，中国科学院主管的《互联网周刊》杂志在2021年6月份，发布了一个《2020年度大数据提供商TOP100》排行榜，在“影响、实力、反馈”等综合指标评比下，企查查、天眼查、启信宝分别得分：90.98、89.66、88.81，分别位列第20名、第25名、第29名。从数据排名来看，企查查是要领先天眼查5个名次的。再比如，工信部信息中心和中国互联网协会共同发布过一份《中国互联网成长型企业》榜单中，企查查于2019年、2020年分别包揽第二名和第一名排位，算是来自官方机构的权威认证。根据天眼查信息显示，企查查成立于2014年3月，显然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所以双方在这一点上争论不休也很正常。两者有何区别？当然，市场份额和行业排名啥的吃吃瓜可以，大部分的兴趣点，应该还是想要知道这名字相近、界面相似、数据也大同小异的两家公司，到底有什么区别？深眸财经认为，按照行业的话术体系来说，它们一个倾向于to B、toC兼顾，一个更倾向于to C。企查查是典型的to B、toC兼顾的平台，从它的对外宣传举措来看就知道，它更偏向于技术端，注重大数据产品研发，品牌曝光基本还是以电梯、地铁广告为主。根据公开口径，企查查在核心技术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科研成本，并基于超算平台，使用深度学习算法和神经网络模型，做到了日均TB级数据挖掘能力、亿级数据实时清洗能力、3000VCORES计算能力。这种to B 的方向并不奇怪，因为企查查是以移动端企业查询起家的，积累了大量B端和C端的流量，更有利于延展至SaaS生态战略，强化To B服务能力，为企业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从wind的入股也可以看出，企查查在企业类服务这种更“精专”的领域上，积累得更深，而近期还上线“香港特区信息查询”功能，打通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壁垒，逐步接入国际化，这都是典型的技术驱动方向。天眼查的侧重点，就和企查查很大不一样，它更侧重于营销，更加注重场景营销，产品广告令人印象深刻，确实在to C方向狠下功夫。在过去，天眼查在品牌打造上联动了多个热门IP影视剧，如《猎毒人》、《延禧攻略》、《鬼吹灯之云南虫谷》等，营销趋年轻化，投入力度较大，先不说老生常谈的2亿元天价广告费，就说近日，天眼查再次发布品牌升级计划，由演员吴刚担纲的全新广告片，全程“rapper+鬼畜”，吸睛十足。与此同时，天眼查对外发布，已在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投放全新广告，从线上网剧植入到线下地铁+电梯广告，覆盖生活、工作中的各个场景。结语从本质上来讲，不论重技术、产品研发也好还是重营销也罢，两大龙头都是以数据创新产生服务价值，只要为行业和社会带来新增量，都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就在于这里。这两年，商查行业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赋能企业经营的增值数据产品，反而成为了行业中一个新增量，成为商查服务商重点聚焦的方向。由于这个领域的门槛较高，需要更充实的技术沉淀，所以难免会有一些企业投机取巧，在数据生产时奉行拿来主义。企查查和天眼查之间的恩怨，也来源于此。它们的争端会是什么结果，我们不做任何评价，也不感兴趣，但我们应该记住一个道理：合规是数据服务的底线，短视的公司会“剽窃”或“抄袭”，但一个目标长远的公司，绝对不应该游走在法律边缘，只有大家都去提高自己的“造血”能力，行业才有浩然正气。...

　　近日，多家头部量化私募发布了百万元年薪招聘顶尖人才的通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有量化私募对外宣称：面向实习生提供不同岗位，开出年薪在50万元-200万元不等的薪酬。　　私募排排网财富管理合伙人汪丁福向记者表示，近两年是国内量化私募大发展时期，九章幻方、九坤投资、灵均投资等头部量化私募都曾有过“百万元年薪招聘实习生”的消息，这些量化私募管理规模已经达到数百亿元、甚至突破千亿元，它们若想在量化领域保持领先优势，需要搭建更加高性能的底层架构，需要借助AI人工智能挖掘成千上万的因子，因此，量化私募需要大量技术开发，且有深厚数理统计功底的理工科人才做基础保障。同时，对于每年净利润数亿元、甚至是数十亿元的量化私募来说，发出“百万元年薪招聘实习生”的消息，一方面可以补充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公司知名度，这是双赢的举措。　　不过，“百万元年薪招聘实习生”的消息，记者从北京某量化私募相关人士处获得了证实。该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公司推出百万元年薪的招聘，是一项针对疫情期间无法出国留学的特殊人才奖励计划。去年以来，有许多申请海外硕士或者博士的毕业生因为疫情导致赴国外深造计划延迟，公司为此专门打造了相关项目，为这些优秀人才提供到公司工作6个月至12个月的实习机会。在实习期间，实习生如果想继续深挖量化研究则可以留用，如果想继续出国读书，可以随时提出离职请求。　　这家量化私募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与一般的实习生招聘不同，公司的招聘方向和标准都非常严苛，最终能留下来的，都是非常拔尖的人才，且他们都是手握海外知名offer的应届本硕博毕业生，本身已经具备与正式员工、甚至超越正式员工的水平。“去年有5位实习生通过实习，目前已经正式加入公司。”...

