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媒体圈引发关注的“券商实习生假冒分析师，骗一群毕业生写研报”一事有了下文。　　6月24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发布声明称，接到举报以来，学院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深入调查，分别向学生本人、举报人、实习公司多次进行情况了解和核对。目前，相关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在相关情况调查核实完成后将根据校纪校规严肃处理。　　这件事情背后更让人反思的是，为什么一位普通的学生可以堂而皇之地骗人写研报数月而不被察觉。这么多年证券行业见怪不怪的“小黑工现象”，是否有进一步规范的空间？　　复旦经院回应：将严肃处理！　　日前，证券时报·e公司曾报道，一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刘某在多家证券公司，冒用分析师名义私招实习生，并称实习六个月以上可以获得留用机会。有实习生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自己在被骗的10 个月里，累计完成上百万字的研究报告，甚至大年初一晚上都在加班。这些实习生一直以为自己在证券公司实习，结果辛苦写出来的报告，却被刘某以自己的名义交了上去。详情点击《券商实习生假冒分析师，骗一群毕业生写研报！有人春节还在加班，10个月写了百万字！多家券商紧急发声》　　被骗的实习生因此错过了校招，又错过了春招。还有实习生原本已经被某知名公司录用，但因为这段存疑的实习经历，最终被取消offer。据悉，这个“实习生骗局”的受害者，目前已知达到8人，其中多人也因为这段“假实习”而影响到就业进度。　　根据证券时报此前报道梳理，复旦刘某于2019年7月至2021年12月之间，曾先后在东方证券、安信证券、国X证券、东北证券等券商实习。并且，刘某部分实习经历存在时间上的重合，在获悉刘某实习期间存在的不端行为后，相关证券公司也纷纷采取处理措施。　　在获悉刘某系复旦大学在读研究生的身份后，曾有被骗同学于5月23日向复旦大学校长信箱发送举报信，举报刘某在实习期间，私自使用证券公司员工身份私招实习生无偿帮助其完成实习工作，致使多名同学上当受骗。据悉，在复旦大学于6月8日公示的2022年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拟获得者名单公示中，经济学院的刘某位列其中，随后该事件在网络平台发酵。　　刘某本人也因为此事付出了代价。据悉，东北证券曾向刘某发出offer，不过在今年1月底获悉刘某存在不端行为后，就与刘某解除了就业协议。6月10日，德邦证券人力资源部发布声明，表示公司关注到外界热议的“实习生事件”，“得知此事件后，我司高度重视并积极配合校方调查核实。在校方反馈明确调查结论前，将暂缓该名同学的校招录用流程”。　　6月24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网站发布《关于我院学生在校外实习期间被举报的情况说明》。　　该学院表示：“自接到对我院学生刘某在校外公司实习期间冒用公司员工名义招募实习生的举报以来，学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深入调查，分别向学生本人、举报人、实习公司多次进行情况了解和核对。目前，相关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学院一贯重视立德树人工作，重视学生的品德表现，在相关情况调查核实完成后将根据校纪校规严肃处理。”　　券业“小黑工”现象普遍　　“这个事情很快就引起了身边同学们普遍的愤怒，因为应届生的身份只有一次，这么做真的太缺德了。”与刘某同届的复旦大学学生文同学（化名）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事实上，这位刘姓同学极端的个例，揭开了证券行业长期存在的“小黑工现象”的冰山一角。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被刘某欺骗的学生中，有学生被骗长达10个月之久，累计完成近百万字的研报，而且被骗的学生为数不少。这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骗人长期做实习这么恶性的事件发生在卖方分析师这个行业？　　多位学生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明显能感觉到，现在同学们“大二起至研究生，求职一届比一届卷”，经管类的学生从本科大三起至研究生期间会进行多份实习，而不少同学的第一份实习，都是从卖方行研（行业研究）或投行的“小黑工”做起的。　　与此同时，自2020年以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也使许多实习工作都转向了线上，包括券商、基金、快消、咨询等行业远程实习纷纷占据主流，这也让“假实习”有了可乘之机。　　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事实上，在券商研究所实习生招聘中，由实习生招“小黑工”给自己干活，或者由正式分析师招聘实习生却不签实习合同的现象屡见不鲜。　　以文同学的经历为例，先后有两段券商行研实习经历，且两家都是在规模前十的大型券商。　　“当我在第一家券商研究所J实习的时候，我们组最多时候有三个实习生，但是每个月只有一个正式实习生的名额，因此就只能轮流拿实习证明，虽然我们三个人当时都干了三个月，但最后的实习证明都只有一个月，当然我们还算有实习证明的。”文同学说道。　　他还表示，“第二家券商Z证券研究所则相对好一点，会和你签实习生合同，但是一次只能签一个月的，我比较懒，没有去续签，事实上我干了6个月，但我只签了一次劳动合同。当然我是可以接着签合同的，但我其实觉得无所谓，因为在这个行业大家会认为，其实你不太需要一份实习证明来证明你做过这份实习。”　　另一方面，诸多研究所都默认不给实习工资也可以招实习生，这也导致没有流水这一道关卡，让同学短期内无法发现自己被骗。　　但对于更多的学生而言，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小黑工”本身的存在对于许多学生来说也是一份很好的机会。有多位从业者向记者表示，当年靠一份“无名无份”的小黑工攒下第一份实习，至今仍当年的带教老师心怀感激。　　“从学生角度来看，我们不会特别care‘小黑工’的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实习经历，没有实习经历就找不到工作。所谓的‘小黑工’就是不走人事或者不给你钱，但你可以有实打实的学习机会，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你是小黑工，你的老板也会支持你的背景调查。”文同学说道。　　归根到底，正是当前国内卖方分析师行业中部分机构“重服务、轻研究”的风气，一些研报充斥着二手信息拼凑的现状，让行业出现了把研报层层下发给实习生来写的“怪象”。　　并且，“小黑工”现象本来也不应该成为“常态”。作为券商，既然有用人的需求，那么是否能够尽可能在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机会的同时，流程上更加规范？　　多家券商此前曾发布声明　　券商中国记者注意到，在类似假冒分析师事件发生时，包括中金、广发、国信、开源在内的多家公司都曾发布声明，提醒求职者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5月25日，国信证券发布公告称：相关人员谎称其为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分析师，通过微信等渠道发布招聘信息，在经过电话面试后告知对方学生被录为正式实习生，实习六个月以上可以获得留用机会，并通过微信向对方学生发送了实习协议等文件，以假乱真。国信证券借此提醒广大学生提高警惕，明辨真伪，切实保护自身利益。　　5月23日，开源证券研究所表示，近日，开源证券研究所发现在网络平台上存在若干机构及个人，冒用开源证券研究所以及研究员名义，发布虚假实习机会，给相关求职者造成了误导和损失，同时严重损害了开源证券研究所的声誉和形象。　　中金公司也曾发布声明，目前市场上存在若干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冒用中金公司名义，以提供中金公司面试、实习、内推等机会为由，向求职者发布虚假信息并索取相关费用，或冒用中金公司员工名义，发布虚假实习机会。　　中金公司表示：“中金公司人力资源部会与应聘者直接沟通，不会索取任何费用。所有拟录用人员，人力资源部均会直接与其沟通办理入职手续，入职手续全部完成后方可正式开展工作。”...

