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蔷（化名）向澎湃公众互动平台“服务湃”反映，她在多个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多个招“卵妹”的广告，“太明目张胆了”。张蔷在深圳做主播工作，之前加入了一些“主播通告群”，看到群里经常有人发这类“招聘广告”后，她决定曝光。在张蔷与“招聘中介”的对话中，对方称在正规医院取卵，价格和身高、体重、颜值、学历等因素挂钩，如果应聘者长得漂亮，可以给出5万元的价格。还有的“中介”称，年满18岁即可报名。目前，我国有精子库，但没有卵子库，任何形式的商业化捐卵和供卵行为被明令禁止。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也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行为。记者和一名“招聘中介”的对话，该“招聘中介”会以这些信息综合给出价格。有律师称，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卵子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因多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并未专门设定罪名打击，这也导致这类交易成为“灰色地带”。此外，生殖科专家表示，如果取卵手术操作不规范，可能会导致盆腔感染，影响后续生育。一旦损伤盆腔脏器，会造成出血。而促排卵药物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造成腹水、胸水等，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长得漂亮”可出价5万9月8日，张蔷（化名）告诉澎湃新闻，她所在的多个“模特通告”“主播通告”的微信群里，有人发布多条招聘“卵妹”的广告。她提供给澎湃新闻的截图显示，有人在微信群里发布“大量招全国志愿者（长期有效）仙女们来”的广告。招聘要求为：“要求女生成年就可，身高150CM以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不限专业，根据身高学历综合给价，时间：8-10天2-10w/结束立结，仙女18-28岁无不良嗜好，不用交任何费用绝对靠谱，中介和男士勿扰！”该招聘广告附有微信号。“我很好奇很气愤，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张蔷称，她加过招聘广告上的微信号，以想做“卵妹”为由咨询，对方称手术在广州一家医院进行，安全可靠，很多人都在做，会根据“卵妹”的外貌、身高及学历综合评估给出价格。张蔷提供的和对方的聊天内容显示，对方称她长得漂亮，可以给出5万元左右的价格。澎湃新闻记者以咨询“卖卵兼职”为由，添加了上述招聘广告留下的微信号。其中一个微信账号的昵称是“爱心”，头像是一名卡通护士。对方表示，要提供身高、体重、学历、年龄及5张自拍照，1张全身照，甚至还要统计供卵者的眼睛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通过张蔷提供的另外一则招聘“卵妹”的广告，澎湃新闻记者加上了一名“中介”的微信。记者以应聘“卵妹”为由咨询。对方称，除了需要提供身高体重颜值，学历还要告知是“几本/统考/艺考/函授”。对方称满18岁即可报名，同时要告知目前的职业状态，是学生还是工作或待业。这名“中介”的朋友圈也多次发布带女孩在门诊抽血检查的画面。在今年7月13日的一则朋友圈推送中，该“中介”发布的“沉浸式取卵”视频中，有3名疑似医务人员在操作手术台。“取卵”完成后，有“助手”把“卵泡液”放在一台机器前，并称“要把卵泡液里的卵子尽快找出来”。其中一名“招聘中介”的朋友圈显示，其带“卵妹”去门诊。 截屏图“中介”称在别墅里取卵因为自知游走在“灰色地带”，对于在哪里取卵，“中介”们讳莫如深：“我们跟医院一样，高端诊所”“正规医院，我们不存在小诊所”“都是正规医院，正规有资质的私立医院”。其中一名“中介”给澎湃新闻记者发来了私立医院的环境视频。“我们做的（得）很大，不是在租的公寓里，我们是在别墅里，但是我们里面的设施跟三甲医院没有区别......”尽管话术模棱两可，但为打消“卵妹”的顾虑，“中介”们信誓旦旦。据张蔷介绍，其中一名“招聘中介”所指的医院是“香港静雅医疗”，位于广州市。张蔷曾把和“招聘中介”的对话发到社交平台上。但有自称是该医院工作人员的社交账号私信她，否认该医院有“取卵”行为，称系被冒充。前述“中介”微信号的朋友圈今年5月28日发布了一则“招聘专业护士”的内容，要求“全国出差，人要老实，年龄35岁以内.......”在今年5月21日，其发布朋友圈称：“小姐姐来我们成都的分公司安排启动，快来顺利赚米。”“最近外面各种风声雨声~好乱？都与我们无关！安全靠谱，选择我们就对了......谢谢所有第一次报名和第二次第三次报名的姐妹~必须暴富。”这则朋友圈附有多张从全国各地飞往广州的机票信息。其中一名“招聘中介”的朋友圈。 截屏图在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担心后，“招聘中介”安慰称，这些卵子会捐给不孕不育的家庭。9月12日，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称，2001年8月1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邢鑫介绍，《民法典》第1009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邢鑫认为，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卵子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因相关技术的医疗价值、立法及社会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存在如何具体实施刑事治理的问题，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并未专门设定罪名进行打击，这也导致这类交易成为“灰色地带”。就微信群里有人发布此类招聘广告一事，9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联系腾讯方面相关工作人员，未获有效回复。专家称可能影响健康生育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科中医主任医师刘颖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正规医院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来执行，坚决禁止买卖卵子、代孕这类违法活动。如果取卵手术操作不规范，可能会导致盆腔感染，影响到自己以后生育，一旦损伤盆腔脏器，会造成出血；还有促排卵的药物，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造成腹水、胸水，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刘颖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工作了将近20年，遇到很多卵巢功能下降和试管取不到卵的患者，也接触到很多因不孕不育症而痛苦的家庭。有些家庭实在没有生育能力，又不符合福利院收养孩子的条件。“他们感觉自己失去了做父母的权利。”因此，她认为，国家一方面严抓非法代孕卖卵，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实际情况，允许更人性化的举措，例如合法的卵子捐赠。为合法的卵子捐赠，相关部门也在努力。2019年9月份，国家卫健委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288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为《答复》）中，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及时建立公益性捐卵制度暨人类卵子库的建议》予以答复。《答复》称，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委托相关单位围绕卵子捐赠的必要性、科学性、安全性和可行性，组织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专家从技术、管理、风险评估等方面开展研究论证。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秉承有利于赠卵者和受卵者、知情同意、保护后代、社会公益、严防商业化等原则，会同有关部门广泛深入研究论证，密切关注卵子冷冻技术发展，做好非商业化赠卵可行性分析，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审慎推进临床应用，以适应技术发展和群众需要。推动非法采供卵入刑澎湃新闻注意到，对于非法取卵行为，相关部门多次发文明令禁止，多部门联合严厉整治。2003年颁布的《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明确规定：“供精、供卵只能是以捐赠助人为目的，禁止买卖”，并对赠卵的适应证和基本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卫健委官网显示，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有委员提出《关于禁止地下“商业买卖卵子”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经商教育部、公安部答复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属于限制性应用的特殊临床诊疗技术，除医学问题外，还涉及社会、伦理、法律等诸多问题。答复称，在完善法律法规，依法打击卖卵和代孕等不法行为方面，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开展多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违法行为，维护社会伦理秩序。2021年6月，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21〕323号），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形成监管合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有委员提出《关于建议完善立法治理非法违规取卵乱象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经商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答复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有限，目前刑法中没有“组织出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罪”相关行为入刑表述。答复称，近年来，国家卫健委积极推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立法，启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起草工作，对立法中的焦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广泛听取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同时，积极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努力推动从刑事法律层面将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违法行为入刑。答复还称，2013年以来，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12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建立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推动多部门联合执法，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2023年，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政法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开展严厉打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部署强化与技术应用相关的全链条管理，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国家卫健委表示，下一步，该委将与相关部门继续加强沟通协作，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加强辅助生殖技术监管，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不断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切实保障群众生殖健康合法权益。...