9月下旬以来，全国多个省份拉闸限电，停电、限电的相关话题一直挂在微博热搜上。本轮停电、限电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供需失衡。9月28日，红星资本局先后采访了位于陕西、贵州、内蒙古等地的多家煤矿，以及从事煤炭运输行业的相关人士，从中大致了解到煤炭行业的现状。多家煤矿的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保供给是当前首要任务。受访煤矿有的需要保障所属集团旗下的电力供应，有的与电力企业签订了第四季度增量保供合同，都没有多余的库存和产能对外售煤。而煤炭水运相关负责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水运价格近期高位回落，但仍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0%以上。货船的船期没有那么紧张，但国庆后订船仍需等待5天。资料图 来源：IC photo煤电价格倒挂：动力煤期货价格3个月涨幅超65%9月下旬以来，全国多个省份拉闸限电。红星资本局调查发现，本轮停电、限电的根本原因是供需失衡。一方面，受全国性煤炭紧缺、煤价高企、煤电价格倒挂影响，目前不少省份出现供电紧张局面。另一方面则是用电需求猛增。煤电价格倒挂的现象，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可见一斑。9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数据显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同比大增145.3%，煤炭燃料加工业利润同比暴涨2471.2%；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3.8%，电力热力供应企业利润下却跌15.3%。可以看出，在1-8月全社会用电量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供电供热企业的利润被成本吞噬了，而最主要的成本支出就是燃煤成本。期货方面，9月28日，动力煤主力合约（2201）涨破1300元大关，收报1328.8元/吨，涨幅7.91%，续创历史新高。而今年6月25日的收盘价约为800元/吨，3个月的涨幅达65.55%。现货方面，9月26日，5500大卡动力煤（京唐港动力煤市场）的商品报价创下了1540元/吨的新纪录，不到1个月涨了33.91%，4个月涨幅高达65.6%。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编制办公室近日发布的第35期《CECI指数分析周报》显示，截至9月23日，5500大卡、5000大卡离岸综合价为1210.44元/吨和894.08元/吨，分别比8月份月度综合价上涨157.44元/吨和65.08元/吨。进口煤方面，本期CECI进口指数到岸综合标煤单价1283元/吨，较上期大幅上涨73元/吨，环比增加6.0％。CECI指数分析周报称，全球煤炭资源紧张，叠加海运费持续攀升，进口煤价格持续高位且不断刷新历史新高。动力煤价格持续上涨，对以火力发电为主的企业来说，极大增加了成本。以上市公司京能电力（600578.SH）为例，今年上半年营业成本同比增加28%，至95.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约136%，亏损3亿元。库存不足：陕西、内蒙古多煤矿不再“对外售煤”陕西榆林某煤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陕西榆林要求全市的煤炭企业必须在榆林能源化工交易中心平台进行线上交易。2021年6月底，领导小组还约谈了拒不配合上线交易的煤炭企业。“现在整个产业链都被放在了线上。卖家在交易平台发布公告后，买家登录账号在线上竞价，在起拍价的基础上，每次加价至少1元/吨，目前一周拍卖一次。”该负责人介绍说。今年以来，榆林煤炭价格在大幅上涨，Q5500混煤坑口含税价格从2月2日的516元/吨，涨至9月28日的1220元/吨。上述负责人表示，他所在的企业在年底前都不会对外拍卖煤炭。“现在全力保供，矿上所有的煤都供给集团的电厂。已经没有扩大库存和产能余地，不具备拍卖的条件。”此外，虽然煤炭价格不方便对外公布，但可以透露的是，很多煤矿发布了保供稳价的通知，价格有所回调。贵州的某煤炭经销商告诉红星资本局，虽然贵州也产煤，但他们仍需要到内蒙古、陕西、山西三个煤炭大省买煤。然而在内蒙古，并不是所有煤炭企业都对外售煤。红星资本局了解到，内蒙古多家煤炭公司虽然增加了产能，却不对外售煤。他们已经签订了合同，为大型电力公司供煤。内蒙古伊泰集团与大唐托克托电厂、京隆电厂、兴和热电厂等电力企业签订了第四季度增量保供合同132万吨，汇能集团与国电内蒙古东胜热电、广东珠江电力、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等7家电力企业签订增量保供合同185万吨，安徽淮河能源西部销售公司、同煤鄂尔多斯矿业公司所属煤矿与华能北方公司签订增量保供合同106万吨。某煤炭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称：“这种保供限售的情况会持续到年底。3个月后什么情况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内蒙古中大型煤矿大多有保供任务，不对外卖煤，少数还在卖的价格会比较高。”据悉，内蒙古日前补签了第四季度电煤中长协议，采取最高限价，以7月12日鄂尔多斯煤炭价格指数为最高价，当指数高于最高价时执行最高价，当低于最高价时，按实际指数执行。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之前停产的部分煤矿已经重新投产，但也有部分中小煤矿因月底缺少煤管票而停产。“总产量肯定是增加了，具体数据不清楚。”煤炭运输：卡车运输分布不均，水运价格同比大幅增长在我国，煤炭陆地运输主要依靠火车，火车运输情况基本未受影响。以大秦铁路（601006.SH）为例，根据大秦铁路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公司完成货物运输量3572万吨，同比增长3.09%；日均运量115.23万吨。今年1-8月，累计完成货物运输量27582万吨，同比增长5.55%。在卡车运输方面，由于大部分保供型煤矿的任务繁重，矿区基本没有存煤积累，卡车运输“旱得旱死，涝得涝死”。2020年接受过红星资本局采访的煤炭运输车队负责人老金（化名）表示，他家的卡车是从平台上租来的，由于很多煤矿没有库存或不对外售煤，很多车队集中滞留在少数矿区。“即便增加了运费，还是不能覆盖各项成本，我已经不做了。”