大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广西某镇当公务员的李书朋，没有朝九晚五，他一年加班200天起计。虽然家住玉林城区，但因为天天驻村，整个6月还没回过一次家。家人和朋友都好奇他究竟在忙些什么？6月，玉林正值雨季，李书朋需要到村里主要河道轮班防汛，此时的他，穿着沾满泥土的雨鞋和迷彩衣；天晴时，他到村里撂荒地，或开展防返贫监测，或追缴农村养老保险，或做好美丽乡村建设；一旦收到县、镇、乡、村里有新冠阳性确诊或密接的“警报”，李书朋就变身“大白”，快速排查所有外地返村的人。今年2月以来，李书朋又增加了一项新的工作——卖房。前期摸查村民购房意愿，利用村里各种大型活动，“见缝插针”地宣贯政府购房补贴政策，每周末安排大巴车组队到城里看房……此时的他，穿着白衬衣、黑西装，再佩戴一枚党徽，把自己和置业顾问区分开来。李书朋不会从开发商处获得一分钱佣金，他盼的是村民下手买房那一刻，填写购房补贴申请表时，在“推荐单位”一栏写下他所在单位的名字。这关乎到李书朋所在单位人口进城工作的考核，整个玉林市各层级部门都以此进行排名，因此，也关乎他个人的绩效。无独有偶，5月下旬，广州增城区住建局曾发函，由政府牵头对接房企和大企业，开展团体购房活动......公务员正下沉到街道、村镇等调研居民购房需求，为稳定当地楼市、房地产去库存“添砖加瓦”。“买房找我！”李书朋的朋友圈里写着：“买房找我”“专车接送看房全程服务到位”，每一句后面都带着3-4个感叹号。朋友圈附带着配图，一张是写着“（其所在县）加快人口进城驻玉联络服务工作办公室”的牌，另一张是他和县领导、楼盘销售人员一起开会的现场图，由于办公室选址为某个楼盘，墙上还贴着显眼的标语——拒绝理由，我们只用业绩说话！从2月到6月，卖房成了李书朋的主要工作，不论工作日还是周末，凑够一批人就组织去城里看房，一趟能转3-4个项目。为了卖房，李书朋还制作了一张宣传单，写明其所在镇政府推出的10项购房补贴优惠，宣传单没有多余图案和设计，只是将重点内容如优惠具体金额放大字号，最后打印在粉色纸张上。李书朋向经济观察报透露，购房补贴仅面向在玉林城区（玉州区、玉东新区）购买首套房的农村人口及城区以外的户籍人口，最高能补贴6万元，补贴房源的网签备案时间必须在2022年内。购房补贴包括：一是财政对购买90平方米以下首套新房，每套补贴6000元；90平方米以上则每套补贴1万元。还叠加财政补贴50%契税。“这是实打实的财政补贴。”李书朋解释，村民购房并网签备案后，开发商会向玉林市财政局申报，玉林市财政局通过核对是否首套房、是否农村户口等奖补条件，最后直接将补贴打到预留的银行账户里。二是玉林房地产业协会公布的40余个项目，每套房在市场价基础上优惠不低于2万元；三是购房后到指定家电、建材店消费，享受“满万减千”优惠，上限2万元等。除了折扣、现金补贴、契税优惠等，李书朋所在镇还明确，购房提供就业岗位，其中包含公益性岗位。“市政府会公布玉林城区里企业就业岗位清单，进城新市民及家庭成员也可以填写求职意愿登记表。”李书朋补充，村民如果属于残疾、城镇大龄失业人员或者零就业家庭（户口本上劳动年龄范围的人都处于失业状态）等情况，还可以申请公益性岗位，做政府单位里的清洁工等工作，工资是玉林最低工资标准的1.2倍，即1896元。从2月份开始，李书朋动员村干部对其负责的几个村开展地毯式摸排，去了解哪一户有购房意向，挨家挨户敲门工作量太大，李书朋就趁着平时下村开展工作时“到处晃晃”，尤其是盯好村里举行晚会、篮球赛等活动顺便做宣传，向村民宣贯优惠政策，并登记有意向购房的村民。全面推开的第一个月，村民对优惠政策充满好奇，李书朋需要包一辆小巴车接送，但随着时间推移，来访的村民越来越少，到了4、5月，李书朋偶尔“发掘”到个别村民有意愿去看房，会用自己的小轿车接送。排名实际上，各村镇开展的进城买房“送工作”活动，最早源于1月份玉林市出台的《玉林市关于加快人口进城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规定，在玉林城区范围内买家庭首套房，可享受购房补贴、契税优惠，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位，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等。李书朋透露，年初，玉林市政府召开了一个大会，定下了2022年全市各层级部门需完成推荐村民购房8000套的任务。奔着这一目标，各直属机关单位、县、镇、村进一步加码优惠力度，争相比拼带团看房、卖房。1月30日，博白县出台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提出“对于推动人口进城工作较好、积极落实推动人口进城工作的干部，在同等条件下，在提拔、职级晋升、评先评优上可优先考虑，在工作调动上予以照顾”。住建、教育、医疗等系统也背上了“卖房”任务。2月，玉林北流市高级中学组织一行近30人的“北流市高级中学加快人口进城（玉林城区）看房团”到玉林城区看房；4月22日，玉林市乡村振兴局局长率队赴玉州区石地村发放宣传资料、解读购房指南，“对有条件进城置业的群众开展思想动员”。除了面向村民，玉林各机关单位还组织干部职工看房，兴业县司法局就组织了50多名职工组成看房团。4月2日，玉林市卫健委发布了一则宣传稿，欣然宣布“卫生健康系统已成功推荐进城购房23套”，并明确玉林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优先聘用同等条件下已在玉林城区新买房的应届毕业生，今年计划招聘卫生人才1000多人；同样，对符合条件且进城买房的退休医师开办诊所，给予优惠政策，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4个多月来，李书朋所在镇成交了三四十套，是县里较靠后的成绩。李书朋说，卖房并不如想象中简单，大部分村民不愿意到城区居住，在刚启动“卖房”行动的2月份里，他每天盼着成交一套，迎来“开张”。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公务员们也积极发动亲戚朋友看房、买房，甚至让亲戚朋友发展“下线”，只是为了符合条件的村民在购房补贴申请单填上其单位的名字，李书朋的同事便提前“预定”了计划买房的妹妹的指标。各县、镇、乡和机关单位捷报频传。据“陆川发布”5月17日发布的消息，今年以来，陆川县温泉镇共组织5次共377人到玉林城区看房，完成购房总套数55套；4月底，宁潭镇动员购房13套……根据玉林市人民政府网站，截至3月底，新市民群体在玉林城区购买商品房的合同网签数达到2622套，新增进城就业6118人，发放购房补贴累计受理466户。李书朋透露，到了5月底，玉林市下发通知，取消对各机关单位以及县乡镇村卖房、拉人口进城的排名。楼市承压除了玉林，5月以来，广州增城区也曾发起团体购房活动。据经济观察报了解，5月底，广州增城区住建局曾向辖区内房地产企业下发一份《关于组织开展团体购房活动的函》，鼓励地产公司与在增城的大企业开展团购。增城区住建局汇总了各房企上报的楼盘名称和地址、推售户型/面积、可售货量以及对比市场价和团购优惠价，共有59个项目参与团购活动，保利、绿地、泰禾、金科等公司项目均在列。一位Top20房企增城项目策划负责人解释，增城区属于广州的远城区，以刚需盘为主，购房客群主要是增城当地企业员工和在主城区工作的上班族，增城区住建局开展的企业团购便是瞄准了这一部分购房群体。但前述函件下发几天后，这一活动仅进行到公布参与团购的楼盘清单这一步，还没有正式对接大企业，就被有关部门喊停了。团购活动背后是地方楼市持续低迷、库存量承压。Top20房企增城项目策划负责人提供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广州全市库存量同比增加超3成，库存量居于历史高位，去化周期15.4个月，同比增加了7.5个月；而增城区去化周期大幅上涨，库存面积同比增加了45%，去化周期达到了17.8个月。四线城市玉林的楼市库存压力更大。一位品牌房企广西公司财务负责人透露，玉林市场不能简单套用存销比等公式来观察流速和库存压力，第三方机构克而瑞提供的数据显示，玉林去化周期在2-3年之间，但其和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时，银行端还会考虑玉林的潜在供货量，“近期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算上潜在供货，比如已经出让但未动工地块等，按照上半年的流速，玉林的去化周期在10年以上”。该品牌房企广西公司财务负责人补充，去年下半年以来，恒大等民企爆雷导致批量项目停工、烂尾的硝烟未散，玉林本土房企广西中鼎集团等也相继被曝出项目停工、公司人去楼空的消息，进一步冲击了玉林人买房的信心，各层级公务员帮忙带看、卖房，也是想提振楼市信心，纾困房地产。李书朋说，他的工作内容，其一是宣贯政策优惠、接送村民卖房；其二便是向每一个村民建议，“尽量买现房”，对于房源质量、区位等，村民需自行向售楼处工作人员了解，政府并不对此“打包票”。人口进城玉林各层级公务员为何如此积极卖房？李书朋明确表示，公务员并不能从卖房中收取佣金，但其所在单位此前曾开展内部排名，同事之间互相比较谁成交得多，他也不希望成为垫底的那一个。同时，卖房成绩可能关乎个人晋升和绩效。李书朋还透露，实际上最终考核市、县、镇公务员的指标是人口进城数量，“具体卖多少销售额是地产公司的事，我们最终目的是为了人口进城，卖一套房可以换算成4个户口（进城）”。据玉林市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年末，玉林市常住人口581.5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93.11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0.40%。这一城镇化率，相比广西壮族自治区的55.08%低了近5%，更是远低于同期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2%的水平。前述品牌房企广西公司财务负责人透露，玉林县域人口数量较大，很多周边县镇的人不愿意到市区买房定居，甚至还出现了主城区和县里楼盘价格倒挂的现象，“市区就业机会不多，对周边区县吸引力不强，很多人会选择到广东工作，或者在县里买房生活，过得更安逸一点”。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更让整个玉林市敲响警钟，更加坚定必须“加快人口进城，壮大城市人口规模”。2021年12月30日，玉林市召开加快人口进城工作动员会，玉林市委书记莫桦提出要“加快玉林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建设步伐”，“实现玉林人民的大城市梦”。第二天，玉林市统计局公布的一份题为《浅谈人口外流对玉林市社会经济的影响》的报告。其中提及，“七普”数据显示，玉林市户籍外出人口达136万人，其中到市外省内12万人，省外124.3万人，平均每户就有0.8人外出，“可以说人口流动涉及到千家万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外出到省外124.3万人，在整个广西壮族自治区排名第一，甚至超过广西常住人口体量最小的防城港市（104.6万人）。玉林7个区市县中，博白县外出人口超过34万人，占比最大。更严峻的信号是，这部分外出人口中，“80后”占74.5%，其中“90后”占46.5%，是正值青壮年的劳动年龄段人口。从外出人口的区域流向分布看，玉林110.5万人流向了广东省，在外出人口中占88.9%。“七人普”数据显示，广西全区流入广东省的人口为355.5万人，玉林市占了1/3。玉林市统计局的报告指出，人口外流，实质就是劳动力外流，将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一方面可能造成劳动力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是最具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大量外流将会对地区的消费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以低端服务业为主的地区，第三产业很难发展起来，导致区域经济的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此外，青壮年外流，会造成人口老龄化加剧，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普遍存在，土地撂荒等。李书朋所在的镇，每月人口进城的KPI是20人，也就是每月至少要卖4套房。（应受访者要求，李书朋为化名）...