最近几年，餐饮行业创业者激增，快进快出现象愈加明显，由此催生出了一批新的职业和赛道。比如餐饮二手设备回收商，也就是大家热议的“餐饮收尸人”。但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另一个正在悄然兴起的行业。一批专门帮助餐饮人转店、寻店的中间人或平台，他们为餐饮商家提供门店评估、咨询、经纪等服务，促成转接双方达成交易，从而挣得相应的推广费、佣金。为方便叙述，我们暂且将这类中间人或平台称之为“餐饮转店人”。近期，我们也与几位餐饮转店人聊了聊，从他们的视角中，看到了更多餐饮创业者的梦碎。面对艰难的2024年，转店人有着直观且深刻的感受。“以前大部分餐饮店起码还能活2~3年，现在可能经营几个月就往外转了！”“很多倒下的餐饮店在挂出转租/转让信息后长达数月，甚至一年多都无人接手。”“以前好地段的门店，不愁转，但现在转让费对半砍，甚至不要钱可能都不一定能转出去。”“说到底都是因为不挣钱，所以才会急着往外转手，不想再耗下去了。”……一、1天接手10多家，餐饮店陷入转让潮在重庆专门从事转店、找店业务的微姐，从业已有10余年，其所在的公司会提供各类线下商铺门店的转让服务，这两年业务重心则开始转向餐饮业。“以前接手的大都是美容院、养生馆、便利店，但现在转手更多的则是餐饮店。”△图片来源：红餐网摄如其所说，现在很多餐饮店的租期还未到，就会因为经营不下去而开始着急往外转手。这个时候，打着“覆盖更多精准找店客户，快速转出门店，及时止损”名号的转店人出现，无疑就成了这些转让餐饮店的希望。餐饮转店人的生意模式就是帮助餐饮店家把店铺转让出去，并收取一定的推广费和佣金。看起来，似乎与常见的房产中介业务模式相似，但个中也有不同。餐饮转店人的收入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推广费，即帮助商家实现更多精准曝光的营销费用。倘若门店需要持续且更广范围内曝光，那推广费用自然也就水涨船高。阿华今年3月刚入职广州一家转店平台，他在跟红餐网交谈时就表示，自己公司通常会收取1个月的租金作为佣金，前期推广费则根据推广力度不同，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微姐的朋友圈也晒出了不少签约的转让店铺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转让推广费少则3000元，多则高达30000元。倒闭的餐饮店变多，转让需求自然会大幅增加，转店人的业务也就多了起来。阿华每天都会分享一些餐饮店铺的转让信息，有时候一天甚至会发出10多家门店的转让信息。不少人看到这一行有赚头，也纷纷加入到了转店人的行列。在广州从事转店、寻店业务的老吴告诉红餐网，近两年开始转型做餐饮转店人的不少，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转店博主，与转店人依靠数据，在网络、社群上推广门店信息不同，转店博主们主要利用自身的粉丝流量推介，促成店铺的转让。而微姐的同事中，也有原本是开餐馆的，通过微姐的公司成功转出餐饮店后，便跨行做起了转店业务，从前客户一转身变成了同事。二、普遍撑不过1年，大量餐饮小白正加速出清转出门店增多的同时，餐饮店的平均生命周期也在不断缩短，如今能经营超过1年，都变得很难。△图片来源：红餐网摄阿华直言，在广州海珠区的核心商圈“客村”附近，人流量较大，各类餐饮店林立，但这里的餐饮店更新换代也很快，没有几家能做得久的。“即便是8月的暑期旺季，一条街上，也陆陆续续有店铺关门，有卖酸菜鱼的，也有开奶茶店的，还有做炸串的，都在往外转，很多还都是今年年初才开出的门店。”微姐也表示，自己以前经手的餐饮店大都是经营了2年以上的，但现在很多门店没撑过1年，就急着挂牌转让了。在其看来，很多餐饮老板开店时一头热，真正开始经营后就没了耐心。“大家还是低估了干餐饮的难度，真正入局后，面对大环境的低迷，商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残酷的价格战……很多人的创业热情会被快速浇灭，故而选择退出。”不过，行业挤出效应加剧背后，也有一些周期性的原因。老吴发现，去年不少跨行进入餐饮业的小白，今年都在忙着转店。今年3月，老吴接了一家奶茶店的转让，店主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去年毕业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想着自己开店，后来在父母的帮助下投资20万元加盟了一个奶茶品牌。开业几个月以来，每天收入最多的时候也就几百块，苦苦撑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决定把门店转让出去。老吴服务的客户中，还有从互联网大厂辞职后出来干餐饮的，也算是有点家底的中产阶级。只不过因为这两年公司所在的环境不好，所以就毅然辞职，开起了餐饮店，但最终也没能撑过半年。聊起这些餐饮店的转让，老吴感慨：“很多人自以为高学历、有见识，开餐饮店那就是降维打击，但实际开店后，就发现外卖规则、毛利纯利等都没搞明白。而且市场就这么大，去年又涌入了大量餐饮创业者，那今年必然就会清出一批。”企查查数据也显示，2023年我国餐饮相关企业注册量超410万家，是近十年来新增餐饮相关企业数量最多的一年，同比2022年，亦有大幅增长。三、模式重、成本高是“硬伤”，中大型餐饮店、加盟店的危险系数更高这行干久了，餐饮转店人也摸索出了一套规律，比如相比起夫妻店，一些加盟店转让的频率会更高。老吴分享了自己曾接待过的几个客户，有人加盟了某奶茶品牌，投入40万，经营了2个月就撑不下去了。还有加盟螺蛳粉店的，前前后后也就开了8个月左右，就往外转了。“比起夫妻店、小店，开餐饮加盟店的投入较大，光加盟费可能就要十几万，乃至几十万。较高的成本投入，如果换不来明显的利润增长，很多人就会在心里打了退堂鼓。”老吴说道。阿华经手的店铺，也有不少加盟店。其中，又属小吃、奶茶加盟店的转出最为多见。有加盟了某炸串品牌的店老板跟阿华抱怨称，自己当初之所以会选择加盟，一是看中了品牌自带的人气光环，另外也是觉得品牌店相对稀缺。但现在这些餐饮品牌都在疯狂开放加盟，部分品牌的区域保护政策也放松了，导致门店要面对的同行对手越来越多。更甚者，可能是和自己“同出一家”，挂着同样招牌的加盟店。如此下来，品牌方能带给加盟店的品牌效应就会减弱。真正是应了那句：“品牌方在前方一路狂奔，欢呼着规模的扩大，加盟商在大后方可能是‘跑细了腿’。”一些新手还容易掉进快招公司的坑。如老吴所说，有些人直到经营不下去了要转让门店时，才发现自己加盟的是快招品牌。“很多人一开始可能就是刷短视频看到某个项目很火，就盲目投入了。但实际上开店后，运作起来，就发现和品牌当初承诺的差距很大，等到他们想把整店再转让给别人时，才发现自己加盟的品牌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力，甚至有些可能就是专门割韭菜的快招公司。”老吴说道。微姐则发现，近两年，模式重、成本高的中大型餐饮店更容易倒闭，也很难转让出去。如微姐所说，自己今年接手的转让门店里，茶楼/茶馆、火锅店的转出是最多的两类。茶楼之所以难长久，主要就在于投资、模式较重，且顾客对茶楼的消费是选择性消费，不具备刚需。火锅店也有类似的通病。“火锅店的模型也比较重，动辄100平米起步，成本高，经营起来的压力会很大。现在在重庆，转出最多的就是火锅店了，包括一些开在社区，房租成本压力相对较低的火锅店也开始往外转了，说白了都是因为收入包不住成本。”企查查数据也显示，2023年年末时，火锅相关存量企业有超41万家。但截至今年8月底，火锅相关存量企业仅有约40万家。这意味着，今年以来，更多火锅店选择了离场。四、去年加价抢铺、今年0元转让，餐饮创业进入“冷静观察期”在“开一天，亏一天”的重压之下，一批餐饮人开始选择转店离场。