但是，当红星资本局以煤炭经销商的身份咨询运费时，一家为保供型煤矿运煤的物流公司表示，他们每天奔波于矿区和电厂，已经没有多余的车辆了，加价也不行。水运方面，一家煤炭水运物流公司的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近期水运价格有所回落，但相比去年涨幅非常大，“有的航线和船型涨了一半多”。无论是哪条航线、哪种船型，运费环比波动基本维持不变，甚至有所下降，但同比增幅都超过36%，最高涨幅达58.75%。上述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运力最紧张的时候已经过了，这周比上周的海运费用降低了7元/吨，但还算较高。国庆节后用船，订船需要等待5天。电煤会一直短缺吗？中金公司：目前极端供需错配的局面可以扭转事实上，从今年3月份开始，煤价一直呈震荡上行趋势。进入“迎峰度夏”阶段后，为了保障供应，平抑煤价，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保障煤炭供应，平稳煤炭价格。9月21日，国家发改委表示，为切实保障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能源保供稳价措施落实落地、取得成效，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联合派出督导组赴相关重点省份和企业、港口开展能源保供稳价工作督导，推动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落实，开展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情况检查及监管等一系列工作，以期尽快有效提高电煤供应量，确保冬季供热发电用煤安全。9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晋陕蒙和有关产煤大市、重点煤炭企业召开专题会议，安排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煤源落实有关工作。会议提出，经过衔接，今年四季度发电供热煤炭中长期合同煤源已全部分解到各重点产煤区。会议要求晋陕蒙和有关煤炭企业承担保供稳价社会责任，主动与有关省区市衔接，逐矿落实煤源，推动煤炭供需双方尽早完成补签中长期合同并确保足额兑现。为解决电煤短缺供电紧张，9月27日，吉林省提出要多路并进保煤炭供应：派专人到内蒙古驻煤矿，逐一落实煤炭购销运输合同；争取更多的进口指标，抓紧推进俄煤、印尼煤、蒙古煤等外采计划；自产煤企业开足马力释放产能；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扩大市场采购范围；加快储煤基地建设，推动储备煤保质保量尽快达标。中金公司认为，今年煤炭供需紧张是多重因素的叠加。往后看，比较核心的关注点是产能是否可以尽快释放。发改委等部委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鼓励煤炭产能投放，也初步见到了效果，8月份的产量环比上升了2100万吨，对缓解目前的紧张供应局面有帮助。目前冬储煤行情已经启动，而新增产能释放可能还需要时间，冬季用煤大概率还是偏紧。中金公司指出：“最近发改委要求电厂冬季煤炭的库存量保持在5-12天之间，也是为了防止某些电厂过度囤煤导致不必要的紧张局面。长期来看，随着新增产能的投放和需求逐步回到正常的水平，我们认为目前极端供需错配的局面是可以扭转的。”...

　　77.78%　　研究显示，2019年推出控制权变更方案中包含业绩对赌条款的9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没有完成业绩对赌，占比达77.78%，更有4家在2020年出现了巨额亏损。值得一提的是，9个案例中有7个接盘方为国资。　　由于卖壳对赌争端，莱茵体育前后两任控股股东“对簿公堂”。公司日前公告，控股股东成都体投集团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关于本次仲裁事项的受理通知，其诉求是要求原控股股东莱茵达控股依约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出售控股权绑定业绩承诺的做法，可追溯到2017年中超控股的易主方案，时任大股东中超集团作出了为期5年的业绩对赌，系A股首例“对赌式卖壳”，但该交易最终并未完成。之后，不少控股权转让案例效仿对赌模式，买家多为国资平台。据上海证券报记者梳理，目前类似莱茵体育这样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的案例为数不少，多家公司陷入争议纠纷或补偿难的困境。　　“要求原实控人对上市公司业绩作出承诺的交易中，绝大多数买家是国资。这些买家对所收购的企业所处行业及其经营业务并不熟悉，当时是想通过业绩对赌来控制交易风险。”文艺馥欣资本顾问创始人阮超表示，目前国资收购上市公司的数量仍不少，但对收购目的想得更明白——主要是基于产业思维，而不是单纯的收购壳公司。　　对赌卖壳，谁输谁赢　　2017年，由于去杠杆等宏观环境发生变化，控股权交易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部分案例设置了对赌条款，买家有的只需要保障基本的业务稳定性，有的则要求有一定的业绩增长。　　四年过去了，昔日的“安全垫”真的安全吗？现实表明，买的不如卖的精，业绩承诺落空的案例不少。　　2019年6月，成都体投集团与莱茵达控股完成股份过户手续，莱茵体育“远嫁”成都国资。根据协议，莱茵达控股确保莱茵体育现有业务2019年、2020年均不亏损，若有亏损，莱茵达控股将亏损额补足给莱茵体育。“不亏损”的条件并不高，但莱茵体育在2019年盈利2603万元的情况下，2020年亏损了7172万元，触发业绩补偿条款。双方无法就此事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成都体投集团转而提起仲裁申请。　　智慧松德（现名“福能东方”）2018年底投身佛山公控。原实控人承诺，以6000万元净利润为基准，上市公司在2019年至2021年经审计净利润年增长率应不低于5%，且2021年净利润不低于7800万元。但上市公司2019年亏损1.48亿元，2020年盈利仅1159万元，触发业绩补偿条款。公司2021年半年报透露，补偿事项已经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正在执行中。另一边，原实控人郭景松家族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触发违约，所持股票陆续被司法拍卖，履约能力存疑。　　最棘手的是合力泰，买主是国资背景的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当时，原实控人文开福承诺上市公司2018年至2020年盈利分别不低于13.56亿元、14.92亿元、16.11亿元。