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雷丁汽车创始人李国欣通过企业微信公号实名举报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现任中共县委书记王骁，称其为彰显地方政绩，逼迫雷丁汽车2022年10个月虚报企业工业产值及销售产值46亿8300万元（人民币，下同）。自2022年3月起，王骁共逼迫雷丁汽车等当地大企业虚报企业工业产值和销售产值数百亿。同一天，李国欣还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视频举报王骁。民营企业家李国欣实名举报企业所在地的“一把手”，立即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并登上微博热搜。1月14日晚，潍坊市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针对雷丁汽车集团创始人实名举报潍坊市昌乐县委主要负责人一事，山东省已成立省市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昌乐县调查核实有关情况，依法依规处理。应该说，李国欣的举报很“猛”，直接点出王骁为政绩大事弄虚作假。如果举报属实，王骁的仕途就基本走到尽头；即使举报有水分，省市调查组也可能查出其他问题，王骁能否继续担任“一把手”也要打个问号。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山东省官方对李国欣的举报反应很快。李国欣白天举报，山东省晚上就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昌乐县进行调查核实，并称将依法依规处理。一般而言，中国官方对下级尤其是地方“一把手”遭举报比较慎重，往往会在了解基本情况后才派出调查组去核实。毕竟，有不少举报难免是一面之词，而调查组一旦进驻，被调查者要停下手头工作，配合调查。就算调查结果最终证明被调查者是无辜的，被调查者也往往灰头土脸，难以在当地继续工作。因此，民营企业家李国欣举报县委书记王骁，并得到山东省官方的快速回应，在官场上并不常见。山东省此举赢得不少网民称赞。但从李国欣举报的内容看，他举报王骁主要不是因为王骁逼迫雷丁汽车虚报产值，而是因为由昌乐县政府此前担保给雷丁汽车的贷款陆续到期后，新任昌乐县委书记王骁不再给雷丁汽车续贷，多次沟通后仍然无果，甚至潍坊市也派了工作组来昌乐协调解决问题，也仍然无解。雷丁汽车后来通过外部资本投资实现了32亿元的融资，也因昌乐县官方不愿担保，资金无法到位。目前雷丁汽车已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公开信息显示，雷丁汽车成立于2008年，最初主要经营项目是低速电动车，一度在低速电动车领域打开了知名度。由于低速电动车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在监管上也处于灰色地带，企业野蛮生长，工信部等六部委2018年发布《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要求要通过置换、回购、鼓励报废等方式加速淘汰违规电动车在用产品，低速电动车开始退出市场。雷丁汽车此后试图进军市场更广阔的新能源汽车。2018年4月，雷丁汽车收购陕西秦星汽车，获得了新能源商用车和特种车生产资质；2019年，雷丁汽车又耗资14亿5000万元收购四川野马汽车，获得新能源汽车、燃油乘用车和客车的生产资质；2021年，雷丁汽车推出新款纯电微型车雷丁芒果，当年累计销量超过三万辆。2022年，受疫情、原材料暴涨等因素的影响，雷丁汽车的销量断崖式下跌，公司陷入困境。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信息显示，因买卖合同纠纷败诉，雷丁汽车迄今已被多次裁定冻结资金。仅2022年11月，雷丁汽车被多个法院共计八次列为被执行人。李国欣希望昌乐县官方出手援助，多次试图向王骁当面汇报公司情况，但王骁避而不见，只是回应：“我既没有安排担保，也没有安排抽抵（抽出抵押）”，让李国欣去和相关单位衔接。李国欣无奈之下，直接举报王骁逼迫企业弄虚作假。但一位民营企业家公开举报企业所在地的“父母官”，就算成功，代价也不会小，李国欣此举显然有破釜沉舟之意。李国欣举报王骁的背后，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扭曲关系。在中国，企业有困难找政府十分常见，这是因为政府拥有制定优惠政策、贷款担保以及重点扶持哪家企业等等权力，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有时不是市场，而是权力。至于李国欣的举报是否属实，要看调查组的结论。而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过去一个月，奥密克戎席卷，南北多个地区先后进入疫情高峰。首先被看到的是城市：40分钟才能接入的急救电话；病人在急诊等候6小时，从马路一直排进大厅；刚刚康复的医生，返岗第一天连续工作15个小时以上；急诊留观室、抢救室、ICU、输液室被挤得满满当当，呼吸机没了，氧气也很快用完了。镜头切换，疫情中的农村，缺医少药的事实在过去被讲述了很多次，人的面目是模糊的。和城市相比，在乡村生活的人们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没有被挤爆的ICU，更没有被热炒上万元的药物Paxlovid，他们贴近生存地面，诉诸内心直觉，被动地承受了疫情呼啸而过时留下的痕迹。于是有人构建了想象：沉默的乡村仿佛不存在城市的焦虑，没有抢药潮，没有重症，没有疾痛。在一篇赤脚医生打赢农村疫情逆风局的爆文中，沉默被错当成了胜利。日前，官方称，随着春节返乡人群增多，农村的重症高峰即将抵达。1月初，我来到距离北京100多公里外的河北农村，看到了疫情在农村展现出和城市里全然不同的面貌。年关将近，北方冬天的阳光下，屋檐下的大筐里撂着晒干的玉米，集上的人比一周前多了一倍，村委会门口的广场散坐着晒太阳的人。01只要这一窝得了病，就是阳的我最先拜访了 D 村，距离县城32公里，四面环山，常住人口700多人，65岁以上老人近200人。外界谈论乡村，“疫情席卷”“返乡潮之下，重症高峰即将到来”。但作为风暴中心，这里一片平静，没有核酸、没有CT、抗原是有限的几十支，村医和村民也没有做抗原的动力，无论是感染、重症、康复还是死亡，都很难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村庄里的疫情是一片混沌之地。在这里，想准确统计有多少人感染新冠，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城市的医院管理者和医生无法掌握宏观数据，但对于发生在院内的疫情感染进程，总会有一个大致轮廓，院内接到感染者数量、重症比例、数量趋势……但村医很难做出上述表达。这些数据与乡村匮乏的资源、疾病文化、人情、就医逻辑彼此纠缠，混沌一片。村医被认为是庞大体系的神经末梢，他们被要求摸排查清，将信息回传中枢。但根据村医的个体感受，不难察觉，这一结构并非预想般灵敏。1月初，村医李营接到乡卫生院的任务，要求统计感染人数。李营填了5个，其中感染的 65岁以上的老人有4个，另外一个是他自己。事实上，在我跟着他输液的半天里，遇到有新冠症状表达的村民是这个数据的一倍以上。对于是否感染新冠，李营有自己的判断，“你看，只要这一窝得了病，就是阳的”。但他没法往上报，没依据，“村民也不承认”。李营手里有两盒抗原，其中一盒是去年乡卫生院发的，一盒20支，至今没用多少。“有人来开药和输液，我问要不要做个抗原，人家说，做那个干啥，不做。”王家峰与李营同属一个乡卫生院，是另一个村的村医。他报上去的数据是0。“人家说我就是感冒，就是咳嗽，输个液过几天就好了。轻点的躲在家里不出声，严重的去医院。回头上面追究下来，你咋给人家确诊的，我咋说？”他手里的20支抗原也没用完，他甚至不觉得有限的几支能发挥什么作用：“就算一个人发两根抗原，但很多人起初都测不出来，测一下，没感染，再测一根，还没感染，抗原就用完了。花这个力气，不如抓点药吃。”从12月至今，科学界一直呼吁，提高新冠感染数据的质量，准确、透明，做好监测，帮助我们理解疫情的真实状况，做好预警和防控。但对于处于系统末端部分的村医来说，他们很难意识到这一层，“上面让你填什么，你就填什么。”1月6日，村医们收到了乡里的通知：“目前新冠患病率已到80%以上，大家的报表新冠患病率是60%左右，请尽快摸排。” 村医并不知道，80%和60%的数字从何而来，有着怎样的意义，他们也不太在意。感染是不确定的，死亡的面目也是模糊的。在过去，没有疫情的年份里，冬季都是北方农村老人死亡高发的季节。石辉89岁的岳母是在这个冬天离世的，但她“应该不是新冠”，因为“不喘”，感觉是“老死的” 。在他家被打通的两间宽敞明净的屋里，石辉平静地告诉我，岳母最后几天没怎么吃饭，家人没有叫村医，觉得没必要抢救了，自己在家一量，血压都没了。三石的母亲去世刚过一周，老人84岁，有糖尿病，一直在家服药，身体原本不错，日常还能给家里人做饭。母亲去世后，三石家人去卫生院办了死亡证明，死因是基础病。“去县城医院的时候没测核酸，找不到人做，只能说我自己感觉跟这个病有关系。”过去一个月，李营没上报过“新冠死亡”，对他来说，“城里的医生可以根据检查结果，将死因跟新冠做联系。我没凭据，怎么填？”摄影/苏惟楚相比“感染”“阳了”这类网络热词，走进卫生室的村民更愿意陈述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喘不上气。12月，城市里，人们热衷发朋友圈，晒抗原、讲述自己生病的过程。农村始终沉默着，生病的人躲闪，“不过是感冒”。在村民的讲述里，还能察觉被外人知道自己感染新冠的恐惧：12月之前，因为疫情，县城和村封了许久，穿着白衣服的人半夜上门把人拉走，一车一车地拉。人们的避讳，很大一部分是长久根植的对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尽管村民的认知经历了如同过山车的变化，“去年的时候很严重；放开那会，听说是感冒；现在我感觉，80岁以上的人够呛”。02指南与现实无法确认新冠感染，那村医怎么治？按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李营的做法是，“刚发烧，头三天不用输液，吃布洛芬就行，三天不退烧再给输液。”他凭经验做了分类，比较严重的病人，上头孢。不太严重的，用阿奇霉素。一般搭配着利巴韦林和地塞米松使用，这就是传说中的四板斧——“退烧药+抗生素+抗病毒+激素”。近期，一篇赤脚医生打赢农村疫情逆风局的文章广为流传：“抗生素+抗病毒+激素+退烧药”四板斧一顿乱拳打死了老师傅，而大城市按照科学方法，不用抗生素和激素，损失惨重。这篇爆文从科学上讲固然漏洞百出。但这也正是乡村面临感染潮的现实困局，也许不科学，也许有风险，但四板斧已经是村医和村民们最现实的选择。