6月24日，长达4个小时的听证会中，主要焦点为Liu Jingyao方提出的一项动议，增加对刘强东和京东的惩罚性赔偿。在刘强东涉嫌性侵案发生四年后，涉案双方再一次进行庭前交锋。2022年6月24日，Liu Jingyao诉刘强东人身伤害的民事诉讼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的亨内平县民事法院举行线下听证会。Liu Jingyao出席了听证会。在长达4个小时听证会上，核心争议焦点是Liu Jingyao提出增加针对刘强东和京东的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动议，以及刘强东一方提出取消对京东的指控。2018年8月31日凌晨，因被指控性侵时年21岁的明尼苏达大学学生Liu Jingyao，刘强东被警方逮捕，后于次日获释。同年12月21日，亨内平县检察院因为证据不足，决定对刘强东不予起诉。在刑事案件结束后，2019年4月16日，Liu Jingyao向明尼苏达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刘强东及京东集团列为被告，要求两方赔偿她超过5万美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2022年5月25日，Liu Jingyao向法院提交动议，要求将诉讼请求修改为刘强东和京东共同承担惩罚性赔偿。动议称，有初步证据表明，刘强东和京东故意无视Liu Jingyao的权利和安全。动议还称，刘强东事发时担任京东CEO，在他工作期间性侵了Liu Jingyao。刘强东一方对此做出回应，6月10日，刘强东的律师向法院递交法律意见书，反对Liu Jingyao提出的惩罚性赔偿动议。按照意见书的表述，原告Liu Jingyao 在案件的每个关键事实上都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陈述，没有让她的指控变得“清晰和令人信服”，故应当驳回其动议。刘强东方随意见书一同提交了文字、音视频证据，以佐证自身观点。对于新的案件进展，《财经》记者联系了Liu Jingyao，对方称，是否接受采访需要征求律师的意见，至发稿时，未获得她的进一步回复。《财经》记者亦联系了刘强东的律师及京东集团，至发稿时，对方未作回复。女方新增惩罚性赔偿要求美国明尼苏达州泓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东发多年来持续关注该案件，他在当天现场参加了听证会，“在美国，只要是公开的听证会，都可以直接去现场参加”。 6月26日，他向《财经》记者介绍了听证会现场的状况 。支持Liu Jingyao的旁听者在法院前合影听证会现场总共大概有四五十人，考虑到案件的社会影响力，法院特地安排两个法警负责维持秩序，现场不允许录音录像，不允许做出赞同或反对的表情。听证会公开了大量的视频资料、多位证人的视频及书面证词，法院让双方充分地展示证据。周东发认为，这次听证会其实相当于未来正式庭审的预演。周东发介绍，双方在听证会上的质证和交锋主要有几个焦点，包括Liu Jingyao提出1项新增惩罚性赔偿动议；被告提出取消对京东的指控；撤销对刘强东绑架和非法禁锢的2项简易裁决。“其实这种听证会，主要是双方律师的交锋，当事人不要求参与，但是Liu Jingyao本人出席了，她坐在律师旁边，脸上没什么表情。”据周东发介绍，一般法院会在1个月左右答复是否会支持这些动议。女方提出的惩罚性赔偿，是核心争议焦点。根据明州法律，当原告可以证明被告以及被告雇主的行为故意忽略他人的权利以及安全时，原告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Liu Jingyao的律师在听证会现场表示，刘强东和京东在明知Liu Jingyao从未表达同意前提下的性侵行为，属于蓄意忽略她的权利和安全，符合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在2019年递交的诉状中，Liu Jingyao要求刘强东和京东共同承担超过5万美元的赔偿责任，这5万美元为损失性赔偿，即要求赔偿原告主张的事实损失，女方在最初起诉书即主张，包括其身体损伤、身体上的痛苦与折磨、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能力的丧失或降低等。周东发介绍，5万美元是在明州提起人身侵权民事诉讼的最低赔偿额度，并不意味着具体的索赔额度，“美国的起诉是通知性质，起诉基本事实即可，后续随着证据增加，可再补充诉求，每次增加诉求都要新开听证会，这次就是如此。”资深律师朱征夫告诉《财经》杂志，只看5万美元的赔偿要求很容易令人误解，“实际上这个要求是不低于5万美元，意味着只有下限的要求，而没有具体数额的上限。”2019年，女方在诉状中即要求保留提出惩罚性赔偿的权利。按照明州法律，惩罚性赔偿的请求需要在法庭准许之后，才可以在庭审中提出具体数额。Liu Jingyao在2022年5月25日提交动议，要求对刘强东和京东追加惩罚性赔偿。6月24日的听证会，就是法院审查Liu Jingyao的惩罚性赔偿要求的程序。一般来说，法院都会允许原告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求，但最终是否可以获得赔偿还需要由陪审团来确定。“惩罚性赔偿意味着原告的申请如果得到法院的支持，被告要支付更高的赔偿金额，这一赔偿与原告受到的损失未必完全成比例，数额可能非常之高。”朱征夫指出，美国法院针对惩罚性赔偿有一个原则，要求原告必须提出“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要证明被告是“恶意地、完全不顾当事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周东发也介绍，美国的人身伤害民事诉讼案件，除了要求补偿，原告一般都会要求追加惩罚性赔偿，但是在性侵案件中较为少见，尤其是要求雇主承担惩罚性赔偿更为少见。在听证会现场，Liu Jingyao的律师提出，京东明知刘强东有可能进行性侵行为，故需要共同承担惩罚性赔偿。周东发认为，从听证会现场展示的证据来看，Liu Jingyao的前后口供存在不少矛盾，“尤其是针对核心事实的第一时间表述与后续表述存在较大差异，我认为法官可能不会支持原告这一诉求”。在基本证据不变的情况下，朱征夫认为，Liu Jingyao在控告刘强东构成刑事犯罪没有成功的情况下，请求追加民事惩罚性补偿，所提供的证据如何让陪审团信服，难度不小。“虽然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裁判规制不同，民事诉讼强调的是证据优势。但是，如果相关证据在刑事程序中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到了民事诉讼程序当中，想获得优势也不容易。”他表示。女方强调被胁迫Liu Jingyao提交的动议文件称，四年前那个晚上发生的“这些犯罪和侵权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中断的，而在晚上的过程中演变得更加严重”。文件称，这是刘强东做出的一些列持续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的选择；双方的互动始于刘强东举办的商务晚宴和社交活动，最终导致女方在她的公寓里被强奸。文件强调了刘强东的显赫地位在案件中的作用，并指出，在中国传统的酒桌文化里，拒绝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对Liu Jingyao而言是一种“无礼的行为”。文件指出，被性侵后，Liu Jingyao发微信告诉了同是志愿者的Tao，称刘强东强奸了她，并且还在她的公寓里。她还通过微信告诉她最好的朋友和男朋友自己被强奸了。Tao看到信息后报警。随后，Liu Jingyao接受了明尼苏达大学健康医院的医学评估。在那里，她确认被告刘性侵了她。医护人员告诉她，她可能有权获得性侵的“赔偿”。“被告刘强东作为京东首席执行官的显赫地位，对警方调查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文件明确表示。此外动议文件认为，明尼苏达警察局、刘强东的同事及明尼苏达大学“协调行动”，利用了年轻的、没有律师代理的受害者。