而2019年公司实际盈利10.33亿元，2020年巨亏31.2亿元。　　合力泰2020年年报披露“业绩补偿承诺正常履行中”，但至今不见下文。目前，文开福所持股份被质押、冻结。另外，2019年底，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和短线交易，文开福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松发股份委身恒力集团时，原实控人承诺上市公司2018年至2020年扣非后净利润每年不低于3000万元。公司2018年完成指标，2019年盈利2710万元，2020年仅盈利106万元，需向公司补偿2894万元。2021年半年报显示，由于资金周转问题，承诺方采取分期偿还的方式支付。　　“本质上，这跟前几年并购重组的高承诺、高估值的逻辑是一致的。卖家希望以较高的业绩承诺，换以更高的企业估值卖个好价钱，对于业绩的可实现性根本没有深思熟虑。”投行人士对记者表示，一定程度上，这也与并购重组后遗症有关，“不少实控人因为并购等资本运作需要，前期质押所持股份，遭遇流动性危机后，只好找下家接盘纾困，绑定业绩承诺也是不得已为之。”　　国资入局，如何收场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且越来越呈现为“双输”的局面。一方面，原实控人无法兑现承诺，令买方及上市公司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因股价大幅下跌，国资浮亏严重，在缺乏优质资产注入的情况下骑虎难下。　　文艺馥欣资本顾问一项研究显示，2019年推出控制权变更方案中包含业绩对赌条款的9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没有完成业绩对赌，占比达77.78%。在7家公司中，以2019年和2020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为基数，中位数完成率仅58.55%，更有4家在2020年出现了巨额亏损。值得一提的是，9个案例中有7个接盘方为国资。　　“过去几年，国资平台成为上市公司收购市场的重要力量，但无论是资本运作还是股价表现，效果并不理想。不过，国资的反应和调整也很快。”阮超表示，2020年以来，以珠海国资沿着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收购、地方国资为本地中小企业纾困为代表，国资的收购思路愈发清晰，即立足产业思维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化。　　另一困局是，上市公司业绩“失准”，导致公司股价持续下跌，国资买家浮亏严重。“由于标的企业爆雷，部分国资接盘方骑虎难下，一方面没有优质资产注入，另一方面还需要清理烂摊子，以及面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责。”投行人士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资在入主后通过锁价定增等方式摊薄投资成本，给上市公司注入资金、资源，为夯实主业或产业转型做铺垫，但效果仍有待观察。　　比如，合力泰今年2月披露定增预案，拟以3.07元/股的价格向控股股东福建电子信息集团发行股票，募资28.7亿元。2018年，福建电子信息集团受让文开福所持15%股份时价格高达6.86元/股，总价逾32亿元。　　另一重风险，来自于权力交接后的未知博弈。今年8月，从浙江民企变身江西国企的星星科技突然爆雷，进入预重整程序，申请人为国资控股股东的关联方。与此同时，在变更前期会计差错后，星星科技大幅调减2020年营收和净利润，截至2020年底净资产变成了负值，随即“披星戴帽”变身“*ST星星”。...

VC/PE，一天“消失”16家，上半年注销400只。投资人常年出差看项目，里程积累了不少，但是真正出手投资的一个没有，为何？“主要是没钱。”一位业内投资人直言。募资仍未回暖吗？从目前看，募资的基金数量上升，但金额却下降了。2020年H1，新募集基金数量为1200余只，新增基金金额为4200余亿人民币。但今年H1，成立新基金数量上升至1900余只，但金额仅小幅增至4500亿上下。也就是说，新成立的基金单只平均规模更小了。但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H1，资管新规公布的当年，新增基金金额也有7100亿。考虑到头部机构募集基金的规模更大、钱口袋更深这一情况，中小机构、腰部基金，获得的资金是更少的。01一天注销16家，上半年注销基金管理人超过400家投资人们的生存环境各异。一线机构的投资人，显然能看到项目更多。一家深圳一线机构的合伙人告诉融资中国，“现在需要融资的项目更多了，科创板之前，很多项目对资金的需求不高，是拒绝资本的。”自从上市路径更加清晰后，这类潜藏在水面下的项目开始露头，追求已久的一线投资机构也得投资更多的项目。数据显示，在刚过去的半年时间里，红杉中国已经投资了超过100个项目。高瓴的出手速度也达到80余次。6个月时间，投资项目数量超过50个的还有深创投、同创伟业、启明创投、东方富海和IDG。一线机构开始加速。但中小机构呢？生存环境对腰部机构并不友好。从募资角度看，上半年，完成10亿规模以上的基金包括达晨、云投基金、国投创业、纪源资本、中诚资本、黑石、KKR等。其中云投基金所募集的云南省国企改革基金规模更高达130亿人民币，投资方向为云南省国企改革。除了这类政府出资的资金，市场化的钱还是比较紧张的。此外，上半年募集金额小于1亿人民币的基金占比达到65.3%，人民币市场的募资仍然困难。中基协数据显示，2021上半年注销基金管理人超过400家，仅9月9日一天，就有16家注销。图片来源：中基协在投资方面，中小机构没有资金支持之外，在资源方面也确实难以与一线机构匹敌。以前，是投资人挑好项目，现在是好项目挑投资人。这样的背景下，投资隐性门槛越来越高，项目都会挑选能给自己带来资源的机构。而只有对产业深刻理解、或者是产业资源充足的一线机构，才能做得到。“2021年，投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更有危机感。”元禾原点北京合伙人米菲曾直言。投资人的压力不小，一些优质项目刚一浮出水面，就被快速争抢，竞争激烈。这也让投资机构的尽调速度在缩短，业内，见过一面，聊了50分钟，就给出TS的现象不在少数，“现场决定投资，3天内走完内部所有流程，5天完成打款。”业内一家投资机构金融科技的机构的合伙人表示。腰部机构开始优化内部投资流程，尽量提供更好的投资服务，更便捷的投资流程，以争取项目。小机构并不代表投资业绩不好，相反，越是基金规模大，回报上越难以保证。所以，中小机构都在向“专”方面走。