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原料药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和监管，有助降低药品生产成本，能否从源头上解决“买药贵”难题？11月18日，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同一天，《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原料药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也重磅出炉。中国医药领域反垄断工作由此开启新篇章。一直以来，反垄断执法的重点就在于民生领域，而原料药深切影响下游药品的生产供应，是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反垄断组顾问张若寒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原料药反垄断指南与此前出台的汽车业反垄断指南是目前我国仅有的两个行业性反垄断指南。可以看出，反垄断指南，就是聚焦于反垄断问题突出且关切老百姓生活的领域。此次《指南》对于原料药销售市场各个环节的经营者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原料药行业反垄断监管的具体市场主体范围。并对《反垄断法》明确禁止经营者实施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经营者集中、行政性垄断在原料药行业的表现进行了细化规定，为原料药行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相关案件的调查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对此，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武汉大学竞争法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野博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分析道，《指南》发布的目的在于预防和制止原料药领域垄断行为，进一步明确市场竞争规则，维护原料药领域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指南》中关于原料药行业相关市场界定、经营者之间达成并实施轴辐协议的认定、不公平高价行为认定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困扰反垄断理论界与实务界多年的难题，扫清了原料药行业反垄断案件调查的绝大多数障碍。”袁野博士说道。毫无疑问，反垄断指南的出台将对我国原料药行业的经营和监管带来深远影响，同时强化原料药行业反垄断行为执法，也有助降低药品生产成本，从源头上助力解决药价虚高问题。不过，目前原料药反垄断指南的影响还没有传导到企业端。原料药行业龙头企业司太立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暂时未受影响。而作为与诸多原料药企皆有合作的恒瑞医药也对记者表示，尚未出现任何影响。缘何出台原料药反垄断指南？自国家发改委2011年对第一起原料药垄断案件（“山东潍坊隆舜和操纵盐酸异丙嗪市场价格”案）进行调查以来，反垄断执法机构曾展开多起原料药垄断调查。特别是今年以来，国家针对原料药行业的反垄断执法明显加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先后对先声药业、扬子江药业集团、天药股份以及梧州黄埔化工药业有限公司、苏州优合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嘉福制药有限公司等开出了巨额反垄断罚单。对此，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反垄断组顾问张若寒对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指出，一直以来，反垄断执法的重点就在于民生领域，而原料药深切影响下游药品的生产供应，是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之前出现的部分原料药短缺、断供、涨价，严重阻碍下游药品的生产供应，也增加了全社会医疗开支。在之前公布的《反垄断法（修改稿）》草案中，也明确将药品作为反垄断执法的一个重点领域，其意义可见一斑。此前，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竞争法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孙晋博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介绍，在医药领域的垄断问题中，原料药因为其在相关商品市场、地域市场以及时间市场上同时具有高度甚至百分之百的市场支配地位，即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原料药具有不可替代性，原料药垄断行为尤其是不公平高价行为成为医药领域垄断的“罪魁祸首”，实为“源头性垄断”，所以，原料药势必成为国家医药反垄断的重点。今年1月2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2021年药企反垄断第一单，先声药业被罚1亿元。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先声药业滥用在中国巴曲酶浓缩液原料药销售市场的支配地位，实施了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的行为，排除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而最近的一则处罚是在7月1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梧州黄埔化工药业有限公司、苏州优合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嘉福制药有限公司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CP樟脑（即中国药典标准的樟脑，简称CP樟脑）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消息行政处罚决定：梧州黄埔化工药业有限公司，罚没877万元；苏州优合科技有限公司，罚没412万元；江苏嘉福制药有限公司，罚没399万元。以上3家企业合计罚没1688万。“药品价格关乎国计民生，通过出台《指南》既是为了强化原料药行业的反垄断监管，稳定药品价格和稳定，切实减轻消费者负担，增进人民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也是为了给原料药行业的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提供更加清晰明确的指引，以提升反垄断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优化原料药行业营商环境，推动原料药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袁野博士强调。反垄断指南将会带来哪些改变？在医药行业，原料药领域一直存在着相关企业利用市场垄断地位操纵价格谋取暴利，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进行不正当竞争的现象。我国今年在医药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力度明显加大，那么此次《指南》的出台，会给我国原料药行业的监管及反垄断执法带来哪些影响？张若寒认为，《反垄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垄断行为的规制比较原则、抽象，在适用法律条款审查复杂具体商业行为时，容易出现疑点，需要花费不少时间进行论证，这一点在涉及复杂、特殊行业时尤为突出。《指南》在市场界定、市场力量分析等技术问题，以及如何对具体商业行为定性上，给出了极具操作性的指引，非常契合原料药行业特点。执法机构根据《指南》，可以更容易地将具体商业行为与反垄断法相关条款对应，减少执法过程中的疑点和争议，增加执法效率。实际上，从《指南》本身来看，此次《指南》对垄断协议做了界定，明确原料药领域垄断协议是指经营者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协议、决定可以是书面、口头等形式。其他协同行为是指经营者虽未明确订立协议或者决定，但通过其他方式实质上存在协调一致的行为，有关经营者基于独立意思表示所作出的价格跟随等平行行为除外。《指南》明确，原料药经营者有四种行为，一般会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禁止的垄断协议行为：一是，原料药生产企业与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通过联合生产协议、联合采购协议、联合销售协议、联合投标协议等方式商定原料药生产数量、销售数量、销售价格、销售对象、销售区域等；二是，原料药生产企业通过第三方（如原料药经销企业、下游药品生产企业）及展销会、行业会议等沟通协调原料药销售价格、产能产量、产销计划等敏感信息；三是，原料药生产企业与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原料药经营者达成不生产或者不销售原料药、其他原料药经营者给予补偿的协议；四是，原料药经销企业与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原料药经营者就采购数量、采购对象、销售价格、销售数量、销售对象等进行沟通协调。对此，张若寒指出，目前常见的垄断形式包括具有竞争关系的原料药企业之间通过串谋固定价格、限制产量实现垄断利润，或通过拒绝交易、限定交易的行为封锁下游第三方制药企业，使得自己控制的下游制药企业得以独大。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原料药市场进入门槛高，批文十分有限，取得批文周期较长，以致市场结构高度集中。“在高度集中的市场里，经营者通常有能力以一己之力或联合少数竞争对手，影响商品供应，攫取垄断利润。在充分竞争，结构分散的市场里，这些通常不容易做到。”张若寒说道。对此，袁野博士也认为，之所以会如此调整，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在当前原料药审批制度以及原料药生产的特性影响下，原料药的生产环节高度集中，原料药的分销渠道易被控制。在现行原料药审批制度下，经营者想要进入原料药行业进行原料药生产，需要有关部门进行行政审批，获得包括《安全生产许可证》、《药品注册批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GMP证书》、《环境评价报告书》、《安全评价报告书》、《职业病防护预评价》等在内的多个资质文件，这一系列冗杂的审批程序成为其他企业进入原料药市场的现实障碍。“哪怕有能力制造特定原料药的企业为数众多，但往往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取得特定原料药的生产批文，原料药市场因而呈现极高的集中性。在一个高集中度的市场上，出于逐利的天性，经营者往往不惜冒着遭受重罚的风险（可能面临最高为上一年度销售额10%的罚款），也要铤而走险地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以攫取高额利润。”袁野博士称，此次《指南》出台在促进原料药行业反垄断执法、规范原料药行业市场主体行为方面的意义不言自明。“当然，繁琐的行政审批是基于原料产品本身的特殊性，全面取消既有审批制度、完全放开市场准入不利于原料药生产各个环节的质量把关与风险防控。强化原料药行业反垄断监管，加大原料药行业处罚力度以有效威慑相关企业，依然是整治原料药行业垄断乱象的主要抓手。”袁野博士补充道。不过张若寒也指出，《指南》出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成品药因为原料药领域的垄断行为而出现价格暴涨或断供。相信《指南》的推出可以对严格执法、普遍执法、透明执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要彻底扭转成品药价格暴涨、断供的情况，光靠反垄断恐怕是不足的，这也要从原料药市场结构、进入门槛等方面综合考虑。对原料药行业和企业有何影响？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截至2021年11月，我国化学原料药行业共有35家上市企业，2021年上半年总营收达511.17亿元。位列前十名的企业分别为新和成、ST冠福、海正药业、浙江医药、普洛药业、新华制药、海普瑞、国邦医药，前十家企业2021年上半年总营收达401.74亿元，占全部35家上市企业的78.5%。从数据不难看出，我国化学原料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由于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多数产品供过于求，产业集中度低，部分产品陷入了减产、涨价、扩产、跌价的恶性循环。如此也容易引发垄断的现象。对此，袁野认为，为了规避垄断现象，作为原料药行业生产企业，应当明确的是反垄断法反对的是垄断行为并非垄断结构。也就是说，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积极创新创造来积累竞争优势从而占据市场支配地位并不必然招致处罚，企业之间通过达成并实施具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垄断协议，或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实施诸如不公平高价、搭售等垄断行为，才有可能遭受反垄断调查继而承担法律责任。“这就要求企业自身要在充分学习消化《指南》的基础上做好自身合规工作，适当地开展企业内部反垄断培训及合规审查，以有效规避垄断风险。”袁野称。张若寒则指出：“对企业而言，原先许多行为的边界并不清晰，不少都在打‘擦边球’。现在官方出台极具实践指导意义的指南，给企业梳理了明确标准，有利于清晰边界，增加执法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对于企业主动守法合规有积极意义。”不过，在谈及此次《指南》的行业影响时，海通证券分析师周航则认为，原料药反垄断的政策主要针对于仿制药企业，对于一些已经有规模效应的原料药企业和聚焦创新研发的企业影响较小。原料药作为仿制药生产过程中成本占比最大的一环，是仿制药企业参与集中采购进行价格竞争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受到《指南》的影响，仿制药为主的企业将会受到一波冲击。同时，《指南》发布后也会对部分化工产业链上的原料药企业产生一定影响，而这主要也是因为近期此类业务价格波动较大。对于此次《指南》的影响，原料药企业司太立也回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时表示，暂时未受影响。而作为与诸多原料药企业皆有合作的恒瑞医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尚未出现任何影响。尽管如此，《指南》的出台，意味着原料药行业将是今后中长期医药领域反垄断重点。张若寒进一步指出，“这份国家层面出台的《指南》，也给了社会一个统一标准，让从业者能够‘同频对话’，有利于形成全行业的合规土壤。”袁野博士则认为，治理原料药行业乱象还需要多方位发力，以发挥市场机制，倡导行业自律，主动实现反垄断合规，保障原料药市场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作用下健康发展，鼓励相关企业以技术创新作为主要竞争方式，切实维护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张若寒还研判分析认为，当前，执法所针对的行为都是典型的传统反垄断违法行为。随着国家反垄断局挂牌、指南出台、反垄断法修订，以及国际上主要司法辖区反垄断执法的不断演进，在继续加强反垄断执法的大背景下，我们预期一些更为隐蔽的非典型垄断行为可能也会进入执法的雷达。加强自身合规建设，紧跟监管走向，严格自查，对新业务模式提前风险评估，是确保合规经营的重要保障。...