文件将事件与京东关联在一起，“在京东晚宴结束后，以为自己像京东员工Alice Zhang承诺的那样被带回家的jingyao，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带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并遭受了京东CEO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文件还称，“2018年8月30日晚，被告Richard Liu（刘强东）在性侵事件发生时(即在豪华轿车中以及随后在公寓中)担任被告京东的主要负责人和CEO，这意味着，被告刘强东和京东应根据明州法律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文件总结，Liu Jingyao一方已建立起初步证据链，故应被允许修改诉讼请求，向陪审团提出刘强东及京东共同承担惩罚性赔偿。刘强东方提交证据称女方多次“说谎”明尼苏达州地方法院的线上文档显示，对Liu Jingyao一方提出的动议，刘强东一方在6月10日向法院提交法律意见书，做出了多项回应。针对Liu Jingyao提出的强奸指控，意见书指出“原告告诉警方，她没有被强奸”。随意见书一同提交的证据显示，Liu Jingyao在事发生对警方表示 “我是自发地和他发生了性关系……这是事实。”意见书还称，Liu Jingyao证词中确认，“在授权她的律师提交起诉前，没有阅读或审查（起诉书）”，而只是让她的律师自己起草。同时，Liu Jingyao在提交起诉后才看过这份起诉书，并“谎称起诉中的所有指控都是真实的”。法院的线上文档显示，Liu Jingyao在2022年4月22日的所作的笔录口供显示，她承认提交起诉书前没有看过起诉，而是全权委托其律师起草。意见书还表示，Liu Jingyao推翻了此前对于案件的相关证词，包括从皮尔斯伯里大道(Franklin and Pillsbury avenue)第二次乘车前往他的公寓过程中，刘强东“开始摸索并强迫她”；刘强东早前曾通过中间人邀请她打高尔夫等。意见书还指出，在4月22日的视频质询中，Liu Jingyao承认她“一直在删除证据”。意见书还提交相关证据指称，Liu Jingyao “威胁被告、不给钱就曝光”，以及“组织选择排着队的媒体、向搜狐透露信息，提供对她个人有利的部分信息”。意见书称，Liu Jingyao声称是美国警方怂恿她寻求民事诉讼（赔偿），警方对此已作证加以否认。意见书还指出，Liu Jingyao曾向警方声称自己在参加酒会后“醉到不能走路”，但随后在看到监控之后，又承认自己说谎，这一事实得到美国警方的确认。意见书总结自身意见如下：首先，法院在评估修改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动议时，必须审查证据，而“不仅仅是原告自私自利的摘录”；其次，原告的动议并非基于可接受的证据，而是基于不可接受的传闻、猜测和非专业证人的不当专家意见；第三，原告的动议广泛引用了煽动性和不公平的偏见（尽管与案件无关）话题和信息。“由于上述每一个原因，原告的动议都必须被驳回。”意见书称。案件或于9月正式开庭当地时间2019年7月24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警察局公布了一份长达149页的档案，涉及刘强东性侵案的所有证据。与案件相关的部分文件被公布在明尼苏达州地方法院的网站上。2019年至今，案件经历了近一年的传票送达，随后刘强东及京东集团应诉和答辩，进入调查取证环节——取证对象包括原告、被告、刑事案件中刘强东的代理律师Jill Brisbois、豪车司机Joel Humberto Lopez-Larios、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与此案有关的6位警察等，目前，取证还在继续。截至目前，该案已举行过多次听证会，包括刘强东和京东质疑起诉书和传票未能有效送达；京东主张性侵害与公司无关，要求驳回该部分主张；针对刘强东答辩状的辩论，刘强东一方提出，女方提起民事诉讼是为了“勒索富豪”，而Liu Jingyao认为这“没有根据，且对公众有诱导性”。在6月24日的听证会结束后，Liu Jingyao的律师Will Florin公开表示，按照法院排期，正式的陪审团审判将在2022年9月26日或者10月3日开庭。据他估计，案件的审理过程可能会持续一个月，当事人和证人都应该会本人出庭。...

26位中国牛散美股“割韭菜”被美国证监会罚了5个亿近日，美国证监会发布了一则处罚消息，联邦法院批准SEC获得了对16名被告和10名在中国的救济被告的最终判决，因为他们参与了一项股票操纵计划，这个操纵起码涉及到了3000多只美股、获利超过3500万美元，最终判决被告支付超过7350万美元，救济被告支付超过150 万美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在2019 年10月 15 日，美国证监会SEC就指控18名交易员，诉状详细介绍了一些例子，通常他们需要利用至少两组证券账户进行操作，第一组简称“帮手”账户，对某只股票虚假挂单，在一个比目前成交价高一些的价位，抛出大量的卖单。此时市场上的卖方看到大笔卖单涌现，就会相信价格会往下跌，于是纷纷开始往下修正自己的卖价。在成功将股价压低到自己所设定的价位后，这些交易员就会立刻取消原先所有的大笔卖单，反手利用第二组数量众多的账户（简称“获利”账户）放出买单。在上述操作中，交易员的真正目的是买进，但他们先制造出卖的假象，打压股价后再买进。反过来也一样，先制造出买进的假象，抬高股价后再卖，以此靠着扭曲、操纵的市场价格非法获利。证监会的声明显示，这些交易者主要来自中国，他们通过人为推高或压低股价获取非法利润。例如，他们利用多个账户下达几笔小额卖出股票的指令，以压低这支股票的价格，再用另外一些账户大量买入该支股票，并通过相似的方式卖出。证监会表示，这些行为造成了那些成交量较小的股票突然受到追捧的假象。证监会市场滥用部门主任桑索内（Joseph G. Sanson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被告参与一项庞大的操纵计划，并竭尽所能逃避调查，在数间不同的经纪公司的超过一百个帐户进行交易，并伪造文件以他人名义开立新帐户。”直到案发之日，这些人共计获利已超3100万美元。2019年11月12 日，法院颁布了初步禁令，并继续冻结所有被告和救济被告的资产。2019 年12月23 日，SEC 修改了诉状，在最初被指控的人的基础上增加了 2 名被告和 8 名额外的救济被告。根据美国证监会的公告，被告包括Shuang Chen, Wenwen Du, Lirong Gao, Jing Guan, Tonghui Jia, Xuejie Jia, Honglei Shi, Lujun Sun, Huailong Wang, Jiadong Wang, Jiafeng Wang, Linlin Wu, Lin Xing, Yong Yang, Jiancheng Zhao, and Forrest (HK) Co., Limited,，一共15个交易员和一家香港咨询公司。法院裁定，所有这些16个被告都被没收3650万美元的非法获利，以及598万美元的判决前利息负有连带责任，每人必须支付2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而救济被告有10人，包括Weiguo Guan, Jingquan Liu, Rishan Liu, Weigang Yang, Jingru Zhai, Song Geng, Qinghua Ren, Jixiang Teng, Xiangjia Yang, and Xiuchun Zhang，10名“救济被告”每个人需退回他们在交易之中的盈利，金额从3,505美元到533,713美元不等，外加预判利息，总额为151万美元。救济被告是指他们有人出借账户给主犯，或把账户给人控制。救济被告指在民事诉讼中被点名的人，并没有因为错误的行为遭到指控，仍需面对索偿。据媒体报道，这15名被告交易员大多来自山东省，以青岛、泰安、潍坊居多。美国证监会称，这些交易员操纵时间至少有6年之久；这种操纵手法制造了对这些交易量原本不活跃的股票产生兴趣的假象。而这些散户交易员背后，他们的老大应该是Jiali Wang，波士顿联邦大陪审团此前起诉Jiali Wang，指控他领着一群中国交易员操纵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玩转美国市场六年（从2013年起到至少2018年），非法获利3,100万美元。...