但如果小机构还没有专业的研究能力，那几乎没有优势。今年以来，几个赛道迅速火热起来，小机构在资金和人员数量上与头部机构无法竞争，所以在投资上需要更精细化。02有人常年天上飞、有人“借鉴”项目自己创业一线投资人常年出差在外，积累的飞行里程不少，一家头部人民币机构的合伙人也在内部直言“不是出差多就有好项目，还是要研究的深，精准的看。”业内有人直言：“有些投资人看了半天项目一个不投，主要是没钱。”今年二季度，单季度募资总额超过2000亿元，但与前几年相比，平均二季度募资水平都在3900亿上下。这反映出，股权投资行业在资金端仍然紧张。没钱还看项目？图什么？有一部分人，看看项目、了解下市场，自己创业了。业内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就是雷军和黄章。2019年，小米发布会后，魅族社区有人发帖分析“小米9为何定价如此雷人？”平时对外低调，但颇喜欢在魅族论坛上与魅友探讨的黄章忽然发表回复如下：“想冲高端但眼高手低，贱惯了高不起来，贱人贱己贱行业。”黄章公开声讨雷军，不是“无缘无故的恨”。据传，早在2009年前后，雷军南下广东，在魅族厂里待了一个月。当初，雷军是以投资人的身份接触魅族和黄章。2009年雷军通过通过珠海当地政府的介绍结识了黄章，那时的雷军已经很有名气，先后投资了多家企业。2010 年，雷军经常出入魅族，与黄章探讨手机。但实际上，雷军在这时已经暗暗筹划小米的成立。雷军提出投资魅族，但是，魅族科技是黄章白手起家打拼出来的，对股份特别重视，没有答应雷军以投资人身份获得股份的要求。直到 2010 年 12 月，黄章才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他公开声称自己很后悔之前毫无保留地和雷军交流魅族的一切。“就连 M9 的 UI 交互文档都有发给他请他一起探讨。我觉得 MIUI 伪装成民间团队很过分，请不要在论坛发 MIUI 的话题。”黄章曾公开表示雷军偷学了他的技术，并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喝可乐。而当时，这个买可乐的人就是魅族的郭万喜（现为魅族副总裁），最近两年每次喝酒说起这事，郭万喜都忍不住想哭。事实上，业内“假装有钱，白嫖项目方陪聊”的事不少。一家政府母基金负责人查杨对融资中国表示，“我们见过很多机构都这样，天天以私募公司自夸，其实募资能力为零。总想套政府的钱。”“还有一部分基金，对外号称忙投后管理，其实也没钱投资。”03IR也内卷，多地政府引导基金开始“算账”业内的机构只要完成募资，大部分都要宣传一番，一方面告知天下，另外一方面，突出一下自身募集的能力。而那些完不成募资任务的机构IR刷着其他机构完成募资的新闻，也是慌得不行。但现实是，市场上53%的资金来自9%的头部机构。一线机构，承包了市场上一半的钱。2019年，募资最难的阶段，曾有机构全员上阵，包括前台都去进行募资。从去年开始，如果争取不到政府引导基金，几乎就难以完成募集。今年，政府引导基金在市场上的分量更重。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有超过50只引导基金在各地设立。并开始向二三线城市下沉。比如，山东淄博就宣告了成立百亿母基金和S基金。再比如，苏州天使母基金为例，今年1月份成立，首期规模60亿元，在随后的4个月里，共有22只子基金通过投决，总认缴金额17.09亿元，子基金总规模近60亿元。9月10日，《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办法》中指出，天使基金在单个子基金中的累计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该子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 40%；苏州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合计出资比例不超过该子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 50%；天使基金对单只子基金出资规模原则上不超过2亿元；子基金规模原则上不低于1亿元、不超过5亿元；子基金投资项目总数原则上不低于15个。政府引导基金虽好，但要求也在趋严。3月下旬，深圳市引导基金公示终止合作及缩减规模一批子基金，收回认缴出资额近60亿元。这已是2018年以来深圳市引导基金第五次清理子基金。去年2月，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提高财政出资效益的通知》，明确实施政府投资基金全过程绩效管理，绩效自评和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基金存续和计提管理费的重要依据。除了深圳，北京等多地的地方引导基金也相继对子基金进行了管理。当下，引导基金同样面临市场化的挑战。政府引导基金不仅要有引导作用，同时，事关政府预算和财政出资。引导基金设立高峰是在2014年-2016年，从存续期计算，今年开始陆续步入退出期。在经过了几年的运行后，政府引导基金也开始重视退出业绩。当前，除了GP配合度的问题，那些业绩不好的、且引导作用也不明显的机构，即便是头部，也会被放入黑名单。...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似广告的通知广电办发〔2021〕29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公厅、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国教育电视台：近期发现，一些“美容贷”广告以低息甚至无息吸引青年，诱导超前消费、超高消费，涉嫌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广电总局决定，自即日起，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平台一律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似广告。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平台要高度重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的要求，抓紧组织进行核查清理，确保上述要求落到实处，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营造良好传播环境。各地各单位核查清理的情况，请于10月15日前报广电总局传媒司。联系人：张颖电话：010-86097013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2021年9月27日...