但如今想要将店面成功转出已非易事，餐饮店的转让周期也在被不断拉长。微姐表示，今年以来，尽管寻租的人不少，但大家都不再急着出手了。“以前好店不等人，那些好地段的门店，可遇不可求。如果是真心实意要干餐饮的，基本上看过门店，当天就能敲定下来。偶尔还会遇上，多个寻租方看上同一个铺面的情况，这个时候转出方就可能会临时加价，来决定最后将店面转给谁。”但现在却是另一番境遇。以微姐公司今年接手的一家快餐店为例，临街，而且还是大型社区底商，客流量有保证。门店面积60多平，租金一个月6000元。放在过去绝对是抢手的商铺。而现在，放出转让信息后，问询的人不少，但很多人问过就没了下文。微姐也有带一些有意向的租客去现场看了该店。但看完后，有些人会嫌店面太大，也有些人觉得门店太旧，还有嫌租金高的，落到最后都是一句：“再看看吧！”如同房地产行业的“买涨不买跌”规律，如今的餐饮创业者，面对大量转出的店铺，普遍会再观望，这也进一步增加了餐饮店转让出去的难度。“之前如果有5~10个看店客户，基本上就能成交，但现在一家店平均要对接30个以上的客户，最后才有可能成交。”微姐说道。△图片来源：红餐网摄老吴也表示：“现在大部分餐饮店转让都需要‘等’，至少2~3个月，才有可能转让出去。”寻租方反复观望的同时，还会对门店的转让费、租金等反复盘算。“以前那一套靠‘不断开店转店赚转让费’的做法早已行不通了。现在不少人选店，会首选租金、转让费更低的门店。”老吴以广州地区的餐饮店转让为例介绍，不同地段、不同面积、不同装修的门店转让费会有差别，但转让费超过10万元的，就很少有人问津了。阿华曾经手过一家近40平的快餐店，位于广州某大型社区的临街路口，人流量不错，一开始转出方提出要12万元的转让费，一直没人接手，等了几个月实在耗不下去了，直接将转让费砍半，最后才转让出去。阿华也表示，现在在广州客村，很多餐饮店为了能快速转出，甚至会愿意“0元转让”。面对转让费不断压低，转出方往往就会选择“空转”的方式，将店内的设施设备及货品等卖给其它买家或二手设备回收商，获取额外收益，以此降低损失。像微姐接手的火锅店和茶楼，店老板在决定转出门店时，通常都会先联系一些二手设备回收商，将店内的桌椅、设备等转卖给二手设备商，以此来填补低转让费的损失。这也正是餐饮收尸人这门行当能兴起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餐饮老板即便转出了门店，但心里还是会多有不甘。在老吴接待的客户里，就有不少人转出门店时态度很坚决，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回过头来找到转店人，想再承租一个新的店面继续干餐饮。“尤其是那些干了很多年餐饮的人，除了餐饮，他们已经不知道能干什么了。”...

根据Wind数据，截至9月18日16时，新“国九条”以来涉及短线交易的上市公司已达近百家。短线交易相关上市公司数量居高不下，源于上市公司信披透明度的加强和监管力度的加大。根据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总结，隐蔽手段包括五大类。隐蔽手段1：借力可转债。可转债具有灵活性、低波动性以及与正股间存在的套利机会，成为短线交易频繁使用的手段。隐蔽手段2：在股权协议转让、认购增发股份、限制性股票买卖等过程中利用信息优势进行短线交易。隐蔽手段3：紧跟上市公司具体事件，掌握一手信息，并早于市场反应下手。隐蔽手段4：根据市场情绪因素对股价产生的干扰情况，寻找标的价格低点，后待市场平复高点卖出。隐蔽手段5：寻找不同市场、品种价差，利用短期交易对冲，从而进行套利。当前针对短线交易的惩处分为两类，轻者收益上缴公司，公开致歉；重者则被立案调查。仅8月以来，即有包括欧圣电气、荣信文化、逸豪新材、ST摩登、森麒麟、传智教育、海兰信、芭田股份等在内的20余家上市公司发布短线交易相关公告并公开致歉。甬金股份、汇宇制药-W等多家上市公司实控人则因短线交易被立案调查。...

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已经拖累经济增长。图为上海一处在建设中的楼房。（法新社）中国官方据报正在考虑大幅放宽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购房限制，允许它们取消对非当地户籍居民的购房限令，以提振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受访专家认为，此举意味着楼市政策仍有进一步放宽的可能，但取消特大城市购房限制的实际效果相对有限。彭博社星期五（9月20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监管机构正研讨方案，允许京沪等特大城市放宽针对非当地户籍居民的购房限制。多个较小的城市已经取消这一限制。知情人士也称，政府可能不再区分首套房和二套房，为居民购买二套房减少首付、降低二套房抵押贷款利率铺平道路。知情人士强调，这些方案仍得获高层领导人的批准，而且可能会有更改。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已经拖累经济增长。国际投行高盛、花旗集团本周已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4.7%，低于中国政府年初设定的5%左右增长目标。虽然中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提振楼市的措施，鼓励房地产去库存，但由于市场信心不足，买家普遍选择观望，行业危机未见缓解的迹象。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市商品住宅8月份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同比降幅总体略有扩大。今年以来，成都、杭州、西安等一线城市全面取消楼市限购措施，但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在为楼市部分松绑的同时，仍基本保留对非当地户籍居民的限制，除非他们已经缴纳多年的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中国1950年代开始实行限制人口流动、尤其是限制农民进城落户的户籍制度，不同户籍在住房、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权益也不相同。一般而言，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籍所附的权益更多，对外来人口也更具吸引力。而一些城市基于户籍的房屋限购令，被外界认为是控制房价的核心措施之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京沪等特大城市有进一步放宽限购的可能，但全面取消限购的可能性不大，大概率还是进一步放开在当地工作、有缴纳社保的人士的购房资格。严跃进指出，类似政策的实际效果比较有限，“因为现在并不是买房资格的问题，而是买房资金的问题”。另一方面，据《北京日报》星期五报道，中共北京市委近日发布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这份实施意见也提出适时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优化商品住宅用地交易规则，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严跃进认为，这意味着住房和土地政策正出现积极的调整，其他一线城市后续肯定会积极跟进。...

