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陈怡吗？这名上海泛鑫保险代理公司的美女老板，在8年前“长险短做”，将保险公司20年期的寿险产品拆分成1-3年的短期理财产品对外销售，资金链断裂后于2013年8月出逃斐济，在检察院批捕仅2天后就被从斐济抓获。当时有传言称，陈怡卷走5亿资金潜逃海外。但2年后低调宣判的判决书揭示了赃款真相：陈怡等人集资诈骗造成被害人8亿余元损失，陈怡等人将4999.8万元港币转至香港后，携带83万余欧元等巨额现金和首饰、奢侈品等财物潜逃境外。判决书写道，继续追缴违法所得8亿余元。追赃比追逃更重要“追赃比追逃更难、更慢，原因主要是，证明某人的犯罪事实难，证明海外某笔资金或财产是违法犯罪所得更难。”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文华说。“财产和人不一样，人不管逃到哪里，总还是那张脸，可是资金可以不断地流转，它的流转环节多，通过投资等方式改变财产或资金性质进行洗钱比较容易，因此要溯源查清其来源很难。”王文华说。贪腐资金外逃形势曾相当严峻。2001年最高检曾透露，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追赃已受到比追逃同等甚至更多的重视。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将传统的“追逃追赃”表述修改为“追赃追逃”，“追逃”和“追赃”的顺序发生了变化。一些案件中追赃的成果也很突出。据《红色通缉》专题片披露，新西兰法庭判决“百名红通人员”第5号闫永明洗钱罪成立，他的资产被全部没收，并缴纳巨额罚金，折合人民币总共两个多亿，其中1.3亿赃款被返还中国。加上此前通过不同方式缴纳的违法所得和罚金，中国共计追回赃款人民币2.82亿元。而轰动一时的“中行开平案”目前已经追回赃款20多亿人民币。该案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窃案，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卷走资金折合人民币超过40亿元。闫永明案中，“我们创造了很多新的模式，包括人赃俱获，罪罚兼备，包括对闫永明赃款和罚金的分享模式。”办案人员介绍。“相比于坚持全部追回但实践困难的追赃模式，资产分享其实是一个更为务实、理性的选择，而且为诸多国际公约所确认。”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彭新林说。资产共享合作互惠“2018年10月26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通过并公布施行，将有利于我国海外追赃更好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告诉记者。“《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对调查取证、文书送达、资产追缴等作出了规定，尤其是引入了应外国请求冻结、扣押、没收、返还财产制度，从而保障了国际合作的互惠性。”他说。也就是说，在刑事司法协助实践中，由于我国此前存在协助外国追缴资产的法律空白，在向外国请求协助时没有明确的互惠性机制，外国自然没有义务“帮忙”。彭新林向记者表示，他建议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科学设定资产分享的条件、比例和范围等内容，以充分发挥该机制在资产追回上的正向功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确立了资产分享机制，但分享的比例、标准未做明确规定，“这需要在个案中针对各方的付出进行具体的协商”，黄风说。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增加的一项特别没收程序如今也在多起海外追逃追赃案件中适用，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藏匿、死亡时，法院可以裁定没收其违法所得。“百名红通人员”第65号蒋谦在武汉城市排水公司任职期间，负责武汉市一个污水处理厂拆迁项目，和人合谋虚构拆迁内容，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获利1400多万元。蒋谦逃往加拿大后，追逃工作组迅速冻结了他的所有资产。2015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蒋谦违法所得的1400余万元款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可以进行缺席审判。作出判决以后，就可以拿着这个判决，请外国来承认和执行。”黄风介绍。据报道，2014年以来，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5000多名，其中“百名红通人员”56人，追回赃款100多亿元。...