这届年轻人，正在抛弃「快时尚」？近日，美国快时尚品牌Foever 21宣布重返中国线下市场，首店将落子靖江印象城。而在三年前，这家快时尚品牌曾宣布申请破产，全球关闭350家门店，如今是它第四次重新回到中国市场。千禧年初，欧美、日韩快时尚品牌进入国内，短时间内将时装界最新时尚潮流的服装以平价销售，其设计、理念远远超过国内服饰品牌的水平。2011年起，ZARA连续五年在中国开店超20家，H&M在2013-2017四年间，在国内每年开店约100家，一度下沉到三四线城市。然而，靠性价比和连锁做大规模的快时尚品牌，正在被后浪取代。随着国内服装企业供应链能力提升，国货品牌和线上电商平台的崛起，2016年之后，消费者逐渐回归理性。新冠疫情的冲击，一部分欧美快时尚品牌洗牌加剧。Etam艾格破产清算；荷兰服装品牌C&A、法国女装品牌CacheCache陆续出售；ZARA的姊妹品牌Pull&Bear关闭所有中国线下门店；Top Shop、A&F已相继退出中国市场；今年5月，男装品牌思莱德（SELECTED）被传将在7月31日撤出中国市场；美国时尚品牌美鹰傲飞American Eagle也正式退出中国市场，线上天猫店铺在5月关闭，中国线下门店于2019年已停业。曾经光鲜的欧美快时尚品牌，在国内不断上演败退，到底意味着什么？伴随着Foever 21选择第四次回到中国，关于快时尚的中场战事，或将再次打响。但如今，快时尚在中国还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流量场吗？在中国走向分化服饰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审美认知的外露。但它不仅只是对外情绪的表达，而是会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森马、美特斯邦威、真维斯、班尼路都曾是80后学生时代“心水”的好牌子，尔后欧美快时尚品牌H&M、ZARA、GAP侵蚀国内休闲服饰，紧接着UR、热风、MJstyle……一部分国产快时尚品牌又应运而生。当下国内快时尚市场，显然又与五六年前迥然不同。消费者对品质的需求不断升级，一个野蛮发展的阶段已过，快时尚在中国，进入新的分化期。疫情以来，海外主流快时尚品牌销售下滑，今年以来在中国的日子更不好过。疫情已导致H&M集团旗下品牌在中国超过40家门店暂时关闭。去年3月，H&M因为公开发布声明，将拒绝使用新疆棉花，遭到国人的自发抵制。去年第三季度，中国内地市场跌出了H&M“畅销前十”的榜单，市场销售额大幅锐减。一季报显示，今年一季度，H&M在亚太与非洲市场的业绩达到72.69亿瑞典克朗，同比下滑3%，业绩再度负增长。而在今年4月，旗下夸张少女风的低价子品牌Monki发出通知：其天猫旗舰店在2022年4月1日停止运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GAP近年在中国持续减速。2021年，GAP旗下主力快时尚品牌OldNavy业绩萎靡，退出中国市场，而这一品牌在中国经营近6年，在上海的销售额一度达近8亿美元，曾经超越当时GAP的业绩。财报披露，GAP集团今年一季度净销售额为35亿美元，同比下降13%，经营亏损为1.97亿美元，营业利润率为-5.7%，净亏损1.62亿美元。其中，欧洲、亚洲两大市场相比去年同期门店都在缩减。就连优衣库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收益及经营溢利也双双下降。优衣库母公司2022财年中报显示（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优衣库在大中华区已暂时关闭133家门店。减速之中，欧美、日韩品牌开始走向分化。在欧美快时尚纷纷撤退的同时，近一年来，CHUU、NO ONE ELSE、Nerdy等韩国快时尚品牌在国内各大商圈加速拓店。其中，韩国快时尚品牌CHUU以甜酷辣妹的多变风格，吸引着诸多95、00后年轻女孩“排队”进店，过去一年已在全国开出约80家实体店。图片来源：CHUU官方旗舰店而在国内，不少本土快时尚品牌也在一损俱损。今年5月，曾被誉为“中国版ZARA”的拉夏贝尔就已申请破产结算，黯然退市。江浙地区一位快时尚品牌从业者明光向钛媒体APP透露，“我们都在减少订单，仓库里还有很多货，也不敢订太多货，终端市场不好，下游制造也好不到哪里去。”一部分“中国版ZARA”则选择在国内生产，去国外闷声发财。作为快时尚服装品牌的标杆，ZARA的上新速度创过业界记录：一周上新2次，每年设计新品超过2.5万款。快时尚跨境电商独立站SHEIN不仅比ZARA上新速度更快——ZARA的上新周期是14天，SHEIN只需7天，产品数量也比ZARA多。向“上下”破局一个更新的节点也在到来，这个变化在于，陷入增长瓶颈的海外快时尚品牌，选择向中国的更下沉市场发力。来自江浙地区的国产快时尚品牌从业者明光告诉钛媒体APP，“ZARA和H&M以前都是商场的主力店，但是现在快时尚这个品类整体销售份额在下降，再加上疫情影响，部分区域撤店，现在都开始往下沉市场，尤其是三四线城市、中小城市拓店。”资深时尚行业观察者贝罗也对钛媒体APP提到，国内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服饰品牌选择，更下沉市场便会成为快时尚品牌的增量市场。优衣库将最近在国内开拓势头迅猛，目标就瞄准了中国的下沉市场。今年5月27日至6月17日，优衣库宣布在中国大陆新开了17家门店，门店总数突破888家。其中浙江乐清、嵊州 、湖北荆门、安徽淮南等城市均是首次开设优衣库门店，也均是二线以下城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一边在缩减门店，再往下沉市场开店；另一边，快时尚品牌们也开始模仿奢侈品向上“涨价”，保持业绩增长。Zara今年一季度业绩有转好迹象，财报显示，Inditex2022财年一季度净利润超80%，毛利率超过60％，主要得益于门店客流量的大幅回升，旗下Zare、Pull&Bear等7个品牌的新季系列取得良好反响，拉动收入增长。而这背后，其实也有提价影响，瑞银研究报告显示，ZARA自今年1月以来，每月初始价格都较前一年上涨至少10%，今年4月的初始价格涨幅近20%，远超H&M。在今年3月公布业绩不佳的一季报时，H&M集团首席执行官Helena Helmersson向媒体透露了即将涨价的意愿，原因是“受到原材料和运输成本不断上涨的影响”；优衣库近日也表示，将调整2022秋冬系列产品价格，涨幅在1000日元左右。光涨价还不够，快时尚品牌们盯上了高端化布局，获得更多利润。高端线Zara Studio在一季度推出2022春夏男女装系列。一季度，Inditex旗下另一个快时尚品牌Massimo Dutti宣布，推出设计和用料更为高端的Studio系列。新系列已于5月5日在Massimo Dutti精选线下店铺和线上官网发售。H&M开始进军中国高端市场，寻求新的增长点。去年9月，H&M旗下北欧品牌ARKET和定位较高端的& Other Stories分别登陆北京和上海开设中国首店，入驻天猫旗舰店。另一高端品牌COS也先后入驻广州太古汇和上海前滩太古里。图片来源：H&M高端品牌COS官网资深时尚行业观察者贝罗告诉钛媒体APP，快时尚品牌的优势是平价，上新速度、库存周转率快，紧跟潮流。但消费者终究会走向消费升级，快时尚品牌在中国开辟高端线其实是一个必然选择。在海外，欧美快时尚品牌早就开始布局了高端子品牌。近两年快时尚品牌在中国市场发展受限，才逐渐把高端支线的品牌引进中国。与昂贵定价的设计师品牌联名，则是快时尚品牌迈向高端化的另一个方向。优衣库近日又和米兰奢侈品牌MARNIGAP联名，GAP近两年联名动作更是频频，与Yeezy签下了长达十年的合作合同。然而，挑战也在于，本来就以性价比为标签的快时尚品牌，能像轻奢或者奢侈品牌一样，让消费者认同高端品牌溢价带来的身份标签和文化认同吗？加大线上布局成为部分快时尚品牌的第三个救命稻草。国内快时尚品牌从业者明光对钛媒体APP说，部分快时尚品牌通过迅速开店，短期能增长，“但快时尚行业总体在下滑，服饰企业在线下仍然占近一半市场份额，并不是做了线上电商和直播，效果就会理想。后期整个品类都很可能会受到整体下滑的影响。”到底被谁合力颠覆？快时尚一度被描述为时尚行业的颠覆者，依靠廉价人工提升制造速度，不断压低成本并在最短周期时间内创造利润，这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种种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当衣服从耐用品变成快消品，快时尚品牌到处抄袭剽窃艺术创意，用速度保证款式变换的诟病便更为突出。价格上涨、品质难保、环保争议、新品推出价格与后期折后价格差距过大，都是潜在的问题。时尚行业资深观察者贝罗向钛媒体APP表示，在他看来，现在的国内快时尚行业更多还是像在做一门生意，而不是在做时尚和款式。而欧美快时尚品牌也比日韩衰退的更加明显，最重要的原因是，很多败退中国市场的欧美品牌，本土化做得并不“用心”。一方面，很多服装款式并不适合中国主流年轻人；在营销方式上，显然也没有太“卷”，避开国内新品牌在线上的打法，一些品牌甚至都没有请中国年轻人们熟悉的明星、博主和KOL代言和互动，也便没有引起中国市场消费者的强烈共鸣。海外快时尚品牌曾深受国内年轻人追捧，是因为给了他们一个低价体面外出的选择。而如今，中国的95、00后年轻人抛弃快时尚，也是因为有了更多选择平价潮流时尚服饰的机会。2018年前后国潮兴起，国潮街头品牌beaster冒出；尤其是以雪梨为代表的淘系服饰品牌，依靠小单快反柔性供应链，抢占了更多快时尚的市场份额；国内一些独立快时尚设计师品牌也在涌现；中等价位还出现ICY平台，小众集合店look；无性别设计师品牌bosie近两年备受资本关注；以技术革新驱动的拇指白小T近日又获得融资。年轻人喜欢的时尚潮流也正变得更加多元。意大利少女品牌BM（Brandy Melville）凭借最小码的BM风去年在国内席卷了整个夏天，但年轻女孩对身材和时尚的追求，并不会停止于“我只会穿最小码”的跟风。中古、Vintage、Y2K千禧复古风……更多“慢时尚”和更新奇的潮流风向在国内逐渐壮大，预示着独具特色的机遇。来自日本的怀旧千禧年Y2K美学最近持续回潮，这种“又土又潮”的风格代表性单品包括低腰牛仔裤，闪闪发光、半透明带反光的糖果色、金属质感服饰。当下年轻人的内卷焦虑也与日俱增，这一幕仿佛和2000年计算机时代到来时小镇青年的迷茫如出一辙，于是开始模仿千禧年前后的科幻电影《第五元素》、《黑客帝国》、《银翼杀手》中的服装造型，将个体认同感埋在对未来的慰藉里，这种怀旧情绪也引起一众时尚品牌入驻这门“生意”。国潮概念也在持续更迭。“新中式美学”近两年正在风头，当国潮从快消界卷到了ootd界，改良后的新中式穿搭在去年爆火后今年持续流行，今夏的国潮新中式热度再次升温，成为小红书上的热门穿搭合集。而新中式穿搭的书法媛，又成为社交平台上“名媛”的新顶流。然而，潮流不只局限在社交媒体的跟风，更多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想穿容易撞衫的款式，个性消费才能满足和打造自己的独特人设。