资本市场自诞生以来不乏刀口舔血者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他们不惜以身试法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路数不同的人却不约而同地踏入了同一条河流经过证监会和公安机关的接力调查，曾经轰动一时的北八道操纵市场案也迎来终章。2021年10月2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上海一中院”）一审公开宣判北八道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八道”）林庆丰等8人操纵证券市场案。上海一中院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对北八道判处罚金3亿元；对北八道实际控制人林庆丰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万元；对林玉婷、李俊苗等7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1年7个月，并处100万元至20万元不等罚金。上海一中院认为，北八道及林庆丰等7名责任人员，伙同配资中介人员张丁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操纵证券市场，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与交易量，其行为均已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2018年4月，证监会曾对北八道等4名责任人员开出“史上最大罚单”。总共罚没56.7亿元，并对3名责任人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据证监会调查，2017年2月至5月，北八道及其实际控制人组织操盘团队操纵“张家港行”、“江阴银行”和“和胜股份”等多只次新股，合计获利9.5亿元。加上本次刑事罚金，北八道一案被罚总额近60亿元。“2017年7月，北八道及操纵团伙或许还沉浸在财富激增带来的喜悦当中，以至于当证监会稽查人员来到他们位于厦门五缘湾的办公室，一群人还在操盘张家港行。”按照一位接近该案人员回溯。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还原，将中小股民玩弄于股掌之间，在监管层高压威慑下，所谓“资本大鳄”精心营造的繁荣注定虚渺，也注定了了幻灭。手法彪悍！林氏家族利用300多个账户，操纵市场获利9.5亿！如果没有那场惊天操纵市场大案，59岁的林庆丰和女儿林玉婷或许正吹着厦门温柔的海风，过着富足又自由的生活。知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林庆丰是在铁路系统内成长起来的干部，下海后创办北八道集团从事铁路运输业务。在运煤、运瓷砖这类特定行业，它一度能与国企中铁物流一较高下。铁路货运系统内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北八道、铁霸道”。后面发生的故事，似乎也是林庆丰这一套“生意手法”在资本市场的复制，但是，资本市场显然未给北八道留多少“铁霸道”时间。回溯至5年前。随着运煤业务逐渐被中铁物流和其它民企瓜分。北八道改去佛山运瓷砖，但效益远远不如从前。于是，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林氏家族，将目光投向了二级市场，试图开启下一场财富盛宴。2016年，林庆丰等人花重金请了几位“老师”帮忙做二级市场投资。但没过多久，他们发现“老师”买了多只白马股，手法太“温柔”，就把“老师”炒了。证监会稽查人员告诉记者，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还学了怎么规避调查、怎么多开人头户找配资中介，“算是学到了一些皮毛”。此后，作为“新手”的北八道及团伙操纵多只小市值次新股股价，手法极其彪悍。上述监管人士称：“在这个团伙中，林庆丰是幕后老板，其女林玉婷负责管钱，李俊苗则是操纵市场行为的实际执行人。”2017年2月至5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北八道及其实际控制人组织操盘团队，通过多个配资中介筹集数十亿资金，利用300多个证券账户，采用频繁对倒成交、盘中拉抬股价、快速封涨停等手法操纵张家港行、江阴银行和和胜股份等多只次新股，合计获利9.5亿元。证监会稽查人员表示，他们的操作行为特别嚣张，对市场影响非常大，带动了一批次新股行情。一开始先把散户忽悠进来，后期出货手法异常凶猛，损害了一大批中小投资者利益。团伙疯狂行为被监管盯上稽查人员被威胁“做掉一只手”短短五年后，随着炒作风潮落幕，相关个股的股价很多已不足当时的十之二三。林庆丰曾经洋洋得意的“大手笔”，却已然进入稽查人员的视野。将中小股民玩弄于股掌之间，殊不知精心营造的虚假繁荣即将幻灭。2017年3月18日，深交所监控发现，2017年2月至3月期间，“陈珠腾”等149个账户交易情况异常。10天之后，证监会对相关账户涉嫌操纵次新股股价进行立案调查。从海量账户中筛找资金关系是调查工作的第一步。证监会稽查人员告诉记者，对于调查组来说，一开始只能看到几百个账户，需要穿透这些配资账户（名义账户）到自然人，然后去找到配资中介，最后通过配资中介锁定了北八道。四个月后，收网之时。2017年7月，北八道及操纵团伙或许还沉浸在财富激增带来的喜悦当中，以至于当证监会稽查人员来到他们位于厦门五缘湾的办公室，一群人还在操盘张家港行。一位稽查人员回忆道：“第一天去的时候，北八道的人完全不配合，要什么资料都不给，找负责人也不在。”此后，有当事人甚至恐吓，“花几十万就可以做掉你的一只手。”虽然案件的相关人员都拒绝配合，但证监会稽查人员通过走访取证，还是查清了北八道恶意操纵股市的事实。在一间1000多平米的别墅里，稽查人员看到了还没来得及撤走的一排排电脑，这里最繁忙的时候，至少有100台电脑和10多个操盘手在进行违法交易。被顶格处罚56.7亿！市场轰动一时待证据确凿，2018年4月，证监会对北八道及相关责任人发布了三张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一份市场禁入决定书，作出没一罚五的顶格处罚，罚没金额达56.7亿元。一时市场轰动。这一证监会史上最高罚单，为市场投机炒作者套上了“紧箍咒”，次新股炒作现象眀显降温。此外，证监会对北八道实际控制人林庆丰、北八道控股股东林玉婷釆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时任北八道总经理、配资业务负责人李俊苗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证监会进一步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刑事追责，2021年10月27日，上海一中院正式作出刑事判决。对比行政处罚及刑事判决结果，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二者形成了有效的补充，同时也存在着差异。其一，在刑事判决中，认定的涉案主体包括7名责任人员和1名配资中介，而证监会原来认定4个责任人员。刑事判决中的涉案主体较行政处罚大幅增加，通过进一步侦查还将配资中介认定为违法主体之一。据上海一中院披露，张丁海曾向北八道违规提供资金10.98亿余元，他人证券账户119个。林庆丰集中上述配资资金和他人证券账户，连同北八道部分自有资金及实控证券账户，安排北八道及交易团队，在厦门、上海、昆明等地使用上百台电脑及未实名登记的无线网卡等设备，连续买卖股票或在自己实际控制账户之间买卖股票，影响股票交易价格与交易量。据了解，将配资中介认成共犯在刑事处罚中不是第一单，但也比较少见。证监会稽查人员对记者表示，公安机关的手段更有力，能够取得配资中介合谋操纵市场的证据，可以将其作为操纵市场的共同违法行为人来追责。其二，本次上海一中院仅对北八道及团伙操纵“江阴银行”股价进行处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证监会此前认定北八道及团伙操纵“张家港行”、“和胜股份”、“江阴银行”3只股票。对此，证监会稽查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此案发生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按照之前的司法解释只有“江阴银行”一家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上海一中院认定，2017年2月14日至3月30日，北八道使用333个证券账户，持有“江阴银行”的流通股份数量达该证券同期实际流通股份30%以上，连续33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的30%以上。至同年5月9日，北八道控制的账户组非法获利3.01亿余元。上述认定依据了《立案追诉标准二》关于操纵市场入罪标准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谋，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的流通股份数达到该证券的实际流通股份总量30%以上，且在该证券连续20个交易日内联合或者连续买卖股份数累计达到该证券同期总成交量30%以上的。2019年6月27日出台的新司法解释大幅降低了刑事追责门槛，按照新的标准，北八道的操纵市场犯罪行为已经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打击证券违法犯罪！证券监管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联动北八道案的严厉查办表明，证券监管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正在不断强化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的执法合力。近年来，针对严峻复杂的证券违法犯罪态势，证监会不断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配合。2021年上半年，已累计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及线索119件，移送涉案主体266人，较去年同期增长均达到1倍以上。同时，及时向检察机关抄送重大案件17件。早在2002年，公安部已设立证券犯罪侦查局，派驻证监会办公。随着今年《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出台，今年9月18日，最高检驻证监会检察室揭牌成立，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工作机制更加完善。上述稽查人员介绍道，现在办案时会将案件同步抄送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会较早掌握相关情况，一旦后续需要介入或到了检察环节也能及时跟进加强监督和指导。“这样会顺畅案件流程，实现真正的行政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其表示。10月15日，证监会披露称，近日，会同公安部、最高检联合开展打击证券违法犯罪专项执法行动，集中部署查办19起重大典型案件，其中有9件涉及恶性操纵市场案件。相关调查、侦查、审查起诉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部分重点案件已取得重要突破。这是三部门首次联手开展打击证券违法犯罪专项执法行动。证监会表示，为高效推进证券违法犯罪案件查处，证监会进一步优化与刑事司法机关的执法协作机制，通过“证监、公安、检察”联合部署专项执法行动，更好发挥各自优势，提升执法效能。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执法体系不断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的合力更加强大，像北八道操纵市场这样的重大违法犯罪行为必将难逃法律制裁。...