中国楼市“买房必赚”的时代正在远去。以一线城市为代表，京沪深豪宅抛售、二手房业主让利、成交低迷……2018年下半年至今，房地产市场低迷已逐渐传导至二手房市场。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显示，近一两个月来，一线城市业主也“扛不住”，降价的案例比比皆是。房地产保值增值的神话被打破。背后原因在于，“杠杆买房”的黄金时代终结。作为投资标的，房产的变现能力、流通性逐渐下降，和成交量价的表现一样，开发商、经理人、业主的心态持续焦灼。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限购限贷政策抑制需求，人口红利也到达临界点，供需结构发生深刻改变，增量市场进入了拐点。未来，房地产调控大幅放松政策的可能性甚微。多位业内人士预计，信贷偏紧仍然是长期趋势，而房地产税、土地制度等长效机制也将逐步完善，中国住宅市场有望向居住回归，房企纷纷挖掘存量市场新的增长点。二手房降价潮深圳业主张先生在2016年买入龙岗中心城某大盘一套房，时值深圳楼市巅峰时刻，那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手中房产在持有的两年间不断贬值。“小区刚卖出了89平方米的二手房，334万，2016年买价是387万元”，张先生说道。据记者了解，这个项目二期开盘均价4.3万元/平方米，如今成交价约3.75万/平，降幅达13%。在北京二手住宅市场，也出现了部分业主急售房源。记者从贝壳找房获悉，北京太阳宫附近某小区一套两居房源从1250万元降至1190万元，下降60万元，另一小区一套三居室则下降100万元，而最高跌幅在地铁10号线某小区，单套三居室直降182万元。“北京已经跌了一年多了，豪宅更是基本没有什么成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记者表示。焦虑的张先生只是众多一线城市二手房业主的缩影。时近1月底，二手房市场延续2018下半年的低迷状态，一线城市仍是二手房价下行调整的重创之地。而豪宅的有价无市则尤为显著。日前，有消息称，上海浦东陆家嘴世茂滨江花园近20套豪宅“严重低于市价”抛售，业内哗然。安居客即时数据显示，世茂滨江花园两片区的挂牌均价为9.03万元/平方米，而目前仍有5套低于7万元/平方米的房源正在挂牌，每套均低于市场价100至200万。数据还显示，世茂滨江花园均价从去年5月份以来，已连续九月下跌。在深圳这个楼市“风向标”，以深圳湾和东部华侨城为代表的豪宅和别墅，也同样沦陷。继东部华侨城天麓爆出业主亏本千万出售房源的传闻，深圳湾豪宅片区皇庭港湾也有个盘直降300万元售出，印证了在深圳“买房必赚”的定论或被颠覆。而对于豪宅抛售这个关注点，美联物业全国总监何倩茹表示，其实各类房产都有劈价出售的案例，只是豪宅降价的数额更受人关注。“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确实多了一些降价比例较高的二手住宅。”何倩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能卖出去的二手房，大部分都是降价的，幅度大部分在5%至10%，少部分在10%至20%。二手房市场数据同样凸显了市场低迷。根据乐有家和深圳市规土委的数据，2018年深圳二手房成交价格和数量在下半年呈现明显缩量下跌，四季度的成交量均在公认的5000套/月的安全线之下，12月更是跌破4000套。深圳中原数据显示，二手房成交均价方面，深圳已连续四个月下跌。成交数量上，截止至12月23日，深圳12月二手住宅累计成交2699套，相比11月的4175套减少35%。从二手房价格看，广州更是在一线城市中“领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12月，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连续四个月下跌。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0.2%、0.3%、0.4%和0.3%。换房链条被阻断多位地产研究人士指出，二手房市场陷入低迷状态，政策调整是主要原因。就深圳而言，在731新政后，深圳楼市遭受重创，加上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市场预期向下。在政府严格限价、限贷下，一二手房价倒挂现象明显。此外，“三价合一”政策提高了换房成本，二手成交陷入低迷。诸多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一线城市二套房首付大多高至60%-70%，使一大部分有换房需求的购房者只能趋于观望。高企的二手房税费也成为了交易双方的负担。“税费高一直都存在的，且没有取消的可能性，购房者只得接受”，深圳链家研究院院长肖小平向记者表示。肖小平进一步指出，除调控政策抑制需求外，对涨幅的预期是影响市场的关键。“在经济下行的预期之中，会让广大购买者有一个观望的姿态，购房更加谨慎。”肖小平表示，市场普遍认为国家调控房地产的预期较大，涨价没有空间，购房者在这种前提下便会放缓决策。由此可见，哪怕是在深圳楼市，消费者也不再有“投资房产必赚”的信心。此外，年末房地产开发商巨量新盘入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手房的成交。