中国医疗界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们，在乡村感染潮来临之时，纷纷发布了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方案、技术以及建议。1月以来，北京协和医院推出了《新冠病毒感染基层诊疗方案建议及适宜技术》，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病临床救治专家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发布《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规范与分级诊疗流程》（基层医疗机构应急使用简版）。这些指南几乎都不提倡常规使用抗生素，提倡口服的小分子抗病毒药（阿兹夫定和Paxlovid都属于这类），以及一般性的呼吸支持。但回到D村，从诊断到救治，每一个环节，村医能够判断和使用的工具都是有限的。我跟着李营去了一户人家，87岁的姚重侧趴在床上，大口喘气，黄白色的面皮，嘴唇乌紫。他病了十几天，前一夜，他一宿没睡，一声一声地喊，早晨家人醒来，见他这样趴着，始终没换过姿势。“这得去医院，已经是重症了，”李营说。临床上重症的判断需要检查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需要抽血化验和影像学手段。此外，北京三甲医院的一位急诊医生跟我讲起她判断的重症标准，其中一条是，血氧饱和度在90以下。但在村医这里，他没有血氧仪，只有听诊器和双眼。李营判断重症的唯一标准是，“你看，嘴已经发黑了，严重缺氧”。我们聊起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如何确定是否为细菌感染。在大医院里，司空见惯的辅助手段是，血常规、尿常规、胸片、症状体征阳性部位的超声检查等。但对于李营和他的病人来说，这些都够不上。李营判断是否存在细菌感染的标准近乎原始：“一些老人发烧好几天，听肺部有水泡一样呼噜呼噜的声音，再问问痰的颜色，是不是黄痰。”给退烧药和感冒药、输液，是李营能做的有限的治疗。卫生室里还有什么？血压仪、担架、消毒锅。他没有呼吸机，也找不来氧气。卫生院从前给配了简易呼吸机，即外界称呼的“球囊”，需要人工挤压送气。但没人教他怎么用，“根本也使不得”，闲置很久了。除了卫生室和村里的私人诊所，D 村老年人能选择的诊疗也不多。一直以来，乡镇卫生院被视作农村医疗的中坚力量，根据2021年11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中国乡镇卫生院共有3.5万个，村卫生室共有60.8万个。在日前见诸报端的讲述中，不难看出，各地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们正努力应对疫情，他们中的一部分正感受着疫情的冲击。但在我拜访的这一区域，包括村医在内，人们向上就医会越过乡镇卫生院往县医院走。村民谈及，过去三年，乡镇卫生院更多在搞公卫，“不看病，做了三年核酸”。我去了三次 D 村上级的乡卫生院，大楼安静，两辆救护车在院里停着。一楼门诊往上，除了工作人员，看不到其他人。二楼住院层，护士站灯火明亮，护士们或坐或站，闲聊着，病房处在暗影里，房门紧闭，异常安静，通道黑洞洞的。村医李营往往建议人们去县医院。距离村庄 30多公里的县城有三家公立医院，包括一家三甲医院。在这波疫情中，这是村里老年人能够得上的最好的诊疗条件。来这里住院，报销比例比乡卫生院少20%。我拜访了县里唯一的三甲医院，这里的病床从12月27日开始紧张，楼道两侧全是加床。收治病人不分科室，心血管内科的病房里，除了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剩下三位都是“跟新冠相关”，平均年龄80岁，家属说，“医生讲，肺是白的”。摄影/苏惟楚普通病房里，医生给的手段大都是：输液、服药、吸氧、做雾化。一位12月28日入院的病人家属告诉我，入院没几天，医生说，没有激素了，家人在外面找到8支，“刚把激素用完，炎症控制住了”，医生又说，化痰止咳的药也没了。在我的跟访中，三石的母亲是为数不多的，发病第三天就被送去县医院救治的老年村民。他们在县里的三甲医院待了三天，一直输液，“越输感觉越厉害”，医生加了氧气，也打了激素。最后一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重症是进不去了，医院治不了，让回去。”三石拿着片子跑去其他医院，“大夫说，肺已经全白了，拿来也看不了。”对于“白肺”的治疗，过去几周，北京协和医院、朝阳医院、上海同济医院的大夫们先后提到，可用的手段是吸氧、糖皮质激素，必要时需联合托珠单抗或巴瑞替尼等药物。如果病情危重的患者，需要插管使用呼吸机，甚至接受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但在这个县城最大医院的ICU里，一台ECMO都没有，进价太贵，一台100-300万，平常用到的机会也并不多。三石听儿子说过抗病毒药物，但县城的大夫说，自己也没见过，“去市里打听也够呛，只能去北京问问”。1月初，李营和王家峰收到乡里的通知，附了一条链接：“学习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李营打开签到，没细看课程，“这个药长啥样，我都没见到过。”王家峰听完了课程，他只觉得麻烦，“这个药听说不便宜，在农村会有人买吗？” 最近，村里常用的一种感冒药涨了 5 块，他听了满耳朵抱怨。我遇到的一位村民正是因此转向选择几块钱的退烧针。03身病与命病大流行进入第四个年头，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变得相对温和，疫苗以外，人类用高效药物、重症医学等多种现代医学的手段，能将它的危害降至最低。这场人类和新冠病毒的战争，在一些农村老人身上是隐形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在乡村，不只一位老年村民跟我讲，“扛得过去就扛，扛不过去是命”。在许多乡村老人身上，疾病被分成两种：身病和命病。当病毒作用于身上，引起一些轻微的症状时，比如咳嗽或者流鼻涕，他们吃些药，甚至不吃。如果身上的疾痛已经严重影响生活或劳作了，他们会求助卫生室，打退烧针、静脉注射。李秦就是前文中嫌药价贵的老人，65岁的他和妻子先后生病，妻子没吃药，他发烧，身上痛，当天就去卫生室打针，比输液还便宜，“输个液好几十，打针才几块。”问他打的哪一种针？他不知道，只觉得有用，上午两点发的烧，打完针没一会儿就退烧了。李秦并不能理解肌肉注射的风险和副作用，也无法理解这样的操作可能让免疫系统难以发挥作用，只觉得“有用，能治病”，烧退了，他的病“就好了”。摄影/苏惟楚村里，像李秦这样的老人并不少见，三位80岁以上的老人跟我讲述当时的惊险，大都是“一直烧”，“身上没劲儿，吃不下饭”，“最后还是扛过了。”当村卫生室的手段无法应对新冠病毒的时候，那就是命。乡土的就医逻辑与疾病类型、生计、伦理紧密相关。三石的母亲被送去了县医院，但姚重没有。结束上门输液的工作，村医李营当天又返回姚重家劝说，“情况很不好，比前一天还不好，如果今天不送医院的话，熬不过三天。”“岁数大了么，有点病扛不住了，”姚重的妻子答。李营说，“不去医院就得准备后事了。”姚重妻子说，后事已经备好了。奥密克戎袭击之下，65岁以上的老人被认为是重点高危人群。在距离D村100多公里外的北京，医生们告诉我，急诊和重症里躺的大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在这里，人们认为，与病毒的抗争，现代医学还能最后一搏，我们有抗病毒药物、呼吸机、ECMO。哪怕资源紧缺和匮乏，城市里的人还能喊，抢药，买呼吸机，找重症床位，渠道五花八门。但在资源有限的村庄，很多重病的老人无法感受现代医学奋力一搏的力量。村民们普遍建构了一种解读逻辑：“好多人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在家养着吃点药。农村不是城里，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没有劳动力，城里有医保，有养老金退休金，活一天拿一天钱，所以家里人更愿意救。”村里人普遍认为，更值得救的是孩子，父母带着孩子去北京辗转求医的故事，带着辛酸、庆幸、骄傲的口吻被讲出，在村庄里，这样的经历我听过不止一个。探访村庄的当天下午，我收到李营的信息：“那个病人（姚重）病危，快要停止呼吸”。在河北农村，有一个讲究，人死后，要在门口放三只炮。出殡时，白事儿体面的标志之一是，鞭炮要响。我走的时候，鞭炮声停了，村庄恢复了原本的生活质地。午后，许多人走出家门晒太阳，放寒假的孩子嬉笑做游戏。整个村庄露在外面，跟疫情有关的，仅有村口三间被废弃的彩钢房，封村时，村民住在里面守着，防止有人偷偷溜出去。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参考文献：1. 《新冠病毒感染基层诊疗方案建议及适宜技术（第一版）》北京协和医院2.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危重症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危重症医学专家组《奥密克戎变异株所致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救治专家推荐意见》[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3,463. 《2021年11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http://www.nhc.gov.cn/mohwsbwstjxxzx/s7967/202201/e043142f1df54175a3860d4776891b9e.shtml4. 余成普.4.甜蜜的苦痛:乡村慢性病人的患病经历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消息，近日，山东肥城刘先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父亲长期在一个名为“肥城市农商行农村金融社区服务点”存钱，去年11月该服务点代办员突然死亡，服务点被摘牌。他拿着父亲的存折去镇上的山东农商行取钱，被告知存折上的13.7万元实际只有1142元，且存款记录很多是手写的，那名代办员也不是银行工作人员，银行让其报案处理。据刘先生称，村里老人为图方便，都会选择去这个服务点存钱，此前这些存款在代办员那里就能取出来，不过“取小额行，大额取不出来，他让你等等，当时没有。”村民依然非常信任这名代办员，“挺实在，很老实的一个人”。据其了解，目前该村涉及储户约30多户，千万存款不知去向。肥城市山东农村商业银行对此回应记者，已关注到该问题，正在落实了解有关情况，需要等待公安机关侦破的结果。肥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表示，公安机关正在侦查阶段，不方便透露案件详情。...