全球首个阿尔茨海默病疫苗进入临床试验。这标志着，历经 20 年的努力，阿尔茨海默病终于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11月16日，美国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宣布，全球首个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鼻腔给药疫苗将启动1 期人体临床试验，旨在评估该疫苗在预防和减缓阿尔茨海默病进展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据医院称，从12 月初开始，该试验将纳入16名来自安罗姆尼中心的年龄在 60 至 85 岁之间的受试者进行试验。这些受试者都是早期有症状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试验将间隔一周为该批患者接种两剂阿尔茨海默症鼻腔疫苗。据悉，该阿尔茨海默症疫苗是一种新型鼻内免疫疗法 Protollin，由来自某些细菌外膜的蛋白质制成。据医院称，虽然这是一种新型的技术，但 Protollin 已被证实与其他疫苗一起可以安全用于人类。简单来说，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志，这种新型鼻内免疫疗法Protollin ， 能够激活颈部两侧和后部淋巴结中发现的白细胞，使其迁移到大脑并触发 β 淀粉样蛋白斑块的清除。据介绍，该试验被布里格姆安罗姆尼神经疾病中心联合主任 Howard L. Weiner 博士称之为“一个非凡的里程碑”，该疫苗是 Howard L. Weiner 博士20 年研究的结晶。Weiner 博士说：“如果人体临床试验能够证实该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么这可能代表着将可实现无毒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并且也可以更早地帮助预防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高危人群。”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是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症类型，发生于老年前期和老年的中枢神经退行性病变，患者通常表现为进行性认知功能障碍和行为损害，目前，该病的病因尚不明确，且目前无法治愈。阿尔茨海默病最令人心痛的是，他忘记了世界，唯独没有忘记爱你，而我们却无能无力。因此，该疫苗一旦被证实对阿尔茨海默病能够安全有效地预防干预，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及患者的家人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编者按·2021年11月，广州中院就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做出一审判决，公司本身对投资者承担24.59亿元的赔偿责任，包括5名曾任或在职独董，合计赔偿金额最高约3.69亿元。曾在康美任职的多位独董被重罚超亿元，震动市场，近期超20家上市公司的独董密集离职。对于“独董不独”的现象，2020年5月《红周刊》封面文章《“花瓶”独董画像》就已作专文关注。文章指出，独董人群中存在同时担任4家，甚至顶格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现象，部分身兼多家公司独董的人士沦为“橡皮图章”的可能性极大。尤其是“学院派”独董扎堆，当中不乏老同学、老熟人。“独董不独”问题依然待解，康美药业事件只是开始……表1 近期发布独董辞职公告的个股数据来源：Wind以下为《“花瓶”独董画像》原文：5月13日，中国证监会对外发布了针对康美药业财务造假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针对康美管理层、董事会成员等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其中就包括了公司独立董事张弘、郭崇慧、张平，他们被分别处以15万元至20万元罚款。4月21日，智光电气也对外发布了《关于独立董事因非本公司事项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公告》，公告称，独立董事陈小卫先生在金刚玻璃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因金刚玻璃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其实，有关上市公司独董被罚一事并不少见，但依然还会出现“两康”等财务与信披造假大案，对于诸多公司而言，仍缺乏一定的内部预警机制。哪些理应提前预警，在公司重大决策上敢于说“不”的独董，往往在出事前拿着高额薪酬，出事后选择低调离职。有关独董的独立性、专业性问题，近年来已越来越多地被质疑和争论，有关独董制度的薪酬、提名、监管等方面制度修改的呼声变得愈加强烈。表2 A股身价最高的部分位独董数据来源：Wind有独董薪酬上百万有独董收入仅200元2019年末，A股上市公司的独董人数达1.2万名左右，薪酬总额高达9.44亿元，人均8.1万元。上市公司中，有一类群体往往不像普通员工般参与企业的日常工作，但却享受着薪酬分配，这类人群就是上市公司的“独董”。《红周刊》记者依据Wind数据查询，2019年末，A股上市公司的独董人数达1.2万名左右，薪酬总额高达9.44亿元，人均8.1万元。在大类行业中，金融类上市公司独董薪酬普遍较高,以某民营银行为例，其2019年年报显示，公司的独董目前有李汉成、刘宁宇、田溯宁等6位，其中李汉成、刘宁宇的薪酬均超过100万元，较2018年薪酬有大幅增长。该银行独董的高薪与其治理结构是有关的，参考历史数据，该银行向来就盛产高薪独董，2018年时，当时A股身价最高的独董就是刘宁宇，其当年薪酬就高达95.5万元。此外，中国平安、中国银行也有一些独董身价也在50万元以上，如中国银行的7位独董中身价最高的是汪昌云，2019年的薪酬为62万元，相比2018年增加了13万元。然而在近期，中国银行引以为豪的“原油宝”业务被负油价所狙击，该产品是投向芝加哥交易所的原油期货品种。4月底，中国银行在官网公告称已委托律师向芝加哥交易所发函、督促其调查此事原委。公开信显示，汪昌云现任人民大学汉青高级经济与金融研究院院长，其发表的论文曾获得2001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佳研究论文奖。《红周刊》记者随即查询到，汪昌云的确曾在2001年发表过一篇研究农产品期货收益率的英文论文。分众传媒有4位独董，其中杜民、葛俊等人的年薪与2018年持平，达85万元，居A股独董薪酬榜第一梯队。然而观察分众传媒业绩表现，可发现其近两年来一直处于下行中，尤其是2019年全年18.55亿元净利润同比下滑近7成，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只有3400万元，约为2019年一季度净利润的1/10。《红周刊》记者梳理Wind发布的独董薪酬数据后发现，A股公司中将近8成独董的全年薪酬在10万元以下，甚至将近有200名独董的薪酬在1000~10000元之间。譬如*ST索菱的两位独董陈实强、周虎城去年薪酬仅1100元。不过在同一家上市公司内部，独董之间的薪酬也可能存在较大差距。譬如海德股份，其独董黄昌兵、王子健2019年收入为19万元，而另一位独董李格非的薪酬却只有5100元。李格非的薪酬过低或与其任职时间较短有关，其于2019年12月下旬才任职。不过让人奇怪的是，黄、王二人均有证券保险等行业的从业履历，而李格非此前主要任职于湖北医药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的党政管理岗位，并无实际的投资经验。最值得一说的要算獐子岛的独董，其独董之一的龙湘鞍2019年获得的薪酬仅有200元。龙湘鞍于2019年12月底才开始担任獐子岛独董，但尚未取得深交所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只能“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董证书。然而，其任职提案在今年1月初遭到了公司董事罗伟新的反对，罗直言“对于该同志是否胜任会议提请的职位的要求表示质疑”。其实，无论是薪酬高低，在上市公司重大决策上，《红周刊》记者发现，罕有独董投反对或弃权票。“独董不独，是国内独董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向《红周刊》记者指出，“独董由上市公司大股东或高管提名，大部分独董目的就在于增加收入，无法胜任工作要求”。表3 部分同时在4-5家上市公司任职的独董数据来源：Wind多位独董身兼5职有独董两年来从未现场参与股东大会独董人群中既存在同时担任4家的，也有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现象，部分身兼多家公司独董的人士沦为“橡皮图章”的可能性极大。2019年年报还反映出，独董人群中还有一人身兼多家上市公司独董的现象，既存在同时担任4家的，也有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现象。譬如赵惠芳，其就同时兼任设计总院、国机通用、科大讯飞、*ST安凯、时代出版5家上市公司的独董。《红周刊》记者留意到，这5家公司基本都是安徽籍企业。赵惠芳常年在合肥高教界工作，现任合肥工业大学MBA管理中心主任。“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许这是赵惠芳顺利当上多家本土上市公司独董的有利因素之一。相关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披露，赵惠芳就独董一职2019年总薪酬达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科大讯飞、*ST安凯多次因年报等问题接到交易所下发的问询函，科大讯飞还在2018年陷入过AI同传造假的丑闻。另据《红周刊》记者统计，赵惠芳2019年总共出席了50场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尚不包括专业委员会会议)。如此大的工作量，让人质疑其是否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仔细审阅提案并作出决策，是否在行使职责时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走走过场一律投出赞成票？同样情形的还有赵春光，目前其同时担任金枫酒业、ST长投、博创科技、新朋股份、国网英大的独董；章新蓉同时担任莱美药业、蓝黛传动、重庆百货、重药控股、智飞生物5家公司的独董；张一弛同时担任电子城、昊华能源、中国海诚、四川双马等公司的独董；张萱同时任兴业股份、顺利办等5家公司独董……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2019年同时在4家及以上的上市公司任独董一职的人士就不下10位。在身兼多家公司独董的人群中，张萱也是值得一提的，其任职的5家公司分别位于北京、福建、湖北、江苏等不同省市，上市公司业务也横跨商业零售、钢铁、互联网、殡葬等不同行业。如此的跨省、跨行业去任职多家公司的独董，同样是让人质疑其是否也有足够的专业素养和时间、精力行使应有职责。一位在上市公司任独董的人士在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考虑到“独董为上市公司每年的服务时间不得少于15个工作日”，绝大多数独董会选择在本地上市公司身兼数职，以减少差旅和时间成本。