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行反腐和投行乱象整顿，将为整个资本市场、股市、经济、企业、科技和创新带来良性的新气象！中国优质项目获得不了投资，而垃圾项目、利益输送和投行腐败却大行其道，是导致中国整个经济、股市、科技、创新以及各行业出现严重问题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严重影响中国发展。整顿投行腐败和投行乱象，刻不容缓！据彭博社报道称，中国在反腐行动中拘留投行人员并没收护照。而中国正在对其8700名“投行保荐代表人”（各券商的保荐代表人，简称保代）施加更大压力。其中一名曾在海通证券公司负责交易的投行人员大约两周前逃离中国并在海外被捕，随后被遣返回国，这一事件被官方媒体广泛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海通证券和其他国有券商最近要求其许多“投行人员”上交护照，所有商务和个人旅行计划需要批准。知情人士称，一些员工被告知，监管机构正在审查首次公开募股和其他融资活动，投行人员随时可能被传唤接受问话。知情人士补充说，这些券商已经收紧了海外旅行的审批，并告知员工，如果想辞职也需要获得批准。据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那些获准出差的员工必须与同事一起出行，预先批准的行程以外的活动将受到限制。海通证券和其他券商，公司将扣留护照这一要求扩展到低级别员工和初级职员的情况并不常见。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8 月底，海通证券负责投资银行业务的副总经理蒋成军被捕。自2021 年最高层将目光投向金融业腐败以来，中国当局一直在努力整顿该国规模达 66 万亿美元（约470万亿人民币）的金融业。调查已导致中国券商、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众多违法违规的金融人士被拘留和逮捕。对金融犯罪的最严厉惩罚包括对一些机构前高管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去年，以暗箱操作、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著称的“明星投行人员”包凡被捕。包凡一直在协助当局进行调查。海通证券在 9 月 5 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除了海通证券前员工蒋先生外，中国当局最近还拘留了申万宏源集团承销及保荐部原副总经理王兆平。据当地媒体 8 月中旬报道，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负责人王晨正在协助一项未指明的调查。截至 9 月初，中国共有 8700 多名“投行保荐代表人”，分布在 147 家券商。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资本市场活动，包括 IPO 和增发股票。官方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证券公司总收入为 2033 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下降 9%。保荐代表人被视为资本市场的“守门人”，自从中国去年从监管审批制转向注册制IPO后，他们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上市的公司必须指定合格的银行或承销商作为其上市的保荐人。今年，受经济低迷影响，新股上市数量大幅下降，数百家公司取消了IPO计划。今年迄今，中国企业在境内上市共筹资 764 亿元人民币，较 2022 年的峰值下降 88%。中国最近对违规的“投行人员”的处罚越来越多。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9 月初，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已对91 名保荐代表人处分。相比之下，2023 年全年和上一年分别有 88 人和 86 人。...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

近年来，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社会公众对此反映强烈。9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发言人王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统计法修正草案二审稿拟加强对领导干部统计工作的考核管理，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方面作出针对性完善。去年年底，国家统计局旗下“统计微讯”公号公布国家统计局2023年专项统计督察组直接点名陕西和贵州：陕西省有的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尚未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统计造假的极端危害性和防治统计造假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防治统计造假的思想共识尚未完全形成；贵州省有的地区对统计造假问题严重性及其背后深层次原因认识不到位，违规干预统计工作问题仍有发生。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就统计造假经常发布相关的“点名”通报；此次，统计法修正草案二次审议再度作出针对性完善，再次反应出一个客观事实：统计造假这个顽疾，依然有待“根治”。为何统计独立这么难？从常识推断，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统计数据上动手脚，以制造“数字繁荣”的可能性和危害性，的确都更需要提高警惕。早在去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就表示开展统计造假专项治理行动，确保统计数据真实性；并强调，对个别地区还存在统计造假的现象，将做到“零容忍”“露头就打”。之所以要对统计造假“零容忍”，是因为它对应的危害性不容小觑。众所周知，统计数据是国家宏观政策制定和重大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一旦失真失实，就将连累到决策和政策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造假之风盛行，也是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直接伤害。这些年，不少统计数据一公布，就往往因为与个人的真实体感存在较大差异甚至背离而遭遇群嘲，这实际暴露出统计的公信力已经遭遇危机。而基于这些统计数据制定的公共政策和决策，要取信于民，获得社会认同，也就更难了。如此，就很容易导向一个系统性的恶性循环，个中风险和代价，不可不察。当然，关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危害性，从历史上看，我们早就有过沉重的教训。典型如发生于上世纪的“大跃进”浮夸风。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提高统计的真实性？答案并不复杂。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这方面，其实已有不少政策的应和。比如，《“十四五”时期统计现代化改革规划》中就强调，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理念，坚持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此外，在统计机构设置上，目前除了各级地方统计机构，国家统计局还成立了实行垂直管理的统计局各级调查队。但从现状看，统计的“独立性”显然还是比较脆弱。比如，国统局去年年底对贵州的反馈中就提到，违规干预统计工作问题仍有发生；在前年公布的河北省部分地方统计违法案件中也有相似的细节：有关部门授意、指使、强令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机构、人员编造虚假统计资料。违规干预、授意、指使、强令……这些“小动作”得以发生，形象地道出了现实中统计部门所面临的尴尬：远未获得可以抗拒外力干扰的独立性。原因当然大家也都懂。因为统计部门在人财物上都无法独立于地方，自然也就很难真正实现“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所以，近些年就有人建议，可将统计部门归入到人大，以摆脱对地方的“依赖”。除此之外，进一步优化统计部门的定位，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就曾提到，现行统计制度安排上，统计部门不仅负责统计和公布各种数据，同时还肩负着形势分析和经济预测等职能。于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统计部门也容易产生造假动机，让数据为观点服务，甚至为论证自己当初预测的准确性而不惜调整统计数据。因此，他的建议是，要提高统计部门的公信力，就必须首先将形势分析和经济预测职能从统计部门剥离出去，以便使统计部门能够专注于统计数据本身的真实性和准确度。这种定位上的优化空间，还体现在，即便由国家统计局垂直管理的统计局各级调查队的职责中，也包括接受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开展统计调查，提供统计数据处理服务。一言以蔽之，统计部门要真正确保相当的独立性，在机构设置和角色定位的优化上，都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统计造假的动机有哪些？有效压缩统计造假，除了要赋予统计部门更“超然”的地位，还应直面地方政府弄虚作假的动机问题。关于这一点，之前一度被称为GDP造假重灾区的辽宁省，相关主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表述，颇有现实针对性：“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导致经济数据含有水分。也就是说，统计造假与长期以来的官员考核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里面的“数字”一般就是指经济数据，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窄化为GDP增速。这套考核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各地发展经济的动力。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看作是中国经济奇迹最大的秘密。这里所指的地方政府竞争，最主要其实就是GDP的竞争。应该说，以GDP增速为主要指挥棒的官员考核机制，确实对于激发地方政府拼经济的动力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另一方面，过度侧重于对GDP增速的考核，也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干预统计造假的动力。这不仅是因为“数字出官”，更是因为这种造假有着极强的惯性，要摆脱它很难。因为若“前任“造假在先，“后任”要想刺破造假泡沫不但需要勇气，甚至要承担增速放缓的“风险”。所以，多数情况下，统计造假损害的，并不只是一个地方某一时段的数据真实性，而很可能是形成“绑架”，将地方带入长时间的“虚假繁荣”。当然，在普遍存在的增速竞赛中，一个地方造假，还可能带动更多地方不得不跟风造假，最终成为一种“上瘾”的不正之风。这是在看待地方政府统计造假动机上，必须要正视的复杂性。近年来，虽然淡化“唯GDP”考核，不以GDP论英雄，成为一种主基调。但依然不可高估现实的改变效果。一来，政府统计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不同的门类，如经济、人口等；又有不同的领域，如工业、农业等，大的门类行业下面又涉及各类不同的细分指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而在不同的统计情境下，又会衍生出不同的造假动机。比如，有的要求企业虚报产值，有的虚增财政收入，有的则又故意“瞒报”、“漏报”。所以，面对这种复杂性，仅仅是弱化GDP考核，依然不足以完全打消地方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动力。二来，要真正弱化对某一个指标的过度重视，以淡化造假动机，则需要建立更多元的、平衡的考核机制。比如，民生改善、法治水平、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到底如何科学地进入官员考核体系？更重要的是，要防止这些考核指标再度被数据造假所“污染”，可能还得从引入更多的考核主体入手。比如，民意评价对官员的升迁能够有多大真实效力？可见，这里面涉及一系列的政绩考核体系的优化调整，绝非一日之功可完成。统计造假的追责力度逐渐升级任何一个行为的发生，背后都对应着“成本”的算计。虽然说关于统计造假，相关部门多次强调要“零容忍”，社会舆论对此也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但一个很“尴尬”的真相是，现实中统计造假者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成本，远没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近几年，一些落马官员的通报中经常会出现诸如“政绩观扭曲，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不正确履行职责，脱离实际制定并强行要求完成经济指标任务，致使统计数据造假，造成不良影响”等表述。但是，完全因为统计造假而被追责的，依然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有的地方即便查出来统计造假现象，后续追责也可能“烂尾”。如2019年，国家统计局通报，“河北三县被曝统计造假，超一年逾期仍未追责”；此次贵州方面也被指存在“一些统计违纪违法案件责任人责任追究不及时、处分处理’宽松软’，统计造假’一票否决制’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还得注意，即便是那些追责案例，也很少上升到法律责任，而多止步于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由此可见，统计造假被追责的严肃程度与造假本身的巨大危害性，明显是不匹配的。遏制统计造假，还有必要考虑引入“竞争”机制。长期以来，主流话语中谈到统计，一般都默认是统计部门的专利。包括我们的政府决策也主要是采取统计部门的数据，或者说，统计部门的数据才具有“权威性”。但实际上，在大数据运用如此普及，以及经济社会活动愈发复杂的今天，仅仅是依靠统计部门的统计调查数据，无疑增加了失真的风险。因为缺乏必要的多元参照样本和竞争机制，也就等于少了一份横向的监督，抬高了统计造假的甄别难度。同时，也容易放大单一统计主体的局限性。所以，给予民间统计调查活动更大的成长空间，并在决策时引入更多的第三方统计样本，有其必要性。针对地方的统计造假现象，早在2019年10月国家统计局就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特别提出，统计工作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对统计弄虚作假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应当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责任。这在当时被视为统计造假追责力度升级的一个重要信号。2024年4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对统计法修正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其中就涉及了调查数据相关方面的修改。在提审的议案中，不仅提出新发展理念的数据统计，还要求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转化与运用；加强统计信息共享，县级以上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提高政府统计效能、消除统计调查重复交叉和减少统计调查对象多头填报负担等。针对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的责任方面，在前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记者会上，发言人王翔介绍，修正草案作出了新的修改：不仅增加了“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纳入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责任范围”等规定，还规定“不得明示、暗示下级单位及其人员或者统计调查对象填报虚假数据”，“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打击报复”；针对统计数据严重失实情况失察的行为将加大处罚力度，并增加兜底性规定，确保全面追究各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的法律责任。希望此次统计法修正草案的二次审议修订，能够扭转地方的统计造假之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为公共政策和决策的制订提供更为有效的数据基础。...

继一年前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中国当局带走后，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据报已在数月前被移送到深圳一个特别拘留所。图为许家印2017年在香港出席房地产开发商年度业绩新闻发布会。（路透社档案照片）（香港路透电）继一年前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中国当局带走后，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据报已在数月前被移送到深圳一个特别拘留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称，在被捕之后，许家印最初在北京被软禁，他在几个月前被转移至深圳，以便于与恒大高管沟通。中国恒大集团的总部位于广州，其财富管理部门则设于深圳。知情人士说，在被转移到深圳后，许家印给恒大集团的高管们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尽快解决财富管理产品投资者无法得到收益的问题。知情人士指出，在深圳这个特别拘留中心，被拘押人士可得到的待遇通常比在一般看守所内好，目前许家印身体状况良好，在该拘留中心可以享有医疗照顾和良好饮食。65岁的许家印一年前被中国当局带走。恒大去年9月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在中国证监会发现恒大旗下子公司虚增收益并犯有证券欺诈罪后，许家印今年3月被罚款4700万元（人民币，下同），并被终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中国恒大则在今年1月被要求清盘。依靠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的经营模式，恒大集团成为中国头部房企，在中国2020年开始逐步收紧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政策后，债台高筑的恒大爆发债务危机，截至2022年底，恒大集团总负债高达2.43万亿元。自2021年以来，恒大债务以及理财产品的兑付大多数都违约，无法按期偿付。恒大财富2021年底称，将积极筹措资金，完善财富管理产品的后续兑付方案，但在去年8月公告，因公司资产处置进度不及预期，未获得资产处置资金，无法开展当月兑付。几周后，恒大财富的部分员工被深圳警方拘留。据中国恒大此前统计数据，其自定融产品发起至停售止，合共募资金额涉及921亿元，至2021年9月理财爆雷，未兑付金额为400亿，截至2022年底，恒大财富未兑付本息还有340亿元。...