9月26日晚上11点，方潼刚走出东部某省的住建大楼下班回家。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的十一假期他要为化解恒大风险加班。6月底，该省住建厅就发现恒大地产项目的异常，并多次约谈恒大及相关方；8月中旬，住建、公安、税务、金融、政法委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主要任务为保交房的“恒大集团项目处置及风险化解专班”，全面摸查核算债务缺口。不仅仅是方潼所在的省份， 自恒大流动性问题爆发以来，在监管层统一协调下，部分地方成立由省级政府牵头、市县级政府为主体的恒大风险化解专班小组，计划帮恒大部分停工项目复工。“没有一个好消息。”听到其他部门反馈的情况，方潼叹了一口气。作为监管部门中的工作人员，方潼与恒大经常打交道，他说，目前外界看到的只是恒大众多问题的冰山一角。“谁家孩子谁抱走”方潼所在省份，恒大有50多个项目，分布在10个地级市。一个多月来，住建厅对全省恒大项目资产进行摸底，测算“保交房”资金缺口，协调地方城投公司和其他开发商的接盘意愿。排查摸底发现，恒大在该省份近三分之一项目非正常停工或逾期交付，恒大方面也和购房者承认，两到三年内无法交房，能够将房子建好交付的大概有10个项目。各个地市因问题项目数量而面临压力不一，有的城市恒大项目有10多个，一旦出现异常交房，很难找到接盘方。即便业主筹集资金自救，也非常困难。以往成功案例极少。住建厅也尝试协调其他开发商救助恒大项目，但无论国企或民企，尽调完部分项目后，都摇头婉拒了。一家央企的人士告诉方潼：他们摸底后发现，恒大项目债务情况复杂，有的项目一两年换了好几拨财务团队，财务章也收归到总部，“项目被抽资的厉害，有的项目预售款项被总部控牢了”。由于无人接盘，这些动辄数十万平方米的项目变成“烫手山芋”。方潼说，现在处理恒大问题的思路主要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保交楼严控金融风险据方潼介绍，他所在省份对恒大问题项目进行测算，保守估计，资金缺口超过400亿元。这就需要由地市和区县财政按一定比例出资，作为保交楼建设款，压实属地责任，他们称为“解围资金”。他算了一笔账，恒大的50个项目，除了10个能自负盈亏的，剩余项目平均每个资金缺口在10亿元左右，“这只是工程建设款，保不定后面还有其他债务，因此估算400亿元是很保守的”。方潼也清楚自己团队的使命：恒大流动性问题波及购房者、投资人、供应商等多方面，但目前风险化解专班最大的任务是保交楼，先确保购房者拿到房子。据方潼介绍，每一级政府都有相应的应急资金，必要时可以申请调用，“无非是市、区按照多大比例支出这笔钱，由哪些城投来接项目”。资金解决后，需要为恒大的问题项目引入新的施工单位，对于施工单位的甄选，住建厅首选的是地方城投公司。首先，城投公司由政府背景，可以减少二次暴雷的风险；其次，工程款可控。方潼表示，解围资金一般不会直接拨付给原施工企业、承包商、供应商，如果原施工单位愿意继续承建项目，可以和城投公司签约，但解围资金仅限于支付复工后的工程款，“之前恒大欠的钱，还是得找债主”。让城投公司接盘恒大项目是地方政府不得已的选择，方潼所在的省份曾尝试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但恒大项目的纷繁复杂的融资及商票链条，最终让其他房企望而却步。方潼说，和p2p、长租公寓暴雷不尽相同，很多人买房是穷尽一家几口人的钱包，有限的资金只能用来解决最紧急的矛盾。方潼透露，除了保交楼外，风险化解专办的另一个重点任务是保地方城商行主体。由于恒大项目多在三四五线，城市商业银行成为部分恒大项目的主要债权人，所以要确保恒大的流动性问题不会波及到银行。“如果一家城商银行对接了三四个恒大的项目，动辄数十亿元、上百亿元，一旦形成坏账，如何吃得消？”方潼说，城商行多数由农村信用社等转型而来，本身抗风险能力较弱。万一这些银行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方潼说，城商、村镇银行的资金缺口取决于银行自有资金以及存款规模，每家银行不一样，如果碰到一两家小的城商银行出现问题，波及面太广，当地政府需要综合考量，“保证小额存款的户头安全”。方潼从兄弟省市住建部门打听到，有的省份恒大项目接近80多个，有些城市甚至难以平衡保交楼资金缺口。从严监管资金2021上半年，恒大在长三角项目去化率达到85%以上，6月底，方潼所在的住建部门注意到，恒大部分项目存在无证销售、购房者交了房款无法网签、预售款未存入监管账户甚至被挪用等情况，也多次约谈恒大及相关方。比如，部分项目由于没有预售证，实际上与客户签的不是购房合同，实质是债务合同。 “即使购房者起诉恒大到法院，因为项目没有达到预售的条件，客户以为自己买了房，实际上是买了恒大的债”，方潼表示。据他介绍，今年5、6月，恒大在全国各地打折促销卖房，但部分项目预售款没有用于支付工程款，而是直接抽调到总部。“恒大总部把项目的财务章收走了，导致了项目公司对这笔资金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反应过来，但这些购房款已经被抽走了。”9月，方潼所在的省份，由住建系统牵头，要求恒大将所有预售款存入监管账户。方潼发现，近年来，包括恒大在内的不少房企，与建筑商、供应商利用监管空隙，通过开具虚假发票、虚报工程进度等方式，提前支取预售监管资金。