以深圳为例，华强城、万科星城开盘共推4000多套房，最终卖出约2000套。万科、风轩和鸿荣源壹城中心等也在年末撒网拼业绩。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2018年11至12月，深圳有至少30个新盘入市。在新房限价和开发商促销打折活动加持下，置业新房者明显居多，加剧了二手房市场的低迷。在房贷首付、税费以及新房促销的三重压力下，12月的二手房交易陷入低迷。根据乐有家和深圳市规土委的数据，2018年深圳二手房成交价格和数量，尤其是下半年以来呈现明显缩量下跌，四季度的成交量均在公认的5000套/月的安全线之下，12月更是跌破4000套。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预测，2019年，如果不出现明显的房地产政策变化、信贷政策变化，市场的下调难以避免。“杠杆买房”时代终结“房价关键看信贷”，张大伟指出，在流动性收紧背景下，房地产资产的变现能力偏低，买房尤其是非核心城市已不再是稳妥的投资选择。央行最新数据表明，2018年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38.7万亿元，同比增长20%，增速比上年末低0.9个百分点；全年增加6.45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39.9%，比上年水平低1.2个百分点。此外，截至2018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5.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增速比上年末低4.4个百分点。个人房贷余额持续收窄，居民购房杠杆也进入了下行通道。据易居研究院测算，2018年三季度，全国居民表内购房杠杆率为31.3%，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同比下降6.5个百分点。而从历史数据来看，2016年四季度居民购房杠杆率达到2010年以来最高位，为44.1%。2017年一季度，该指标小幅回落至43.8%，此后6个季度连续下行。这意味着，随着信贷政策不断缩紧、流动性因素的影响，居民加杠杆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房产的变现能力转差。直到12月，一直气氛紧张的楼市有了些松绑的迹象，各地政策动态明显减少，人们对楼市的预期也因此改变。融360大数据显示，12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68%，相当于基准利率1.159倍，为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23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北上广深等热门城市的首套利率均值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深圳由基准上浮15%下调到了上浮10%。何倩茹预计，2019年房贷执行利率将下调，会对整体市场产生较大影响，但重点还得看下调幅度有多大。她进一步指出，除房贷利率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市场成交量的变化，虽利率调整有利好因素存在，但不代表成交量就会上升。以深圳为例，“2019年全市二手住宅的成交量将现下行压力，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量降幅预计大概为5%-10%”，何倩茹称，二手房价难以大幅上涨，预计2019年房价涨速将放缓。张大伟则指出，全国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底部已经出现，未来大幅度全面宽松可能性不大，信贷将依然处于偏紧的环境中，限贷政策将严格执行，但对于自住需求的合理信贷有所倾斜，也是2019年最有可能的房地产政策变化。...

26日，国务院宣布，任命原工行董事长易会满为证监会主席。易会满1964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是一名银行业的“老人”。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是“逆袭”，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易会满的第一学历并不高，他80年代毕业于一个看似名不见经传的中专院校——浙江银行学校(现已升格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城市金融专业。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学校始建于1975年，曾是直属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国家级重点中专。别看以前只是个中专，该校曾培养出大量金融人才，原农业银行总行副行长及执行董事楼文龙、原浙商银行行长龚方乐等皆是毕业于此。而且要知道，80年代的中专生在当时已是“精英”。