中国投行反腐和投行乱象整顿，将为整个资本市场、股市、经济、企业、科技和创新带来良性的新气象！中国优质项目获得不了投资，而垃圾项目、利益输送和投行腐败却大行其道，是导致中国整个经济、股市、科技、创新以及各行业出现严重问题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严重影响中国发展。整顿投行腐败和投行乱象，刻不容缓！据彭博社报道称，中国在反腐行动中拘留投行人员并没收护照。而中国正在对其8700名“投行保荐代表人”（各券商的保荐代表人，简称保代）施加更大压力。其中一名曾在海通证券公司负责交易的投行人员大约两周前逃离中国并在海外被捕，随后被遣返回国，这一事件被官方媒体广泛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海通证券和其他国有券商最近要求其许多“投行人员”上交护照，所有商务和个人旅行计划需要批准。知情人士称，一些员工被告知，监管机构正在审查首次公开募股和其他融资活动，投行人员随时可能被传唤接受问话。知情人士补充说，这些券商已经收紧了海外旅行的审批，并告知员工，如果想辞职也需要获得批准。据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那些获准出差的员工必须与同事一起出行，预先批准的行程以外的活动将受到限制。海通证券和其他券商，公司将扣留护照这一要求扩展到低级别员工和初级职员的情况并不常见。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8 月底，海通证券负责投资银行业务的副总经理蒋成军被捕。自2021 年最高层将目光投向金融业腐败以来，中国当局一直在努力整顿该国规模达 66 万亿美元（约470万亿人民币）的金融业。调查已导致中国券商、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众多违法违规的金融人士被拘留和逮捕。对金融犯罪的最严厉惩罚包括对一些机构前高管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去年，以暗箱操作、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著称的“明星投行人员”包凡被捕。包凡一直在协助当局进行调查。海通证券在 9 月 5 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除了海通证券前员工蒋先生外，中国当局最近还拘留了申万宏源集团承销及保荐部原副总经理王兆平。据当地媒体 8 月中旬报道，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负责人王晨正在协助一项未指明的调查。截至 9 月初，中国共有 8700 多名“投行保荐代表人”，分布在 147 家券商。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资本市场活动，包括 IPO 和增发股票。官方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证券公司总收入为 2033 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下降 9%。保荐代表人被视为资本市场的“守门人”，自从中国去年从监管审批制转向注册制IPO后，他们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上市的公司必须指定合格的银行或承销商作为其上市的保荐人。今年，受经济低迷影响，新股上市数量大幅下降，数百家公司取消了IPO计划。今年迄今，中国企业在境内上市共筹资 764 亿元人民币，较 2022 年的峰值下降 88%。中国最近对违规的“投行人员”的处罚越来越多。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9 月初，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已对91 名保荐代表人处分。相比之下，2023 年全年和上一年分别有 88 人和 86 人。...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

近年来，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社会公众对此反映强烈。9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发言人王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统计法修正草案二审稿拟加强对领导干部统计工作的考核管理，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方面作出针对性完善。去年年底，国家统计局旗下“统计微讯”公号公布国家统计局2023年专项统计督察组直接点名陕西和贵州：陕西省有的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尚未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统计造假的极端危害性和防治统计造假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防治统计造假的思想共识尚未完全形成；贵州省有的地区对统计造假问题严重性及其背后深层次原因认识不到位，违规干预统计工作问题仍有发生。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就统计造假经常发布相关的“点名”通报；此次，统计法修正草案二次审议再度作出针对性完善，再次反应出一个客观事实：统计造假这个顽疾，依然有待“根治”。为何统计独立这么难？从常识推断，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统计数据上动手脚，以制造“数字繁荣”的可能性和危害性，的确都更需要提高警惕。早在去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就表示开展统计造假专项治理行动，确保统计数据真实性；并强调，对个别地区还存在统计造假的现象，将做到“零容忍”“露头就打”。之所以要对统计造假“零容忍”，是因为它对应的危害性不容小觑。众所周知，统计数据是国家宏观政策制定和重大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一旦失真失实，就将连累到决策和政策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造假之风盛行，也是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直接伤害。这些年，不少统计数据一公布，就往往因为与个人的真实体感存在较大差异甚至背离而遭遇群嘲，这实际暴露出统计的公信力已经遭遇危机。而基于这些统计数据制定的公共政策和决策，要取信于民，获得社会认同，也就更难了。如此，就很容易导向一个系统性的恶性循环，个中风险和代价，不可不察。当然，关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危害性，从历史上看，我们早就有过沉重的教训。典型如发生于上世纪的“大跃进”浮夸风。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提高统计的真实性？答案并不复杂。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这方面，其实已有不少政策的应和。比如，《“十四五”时期统计现代化改革规划》中就强调，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理念，坚持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此外，在统计机构设置上，目前除了各级地方统计机构，国家统计局还成立了实行垂直管理的统计局各级调查队。但从现状看，统计的“独立性”显然还是比较脆弱。比如，国统局去年年底对贵州的反馈中就提到，违规干预统计工作问题仍有发生；在前年公布的河北省部分地方统计违法案件中也有相似的细节：有关部门授意、指使、强令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机构、人员编造虚假统计资料。违规干预、授意、指使、强令……这些“小动作”得以发生，形象地道出了现实中统计部门所面临的尴尬：远未获得可以抗拒外力干扰的独立性。原因当然大家也都懂。因为统计部门在人财物上都无法独立于地方，自然也就很难真正实现“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所以，近些年就有人建议，可将统计部门归入到人大，以摆脱对地方的“依赖”。除此之外，进一步优化统计部门的定位，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就曾提到，现行统计制度安排上，统计部门不仅负责统计和公布各种数据，同时还肩负着形势分析和经济预测等职能。于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统计部门也容易产生造假动机，让数据为观点服务，甚至为论证自己当初预测的准确性而不惜调整统计数据。因此，他的建议是，要提高统计部门的公信力，就必须首先将形势分析和经济预测职能从统计部门剥离出去，以便使统计部门能够专注于统计数据本身的真实性和准确度。这种定位上的优化空间，还体现在，即便由国家统计局垂直管理的统计局各级调查队的职责中，也包括接受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开展统计调查，提供统计数据处理服务。一言以蔽之，统计部门要真正确保相当的独立性，在机构设置和角色定位的优化上，都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统计造假的动机有哪些？有效压缩统计造假，除了要赋予统计部门更“超然”的地位，还应直面地方政府弄虚作假的动机问题。关于这一点，之前一度被称为GDP造假重灾区的辽宁省，相关主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表述，颇有现实针对性：“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导致经济数据含有水分。