美国周四宣布对柬埔寨商人兼执政党参议员李永发以及数家实体实施制裁，原因是这些实体涉嫌虐待被贩卖并被迫在网络诈骗中心工作的工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称，制裁针对的是李永平的李法普集团公司和 O-Smach 度假村。财政部还将对柬埔寨的花园城酒店 (Garden City Hotel)、戈公度假村 (Koh Kong Resort) 和金边酒店 (Phnom Penh Hotel) 实施制裁，因为它们由李氏所有或控制。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代理副部长布拉德利·史密斯表示，此举是为了“追究那些参与人口贩卖和其他虐待行为的人的责任，同时也破坏他们实施欺诈计划的能力。”近年来，柬埔寨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新加坡除外）已成为犯罪产业中心，该产业针对全球各地的受害者，犯罪活动通常由犯罪集团经营、并由被贩卖的工人担任工作人员的戒备森严的院落内进行。声明称，贩运者强迫受害者每天工作长达 15 个小时，有时还将受害者“转卖”给其他诈骗组织或进行性交易。报告指出，美国国务院今年的年度人口贩运报告重点强调了奥斯马奇和戈公省的虐待行为，并指出官员共谋贩运犯罪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美国人已成为许多骗局的目标。仅在美国，2022 年，受害者就报告因杀猪而损失了 26 亿美元。财政部的报告称，两年多来，O-Smach 度假村一直受到警方调查，并被公开报道“存在广泛和系统性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报道称，受害者报告称，他们被虚假的就业机会诱骗，抵达后手机和护照被没收，并被迫参与诈骗活动。报告称，“呼救的人称，他们遭到殴打、电击、勒索、支付巨额赎金或被威胁卖给其他网络诈骗团伙”。报告还称，已有两起受害者从度假村内的建筑物上跳楼身亡的报告。报道称，当地政府曾多次进行救援，包括 2022 年 10 月和 2024 年 3 月，解救了包括中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不同国籍的受害者。美国国务院表示，6 月份，柬埔寨政府官员参与了贩卖人口活动，并且一些官员拥有诈骗分子使用的设施。当被问及制裁问题时，柬埔寨政府和外交部发言人没有接听电话或回复寻求评论的信息。美国和其他政府已多次与柬埔寨接触，以杜绝此类诈骗中心。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华盛顿已经考虑制裁措施数月之久。他们表示，最初预计在今年早些时候做出这一决定，但被推迟了。...

以下记录与决心有关——一个女孩要住进自己房子的决心。面对开发商的屡屡食言，七七在尚未交付的房子里安了家。眼下，在成都这栋烂尾楼里 ，七七已生活一年有余。楼里这套属于她的57㎡房子，被装点得如同美剧小屋，搬进来之前，她花了大约10万做装修。房门外是另外一个世界，还未铺砖的水泥走道积满灰尘，建筑垃圾随处可见，隔壁毛坯房里常有外来者留宿。搬进来后，七七要应付日常生活里各种困扰，没有燃气，没有正常供电。她从屋外供装修使用的临时电箱里拉一根电缆，应付日常用电。临时用电无法承载大功率电器，跳闸断电如同家常便饭，三伏天里吹空调更是奢求。三五不时，她还要对付开发商断水断电的干扰。最重要的是，一个独居女孩，在门洞四开的烂尾楼里生活，很不安全。好在，她还有邻居可以抱团。旷日持久的博弈，总算让开发商妥协了几步，楼里去年年底通上了民用电路，开发商承诺今年年底开通燃气，留守工地的工人承担起了物业职责，楼里有了门卫……阳光一点点洒进烂尾楼里，她期盼着，这个倾力守护的小家，能真正属于自己。搬进烂尾楼2023年5月，七七正式离开了出租屋，决定搬到新家中居住。乔迁终于来临，理应是件欢心的事情。此时此刻，七七心里没有太多起伏，只剩一股挥之不去的惆怅。她站在那栋9层商住楼下，放眼望去，处处显出破败的迹象——建筑早已封顶，外墙早已砌好，但瓷砖上粘满了尘埃，显然已经许久没有人清扫过了；地上随意丢弃着建筑垃圾，甚至很多地方连砖也没有铺；四下里空空荡荡的，地上没有人，空地上也见不到人影，只有野草从缝隙间探出头来。望着这样的场景，她想，理论上自己算是在成都安家了，可在这栋楼房内，自己能住得安心吗？这份担心源自眼前的窘境：距离一开始约定好的交房日期已经过去了足足一年半，直到她入住这天，开发商依然没有要交房的迹象。换句话说，这是一栋烂尾楼。七七拉着行李，兀自朝着楼内走去。楼下的大门敞开着，没有门禁，也见不到保安的踪迹，玻璃上落满了灰尘，用力拉开，尘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她禁不住咳嗽了几声，掩住了口鼻，像跳房子一样，小心翼翼地绕过地上散落的建筑垃圾，来到电梯前。七七居住的烂尾楼（七七供图）电梯一共四部，却只有一个正常运行，内部贴满着木板，只露出了楼层按钮。等待须臾，随着电梯门缓缓开启，一条悠长的楼道也呈现在了正前方。楼道已经装修完成，挂着保护用的塑料布，可因为没有正常供电，天花板上的灯全熄着，视线中一团漆黑，四下也听不到半点动静，她感觉自己骤然踏入一个洞穴。她害怕，但也只能追随着手机照出的光亮，手扶着贴满塑料布的墙壁，在昏暗里摸索着行走，如此走了十几米，终于，来到了那扇崭新的防盗门前。电子锁发出一声清脆响动，七七心头也随之松了一下，门内，便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与门外截然不同，房子套内面积只有三十六平方米，但一切都是全新的——全新的窗帘，全新的被褥，全新的家具，所有的物件在一尘不染的地板上，被归置得井井有条。精心的布置，给空间更添一份温馨，七七最中意的，是那扇巨大的落地窗——此时阳光正透过玻璃，视线中的一切被涂上了一层亮光。七七居住的小屋，如同烂尾楼里的“秘密花园”（七七供图）唯一的瑕疵只有那一根长长的电缆，从门外一直延伸到了房间内，像根老鼠尾巴一样趴在地板上。这是临时用电，正常情况下只能用在建筑工地，但因为烂尾楼里迟迟没有正常的电力供应，住户们便用它来维持电器运转。这一点瑕疵在七七看来算不上什么。坐在房间里面，她长舒一口气，在成都这个大城市，自己算是有了立锥之地。心中的块垒总算被喜悦冲淡，那天晚上，她决定好好庆祝一下新生活的开端。一场热闹的聚餐最应景不过了。几天后，其他几个住户也要搬进这栋烂尾楼了，到时候就请大家来家里吃火锅吧。想想那股热腾腾的劲儿，七七只觉得兴奋，她迟迟无法入睡，干脆坐在落地窗旁，欣赏起了窗外的景色，静谧的黑夜里，附近住宅区的灯大都亮着。像那些窗户后面的人们一样，过上一种更“正常”的居家生活吧，应该也不会太远吧，她想。畅想才刚开始，房间里骤然漆黑一片，楼内断电了，整整一夜，她在黑暗中度过。直到第二天她才知道了答案——开发商的工人切断了电源。失落的情绪再次蒙上心头，她不得不接受现实：要在烂尾楼里住下去，并不容易。遥遥无期的新房没有人会预料到自己会住进烂尾楼，正如没有人会料到自己买的楼盘会烂尾。七七买房时候的想法十分简单：她希望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这是七七在成都生活的第五年，搬进烂尾楼之前，她一直租房居住。每月1500的租金，占据了工资的三分之一，换来四居室里一间小小的卧室。房内没有独立的厨房，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更没有独立的客厅，唯一用不着和别人分享的，只剩下了身下的那一张单人床。合租的糟心事层出不穷，对七七来说，遇上爱热闹的室友更为痛苦。七七是个恬静的人，不善交际，室友邀请别人来家中聚会时，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她心中就倍感尴尬，每次碰上这种场景，她只想赶紧躲回到屋内。因为室友过于吵闹，七七两年内搬了几回家。有一次她从一栋陈旧的筒子楼里搬出来，房间在七楼，没有电梯，也没有帮手，她提着笨重的行李箱楼上楼下来回，顾不上濛濛细雨，等大包小包全部装上车，她浑身湿透了，靠着座椅，她觉得整个人要虚脱了，心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希望再也不用搬家了。2021年她总算攒下一笔积蓄，刚刚够得到一套成都房产的首付。她决定买房，没日没夜地搜寻房源，一有空，便跑去各个售楼处询问。整整三个月，她几乎跑遍了整个成都，总算找到了一个她看得上也买得起的楼盘，那是一栋正在建设中的商住楼，距离地铁口1公里左右，有着漂亮的落地窗，更重要的是每平方米价格只不到8000元，相较于附近动辄上万的楼盘，要便宜不少。57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总价要四十几万，对她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2021年7月，她签下购房合同，当时她反复询问几次，开发商能不能按合同约定，在2021年年底准时交房，销售指着工地，一脸信誓旦旦：“放心吧，工人正使劲干着呢。”买房后，七七隔三差五便会来到工地，隔着铁栅栏，一边望着工人在工地里进进出出，一边满心期待，幻想着自己在那间房子里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那时候她已经收藏了许多装修案例，心中不停地勾勒着家的模样，一想到不久后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窝，她的嘴角总忍不住地上扬。9月的一天，再一次来到那栋楼下，她赫然发现一周前还热火朝天的工地，仿佛一夜之间，便人去楼空，工地上冷清得连一个人也见不到。七七居住的烂尾楼外观（七七供图）骤然，一种不祥的预感浮现，慌忙之下，她联系售楼处，而销售的口气依旧胸有成竹，“这是因为外部工程做完了，工人正在做内部装修。你们站在外边，当然看不到里面。”这个答案显然不能让人信服，“那怎么里面也听不到一点儿动静？”“别担心，我们已经跟进了。”无论她怎么问，最后都是同样的答案。在忐忑不安中熬到年底，那天七七正坐在公司里地敲着键盘，几个客户坐在不远处高谈论阔，办公室里乱哄哄的。然而，一条短信让她的世界骤然安静下来。短信是开发商发来的，内容十分直白：延期半年交房。即便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七七还是深受打击。那时她才得知，这个楼盘曾经烂尾过，一度停工了十几年。她后悔自己没有早些打听清楚，之后连续几个晚上，只要关上灯，她脑海中就盘旋出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会延期，而且还延期这么久，难不成要继续停工，彻底烂尾了吗？这些问题折磨得她寝食难安，她想，必须去讨一个说法了。这一次，与她一起来到开发商办公室的，还有五六名业主。面对众人质问，对方的态度倒是十分诚恳，“说好半年，那就一定半年。”七七居住的烂尾楼外观（七七供图）结果半年之后，没有等来新房的钥匙，大家却迎来了一个新的噩耗：对不住，还要继续延期，时间依旧半年。买房的喜悦早被折磨得荡然无存，大家心中只剩下了愤怒，可是再愤怒，也无可奈何，谁也解决不了眼前的困局。