中国前首富王健林的独子王思聪被指在上海街头打人，时隔八个月再登上媒体版面。王思聪“最贵的一拳”成为当前中国全网最火热的话题。整起事件还得从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星期四（1月12日）发布的一份警情通报说起。通报称，34岁的男性王某某等四人星期三（11日）误以为在路边候车的陈某某对其拍照，随后双方发生争吵，王某某等人对陈某某进行了殴打。通报称，被打的陈某某左侧鼻骨骨折，面部多处挫擦伤及挫伤，评定为轻微伤。上海警方则对王某某等人作出行政拘留七天，并处罚款500元（人民币，下同）的处罚决定。不过，王某某等人提请行政复议，暂缓拘留。表面上看，这只是一起小小的争执，真正让事件引起全网关注的，是《新京报》随后引述“权威人士”报道称，打人的王某某其实就是王思聪。报道没有透露这名“权威人士”是什么来头，上海警方或官方也没有出面证实或否认。但凤凰网引述百度百科资料报道称，王思聪今年1月3日已满35岁，与警方通报中的34岁不符，因此初步可排除王某某是王思聪。不过，凤凰网随后删除了这篇报道。没有人能笃定打人的一定是王思聪，但中国网民似乎已心有定见，纷纷猛批王思聪仗着有钱有势在大街上打人，“有钱就是嚣张，想干啥就干啥，没啥害怕的，大不了就是赔钱？”截至星期五（1月13日），“王思聪打人”相关话题在微博的累积阅读量已突破10亿。微博上还流传消息称，王思聪以200万元私下与挨打者达成和解，网民调侃这是“最贵的一拳”，甚至有网民戏称：“希望这一拳是打在我的脸上，以后就不用再努力了。”微博流传的消息称，王思聪以200万元私下与被害者达成和解。（截自微博）被点名的王思聪星期四晚上在推特上发文称：“我真TM的无语了，居然全网曝？现在的自媒体没新闻了吗？”不过，他没有说明自己因为什么事情无语，也没有就自己被点名打人做任何解释。事实上，当天下午1时许，他也发了一则推文，说“过好自己的生活，别没事找事……”。他没有更进一步说明，外界也无从得知这则帖文与上海的打人事件有何关联。昔日的“国民老公”身为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子，1988年出生的王思聪自小就被送出国受教育，小学在新加坡，中学进入英国寄宿制贵族男校温切斯特公学，大学到伦敦大学念哲学。这样的教育背景，加上首富家庭的出身、还算斯文的长相，他读完书回到中国后就开始引起媒体注意，受到不少网民追捧，甚至被挂上“国民老公”的称号。王思聪（左）是王健林（右）的独生子。（互联网）这些年来，王思聪多次因花边新闻或言论争议被推上舆论浪尖。与中国很多首富的子女不同，王思聪行事高调，发言时基本毫无忌惮，无论是对企业家小米创始人雷军，还是大红大紫的明星杨幂，他都几乎口无遮拦。例如，当杨幂2012年凭借《爱的供养》荣获中国大陆最受欢迎女歌手殊荣后，王思聪直接转发乐评人丁太升的微博并附文称：“求求杨幂不要再唱歌了。”王健林2015年接受网易新闻采访时曾说过，“他（王思聪）很聪明，但他不会看人眼色，怎么想怎么说。希望他五年、八年后能醒事。”但敢怒敢言的性格也让王思聪收获了不少的流量，且在他的身份加持下，不少网民将王思聪当作是“娱乐圈内幕消息”的渠道，还因此为他冠上“娱乐圈纪委”的称号。此外，有别于一般的“纨绔子弟”，王思聪不希望靠父亲成功。2009年，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王思聪拒绝了王健林安排好的接班计划，想靠自己闯出一个名堂。王健林最后只能妥协，给了王思聪5亿元开公司“练练手”。这一年，王思聪创立了普思资本，专注于投资互联网、科技、消费等领域，管理资产超过10亿美元。哔哩哔哩、美团、得物、闪送等知名公司都曾接受过普思资本的投资。随后几年普思资本的发展，也展现了王思聪的投资眼光。2013年，普思资本以400万美元获得云游控股1.05%％股权；185天后，随着云游控股赴港IPO，普思资本大赚一笔退出；2014年7月，普思资本投资的天鸽互动实现香港主板上市。王健林2014年受访时也毫不吝啬地肯定王思聪，称他的投资“有点小进展”。2015年，王思聪入股乐视体育，同时高调宣布创立熊猫互娱，主要运营弹幕式视频直播网站熊猫直播。同时，他也宣布打造香蕉计划，旨在建立泛娱乐产业链。在他的大力推动下，熊猫直播成功吸引了众多流量明星和人气主播入驻，公司也在短短三年内取得三轮融资，获得10亿以上的资金。2017年，王思聪以50亿元身家荣登《胡润80后财富继承富豪榜》第二名。扣除父亲资助的5亿元，短短八年，王思聪靠自己入账了45亿元。这一年，王思聪才29岁。“国民老公”陷入“中年危机”不过，意气风发的王思聪在渐渐步向而立之年时，也迎来了人生转折点，他付出不少心血打造的熊猫直播打断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在他宣布入股乐视体育的隔年，乐视体育被曝出未经董事会与股东同意擅自挪用超过40亿元资金。伴随着乐视体育的衰落，王思聪损失惨重。同时，熊猫直播一派热闹的背后，亏损金额也因管理不善连年走高。2016年4月，熊猫直播涉嫌宣扬暴力等不良内容被列入查处名单，隔年2月还被上海市网络信息办公室约谈要求整改。随后熊猫直播也进入衰落期，工资无法按时结算、大主播出走、员工离职等负面消息接连爆出。2019年3月，熊猫直播正式关站，香蕉计划也以失败告终。王思聪还因熊猫互娱的债务纠纷被法院限制高消费，名下的房产、车辆、银行存款等财产均被查封。不久后，这一限消令被撤销。2022年，熊猫直播正式宣告破产，“泛娱乐帝国”几乎梦碎。昔日冤家、90后商人孙宇晨曾在微博上奚落他说：“我考虑帮王思聪把债还了，他以后创业成功再还给我就行。”兜兜转转之下，原先不想继承家业的王思聪最终还是只能回到父亲王健林所成立的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王健林这几年也正忙着刮骨疗伤。中国政府2017年开始出台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万达被曝负债超过400亿元，深陷资金困境。王健林陆续出售了万达旗下的文化旅游、酒店项目，此外还清仓了海外的房地产项目，要公司转型改走“轻资产”道路。就在家业步入风雨飘摇时期之际，王思聪也因争议言论踢到了铁板。2022年4月，王思聪出面手撕中国药商以岭药业开发的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质疑中国官方大量向民众发放的连花清瘟，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于治疗冠病的中成药，呼吁证监会严查以岭药业。过了几天，王思聪因不满政府的冠病防疫政策，又在微信上留言称“每天早上的核酸检测，检测的不是阳性或阴性，而是你的奴性或血性”。2022年4月上海封城期间，王思聪因不满中国政府的冠病防疫政策，而在微信上留下争议言论，他的微博和微信账号因此被封杀。（路透社档案图）这些言论确实让他再打开了知名度，但没过多久，王思聪的微博和微信账号就遭到禁言，随后被封杀，坐拥4000万名粉丝的账号就这样没了。随后，王思聪就鲜少出现在媒体版面。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国民老公”王思聪一度作为后起之秀的创业家成功崛起，成了媒体版面的宠儿。但近年来，有关王思聪的消息往往只剩下花边新闻和网络上的争议言论，如今还成了一起打人事件通报中的中年大叔“王某某”。正如凤凰网星期五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感叹，“这位曾经心直口快的‘国民老公’似乎和很多中年男人一样，陷入了某种‘中年危机’”。...

近日，据1818黄金眼报道，李先生和黄女士合伙开了一家公司，与上海光露签了合作协议推广小电充电宝，合作一两个月后发现，上海光露只提供每天的总流水，不肯提供具体的订单明细，他们怀疑对方在数据方面做了手脚。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小电科技方面具备操控数据的可行性。截至发稿前，小电方面并未对此事发表回应，仅在报道视频中表示，此事与小电方面无关。对此，律师称，详细订单数据可以认为是合同履行结算所必须的数据（除非合同另有约定不需要提供），作为合作协议的一方，有权要求上海光露提供详细订单数据。如今小电科技在黑猫投诉的投诉量已经超过2万条，投诉人不仅有消费者也有商家。上市搁浅，收费问题备受消费者诟病之际，又陷入数据造假风波的小电科技将何去何从？渠道商无法提现，小电科技回应称与其无关小电科技陷数据造假风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记者对1818黄金眼的报道进行了梳理。原来李先生是黄女士的合伙人，而黄女士是一家名为杭州蚂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蚂蚁”）的法定代表人，杭州广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广翼”）与杭州蚂蚁属于集团控股关系，这两家公司均与上海光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光露”）签署了“小电”项目合作协议。上海光露股权穿透信息显示，小电科技持有该公司25%的股权。协议显示，上海光露提供小电共享充电宝，而杭州广翼与杭州蚂蚁提供场地，二者共计提供280家海马体门店场地。杭州广翼与海马体主体公司杭州海莫星摄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莫星”）签了入场协议。据李先生介绍，他们就280家门店支付了入场费（其中包括电费等），顾客使用门店里的小电充电宝后，他们再跟上海光露分成，目前分成的提现账户被冻结，无法提现。李先生说，其所在公司的分成比例高达83%。然而，上海光露只提供每天总的订单流水，比如一天100元，但并不知道这100块钱是多少个订单构成的，每个订单的明细是多少。上海光露的联系人花名为“胡巴”，黄女士拨通了“胡巴”的电话，“胡巴”表示电话里不方便沟通，黄女士又拨通了小电科技联系人“光里”的电话，“光里”则表示，小电科技公关部负责人会与黄女士沟通。同时，“光里”表示，其工作关系在小电，但是他是上海光露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胡巴”是上海光露的人。但小电科技公关部相关人士却对黄女士与李先生表示，整个事情与小电主体无关，同时，该人士对电话中的“光里”表示，“这个事情与小电没有关系，你们去处理一下。”几经周折，黄女士再次拨通了“胡巴”的电话，“胡巴”表示，并不是不把详细的数据提供给李先生和黄女士，而是因为两人并没有提供相关的合作资质和手续。而“光里”则表示已去过海马体公司，并有证据证明杭州蚂蚁跟海马体根本没有签约任何协议。记者查询天眼查发现，杭州广翼的法定代表人姓冯，在股东和该公司主要人员中也并没有黄女士与李先生。杭州蚂蚁的法定代表人是黄女士，黄女士持股100%，杭州广翼的冯XX是杭州蚂蚁的监事。在这种情况下，“光里”称没有理由把数据提供给黄女士和李先生，“如果黄女士和李先生能提供杭州蚂蚁和海马体的协议，包括海马体能授权给蚂蚁的数据的凭证，再去讨论黄女士要的数据有没有和能不能提供。”小电“光里”认为，杭州蚂蚁与海马体主体公司并没有签订入场协议，也就无法绕过海马体把海马体门店的详细流水提供给杭州蚂蚁的法定代表人黄女士和合伙人李先生，而杭州广翼虽然与上海光露、海莫星都签订了协议，但法定代表人是冯老板。律师称渠道商有权要求上海光露提供详细订单数据那么李先生和黄女士到底有没有查看详细订单数据的权利呢？对此，蓝鲸TMT记者咨询了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旻律师。李旻律师认为，该事件中杭州广翼、杭州蚂蚁与上海光露的合作协议属于分成协议，所以详细订单数据可以认为是合同履行结算所必须的数据（除非合同另有约定不需要提供），杭州广翼、杭州蚂蚁作为合作协议的一方，应当是有权要求上海光露提供详细订单数据的。对于上海光露提出的，需要提供海马体数据授权协议的请求。李旻律师认为，海马体并非上述数据的权利方，海马体非数据提供者、非数据收集者，也非数据所有者，所以该订单数据与海马体无关，无需获得海马体数据授权，除非上海光露能够证明，上述订单数据会侵犯到海马体的商业机密或其他权利，否则上海光露无权以无数据授权协议而拒绝提供订单数据。李旻律师称，对于案件相关人员是否有权查阅数据，关键在于其个人行为能否代表公司或获得公司授权。“首先，杭州广翼与杭州蚂蚁虽为集团控股关系，但法律意义上，两家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和合同签订主体。