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黄建中也指出，服务好一家上市公司尚且不易，而身兼数职、横跨多个行业，这让独董很难仔细核对报表、深入现场办公。如果涉及到招股说明书或并购重组的话内容会更多，而且这些文件专业性较强，长此以往，部分兼多家公司独董一职的人士沦为“橡皮图章”的可能性极大。“一人不得同时在超过3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且任职公司行业不得超过两个行业。”早在多年前，黄建中曾提出过修改意见。他表示，以前制度确定的最多可兼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规定早应修改，“如果完全勤勉尽责，一家上市公司的独董需要一年内至少参与十几次会议，并广泛的审阅信披和财务材料，工作量其实很大。”除了身兼多家公司独董问题外，《红周刊》记者还发现，独董现场出勤率低的现象也是不少见的。虽然记者从现有资料无法准确统计出独董出勤率的整体数据，但以某上市公司独董为例，其参会现场投票的情况就是不容乐观的。自其2018年5月任上市公司独董一职以来，股东大会几乎零到场，上市公司在2018~2019年共召开了6次股东大会，但该独董均因“出差”“工作原因”等理由未现场出席，要么以通信形式参会，要么将投票权委托给其他独董行使。“学院派”独董扎堆高校老师相对充裕，且在薪酬之外，很多人非常珍惜与上市公司的合作机会，将其视为增加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红周刊》记者留意到一个现象，近两年来，上述身兼多职的独董以高校老师身份居多，而在2013年前，政府官员或退休官员兼任者不在少数，但随着2013年中组部下发被称为“18号文”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后，上市公司“官员类独董”出现了大量离职，而正这“官员派”独董离职，给“学院派”独董留下了空缺。对于“学院派”独董扎堆的现象，除了“官员派”独董离职留下了空缺外，黄建中还向《红周刊》记者表示，高校老师相对充裕，且在薪酬之外，很多人非常珍惜与上市公司的合作机会，将其视为增加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而且独董的实际工作量比较小，性价比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高校教师、教授缺乏一定的实际企业运作经验，在担任独董后往往无法参与企业管理。黄建中对此表示了担忧，“有些老师空有独董资质，但对财务报表的了解也仅仅浮于表面。”对于独董的业务能力问题，目前在两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的汪建华（我的钢铁网首席分析师）在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上市公司应协调好财务型独董和业务型独董的比例，业务型独董应将更多精力用于现场办公以及与上市公司中基层员工等的沟通。“我平常经常和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做交流，可以更全面地掌握企业运营情况。”在今年的疫情期间，上市公司普遍转向了线上办公，汪建华建议，监管部门可适当放宽上市公司内部会议的召开方式，“线上会议既可避免不同工作时间的冲突，又可显著降低企业成本。”其余时间也可用于现场办公和走访，以加深独董对公司业务的实地了解。不乏老同学、老熟人独董推荐机制待补漏有些企业管理层或大股东为加强对上市公司控制，也会提名“信得过”的人选，这让包括独董在内的人事安排往往成为了董事长达成内部控制的工具。尽管监管层明令要求独立董事不能是上市公司或董监高关联方，上交所独董《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也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具备独立性”。但由于实际中薪酬由上市公司支付，独董的独立性不可避免受到影响。此外，有些企业管理层或大股东为加强对上市公司控制，也会提名“信得过”的人选，如近期二度爆发股东内斗的新潮能源，就存在这种可疑情形。2018年5月，新潮能源部分股东推荐杜晶、张晓峰等为独董人选。2019年7月股东内斗爆发后，金志昌盛等机构股东的代表指出，独董与上市公司董事长刘珂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譬如张晓峰在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任职，其团队成员段素兰曾在2018年7月、为北京中金景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供了法律服务(据裁判文书网)，而中金景合(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恰好就是刘珂控制的中金创新(北京)投资公司。其后新潮能源公告称，张晓峰任职的律师既没有为上市公司提供服务、又没有为中金创新提供法律服务。然而，《红周刊》记者查询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官网发现，张晓峰客户中确实不包括上市公司和中金创新，但包括武汉中金万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刘珂是该公司董事、中金创新则是公司股东。有机构股东表示，包括独董在内的人事安排成为了董事长达成内部控制的工具。在今年4月底召开的股东大会中，独董提名也成为现管理层和持反对态度的股东争夺的重点之一。而在前几年某著名房地产公司股权之争中，独董刘姝威就成了当时的风云人物，其曾积极为上市公司管理层方面站台、发声，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让人质疑其“独董不独”。目前，刘姝威又被另一家上市公司聘为独董，而其与该公司老总的关系也甚密。需要注意的是，交易所独董《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要求，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士不得担任独董：上市公司或附属企业任职员工/亲属/主要社会关系、持股超1%或前十大股东中的自然人及直系亲属、在持股超5%的股东或前五大股东中任职或直系亲属、在上市公司实控人及附属企业任职等。而上述案例显示，《指引》存在不足：如上市公司无实控人、或独董与董监高为同学关系，则是否应该被提名为独董？独董的推荐机制是存在瑕疵的，黄建中认为，“独董往往由公司董事长来提名、后者可借机提名老同学或老熟人，加之薪酬由上市公司发放，所以独董往往会成为现任大股东、管理层的附庸，也为管理层达成‘内部人控制’提供了契机。”无独有偶，在本次“两会”召开前，全国人大代表、广弘控股独立董事朱列玉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提出，建议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作为第三方，统一选聘上市公司独董并授予薪酬来解决独董独立性的问题。而上交所原副总经理周勤业也在多年前就提出，由上市公司协会选派独董，并由协会向上市公司收取相关费用、再向独董发放报酬，以从根本上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独董“踩雷”频发监管制度亟待加强目前，监管层对独董的监管措施威慑力有限，其被处罚又可能不影响当事人在其他交易所上市公司的任职情况。除上述问题外，独董是否尽职尽责参与了公司治理也是值得质疑的。近些年，A股多家上市公司先后爆出巨额财务造假、或债务违约，暴雷前信披材料中却罕有征兆。譬如*ST康得，在2015~2018年间累计虚增利润119亿元，进入2019年，公司高管密集离职，包括2016年起即担任独董的苏中锋、单润泽、隋国军，他们在任职期间的薪酬均为18万元。2019年2月，三人均低调离职，其后康得新发生多只债券违约。《红周刊》记者注意到，隋国军还曾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18年，大华事务所因涉及到佳电股份业绩造假，被证监会罚没600多万元。《红周刊》记者发现，独董的个人行为也游离在管理之外，以至于近几年出现了多次独董暴雷“炸伤”上市公司的案例，其最为典型的要算曾在中兴通讯担任独董的鲍毓明。鲍于2018年中开始担任中兴通讯独董，2019年的薪酬为25万元。但就在今年4月初，其被爆出可能存在“性侵”的行为，中兴通讯股价亦因此受到拖累而大跌；同样存在类似“污点”的拟IPO公司申昊科技，其独董钱逢胜也在2019年底陷入性骚扰丑闻。钱此前曾任中炬高新、东富龙等多家上市公司独董。记者注意到，在独董《提名人声明》中，上市公司对独董的要求主要体现为是否符合相关资质、是否有被监管层处罚记录等等，对个人生活和品德修养则关注较少。需要注意的是，在上市公司出现风险后，独董匆匆离职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譬如近期陷入面值退市危机的天广中茂，今年5月中旬，两位独董陈金龙、郝先经提出离职。据Wind资料，陈金龙还是闽发铝业的独董，郝先经也是华平股份的独董。目前股价低于1元的盛运环保，其独董何的明也在近日提出了离职。就上述独董来看，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是否履行了独董义务、是否勤勉尽责是让人质疑的。目前，监管层对独董的监管措施威慑力有限，其被处罚又可能不影响当事人在其他交易所上市公司的任职情况，以同方股份前独董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何佳为例，其因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不准确被上交所公开谴责。今年2月，何佳辞去了同方股份独董一职，但目前仍担任欣龙控股、北方国际、君实生物的独董+审计委员会委员等职位。《红周刊》记者留意到，同方股份为上交所公司，另外3家公司则在深交所和港交所上市。当然，也有独董试图体现出独立性，对上市公司公告说“不”。近日，ST群兴在发布一季报后，其独董韩正强、潘秀玲就发布声明称，无法确定公司实控人王叁寿及关联方是否存在对于合计金额为3256万元款项的非经营性占用，因此对一季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存在疑议。其中潘秀玲还是劲胜智能的独董。敢于说“不”的还有2019年年报计提减值超50亿元、并在近日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豫金刚石的独董，该公司独董王莉婷、张凌等均在公告中直言“无法保证2019年年报和2020年一季报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还向公司董事长提出聘请外部机构对公司计提减值的合理性、资金流动性等问题进行核实。对于目前多数独董依然不敢说“不”的现象，黄建中解释称，“根本原因还是权责不对等，独董任职的综合收益远大于潜在风险。”黄建中认为，监管层对独董的处罚以公开谴责居多，国内的证券诉讼对象范围一般也不包括独董，“加强事后监管，措施很多，比如：对出现财务造假、重大信披违规等问题的上市公司独董也参照其他董监高的处罚，即设置市场禁入，并要求吐回任职期间的领取薪酬。”董登新也认为，如独董因履职不尽责而导致严重后果，在行政处罚之外，还需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即可能存在被民事诉讼索赔的风险。而其早在2014年接受相关媒体专访时曾明确指出，“应该从提名方式，限制大股东的权力，将独董的提名权交给股东大会，另外通过建立诚信档案、问责机制来提升独董的契约精神。”...