唯一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在协商之下，开发商同意了一个方案：业主们可以先拿钥匙做装修。“装修两三个月，通风半年，等到交房的日期，无缝衔接，正好入住。”有人怀疑这是开发商的障眼法，“我装修了，到时候你又交不了房，不让我住，那这个房子不浪费了吗？”但在七七看来，无论如何，这算是一个好苗头，总好过毫无指望。2022年10月，她开始认认真真地规划起了自己的小屋，从颜色风格，到每一个家具的摆放，犹如一个画匠，手持着画笔，仔细地将脑海中的色彩变成一幅绚丽的图案。装修花了三个月时间，正好来到了翌年年初，开发商再一次发来了通知。遗憾的是，坏消息依旧：交房还要继续延期。可是这一次，七七受够了，她下定决心，不再继续等待下去。四个月后，新房通风完毕，她和其他两户业主约好，大家一起搬进了烂尾楼。缺电少水的日常决定搬家，一方面是因为七七受够了住在出租屋的日子，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贷款十年，每月月供需要2500块，占了七七工资的一大半。剩下的钱要支付房租，还要生活，日子变得格外捉襟见肘。现在，房子虽然烂尾，可至少是自己的家，能让自己从物质的困境中挣脱出些许。只是新的问题马上接踵而至。楼内没有燃气来烧饭，这倒是可以通过电磁炉来糊弄，虽然做出来的饭菜并不算可口；真正难熬的是，楼内连正常供电也没有。楼道内漆黑一片也就罢了，关键是屋内也只能使用装修时的临时用电。每家每户都有一根长长的电缆，一头连接起门外的电箱，一头连接到屋内的插座。尽管能够勉强使用，可显而易见的并不安全。每一次在屋内走动，七七免不了要加倍谨慎，“可不敢踩上去，万一漏电，我就完蛋了。”七七居住的烂尾楼，水泥地上残留着建筑垃圾（七七供图）开发商显然不欢迎他们提前入住。搬进去的第一天，七七就见识到了对方的厉害，那天晚上，巡夜工人不光切断了电，还切断了自来水。开发商的说法是，这个楼既没完工，又没交房，不能住人。但在七七和邻居们的眼里面，既然已经同意装修房子，那么现在房子装修好了，凭什么又不让人住呢？就像溺水的人，如果不愿沉入河底，就必须想办法自救，他们开始了漫长的抗争——既然断水，那就等工人一离开，去撬开水箱上的锁，把供水给恢复了。第二天开发商换上新锁，那就继续撬，就仿佛一场回合制拳击赛。电力的问题同样如此，邻居之中有人颇为精通电力，工人一断电，他就立马出门，直奔电箱。如此斗争了一段时间，开发商终于不得不接受了现实：这几个人是铁了心要在这里安家。既然无法驱离，那就只好妥协，从此没人再来断水，也没人再来拉闸，就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依然日日强调：不许在楼内居住。但这只是阶段性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从此万事大吉。因为就算有了临时电力，电压也并不稳定。一开始的时候，七七为了做饭方便，买了一个两千多瓦的电磁炉，结果第一次做饭，就发现，面条煮了许久，水始终不热，仔细一看才发现不光电磁炉熄了火，连其他电器也一并停转。在跟邻居们讨教后，她这才明白，原来临时用电支撑不了高功率的电器，一超出负荷，立马自动断电。没办法，家中一切开始围绕着“节能”二字运转。崭新的电磁炉被束之高阁，她不得已，只能换了一个低功率的小电磁炉，每次做饭，因为害怕断电，她把电视和电脑全关掉，只留一盏灯来照明。洗澡也很麻烦，因为热水器功率过高，是彻底不能用了，她只能接上一桶水，用“热得快”来加热，告别淋浴，从此回到蹲着洗澡的苦日子。让人最难受的，是空调几乎成了摆设。三伏天，成都气温一路飙升到四十度往上，屋内如同蒸笼，光靠电扇和冷饮，解决不了夜晚的酷热，可是一打开空调，片刻间全楼便陷入漆黑，微信群里马上会传来大家的善意提醒：“空调功率大容易断电，一定要注意。”可是不开空调又实在煎熬，后来，几个住户默契地达成了协议：大家使用空调，需要提前在微信群里报备，每家每户轮流开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里只有一户可以打开，并且其他人不能煮饭，不能烧水，甚至连灯也要关上几盏。看似荒唐的决议实属无奈之举，生活好像一下回到了集体宿舍的时代，但除了骂一骂开发商，每户也只能遵守约定，即便如此，断电的状况依旧还是时有发生。邻居在的时候尚好；邻居不在家时，七七只能求助他人，还好楼内有看守工地的工人，用一包烟，就能换来光明。要是赶上半夜停电，那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次早上醒来，七七发现冰箱里消暑用的雪糕全部化成了水，“只能扔掉。白白浪费了。”独居女孩的风险这样的生活虽然处处掣肘，但只要想出解决之道，也还算过得去。真正让七七感觉到担忧的，是人身安全。虽然陆陆续续又有新住户搬入，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栋烂尾楼大门始终敞开，任何人都能随意进出。最常见的外人是建筑工人。这栋楼的旁边是一个建筑工地，夏天时天气炎热，常有工人跑到楼内，就在她隔壁毛坯房内，放下竹席，光着膀子，大大咧咧地席地而睡。时常到来的还有拾荒者。他们游荡在各个楼层，佝偻着腰，默不作声，到处翻寻着建筑垃圾。漆黑幽静的楼道里，忽然不知道哪里传来一声金属碰撞的动静，常常吓人一跳，犹如置身于恐怖电影。作为这一层楼唯一的住户，七七对这样的场景深感不安，傍晚坐电梯上来，门一开，她按捺住恐慌，硬着头皮一路小跑，逃进家中，飞快地关闭上房门，像是躲进了坚固的城堡，心中的紧张才终于得以慢慢消散。万分小心，就怕意外发生，偏偏意外还是来临了。有一个晚上，她正在家中看电视，忽然之间，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就仿佛有人在用力锤着沙袋，想要破门而入。这么晚了会是谁呢？她问了几声，可是并没有听到回答。于是壮着胆子走到门前，她再一次询问。“是谁？”这一次特意提高了嗓门，意图能把对方吓退。可显然并不成功，面前的敲门声反而变得愈发密集起来。这下，她彻底慌了神，连忙冲上去，反锁了房门，兀自呆立在门前，不知道等待了多久。后来，那阵敲门声终于停了，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缓过神来，鼓足勇气将耳朵贴紧了门板。门外静静悄悄，除了耳廓中的嗡鸣，听不见丝毫动静。对方，应该是离开了吧？七七想着，长出了一口气，只一瞬间，几乎瘫坐在地，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崩溃，一下子眼泪便淌了出来。她提心吊胆了一整夜，直到早晨才终于鼓起勇气，打开那扇门，探出头，左右张望，楼道内依然老样子，寂静，昏暗，见不到人，也见不到光亮。这件事过后，一到晚上她就害怕，唯恐敲门声突然响起，直到她换上一把带摄像功能的指纹门锁，这样就能够观察到门外情景。1700块的门锁，抵得上她小半个月的工资。后来，她将自己的遭遇分享到了业主群内，楼里的邻居听闻后，主动挑起安保的担子，告诉她只要再有陌生人来敲门，就直接在群里喊一声，他们一定赶来帮忙。虽然不算完美，但难题终究是有了答案。至少，通电了和开发商的斗争依旧焦头烂额，大家希望交房，也渴望着正常的生活。七七和邻居想尽了办法和手段，每个礼拜都免不了一番理论或者维权。隔三差五的催促和投诉，已经变成了日常的一部分。但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就如同一场枯燥的越野比赛，耗费着精力，也耗费着耐心，终点总也遥遥无期。好在七七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搬进来后，她在自己这块小天地里，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巧思：窗前铺上了一张小小圆形方毯，这样光着脚晒太阳也不会感到寒冷；墙上安上了三块洞洞板，正好用来挂漂亮的帽子和钥匙链，看起来既可爱，又节约空间；她还自己动手，做了一个迷你咖啡角，在上面摆上咖啡机和心爱的瓷杯，闲时给自己做一杯冰美式，窝在沙发里慢慢品尝。偶尔她还会给房间做一次大改造，按照脑中迸出来的新念头，重新码放家具，换上一个新的窗帘，再点亮一盏维多利亚风格的百褶灯，瞬间，小世界充满了童话氛围。七七居住的小屋，如同烂尾楼里的“秘密花园”（七七供图）仿佛是在荒原中发现了一座秘密花园，初次来访的人，几乎都会惊讶于房门内外的反差，还有邻居感慨：住在烂尾楼里，还能这么用心生活，也真是不容易。但在七七看来，生活就算再不容易，但也终归是自己的生活，“就算房子烂尾了，人生总不能也跟着烂尾吧。”她格外喜欢鲜花，每隔上几天，就要携着一捧花束归来。有时是几朵向日葵，有时是一把白色的小雏菊，插在瓶中，置在餐桌和吧台。虽然这些都是寻常可见的平凡之花，不过她想，反正是花，都一样芬芳，一样可以美丽。去年9月，她邀请妈妈来家中做客。在此之前，她没敢告诉过父母，自己其实住进了烂尾楼。走在漆黑的楼道，妈妈什么话也没说，但在昏沉的光影里，她看清了妈妈的神色，“感觉在努力地隐忍，要哭不哭，能感觉到替我感到委屈和难过。”好在门内的世界总能让人欢喜。妈妈看女儿的生活有滋有味，情绪和缓了许多。七七心里也觉得踏实，以后家里人来成都，也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在门外，抗争还在继续着，何时交房依然悬而未决。不过，随着七七和邻居的搬入，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跟着他们，选择来到楼内生活。每当夜幕降临，四十几盏灯光陆续亮起，远望去只是斑斑点点，但至少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冷清和荒芜。渐渐，开发商选择了妥协。不知何时起，楼内忽然多出了几个工人，充当起了物业的职能，负责起了日常维护；大门也安装了升降杆，甚至还有了门卫。最让人感到开心的莫过于供电，年底时，开发商终于给各家各户通了电，七七也得以甩掉了那根丑陋的“老鼠尾巴”，尽管为此她等待了大半年的时间。没有了随时断电的恐慌，也不必忧心酷暑的来临，七七感到格外满足。这些经历和感触，被七七悉数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上。赞叹七七的人很多，但也不乏质疑的声音。有人不相信故事的真实性，也有人直言不讳“明知道烂尾楼，你干嘛还去装修？真出了事情，也是你自己活该。”还有人干脆称她为“奇葩”。七七起初觉得愤慨，后来便听之任之了。她开始接受了“奇葩”这个称呼，这个称呼让她想起了《奇葩说》里马东的一段话：你不能只是一只橙子，把自己榨干汁就被人扔掉。你该是一棵果树，春华秋实，年年繁茂。她明白，自己能不能繁茂尚未可知，但人总该要像树一样，哪怕身在阴影下，也要拼力追逐阳光。2024年，天然气也终于有了着落，开发商决定从外部接入管线，最迟在年底开通。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七七来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远没有结束，交房日期依旧没有着落。她还在期待，眼前这个美丽的小家，有朝一日，能够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备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七七为化名）...