杭州广翼的法定代表人为冯XX，杭州蚂蚁的法定代表人为黄女士，作为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当然代表公司，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代表权利也仅限于各自公司，不能因为两公司为集团控股关系而产生混淆。即冯XX可以以杭州广翼的名义要求上海光露提供其按照协议内容约定管理的门店的订单数据。黄女士可以以杭州蚂蚁的名义要求上海光露提供其按照协议内容约定的门店的订单数据。如果黄女士想要获取杭州广翼按照协议内容约定的门店的订单数据，需取得杭州广翼的授权。同样，李先生想要获取订单数据，均需取得对应公司的授权，否则李先生无权查看任意一家的订单数据。”至于授权方式，李旻律师称，可以采用单独授权函的行为，也可以事先在合同中进行约定。知情人士称小电科技具备操控数据的可行性渠道商质疑小电科技数据造假，那么小电科技到底具不具备操控数据的可行性呢？共享充电宝行业相关人士程刚（化名）对记者表示，在共享充电宝行业刚开始发展的前几年，数据造假事件较为普遍，因为技术运营方为共享充电宝品牌方，商家和渠道商很难掌控数据，“早前据说共享充电宝品牌方的BD就能够调控数据，那时小电在这方面相对来讲算是比较规范的企业，伴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行业内这种行为逐渐得到规范，因为在争取点位的时候，运营数据规范成为商家和渠道商选择合作对象的重要考量。”多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共享充电宝的运营数据往往掌控在品牌方手中，所以数据出现问题往往在于品牌方这一端，这严重影响到渠道商或者商家的分成，又因为共享充电宝订单每一单的监控非常难，在一个点位借了充电宝，商家和渠道商很难监控到这个充电宝在哪个点位还了，多长时间之后还了，所以品牌方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主动状态，而渠道商与商家则处于被动状态。另一位接近小电科技的知情人士周韵（化名）对记者透露，小电目前的目标是100%代理模式，其后台系统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所以从小电科技方面来讲，操控数据是可以实现的。“比如后台的流水实际是100%，但在账面上呈现80%，让渠道商以为这80%就是原来的100%，然后再与渠道商按照合同约定的分成比例分这80%。这就是小电科技不予提供具体订单明细的重要原因。”2022年3月，蓝鲸TMT曾独家报道《小电科技被曝裁员约2000人，直营城市数量锐减，代理模式布局落于人后》，彼时，一位接近小电内部的人士江哲（化名）表示，小电裁员的核心就是直营转代理，“按照小电最初的设想，最理想的调整方式是让各地的CM，也就是城市经理，出一些钱把整个城市的小电业务买下来，等于他们自己创业了。”如今，周韵表示，小电在将直营模式不断向代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从外部招聘渠道商，而是更多的将自己原来的CM变为了现在的渠道商，也就是说，“胡巴”和“光里”实际上都是小电原来的CM或者是中层BD。这样一来，小电的盈利结构或者说是财务结构便发生了变化。“第一，在之前小电的直营模式下，成本分为人力与设备两大部分，但代理模式改变了这种重资产结构，前端的人力成本被大幅缩减；第二，小电以前的设备是自产自销，但代理模式下，小电将自己的设备卖给了加盟商，比如，上海光露这样的合资公司便成了自负盈亏，这使得小电拥有了稳定的设备收入；第三，小电方面还有分成收入；第四，整个中台的技术系统都掌控在小电手上。”周韵对记者称。那么，小电方面究竟为何不让渠道商去提现呢？周韵解释称，“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小电有一个资金池，也就是说，只要小电将提现时间拖一天，资金池就会多赚一天利息，这里面的资金是非常庞大的。”不回应质疑恐影响品牌，小电科技投诉量已超2万条小电在这次数据造假风波中采取了不回应的应对措施。记者就上述事件中为何不披露具体订单数据等事宜询问小电科技公关部相关人士，截至发稿前，对方仍未回应。可以看出，在整个案件中，小电科技通过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规避掉了一定的法律风险。多名律师对记者表示，如果渠道商维权未果真的走向法律诉讼，那么被告方将首要是小电科技的子公司上海光露，而不是小电科技本身。民商事诉讼领域律师马丹宁表示，小电科技与上海光露属于关联企业，上海光露如果存在数据造假，离不开小电科技，因此如果上海光露数据造假行为属实，小电科技与上海光露则严重损害了渠道商的合法权益，二者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相关渠道商可依据合作协议及法律规定，主张上海光露提供相应的数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尽管在此案件中，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小电科技具备操控数据的可行性，但在法律层面来讲，还没有证据证明小电科技数据造假。多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仍然会严重损害小电科技的品牌形象，此后渠道商与小电科技合作时便会将这一因素首要考虑进去。事实上，在过去的2022年，共享充电宝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成功上市的怪兽充电在上市后股价严重缩水，甚至低于1美元/股。小电的上市之路更是在经历一波三折后没了消息。记者查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关于小电科技的投诉量已经超过2万条，在这2万条投诉中不仅有消费者关于乱收费、涨价等问题的投诉，商家不能提现的投诉也占据了一定比例。在上市搁浅，收费问题备受消费者诟病之际，又陷入数据造假风波的小电科技将何去何从？...

电视端与投屏需另外付费此次引发网友大规模质疑。在行业人士看来，涉及电视端的内容播放，主要受监管层面因素影响。近日，网友关于互联网电视VIP会员业务收费价格提高、看电视越来越麻烦的吐槽声愈重。一位网友对记者表示，稍微新式一点的电视，家里老人都操作不了，只能一键切换到广电机顶盒看普通有线电视，“各种操作，各种收费，还不如早些年打开就是电视台的老式电视。”该网友称。目前电视市场从过去硬件商业模式进化至互联网收费模式，内容、广告、规模等要素取代单一硬件，成为行业竞争与营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内容与规模背后，涉及严格的广电牌照限制。互联网电视严格受牌照资质限制，视频网站需与拥有牌照的企业合作，才能在电视端播出，并通过分红获利，但分红规模存在一定天花板。另外，广电总局也在2018年出台过针对投屏的限制。因此，在降本增效与监管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发生了电视端会员与投屏等业务需要单独付费的成本“套娃”情况。打开电视先交钱过去，打开电视直接可以按键换台看节目，如今，伴随技术的进步与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丰富，用户反而需要进行更为复杂的操作、支付更高成本，才能看到自己想看的视频内容。其一，是手机端视频会员投屏时，需要再进行单独付费或者购买高级会员。记者体验发现，此前爱奇艺黄金会员投屏时，最高可选至4K高清，但目前黄金会员权限已被限制在480P清晰度。对于该规则的变化，爱奇艺方面暂未发表回应。据记者目前体验发现，除了爱奇艺对投屏视频分辨率更改了收费标准，其他视频平台方面，芒果视频会员与腾讯视频会员仍旧可以原分辨率投屏，优酷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提示需额外付费12元才能投屏，B站大会员可以正常投屏。其二，是单独的互联网电视产品需要另行购买会员服务，如爱奇艺视频在电视端观看时，需要下载奇异果应用，奇异果即爱奇艺电视版APP，下载免费，但观看会员内容时需要单独收费，爱奇艺会员不适用。其他如腾讯视频的云视听极光、优酷的酷咪等，都是同样逻辑。爱奇艺会员页面显示，该会员适用于爱奇艺源设备中的爱奇艺影视内容，与应用商店银河奇异果权益不同，不与其他第三方应用共用，对于付费影片、用券可观看影片、超前点播等内容仍需要额外付费。其三，便是持续涨价的会员服务业务。自2020年11月至今，爱奇艺连续两年涨价，连续包月价格从每月15元一路上扬至25元。2022年4月20日，腾讯对腾讯视频VIP和超级影视VIP会员价格进行调整，涨价幅度在5元至20元之间。互联网电视的接入，在广电行业公报中的具体数据方面得到充分体现。《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有线电视实际用户数2.04亿户，同比下降1.45%。全国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用户超过3亿户，互联网电视（OTT）用户数10.83亿户，互联网视频年度付费用户7.1亿。相应地，网络相关收入成为广电收入主要组成部分。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11488.81亿元，同比增长24.68%。其中，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务实际创收收入9673.11亿元，同比增长25.43%。广告收入方面，2011年传统广播电视广告收入786.46亿元，同比下降0.40%；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通过互联网取得的新媒体广告收入2001.46亿元，同比增长124.89%。另外，持证及备案机构网络视听收入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网络视听收入3594.65亿元，同比增长22.10%。其中用户付费、节目版权等服务收入大幅增长，达974.05亿元，同比增长17.24%；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其他收入增长迅速，达2620.60亿元，同比增长24.02%。公报显示，在2021年的实际创收收入中，广播电视机构智慧广电及融合发展业务收入1085.70亿元，同比增长21.47%，其中IPTV平台（通过电信专网获取广播电视服务的用户）分成收入161.76亿元，同比增长19.09%；OTT集成服务业务（通过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获取广播电视服务的用户）收入78.02亿元，同比增长9.73%；广播电视机构网络视听收入322.24亿元，同比增长31.24%。价格套娃背后的规则套娃除了持续遭到网友吐槽的涨价行为，电视端与投屏需另外付费此次引发网友大规模质疑。在行业人士看来，涉及电视端的内容播放，主要受监管层面因素影响。2011年12月，广电总局发布的《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的通知（即181号文）强调了互联网电视集成机构所选择合作的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包括一体机和机顶盒），只能唯一连接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终端产品不得有其它访问互联网的通道，不得与网络运营企业的相关管理系统、数据库进行连接。2018年9月，由七大牌照商组成的互联网电视工作委员会推出的《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平台服务能力与业务规范》要求，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平台必须直接管理到终端（OTT)，集成服务平台与终端之间不得接入任何第三方平台。是否由于对合作方牌照资质的限制，增加了互联网视频平台的内容成本？对此，易观分析文化消费行业资深顾问廖旭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互联网公司不是直接与集成播控方合作，而是与内容服务方合作。其中，集成播控是七大牌照方——包括CNTV、华数传媒、上海文广、南方传媒、湖南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供OTT的系统和播控。