也就是说，统计造假与长期以来的官员考核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里面的“数字”一般就是指经济数据，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窄化为GDP增速。这套考核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各地发展经济的动力。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看作是中国经济奇迹最大的秘密。这里所指的地方政府竞争，最主要其实就是GDP的竞争。应该说，以GDP增速为主要指挥棒的官员考核机制，确实对于激发地方政府拼经济的动力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另一方面，过度侧重于对GDP增速的考核，也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干预统计造假的动力。这不仅是因为“数字出官”，更是因为这种造假有着极强的惯性，要摆脱它很难。因为若“前任“造假在先，“后任”要想刺破造假泡沫不但需要勇气，甚至要承担增速放缓的“风险”。所以，多数情况下，统计造假损害的，并不只是一个地方某一时段的数据真实性，而很可能是形成“绑架”，将地方带入长时间的“虚假繁荣”。当然，在普遍存在的增速竞赛中，一个地方造假，还可能带动更多地方不得不跟风造假，最终成为一种“上瘾”的不正之风。这是在看待地方政府统计造假动机上，必须要正视的复杂性。近年来，虽然淡化“唯GDP”考核，不以GDP论英雄，成为一种主基调。但依然不可高估现实的改变效果。一来，政府统计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不同的门类，如经济、人口等；又有不同的领域，如工业、农业等，大的门类行业下面又涉及各类不同的细分指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而在不同的统计情境下，又会衍生出不同的造假动机。比如，有的要求企业虚报产值，有的虚增财政收入，有的则又故意“瞒报”、“漏报”。所以，面对这种复杂性，仅仅是弱化GDP考核，依然不足以完全打消地方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动力。二来，要真正弱化对某一个指标的过度重视，以淡化造假动机，则需要建立更多元的、平衡的考核机制。比如，民生改善、法治水平、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到底如何科学地进入官员考核体系？更重要的是，要防止这些考核指标再度被数据造假所“污染”，可能还得从引入更多的考核主体入手。比如，民意评价对官员的升迁能够有多大真实效力？可见，这里面涉及一系列的政绩考核体系的优化调整，绝非一日之功可完成。统计造假的追责力度逐渐升级任何一个行为的发生，背后都对应着“成本”的算计。虽然说关于统计造假，相关部门多次强调要“零容忍”，社会舆论对此也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但一个很“尴尬”的真相是，现实中统计造假者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成本，远没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近几年，一些落马官员的通报中经常会出现诸如“政绩观扭曲，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不正确履行职责，脱离实际制定并强行要求完成经济指标任务，致使统计数据造假，造成不良影响”等表述。但是，完全因为统计造假而被追责的，依然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有的地方即便查出来统计造假现象，后续追责也可能“烂尾”。如2019年，国家统计局通报，“河北三县被曝统计造假，超一年逾期仍未追责”；此次贵州方面也被指存在“一些统计违纪违法案件责任人责任追究不及时、处分处理’宽松软’，统计造假’一票否决制’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还得注意，即便是那些追责案例，也很少上升到法律责任，而多止步于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由此可见，统计造假被追责的严肃程度与造假本身的巨大危害性，明显是不匹配的。遏制统计造假，还有必要考虑引入“竞争”机制。长期以来，主流话语中谈到统计，一般都默认是统计部门的专利。包括我们的政府决策也主要是采取统计部门的数据，或者说，统计部门的数据才具有“权威性”。但实际上，在大数据运用如此普及，以及经济社会活动愈发复杂的今天，仅仅是依靠统计部门的统计调查数据，无疑增加了失真的风险。因为缺乏必要的多元参照样本和竞争机制，也就等于少了一份横向的监督，抬高了统计造假的甄别难度。同时，也容易放大单一统计主体的局限性。所以，给予民间统计调查活动更大的成长空间，并在决策时引入更多的第三方统计样本，有其必要性。针对地方的统计造假现象，早在2019年10月国家统计局就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特别提出，统计工作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对统计弄虚作假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应当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责任。这在当时被视为统计造假追责力度升级的一个重要信号。2024年4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对统计法修正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其中就涉及了调查数据相关方面的修改。在提审的议案中，不仅提出新发展理念的数据统计，还要求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转化与运用；加强统计信息共享，县级以上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提高政府统计效能、消除统计调查重复交叉和减少统计调查对象多头填报负担等。针对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的责任方面，在前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记者会上，发言人王翔介绍，修正草案作出了新的修改：不仅增加了“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纳入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责任范围”等规定，还规定“不得明示、暗示下级单位及其人员或者统计调查对象填报虚假数据”，“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打击报复”；针对统计数据严重失实情况失察的行为将加大处罚力度，并增加兜底性规定，确保全面追究各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的法律责任。希望此次统计法修正草案的二次审议修订，能够扭转地方的统计造假之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为公共政策和决策的制订提供更为有效的数据基础。...

继一年前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中国当局带走后，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据报已在数月前被移送到深圳一个特别拘留所。图为许家印2017年在香港出席房地产开发商年度业绩新闻发布会。（路透社档案照片）（香港路透电）继一年前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中国当局带走后，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据报已在数月前被移送到深圳一个特别拘留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称，在被捕之后，许家印最初在北京被软禁，他在几个月前被转移至深圳，以便于与恒大高管沟通。中国恒大集团的总部位于广州，其财富管理部门则设于深圳。知情人士说，在被转移到深圳后，许家印给恒大集团的高管们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尽快解决财富管理产品投资者无法得到收益的问题。知情人士指出，在深圳这个特别拘留中心，被拘押人士可得到的待遇通常比在一般看守所内好，目前许家印身体状况良好，在该拘留中心可以享有医疗照顾和良好饮食。65岁的许家印一年前被中国当局带走。恒大去年9月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在中国证监会发现恒大旗下子公司虚增收益并犯有证券欺诈罪后，许家印今年3月被罚款4700万元（人民币，下同），并被终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中国恒大则在今年1月被要求清盘。依靠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的经营模式，恒大集团成为中国头部房企，在中国2020年开始逐步收紧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政策后，债台高筑的恒大爆发债务危机，截至2022年底，恒大集团总负债高达2.43万亿元。自2021年以来，恒大债务以及理财产品的兑付大多数都违约，无法按期偿付。恒大财富2021年底称，将积极筹措资金，完善财富管理产品的后续兑付方案，但在去年8月公告，因公司资产处置进度不及预期，未获得资产处置资金，无法开展当月兑付。几周后，恒大财富的部分员工被深圳警方拘留。据中国恒大此前统计数据，其自定融产品发起至停售止，合共募资金额涉及921亿元，至2021年9月理财爆雷，未兑付金额为400亿，截至2022年底，恒大财富未兑付本息还有340亿元。...