现年 75 岁的旧金山居民琳达·董 (Linda Tung)（左）负责管理 36 岁的女儿雷切尔 (Rachel) 的财务，雷切尔出生时患有脑瘫。董去世后，她的儿子将接替这一责任，担任雷切尔特殊需求信托的受托人。阿明·穆罕默德早在丈夫去世十多年前，Linda Tung 就开始考虑遗产规划。他们的女儿 Rachel 出生时患有脑瘫，这是一种严重影响行动能力的神经系统疾病。Rachel 失去了父母的日常照顾，因此规划她的财务未来一直是她最关心的问题。75 岁的 Tung 和 36 岁的 Rachel 住在一栋距离旧金山金门公园不远的房子的楼下。Tung 的儿子和家人住在楼上的一个独立单元。当家庭遗嘱生效后，Rachel 将通过所谓的特殊需求信托继承她在这栋房子中的份额，该信托是 Tung 夫妇于 1997 年设立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信托，直接继承房子可能会导致 Rachel 失去她所依赖的公共福利。由于残疾，Rachel 无法工作。“住房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当我们离开时，谁来承担这个工作？”董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一切都得靠父母来承担。”和董一样，许多照顾成年残疾子女的父母早已过了退休年龄，而且他们自己也面临着行动不便的问题。 根据人口调查局的预测，到 2050 年，65 岁以上的美国人数量将增加近 50%。与此同时，全国残疾人权益组织 The Arc 的政策主管戴维·戈德法布等专家表示，残疾人的寿命也在延长，而且他们在家中养老，而不是在机构中。“如果回溯到 50 年前，没人会想到许多残疾人会活得很久，”戈德法布说。“而现在，好消息是，由于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的进步，他们的寿命大大延长。但支持和服务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可能会给家庭带来危机，因为他们需要为两三个残疾家庭成员寻找居家或长期护理。许多人求助于倡导者和律师，以便更好地为这种长期状况做好准备。“他们想找到一种方法来填补父母离世后的空缺，因为没有人能像父母那样做到这一点，”专门从事残疾人规划的霍尔律师事务所 (Hall Law Firm) 的旧金山律师 Mercy Hall 说。住房和照料是 Tung 对女儿 Rachel 未来所担心的两件事。她已将 Rachel 列入两份支持性住房的候补名单中。阿明·穆罕默德艾米·特斯勒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在担任工业工程师 30 年后，她成为了戴尔律师事务所的教育和外联协调员——这家律师事务所为她 28 岁患有自闭症的儿子斯科特创建了 SNT。66 岁的特斯勒接受这份工作是为了加深她对残疾人社区的参与。与此同时，她了解了她和丈夫在斯科特 9 岁时为他设立的 SNT 的来龙去脉。她说，比文件更重要的是父母选择执行该文件的人。“仅仅因为你有文件并不意味着你有一个关于孩子未来如何被照顾的计划，”她说。“选择合适的团队来管理特殊需求信托是至关重要的。”特斯勒选择了一名受托人——负责为受益人管理财务的专业受托人——以及一个内部护理管理团队，一旦她和丈夫无法再提供自己的支持，他们将接管财务管理和护理服务。“有很多专业受托人，”特斯勒说。“但我只能找到一个真正能满足我需求的人。”特斯勒的受托人——犹太家庭和儿童服务机构——每年已经与斯科特会面至少两次。特斯勒说：“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与我和我的儿子以及其他家人建立关系了。”斯科特居住在向日葵山，这是加州东湾的一个成人残疾住宅社区。特斯勒说，他的日程安排很满，包括成人日间活动和一系列活动，其中一些活动由向日葵山组织。斯科特参加特殊奥运会、网球、瑜伽、步行俱乐部、卡拉 OK 之夜、烹饪课和每周的聚餐。几年前，他的一个朋友中签后，他幸运地住进了这间公寓。斯科特搬进来和他一起住。目前，他周末回到奥克兰的家中，但计划最终全职住在向日葵山。由于父母、向日葵山和公共福利，斯科特拥有强大的支持系统。SNT 可以支付未满足的需求，并在父母去世后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它还可以帮助斯科特度过过渡期，例如公共福利或住房的变化。特斯勒说：“我们不能保证他现在所拥有的状况能持续一生。”她每六个月更新一次信托的规划文件，以反映儿子生活中的变化。“从很多方面来说，信托是父母的另一个自我，”戴尔说。“一个妥善管理的信托将不仅仅关注公共利益。”避免陷阱选择正确的受托人很重要。“你正在放弃你的钱，”The Arc 的政策专家戈德法布说。他鼓励家庭询问受托管理资金的组织是否进行财务审计并拥有独立的董事会。与其选择专业人士，人们通常还会指定一位家庭成员，比如兄弟姐妹，作为受托人。然而，旧金山律师霍尔表示，让兄弟姐妹来管理资金可能会造成一种不舒服的局面。而且，值得信赖的家人朋友可能不具备这方面的技能。“最好让兄弟姐妹继续做兄弟姐妹，而不是充当金钱的看门人，”霍尔说。“你可能有一个世界上最仁慈的人，但他们可能不太擅长理财。”家庭成员之间经常因为 SNT 问题产生分歧而对簿公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戴尔鼓励他的客户指定一名家庭成员作为信托保护人而不是受托人。信托保护人有权在必要时罢免和更换受托人。管理你的资金经理萨布丽娜·帕迪洛 (Sabrina Padillo) 是圣地亚哥一家护理管理公司 Rehabilitation Care Coordination 的一名社工和案例协调员。她负责 SNT 的另一端工作——根据信托文件的指示监督个人的护理。帕迪洛每周会见一些客户，另一些则每年会见一次，以协调医疗保健和政府福利。有时她会帮助客户度过人生的转折点。例如，她帮助客户搬到泰国，还帮助另一位客户驱逐非法居住者。帕迪洛在谈及受托人时说：“他们的工作是管理财务，而我们的工作是管理人。”她说，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受托人有时会更多地基于财务状况而不是需求来做出决定，比如为爬楼梯有困难的人购买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或者用 SUV 来代替适合轮椅通行的面包车。她说，家庭有时会误解 SNT 的局限性。“我们不会带全家去迪士尼乐园，”帕迪略说。我该选择哪一种信托？Tungs 和 Tesslers 为 Rachel 和 Scott 设立了第三方 SNT。第三方信托通常在需要之前就设立了，并且由残疾人以外的人（例如其父母、大家庭或朋友）一次性或多次出资。设立信托的决定通常发生在 18 岁左右，许多残疾人士在那时首次 有资格领取补充保障收入和医疗补助。这标志着家庭开始退出学校系统的过渡期的开始。第三方信托的设立可能需要数周到数月的时间，具体取决于一系列情况。但 SNT 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作为第一方信托设立，通常用于持有医疗事故诉讼和解金。第一方信托可由残障人士直接出资，但限制较多，并且受益人去世后通常需要医疗补助金偿还。这意味着州政府可以索取第一方信托中剩余的金额，最高金额不超过医疗补助金为残障人士支付的金额。“我有一些 80 多岁的客户，他们的孩子去世了，他们什么都没有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霍尔说。伯克利的Urbatsch 律师事务所专注于特殊需求遗产规划，设立信托的固定费用为 5,000 至 8,000 美元。专门从事 SNT 的律师警告不要与非专业律师设立低成本信托，因为非专业律师可能无法根据个案量身定制信托文件，也无法将家庭与残障社区的其他资源联系起来。对于储蓄金额较少（通常低于 60,000 美元）的家庭来说，集合信托可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这些集合信托的启动成本较低，由非营利组织管理。它们可以是第一方信托，也可以是第三方信托。由戴尔律师事务所 (The Dale Law Firm) 运营的金州集合信托 (Golden State Pooled Trust) 初始成本约为 1,500 美元。“我个人认为未来是集合信托的，”戴尔表示，他也是集合信托联盟的主席，该组织致力于制定行业最佳实践。戴尔强调，这些信托不只是针对资金较少的个人，也针对任何想要利用集合信托非营利组织建立的资源团队的人。ABLE 账户和 SNT实现更好的生活体验 (ABLE) 账户是另一种可以与 SNT 配合使用以最大限度实现财务独立的工具。2014 年通过的《ABLE 法案》允许各州制定计划，让残障人士可以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以便更自由地储蓄和消费。与 SNT 不同，ABLE 账户可由残障人士直接拥有和使用。他们最多可以存入 10 万美元，而不会影响公共福利。今年，年度捐款限额为 1.8 万美元。弗吉尼亚州 ABLEnow 项目经理 Alisa Ferguson 表示：“我们所做的很多工作是教育人们有关财务方面的知识。这些人一直没有能力存钱。”如果没有 ABLE，福利领取者通常需要花钱来将其账户保持在 2,000 美元的限额以下。“他们把钱花光了，”弗格森说。“他们把钱花在能买到的任何东西上——鞋子、电视机，以及那些你并不需要的东西。”ABLE 账户比 SNT 更具流动性。弗吉尼亚州的计划包括借记卡，可用于日常消费，如餐厅、药店和衣服。一些计划还允许将资金用于投资。可以设立 SNT 来为 ABLE 账户提供资金。但是，与第一方 SNT 一样，在残疾人死亡后，ABLE 账户可能需要接受医疗补助偿还。Rachel的未来Linda Tung 负责管理 Rachel 的财务。但她去世后，这一责任将落到她儿子的身上，后者将成为 Rachel 的 SNT 的受托人。2010 年，丈夫去世后，Tung 承担了比她预想的更多的责任，照顾他们的女儿。同月，Rachel 因超龄而退出学校教育体系，并在旧金山 The Arc 开始了新的旅程。通对瑞秋未来的两个担忧是住房和护理。去年，她将瑞秋列入了两份支持性住房的候补名单，但她认为可能还需要五年时间才能获得一个名额。和母亲一样，Rachel Tung 也热爱旧金山及其艺术和文化。Linda Tung 谈及女儿的绘画和其他艺术作品时说道：“她的作品非常丰富。”阿明·穆罕默德母女俩都渴望尽早开始转变。Rachel 善于交际、意志坚强，并且喜欢独立。“我很想念夏令营，”她刚从圣克鲁斯山夏令营回来不久说道，她已经参加了 10 多年了。“我昨晚哭了。”Rachel 和她的母亲都热爱旧金山，热爱那里的艺术和文化。“她绝对是个城市女孩，”Tung 说。Rachel 也同意这一点。房子里挂满了母亲、女儿和朋友的艺术作品。Tung 经常去荣誉军团博物馆和笛洋博物馆。Rachel 更喜欢科学院，但每周都会参加 The Arc 举办的两次艺术项目。Rachel 在 The Arc 遇到了她的新男友。在客厅里，Rachel 用马克笔画笑脸。在工作室里，她正在画一幅大型丙烯画。“她的作品非常多，”Tung 说。几年前，Rachel 在卡斯特罗街的一个展览上卖出了一幅画。SNT 是 Linda Tung 为 Rachel 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旨在让她可以自由地继续做她喜欢的事情。“你不希望你的孩子 40 岁，你 80 岁，然后你去世，这是他们第一次没有你在身边。他们不在自己的家里，而是被转移到一个陌生人的地方。……一切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董说。“我们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九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官方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

（原标题：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 追责问责88名公职人员）新华社长沙9月14日电 记者从湖南省有关部门获悉，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湖南省委高度重视，要求深挖彻查，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湖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涉嫌违纪违法的88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其中对14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公安机关依法对9名涉嫌违法犯罪的私营企业主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高沙镇中和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经查，2012年至2017年，洞口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为谋求短期政绩违规决策，多部门公职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共同谋划，长期有组织弄虚作假，通过虚构安置补偿户、用已建成的商业地产项目虚报棚改项目、以棚改名义搞周边配套建设等方式，虚报骗取套取挪用国家棚改补助资金。洞口县委原书记艾方毅，洞口县委原副书记、县长周乐彬，洞口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立志，洞口县原副县长张建云等14名公职人员，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对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负有重要或直接责任的邵阳市委、市政府和洞口县委、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其他74名公职人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同时，责令邵阳市委、市政府，洞口县委、县政府，湖南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及相关部门等29个责任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并切实整改。涉案的洞口县立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立新、洞口县楴燃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东等9名私营企业主涉嫌串通投标罪、诈骗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已被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了解到，湖南省在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的同时，由省住建厅牵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同类问题排查整改。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城镇棚户区改造专项整治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加强线索处置，深挖彻查背后贪腐问题和失职渎职问题，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截至8月底，全省起底问题线索2630件，立案1275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9人，移送司法机关191人，追缴退缴违纪违法资金3.7亿余元。此前报道湖南洞口多个棚改项目涉造假:大量安置房"建"在纸面上央广网北京3月19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棚户区改造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近日，有群众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实名举报称，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向上级申报的多个棚改项目涉嫌造假。连日来，中国之声记者实地走访了洞口县多个早在2015年、2016年就应该已完成的棚改项目，却发现有的棚改项目并未实施，现场无任何改造迹象；有的项目所在区域在申报棚改之前，刚进行过商业地产开发.... 这些棚改项目为何名不副实？棚户区一般是指城镇建成区范围内，居住密度高、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市政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居住环境脏、乱、差的房屋。棚户区改造主要有三种模式：新建安置房、货币安置和环境综合整治。2015年湖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信息备案表（来自湖南省住建厅官网）对照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的年度棚改项目信息备案表，中国之声记者近日实地走访了洞口县2015年、2016年大部分的棚改项目以及2017年、2018年部分棚改项目。