内容服务方是做系统之上的电视APP的联合运营，让平台通过联运产品去跟集成方合作，比如银河+爱奇艺就是奇异果，奇异果再与CNTV等合作。廖旭华称，虽然集成和服务很多时候都是同一家公司，但所代表的身份不同。在这个制度下，视频平台的成本会降低，因为很多工作是由服务方负责，但收入也相应地降低了，因为要进行分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互联网平台加收投屏业务费用，更大可能原因在于监管因素，小部分原因在于分成模式低天花板加剧的成本压力。2018年9月，时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魏党军表示，互联网电视上的投屏应用必须是具有互联网电视牌照的联合运营方才可以开展，任何独立的第三方的投屏行为都属于违规。此外，廖旭华称，今年抖音世界杯转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手机投屏电视形式的落地，但投屏这个动作本身已然不符合现行制度，通过绕过播控直接在电视端播放内容。互联网视频平台在诸多因素影响下，逐渐进行业务调整。2022年6月，优酷开始对投屏业务进行收费，用户如果想要将视频内容投屏到电视上，需要另外开通TV版酷喵会员。至于投屏监管政策出台与厂商开始针对性调整之间的时间差，行业人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投屏监管的技术难度。投屏限制在国外也有案例，2019年，苹果公司向三星、LG等厂家推广其AirPlay，后者是苹果公司在iOS和macOS中使用的无线投屏技术,可以将iPhone、iPad及Mac的视频或屏幕镜像传送到支持Airplay的设备上，同时苹果公司宣布推出流媒体视频服务Apple TV+。其后不久，Netflix便以“技术限制”为由，取消了对苹果AirPlay投屏功能的支持。12日，上海市消保委方面发文表示，内容付费已成为视频平台重要的商业模式和收入来源，视频平台的付费会员可享受独家内容。上海市消保委认为，投屏是移动端用户正常的使用场景，消费者付了钱，在手机上看还是投屏看都是消费者的权利。平台在App内限制消费者投屏的做法不合理，想用这种方法加收费用更不厚道。视频平台更无权不当获取手机权限干涉消费者采用第三方App或者连线等方式投屏。随着版权保护意识增强，消费者已经接受以付费方式收看影视内容。视频平台应用更多更好的内容和更佳的消费体验获得用户提升平台收入。上海市消保委提醒相关视频平台，套娃式充会员薅消费者羊毛的做法要不得。前有广电总局相应规则要求，中有企业自身降本增效营收压力，后有消费者对层层收费制度的吐槽与质疑，互联网视频平台未来营收架构究竟该如何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下去，更需探索与观察。短视频冲击下的电视产业链谋变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敏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件事情涉及几个环节：一是电视机，二是广告，三是内容收费，四是会员规则变化。其实，电视机现在并不贵，看有线电视也是每月18元。所以，看视频内容需收费，也正常。但是，视频网站总是改变收费规则，用户体验就会变差。电视机产业当年过于追求规模，对后向的收费过于乐观。因此硬件便宜卖，用广告和会员内容来补偿。而这个模式，消费者是不一定了解的。消费者就觉得电视便宜卖是应该的，广告和内容收费是不应该的。作为电视机的内容服务商，视频网站受当年互联网投资火爆刺激，过于追求用户，因此大投资拍剧，大肆植入电视机，大范围获取用户。现在互联网投资降温，电视机开机率降低。视频网站发现公司巨亏，只能修改之前的会员规则，像切甘蔗那样逐步提高收费，一点点地伤害消费者感情，所以消费者受不了。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说，早期电视显示屏接盒子，包括广电盒子、OTT盒子，广电盒子是每月需收视费的，看直播也需一定费用。现在智能电视大部分是一体机，把盒子、游戏机等功能集合到电视里。虽然目前智能电视直播内容收费的价格比以前便宜很多，但是网民从免费看盗版内容，到交费看带版权的内容，会有一点情绪。为什么现在视频网站限制投屏或者提高收费呢？因为互联网公司内部都强化“变现”，没有投资者愿意投资亏损项目。短视频内容发展太快，而且以用户自己上传的内容（UGC）居多，UGC又是免费的。爱奇艺曾与抖音打官司，因用户把长视频的部分内容做成短视频上传。在短视频网站的冲击下，长视频网站一方面流量减少，另一方面播放广告又有用户反感，所以，只有通过提价，来提升收益。长视频网站的PGC内容，有成熟的管理模式，投资拍出的片子需要审批，但是UGC的内容目前基本处于放开的状态，所以用户流量更进一步流向UGC。从智能电视机的操作系统平台可以看到，长视频网站的流量有所下滑。一方面没有外部投资者扶持，另一方面受到短视频冲击，所以，长视频网站的日子近年都比较难过，增加“变现”是想养活自己。电视机厂一般在智能电视里置入多个视频网站APP，由消费者自己选择。用户看时，会收费，不看是不会收费的，因此用户会有看这个要收费、看那个也要收费的感觉。其实，电视机厂只是起内容分发的作用。当然，产品仍有优化空间。UGC的内容上不了电视机，PGC的内容观看会收费，而长视频网站受到短视频平台冲击、有影响力的内容在减少。为了生存，长视频网站只好提高内容观看价格。其实，长视频网站也在优化，因为随着电视机大屏化，不要说480P的内容，720P的内容在75英寸及以上的电视机上看也会模糊，用户都选择看高清内容，带宽的成本也会增加。用户抱怨长视频网站收费提高，有的电视机企业也在想办法，改善用户体验，比如把所有可供免费观看的内容集到某个一级入口。这样，不但没让付费用户的数量减少，反而使智能电视机的用户活跃度提高。其次，用户喜欢的内容，推荐时会更清晰地讲明费用。此外，一旦用户误点了缴费，有更便利的退费渠道。但是，电视机厂没有能力让内容免费，否则将破坏内容生产的生态。智能电视的开机广告，消费者现在可以通过点击遥控器右键等途径来关掉，但是如果没有开机广告，电视机厂的智能电视内容运营团队将难以维系。贴片广告是内容服务商做的，也是为了可以生存下去。在海外，智能电视的操作系统也有搭载内容入口。如，在印度的智能电视上，会有迪斯尼等的独立APP，用户选择后付费观看。目前，不仅长视频网站受到短视频网站的冲击，电视机也受到了手机的冲击。最近有一个调研数据显示，观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用户，38%用电视，30%用手机，用投影的比例也在提升。2022年，中国彩电市场的销量同比下滑，预计2023年销量仍难以恢复上升，估计会低于4000万台。长视频网站提高收费，与电视机销量下滑之间，似乎形成了恶性循环。如何让彩电产业链形成良性循环呢？相关业界人士认为，还是要挖掘电视机的差异化功能潜力，比如家庭成员的陪伴作用。“拯救”只能从智能电视的系统、内容和服务去做改变。电视机硬件回归合理利润，也是减少对开机广告、内容收入分成依赖的方法。但是，目前彩电行业一方面8K、OLED、MiniLED背光等高端电视的成本降不下来，另一方面低端、同质化的电视价格又“血拼”得太厉害，“高端成本撑不住、低端毛利撑不住”使电视机厂的盈利承受很大压力。业界预计2024年彩电行业有机会迎来转折点，开启新的上升周期，这需要硬件技术的迭代创新，如大屏移动化、3D化，同时需要内容软件跟上，才能突破。...

1月6日，微博用户“聂圣哲 2023”发文称，“收到了连花清瘟生产商以岭药业的律师函”，配图为一份来自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发给聂圣哲的律师函。根据律师函，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药业”）的委托，指派张起准律师就聂圣哲在新浪微博平台及微信朋友圈发布言论侵犯委托人名誉权等相关事宜，郑重致函。此前2022年12月22日，前述微博账号曾发布一份颇受网友关注的“讣告”。“讣告”称，“王某同志临终前，还坚持发朋友圈，晒连花清瘟胶囊……我们已经将王某去世前手里握着连花清瘟胶囊的图片发给了钟南山院士、吴以岭院士，感谢他们为川大校友的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该文在互联网各平台广泛传播，引发不少争议。1月9日，潇湘晨报记者致电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起准核实律师函真伪，对方并未否认该律师函真实性。张起淮称，“采访问题直接问连花清瘟胶囊的以岭药业，我们作为代理人不接受采访。”网友称收到律师函，被要求道歉这份律师函称，2022年12月12日19时43分，聂圣哲在新浪微博平台及微信朋友圈发布一则告，公开称“王某同志临终前，还坚持发朋友圈，晒连花清癌胶囊......他的逝世是四川大学江苏校友会的重大损失。我们已经将王某去世前手里握着连花清癌胶囊的图片发给了钟南山院士、吴以岭院士，感谢他们为川大校友的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利用逝者的去世，用夹带私货的方式隐晦地用文字及图片把逝者与连花清瘟胶囊结合在一起，意图用逝者死亡贬损连花清瘟胶囊以及以岭药业，有意抹黑中医药学。尤其称“我们已经将王某去世前手里握着连花清瘟胶囊的图片发给了钟南山院士、吴以岭院士，感谢他们为川大校友的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用讥讽挖苦的方式侵犯钟院士、吴院士的名誉。上述侵权言论一经发布，引起互联网各大平台的转载、讨论及恶意揣测，包括但不限于新浪微博、抖音、网易新闻、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大量含有上述侵权言论的文章及对“连花清瘟胶囊”的不实信息被广泛传播。该律师函写道，聂圣哲上述行为对以岭药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误导了不明真相的网民和消费者，损害了以岭药业的良好品牌形象，降低了以岭药业的社会评价，贬损了以岭药业的良好商誉，给以岭药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严重侵犯了以岭药业的合法权益。“聂圣哲删除其在新浪微博平台账户“聂圣哲 2023”及微信朋友圈发布的相关侵权言论；在该微博账户置顶位置及微信朋友圈、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向以岭药业公开赔礼道歉，道歉持续时间不少于90日。”当事人：征求网友们的意见决定是否道歉1月6日，聂圣哲通过微博平台回应该律师函。聂圣哲称，很高兴收到了连花清瘟生产商以岭药业的律师函，“该函行文规范、叙事清楚、很有修养、充满善意……但是，该函对我的劝告、批评和要求，我有点不明白和不服。以岭药业提出要我连续道歉90日，也没说清楚是登门道歉，还是，直播道歉。如果登门道歉，我还要做好到石家庄住3个月的准备；如果直播道歉，一是直播这个活很累，我身体扛不住，二是，如果直播没人来听，算不算数？”聂圣哲称，因此征求网友们的意见，“以民意调查的形式，来决断这件事情：是道歉还是不道歉？如果道歉，采取哪种形式？请大家不要顾及我的面子，坦率留言，以便我根据民意调查，作出决定。如果民调结果真需要道歉的话，我必须认真，还要写悔过书等文件，要写得真诚，才对得起连花清瘟。”1月8日，潇湘晨报记者通过微博私信聂圣哲试图求证此事，截至发稿未获回复。1月9日，潇湘晨报记者致电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起准核实律师函真伪，对方并未否认该律师函真实性。张起淮称，“采访问题直接问连花清瘟胶囊的以岭药业，我们作为代理人不接受采访……我们有默契的合作要求，不接受任何采访。你要采访什么问题，用短信发给我，我给你回个短信，叫他们负责可以跟你对话的人把电话发给你。”截至发稿，记者未获回复。此外，记者多次拨打以岭药业客服电话求证此事，工作人员称，此事需要联系品牌中心，并提供了电话。截至发稿，该电话仍未接通。据企查查数据显示，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2年6月16日创建。公司以中医学术创新带动中医药产业化，运用现代高新技术研发中药、西药和生物药，研发治疗冠心病、脑梗塞的通心络胶囊，快慢兼治心律失常的参松养心胶囊，标本兼治慢性心衰的芪苈强心胶囊、治感冒抗流感的连花清瘟胶囊等专利新药10余个，截至2020年12月31日获得专利660项。公司形成了科技中药、化生药、健康产业三大业务板块，在医药行业领域的影响力持续增长。...