2012年11月3日，易会满在母校作报告时鼓励大学生从基层做起，他指出：“作为应用型职业人才，各位同学要从基层做起，基层或许很枯燥，条件也很艰苦，但只要摆正心态，以良好的态度去从事工作，就有可能获得成功。”当然，易会满后期曾去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深造。二是易会满的工作经历比较单一，他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供职于工商银行，一路从工行基层做到顶层。从履历上看，除了1984年8月到1985年1月曾短暂在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分行担任计划处计划员外，易会满其余时间均在工商银行任职。第一个阶段，易会满主要工作在江浙一带。从1985年1月开始，他先后担任过工行杭州市分行计划处副处长；办事处副主任、主任；计划处处长；杭州市分行副行长、行长；浙江省分行副行长；江苏省分行副行长、行长。第二阶段，易会满上调北京。2005年3月开始，他担任工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工行党委委员、工行副行长。而易会满的脱颖而出，发生在2013年5月。当时，工商银行宣布，由易会满接替超期服役的杨凯生，担任行长一职。此前，他只是排行第五的副行长。2016年，易会满再次打破惯例，开始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梳理其在金融领域的见解看法，亮点不少。易会满曾在公开场合提出“超级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他指出，当前各类跨境、跨界、跨市场的金融活动在推动金融发展和创新的同时，也滋生了一些金融乱象，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考验。一些传统的观察视角、统计工具和管理手段开始失灵，如M2、存贷比、杠杆率等传统指标已无法全面有效地反映我国金融运行的总量和结构；金融数据的部门性特征较为明显、数据覆盖面不全和口径不一致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研判、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效果。为全面真实反映金融整体运行状况，需要建立一张金融业的超级资产负债表。超级资产负债表是一张涵盖表内+表外、境内+境外、存量+流量、即期+远期、传统+创新的立体多维的金融报表体系，是一张全视角、全覆盖、全口径反映金融业运行状况和风险实质的“体检表”。同时，就未来银行业的发展，易会满曾从五个方面做了思考，他认为，一是要坚持服务本源，以金融的力量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跟便利化；二是要进一步加快创新领跑，以科技变革推动银行再造；三是要坚持转型升级，加快由资产持有大行向资产管理大行转变；四是要坚持风险管控为基，全面加强合规与风险管理；五是要激发金融全要素的活力与效率。此外，易会满对于技术也十分重视，他曾表示，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发展对银行的传统科技带来很大挑战，不能充分掌握和充分运用的话，银行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有意思的是，过去几年，四大行中已有三位领导去到证监会任职主席。2011年，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上任。2013年，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上任。2016年，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刘士余上任。如今工行出马，也算是水到渠成了。个人简历易会满，男，汉族，1964年12月生，浙江苍南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研究员。1985年加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1981年9月——1984年7月，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习 ;1984年8月——1985年1月，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分行计划处计划员;1985年1月——1991年2月 ，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作，任杭州市分行计划处副处长;1991年2月——1993年6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分行西湖办事处副主任、主任;1993年6月——1994年4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分行计划处处长;1994年4月——1998年7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1997.07起主持工作);1998年7月——1998年11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兼杭州市分行行长;1998年11月——2000年1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兼浙江省分行营业部总经理;2000年1月——2000年10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主持工作);2000年10月——2005年3月，任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2005年3月——2005年6月 ，任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2005年6月——2008年5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委员(高级管理层成员)兼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2008年5月——2013年5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2013年5月——2016年5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2016年05月——2019年01月，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2019年01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党的十九大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从21日宣布提档，到23日决定撤档，《情圣2》出品方的焦虑肉眼可见。这部由吴秀波主演的电影为何提档后又撤档，在铺天盖地“吴秀波事件”报道中，哪怕出品方未指明具体原因，众人也能猜到。影视圈中，演员人设突然“爆雷”的黑天鹅事件不止吴秀波这一起，如《捉妖记》原男主柯震东吸毒事件、《大轰炸》主演范冰冰陷税务风波、《巴清传》男主高云翔在澳洲涉嫌卷入性侵案事件。撤档的撤档、换演员重拍的重拍、远赴欧美上映的也去了国外，这些负面事件中，除了对演员本身的负面影响外，对出品方、影视资本方更会产生重大的损失。而这些演员人设崩塌的负面事件，或许不是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极有可能是一直被忽略的大概率会发生的灰犀牛事件。当影视资本遭遇演员人设“爆雷”后，他们又该如何自救？艺人“爆雷”殃及池鱼继《失恋33天》《唐人街探案》之后，《情圣2》也成为一个可以“封神”的有毒剧组。这部由吴秀波、白百何、肖央主演，薛之谦演唱主题曲的电影，已成为吃瓜网友互相奔走相告的新梗。一如当年柯震东吸毒事件曝光后众人义愤填膺的抵制，也像范冰冰陷税务风波后的群嘲。除了他们，还有文章、房祖名、陈思诚、王学兵、陈羽凡、高云翔等一系列人设崩塌的艺人名单，不断增加。对网友或观众来说，时间久了、情绪淡了，这些都是一个个会被逐渐淡忘的“瓜”，对演员而言是一次“自作自受”的危机与惩罚，但对制作方、出品方或是投资方来说，更像是一个个从天而降的炸弹，负面事件带来的损失不言而喻。据猫眼专业版显示，截至目前《情圣2》的预售票房仍大多集中在首映日（大年初一），共393.1万元，1月24日的预售票房为14.9万元。《情圣2》撤档后，该影片的出品方新丽传媒、淘票票、万达电影、华夏电影以及狂欢者电影制作等公司遭受损失不可避免。甚至，受吴秀波事件影响，连吴秀波持股的当代东方（000673.SZ）、幸福蓝海（300528.SZ）股价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挫。另外，由唐德出品的重磅巨制《巴清传》，号称是亚洲电视剧制作历史上单体最大投资。这部制作成本超过5.8亿元的《巴清传》，2016年便早早开机了。原本预定的1月12日播出时间，也因为女主角范冰冰的税务风波和男主角高云翔涉嫌性侵事件延档至今。据了解，唐德影视公司市值已经缩水至26.84亿元，相比2018年年缩水超过65%。方法1：流血止损索罗斯曾说过，投资本身没有风险，失控的投资才有风险。交易员之间也默认着一个简单的交易法则——鳄鱼法则，也是经济学交易技术法则之一。该法则源于鳄鱼的吞噬方式：猎物越试图挣扎，鳄鱼的收获越多。它的意思是：假定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与手。你愈挣扎，就被咬住得越多。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一只脚，有点类似虎怒决蹯。这便是止损。止损是证券投资的一项基本功，也是华尔街100多年来通过无数血泪和金钱得到的第一条铁律。这条铁律或者对时常要深陷演员灰犀牛事件的影视公司来说，是一个思路。一部反映国内抗战的电影《大轰炸》，在国内受到抵制后，选择在欧美上映也是一种带血的止损方式。而《情圣2》的在这个节点的提档或撤档，侧面体现了他们的止损意识并不弱。《文汇报》分析，《情圣2》改变档期的初衷无非两点：一是贺岁档竞争过于激烈；二是恐受男主角吴秀波负面新闻拖累。（《情圣2》出品公司截图）但现实中，大部分的人或机构都处于电影《后会无期》的台词中——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就算在金融领域，投资者设置了止损而没有执行的例子比比皆是，止损为何如此艰难？