亚马逊的内部文件显示，一个化名克拉斯（Krasr）的诈骗者曾向亚马逊员工行贿，让他们帮助他劫持其他卖家的账户并复制他们的产品。此前的媒体报道曾披露克拉斯的真实身份，是多伦多居民穆罕默德·穆塔兹姆·阿克巴尔·阿里（Mohamed Multhazim Akbar Ali）。亚马逊安全团队的一份备忘录称，阿里“通过LinkedIn和Facebook”招募了亚马逊员工，并在几年时间里向他们支付了总计16万美元。亚马逊发现后已解雇了七名被该阿里收买的员工。在一次行动中，阿里劫持了一家流行护肤品销售商Pure Daily Care的账户，然后抄袭了他们的畅销产品，并在其页面上大量刷差评，这导致Pure Daily Care损失了40万美元，并被迫解雇了一半员工。亚马逊一位发言人周四表示，该公司已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来建立系统和流程，以确保数据安全。他补充说，有关该案件的信息已经过时，与亚马逊目前的安全状况毫无关系；这位发言人还说，亚马逊在2018年就将阿里交给了执法部门。...

9月中旬，一份《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的政策文件流出，引发了业内人士对于医疗设备第二波国产替代潮的讨论。文件的级别很高，由财政部和工信部联合发布。在这份国家层面的指导文件中，对178种医疗器械，给出了“审核建议比例”——其中137种医疗器械，要求按照100%的配比采购国产，其余的按照75%、50%、25%的配比采购国产。这只是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支持国产器械的政策之一。类似的对国产采购比例提出的具体要求，近年来更是频繁出现在各地的政策文件上。可以说，和90年代末的第一波国产替代潮相比，这更是一场自上而下，政策驱动的变局。这让医疗器械领域的投资迎来了一波高峰。资本蜂拥而至，资金开始从创新药往国产创新器械流动。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据是，到2025年，中国的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将高达1.4万亿。在这个万亿的器械市场中，医疗设备细分市场是是国产和进口厂商必争之地，因为它的市场占比是最大的，占比近56.80%。投资者们坚信，国产替代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投资机会，会诞生新的巨头公司。“在2019年以前，医疗器械这个行业里面，很少有创业公司能够融到大额资金，大额融资项目一般是指单笔融资金额超过2亿元。”易凯资本董事总经理、医疗技术与器械组负责人李晋告诉八点健闻，“2019年开始，你会看到有越来越多大额融资的医疗器械创业企业出现，整个行业非常火爆。”资本市场的记录不断被刷新：成立于2011年的上海联影，2017年9月完成33.33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投后估值333.33亿，创造中国医疗设备行业的最大单笔私募融资。巨头初现，90年代创立的东软、迈瑞，已经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医疗器械生产商，也是资本市场最顶级的标的，估值高达数千亿。不过，和上一波在基层医院里攻城略地的国产替代潮相比，这一轮国产替代的主战场来到了中国医院的金字塔尖——对技术和可靠度要求最高的三级医院。但即使是最坚定的乐观者，也不得不承认，在未来10年之内，在高端医疗设备的市场，外资品牌仍然会占据主导：高端设备所用的诸如球管等关键元器件，仍然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在国产企业难以攻克的“堡垒”三级医院内，多数临床医生依然更信赖进口设备。这一次，国产医疗设备厂商得到的政策支持前所未有，而他们面对的困难也前所未有，一场“攻坚战”正在上演。第一波国产替代潮：农村包围城市1997年，迈瑞医疗迎来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在做了6年进口设备代理商之后，迈瑞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血氧监护仪。销售员们开始奔走在京九线周边的县城医院里，推销着他们的监护仪。同年，在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大软件园唯一的一栋建筑里，中国第一台临床应用CT机C2000下线。在CT机商业化的同时，1998年，东软医疗正式诞生。90年代，大多数的国内医疗设备公司都还是外贸商，依靠代理进口设备赚到第一桶金。公立医院里，更是看不到国产医疗设备的踪影，外资产品垄断了整个市场。大城市的大医院花费巨额外汇进口国外的CT机；而大部分县级医院里，连一台多参数监护仪都看不到。 不过，这也是中国初创医疗设备企业的机会，中国第一波国产医疗设备替代潮却正是从90年代开始。如果回顾中国医疗设备行业的发展史，就是一条国产替代史。改变首先发生在三级以下医院。在国内的医疗体系中，三级医院和三级以下的医院，承担着不同的临床诊疗需求。在很长时间里，三级及以上的医院实际上对成本不太敏感，更关注性能和质量；二级医院和二级以下医院，则对产品的价格更加敏感。监护仪在20年前价格就普遍在10万元以上。国产品牌入局参与竞争之后，直接将价格拉到了4万元左右，价格优势为他们敲开了中低端市场的大门。除了低价之外，赊销、分期付款等多种营销策略，对价格敏感的县级以下医院非常适用；延长质保、功能本土化和快速服务响应的市场化策略，则让他们成功打入二三线城市的中小型医院。“你看着是价格优势，实际是代表质量过关，才能在国内中低端市场撕开了一条口子。”原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副所长、北京市食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和监管处处长、现任中关村水木医疗董事长孙京昇告诉八点健闻。当然，这也是中国基层医疗市场内需释放，给国产企业带来的红利。监护仪是一个鲜活的案例，证明对其他国产厂商而言，从成熟的、技术壁垒较低的产品开始，研发适合基层的产品，“农村包围城市”，逐渐打响品牌名声，这才是一条适合他们的弯道超车之路。现在看来，这一波国设备替代潮意义深远，国产设备在市场竞争中，依靠价格优势，满足了市场内需，也赚到了钱，成为了企业投入研发，继续发展的原动力。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基层医院市场，第一波国产替代虽然大潮已褪，通过价格战、营销策略等市场化的竞争手段，外加一些政策扶持，临床用面广、使用量大的常规医疗设备都实现了国产化。最难啃的骨头这些沉淀和涌现出来的行业龙头，未来能不能真的挑战或撼动外资巨头？在中高端设备领域，在三甲医院，才是主战场。2015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把高端医疗设备纳入到了战略任务和重点之中，明确要求大型医疗设备国产化率必须提高；国家卫计委则明确要求，推进三甲医院使用国产医疗设备。如果说第一波替代潮更多是市场内需和国内产业发展的结果，那么第二波国产替代潮，政策开山的作用就越来越关键。很长时间里，三甲医院是国产设备难以“攻克的堡垒”。三级以上医院是国产替代过程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即使是DR（Digital Radiography，数字化放射摄影）等国产替代率已经达到了70%的影像设备，“国产在二级以下医院的比例超过90%。但是在三甲医院，能占到百分之三四十就不错了。”更不用提诸如CT、核磁共振等高端影像设备，合称为“GPS”的GE、飞利浦（Philips）和西门子（Siemens），外加“佳能”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不过据业内人士观察，“最近两三年，联影对三甲医院的冲击很厉害”。联影产品的装机客户在2016年近1000家，包含100多家三甲医院。2020年3月，三甲医院的数量增加到了410多家。八点健闻了解到，某地的三甲医院被要求，采购一台进口的大型医疗仪器时，必须搭配一台国产，这一销售策略，让不少三甲医院配置了第一台联影设备。在三甲医院影像设备的国产替代之路上，从普通的X光机的国产化，到超声机，再到64排以下的CT，1.5t的核磁共振，政策极大地加速了替代进程。公立医院在采购医疗设备时，受到的越来越多的限制。他们需要更充分的理由才能采购进口设备。“特别新一轮的采购，大型制备，能买国产的，你绝对不能买GPS和佳能的。”一位资深的业内人士坦言，“有同类型的国产产品，就得采购国产，这是根本思路。如果必须使用进口，则需要进行进口论证。”