找一个海外网站开店，将中国商品卖出去的“反向海淘”，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商家、资本入局。企查查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国新增超2万家跨境电商相关企业。《2022年(上)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预计，2022年跨境电商市场规模有望达15.7万亿元。15.7万亿，市场很大，诱惑也大。“不用懂英文，一单净赚超40%”、“没有进货渠道、没有货源，也能做”、“‘保底’营业额一个月4万元”……正是这些极具诱惑力的“跨境电商”营销术语，让贵州的李云、河北的钟勇、内蒙古的于伟等全国各地数十人，在短短数日便落入新骗术的圈套，有些家庭甚至因此倾家荡产。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些商家连自己被“谁”骗了都不知道。“这是新出现的情况。”海豚智库电商创始人李成东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每经头条记者采访时指出。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籽行亦向记者表示，首次遇到卖家遭受“连锁式骗局”案例，“案例中开设的跨境电商店铺、进货的网站都是假的”。利用国内外信息差，诱惑商家进入的新骗术，让正在崛起的跨境电商蒙上了阴影。每经头条记者追踪调查2个多月，亲身体验李云等人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被蛊惑开店的，试图拨开连锁骗局密织的网；并对话业内权威人士、律师等，还原新骗局背后的原因，探讨跨境电商行业的问题与契机。一、一环套一环：半月被骗近75万元2022年10月，开实体服装店的李云被跨境电商免费开店、无需货源等“噱头”吸引，以为遇到一个“珍贵”的创业机会。怎料，她掉入的是个巨大陷阱。通过网上“老师”的指导，李云当天就在Lelong shop上开了一家店，并通过“有货网”采购、代发给海外买家。最初，李云很快便在Lelong shop上收到了回款。“Lelong shop”上李云女装店的商品展示 图片来源：李云供图“我查过Lelong，是1998年成立的，在国外很有名气。”据李云讲述，随后几天，订单越来越多，金额也越来越大，“后面我每一次的订单都有10多万”。并非没有过怀疑。在投入到4000元时，李云便打了相关权威部门的电话，但当时无法明确是否为诈骗，于是她也就没在意。之后，李云还以父母的名义又开了两家店。从最初的免费开店，到几百元的货款，再到几万元、十几万元，随着订单越来越大，像是“滚雪球”一样，为了获得回款，李云砸入的钱也越来越多。而为了不让之前的钱打水漂，她又只能不断投入更多的钱。在无力支付采购新订单的货款后，李云的三家店铺均被网站冻结。“老师”告诉她，需要缴纳5万美元的保证金才能解封店铺。直到这时，李云才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于是报警。李云报警后的受案回执 图片来源：李云供图记者登录李云被冻结的女装店铺后台看到，目前，李云待结算金额超6万美元，已结算金额超3万美元（封店后结算未能提现）。“未结算和已结算的都是我已经发了货的，单这一个店我就投了60多万元。”李云表示，短短15天，自己的3家店铺就被先后被冻结，投入的70余万打了水漂。其中，在2022年10月24日报警当天，自己又打去10万。李云已被冻结的女装店铺后台截图 图片来源：李云供图对李云而言，这70多万元不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搭上了父母积攒半辈子的积蓄。而李云的遭遇并非个例。在记者的采访中发现，仅“Lelong shop”一家平台上就有3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卖家有着同样的遭遇。截至2023年1月6日，据每经头条记者大致统计，他们累计被骗逾200万。住在内蒙古的于伟告诉记者，她在开店第三天打款时发现不是同一个收款账号，觉得不太对，但在被“老师”诱导查看后台回款后又打了8000元。“当晚便又出现了50单约2万元的订单。我在平台要求客服通知客户退货，但没有回应；跟‘老师’协商，对方也说没办法，不按时发货就封店、冻结账户。”二、体验无货源骗术：以小钱套大钱“无货源开店”、“不收取任何保证金、学费及咨询费等”……打开上述卖家们提供的广告链接，记者看到海报上的广告语十分诱人。在记者点击“立即咨询”后，通过一张二维码添加了“SiteGiant有限公司客服”的微信。对方介绍，Lelong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电商平台，现面向中国商家全面招商，名额有限。记者查看SiteGiant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时发现，该号为“个人填写”，并未提交相关资料以验证主体信息的真实性。图片来源：企业微信截图“扶持您开店是没有任何费用的。”对方一再向记者强调。随后，还引导记者下载ICQ软件，之后又拉群介绍运营“老师”指导开店、卖货。每经头条记者的体验与在德国工作的杨亮讲述的被骗路径如出一辙。杨亮介绍，货品图如何分类、logo怎么设计，都是“老师”帮他搞定的。最初，对方特别热情。“每天都会帮我关注店铺动态，手把手教我，还对我嘘寒问暖。”当店铺被“海外买家”下单后，“老师”教他到“有货网”搜索买家想要的商品，然后将货款打给“有货网”提供的私人账号，“给我说对私不交税，我就信了”。当“有货网”为他发货后，便可将订单号填回Lelong shop的店铺，视为该订单完成。“他们说等买家收货，我就能去店铺里提钱了。”杨亮说，按“老师”的说法，“每单都会有至少40%的净利润。但必须在买家下单24小时内完成发货，否则将被视为违规，冻结店铺。”图片来源：网页截图一开始都很顺利，但随着订单金额越来越大，杨亮投入货款越来越吃力，资金开始周转不开，他一度告诉“老师”不要推流，先不接订单，但订单仍然一个接一个。短短一周之内，因未能按时发货，杨亮的店铺被封了两次。他东拼西凑缴纳了1000美元保证金后，“老师”还责怪他：“你连一两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吗？”杨亮日常与老师在ICQ上的沟通 图片来源：杨亮供图杨亮曾试图联系海外买家，协商取消订单，但发现对方为空号。当他质问“老师”并提出疑问，“客户下了10万的单子，我没钱进货，这单我不做了还不行吗？”却反被“老师”指责为“无良商家”，“没有区号你怎么打电话？自己准备多少资金，就提前说，是你不说……自己违反规定解决不了，就说被骗。”杨亮与老师在ICQ的对话 图片来源：杨亮供图至此，杨亮才幡然醒悟，自己是遇到了“杀猪盘”。于是，立即委托国内朋友报警。三、公安局来回跑了好几趟，还不知被“谁”骗了上述30余位卖家入驻的Lelong shop，究竟是不是马来西亚的Lelong？记者多次致电Lelong，但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复。“Lelong在我们国家是比较老牌的电商平台。”马来西亚中国丝绸之路企业家协会署理总会长苏彦禄向记者表示，Lelong shop虽然网站页面上显示的公司地址与Lelong一样，但没有当地政府要求的注册号，且两家网站logo不同。马来西亚Lelong网站 图片来源：网站截图数十位被冻结卖家入驻的Lelong shop，二者明显不同 图片来源：网站截图“我哭着求我妈相信我，借钱给我做跨界电商，结果被骗近75万。”在公安局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后，李云还是连自己被“谁”骗了都不知道。另一位卖家罗茜也向记者苦笑道：“去警局报案时被问到行骗人或公司的名字时，我懵了。”Lelong shop背后公司信息无人知晓，数十位卖家也是将货款对私打给“有货网”的，且每次打款账号都不同。采访中，几乎所有卖家均向记者提到，网店有时打不开，只能联系“老师”，用重新发来的网址进入。对此，记者向IT人员询问，并利用技术手段解析了卖家口中的Lelong shop和有货网，赫然发现这两家网站的IP地址时不时就会发生“移动”，但只在日本东京和中国香港地区。“从解析结果来看，大概率是同一家公司在运营，并且这类网站制作价格低廉，几百元就能做一个。”“‘老师’说我们入驻的网站是Lelong的子网站，专门针对中国卖家，公司在香港。”卖家李璐向记者提供了几个视频，是她在店铺被冻结后找到一位香港地区的朋友，让其帮忙到现场问明情况。据其朋友录制的视频显示，该地址所在写字楼并没有Lelong shop相关的公司。这也就导致，上述数十位卖家意识到“被骗”后，向律师咨询或向警方报案时，才突然发觉，连该“状告”谁都不知道。一位电商行业资深人士向记者表示，这数十位卖家或遭遇“连锁骗局”，不仅海外店铺是假的，就连进货网站也是假的，根本没有所谓的海外买家。记者根据多位卖家提供的海外买家地址和电话，分别致电纽约、伦敦等多地买家求证，但无一能接通，其中多数为空号或错号。四、披着跨境电商外衣，行网络诈骗之实在“反向海淘”火爆之前，早有不少中国商家在亚马逊、虾皮等平台上“淘金”。相比这些大型平台开店的资金投入和流程，不法分子瞄准的正是商家想要简单尝试的心理。“此次事件是披着跨境电商外衣，行网络诈骗之实。”一位跨境电商行业资深人士分析认为，由于Lelong shop、有货网站点在海外或造假，恐将导致我国的监管难以执行。“利用海外服务器和虚拟IP地址实施非法活动，是近年来比较高发的一种情况，这无疑增加了受害人维权的难度和成本，也为警方的侦查工作增加了障碍和挑战。”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籽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自己接触过多起跨境电商纠纷，但首次遇到卖家遭受“连锁骗局”案例。陈籽行认为：“该事件已涉嫌刑事犯罪，但受骗卖家利用个人力量查明和确认Lenglong shop的主体身份和联系地址是比较困难的。”每经头条记者了解到，在万般无奈下，大部分卖家已将搜索“跨境电商”时用到的搜索平台作为了被告主体向警方报案。“若搜索平台将lenglong shop相关链接和平台作为广告推送，那么可能被认定为广告发布者。根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陈籽行同时强调，“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在各类跨境电商的广告里，多对其描述为“风口行业、蓝海市场”且“竞争小，无需囤货”图片来源：广告截图在陈籽行看来，目前跨境电商受害者走民事司法途径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难以确定被告身份信息；二是司法文书送达难，多数跨境电商施害人不在境内；三是执行难、回款难，即便判决胜诉，也可能存在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陈籽行介绍，目前受害者权利救济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卖家将共同收款人的信息提供给警方并报案，由警方侦查并追回款项；二是将收款人作为被告，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收款人返还款项。记者手记：跨境电商造富空间远超想象，但也陷阱重重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跨境卖家是各大电商平台争抢的对象。相关数据显示，近5年来，中国跨境电商规模增长近10倍。2021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1.92万亿元。《数字平台助力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竞争》报告预计，到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B2B市场规模将达到13.9万亿元。“跨境电商作为一条新的掘金赛道，其创造财富和发展的空间远超我们想象，但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成功者，业外人士主动或被动地听说这些成功故事后开始了解跨境电商，但未形成对跨境电商完整的认知体系和辨别能力。”成都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姚正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跨境出海成为一个大市场的时候，也被骗子盯上了。”海豚智库电商创始人李成东向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做跨境电商需要特别谨慎。卖家抱着侥幸心理才会相信什么都不用投入，只要开个店就能赚钱。”每经头条记者通过大量采访了解到，数十位被骗卖家中，还有人是被短视频平台上“跨境电商”课程营销号的代运营等噱头吸引。但进入后，遭遇花式骗局，自己开的店铺均以冻结告终。卖家刘丽刷到跨境电商的短视频，萌生开店想法，投入数万元后颗粒无收；北京的田红花了近3万元找人代运营，对方收款后对其店铺被“冻结”置之不理……田红向记者讲述其“买课式”跨境电商被骗过程任何行业都没有速成的赚钱渠道和法则，姚正毅建议，想涉足跨境电商行业的商家需通过正规渠道了解学习，避免陷入零货源、假店铺等圈套。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向市面上多家跨境电商代运营公司了解到，“合作套餐”从几千元到近5万元不等，并对代运营店铺进行了每月上万美金的“保底”承诺。“去年，很多同行都消失了。”做跨境电商运营近3年的肖乐告诉记者，形式很好，但市场混乱，“不负责、玩套路的（同行）就会失去信任，能坚持下来的寥寥无几。”“中国企业现在需要走向全球市场。但真正的产业出海和品牌出海，需要企业建立自己的核心团队，不断探索，链接各方资源，形成一套完整的行业知识体系。”姚正毅呼吁，为让跨境电商行业更加有序、高效发展，律师、学者等对跨境电商行业有研究的专业人士可以讨论形成一些规则机制，避免以跨境电商为幌子而出现的新型网络诈骗事件愈演愈烈。（文中李云、杨亮、于伟、罗茜、田红、李璐、刘丽等卖家及跨境电商从业者肖乐为化名）...