侥幸心理？犹豫不决？还是“掉肉”这件事过于痛苦？在这类事件接连出现后，影视公司或许可以向金融机构取经试着设立一个止损机制，如事先设立一个止损点，在理性评价实际情况时坚持预设的止损点。一旦，电影因某个陷入负面事件的演员受到波及和影响时，便启动止损程序及时、主动切割。方法2：主动合理补仓2015年2月2日，柯震东发布了一条微博，并@了井柏然和白百何。微博内容称：“暂时要与‘捉妖记’告一段落了，很舍不得儿子胡巴……Farewell buddy! Take good care of him for me plz @井柏然 @白百何 Thanks and love you all!”而《捉妖记》的新男主角井柏然转发并回复到：“兄弟放心，一定会照顾好儿子。”至此，从柯震东吸毒被抓到《捉妖记》延期再到换角消息满天飞，井柏然代替柯震东重新出演《捉妖记》的消息被正式确认。而当时，做出换演员重拍这个决定并不是容易的事。张晗，当时是《捉妖记》出品方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她曾表示：“说是补拍，其实基本上已经相当于重拍了。年后开机，大概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涉及到对手戏的演员都会重新召回拍摄。”而额外的产生的成本，就像是一个片子几乎拍了两遍。这样的重拍，无疑增加了投入，但在广电总局对演员品德要求日益严格的大背景下，期待着风头过去再上映，血本无归的可能性更高。而《捉妖记》换角重拍的选择，与被股票套住又不得不主动补仓的股民一样——套住后，虽然解不了套，还增加了成本，但可以将补仓所买回来的股票所赚取的利润弥补高价位股票的损失。同时，补仓的原则，似乎也能用在影视公司补救时。比如不要把补仓部分变为新的套牢盘。摊平成本的做法很多的时候会坐失良机反复被套，补仓的资金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要慎用。而选用新角色时，就需要考虑这些隐藏的风险。《捉妖记》选择井柏然，除了因为官方所说的身体、形态与柯震东类似外，井柏然乖巧的人设和当时事业正在低谷徘徊片酬不高，也都是出品方看中的吧。方法3：诉讼自救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了一份裁定书。这份裁定书显示，唐德影视去年12月向法院请求对高云翔及其关联公司名下价值共计6382.4万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但，这份裁定书与命运多舛的《巴清传》无关，主要针对的是高云翔主演的另一部电视剧《阿那亚恋情》。该消息一出，一直低迷的唐德影视，从15日股价便有所回升，从开盘6.74元/股升至6.98元/股，最高达7.02元/股，上升了3.71%。1月23日，《情圣2》撤档的话题在微博引起了一大波讨论，成为“热搜”，不少观点觉得这类事件频出，制片方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需要认真对待。微博大V@王志安，就在一条相关新闻下转发并留言：“如果今后制片方都和主演签订合同，规定因为个人原因，比如吸毒，强奸，出轨，打架导致无法上演，必须赔偿票房损失。那估计都没人敢随便出轨啦！”实际上，影视公司在与演员签订合同是，一般都会增设附加条款，规定影视作品因演员的不良嗜好导致的损失由演员承担。按照行业惯例，大部分品牌与明星签订广告代言合同时，都会要求明星不得犯罪、不得出现负面新闻等。如果违反了上述条款，除了终止合作，明星可能还要赔偿品牌损失。而明星和经纪公司签约时也有相应的约定，一旦艺人自己出了问题，要赔偿的不仅有品牌方，还有经纪公司。学者何春蕤就认为，明星的生产同样可以用“模组化”来理解——他们本身已不具有完整性，而是整个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零部件。在更新换代迅速的娱乐行业，人设也是一种成熟的分类制造体系，以便在舆论危机和喜新厌旧的较强波动周期中，保证经纪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反脆弱的能力。当人设经济被多次证明为娱乐产业中的速效催化剂后，这一路子毋庸置疑地成为资本市场最佳方案。在影视资本流量为主、作品次之的次第下，依赖演员人设这条路本来就是一场“豪赌”。...

　　随着国际金融业的发展，到一些较为发达的市场进行大宗商品交易，已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在选择交易平台时，万万不可少了防备之心。近日，中国香港破获了一起黄金交易诈骗案，涉案金额之大令人咂舌。　　85岁老人被骗5亿元　　《南华早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一名85岁高龄的中国香港男子在过去两年因为陷入一个黄金诈骗案而被骗走了5.8亿港元（约合人民币5亿元）。报道称，这名85岁的男子是一名退休人员，但他仅仅只是这起诈骗案的7名受害者之一，这7名受害者总共损失了近6.2亿港元（约合人民币5.34亿元）。这起案件成为中国香港史上最大的黄金交易诈骗案。　　　　《南华早报》报道截图　　中国香港警方于本周四（1月24日）宣布，他们逮捕了涉嫌参与这起诈骗的14名嫌犯，但为了保护受害人，警方并未公布这名损失惨重的85岁老人的更多信息。　　