根据项目备案信息，当地曾于2015年实施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地点位于高沙镇中和街，总投资9000万元，棚改共涉及1500户，其中安置房建设1200户，货币安置300户。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于2014年12月开工，2015年12月建成。3月14日，记者来到洞口县高沙镇中和街。街道沿河而建，记者沿中和街从头至尾走了一遍，看到两侧房屋是多层居民自建房，不少建筑为老旧房屋，有的房屋已年久失修，上面贴有危房标识。记者：这条街沿线有进行过棚改吗？居民：没有，就这样！记者：有建安置房吗？居民：没有。记者：有给你们修路吗？居民：没有！记者：2015年的时候上面有拨付资金说给你们进行棚改。居民：没有听说过。这都是老房子没有改造过。高沙镇中和街两侧部分房屋已被鉴定为危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改项目所在地中和街的老旧房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中和街多位居民告诉记者，这里没有进行过棚户区改造，既没有拆迁旧房子，也从未建过安置房。有居民反映，一些房屋有倒塌的风险。此外，这里的雨污水管网没有分流，多位居民指着排污口告诉记者——居民：一到夏天这里就好臭。这个地方的污水，你去看一下。记者：你是说它这个管网与污水没有分流是吧？居民：马路上的污水全部是往我们这里一直冲到河里的，到夏天的时候好臭的，不是说要修下水道吗？都10年了！我们现在都在反映这个事儿，也没看见他们有动作。中和街屋后的河流，此处为中和街110号，当地居民反映这里一到夏天便臭气熏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相关文件显示，棚改项目的资金由中央、省补助资金和地方筹集资金组成。记者掌握的一份洞口县政府会议纪要显示，2015年，洞口县棚户区改造安排补助资金2855万元，其中洞口县高沙中和社区项目1241万，共1500套51000平方米。记者又来到洞口县竹市镇，找到洞口县已于2016年实施的竹篙塘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附近村民告诉记者，这里还是废弃多年的厂房，没有进行过棚改。记者：这个地方是植物油厂是吧？村民：是植物油厂，这都是（占的）我们村里的地。记者：这个区域有住户吗？村民：这个厂全部荒废了，没有住户。洞口县竹市镇竹篙塘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所在地植物油厂的废弃办公楼（总台中国之声管昕摄）记者走进原植物油厂地块，里面杂草丛生，部分厂区出租给了一家医院。植物油厂地块紧邻竹市镇向阳村，多位附近村民对记者表示，植物油厂地块根本没有住户，更谈不上棚户区。记者：周边有没有棚改安置房，你们有听说吗？村民1：没有啊，没有什么改造过的安置房。记者：有200户是货币安置的，拿钱走人的。村民2：没有，根本就没有。记者：周边有没有修路？这个项目是2016年的项目。村民2：2016年这里没有修路。我们这个路都是前年修的，还都是我们到处到村里去吵，才把这个路修好。植物油厂废弃办公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2016年湖南省棚改项目信息备案表显示，位于植物油厂的洞口县竹篙塘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4600万，总面积35200平方米，实施主体为竹市镇政府，涉及总户数400户，200户货币安置，安置房建设90套，综合整治110户，安置房早于2016年就已建成。早在2013年，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就明确要求，合理界定城市棚户区具体改造范围。此后住房城乡建设部和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也陆续印发文件要求，严格把握棚改范围和标准。洞口县的这些棚户区改造项目是如何通过审批的？位于洞口县高沙镇的高沙酒厂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3800万，实施主体为高沙镇政府，涉及总户数223户，其中货币安置123户，建设安置房60套，综合整治40户。安置房建设的开工年份和建成年份均为2016年。3月14日，记者找到该项目所在地--原高沙酒厂，现场已是新天地商业街。据反映人曾先生提供的相关文件显示，新天地商业街备案登记的名称为高沙商贸大市场。2011年开工，2014年竣工验收。曾先生介绍：“整个商业步行街2014年就已经修建完成，但在2016年又被申请了223户的棚户区改造。”高沙镇高沙酒厂棚户区改造项目所在地，早在2016年申报棚改之前此处已建成商业地产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个商住综合体项目。多位在此居住的居民表示，他们购买的是商品房，早已拿到了不动产登记证。记者：这个地方是棚户区吗？棚户区安置房。居民1：不是，没有。记者：上面的都是商品房，没有棚改的房子吗？居民2：没有，这里不是棚改房，一楼和二楼是商铺，上面的全部都是住房，是商品房。已建成的商业地产项目，所在区域为何还能拿去申报棚改项目？在洞口县，并不只是这一处。当地2015年实施的洞口县楴燃大厦、救控中心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也是类似情况，该项目早在2013年就已开工建设，是商业地产项目，上报称建设了445套棚改安置房，货币安置135户。2015年洞口县棚改项目楴燃大厦在申报棚改之前也已是商业地产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摄）和记者在现场所见不同，2021年2月，洞口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回复曾先生的信访反映中称，已将植物油厂和高沙酒厂的闲置厂房改造成棚改安置房。今年3月15日，洞口县纪委监委针对曾先生的举报反馈称，他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洞口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部分属实的，洞口县纪委已对相关人员共21人都进行了追责。”洞口县纪委监委出具的调查处理情况回复反馈单中提到，洞口县在2015年、2016年实施棚改项目过程中，高沙镇、竹市镇、江口镇、毓兰镇、花园镇、县住房保障中心和县城投公司均存在未经县政府报批，也没有向省、市报备，擅自调整项目实施方式为综合整治，竹市镇在第二期棚改项目中虚报了90户，高沙镇在高沙酒厂棚改项目中虚报了60户，虚报安置户数争取的项目资金均由原县房产局统一用于其他棚改项目。据记者掌握的多份判决书显示，因在2015年、2016年洞口县多个棚改项目的资料收集审核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问题，洞口县原房产局住房保障办副主任袁红被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此外，2015年洞口县易旺食品有限公司棚改项目，因虚构500户安置补偿户数，骗取棚户区改造中央补助资金1154万，相关人员被以诈骗罪判刑。几天前，洞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建平找到曾先生表示，当年的棚改项目确实存在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你讲的植物油厂也好，酒厂也好，以这个（棚改）名义搞周边配套建设了。上报的申报棚改户信息里面有不实事求是的，肯定有假的，我们后来查核了，这个是事实，有多少不实我没有准确数字。如果你再去讲其他所有的项目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伤害就很大了，不要再讲别人了。”棚改项目的申报有着严格的审核程序，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洞口县的棚改项目到底还有哪些违规之处？时隔多年，个别棚改项目根本不存在，难道就无人知晓吗？中央和省级拨付的补助资金用在了哪里？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图｜任海云和女儿前往派出所任海云见河南老家来的派出所民警将丈夫带走之前，她再三嘱托办案人员，说丈夫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但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等三人，还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常济淙在2024年2月4日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后，就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医务人员在常济淙出院后再三告诫患者家属，患有这种活动性右心房血栓的死亡率达到80%至100%，而治疗这种疾病的“利伐沙班”必须每天坚持服用，且不能间断，否则会随时危及患者生命。而在常济淙“停药”一天多时间后，他竟然在警方审讯中“突发疾病”。据涉案派出所所长陈国发介绍，3月28日晚上8点20分许，常济淙在郑东新区分局案管中心讯问期间上厕所途中突然倒地，民警随即联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以下简称：郑大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9天无效死亡，年仅51岁。离奇的是，常济淙在120抢救后，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和《院前急救情况记录》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尤其让死者家属感到疑惑的是，常济淙在郑大医院抢救9天后，竟然产生了29万余元的“天价”医疗费。白鹿新闻从院方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看到，常济淙死后被送到太平间的第五天，院方还在给死者“注射”葡萄糖液等药品，以及心肺复苏、心电图检查。直到4月6日被医院宣告死亡后，任海云才见到爱人常济淙。但她在擦洗丈夫遗体时，发现其后颈脖上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腿部也有明显伤口，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死者既然在抢救前已经被医生诊断为死亡，郑州警方为何还要将死亡的常济淙送到医院抢救9天？”任海云由此怀疑，警方为了故意隐瞒丈夫被刑讯逼供的死因，才让医院制造抢救的假象，这样好让死者家属误认为常济淙是正常突发疾病死的。对于死者被抓的真正原因，任海云因误接“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电话而揭开了事实真相。这段8分19秒的录音电话显示，赵俊华副所长在此次跨省抓捕行动中竟然违规传唤犯罪嫌疑人，还涉嫌插手经济纠纷办“人情案”，如“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白鹿新闻了解到，对于上述那段录音电话，涉案派出所及民警至今仍不知被死者家属“截获”。陈国发所长表示，涉案嫌疑人常济淙之死纯属意外事故，而此案的办案民警都是依法依规传唤，不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至于死者身上的伤痕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弄伤的。目前，郑东新区分局已经成立专班，地方检察院也介入调取了相关同步视频录像，善后工作正在进行。白鹿新闻就此向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求证核实，相关人员表示，经查询，该院未受理常济淙的案子，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关于警方的这一说法，任海云仍然有自己的疑问：爱人生前患有致命的心脏病，警方有没有及时给他吃药（利伐沙班）“续命”？若是突发疾病死亡，为何他身上有原因不明的伤？她迫切想知道，爱人从北京带到郑州公安局审讯室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警跨省“钓鱼执法”清晨7点，任海云的手机每天会响起闹钟，闹钟一响，她就要催丈夫老常准点吃药了。她和丈夫都是河南新乡人，尽管丈夫比她小三岁，但她一直管常济淙叫“老常”。可自从老常被郑州警方跨省抓捕后，她每天的闹钟再也唤醒不起丈夫吃药。而此时的老常，已经躺在700公里外的郑大医院太平间近6个月时间。任海云永远不会忘记老常被老家民警逮捕的那一天。据她回忆，3月27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老常在家里接到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的电话，说其表姐得了皮肤病，希望他在北京联系一家好的医院。挂断电话后，老常随即在北京门头沟区天街附近订了一家酒店，并通知好友崔金华过来陪河南老乡一起吃中饭。早在几年前，赵俊华因办理常济淙的拒执罪案而相互结识，并时常有了联系。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楚广军、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显示，因楚广军与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常济淙偿还2062万元给楚广军，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常济淙未完全履行债务，涉嫌构成拒执罪，于2019年10月8日移送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以下简称：郑东分局）处理。2021年2月20日，郑东分局开始立案调查。崔金华告诉白鹿新闻，大概一个小时后，她开车赶到天街十字路口时，正好看到老常夫妻俩跟三个身着便装的男子碰上了面。突然，为首的赵俊华将老常的手机夺走，并声称要带他“到郑州配合调查（案子）”，还扬言要戴铐子将他带走。这时，大家都感觉不对劲，一场酒宴竟然演变成“钓鱼执法”案。“我说你们这是干啥，他（赵）说了解个事。这时常总说先吃饭吧，然后我就去饭店点菜。”过了一会儿，任海云打电话叫她赶紧出来，他们要带走老常。“我赶快跑出来，对他们三人说，你们凭啥带他走？有传唤手续吗？”崔金华多次向白鹿新闻强调，当时前来北京的赵俊华三个人，均没按规定穿警服、持传唤证办案。但“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只有赵俊华一人晃了一下警官证。我们由此怀疑另外两人不是办案民警。”事后，白鹿新闻陪同死者家属在通泰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公示栏中，也没有找到这两名陌生男子。不过，该所王姓教导员却称“他们（两人）应该是去年刚分来的。”在双方僵持下，赵俊华最终强行将常济淙带上了路边的出租车。临行时，任海云要求他们留下联系电话，并央求赵俊华，“老常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出院不久，身体还在恢复期，希望他能回家拿药。”据任海云提供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2月8日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常济淙有长达10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其间曾被诊断为脑梗死，但经溶检治疗无明显后遗症。早在3年前，他曾出现过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等症状，经多家医院诊断患有多种心脏病。最后，该院于2月4日诊断为包含右心室血栓、肺动脉高压等多种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10种疾病。其病历载明，“因心脏严重心衰无法耐受介入手术，院外口服药物保守治疗。”图｜解放军总医院为死者家属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白鹿新闻从这份出院记录看到，常济淙患有11种疾病，其中最致命的疾病应属右心室血栓。据公开资料显示，心腔内血栓以左心室多见，右心室少见，而常济淙右心室内大小为21x15mm的巨大血栓则更为罕见。赶到家中，任海云将老常每天吃的12种药全部捡到一起，送到已经等候小区门口的赵俊华一行四人的出租车上。“常总心脏病真的非常严重，一旦出问题谁能负责任？”待任海云回家取药后，赵俊华回复崔金华，“我会负责任的，我们有自己的医院鉴定。”老常看着风尘仆仆的妻子，对她说，要照顾好自己。任海云有些不安，老常看出来了，还安慰她说，“放心吧，我没事的，过几个小时就回家了。”车子启动后，任海云仍不放心地再三嘱托赵俊华，“记得让老常准时吃药，如果停了药，他会有生命危险。”