如果公立医院设备招标，中标的是进口产品，医院内部要提供一个论证说明，“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国产的，要么就是国产的满足不了要求，你才能买进口的。”为了节省每家医院都要重复论证的流程，提高进口产品审核效率，各地基本上每年召集相关专家，出台一版《进口产品统一论证清单》。在浙江，集采之后，就开始对进口产品进医院进行论证，重点考虑采购进口产品的必要性、不可替代性、经济性和效益性，规避超标准采购。今年2月，浙江省财政厅公布了《2021～2022年度全省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统一论证清单（医疗设备类）》中，195种医疗设备纳入清单，可采购进口产品。2019～2020年度，这一数字则是215种。“进口数量越来越少，符合我们工信部和财政部的要求。”一位参与浙江省清单论证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专家说，“之后进口的肯定还会越来越少，趋势是这样的。”三级医院里的攻防战政策推动、产业发展的双重驱动下，在国内的三级医院内，一场国产和进口大型设备的攻防战正在上演。在中国的分级医疗体系中，三级医院无论是临床救治疑难杂症，还是出科研成果，都对医疗设备的性能要求更高，这种特殊性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到。在孙京昇看来，“进口论证”就是是国产替代的政策大背景和三级医院临床、科研需求的一个平衡，“医院非得要用进口的，明显是跟政策大方向相违背的，但是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进口设备又是需要的、合理的，所以需要有这么一个平衡。”浙江省可采购进口设备数量逐年递减的做法，已经相对“温和”。政策在各地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个微妙的平衡其实很难把握，极容易挑动起业内关于国产、进口进院待遇的敏感神经。今年5月，两则“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采购医疗设备”的公告就引发了争论。这家直属于四川省卫健委的三甲医院在公告中明确表示：只要国产。公告所涉采购项目总预算高达7842万元，包括多普勒彩超、移动式C形臂X光机、基因测序仪等大型、高价设备。2020年8月，广州医科大学公示一份进口医疗设备采购清单，引发更大的风波，但是原因却完全相反。清单中对155个医疗设备品种的评价均为，“国内同类产品达不到性能要求”，国产设备全军覆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何综合考量价格、临床使用功能和政策法规的要求，买一个合适的、合理的设备，科学决策，对公立医院的采购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大考验。虽然政策力推，但是国产厂商的设备想要征服三级医院的临床医生，依然需要时间。一位三甲医院的影像科医生说，高端设备中进口设备依然是临床首选，核磁共振设备在图像质量上，和进口相比有“肉眼可见的差别”。一位三甲医院的设备技术人员则告诉八点健闻，“即使是关键部件全部从德国进口，到国内来组装，设备在稳定性上都达不到要求，图像会突然倒起来或者反方向。外资诸如GE在国内设厂生产的产品，也和原厂存在差距，所以我们现在进口的品牌基本都选原产的。”国产和进口高端设备在性能和稳定性上的差距，不仅让公立医院这样的采购主体在选择时感到头疼，省级层面的指导文件也在小心把握尺度，试图找到一个看起来合理的平衡点。2018～2019年度，四川省财政厅发布的《省级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清单》，将允许采购进口产品的医疗设备从上一年度的98个缩减至44个产品。但是，今年4月发布的《省级2021～2022年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清单论证意见公示（医疗卫生设备类）》，允许采购进口的医疗设备数量又有所回升，增加到59种。在浙江，195种医疗设备纳入清单可采购进口产品，远超四川的59种和广东的46种。但是，在杭州财政局发布的市级文件中又要求，除满足特殊需求外，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总额自2021年起三年内，年均下降10%以上，当地政府又表达了支持国产厂家的坚定立场。对于外资来说，即使三级医院的市场份额逐年递减已成定局，但他们也不想坐以待毙，积极推进本土化策略，成为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本土化，在降低成本以求和国产品牌在中低端市场保持竞争的同时，在中国的工厂、用中国的员工、中国的零配件生产，供应给中国的用户，在中国拿产品的注册证，外资也希望在进医院时，能得到和“国产”相同的待遇。“国外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设备，现在还没有明确，是不是国产，所以这也是外企一直在做工作的地方。”业内人士说。除此之外，即使丢掉了传统设备的市场份额，外资在创新能力上的巨大优势，短时间内也无法被追赶上。在三级医院的这场攻防战中，目前，外资和国产品牌还处于微妙的平衡。国产如何利用政策红利进一步跑马圈地？外资如何做出战略布局，是跟本土企业创新合作达成进一步的本土化战略，还是战略性后退，仅仅保留部分高端市场？三级医院这座难以攻克“堡垒”，国产品牌的破局者何时出现，如何出现，整个行业都在拭目以待。国产替代，一场控费逻辑下的持久战谈到国产替代，人们总是想到国际竞争的问题。其实，在大型高端医疗设备领域，控费有同等重要的紧迫性。公立医院在选择采购国产还是进口设备时，所处的微妙处境，在集采之后，就长期存在于行业内。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家鼓励、扶持国产设备进院，是从集采开始的。集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控费。这也是国家层面推行的各项重大医疗卫生改革的主要目的，降低社会整体的医疗负担。新医改之后，全国卫生总费用一直增加，财政补贴连年提升，卫生总费用占我国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从1999年的4.9%升至2019年的6.6%。过去10多年，中国卫生总费用相对于GDP的超额增速的背后，是政府财政加大了卫生支出，加上全民医保政策的落实。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过快的卫生费用增长会加重个人、企业、政府的负担，难以持续。正是在2015年前后，医保控费逻辑下的耗材集采，节省财政支出逻辑下的国产设备替代政策，开始上马。控费，成为了转型时期矛盾最为尖锐、最复杂的医疗问题的一个重要解题思路。在控费的大环境下，扶持国产设备厂商，形成鲶鱼效应，充分的市场竞争下，才能压缩渠道商的利润空间。只有更多能打价格战国产企业的加入，外资企业垄断之下高价的不合理生态，才能一定程度扭转。国产设备的价格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北京医院在1978年引进了全中国第一台全身CT。“我们买一台CT价格是250万美金，在那个年代是天文数字。因为有了国产品牌，进口的CT才不得不降到了1000万以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北京医院器械处原处长蔡葵在一场研讨会上说。但是，无论医保还是财政，作为一个超级支付方，想要控费都一个极度复杂的政策，背后牵涉一整套的政策的出台。而医疗行业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和人命息息相关，单纯为了降低成本，降低医疗的质量，显然是行不通的。控费的前提是保障医疗质量。因此，在控费的同时，如何让国产企业真正强大起来，在一些核心的、特定的领域里面，能够把最核心的医疗技术、医疗数据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真正考验政策制定者的顶层设计。国产替代的政策大方向毋庸置疑。多年以来，这也是医疗器械领域做投资的重要逻辑，投资者依然感到乐观，李晋判断，“国产替代带来的投资热，应该还能再延续5年时间。”政策、资本之外，真正能带动飞轮转起来的，还得靠整个产业本身。这条路看起来很漫长。特别是在在高端设备领域，技术瓶颈的问题没解决，也很难解决。孙京昇认为，“技术瓶颈有两种，一种是关键元器件，一种是整机的可靠性，表面上我们讨论的多的是关键元器件，但关键元器件并没有对中国企业禁售，元器件装在一起，不好用，整机的组装的可靠性是挺大的一个瓶颈。”要破局，基础工业水平，一整套的实验室可靠性的技术和能力，一定的经验，缺一不可。而这些体系化的能力的培育，都需要时间。这必将是一场持久战。...