药藏在包里，吃时抠三粒苏州一家三甲医院，37岁的赵晴晴悄悄从包里掏出三粒药片，两粉一白，塞进父亲的掌心，又递上一杯水。病床上的老人很配合，直接把药送进嘴里，仰头吞下。没有多余的一句话，全程迅速，生怕被人知道似的。病房外的走廊挤满了输液、等待床位的病人。这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几天前，这里发生的一幕让赵晴晴“大为震撼”。由于监护仪不够，护士想暂时借用一位住院病人的机器，给其他重症病人过渡。但家属说什么都不愿意。这场协商最终演变为闹剧——两家病人的家属直接跪在地上给彼此磕头。这一幕点燃赵晴晴的恐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有药。”赵晴晴口中的药，指的是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奈玛特韦和利托那韦)。2022年4月，它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迄今为止（新冠）高危患者的最佳治疗选择”。网络上，Paxlovid被称为新冠“特效药”。这个名头来源于辉瑞赞助的一项千余人的临床试验：出现症状后三天内服药，患者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 89%，五天内给药风险降低85%。赵晴晴把药紧紧地捂在包里——那是一个蓝白药盒，五板药，每板六粒椭圆形药片。服用的时候，赵晴晴就抠三粒出来，“这个东西比较隐晦，我不会跟别人说，也不打听别人的情况。”她的药来之不易。2022年12月22日，感染奥密克戎一周后，67岁的父亲被送往医院。两天后，血氧从92掉到70多。赵晴晴几乎两天没合眼。她频繁地在网上刷消息，加各种病友群，寻找救治方案。她跟来路不明的药贩子打交道，花大几百块在互联网上问诊，每天抱着手机，等待京东美团放药的那一刻。但都无果。奥密克戎肆虐的寒冬，Paxlovid一药难求。湖南一个女孩，只是在网上晒了药品图片，就收到上百条求转药的私信。北上广的公立、私立医院全都收紧。广东一家三甲医院开药必须通过医学部主任开通权限，私立医院和睦家也在严控开药流程，从能替患者开药，到要求患者到场，最后宣告缺药，仅有少数功能免疫缺陷，或者肿瘤患者能开到。药价一路攀升，在地下交易市场，Paxlovid从最初的2300元，涨到8000元、1万，最后飙至3万——相当于每粒药价值1000元。为了给重症的家人求一盒“特效药”，很多人和赵晴晴一样，奔波在医院、路上，与药贩子盘旋，或者淹没在海量的信息和并不高明的骗局里。人脉、金钱、甚至运气，在这个时候突显了它的重要性。一个上海女孩，通过和睦家股东的私厨，给84岁的父亲争取到一盒药；免疫再造功能低下的母亲感染后，一个在中部省份做医疗设备的年轻人，直接打电话给当地辉瑞厂商；长居马来西亚的武汉人，已经在当地公立医院开好两盒药，准备春节带回家给老人，以备不时之需。一位年轻人整理的买药过程。讲述者供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人脉金钱——但他们拥有敏锐的信息度和获取能力。在北京工作的周露（化名），平时就会阅读国外医学期刊。感染奥密克戎后继发中耳炎，他见识到这个病毒的厉害，成为最早在京东上购药成功的一批人。几天后，周露想再买一盒时，已经一药难求，只能从黄牛那里花1万多买到第二盒药。最终，这两盒药被寄往陕西农村，一盒给78岁的奶奶，一盒给56岁的父亲。求药者中，像周露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身在北上广，他们凭借大城市发达的信息流通网络，提前感知风险。他们在网购平台、代购等渠道抢到这个稀缺的药品，寄往偏远的小城市、甚至是农村，那里有他们年迈的父辈、祖辈，正毫无准备地暴露在感染风暴里。赵晴晴的运气还算不错。12月27日晚上8点，一个朋友从德国回来，正好带回一盒Paxlovid。当晚，赵晴晴的丈夫开车前往上海取药，往返6个小时，终于在凌晨2点，给父亲吃上辉瑞“特效药”。在朋友的介绍下，赵晴晴又花1万5买到第二盒Paxlovid。她甚至没想过真假，“先买到再说。”一位同事的父亲病重，来向赵晴晴求药，她拒绝了——父亲病情未明，咨询之后，她打算再吃一个疗程。这份私心，赵晴晴毫不避讳，“让药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囤药与自救对赵晴晴来说，疯狂寻药的过程就是一场自救。父亲住院后，赵晴晴最初还很乐观，“宣传都是轻症，住两天院就能控制住。”两天后，父亲的病情恶化了，呼吸急促，无法行走。但治疗没有变化——还是在输头孢、B6和维生素C。赵晴晴观察到，隔壁床也在用这些药，但他们的病情比父亲轻多了，“不管重症和轻症，所有人都是一模一样的方子。”隔壁床曾住过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住院两天后绝望地说，“所有的治疗都不是对应我这个病的”，随后便收拾行李离开了。当时，协和医院关于新冠肺炎的诊疗参考方案还没有公布，关于父亲的病情，医生总是含糊带过，“只能靠个人免疫力”。“没人知道怎么治，这是最纠结、最让人觉得悲哀的地方。”赵晴晴说。感染第13天，赵晴晴父亲的用药方案。讲述者供图Paxlovid是赵晴晴的一线希望。去上海取药的那个晚上，父亲血氧掉到77。赵晴晴一边等药，一边安抚老人，“我们有药了，还有几个小时就从浦东机场拿回来了。”在这家医院，赵晴晴的父亲是第一个吃上Paxlovid的病人。在那之前，赵晴晴就在网上研究过用药说明。拿到药后，她很纠结，和丈夫商量了十分钟，“没有临床经验，如果爸爸吃坏了怎么办？”丈夫安慰她，“保命要紧，我们一起做这个决定，我们做儿女的愿意承担后果。”值班医生也默许了，“实在没办法就吃”。第二天，父亲的主治医生开出诊断报告：建议自行购买辉瑞新冠口服药。跟赵晴晴有相似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在一些偏远的县城医院，医生甚至没听过Paxlovid。四川乐山，小张的外婆已经感染10天，他询问主治医生，能否使用辉瑞？医生表示“没听说过”，“内部系统没有这个药的说明”。至于默沙东和阿兹夫定，“不确定其对新冠治疗的作用”。不久后，外婆器官衰竭，陷入深度昏迷。同时感染的外公还未转阴，还是那位医生，不知道什么原因，推翻之前的建议，又让他给外公试试默沙东。当患者躺在ICU，没有太多的治疗手段时，Paxlovid成为家属的救命稻草，很快被捧上“神坛”。即便没有感染，许多人也加入抢药的大军。25岁的谭真，在北京从事时尚行业。她算得上是最早准备的那一波人。12月13日，“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开启网售”的新闻登上热搜，想起安庆老家的4个高龄老人，谭真开始找药。担心跑不赢病毒，她直接放弃辉瑞正版药，“根本没有任何渠道”，将目光瞄准在印度仿制药。下单的6盒印度药还在漂洋过海，谭真81岁的外婆就感染了，并在几天后住进ICU。谭真又从另一个药贩子那里买到两盒印度药，每盒1500元。听卖家说，药是客户之前预订的，结果家里老人已经去世，用不上才退货了。即便已经错过了最佳服用时间，谭真还是劝老人试一试。吃了一颗被磨碎的印度药后，外婆呕吐不止，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吃了。90岁的爷爷，曾经是医院主任，对印度药也坚持“不信任”，“不敢吃”的态度。后来，谭真86岁的外公肺部也感染了。在北京的谭真，买到了一盒正版辉瑞Paxlovid，8600元，那是从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闪送出来的——此时距离老人感染已经过去9天。外公很配合，他以前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听说这个药得8600元，二话不说就吃了。随着需求的上升，12月26日，北京计划在各社区医院配置Paxlovid，且纳入医保，相当于只要花189元就能在医院买到Paxlovid。据了解，海淀和丰台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均有少量现货，开药至少具备几个条件：65岁以上，5天内感染，肺部CT影像，肝肾功能化验单，大多要求是本社区居民，“（外地的老人）没办法开药的，因为无法进行后期随访”，一位社区医生说。上海和广州也发布类似消息。开药门槛与北京类似，“本街道的签约居民”是首要条件。根据第一财经报道，目前上海部分社区医院已经断货。一线城市的资源遥不可及，这些举措无法缓解更广大群体的焦虑。谭真长居北京，但对她来说，从社区医院开药“不太可能”。比如老人不在北京，Paxlovid资源有限，降价进医保，“怎么算，这个好处都轮不到你头上”。知晓Paxlovid进驻北京社区医院的消息后，谭真的爷爷很气愤，“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们这个药是有用的？”从那一刻开始，他拍板决定，让88岁的老伴再试一试那个印度药。一位药剂师的担忧什么地方能弄到Paxlovid？过去半个月，江剑刚收到过几千条类似的私信。在微博上，江剑刚拥有28万的粉丝。现实生活中，他是一名华裔药学博士，也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临床药剂师，拥有超过20年的执业经验。尽管他主管的药房就有200多盒Paxlovid，江剑刚也表示无能为力。在美国，Paxlovid属于处方药。根据美国的医药分离制度，医生只能诊断和开处方，药剂师主管药物分配，确认处方是否合法合理。2022年2月，美国同样经历一波Paxlovid短缺潮。江剑刚主管的药房每周只有12盒现货。少量的Paxlovid如何分配？他解释，按照病情严重程度——75周岁以上的高风险人群，或者有严重基础病，比如艾滋病患者，“有很大几率变成重症的患者先用”。由于卡得足够严格，江剑刚回忆，那个时候每周仅需要开出4-5盒，占就诊患者量的2%到5%。同样是药品稀缺，但当时美国对Paxlovid并无过高的追捧。江剑刚分析，去年2月Paxlovid上市后，美国已走过感染高峰。由于美国总统拜登服用又复阳的新闻，Paxlovid作为一种新药备受质疑。最后一个原因是，当时还有默沙东Molnupiravir口服药，和Evusheld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可作为替代。2022年4月，Paxlovid供应量跟上。大多数患者会选择找家庭医生开处方，由家庭医生将处方发放到患者附近的药房，自取或者配送。6月，为了保证患者及时用药，Paxlovid的处方权同时下放到药房。如今在美国，只要患者满足12周岁以上，体重超过40公斤，都能开具Paxlovid。现在，江剑刚所在的药房，每周平均能开出40多盒药。2022年初，韩国首尔一家药店货架上的Paxlovid。图/IC photo国内的背景则不一样。放开后，奥密克戎的感染速度加速，网上关于白肺和死亡的消息漫天飞，昂贵的价格也会提高期待，“一下把这个药抬到神圣的位置，好像拿了这个药就多了一条命。”江剑刚说。