东九龙总督察谭伟顺（Tam Wai-shun）称，“在警队反诈骗小组的协助下，警方在行动中冻结了与这起诈骗案相关的2.2亿港元所牵涉银行账户。”谭伟顺表示，这14名嫌犯中有12名男性和2名女性，包括有中国香港和内地公民，还有一名新加坡人。谭伟顺称，“嫌犯包括这起诈骗案的主谋、涉案三家投资公司的前董事及现任董事、经纪公司及银行账户持有人。”　　彭博社报道称，此类所谓的“伦敦黄金欺诈案”在中国香港已存在多年。中国香港警署网站称，诈骗犯通常通过直接打电话的方式诱使受害者进行贵金属交易。然后他们会要求受害者将钱存入一个投资账户，并签署授权第三方代表他们交易的文件。受害者发现，由于频繁交易造成的巨额佣金和投资损失，他们最终血本无归。　　《南华早报》报道称，东九龙总区刑事调查组的警员于2018年10月开始调查该诈骗集团，当时这位85岁的老人曾向警方求助，这位老人在2016年年中第一次接到了陌生的电话。另一位消息人士则表示，老人曾在两年内进行了大量的交易。　　除了这名中国香港老人外，其他的受害者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其中最年轻的32岁，损失最少的有70万港元。一位中国香港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表示，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到中国香港就是为了会见那些欺骗他们签署文件和投资的所谓“经纪人”。　　若定罪，最高可判14年监禁　　警方表示，该犯罪集团通过招募年轻人担任所谓“经纪人”，并通过电话推销和社交媒体寻找潜在的“投资者”。谭伟顺称，这些“经纪人”通常是年轻人女性，会用一些甜言蜜语来诱导受害人。她们宣称自己理财经验丰富、擅长投资，为了获得目标客户的信任，还会假装体贴。　　　　这些受害人被说服在伦敦大宗商品市场上交易黄金，并进行其他高收益的投资。随后他们被要求签署相关的文件，并将资金转入东九龙投资公司的账户或个人的银行账户。警方表示，这些投资者被告知他们的钱在“交易”中亏损后，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谭伟顺表示，“一些钱根本就没有用于任何形式的投资交易，但仍然‘亏’了。”据悉，这7名受害者的受骗过程从2016年6月持续到了2018年10月。在警方2018年11月至本月初的第一阶段逮捕行动中，共有7名嫌疑人被捕。另外6名男子和1名女子则在本周内被逮捕。另一名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称，这个团伙的两名头目都是中国香港人。　　在这个代号为“冰极（Ice Peak）”的行动中，中国香港警方查获了手表、文件、电脑、手机、银行卡等大量物品。截至本周四，警方对这起诈骗案的调查仍在继续，大部分嫌疑人已被保释，正在等待进一步的调查。《南华早报》报道称，如定罪，此类诈骗罪最高可判处14年监禁。　　一些“女经纪人”承诺与客户发展恋爱关系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这并非近年来中国香港警方针对类似诈骗案进行的第一次抓捕。　　2018年7月，中国香港警方出动300名警务人员，在两起涉及黄金交易的欺诈案件中逮捕了近90人。在这次逮捕行动中，35名被捕的嫌疑人中有10名女性经纪人，年龄从18岁到53岁不等，该诈骗集团从64名男性中骗取了2600万港元。　　中国香港警署总督察员Marina Yin Hiu-yu表示，该组织雇佣年轻貌美（大多是中学毕业生）的女孩，伪装成“明星理财顾问”，会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豪车和名表来“钓鱼”。这些女孩会想方设法说服受害者付钱，进而在伦敦市场上交易黄金。其中一些“女经纪人”甚至还承诺与客户发展恋爱关系。　　　　图片来源：Twitter　　　　图片来源：Twitter　　之后不久，“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的警员又因另一宗黄金诈骗案在尖沙咀及观塘逮捕了54人。在这起诈骗案中，为了赢得男性客户，男性“经纪人”会假扮成女性，并说服客户授权他们控制其投资账户，进而在伦敦市场上交易黄金。警方称，一些人投资了1000多万港元。在这次行动中，警方缴获了5辆汽车，其中包括两辆保时捷和一辆奔驰，以及一套价值500万港元的公寓，另外还有现金、电脑、银行卡和可疑的交易文件等。　　　　图片来源：Twitter　　　　图片来源：Twitter　　2017年5月~6月，尖沙咀发生的一起黄金诈骗案中，三名当地人被骗走了163万港元。据了解，这起案件中，犯罪分子冒充黄金交易商，以低价出售金条或者金粉。警方表示，受害者通常会被引诱到发生诈骗的酒店入住。在交易过程中，受害者会交出一捆捆的现金，随后得到金条或者金粉。　　装着现金的包会先被锁在酒店房间的保险箱中，等待金条或金粉的真伪鉴定。然而，“当鉴定出是假黄金时，受害者打开保险箱却发现钱不见了。”警方说道。　　2017年7月，一名42岁的中国台湾商人就被这个套路骗走10万美元。当时，这位台商在尖沙咀的富豪九龙酒店登记入住。当天下午，他和他的一名员工在酒店与四名衣着光鲜的男子见了面，四名男子同意以10万美元的价格将他们的黄金卖给这位台商。直到被告知“黄金”是假的，而放在保险箱里的钱不见了时，这名台商才发现自己被骗。...