不久前，ESG圈发生了一件大事。11月3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基金会）正式宣布成立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ISSB将整合和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和资源，制定和发布IFRS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ISDS）。根据IFRS基金会于2020年9月发布的咨询文件来看，这里的“可持续发展披露（报告）”是指“所有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事宜相关的信息”。也就是说，ISSB所负责制订的就是ESG信息披露准则。图片来源：IFRS基金会，Consultation Paper o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众所周知，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ESG标准，包括评价、信息披露甚至是基础概念。这显然不利于ESG的发展。毕竟，ESG源起于以“理性”著称的资本市场。ISSB的成立给ESG标准的“统一大业”送来了曙光，被ESG圈赋予划时代的意义。但IFRS基金会统一ESG标准的愿望真的能实现么？由IFRS基金会担起这个责任可行么？一、ISSB是怎么来的提到ISSB，就不得不先说说IFRS基金会原先就设定的核心机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IASB主要负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这也是在ISSB还未成立前，整个IFRS基金会的工作重点。起初，IASB是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为获得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及其他市场监管机构，特别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认可，IASB不断完善组织治理架构，并引入了监督及外部参与机制，最终形成了目前IFRS基金会的组织形式。图：IFRS基金会架构 图片来源：IFRS基金会官网自2001年IASB正式成立算起，即使加上其前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973-2000），五十年的时间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得到了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的会直接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有的则会经过审核修订后，再采纳实施。因此，IASB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IFRS基金会便想将IASB的成功经验，应用到ESG准则的制订上来。虽然ESG准则与会计准则在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但两者所涉及的监管机构、适用范围和应用场景是相同的，都直接与资本市场和公司报告有关。IFRS基金会在制订和推广国际会计准则方面的经验，也得到了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国际多边机构的认可。ISSB成立的时间线大致如下。2019年，IFRS基金会在每五年的战略评估中，发现ESG信息披露在市场交流中反复出现。2020年9月，IFRS基金会发布了一份咨询文件，围绕三个问题——是否需要ESG报告标准、IFRS基金会是否应在制定ESG标准方面发挥作用，以及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公开意见征集。2021年初，IFRS基金会顺应市场反馈意见，提出建立ISSB的计划。IOSCO随即发表声明，宣布有意与其合作。2021年3 月 22 日，IFRS基金会成立两个工作组，以协助筹备工作。2021年4月开始，IFRS基金会就基金会章程加入ISSB及其相关职责，公开征集市场意见。2021年6月，G7 财长发布会议公报，支持IFRS基金会制订ESG报告标准的工作。图片来源：G7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Communiqué2021年7月，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也发布公报，支持IFRS基金会有关制订ESG报告标准的计划。图片来源：Italian G20 Presidency-Third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meeting Communiqué2021年8月-9月，IFRS基金会开始对市场反馈意见进行梳理和分析。2021年10月，IFRS基金会宣布在原先基金会章程中，加入建立ISSB的必要内容、2021年11月3日，也就是开头提到的COP26上，ISSB正式问世，成为与IASB并列且同等重要的机构。根据IFRS基金会的计划，ISSB将在2022年6月前完成对气候信息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及价值报告基金会（VRF）的整合。其中，CDSB是CDP项目的发起机构，VRF则于2021年6月由IIRC和SASB合并组成。而CDP、IIRC和SASB均是全球ESG信息披露方面的领导组织。二、SEC委员为何反对ISSBISSB似乎已经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外部对ESG标准出台的呼声高涨，自身又具有丰富和成功的国际标准制订经验，加上现有成果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制订ESG报告标准对于ISSB来说顺理成章。但实际上，远非看起来这么简单。当年国际会计准则所面临的平衡各方利益、获得重大影响力机构支持等问题势必会在ISSB制订ESG准则的过程中再次出现。当年，IASC（ISSB的前身）为了寻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认可，被迫进行改组，最终采用了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完全相同的框架结构，并更名为ISSB。同样，对于ISSB来说，必然也要争取SEC的支持。但目前，SEC仍就强制性的气候信息披露要求与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尚未形成定论。要知道，气候信息披露是现阶段ESG报告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而在SEC五名委员中，已有人公开表达了对IFRS基金会成立ISSB，以及开展ESG准则制订工作的反对。虽然该委员强调，其观点和态度并不能代表SEC和其他委员，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担忧。该委员的反对理由主要有三个，我们着重看其中的一点——将ESG标准等同于财务报告标准是不恰当的。财务报告可以为投资者准确地描绘了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这得益于客观、可审计、可量化和可比的指标。根据高质量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可以帮助投资者了解他们是否可以从投资标的中获利，有利于投资者作出明智的投资决定。这也是IFRS基金会的使命。图：IFRS基金会的使命 图片来源：IFRS基金会但ESG信息和会计信息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ESG”还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界定是不明确的，也不存在普遍认同的标准制订目的，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内容也会发生变化。ESG报告标准的制订是一种本质上更主观、更不明确、更不集中的工作，是模棱两可和漫无边际的。因此，在制订ESG标准前，ISSB不得不先对涵盖哪些ESG领域做出判断。现阶段，与此相关的努力几乎都集中在气候信息上，但ESG所涉及的内容不仅限于此。ISSB（IFRS基金会）参与到ESG议题的选择上时，就意味着要在充满争议甚至具有政治性的话题中做出抉择。ESG标准包含了关于资本应该流向何处的判断，而这是财务报告标准之外的问题。此外，ISSB明确的目标包括“与多种利益相关方的ESG标准实现连通”。正如IFRS基金会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ISSB的重点将从投资者转向更大的利益相关方群体，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可能使IFRS基金会陷入无止境的“妥协”。除上述原因外，IFRS基金会将会在监管层级中，给予ESG专业人士一些席位。这会削弱对国际会计准则的专注程度，甚至为了获得外部支持，牺牲部分席位，进而破坏目前组织的稳定性。最后，该委员认为，ESG准则不太可能像财务报告标准那样，在广泛的披露中培养出具有同等准确性、可比性、客观性和可靠性的规则。三、ESG标准路在何方虽然大多数人对ISSB抱有积极的看法，但上述挑战也的确存在。与国际会计准则类似，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世界真的需要一个统一的ESG准则么。国家间经济水平、法律体系、人文条件等因素的差异，会产生对ESG的不同理解。统一的ESG标准似乎与这种客观条件是相悖的。ESG准则固然重要，但市场需要的是一份贴合现实需要的指南。ESG准则的关键是在“ESG”上，而不是“规则”上。也就是说，ESG准则应该是侧重于解决如何判断企业价值的问题，而不是寻求标准之间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企业所处的发展环境是不同，所面对的环境和社会挑战也是不同的。这决定了企业间的ESG实践和信息披露也是不同的。统一的ESG准则能反映这种现实么？用统一的ESG准则去衡量企业是公平的么？如今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质疑也同样是在全球通用性上。在不断提升其影响力的过程中，IFRS基金会的工作重心似乎从“会计”向“准则”发生了偏移。未来，如何在保持客观、公平的基础上，持续获得不同利益群体的支持，这又是摆在ISSB面前的一个难题。目前，国内市场实际上尚未制订强制性的ESG报告标准，很多相关要求只是鼓励性的，或者只覆盖了一小部分企业，重点也只在环境方面。是否要建立与国际ESG规则一致的标准，成为政策制定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在国际会计准则应用中，中国采取了不断调整国内会计准则，使其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做法。如果在ESG准则方面也想如此，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出台符合中国国情的ESG标准。即使会增加未来与国际规则趋同的工作量，但对于企业和市场参与者来说，这是一种循序渐进且“温和”的做法。但无论如何，ESG发展已经大势所趋。从投资视角来看，ESG思维可以大大降低企业发生非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而从整个社会来看，ESG投资和实践将促使整个经济社会向着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但于ISSB来说，未来势必艰难曲折。...

上市一周年，祥生控股集团(02599.HK，简称“祥生”)想不到资本市场送出这样一份“大礼”。11月18日，祥生股价重挫53.913%，报1.59港元，创上市新低。一年之前的今天，祥生正式在港交所敲钟挂牌上市。相对2020年11月18日上市价5.59元，祥生股价累计跌幅71.56%。11月18日公司股票成交金额2.5亿元。港股收市后，祥生公告称，董事会并不知悉导致股价成交价格与成交量波动的原因，也没有必须公告的内幕消息。同时董事会确认公司运作一切正常，现有债务没有违约且公司控股股东并未质押任何股份。11月4日，祥生公告赎回一笔将于2022年1月到期的12.5%利率3亿美元债，也就是最近到期的一笔美元债，赎回本金总额为845万美元，占比这笔美元债本金总额约2.82%。彼时祥生表示，将视市场情况和公司财务架构决定是否进一步赎回这笔美元债。根据祥生此前公告的每月运营数据可见，2021年10月，该公司月度销售额仅约为40.82亿元，延续了3季度7、8、9月的低迷。楼市金九银十不再，尽管祥生10月份销售额比9月份的33亿元略高一点，但相比7、8月份的50多亿水平，还是出现了十几亿的缩量。今年前10个月，祥生实现权益合约销售额约683.63亿元；去年全年，祥生权益销售额781.68亿元。相比之下，剩下两个月时间内，祥生要完成与去年齐平的销售业绩也有一定的压力。2021年上半年，祥生资产负债率（扣预收款）79.4%、净负债率96.6%，现金短债比（不扣预售监管资金及受限资金）1.2，实现“三道红线”逐步转绿，并有望通过一二年时间实现全线绿档。此外，公司截至2021年上半年权益土地储备约2295万平方米，GDP高居前列的浙江及泛长三角地区占比达87.4%。根据此前中报，祥生目前在建在售的228个项目分布在全国11个省份的47个城市，其中三四线城市权益面积占比约75%左右，包括绍兴、台州、丽水、衢州、济宁、宣城、宿迁、仙桃、呼和浩特等。三四线城市成交下行明显，据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去化周期加速上行至14.9个月，成交下行致去化周期激增至17.53个月，高于百城平均，去化风险浮出水面。...