于是，在代表欧美先锋文化的街头、嘻哈，工装、民族，日本的原宿、涩谷、学院和软妹JK等等之外，年轻人们也开始拒绝一些“烂大街”风向，转向更多中档小众、复古或设计师品牌。国内品牌要转变了快时尚正在被更多元的潮流颠覆，对于国产服饰品牌来说，是不是迎来了新的机会？一位在服装行业二十年的从业者告诉钛媒体APP，在各种细分领域品类之中，他认为，相较于快时尚品牌，处于快时尚和奢侈品价位之间的本土潮牌将迎来更广阔的增长空间，也将是设计师品牌除外，更多国内年轻人倾向的主流。国内潮牌不是没有优秀的案例出现，Roaringwild、Unware等品牌都在接近国际水准。不过，从资本关注的角度来看，峰尚资本合伙人杜宗霖则指出，其实国内大部分潮牌的投资，主要是以渠道和店铺为主，店铺销量主要来源于潮鞋。目前投资方向还主要是以鞋店为主，以鞋主带服饰，而国外公司则是以服饰为主。“未来国内潮牌的发展发向是以鞋的流量获取更多用户，要么发展自己的品牌，要么代理国外的品牌进入中国，然后再形成比较大的品牌管理集团。”但在一定程度上讲，国内品牌过度依赖强大的供应链代工和存量市场，无论是快时尚还是潮牌，本土服饰品牌还很难达到品牌溢价和文化竞争的高度。这一点在奢侈品牌上更加明显。投资过中式奢侈品的投资人告诉钛媒体APP，他们此前关注本土奢侈品牌，却发现除了户外运动类的鞋服品牌业绩还不错，其他品类打造溢价品牌的数据都难谈乐观。而在近日，开业不足两年，爱马仕投资的中式奢侈品牌SHANG XIA（上下）也关闭了北京地标性门店。眼下，消费低迷，整个服装行业处在冰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5月服装零售额更是遇冷，同比下滑16.20%，1~5月累计同比下滑8.10%。海外快时尚品牌在中国，进入衰退期，快时尚之外，本土各类品牌也进入了下半场。没有一种固定风格会被消费者们永远宠幸。时尚是一个轮回，今天的经典是昨日的新奇，服饰的迭代速度，永远追不上喜欢新奇事物年轻人的脚步。在对快时尚的狂热追求过后，年轻人对服饰穿搭的追求终归会迈向基本款，或是更高价位的轻奢、潮牌、设计师品牌和奢侈品。快时尚正在被合力颠覆。不过，无论如何，快时尚所代表的平价服饰在市场总会有需求。从国潮、新中式、二次元、汉服、内衣基本款等细分领域走出来的本土品牌正在慢慢成长。这都意味着，国内服饰品牌到了必须转变的时候，需要加快脚步，抓住新的转机。（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价值型驱动！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简介系列：https://www.cjz.vip/278335561.html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英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私募认购开启，开盘即百倍！财经贝EHZ私募认购平台：https://h.cjz.vip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ehz@cjz.vip...

“房票安置”——郑州楼市再放大招。近日发布的《郑州市大棚户区改造项目房票安置实施办法（暂行）》(下称《办法》)明确提出，郑州的棚户区改造中采取“房票安置”，被征收人拿着房屋安置补偿权益兑换的“房票”，就可以跨区域购买指定开发商的商品房，且不计入限购套数。“这是郑州地产政策的优化调整，有利于去库存和降低棚改成本。”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当前来看，地产政策已不能停留在单一维度，必须更加精细化、更满足居民心理诉求，才能引导市场需求释放。不只是郑州。仅今年以来，全国就有信阳、许昌、鄂州、张家港、温州等近二十个城市推出了“房票”政策。“房票”政策密集推出，释放了什么信号？▲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郑州推“房票”，可冲抵购房款郑州提出的“房票安置”，指的就是房屋的征收人，比照货币安置、产权调换的政策，将计划安置的房屋转化为货币，以“房票”的形式出具给被征收人，由其自行向开发商购买商品房的一种房屋安置方式。如本次郑州实施的市中心区域，即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惠济区、郑东新区、郑州经开区、郑州高新区，被征收人可使用政府给予的“房票”，在参与“房票安置”的所有开发商项目中自主购房。“‘房票’不仅解决了住房的问题，还给予居民相应的补贴及现金奖励，大家心里都松了口气。”住在郑东新区的刘文是一个被征收人，据她介绍，按照原先的拆迁合同，其家庭约有600平方米的安置房，以6000元/平方米的价值计算，大约可以换得360万元的‘房票’，按照2万元单价可购买180平方米的商品房，“终于不用再等安置房了。”▲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值得一提的是，比照之前货币补偿和安置房两种方案，现在的“房票安置”办法还额外给出了奖励和优惠政策。其中包括，由征收人给予安置补偿权益金额8%的奖励，一并列入“房票”票面的总金额，同时以现金的方式奖励3个月的过渡费。使用“房票”所购买的商品住房，不计入家庭的限购套数，还可享受安置房的税收减免与商品房的子女入学资格等等。“目的是拓宽城市棚户区改造安置渠道，满足人民群众对安置房屋的多样化需求。”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兼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表示。通过“房票安置”，可以打破安置房建设慢、过渡周期长等状况，无需多年等待，市民拿着“房票”就能买到现房，也不用被动地选择居住在“回迁房”，在改善型购房上有了更多选择。“如果‘房票’推进工作到位，就可以减少或取消安置房的建设，减轻了政府直接建设此类住房的压力。”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为了防止炒作和其他乱象，《办法》同时要求，“房票”要实行实名制，持有人为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使用人限定在持有人、持有人配偶、持有人近亲属范围内，且“房票”不得转让、赠与、抵押、质押、套现。近二十城已推行，“去库存”新招？实际上，“房票”不是什么新鲜名词，历史上不少城市曾推出过类似制度。从2016年开始，在全国房地产“去库存”的大潮之下，不少城市曾尝试使用“房票”，尤其是库存高企的鄂尔多斯、绍兴、金华、义乌、湖州等地，短时间内大量购房人涌入市场，有效帮助了楼市复苏，直到2018年，棚改货币化的权限被收回，“房票”才逐步淡出市场。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郑州该政策的出台，也与当地市场库存压力未得到根本性缓解有着直接关系，“‘房票’新政意在通过引导需求，以扭转市场的下行态势”。郑州也正是打响今年楼市政策调整“第一枪”的城市。3月1日，郑州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通知》，其中涉及取消“认房又认贷”、降低利率、给予房企贷款支持等18条多维度、大力度的政策调整，但购房者的信心仍有待加强。中房协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郑州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2.6万平方米，环比下跌16.5%，同比减少50.2%；二手房成交33.5万平方米，环比继续下跌14.2%。目前，郑州商品房狭义库存1395万平方米，去化周期仍达到34个月。中指研究院河南公司总经理梁波涛表示，郑州的住房市场较为特殊，由于过去长期且大规模推行城改，导致目前城改待安置的群体数量较大，而在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及调控的影响下，叠加去年暴雨灾害，本地楼市的库存压力较大，整体市场有待提振。▲河南省郑州市一处商品住宅楼盘。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他认为，《办法》对市场至少有两个影响，其一是可以妥善安置城改尚未安置的群体，保障此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盘活郑州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其二是政府通过鼓励安置群体的“房票安置”，也可起到托底的作用，有利于市场去库存，提振整体的市场信心。公开资料显示，这一轮已经推行“房票安置”的，包括河南信阳、江苏常熟、浙江绍兴、南京溧水、宁波奉化区等近20地。“多地重启棚改‘房票安置’制度，意味着新一轮去库存正在悄然开启。”多位业内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如何办好？细节仍需厘清从公开信息看，当前启动“房票安置”的多为三四线城市，且大多存在库存高企、去化压力较大的情况，而该政策也正在各地不断落地及完善。市场人士认为，当前市场的核心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旧改、棚改正是一股相当强劲的需求，如果能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将该项需求成功引入楼市，将对盘活整个房地产市场起到类似于“鲶鱼效应”的带动作用。“正如2015年时棚改货币化的推广一样，当前政策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个满足各方需要，可以因城施策，切实推动低线城市销售复苏，又不至于刺激核心城市房价上涨的手段。”中信证券分析师陈聪表示。在他看来，“房票”是征收房屋过程中货币化安置和购置商品房挂钩的一种跨期结算模式探索，由于严格限定区域使用，完全可以做到因城施策，一般不会造成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所以该模式如果得到推广，可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产业链的整体复苏。”“‘房票’制度的意义，一是可以精准满足一批购房需求，改变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让市场回暖；二是可以通过精准向房企输血，推动房企活跃起来，从而减少烂尾楼的面积。”公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曹炎炎认为。