但让任海云没有想到的是，丈夫这一去，便永远离开了自己的身边。断药一天后送医抢救再次返回家中，任海云发现刚才匆忙之中少带了一种药。而这种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正是治疗右心室血栓的特效药，需要每天及时服用。任海云至今仍记得老常出院时，其主治医生曾嘱咐过她，一定要记得给他每天服用“利伐沙班”，且不能间断。据了解，“利伐沙班”是一种新型口服抗凝药，可预防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从而有效缓解右心房血栓问题的加重，以降低卒中和全身性栓塞的风险。对于这款药停用产生的后果，上述主治医生曾向任海云作过详细介绍。他说，一旦不及时服用此药，右心室中的血栓就会脱落进入肺动脉，引起肺栓塞，那么栓塞部位远端的血流就不能流入肺泡，无法完成气体交换，导致通气、血流比例失调，血液中的氧气含量急剧下降，最终出现心脏和呼吸衰竭，随时危及患者生命，严重导致猝死。右心室血栓合并肺栓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死亡率极高。据文献统计，右心房血栓的总死亡率大约是28%，而未经治疗的活动性右心血栓的死亡率可以达到80%—100%。而活动性右心室血栓又被全世界医学界公认为最高死亡率的急诊疾病。因此，常济淙从北京医院出院后，医生在《出院记录》中还特别注明医嘱：“出院后每天须按时服用20mg的“利伐沙班”一次……，规律服药，预防肺栓塞”。对于大剂量服用这款药，医生曾解释，正常情况下，右心房血栓患者只需服用10mg的“利伐沙班”，但老常右心室内的血栓巨大，所以要加大一倍的剂量，且每天必须准点准时吃药，否则一停药就会有生命危险。老常每天吃药的时间定在早上七点。考虑到明天早上即将要断药，任海云心急如焚的开始拨打赵俊华之前留给她的电话，但整个下午都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傍晚5点26分，赵俊华终于接听了电话。据任海云回忆，赵俊华说带老常去郑州只是了解情况，配合警方调查，并一再叫她放心老常的身体情况，他带有老常的病历。“通话期间，我一个朋友说能否让常总接电话，他说涉及案件不便在高铁上接听。”直到晚上11点37分，常济淙才打电话给妻子报平安，说“你别担心我的身体，今天笔录未做完，明天继续做”，中途，赵俊华抢过电话称，有两人陪着他在宾馆，还说他身体没问题。通过这个电话，任海云才知道丈夫下火车后被送到宾馆做了第一次笔录。结果这一次通话，他们夫妻俩便天人永隔。次日早上七点，又到了常济淙准点吃药时间，任海云多次拨打赵俊华电话，欲想知道丈夫是否准时吃上了“续命药”（利伐沙班）。一个小时后，赵俊华才接通电话，称老常没事，能吃能喝的。随后，任海云仍不放心丈夫病情，决定亲自去趟郑州送药。据上述判决书显示，任海云因为丈夫的经济纠纷案承担民事连带责任，而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限高不能坐高铁、飞机。为此，她坐动车到郑州后一路联系赵俊华，均没人接听。直到傍晚，赵俊华才知道她到了派出所，并叫她送到指定地方，那里有其安排的民警过来取药。任海云送完药一个多小时后，赵俊华竟然主动联系了她。任海云说，“他通知我明天中午12点左右到派出所办理拘留手续。这时，我又询问爱人的身体状况，他说没有一点问题。”任海云特别留意了这个电话的显示时间为：2024年3月28日19时13分。但白鹿新闻注意到，任海云事后从郑东分局获取的《拘留通知书》显示，“我局已于2024年3月28日18时将涉嫌拒执罪的常济淙刑事拘留，现羁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也就是说，赵俊华当晚打电话给任海云时，常济淙早已被看守所收监。图｜郑东分局给死者家属的拘留通知书那时，任海云并没察觉到有何异常。但当晚9点17分，任海云又接到赵俊华打来的电话，说她丈夫正在医院进行抢救，让她赶紧去郑大医院。“当时我预感丈夫出事了，也一直是担心断药引发疾病的问题出现了。”大约20分钟后，她和弟弟开车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老常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四周围了很多便衣警察、医生，其中就有派出所的陈国发所长和赵俊华。当她走过去准备靠近丈夫时，身边十几个民警把她拖拽回去，直到丈夫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ICU。患者抢救死亡后仍“注射”药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任海云一家人不知所措。昏迷不醒的常济被医院安置到ICU抢救后，医生告诉家属，说患者情况危急，心跳反复骤停。据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记录》显示，半小时前上（审讯室）厕所时被人发现晕倒在厕所，可喊醒，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心肺复苏成功收入院期间再次出现心跳骤停，再次予以心肺复苏，如此反复复苏6分钟才复苏成功。图｜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病历医护人员持续为其心肺复苏，却始终没有效果，并下了病危通知书。为了纠正心衰、缺氧，并创造手术条件，医生决定启用一种名为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设备。这是一种高科技的生命支持系统，用于在患者的心脏和肺功能严重受损时提供帮助。ECMO技术可以代表一家医院、一个地区的急危重症救治水平。公开资料显示，被誉为“亚洲最大医院”的郑大医院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复旦大学版）中，其综合排名位居全国19位，在中国医院科研量值排行榜中居全国第21位，设有东院区、北院区等4个院区。图｜死者常济淙的妻子（右）和女儿在郑大医院的合影ECMO俗称人工心肺，是替代心肺功能的一项抢救技术，可为心脏骤停、难治性心源性休克、重症肺炎等各种疾病引起的呼吸衰竭的濒死患者的抢救赢得时间。目前，ECMO因在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救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逐渐被大众熟知，不少人把它称为重症患者救命的“终极武器”。白鹿新闻了解到，此前一台进口的ECMO设备价格在100万元至350万元不等，且开机、耗材费用不菲。德国德中医学会中国项目部主任刘洋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过去，ECMO开机耗材套包平均5万元，加上重症ICU每天超过1万元的治疗费。任海云得知，使用ECMO的费用极其昂贵，光开机费就高达5万元以上，且每天至少上万元。她感到无助，这对于一个负债累累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她向医生询问了ECMO的必要性和成功率。据了解，成功率为50%。医生向任海云解释，ECMO是在其他治疗手段无效时的最后选择，它可以替代心脏和肺的功能，给患者提供治疗和康复的时间。然而，医生也坦诚地告诉她，尽管ECMO是一种先进的生命支持技术，但它并不能治愈病情，成功率因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异。面对这样的情况，任海云感到非常矛盾。一方面，她不想放弃任何救治丈夫的机会；另一方面，她还要考虑到家里还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以及持续增加的医疗费用，她很难抉择。但最后，任海云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丈夫的生命。她告诉白鹿新闻，抢救的第一天，她先向亲朋好友筹借了5万元，然后多次找派出所协商垫付每天产生的医疗费，但赵俊华一直躲着不接电话。面对医院的催款通知，她无奈向郑东分局副局长谷秋生发出了“家属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求助短信。图｜郑东分局谷秋生副局长发给死者家属短信谷秋生于3月31日的当天下午2时12分回复了任海云：“刚医院查了，账上还有一万多，不影响治病。”随即她再发短信就没再回复。4月2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接见了任海云及其家属。据她提供的一段录音显示，当时陈林拿了一张打印好的《申请书》让她签字，但她拒绝在这份既没盖章，又没填写日期的纸上签名。图｜死者家属从郑东分局拍到的垫付医疗费的申请书趁他们不注意，任海云拍了这张申请书。该申请书显示，“我叫任海云……，3月27日我的丈夫常济淙在北京被通泰路派出所带回郑州询问案件，3月28日夜里常济淙因疾病被送到郑大医院急救，经多次抢救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公安机关出于人道主义先期已经垫付医药费12万元，家属自筹5万元，现病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仍未脱离生命危险，现因家中无力支付医药费，请求公安机关对常济淙进行继续救助医治，并垫付医药费。”“拒绝签字后，陈林随后给我打了电话，承诺他们会支付，让我们放心。”任海云说，“老常刚使用ECMO抢救时，医生找我谈话，说他血压稳定。当初医院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老常有救了，给了我希望。但抢救的第二天，医院就一直劝我放弃治疗，我感觉很不正常。”据任海云提供其中院方找她谈话的一段录音显示，患者主治医生对她说，“目前他30的血压还是在ECMO支撑的，我估计一撤ECMO，血压会掉得很厉害，我觉得你们下一步还花那么多钱去救也救不过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4月3日，她向院方索求老常的抢救病历，欲将给曾治疗过他的北京医院进行会诊。“可能他们感觉瞒不住了，医院拒绝提供病历，多次谈话中劝告我们放弃治疗，撤掉ECMO，但我们坚持不同意。”遗憾的是，昂贵的ECMO并没有将常济淙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4月6日凌晨4点42分，医院通知患者家属“抢救已经没有意义了”，并正式宣布常济淙死亡。至此，常济淙已经在郑大医院ICU抢救了9天时间，医疗费高达295731.81元，其中郑东分局垫付了24余万元。撤掉ECMO后，警方只准许死者儿女进入ICU，这也是他们俩第一次进ICU见到父亲。女儿摸了摸父亲的脚，“冰凉冰凉的，感觉刺骨，好像爸爸死了好多好多天”，而他的眼睛一直睁开着，死不瞑目。直到常济淙的遗体被转移到郑大医院太平间，任海云才见到丈夫。她按老家的风俗跟丈夫穿了寿衣，但在擦其遗体时发现其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左腿部也有明显伤口，其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她随后拍了几张照片。图｜死者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看到往日光彩照人的丈夫变成这个“狰狞”模样，她痛不欲生，几欲昏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她从120抢救病历中发现死者的“双手腕可见环状痕”，由此咨询了司法系统的朋友，他们称死者生前在审讯中经历过酷刑，她需要派出所给个说法。此外，任海云还对郑大医院使用ECMO产生的高达29余万元“天价”医疗费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涉嫌过度医疗、存在乱收费现象。她援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曾经算的一笔细账，ECMO启动费用要4万～6万元，主要是一个套包的耗材费用，包含离心泵头、管道、血管插管和膜肺。运行期间，ECMO每天费用在1万～2万元，主要是ICU、用药、监测设备及医护人员费用等。统算下来，她丈夫抢救9天不会超过24万元。而上述的刘洋主任也曾向媒体介绍过，患者过去使用ECMO两周时间仅需20万元费用。白鹿新闻注意到，郑大医院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第71页显示，4月6日上午8点2分，死者常济淙被医院送进太平间；4月11日8点53分，死者又做了“心肺复苏术”、“物理诊断常规心电图检查”，以及使用了多次不同数量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针”、“葡萄糖注射液”等共22项收费，其中3项属“补录医嘱”。图｜死者被送进郑大医院太平间仍产生22项医疗费对于死者为何在太平间的第五天还会产生费用问题，患者常济淙的主治医生崔红卫答复以死者家属名义的白鹿新闻，他表示，“抢救完了，晚几个小时写医嘱，这是国家允许的。对于他送来已经死亡或晚几天写（补）医嘱，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记不住了。”（派出所所长陈国发说）死者伤痕可能是医生弄伤的丈夫死亡后，任海云一直要求警方给她看丈夫生前从北京到郑州的全部执法记录仪视频。因为她怀疑，身上有多处伤痕淤青的丈夫可能是被派出所民警刑讯逼供致死。现在她最大的疑问是：丈夫在审讯室的几个小时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为此，任海云先后找了派出所和郑东分局，均没有得到回复。4月8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发短信通知她：“分局对您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专班，由我来牵头处理善后事宜。”图｜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给死者家属发短信任海云觉得由陈林来牵头处理此事不合适。据报道，2020年12月13日，网络上出现实名举报郑东分局二级警督、纪委副书记、执法执纪监察室副主任陈林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人称陈林存在伪造更改多重身份、利用虚假档案资料混入人民警察队伍；裸官、长期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插手经济案、办金钱案、关系案；拥有多套房产和商铺、为跨境网络赌博提供保护等情况。举报当天，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已成立调查组介入此事，但时至今日仍未见相关部门公布调查结果。图｜媒体曾报道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次日下午，陈林通知死者家属前来酒店协商善后事宜，并给任海云送达了《拘留通知书》、《立案决定书》和死者随身物品，以及死亡当天的抢救病历。“但唯独少了丈夫的手机，警方说现在不能给你。”任海云说，然后，她拿着丈夫的身份证去医院打印病历，但电脑中查不到他的相关信息，医生说病历还在ICU重症监护室没上传。最后经警方的同意，院方才勉强将死者的病历全部给了死者家属。4月10日，在任海云的强烈要求下，派出所给死者家属及其代理律师看了部分录像。任海云说，观看视频前，民警要求他们过安检，还要上交手机及金属物品。“我很生气，看个视频像审犯人一样，我们就直接下楼了，可走到大门口冷静想了想，还是想知道爱人去世的真相，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就回去接受了公安的要求。”据任海云和她的女儿回忆，这段视频显示，老常下高铁后，他和赵俊华并肩在郑州高铁站行走了十几秒钟，但具体时间不详。然后画面跳到3月27日晚上11点，他和两个穿着警服的民警在酒店前台待了1分钟左右，其中赵俊华让他在前台出示身份证（开房），尔后他们便乘电梯进入酒店房间一闪而过。整个视频画面没有声音，也听不到人说话。当她要求看房间视频时，放视频的民警却称酒店没监控。“我不相信，因为当晚11点37分，我接到爱人电话，他说今天笔录没做完，明天继续做，赵所还安排了两个人在这里。而赵俊华在电话里也说，在酒店里有另外两个人陪同，我还想多问两句，爱人说他们要手机便断了电话。”任海云说，“我肯定不相信酒店没有监控，而结合我爱人身上的伤痕，我更怀疑他在酒店受到非人的折磨。”所以，她一再坚持要观看房间视频，但遭到拒绝。“这段被剪裁处理过的视频再显示，3月28日下午4点多，老常被民警带进郑东分局案管中心大厅站了一会儿，喝了口水。随后，他被民警送进审讯室，坐上一张椅子，没多久，询问人赵俊华好像在撕一份什么文件。”对此，一旁观看视频的民警跟她解释，审讯人员做笔录，有时会写错、签错，或者需要改动的，然后要重新打印再拿给他认可再签字，所以之前的笔录就得撕了。“我听完之后感觉不正常，因为我爱人的眼睛老花了，看不太清楚，所以他们做的笔录我存疑。”任海云继续观看视频，发现画面中的老常又被带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他先是坐在一个长凳上，然后不知多久又躺在凳子上，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叫门。“他们进一步跟我解释，说爱人要上厕所。”“画面一转，我看到爱人从厕所里倒在地上的画面。”任海云说，“我一看心都跳出来了，大喊救命，可看到爱人旁边没有人，我在着急，隔着屏幕也无能为力，心疼死了。看着他好像在叫人求救，然后就看到他坐起来抱着脚，很痛苦的样子。