2013年，一名来自阿根廷埃斯佩兰萨的23岁女性被诊断出HIV感染。在此后的8年里，她几乎没有接受过药物治疗，但她不仅从未出现过相关症状，甚至病毒可能已经奇迹般地被自身免疫系统彻底清除……昨日，一项发表于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的研究称，这位“埃斯佩兰萨病人”有可能是全球第二位实现“自愈”的HIV感染者。这个从HIV感染中全身而退的罕见病例，或许将引导我们找到治愈艾滋病的正确方向。当HIV入侵人体，这些狡猾的RNA病毒会将自己的基因组逆转录成DNA，随后插入人体细胞的DNA中，形成“前病毒”。这时，宿主细胞就变成了病毒储存库，而藏匿在细胞中的前病毒不仅能轻易躲避免疫系统的搜寻与攻击，还能借助宿主细胞随时产生新的病毒颗粒。在对抗HIV的战役中，这些病毒储存库成为科学家难以攻克的死角。好在，虽然无法根除细胞中的前病毒，但人类还是找到了阻止新病毒大量生成的手段，这就是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在持续接受ART治疗的情况下，患者体内的HIV可以被控制在无法检测的极低水平上。在众多HIV感染者中，有一批罕见的幸运者。他们仅占所有HIV感染者的不到1%，不需要接受ART治疗，这些人体内的HIV就已经被控制在非常低的安全范围内了。换句话说，他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实现了类似于ART的效果，确保HIV在体内无法大量复制。而从这些被称作“精英控制者”的特殊人群中，美国拉根研究所的Xu Yu教授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Natalia Laufer博士领导联合研究团队，找到了特例中的特例，也就是文章开头的埃斯佩兰萨病人。在2013年检测出HIV感染后，埃斯佩兰萨病人几乎没有接受ART治疗——唯一一次使用，是2019～2020年怀孕期间，短暂接受了6个月的治疗。在顺利产下健康的婴儿后，她继续停用ART。从2013年至今，她一共接受了10次病毒载量检测，没有发现任何病毒感染的迹象，也没有表现出相关症状。这位感染者究竟是和其他精英控制者一样，抑制了病毒复制；还是能够彻底清除病毒储存库？要区分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尽可能多的细胞进行测序，检查她的体内是否仍有完整的前病毒序列。在进一步的检测中，研究团队在2017～2020年间，共收集了她体内的近12亿个血细胞、5亿个组织细胞进行测序。从测序结果中，研究团队发现了有缺陷的原病毒——这个结果再次说明，埃斯佩兰萨病人此前的确被HIV感染过。但更重要的是，从十几亿个细胞中，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完整的前病毒序列。这意味着，她的病毒储存库可能已经被自身免疫系统清除。图片反映了感染者HIV遗传序列的突变情况（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论文指出，埃斯佩兰萨病人似乎“在自然感染过程中，彻底清除了有复制能力的HIV前病毒”。这种情况也被称作“清除性治愈”。事实上，这是科学家第二次找到潜在的艾滋病“自愈”者。去年8月，Xu Yu教授带领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这项研究除了揭示精英控制者与众不同的关键因素：前病毒插入细胞DNA的位置，还报告了首位潜在的“自愈”者。这名来自美国加州的女性和埃斯佩兰萨病人一样，在15亿个细胞中没有出现任何完整的原病毒序列。在最新研究中，类似病例的再次出现告诉我们，艾滋病的“自愈”并不是孤例。在这些案例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治愈艾滋病的普适策略。而在这两位感染者之前，能实现清除性治愈的只有“柏林病人”——那个携带了关键突变，并且接受了干细胞移植手术的全球首位艾滋病治愈者。当然，与去年的发现一样，研究人员对于结论依然表现出了足够的谨慎。原因不难理解：由于前病毒可能藏匿在身体几乎任何部位，因此理论上来说，只有将人体所有细胞都检测一遍，才能断定病毒储存库已经被清除——但这显然不切实际。不过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在超过10亿个细胞中，没有发现完整前病毒的任何踪迹。“这些发现，尤其是第二个病例的出现表明，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可控的手段，来帮助那些自身无法清除HIV的患者。” Xu Yu教授表示。Xu Yu教授进一步指出，在这两位可能“自愈”的感染者体内，都有一个特定的杀伤性T细胞应答机制。这说明了，或许还有更多的HIV携带者同样实现了清除性治愈。如果研究者能掌握背后的免疫机制，未来就有机会开发新疗法，使得更多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统能模仿这种应答方式。那时，能够彻底清除病毒的或许不仅仅是那些特殊的幸运者，实现清除性治愈的曙光也将照向更多患者。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11月18日，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大楼，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成为国家反垄断局首任局长。自该局消息披露后，各界关注度持续升温。国家反垄断局的成立，一方面，执法体系升级，是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或能在全球反垄断实践中分享中国经验，探索中国数字经济监管规则。机构设置浮出水面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更新，甘霖分管的司局中新增竞争政策协调司、反垄断执法一司、反垄断执法二司等三个新司局。公开信息显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原局长吴振国任反垄断执法一司司长，综合规划司副司长俞路任反垄断执法一司副司长；反垄断局原副局长周智高任竞争政策协调司副司长；反垄断原副局长徐乐夫任反垄断执法司二司副司长。国家反垄断局甫一挂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即更新，上述三个新司局职责明确。竞争政策协调司负责统筹推进竞争政策实施，负责反垄断综合协调工作；牵头拟订反垄断制度措施和指南；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负责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执法工作等。反垄断执法一司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等反垄断执法工作；组织实施数字经济领域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执法等。反垄断执法二司负责依法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开展数字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等。从三个司局的职责来看，竞争政策协调司负责竞争政策协调，监管重点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行政垄断等；反垄断执法一司聚焦于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执法；反垄断执法二司则负责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原总局反垄断局的业务范围，由于业务量非常大，专业性很强，分设三个业务司分别负责有利于反垄断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与其他法域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更为接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王先林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此次国家反垄断局的设置被业内视为反垄断执法体制的重要升级，执法力量将进一步强化。回顾我国反垄断执法实践可见，反垄断执法体系在不断完善，近年来得以迅速发展。2008年《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后的10年间，反垄断执法由商务部（反垄断局）、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共同承担，分别负责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执法、反垄断执法职责。多头执法，协调成本较高。2018年机构改革“三合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成为专门负责反垄断执法的机构。如今国家反垄断局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反垄断执法体系的强化和完善，反垄断执法资源进一步集中。人员编制接下来也将扩容，高素质、专业化的反垄断执法队伍正在组建。王先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20年前参与反垄断立法时就建议设立独立的、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一开始“三驾马车”与理想相距甚远。2018年“三合一”的机构调整和这次国家局的设立，预示着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回应重点领域竞争监管需求数字经济领域无疑是将是重点监管领域。《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指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保持9.7%的高位增长速度，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平台经济与竞争政策观察（2021年）》中显示，从国内来看，截至2020年底，我国市场价值超1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达197家，较2019年增加23家；价值规模达3.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6.3%。快速发展的同时，平台经济的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不容忽视，“自我优待”、“大数据杀熟”、强制“二选一”等破坏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对市场竞争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自2008年反垄断法生效以来，尚未有大型互联网企业因为垄断问题遭到监管部门的处罚。而去年底开始，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案件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阿里被罚182亿、叫停虎牙斗鱼合并、美团被罚34亿等大案持续引起市场震荡。此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市场监管总局去年起对超40起互联网领域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进行行政处罚，其中涉及阿里、腾讯、百度、滴滴等。图：市场监管总局去年起对超40起互联网领域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进行行政处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俊梳理“下一步将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继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加强重点领域竞争监管执法，持之以恒打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务委员王勇11月16日出席第七届金砖国家国际竞争大会致辞时如此表示。从三个新司局的机构的职责来看，数字经济领域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执法、数字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被单独列出。可见，数字经济将成为监管执法的重点领域。全球反垄断风暴里的中国模式“数字经济具有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边际效益递增性、外部经济性等特点，使得经营者的市场竞争行为更为复杂，这在客观上加大了监管和执法的难度。”王先林表示。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对数字经济的规制、对科技巨头的监管也都处于摸索过程中。欧盟是反垄断最前卫的“冲锋手”。去年12月发布的《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草案，提出“守门人”概念，剑指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巨头。今年开始欧盟密集对苹果、谷歌等展开调查。4月份指控苹果应用商店规则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扭曲音乐流媒体应用分发的竞争秩序，苹果或因此被处以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6月，对谷歌开展新一轮调查，评估谷歌是否在在线广告技术服务方面偏袒自己从而违反了反垄断法。美国方面，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于6月审议通过多项反垄断相关法案，着力推进反垄断改革，重塑美国科技巨头商业规范。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Facebook（现Meta）展开多轮反垄断诉讼；另一巨头亚马逊也面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辛（Karl Racine）对其发起的反垄断诉讼……我国也在不断加大平台经济的监管力度，上述提到的大案引发海内外关注。立法与监管政策也在不断推进与突破。我国自去年起便推动反垄断法修订，修正草案中大幅提高了对相关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增加了对达成垄断协议的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规定，以及信用惩戒的规定。“双罚制”不仅处罚单位，而且处罚相关负责人，威慑效果更大。《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与《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政策文件密集发布。“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反垄断工作‘大年’。”今年4月的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反垄断工作会议如此定性。立法前沿化、监管常态化、执法严厉化，已成为全球对待平台巨头普遍态势。这轮反垄断风暴中，各大司法辖区也在不断加强自身执法力量。其实，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此前长期面临执法力量不足、地位不高等问题。因此在这样的趋势下，急需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强化反垄断执法的技术支撑。国家反垄断局此番正式挂牌，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机构的升级和队伍的扩大，适应反垄断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反垄断执法采取行政主导模式，相关工作推进更为高效与快速。这次执法机构的升级，接下来执法模式的创新，对重点领域适应能力的提升，对数字经济领域规则的探索，值得期待，也将为全球提供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