根据郑州《办法》，“房票”持有使用期限自核发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12个月，被征收人应在“房票”有效期内购房支付，逾期未使用的，将重新按照货币补偿方式进行安置，而开发企业在取得“房票”之后，再统一向政府申请结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了几位开发商高管，他们均认为，政策对市场肯定是有积极影响的，但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厘清。房企的顾虑主要在于，不确定是以地方政府支付的形式，还是以抵扣土地款的形式进行，回款是到达监管账户还是企业账户，账期是否会拉得比较长，以及可能对企业的现金流带来的影响等等。本刊记者致电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说：“目前，大的安置方案已基本确定，但补偿和安置细则可能还有待商榷。不少房企也都在了解相关情况。”此外，这位工作人员说，很多前期拆迁的人也都打电话来咨询，但从政策设计角度来讲，“房票安置”是面向没签过拆迁安置协议的新拆迁人群。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房票”政策在短期内可缓解房地产稳增长及去库存的压力，但能否成为各地的稳市“良药”，仍需平衡好各方的利益，进一步完善落地细则。重出江湖的“房票”政策，作用几何？几年前已退出人们视野的“房票”，近期又成为“热词”。郑州于6月20日大张旗鼓地表示将推行棚改房票安置，并且设置了一系列优惠条件，似乎在催着房票持有人赶快去买房。郑州方面说，这个想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参考借鉴了杭州、温州、信阳等地的经验。事实上，在郑州推出房票政策之前，今年以来已有常熟、宜宾、丽水等10余个城市探索实施“房票”政策。所谓“房票”，其实就是一种补偿权益货币量化后出具的购置房屋结算凭证。早在2013年，国务院就发布《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让更多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早日得到改善”，此后棚改明显加速，多地也陆续出台“房票”相关政策。国人对各类“票证”应该不陌生，如当年买粮需要粮票、买布需要布票、甚至还有大件的自行车票等。和能够自由运用的货币不同，票证的最大特点当属有计划，也即能够使用凭证定向分配物资，大大增强了对经济的管控能力。如今的房票也是类似的。不同于棚改的货币化安置，人们可以随意使用资金，而房票使得持有人须在特定的时间内、特定区域内购买特定价格的房源，这无疑使得持票人的购房行为相对确定，可谓精确制导。当然，房票政策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如资金能否顺利到位、房企的参与意愿如何等。不过，棚改不仅仅是解决棚户区居民居住环境这么简单，国务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棚户区改造能“有效拉动投资、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郑州早在今年3月1日出台的《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通知》中，也提到了“推进安置房建设和转化”。可以说，棚改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拉动经济的作用，郑州也意在用此方法促进房地产去化。但问题是，我国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棚改，据住建部数据，2016年至2020年，全国棚改预计开工2300多万套，预计完成投资约7万亿元。而2022年，在2月24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住建部部长王蒙徽介绍，希望全年棚户区改造120万套。这个数字大大低于往年平均水平。对于城市旧改，目前鼓励的是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而不是大拆大建。郑州的趋势也是类似。据郑州市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郑州建成安置房约5.66万套，回迁安置群众13.5万人。而2022年计划棚户区改造基本建成3.2万套、新开工4257套，要安置15万人。在棚改逐渐接近尾声的背景下，“房票”政策到底能够对楼市产生多少拉动作用，尚有待观察。...

（原标题：深圳证监局关于对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暂停保荐机构资格监管措施的决定）深圳证监局关于对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暂停保荐机构资格监管措施的决定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查，你公司在保荐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执业过程中，尽职调查未勤勉尽责、内控机制执行不到位，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中发行人财务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违反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58号）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暂停保荐机构资格3个月的监管措施，暂停期间自2022年6月23日至9月22日。你公司应对上述有关问题深入整改，切实提升投资银行业务质量，并在暂停期间届满前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如果对本监管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管措施不停止执行。深圳证监局2022年6月22日...

又见限跌令。开发商实际销售价格不得超出备案价格上下幅度的15%。在近一年的楼市转折期中，限跌令并不鲜见，在多个城市，均有以口头、文件等多种形式出现过。与此相伴的还有限涨令，它们在不同行情下主市场浮沉。眼下，当福建省福州市下辖县城平潭再以一份限跌令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人们除了关注这份限跌令作用外，更想讨论的是，限跌令是否还合时宜？是否应该做出调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想变相降价卖房的路子又少了一条平潭的限跌令，与之前城市的政策大同小异，即按照时下市场情况设置房价基准线。根据平潭的规定，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住房时，实际销售价格不得超出备案价格上下幅度的15%； 在办理价格备案时，须同时在商品住房价格备案表上进行承诺，对超出规定幅度的，不予办理网签、备案。不过这份文件还提出了当次备案房源中单套最高备案价与最低备案价差幅度不得高于25%，并且严禁开发商假借 “工抵房”“供抵房”“抵账房”“内部员工房”等名义变相宣传和销售商品房。可以说，想变相降价卖房的路子又少了一条。事实上从去年开始， 先后有岳阳、株洲、桂林、菏泽、昆明、沈阳、江阴、唐山、张家口等20多个城市发布了限跌令，规定房价下跌幅度不能超过当地城市规定的10%-15%基准。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王小嫱认为，地方出台限跌令主要是为了提振市场信心，避免引起购房过程中的维权问题，助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在6月23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当下房企最难的还是销售回款房企，以近期热点城市郑州为例，其近期从当地市占率前五的房企高管处获悉，目前即便按照房子成本7折也难出售，市场购房力不足，现金流严重不足。实际上，近期各地为稳定市场信心各出奇招，如降低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推行“房票”安置政策等。一位房企营销负责人在6月2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市场购买逻辑已经变了，存量大，经济大环境叠加疫情，房子的金融外衣褪去。现在各地救市政策力度已经不小了，但是效果甚微。从房企来看，最好就是加大棚改量进行货币安置，加大需求量。进退两难实际上，在此次平潭发布限跌令前，有媒体报道称广东省地产商会也曾表示限跌令影响房企降价自救，建议各城市应根据实际市场情况放宽，以利于企业采取合理的降价促销自救行动。广东省地产商会提到，企业拟在三四线等较低能级的城市积极去化库存，以价换量，争取现金回笼，但不少地方政府的既限涨价又限降价，令企业无法根据市场实际情况降价促销，无法通过快速销售以回款自救，形成了进退两难的不利局面。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获悉，虽对涨跌幅设置颇有微辞，但从宏观发展上来看，各方共识仍是限跌令调整的可能性较小，也不会消失。对于限跌令的调整，网友间讨论也分为两种阵营：一类网友认为房子是过剩的，跌了一半能卖出去就不错； 父母都希望给孩子富裕的生活，仅房子和结婚就把大部分父母的积蓄用完，为了社会发展，同意房子大降价。另一类网友则表示，房子不涨价我不买，什么时候涨价了我就买， 因为我花100万买的房子，过几年就值120万元了，现在买了房子花100万元，过几年值80万元了，谁敢买？我等着涨价，再下手买。明源地产研究院存量地产首席研究员艾振强6月23日在接受记者微信采访时表示，限跌政策初衷是好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限制下跌的幅度，避免信心本就已经很脆弱的市场发生恐慌和踩踏。 如果不设置限跌令，资金链紧绷的房企可能会大幅降价销售，消费者看似得了便宜，但后期可能面临很多问题，如能否如期交付、质量是否有保障等等。艾振强分析认为，从过去发布限跌令的城市来看，效果不佳，房子本身自带的金融属性，决定了绝大部分人是买涨不买跌的。当前没有太好的办法，这涉及到宏观经济和市场信心，即便具体到某一个城市，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上述房企营销负责人则认为，限跌令调整有利有弊，一旦放开，房企大幅降价跑量，短期销量肯定会上来。但长期来看，跌幅一旦扩大到一定程度，会导致断供等诸多问题，市场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恢复期。...