除了工程进度证明造假，许多企业也没有按照预售监管资金的格式文本来操作，比如很多地方实际审核放款的单位是金融部门，部分企业绕过了住建部门，拿着工程方的出资证明、票据证明，向银行要求提款。到了最后把关的金融部门，监管者根据企业工程方的相关证明，认定双方是经济履约行为，只要监管协议的格式文本不违反民法典的相关要求，也会同意放款。方潼说，恒大欠付的工程款、违规收取预售款的规模有多大，还需要相关部门核查，目前有关部门只是初步摸排，“听到的消息是不太乐观”。9月22日，广州市南沙住建局要求将恒大阳光半岛项目所有收入缴入政府托管专户，包括已收款项、购房款、按揭款等后续所有收入。经济观察报获悉，贵阳市雨溪区成立恒大集团项目处置工作专班，工作专班包括日常监管组、资产核查组、农民工工资保障组等多个小组，目的是“全力化解恒大‘债务危机’对雨溪区的影响，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目前各地的恒大危机化解专班架构与贵阳雨溪区大同小异，主要是住建、公安、金融部门以及属地街道负责。9月以来，方潼所在住建厅连发几个督办函，要求夯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该省风险化解工作专班由副省长、住建厅厅长等牵头，“什么时候把问题解决，专班就什么时候撤离”。方潼提到一个细节，除了核查资产和债务情况，风险化解工作专班首先要做的事是拿到恒大项目的财务印章，把项目财务权、人事权从集团剥离下来，防止项目资金再被挪用。（应受访者要求，方潼为化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方式。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4.94亿，中国人均电子书、纸质书、有声书阅读量分别为9.1本、6.2本、6.3本。在这个数字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传统阅读与内容消费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答案并不尽然。尽管碎片式的信息获取俨然成为主导，但传统图书阅读依然有其市场。或者说，困境中的沉淀，亦是破局的关键。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很多人都容易落进这样一个循环中：兴奋买书——舍不得拆封——积灰，似乎读书的进度永远赶不上买书的速度，旧的还没读完，新的又买了回来。豆瓣有一个小组的名字就叫“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作为豆瓣最大的书组，这里聚集了超过55万名爱买书的“书呆子”，但比起分享书，组员们似乎更热衷于分享“购书”秘笈。在这个小组，买书是一门技术活儿。对于各个平台的活动期间，商家设置的复杂规则，资深组员都能拎得清清楚楚：满100减50，学会怎么将订单凑到整百元的倍数，属于入门水平；叠加使用满600减100的优惠券，从而以3折的价格拿下，才是正确姿势。沉迷于抢券、满减、低价，甚至近乎疯狂的组员不在少数。此外，分享购书后的成果，也是组内成员津津乐道的话题。小组中，有专门的晒书/房专区，很多人家里的书房像个小型图书馆，满满当当的书架是标准配置；更有甚者，会专门买房来藏书。对于小组成员而言，书籍成了单纯的消费品，倒也符合当下消费主义的潮流；下单之前，他们似乎并不考虑自己会不会真能读完这些书，而是仅仅满足于付款时刻的兴奋，以及收货时刻的短暂欢愉。正如小组简介写道：“买书时总有一种囤积的热情。阅读时却总没时间、没心情、没机会、没耐心。满架的字纸用怨恨的眼看我……所以，这里只谈买书和藏书……看与不看，再说吧。”比起分享线上图书店铺的热火朝天，线下实体书店在这里却很少被提及。基于全国1万余家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提供的采样数据，图书业咨询调查机构北京开卷信息今年年初曾发布《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970.8亿元，其中电商渠道的码洋规模为767.2亿元，占据近80%的市场份额。（注:“码洋”是图书出版发行部门用于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的词语，指图书的原价与册数的乘积）当电商平台烈火烹油繁花似锦，实体书店满满落寞与无奈。线下实体书店，到底还有前景吗？实体书店的困局事实上，自图书电商出现后，每年都会有实体书店倒闭的新闻出现。一方面，消费习惯线上化早已成为一个大趋势，疫情则加快了这一进程。受疫情影响，实体书店在房租、人力资源、仓储等成本的重压下生意江河日下，客流量减少、销售额下降，有的最后不得不关店倒闭，其中不乏开业多年的老店与网红书店。今年3月，有着30多年历史的北京独立书店“盛世情”宣布停业。随后，书店在网上发布的一篇手写告别信小火了一把；8月，开店5年位于静安寺芮欧百货的钟书阁静安店，也以一场主题为“被镌刻的书店时光”的两小时直播向读者道别，曾经的“最美书店”，也难逃闭店命运。另一方面，内卷的“价格战”让实体书店苦不堪言。早在2010年，京东图书刚刚上线时，京东和当当两大平台就曾为争夺图书市场发动了价格战。