公安解释说是脚疼，我听不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一会又见他倒下了。这时爱人的旁边站了一个人，不知他在说什么，我眼看着爱人无助地躺在那里，躺了很久。”“我看着画面只能大喊着叫他们救命，可那人无动于衷。”旁边的民警对她说，他们在审讯时进行了抢救。“可是我没看到有人在抢救，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我看到120的医生进来了，之后就没有画面了。”看完这段视频后，任海云整个人都瘫了，心脏也跳个不停，现场的120急救人员赶紧给她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她才缓解过来。“从整个视频来看，他们从没给丈夫吃‘利伐沙班’这种药。如果他按时吃这个药，不停药不断药，也不会突发心脏病死了，真的接受不了。”任海云事后回忆，丈夫死亡与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她心有存疑。据一位不具名的心脑血管专家透露，“利伐沙班”是一种抗血栓的药品，对治疗罕见的右心室血栓疾病有奇效。如果每天不及时服用，或停药一天以上，会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从而引发血液流不到心脏，危及患者生命。8月12日上午，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走访了通泰路派出所，并以家属的名义向陈国发所长了解了此案相关情况。据陈国发介绍，老常在审讯时上了一趟厕所，解完手后不小心摔倒在地。他坐在地上摸着脚，身旁一办案民警走过去问他有事没，他说脚疼得受不了。那个民警将他扶了起来，但他站不起来又倒在地上。随后，民警立即拨打了120，并向带班民警汇报了情况，“过了一会又上去给他按心肺复苏，毕竟他（民警）还不专业。后来我们也在反思，可能有的民警不懂医疗知识”。任海云向他质问死者身上的伤痕及是否吃药情况，陈国发答复“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劲儿很大而弄伤的……。进入案管中心，他要吃药，民警又跑出去给他买水”。对于陈国发这一说法，令她难以接受。任海云提出在酒店的房间里存在视频缺失，她要求派出所公布这段空白视频录像，她不清楚丈夫在第一次在酒店房间里审讯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否和死亡有诱因。而陈国发却以酒店房间没有监控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死亡通知书显示，目前常济淙的死因还未明确，需要在48小时尸检才能知道真相。任海云明确表示，派出所要尸检，她们家属不同意，因为当地公安直接参与尸检是不合理的，应避开嫌疑人，异地进行尸检，这样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然而，她的要求至今仍没有得到满足。图｜郑大医院给死者家属出具的死亡通知书急救病历显示死者抢救前死亡“丈夫从抢救第一天开始，医生就不时劝我们放弃治疗，并一再提出撤掉ECMO。”任海云由此怀疑，丈夫在抢救前已经死亡。后来，她看了120的急诊记录，更加笃定丈夫因心脏骤停在120抢救前已经死亡。白鹿新闻从死者的抢救病历看到，常济淙在审讯中“突发疾病”导致心脏骤停。公开资料显示，心脏骤停，即心脏射血功能突然终止，导致重要器官严重缺血、缺氧，如果不及时干预，将导致生命终止。这种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医学上又称猝死。《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1》指出，中国心脏猝死的总人数每年达到55万，居全球之首，每天约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即“每约一分钟，就有一人猝死”。据统计，70％以上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前，而其中约90%的猝死者由于心室颤动引起，其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和脑卒中占猝死的首位。对于突发心脏骤停患者，其最有效的急救措施是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是通过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方式，建立暂时性的人工循环，保证身体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同时刺激机体产生自主心跳、呼吸，从而挽救患者的生命。目前多数医学专家认为，心肺复苏开始的最佳时间是在心脏骤停的4分钟内进行，又称“黄金4分钟”。据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刊发《关爱生命，“救”在身边——掌握心肺复苏术（CPR），抓住“黄金四分钟”！》的健康科普文章称，抢救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4分钟内复苏可能有一半人被救活，4-6分钟10%可救活，＞6分钟存活率仅4%，10分钟以上几乎无一人存活。图｜河南濮阳人民医院发布的健康科普知识文章但白鹿新闻注意到，死者常济淙在突发心脏骤停后，至少超过3个10分钟。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现场办案民警主诉嫌疑人“晕厥20分钟，加重5分钟”呼叫120，医务人员接120指令于当晚20：32：50到达现场，20：34：26见到病人。而白鹿新闻根据卫星导航，从郑大医院开车到病历载明的抢救地案管中心，全程行车4公里多、约8分钟。这表明，常济淙在心脏骤停至少超过30分钟以后，医务人员才赶到现场施救。那么，120能否在30分钟后将患者常济淙抢救过来？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肺部“呼吸音消失”，心脏“心音消失，未闻及心音”。同时，《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也显示，患者“双侧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4.5mm，对光反射消失，面色苍白，口唇紫绀，颈动脉搏动消失，胸腹无起伏，四肢冰冷，双下肢指凹性水肿”，“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图｜郑大医院在死者抢救后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针对死者院前病历出现的以上情况，上述科普文章强调，如果持续超过30分钟的心肺复苏（CPR）后，患者呼吸与脉搏没有恢复正常，患者瞳孔散大固定，那么应视为心肺复苏无效。也就是说，常济淙前期经过现场办案人员的心肺复苏30分钟后，就算等到抢救人员再实施心肺复苏也是无效的。白鹿新闻就“常济淙院前120急救病历”咨询了江西省内几家三甲医院的心脑血管专家，他们多数认为，通过120抢救人员的院前病历上描述，患者突发心脏骤停后心跳、呼吸、脉搏整个都没有了，死亡特征非常明显。但也有个别医生表示，患者“看起来情况不妙”，在短时间内也有可能被抢救回来，而这种情况微乎其微，不到十万分之一。此外，上述科普文章还指出，当一个人心脏骤停，3分钟就会出现脑水肿，4-6分钟就可能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性损伤。另外还有报道称，在正常室温下，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时间在10分钟以上，即使病人抢救过来，也可能是脑死亡。上述心脑血管专家告诉白鹿新闻，如果患者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引发脑损伤，就不能使用ECMO辅助救治系统，严重违反了包括“严重不可逆的脑损伤和长时间心肺复苏”的ECMO使用禁忌症这一条硬性规定，最终将会导致患者出血、栓塞、感染等并发症，加速患者死亡，所以医护人员使用ECMO较为慎重，市场容量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心肺复苏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急救措施，由于办案人员前期未经过系统培训，他们在心肺复苏操作时的不专业、不规范导致患者的胸部、肺部、心脏等内脏损伤或出血，这对患者常济淙的右心室血栓疾病造成了第二次伤害脱落，从而也加速了肺栓塞症的形成，威胁患者生命。其中医学博士刘医生认为，右心室血栓脱落引起肺栓塞时常无明显诱因，个别患者就诊时症状并不严重，常规检查通常又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耽误最佳治疗时机。据报道，被称为猝死之王的肺栓塞因很少有人知道，误诊率高达70%，致死人数超过急性心肌梗塞、脑卒中。“因误诊率高，不及时诊治死亡率接近100%，比心梗、中风还可怕。”刘博士表示，因此，肺栓塞很容易被忽视，更像一个“沉默的杀手”，往往比心梗、脑卒中还凶险。以上种种证据表明，死者家属在写给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的控告信上认为，“当天的急救病历清清楚楚写明，常济淙在送往郑大医院前已经死亡。从3月28日拖到4月6才宣告死亡，完全是医院在某些人的指使下，给我们家属在'演戏'，试图掩盖常济淙在公安办案场所当天已经死亡的事实。”“既然患者在抢救前已经死亡，120为何还要送去医院？”任海云一家人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但《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中载明的内容给她找到了答案“与赵俊华（关系人：民警）沟通，决定转医院进一步抢救”。“而关于丈夫心脏骤停经抢救成功心肺复苏后，其抢救前后病历矛盾，显然医院在配合其管辖的派出所说谎。”任海云说。但也有法医对死者常济淙的死亡时间提出了质疑。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多年，曾在“湖南黄静死亡案”“黑龙江代义死亡案”“福建念斌投毒案”“河北聂树斌杀人案”等案件中担任鉴定或论证专家的著名法医专家胡志强认为，从死者家属提供的遗体照片来看，尸体没有形成尸斑，应该是没有死亡多久，其死亡9天之说应该不能成立。具体情况还要看尸检，才能进一步确认其真正的死亡时间。对此，上述心脑血管专家解释称，死者在宣告死亡时没有出现尸斑，原因就是ECMO的工作原理，即ECMO是维持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帮助危重症的患者实现体外循环，为医生赢得抢救患者的时间，而在ECMO的体外循环过程中会采用血液稀释，以减少阻力和血液的破坏，让患者的血液与平常一样浓，使得患者的温度维持在常温。8分钟误接电话揭开抓捕真相这五个月，对丈夫死因的疑惑一直缠绕着任海云。她认为，造成这一切都是因为派出所民警赵俊华及当地公安机关涉嫌一系列违规“暗箱”操作。任海云说，首先，是赵俊华涉嫌非法“钓鱼”传唤。他到北京以找人看病为名，约嫌疑人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天街附近餐馆见面，随后他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强行跨省将丈夫带到郑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他的住所、所在单位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即传唤证）。赵俊华是否持有相关部门批准的传唤证？陈国发所长对白鹿新闻称，他们有传唤证，因为现在异地办案必须得到当地警方的配合，否则未有传唤手续，当地警方也不会协助。但当死者家属提出要看传唤证时，派出所至今也没有提供。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告诉白鹿新闻，赵俊华去北京抓捕嫌疑人常济淙，还必须至少有两个民警参加。担参与抓捕的三个人当中，仅有赵俊华出示了警官证，而且还是在死者家属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出示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且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此外，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参与执法的民警也不得少于两人。事后，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公示栏中只找到赵俊华副所长一人，该所教导员王警官解释另外两人未出现公示栏是因为“他们俩是去年刚分来的”。但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随机咨询了该所办证大厅民警，他们均称局里要求所里全体人员必须对外公示。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还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死者家属却在传唤的第13天（4月9日）才收到拘留通知书。白鹿新闻注意到，该拘留通知书还是一张“早产”通知书。据拘留通知书显示，常济淙于3月28日晚上6点被警方刑事拘留的，并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但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120抵达案管中心的时间是当晚8点32分。这意味着，嫌疑人还在案管中心审讯时，派出所就提前两个半小时办理了刑拘手续，并同时办理了看守所羁押手续。白鹿新闻从拘留通知书获悉，常济淙是以涉嫌拒执罪的罪名被刑拘的。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5月14日，郑州高新区法院、郑东分局联合成立了 “郑东分局驻郑州高新区法院打击拒执犯罪侦办大队”，设立该大队是为切实解决执行工作中存在的被执行人，特别是涉嫌拒执行为的被执行人“人难寻 、物难找、追究难”等突出问题。成立不到5个月，该大队于同年10月8日对常济淙上述拒执罪的案子进行立案调查。图｜郑东分局与郑州高新法院联合成立拒执大队据陈国发所长介绍，由于该拒执大队去年被撤，老常的这个拒执案就分到所里由赵俊华副所长负责。移交过来之后，老常来所里做过一次笔录，但因老常住院一直不能过来，申请执行人便举报赵俊华久拖不办案。所以，在此背景下，赵俊华今年才带人前往北京传唤老常来郑州配合调查。“其实我们也不想办这个案子，我们也不认识（申请执行人），也不知道这事。”白鹿新闻就“拒执大队撤销”之事致电郑东分局相关部门，证实该大队确实被撤销，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据郑东分局一知情人士透露，所有的拒执案件必须由法院移交郑东分局案管中心，然后案管中心统一分配。之前，因为郑东分局所有的案件都是在郑州高新区法院判决的，所以郑州高新法院的拒执案都要移交给郑东分局立案。但自从前年或者去年开始，郑东分局办理的刑事案件改由郑州自贸区法院（经开区法院）判决，那么以前由高新法院移交过来的拒执案则移交给郑州公安局高新分局。既然常济淙的拒执案改了办案单位，为何原办案单位还在继续执行呢？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任海云因误接到“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8分多钟电话而揭开了神秘面纱。据任海云回忆，3月29日晚上6点55分，也是丈夫被送进医院抢救的第一天。“赵俊华突然打电话给我，我赶紧接听，并喂了几声，见对方没有说话。正想挂电话时，突然听到赵俊华与他人在通话，我一听，刚好说的是我爱人的事情……。我听了很生气，大概听了8分多钟，我感觉他们之间的通话将要结束，我就提前挂掉了电话。”“能接到这个电话，纯属偶然。”任海云说，“我觉得应该是他无意中触碰到我的电话，因为当天我打了他一天的电话未接，可能我的号码被他的手机置顶了。他当时正在用另一个手机打电话时，不小心误碰了他的工作手机。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偷录到他这个秘密电话。”根据任海云的通话记录，白鹿新闻向陈国发所长求证后得知，该电话号码就是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工作用的警务通手机号码。白鹿新闻发现，这段录音电话全长8分19秒，里面只能听到带有河南口音的赵俊华一人的声音，现摘抄部分内容如下：赵：对，我们公安以前带人，传唤证肯定批不下来，拘证批不出来，只有违规去执法。赵：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赵：我们拘留证快批下来了，确定是嫌疑人了，法院那个高鑫鑫（音）法官来这了，机关批了（批捕）以后，他有重大嫌疑。赵：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赵：他原来有病，这是事实，又没有说有这种病就不处理，不批拘留，就没有这规定，是不是。赵：120的人说你上车吧······，后来，我又去了，给他挂个号，我给他垫了一万八，后来想想那一万八不该给他垫，但是咱的心老善良啊。