消息人士透露，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今年下半年将继续裁员，所有事业群将至少缩减10％人手，并将从更多管理层着手往下裁员。据中国网媒“36氪”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今年上半年腾讯统一组织对各事业群人员进行优化，但各事业群优化节奏不同。腾讯各大事业群中，CSIG（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与PCG（平台与内容事业群）由于员工基数较大，成为上半年裁员的重灾区，尤其PCG整体裁员比例或超10%。其它事业群中，IEG（互动娱乐事业群）、CDG（企业发展事业群）、TEG（技术工程事业群）和WXG（微信事业群）都有部分业务团队在今年3月至6月期间完成了10%甚至更多的人员优化。消息人士透露，下半年上述多个事业群将在上半年的基础上继续裁员，其中PCG旗下多个细分业务部门裁员比例甚至会达到40%至50%，少数业务将面临整体裁撤。其余各事业群的一些团队也即将执行优化。一位知情人士称，PCG上半年裁员共节约了约3%的总体成本，但高层对上半年的裁员执行情况并不满意，认为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成本优化目标。“上半年主要裁的是基层员工，甚至应届生，而不作为的中基层管理人员、老员工动得少。”因此，下半年裁员将更多从管理层往下裁。微信事业群是腾讯最核心、人员规模扩张最谨慎的事业群之一，即便如此，部分团队也在近期优化了10%左右的员工，甚至波及微信最近两年重点发力的业务视频号。今年上半年，腾讯最核心的游戏业务尚未受到明显波及，但到了下半年，游戏业务也不能幸免，社交媒体上近期传出IEG用户发展中心进行裁员。一位知情人士称，人力部门正在制定IEG下半年的减员计划，且力度不会低。另外，腾讯战投部门近期也有部分减员，不过并不是将战投业务整体裁撤，而是根据公司“降本增效”的整体要求裁掉“负编制人员”（即原有员工数超过了公司新给定的人员要求数量）。战略投资曾是腾讯重要的业绩板块，根据财报数据核算，2021年一季度腾讯投资金额超600亿元（人民币，下同），但到了2022年腾讯一季度对外投资同比下降60%至218亿元，显示腾讯对外投资活动大幅降低。在腾讯微信上，所有员工可查询各事业群员工总数量以及动态变化，但近期腾讯隐蔽了企业微信上的员工总数。目前正处于腾讯的业绩低谷期。根据腾讯今年一季度财报，腾讯经调整净利润同比下降23%，连续三个季度净利润出现下滑。在收入增长承压之际，腾讯开始更加在意人员效率和业务投资回报率。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也在财报发布后表达了对控制费用支出的关切：“在具有挑战性的2022年第一季期间，我们实施了成本控制措施，并调整了部分非核心业务，有助我们在未来实现更优化的成本结构。”...

前段时间，城叔去到东部地区一个人口大县。开车在县城中心城区穿梭，白天惊讶于城区的天际线，一幢幢商住楼拔地而起；夜晚惊讶于楼盘的入住率，一栋楼就只有几户人家开灯而已，整个小区没有亮灯的新盘更比比皆是。图片来源：吴林静 摄有空置的，也有烂尾的。遇到一位当地人，六十岁上下。他告诉我们，他家用种地的积蓄到县城贷款买了第一套房，开发商来自邻省，“还贷还了三年，早过了交房期限，楼盘至今也没修完”。走进当地新盘的售楼部、房产中介门店，看到的是顾自刷着手机的店员，迎来的是“来做什么？”的疑问目光。在表明咨询房产的来意后，一家地产中介的店长解释了刚才的“防备”：“还以为你们又是来推销信用卡的。”不管是期房、现房还是二手房，县城房地产的冷清与当地太阳炙热到发白的高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样的县城，在全国并不罕见。如今，“大蒜买房、小麦换房、买房送猪”，各地开发商不断翻新促销花样；“买房纳入社区考核”，政府也希望用考核指挥棒刺激房产成交量昂扬向上。让人苦笑的新闻背后，县城的房子正在露出焦虑的一面。一、谁在买城叔在县城的房产中介和售楼处了解的情况是，县城中心城区的买房客主要分为几种情形：县城城区的人换房，下辖乡镇的人到县城买房，返乡创业就业的人回到县一级置业，当然也有少量来自邻县邻省的投资客。乡镇的人和返乡的人，是目前县城购房的主力军。这两类人，无论是离开农村，还是返回老家，县城是他们会重点考虑的落脚点。大蒜、小麦、猪，房地产商营销出了一些新的“货币”，与之关联度最高的就是乡镇里的农户们。这些农民“离开”农村到县城买房的理由很多，方便亲朋人情往来、追求县城的生活方式、公共服务配套以及就业机会，都是可能的因素。城叔去到的东部县城还有一个特点，即乡镇企业发达，当地出现了一批农民“上班族”——白天开车回村里的工厂或农田工作，晚上返回县城居住。近年来，随着乡村产业的发展，这种“双栖”现象也在西部地区出现。回到老家的理由也很多，一些从北京、上海、西安等地返回到这个东部县城的人说，老家牵绊他们的大多是因为家有老小。有人告诉城叔：“过去外出打工，因为觉得老家与大城市的差距太大，现在老家也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县城与大城市的差距在缩小，返乡创业、就业也能找到机会。”关键是，老家的物价便宜。2021年底全国房价过万的县城103个，占1866个县城的5%。通常而言，县城的房价以3000～8000元/平的水平居多，户型则以三房、四房为主，百万以内就能住进百平以上的大户型。城叔此前盘点过自2010年以来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数据来看，2021年，留在自己乡镇的农民工又增加了，达到1.21亿人，占四成有余；外出农民工虽然是主流，为1.72亿人，不过占比一直在下降，从2010年的63.31%下滑至2021年的58.71%。县域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其医疗条件、教育水平、居住环境普遍上升了几个水平，“宁要小城一套房”成为更多人多方权衡之后的现实选择。售楼部销售人员也紧紧抓住这些需求，优先介绍楼盘周围的教育资源，其次介绍“离医院有多远”“附近有没有可以逛的商场、公园”“道路有多宽，开车几分钟可以穿城”。二、谁在卖市场是灵敏的，县城既然出现了买房的需求，供给自然得跟上。近几年，大大小小的开发商加大了下沉三四线市场的力度，与本地开发商一起瓜分县城城镇化的红利。县城房地产开发可谓如火如荼。塔吊、工地是县城城区的一道风景，走在路上，大的十字路口立着楼盘的广告，小的十字路口则给销售中心安排了显眼的位置。虽然去年6月，国家住建部出台文件给出了“县城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占比应不低于70%”的限制要求，但城叔近期去过的几个县城，新楼盘虽不是高耸入云，但也往往修到了20层左右。在一座县城内，房产中介门店内挂着一张当地2021年的城区楼盘示意图：在售项目56个，售罄项目或暂未退新的楼盘有39个，新入审项目5个。然而，县城新增的人口却跟不上新盘供应的量。十年前，“警惕县城房地产泡沫”的报道就见诸报端。当时，有媒体探访了湖北7个县的房地产滞销状况，待售商品房甚至超过50%。近几年，县城依旧未改人口流失的现状。又以东部某县为例，2018年当地保障性安居工程供给15000套房；该县2020年迁出人口15258人，迁入人口仅7996人。所以，眼下河南房企建业地产在民权县和杞县，推出用农作物抵首付的营销方式，也就不足为奇。根据建业地产的年报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建业地产分布在商丘市的土储为469万平米，占公司总土储的8.78%，在其所布局的河南各地市中排第3。分布在开封市的土储为211.88万平米，占总土储的3.96%，排第11位。储地多，成交却不足。根据河南楼市网数据，河南18个地级市中，2021年1～11月商丘和开封两个市的商品房销售增速位次分别在第9位和第16位，商丘还是负增长，为-11.8%。为了促进楼市平稳健康，河南当地也不断推出楼市政策。6月初，商丘市出台22条楼市新政，推出了包括降首付、下调利率、给买房补贴、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等在内的刺激手段。三、谁的焦虑客观来讲，无论开发商的营销噱头有多奇葩，都可以理解为商业行为。民众焦虑的是期房能不能按时保质地交付，开发商焦虑的是手里的库存何时能够销掉。而在买卖双方之外，与房地产紧密相连的，还有县级财政。《中国县级财政压力研究》一书中介绍，目前中国与土地相关收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其一是与土地相关的税费收入，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房屋拆迁费等；其二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俗称“土地出让金”，在地方整体的土地收入中占比往往最大；其三则是以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获得的土地融资。与土地相关收入占财政比例较高，助推了近年来一些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城叔以民权县和杞县为例，对比两县2020年的财政数据。看两地的“土地出让金”，民权县2020年收入11.01亿，杞县收入10.49亿，分别占各自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4.93%和37.47%。从与地方土地财政关系最为密切的“五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情况来看，2020年民权县“五税”收入合计3.74亿元，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比重的32.98%；杞县“五税”收入合计4.03亿元，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比重为21.72%。在近年来房地产开发活跃的背景下，县城与土地相关的收入水涨船高，也支撑着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翻看两地的财政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大头”都给了全县的民生，杞县2020年的民生支出占比为88.8%。近期，各地楼市松绑政策频繁出现、开发商的营销手段也花样百出，县城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去化的难题。如此一来，那些倚靠土地财政的县城，也将开始焦虑：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如何解决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