美国周四宣布对柬埔寨商人兼执政党参议员李永发以及数家实体实施制裁，原因是这些实体涉嫌虐待被贩卖并被迫在网络诈骗中心工作的工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称，制裁针对的是李永平的李法普集团公司和 O-Smach 度假村。财政部还将对柬埔寨的花园城酒店 (Garden City Hotel)、戈公度假村 (Koh Kong Resort) 和金边酒店 (Phnom Penh Hotel) 实施制裁，因为它们由李氏所有或控制。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代理副部长布拉德利·史密斯表示，此举是为了“追究那些参与人口贩卖和其他虐待行为的人的责任，同时也破坏他们实施欺诈计划的能力。”近年来，柬埔寨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新加坡除外）已成为犯罪产业中心，该产业针对全球各地的受害者，犯罪活动通常由犯罪集团经营、并由被贩卖的工人担任工作人员的戒备森严的院落内进行。声明称，贩运者强迫受害者每天工作长达 15 个小时，有时还将受害者“转卖”给其他诈骗组织或进行性交易。报告指出，美国国务院今年的年度人口贩运报告重点强调了奥斯马奇和戈公省的虐待行为，并指出官员共谋贩运犯罪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美国人已成为许多骗局的目标。仅在美国，2022 年，受害者就报告因杀猪而损失了 26 亿美元。财政部的报告称，两年多来，O-Smach 度假村一直受到警方调查，并被公开报道“存在广泛和系统性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报道称，受害者报告称，他们被虚假的就业机会诱骗，抵达后手机和护照被没收，并被迫参与诈骗活动。报告称，“呼救的人称，他们遭到殴打、电击、勒索、支付巨额赎金或被威胁卖给其他网络诈骗团伙”。报告还称，已有两起受害者从度假村内的建筑物上跳楼身亡的报告。报道称，当地政府曾多次进行救援，包括 2022 年 10 月和 2024 年 3 月，解救了包括中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不同国籍的受害者。美国国务院表示，6 月份，柬埔寨政府官员参与了贩卖人口活动，并且一些官员拥有诈骗分子使用的设施。当被问及制裁问题时，柬埔寨政府和外交部发言人没有接听电话或回复寻求评论的信息。美国和其他政府已多次与柬埔寨接触，以杜绝此类诈骗中心。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华盛顿已经考虑制裁措施数月之久。他们表示，最初预计在今年早些时候做出这一决定，但被推迟了。...

以下记录与决心有关——一个女孩要住进自己房子的决心。面对开发商的屡屡食言，七七在尚未交付的房子里安了家。眼下，在成都这栋烂尾楼里 ，七七已生活一年有余。楼里这套属于她的57㎡房子，被装点得如同美剧小屋，搬进来之前，她花了大约10万做装修。房门外是另外一个世界，还未铺砖的水泥走道积满灰尘，建筑垃圾随处可见，隔壁毛坯房里常有外来者留宿。搬进来后，七七要应付日常生活里各种困扰，没有燃气，没有正常供电。她从屋外供装修使用的临时电箱里拉一根电缆，应付日常用电。临时用电无法承载大功率电器，跳闸断电如同家常便饭，三伏天里吹空调更是奢求。三五不时，她还要对付开发商断水断电的干扰。最重要的是，一个独居女孩，在门洞四开的烂尾楼里生活，很不安全。好在，她还有邻居可以抱团。旷日持久的博弈，总算让开发商妥协了几步，楼里去年年底通上了民用电路，开发商承诺今年年底开通燃气，留守工地的工人承担起了物业职责，楼里有了门卫……阳光一点点洒进烂尾楼里，她期盼着，这个倾力守护的小家，能真正属于自己。搬进烂尾楼2023年5月，七七正式离开了出租屋，决定搬到新家中居住。乔迁终于来临，理应是件欢心的事情。此时此刻，七七心里没有太多起伏，只剩一股挥之不去的惆怅。她站在那栋9层商住楼下，放眼望去，处处显出破败的迹象——建筑早已封顶，外墙早已砌好，但瓷砖上粘满了尘埃，显然已经许久没有人清扫过了；地上随意丢弃着建筑垃圾，甚至很多地方连砖也没有铺；四下里空空荡荡的，地上没有人，空地上也见不到人影，只有野草从缝隙间探出头来。望着这样的场景，她想，理论上自己算是在成都安家了，可在这栋楼房内，自己能住得安心吗？这份担心源自眼前的窘境：距离一开始约定好的交房日期已经过去了足足一年半，直到她入住这天，开发商依然没有要交房的迹象。换句话说，这是一栋烂尾楼。七七拉着行李，兀自朝着楼内走去。楼下的大门敞开着，没有门禁，也见不到保安的踪迹，玻璃上落满了灰尘，用力拉开，尘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她禁不住咳嗽了几声，掩住了口鼻，像跳房子一样，小心翼翼地绕过地上散落的建筑垃圾，来到电梯前。七七居住的烂尾楼（七七供图）电梯一共四部，却只有一个正常运行，内部贴满着木板，只露出了楼层按钮。等待须臾，随着电梯门缓缓开启，一条悠长的楼道也呈现在了正前方。楼道已经装修完成，挂着保护用的塑料布，可因为没有正常供电，天花板上的灯全熄着，视线中一团漆黑，四下也听不到半点动静，她感觉自己骤然踏入一个洞穴。她害怕，但也只能追随着手机照出的光亮，手扶着贴满塑料布的墙壁，在昏暗里摸索着行走，如此走了十几米，终于，来到了那扇崭新的防盗门前。电子锁发出一声清脆响动，七七心头也随之松了一下，门内，便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与门外截然不同，房子套内面积只有三十六平方米，但一切都是全新的——全新的窗帘，全新的被褥，全新的家具，所有的物件在一尘不染的地板上，被归置得井井有条。精心的布置，给空间更添一份温馨，七七最中意的，是那扇巨大的落地窗——此时阳光正透过玻璃，视线中的一切被涂上了一层亮光。七七居住的小屋，如同烂尾楼里的“秘密花园”（七七供图）唯一的瑕疵只有那一根长长的电缆，从门外一直延伸到了房间内，像根老鼠尾巴一样趴在地板上。这是临时用电，正常情况下只能用在建筑工地，但因为烂尾楼里迟迟没有正常的电力供应，住户们便用它来维持电器运转。这一点瑕疵在七七看来算不上什么。坐在房间里面，她长舒一口气，在成都这个大城市，自己算是有了立锥之地。心中的块垒总算被喜悦冲淡，那天晚上，她决定好好庆祝一下新生活的开端。一场热闹的聚餐最应景不过了。几天后，其他几个住户也要搬进这栋烂尾楼了，到时候就请大家来家里吃火锅吧。想想那股热腾腾的劲儿，七七只觉得兴奋，她迟迟无法入睡，干脆坐在落地窗旁，欣赏起了窗外的景色，静谧的黑夜里，附近住宅区的灯大都亮着。像那些窗户后面的人们一样，过上一种更“正常”的居家生活吧，应该也不会太远吧，她想。畅想才刚开始，房间里骤然漆黑一片，楼内断电了，整整一夜，她在黑暗中度过。直到第二天她才知道了答案——开发商的工人切断了电源。失落的情绪再次蒙上心头，她不得不接受现实：要在烂尾楼里住下去，并不容易。遥遥无期的新房没有人会预料到自己会住进烂尾楼，正如没有人会料到自己买的楼盘会烂尾。七七买房时候的想法十分简单：她希望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这是七七在成都生活的第五年，搬进烂尾楼之前，她一直租房居住。每月1500的租金，占据了工资的三分之一，换来四居室里一间小小的卧室。房内没有独立的厨房，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更没有独立的客厅，唯一用不着和别人分享的，只剩下了身下的那一张单人床。