尽管恶战之后当当偃旗息鼓，但各类电商平台却在之后十年间纷纷崛起，针对图书的促销活动更加多样：满减、买赠、百亿补贴、拼团、VIP会员优惠等等花样齐出。2020年兴起的直播带货、短视频售书等新兴网店渠道，更是将低价促销作为了重点营销手段，部分网红带货的售书折扣甚至降至3.5折——这已逼近正常图书产品的硬性成本。对此，出版社与实体书店只能默默承受降维打击。此前，出版人邱建国就曾有感于出版社赔钱做图书的窘境，以及图书直播生态圈中的“全渠道最低价”“历史最低价”“九块九一本包邮”等低价促销现象，在《让人心疼的书》一文中由衷地感叹：对自己和同行们费尽心血做出的书感到心疼——心疼它的“贱”——被贱卖的“贱”。在线上平台动辄按书籍定价的4折、5折销售的背景下，实体书店迫于经营压力，所售书籍多数时间不打折，即便推出优惠活动，优惠力度也很有限，8折几乎是优惠的最高力度，因而即便环境优美、服务周到，其所能达成的书籍消费也很有限。这一点也在《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中有所体现。该报告提到，2020年整体网店渠道售价折扣为6折，但满减活动以及促销几乎覆盖全年，而实体书店渠道售价折扣为9折，两渠道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导致，大多数人在线下实体书店，都是“只翻不买”，一旦看到喜欢的，会转而选择在线上搜索购买，毕竟更便宜，何乐而不为呢？在此情形下，实体书店“光靠卖书不赚钱”已成了近年来业内的共识。在图书价格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打造融合阅读、生活、美学、娱乐的多元化服务空间体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实体书店的生存法则。“书店+”模式能吸引年轻人吗？值得关注的是，根据《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95后购书用户数量占比和件单价有相对明显的增长：25岁以下用户占比从2018的16.4%提升到了2020年的17.6%，95后用户的件单价在2020年跟2018年相比，提升了10%。拼多多发布的《2020多多阅读报告》也指出，在文学小说书目订单中，95后、00后占比超4成，已经超过了75后读者的比例。这意味着，此前被视为消费潜力的95后似已成长为图书消费新势力。基于此，如何更好地满足年轻客群的需要，占领年轻人的心智，成为实体书店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首先是选址以及装修品位越来越贴近年轻人，不少书店场地类型都会选择购物中心、商业区等热门商圈。不仅如此，明亮温暖的灯光、独具特色的装修，柔软舒适的座椅，这些以往被认为专属于咖啡馆的元素，现在也被搬到了书店中，再加上独特的具有文艺气质的店名，着实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诚品书店、西西弗书店、言几又、先锋书店、大众书局……书店不仅成了当代文青的打卡潮流地，有的甚至成了所在城市的必逛景点之一。其次，书店开始主动迎合年轻人，往书店里叠加各种书籍以外的产品与服务，由单纯的零售型转向体验型、服务型书店。例如书店+咖啡/茶饮、书店+杂货/文创用品、书店+文创活动/文化服务……在书店里边喝咖啡边读书，参加一场沙龙讲座，再顺带买一个文创用品，这种“书店+”的形式已成为一股风潮。今年，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剧本杀”也开始入驻书店，为“书店+”模式提供了全新选择。例如，七一建军节期间，上海的1925书局开启了一场“七一”特别版“追寻·前行”红色剧本杀，提供了《追寻》《觉醒时代》《黎明计划》等一批红色主题的剧本，吸引了不少外界关注。除此之外，“书店+影院” “书店+民宿” “书店+棋牌桌游”……“书店+”模式在跨界混搭的路上越来越会玩。不可否认，“书店+文娱活动”确实是最贴近95后年轻人喜好的选择。除此之外，许多实体书店还将书店开到了网上，并用网络直播、网上读书会、线上销售等多种方式吸引了一大批年轻消费者，为实体书店带来了一些新的朝气与活力。可以看出，处于夕阳产业的实体书店仍然韧性十足，还在积极地寻找新定位，探索多元化增长曲线，不断为自身增添新的活力。在经历漫长寒冬后，面对时代的飞速发展、社会的不断变迁，实体书店经营面对着更多复杂的挑战。对书店经营者而言，如何将服务从基础的图书、茶饮、文创拓展到空间和内容，增加可盈利的书店产品，同时更好地打造书店IP，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是实体书店“长红”必须面对的考验。无论如何，实体书店还有很多可为空间，短时间内不会被轻易淘汰。本文部分参考资料：1.《“网红”书店过气了？“书店+”模式能吸引年轻人吗？》，中国青年作家报2.《盲盒模式会是实体书店的下一条出路吗？》，财经下午茶3.《过气“网红”何去何从？上海“最美书店”缘何闭店？》，上观新闻4.《让人心疼的书》，邱建国“版话儿”5.《2020年图书市场这五大趋势，将会如何影响2021？》，开卷报告丨出版人杂志6.《知识普惠的新时代中国，图书市场应该有什么样子？》，天方燕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