他认为，Paxlovid进驻北京和上海的社区医院，与美国将处方权下放给药房和家庭医生的思路相似，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用药的困难。但江剑刚也有顾虑，即社区医院对药品的把关，“会不会熟人就塞一盒给你？”造成的结果可能是，需要的人拿不到，没需要的人囤药。来找江剑刚的人，总是着急而困惑。有时发来一张印度药的照片，让江剑刚辨别真伪，有时是咨询用药禁忌的问题。庞杂的来信，让江剑刚意识到，“很多人（医疗）意识不对”。作为药剂师，他感到担忧。事实上，Paxlovid属于预防病情转重的药物，按照指南，患者应在感染后3到5天内服用。但国内拿到药的患者，多数处于重症阶段，“可能没用，或者效果大打折扣”。江剑刚以自己所在的医院举例，Paxlovid的用药需求主要在急诊科室，轻症患者可以自行带药回家服用。重症的患者被留院治疗，但收留重症患者的住院部，对这个药并无太大需求，这也从侧面印证，“这个药对重症无效”。江剑刚能理解家属的选择。当患者躺在ICU上呼吸机时，对他们而言，根本不在乎用药限制和药物对身体的损伤，“他们只要把这个命救回来”。现实的错位还有，即使手里有药，很多人也在迟疑，“老人症状很轻，要不要用？”至于用药禁忌，江剑刚要求看到患者的肝肾功能指数，来信的网友大都笼统回答，“（肝肾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在我们接触过的、十多个使用过Paxlovid的感染者家属里，只有两个老人是在感染后3到5天内服用。有人症状好转。贵州的一个年轻人，在母亲感染当天及时给药，用药后母亲昏睡两个半小时，症状由原来的眼压过高，浑身疼痛到只有轻微的头疼和腰疼，连续服药四次，第四天抗原转阴随即停药。这与江剑刚了解到的情况相似。在他的印象中，过去一年，他所在的医院使用过Paxlovid的患者，再次返回本院就医的情况，不超过10例，“如果病情加重，十有八九肯定又会回到医院。”2022年5月，上海仁济医院曾对114名接受Paxlovid治疗的新冠患者，进行病毒清除时间观察。结果显示，越早启用Paxlovid，病毒清除越快。以免疫抑制患者为例，诊断后5天之内就开始使用Paxlovid，病毒清除时间可以提早约6天。当然，也有人没能留住生命。天津一个年轻人，为了给感染一周的姥姥求药，不惜开车到北京，又从北京飞银川，当天往返。10多天后，89岁的姥姥还是离开了。一个月来，关于Paxlovid的热点持续不断。2023年1月8日，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医保谈判失败，无缘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此前，它曾被纳进北京、上海等地方医保，支付期限只能到今年3月31日。也就是说，从今年4月开始，患者需要完全自费。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但对更多的人来说，供应量能否跟上或许是更关注的焦点。他们更不想面对的是，未来在跟新冠病毒的漫长抗争中，还要抢药囤药，甚至自救。那些经历让人后怕。如今，赵晴晴手上有4盒阿兹夫定，5盒印度仿制药，还有巴替瑞尼等药品，“我真是怕了，管它用不用得上，货已经在我手里了。”吃完两盒Paxlovid，赵晴晴父亲的病情没有恶化。但肺部还是大面积感染，静息血氧在88，时刻需要呼吸机。现在，医院停掉了激素，只给父亲做雾化，输维生素C和B6。接下来能做什么，赵晴晴也不知道。一切又似乎回到起点。...

据华夏能源网，汉能创始人李河君在去年12月下旬被锦州市公安局带走。1月10日，汉能一前工作人员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李河君被警方带走是协助调查，事件可能与锦州银行有关。2015年2月3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15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汉能董事局主席李河君以1600亿元“身家”成为中国首富，超过了马云和王健林。这不过是建在沙堆上的财富数字，很快汉能股价大跌，黯然退市。汉能希望回A股，不过很明显不符合要求，而且业务发展也不顺利。雪崩汉能系资金问题在2019年爆发，当年4月汉能的资金提供者锦州银行初露危机，汉能资金链旋即断裂。据财新报道，汉能系由原全国政协委员田伟介绍给锦州银行，田伟个人亦向汉能借款数亿元，至今也成烂账。2015年12月7日，锦州银行在香港上市时，招股书披露该行给汉能贷款近百亿元。据财新报道，锦州银行给汉能的融资实际更多，不少转成了表外。锦州银行此前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该银行与汉能的资金关系规模总计为94.61亿元，分为与汉能挂钩的受益权转让计划、锦州银行发行的非保本型理财产品、锦州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三种。并承认其中附有信贷风险敞口净额27.7亿元。当年10月，由于欠薪5个月，汉能遭400员工组团讨薪，李河君写了3000字长信致歉。有媒体表示，这已不是锦州第一次对汉能有所动作。2021年时，就有锦州市公安、法院、政府部门人员多次来到北京汉能总部，将部分员工带走调查。此外，2022年初，一份招标信息显示，同在辽宁省的营口市公安局已启动对汉能旗下东泰高科涉嫌巨额诈骗案件的调查，并聘请财务审计事务所对其进行审计。2021年7月，汉能总部位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以下简称“奥森北园”）的办公楼被拆，由汉能重组而成的石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在2022年12月22日停止运营。首富2014年11月，长期无人问津的汉能股价悄然爬升，年底已接近3港元。进入2015年，汉能股价再度阶段性上涨，2个月内便突破4港元，总市值超过1500亿港元。随着汉能的股价飙涨，2014年、2015年李河君蝉联中国大陆首富，身家超马云、王健林。不过2015年5月20日，汉能薄膜发电因被质疑存在大量关联交易，涉嫌操作股价被香港证监会调查，当天股价暴跌47%，李河君身家缩水上千亿。随后停牌四年，直到2019年6月份，汉能薄膜以私有化回A股的理由从港交所退市。英国《金融时报》质疑：经过25个月的观察，汉能总是能在收盘前十分钟，股价出现一波暴涨，汉能的股票一年内暴涨了1048%。另外，汉能漂亮的财务数据，和关联方交易关系很大。2013年，汉能薄膜的关联交易达到100%。2014年关联交易略有降低但仍高达62%，前五大客户占销售额的比例高达98%。巨额关联交易下，汉能薄膜发电的经营模式备受市场质疑。有市场人士指出，很长一段时间，母公司汉能集团是汉能薄膜的唯一客户，汉能薄膜将自己的生产设备及整套生产线卖给联营或关联公司，由汉能集团的基地生产出汉能薄膜组件，最后汉能薄膜又将这些组件买回来，安装到相关的电站上，这种左手倒右手的经营模式，让人难以相信公司业绩的真实性。停牌后的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收入和净利均实现双向增长。2018年收入达212.52亿港元，较2017年增长约246%；期内实现净利润51.93亿港元，同比增长约20倍，连续三年实现业绩增长。年报显示，上升主要受惠于公司在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国家政策对薄膜发电、移动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大力支持、产业园的良好发展等。停牌后，汉能试图更改这套生意模式，最后没有得到交易所认可。从汉能最后的结局看，这个生意模式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创造比较好的数字，但长期运作则难以持续。2016年，李河君又创立了一个汉能移动能源公司，相继发布了太阳能汽车、汉能墙、汉能瓦、汉能伞。经历李河君1967年出生于广东河源，是一名客家人。1984年李河君考上了北京交通大学的工程系，成为了当地的第一名大学生。他很有生意头脑，大三那年，他雇佣了二十几个同学在学校里卖胶卷，没想到3天就赚了12元。后来他在学校里卖东西。但是他学习赚钱两不误，大学期间，经常包揽学院里的奖学金。还考上了研究生。学校里的一位老师的大力支持，并给了他五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短短五年，李河君就赚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八千万。汉能的官网上给出描述是：靠铁路运输、开矿。1994年，李河君成立了华睿集团，并拿出一千万，买下了家乡的一个小水电站。短短三年，这个小水电站就回本了。后来，李河君在广东、浙江、宁夏购入了多个水电站。2002年，正逢云南政府在大力招商引资，希望有民间资本注入，去投资接近一亿千瓦的水电资源。李河君一口气签下了六座百万千瓦的水电站，装机容量和三峡相当。或许是担心李河君的实力，发改委审批不同意，李河君状告发改委，居然打赢了官司，不过装机规模也减少了，只拿到了资源最好的金安桥水电站，总装机量达300万千瓦。金安桥的总投资额经过估算以后达到了200亿，建设期缺资金，他以出让大股东为条件，拿到了恒基伟业张征宇的资金。靠着张征宇的这笔钱，李河君解决了燃眉之急。2009年，金安桥发电站建成发电，每天带来的收益高达千万元。这都是李河君讲述的发家史。他经常以此来获得听者信任。2019年金安桥水电站股权被拍卖，按起拍价计算金安桥市值为27.55亿元。不过后来拍卖没有继续。就在金安桥建成同时，2009年，汉能开始涉足光伏行业，当时的光伏发电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多晶硅，效率高成本低；另一个是薄膜发电，效率低而且成本高。一般人都会选择多晶硅发电技术，李河君投资了后者。现在单晶硅成为主流，薄膜发电已经很少有人提到。2011年11月，汉能的一期项目在河源高新区举办了剪彩仪式。整套机器设备总额高达11亿元，都是从铂阳太阳能公司采购而来。这家公司2010年被李河君持续入股增持，成为旗下的企业。11亿元购买设备相当于从左口袋进，从右口袋出。2012年，汉能对外界宣布：预计所有基地的总产能将达到200万千瓦，汉能即将享誉全球，成为“规模最大的硅基薄膜太阳能企业”。2013年，汉能借着铂阳的壳在香港上市。随后汉能成为了薄膜太阳能技术产业化的最大玩家。汉能与各地政府合作，大建薄膜光伏生产基地，以此推高集团旗下于港股上市的公司汉能薄膜发电的业绩和股价。2019年，李河君给员工们打气，只要今年做好，明年的421目标唾手可得。421目标是李河君为汉能定下的宏伟目标，最终汉能要达到400亿利润、2000亿销售额、1万亿市值，成为像华为、腾讯这样的伟大公司之一。李河君说，“汉能的事业有多大，连我自己都难以想象，汉能的发展预估有万亿市值，这是没有任何悬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