合租的糟心事层出不穷，对七七来说，遇上爱热闹的室友更为痛苦。七七是个恬静的人，不善交际，室友邀请别人来家中聚会时，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她心中就倍感尴尬，每次碰上这种场景，她只想赶紧躲回到屋内。因为室友过于吵闹，七七两年内搬了几回家。有一次她从一栋陈旧的筒子楼里搬出来，房间在七楼，没有电梯，也没有帮手，她提着笨重的行李箱楼上楼下来回，顾不上濛濛细雨，等大包小包全部装上车，她浑身湿透了，靠着座椅，她觉得整个人要虚脱了，心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希望再也不用搬家了。2021年她总算攒下一笔积蓄，刚刚够得到一套成都房产的首付。她决定买房，没日没夜地搜寻房源，一有空，便跑去各个售楼处询问。整整三个月，她几乎跑遍了整个成都，总算找到了一个她看得上也买得起的楼盘，那是一栋正在建设中的商住楼，距离地铁口1公里左右，有着漂亮的落地窗，更重要的是每平方米价格只不到8000元，相较于附近动辄上万的楼盘，要便宜不少。57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总价要四十几万，对她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2021年7月，她签下购房合同，当时她反复询问几次，开发商能不能按合同约定，在2021年年底准时交房，销售指着工地，一脸信誓旦旦：“放心吧，工人正使劲干着呢。”买房后，七七隔三差五便会来到工地，隔着铁栅栏，一边望着工人在工地里进进出出，一边满心期待，幻想着自己在那间房子里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那时候她已经收藏了许多装修案例，心中不停地勾勒着家的模样，一想到不久后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窝，她的嘴角总忍不住地上扬。9月的一天，再一次来到那栋楼下，她赫然发现一周前还热火朝天的工地，仿佛一夜之间，便人去楼空，工地上冷清得连一个人也见不到。七七居住的烂尾楼外观（七七供图）骤然，一种不祥的预感浮现，慌忙之下，她联系售楼处，而销售的口气依旧胸有成竹，“这是因为外部工程做完了，工人正在做内部装修。你们站在外边，当然看不到里面。”这个答案显然不能让人信服，“那怎么里面也听不到一点儿动静？”“别担心，我们已经跟进了。”无论她怎么问，最后都是同样的答案。在忐忑不安中熬到年底，那天七七正坐在公司里地敲着键盘，几个客户坐在不远处高谈论阔，办公室里乱哄哄的。然而，一条短信让她的世界骤然安静下来。短信是开发商发来的，内容十分直白：延期半年交房。即便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七七还是深受打击。那时她才得知，这个楼盘曾经烂尾过，一度停工了十几年。她后悔自己没有早些打听清楚，之后连续几个晚上，只要关上灯，她脑海中就盘旋出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会延期，而且还延期这么久，难不成要继续停工，彻底烂尾了吗？这些问题折磨得她寝食难安，她想，必须去讨一个说法了。这一次，与她一起来到开发商办公室的，还有五六名业主。面对众人质问，对方的态度倒是十分诚恳，“说好半年，那就一定半年。”七七居住的烂尾楼外观（七七供图）结果半年之后，没有等来新房的钥匙，大家却迎来了一个新的噩耗：对不住，还要继续延期，时间依旧半年。买房的喜悦早被折磨得荡然无存，大家心中只剩下了愤怒，可是再愤怒，也无可奈何，谁也解决不了眼前的困局。唯一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在协商之下，开发商同意了一个方案：业主们可以先拿钥匙做装修。“装修两三个月，通风半年，等到交房的日期，无缝衔接，正好入住。”有人怀疑这是开发商的障眼法，“我装修了，到时候你又交不了房，不让我住，那这个房子不浪费了吗？”但在七七看来，无论如何，这算是一个好苗头，总好过毫无指望。2022年10月，她开始认认真真地规划起了自己的小屋，从颜色风格，到每一个家具的摆放，犹如一个画匠，手持着画笔，仔细地将脑海中的色彩变成一幅绚丽的图案。装修花了三个月时间，正好来到了翌年年初，开发商再一次发来了通知。遗憾的是，坏消息依旧：交房还要继续延期。可是这一次，七七受够了，她下定决心，不再继续等待下去。四个月后，新房通风完毕，她和其他两户业主约好，大家一起搬进了烂尾楼。缺电少水的日常决定搬家，一方面是因为七七受够了住在出租屋的日子，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贷款十年，每月月供需要2500块，占了七七工资的一大半。剩下的钱要支付房租，还要生活，日子变得格外捉襟见肘。现在，房子虽然烂尾，可至少是自己的家，能让自己从物质的困境中挣脱出些许。只是新的问题马上接踵而至。楼内没有燃气来烧饭，这倒是可以通过电磁炉来糊弄，虽然做出来的饭菜并不算可口；真正难熬的是，楼内连正常供电也没有。楼道内漆黑一片也就罢了，关键是屋内也只能使用装修时的临时用电。每家每户都有一根长长的电缆，一头连接起门外的电箱，一头连接到屋内的插座。尽管能够勉强使用，可显而易见的并不安全。每一次在屋内走动，七七免不了要加倍谨慎，“可不敢踩上去，万一漏电，我就完蛋了。”七七居住的烂尾楼，水泥地上残留着建筑垃圾（七七供图）开发商显然不欢迎他们提前入住。搬进去的第一天，七七就见识到了对方的厉害，那天晚上，巡夜工人不光切断了电，还切断了自来水。开发商的说法是，这个楼既没完工，又没交房，不能住人。但在七七和邻居们的眼里面，既然已经同意装修房子，那么现在房子装修好了，凭什么又不让人住呢？就像溺水的人，如果不愿沉入河底，就必须想办法自救，他们开始了漫长的抗争——既然断水，那就等工人一离开，去撬开水箱上的锁，把供水给恢复了。第二天开发商换上新锁，那就继续撬，就仿佛一场回合制拳击赛。电力的问题同样如此，邻居之中有人颇为精通电力，工人一断电，他就立马出门，直奔电箱。如此斗争了一段时间，开发商终于不得不接受了现实：这几个人是铁了心要在这里安家。既然无法驱离，那就只好妥协，从此没人再来断水，也没人再来拉闸，就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依然日日强调：不许在楼内居住。但这只是阶段性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从此万事大吉。因为就算有了临时电力，电压也并不稳定。一开始的时候，七七为了做饭方便，买了一个两千多瓦的电磁炉，结果第一次做饭，就发现，面条煮了许久，水始终不热，仔细一看才发现不光电磁炉熄了火，连其他电器也一并停转。在跟邻居们讨教后，她这才明白，原来临时用电支撑不了高功率的电器，一超出负荷，立马自动断电。没办法，家中一切开始围绕着“节能”二字运转。崭新的电磁炉被束之高阁，她不得已，只能换了一个低功率的小电磁炉，每次做饭，因为害怕断电，她把电视和电脑全关掉，只留一盏灯来照明。洗澡也很麻烦，因为热水器功率过高，是彻底不能用了，她只能接上一桶水，用“热得快”来加热，告别淋浴，从此回到蹲着洗澡的苦日子。让人最难受的，是空调几乎成了摆设。三伏天，成都气温一路飙升到四十度往上，屋内如同蒸笼，光靠电扇和冷饮，解决不了夜晚的酷热，可是一打开空调，片刻间全楼便陷入漆黑，微信群里马上会传来大家的善意提醒：“空调功率大容易断电，一定要注意。”