赵：没啥事，张旭（音）那边说也没啥事，张旭刚才也给我回过电话了，他们讨论这个事了，他说全是案管（中心）责任，他上卫生间那没人跟着，而且穿个一次性拖鞋，拖鞋一沾水滑。这段电话录音中提到两个关键的人，即“高鑫鑫”和“张旭”。白鹿新闻从常济淙拒执罪案了解到，高鑫鑫是该案二审法院——郑州市中院的书记员。而其中的张旭，经陈国发证实，他是郑东分局治安大队某个专案组负责人。据2022年10月13日公开报道称，张旭入警5年来，干过特警、治安警，现任郑东分局圃田派出所副所长，荣获个人嘉奖一次，多次获得郑州市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白鹿新闻从圃田派出所了解到，张旭今年已调离该所。陈国发所长向白鹿新闻透露，张旭和赵俊华是同一批提上来的副所长，他比赵俊华小，两人关系较熟。“他客观上确实是有病。所以大家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发生，走到这一步，我们要积极解决善后问题，包括前期救治，赵俊华还自己掏了18000块钱，现在分局仍没报。”值得一提的是，电话录音中赵俊华重点说到“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任海云称，从这个“钱”字和“尽心去办”这句，她初步怀疑，这个与赵通话的“神秘人”可能是该拒执案的申请执行人，也可能是赵俊华的直接领导，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金钱交易。赵俊华涉嫌插手经济纠纷，不经任何部门批准私自传唤、拘留丈夫，甚至不顾嫌疑人重病审讯致死，严重违反了公安部禁止民警插手经济纠纷等禁令规定。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用任海云的手机拨通了赵俊华的电话，他以“不在、不知道”为由挂断了电话。“老常已经走了5个多月了，当地公安部门至今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每次都是我主动去找他们。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通过媒体找到电话中的那个神秘人。”任海云说，她希望借助媒体公开这段电话录音，能够引起河南省相关部门的重视，让死者家属和公众了解事件真相，并公开酒店及审讯室的完整视频，对相关违法违纪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民警在酒店讯问严重违法白鹿新闻就此案牵涉的一系列法律问题，采访了著名刑辩专家、中央财经大学预防证券金融犯罪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范辰律师。对于派出所民警在酒店审讯嫌疑人常济淙之事，范辰表示，本案中的《拘留通知书》显示，2024年3月28日郑东分局以“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但第一次讯问却在酒店里进行，不符合有关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除下列情形以外，应当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的讯问室进行：（一）紧急情况下在现场进行讯问的；（二）对有严重伤病或者残疾、行动不便的，以及正在怀孕的犯罪嫌疑人，在其住处或者就诊的医疗机构进行讯问的。”因此，对常济淙进行讯问，要么在办案场所讯问室进行，要么因其患有疾病，应在其住所或者医疗机构进行，在酒店对其进行第一次讯问，属于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派出所非法传唤重病人员审讯问题，范辰称，常济淙抓捕前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依据《保外就医严重疾病的范围》（司发通〔2014〕112号）规定，罪犯有下列严重疾病之一，久治不愈，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属于适用保外就医的疾病范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死及重度不稳定型心绞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有严重心绞痛反复发作，经规范治疗仍有严重冠状动脉供血不足表现。” “心功能判定：心功能不全，表现出心悸、心律失常、低血压、休克，甚至发生心搏骤停。按发生部位和发病过程分为左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右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和全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而常济淙被侦查人员从北京带走时，其家属多次提醒办案人员，常济淙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依据上述规定和情况，常济淙不适宜羁押。出现常济淙在羁押期间死亡情况，办案机关工作人员难以推脱其责任。对于“郑东分局专门成立专班，由公安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牵头处理此案善后事宜”之问题，范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根据《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相关工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二）死亡在押人员的近亲属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疑义，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需要调查的；（三）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异议的；（四）其他需要由人民检察院调查的。”依据上述规定，对常济淙死亡事件，应由相对独立的检察院牵头进行，而不是由造成死亡的公安机关牵头处理。显然，由公安机关牵头调查此案，既不符合有关规定，结论也难以让家属信服。法谚有云，“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程序违法是不能容忍的。但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白鹿新闻，经查询，检方至今从未受理过常济淙的案件，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范辰还表示，根据死者家属提供的死者遗体照片，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涉案派出所陈国发所长用抢救时所致，难以自圆其说。白鹿新闻将持续关注河南常济淙死亡案。...

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4日披露一起案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的宝苑国际项目，在当年的规划中本应有着宏伟的高楼与熙攘的商户，成为带动村域发展的支柱引擎，而如今的现状却是一片破败与凄凉。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建生。项目荒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情？陈建生：哪能不后悔，如果坚守住呢，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总结起来，还是怨自己吧。陈建生是南苑村土生土长人，早年因建材生意做得不错，而在村里小有名气，作为脑子活、会挣钱、见过世面的“能人”，2006年陈建生回到村里，两年后便担任南苑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第三年就任村委会主任，并成为下一届南苑村党总支书记人选。2006年在市区产业引导政策带动下，南苑村以科研办公名义立项“北京宝苑科技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规模达12.5万平方，一个大体量的集体经济项目呼之欲出。也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薛国刚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经人介绍，他与陈建生迅速熟络起来。薛国刚：刚开始先认识嘛……不是一到那儿上来就谈事就谈事儿，还是先认识，去了五六回吧，就开始谈合作。然而表面上与陈建生侃侃而谈的薛国刚，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所包装出来的那样拥有承接项目的强大实力。高歌：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高歌：薛国刚是做汽配生意起家，挂靠在北京某汽配公司名下。名为公司，实际是个体经营模式。薛国刚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陈建生：做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看他们谁给的最多，选择的他们。双方的合作模式很简单，即由作为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而合作方组织施工建设与经营管理，然后合作方每年向中恒金苑公司支付租金。2006年薛国刚直接开出明显高于其他意向合作方的年租金报价，并立即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就这样仅凭着薛国刚摆出的排面，身兼村党组织书记和中恒金苑公司董事长双重身份的陈建生，没再对其进行任何详尽背景调查，盲目相信了薛国刚的实力。薛国刚：我们签约的时候一小时都不到就写好了，然后请他在东三环吃一顿饭。2008年，宝苑国际项目正式动工，然而工程建设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一方面，陈建生无视教育科研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楼高层数、设计结构，为项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薛国刚作为仅靠汽配生意起家，并没有多少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实力的个体户，很快就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建生了解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清醒，反而慷慨解囊，将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这背后是明码实价的利益交换。何雯：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 工作人员何雯：2009年的下半年，陈建生向薛国刚表明想买房，薛国刚投其所好，表示手上有一套250平米的房子，并包了该房的全部装修费用，等装修结束陈建生就心安理得的住进去了。有了权钱交易的关系，陈建生便点了头，于是薛国刚轻而易举拿到以村集体名义出借的巨额资金。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陈建生眼里形同虚设，毫无约束。薛国刚：都是他，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就办得特别顺，他的手续都是后补的，全部都是后补的。面对项目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薛国刚先前筹借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恒金苑再次向宝苑国际公司出借了一笔资金，同时还替薛国刚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程款。其实此时，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生已摸清了薛国刚的底牌，在明知其完全不具备投资实力的情况下，陈建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止损求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薛国刚的“懂事听话”和他奉上的200万元巨额贿赂。薛国刚：在他身上永远你会看到一种利益，就是跟利益有关系的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就就特好使，来考虑来你拿钱说话没劲就没没钱，你得理解要啥呢，你就就别瞎聊天。陈建生：自己没有把住好自己的底线就忘记了。不忘初心，这个有这个一时之念的。陈建生所谓的“一时之念”，其实就是他永远向前看的本质。为了不断薛国刚这里得到好处，陈建生挖空心思、花样迭出。宋海滨：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 副主任宋海滨：陈建生有以现金出借收取高额利息的习惯，在他的暗示下，薛国刚以宝苑国际公司名义向陈建生及其好友借款1000万元，最后按4%的高额月息支付其利息高达800万元。薛国刚：陈建生说100句话99句都是暗语，点到为止，你要听得明白吧，你就在这混，听不明白你就被就被淘汰了，咱们是商人也不是糊涂人。咱就跟公司拿点钱给他送去了，再办事就乐乐呵呵的了。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南苑村多次向薛国刚出借资金，并帮助其支付工程款。陈建生的“放水”致使南苑村的集体企业俨然成了薛国刚的私人金库。除了再次奉上200万元现金给陈建生外，薛国刚将大部分资金都肆意挥霍，而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高歌，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高歌：2015年10月，薛国刚在陈建生催促下，宝苑国际商户签约仅20%，就大张旗鼓开始营业，营业不到半年，便经营不善，关停。此时，南苑村中恒金苑对宝苑国际所有的出借资金彻底打了水漂。虽然薛国刚不停的进行招商，但因为办理验收手续无法注册工商登记信息，签约的租户陆续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同时因宝苑国际项目建设工期过长，外债很多债权人纷纷对宝苑国际进行起诉。至此，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陈建生、薛国刚两人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南苑村在该项目中的损失除已出借资金外，还包括应收账款利息、欠缴租金、司法划扣、清退租户费用、人员工资等额外负担，这些损失与南苑村在项目初期收到的5年租金相比显得如此悬殊。面对惨重的损失，陈建生非但没有惊恐与悔过，反而看到宝苑国际项目已经没有油水可榨，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一次就收取南苑村棚改项目承包方300万元贿赂款，给自己的累累罪行又增添了一笔。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建生：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愧疚。宝苑国际项目背后腐败问题的查办，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南苑村村民：本来村民们都非常看好陈建生，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这些年里他项目没干成，胡作为非。对于纪委的处理结果呢大快人心。南苑村村民：现在罪魁祸首被抓了，问题也正在解决，大家对宝源国际项目又有了新盼头。陈建生案绝非个例，其中暴露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三资”历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张涛：丰台区纪委副书记 区监委副主任张涛：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正风肃纪反腐的焦点就在哪，我们将不断的督促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管理，推动集体经济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惩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查严贪疑腐、旋转切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推动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来源：“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