可是不开空调又实在煎熬，后来，几个住户默契地达成了协议：大家使用空调，需要提前在微信群里报备，每家每户轮流开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里只有一户可以打开，并且其他人不能煮饭，不能烧水，甚至连灯也要关上几盏。看似荒唐的决议实属无奈之举，生活好像一下回到了集体宿舍的时代，但除了骂一骂开发商，每户也只能遵守约定，即便如此，断电的状况依旧还是时有发生。邻居在的时候尚好；邻居不在家时，七七只能求助他人，还好楼内有看守工地的工人，用一包烟，就能换来光明。要是赶上半夜停电，那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次早上醒来，七七发现冰箱里消暑用的雪糕全部化成了水，“只能扔掉。白白浪费了。”独居女孩的风险这样的生活虽然处处掣肘，但只要想出解决之道，也还算过得去。真正让七七感觉到担忧的，是人身安全。虽然陆陆续续又有新住户搬入，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栋烂尾楼大门始终敞开，任何人都能随意进出。最常见的外人是建筑工人。这栋楼的旁边是一个建筑工地，夏天时天气炎热，常有工人跑到楼内，就在她隔壁毛坯房内，放下竹席，光着膀子，大大咧咧地席地而睡。时常到来的还有拾荒者。他们游荡在各个楼层，佝偻着腰，默不作声，到处翻寻着建筑垃圾。漆黑幽静的楼道里，忽然不知道哪里传来一声金属碰撞的动静，常常吓人一跳，犹如置身于恐怖电影。作为这一层楼唯一的住户，七七对这样的场景深感不安，傍晚坐电梯上来，门一开，她按捺住恐慌，硬着头皮一路小跑，逃进家中，飞快地关闭上房门，像是躲进了坚固的城堡，心中的紧张才终于得以慢慢消散。万分小心，就怕意外发生，偏偏意外还是来临了。有一个晚上，她正在家中看电视，忽然之间，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就仿佛有人在用力锤着沙袋，想要破门而入。这么晚了会是谁呢？她问了几声，可是并没有听到回答。于是壮着胆子走到门前，她再一次询问。“是谁？”这一次特意提高了嗓门，意图能把对方吓退。可显然并不成功，面前的敲门声反而变得愈发密集起来。这下，她彻底慌了神，连忙冲上去，反锁了房门，兀自呆立在门前，不知道等待了多久。后来，那阵敲门声终于停了，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缓过神来，鼓足勇气将耳朵贴紧了门板。门外静静悄悄，除了耳廓中的嗡鸣，听不见丝毫动静。对方，应该是离开了吧？七七想着，长出了一口气，只一瞬间，几乎瘫坐在地，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崩溃，一下子眼泪便淌了出来。她提心吊胆了一整夜，直到早晨才终于鼓起勇气，打开那扇门，探出头，左右张望，楼道内依然老样子，寂静，昏暗，见不到人，也见不到光亮。这件事过后，一到晚上她就害怕，唯恐敲门声突然响起，直到她换上一把带摄像功能的指纹门锁，这样就能够观察到门外情景。1700块的门锁，抵得上她小半个月的工资。后来，她将自己的遭遇分享到了业主群内，楼里的邻居听闻后，主动挑起安保的担子，告诉她只要再有陌生人来敲门，就直接在群里喊一声，他们一定赶来帮忙。虽然不算完美，但难题终究是有了答案。至少，通电了和开发商的斗争依旧焦头烂额，大家希望交房，也渴望着正常的生活。七七和邻居想尽了办法和手段，每个礼拜都免不了一番理论或者维权。隔三差五的催促和投诉，已经变成了日常的一部分。但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就如同一场枯燥的越野比赛，耗费着精力，也耗费着耐心，终点总也遥遥无期。好在七七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搬进来后，她在自己这块小天地里，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巧思：窗前铺上了一张小小圆形方毯，这样光着脚晒太阳也不会感到寒冷；墙上安上了三块洞洞板，正好用来挂漂亮的帽子和钥匙链，看起来既可爱，又节约空间；她还自己动手，做了一个迷你咖啡角，在上面摆上咖啡机和心爱的瓷杯，闲时给自己做一杯冰美式，窝在沙发里慢慢品尝。偶尔她还会给房间做一次大改造，按照脑中迸出来的新念头，重新码放家具，换上一个新的窗帘，再点亮一盏维多利亚风格的百褶灯，瞬间，小世界充满了童话氛围。七七居住的小屋，如同烂尾楼里的“秘密花园”（七七供图）仿佛是在荒原中发现了一座秘密花园，初次来访的人，几乎都会惊讶于房门内外的反差，还有邻居感慨：住在烂尾楼里，还能这么用心生活，也真是不容易。但在七七看来，生活就算再不容易，但也终归是自己的生活，“就算房子烂尾了，人生总不能也跟着烂尾吧。”她格外喜欢鲜花，每隔上几天，就要携着一捧花束归来。有时是几朵向日葵，有时是一把白色的小雏菊，插在瓶中，置在餐桌和吧台。虽然这些都是寻常可见的平凡之花，不过她想，反正是花，都一样芬芳，一样可以美丽。去年9月，她邀请妈妈来家中做客。在此之前，她没敢告诉过父母，自己其实住进了烂尾楼。走在漆黑的楼道，妈妈什么话也没说，但在昏沉的光影里，她看清了妈妈的神色，“感觉在努力地隐忍，要哭不哭，能感觉到替我感到委屈和难过。”好在门内的世界总能让人欢喜。妈妈看女儿的生活有滋有味，情绪和缓了许多。七七心里也觉得踏实，以后家里人来成都，也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在门外，抗争还在继续着，何时交房依然悬而未决。不过，随着七七和邻居的搬入，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跟着他们，选择来到楼内生活。每当夜幕降临，四十几盏灯光陆续亮起，远望去只是斑斑点点，但至少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冷清和荒芜。渐渐，开发商选择了妥协。不知何时起，楼内忽然多出了几个工人，充当起了物业的职能，负责起了日常维护；大门也安装了升降杆，甚至还有了门卫。最让人感到开心的莫过于供电，年底时，开发商终于给各家各户通了电，七七也得以甩掉了那根丑陋的“老鼠尾巴”，尽管为此她等待了大半年的时间。没有了随时断电的恐慌，也不必忧心酷暑的来临，七七感到格外满足。这些经历和感触，被七七悉数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上。赞叹七七的人很多，但也不乏质疑的声音。有人不相信故事的真实性，也有人直言不讳“明知道烂尾楼，你干嘛还去装修？真出了事情，也是你自己活该。”还有人干脆称她为“奇葩”。七七起初觉得愤慨，后来便听之任之了。她开始接受了“奇葩”这个称呼，这个称呼让她想起了《奇葩说》里马东的一段话：你不能只是一只橙子，把自己榨干汁就被人扔掉。你该是一棵果树，春华秋实，年年繁茂。她明白，自己能不能繁茂尚未可知，但人总该要像树一样，哪怕身在阴影下，也要拼力追逐阳光。2024年，天然气也终于有了着落，开发商决定从外部接入管线，最迟在年底开通。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七七来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远没有结束，交房日期依旧没有着落。她还在期待，眼前这个美丽的小家，有朝一日，能够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备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七七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