1月25日，腾讯社会研究中心和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网络隐私及网络欺诈行为研究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网络安全事故频发，快递、酒店、外卖、网络社交等行业领域频 频爆出用户数据泄露事件，泄露的用户数据大多高达数亿级。报告显示，2018年下半年测评发现，当前所有的Android端APP都会不同程度的获取手机隐私权限。 其中，最常获取三大核心隐私权限分别是获取位置信息、读取联系人和读取短/彩信 ，分别有81.9%、51.9%和42.8%的APP获取了以上三大核心隐私权限。此外，Android端手机APP最常获取三大重要隐私权限分别是使用话筒录音、打开摄像头和发送短信权限 ，分别有86.9%、81.6%和53.6%的APP获取了以上三大重要隐私权限。具体到行业领域，投资理财类APP是获取手机隐私权限最多的APP。投资理财类APP平均获取了17.2 项手机隐私权限。其次是生活购物类和通讯社区类APP，分别平均获取了15.3项和15项手机隐私权限。网络游戏APP是获取 手机隐私权限最少的APP类型，其平均获取的权限数量达11.6项。...

　　进入2019年，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票据违约仍未有进展。《中国经营报》记者查阅“中国货币网”了解到，多家主承销商发布中城建票据违约的后续进展公告。然而，截至目前，中城建方面并未发布还款计划。　　据统计，中城建旗下9只债券已实质违约，违约金额达161.5亿元，涵盖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受牵连”。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中城建作为被执行人涉及多起合同纠纷，包括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已提起法律诉讼。　　违约“大户”股权复杂　　日前，多家主承销商发布关于中城建票据违约的后续进展公告，揭开了中城建违约“黑洞”。截至目前，中城建方面并未发布相关还款计划。　　记者梳理发现，中城建违约“风暴”早在2016年露出端倪。2016年11月28日，“12中城建MTN1”发生利息违约，由此打响了中城建违约“第一枪”。据Wind统计，中城建旗下9只票据已实质违约，违约金额达161.5亿元，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受牵连”。　　需要关注的是，中城建尚有股权纠纷一事。2018年2月5日，中城建发布公告称，“中城建原100%股东(现49%)中城建国际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中诚科技“)同51%股东北京中冶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冶“)，现正就北京中冶拥有的我集团51%股权的有效性及合法性进行纠纷处理中。”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中城建频现违约，与其扑朔迷离的股东背景有很大关系。“比如，最早接触的时候，对方还是‘央企’，项目存续期间，中城建发生了实控人变动，股东背景发生变化，影响了债权人的信心。资金一旦收紧，债务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　　“公司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股权问题比较复杂，暂时还不能处置。目前，相关诉讼都在走法律程序。”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城建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　　国企“依赖症”　　记者查阅裁判文书网发现，中城建涉及多起法律诉讼。其中最新的裁判文书显示：“A银行与中城建合同争议仲裁一案，中城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向A银行还款人民币3亿元及利息、违约金等的义务，A银行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8年7月6日依法立案执行。”　　该裁判文书显示，被执行人中城建没有其他可执行的银行存款、互联网银行存款，也没有机动车、不动产、股权和有价证券等财产。因此，申请人A银行提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申请。　　记者了解到，2018年7月20日，中城建发布《中城建关于多笔债券违约的涉诉情况的公告》(以下简称“涉诉公告”)中提及相关债务问题，波及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原告方仅银行就包括杭州银行、北京农商行、杭州联合农商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上海银行、浦发银行、浙商银行、民生银行等。另外还有太平洋保险、吉祥人寿、幸福人寿、景顺长城基金、浦银基金、易方达基金、国联安基金等非银金融机构，而“最大债主”兴业信托一家投资本金高达12亿元。　　综合来看，上述债权人均认购了中城建发行的票据。其中，大多数金融机构因认购中城建发行的PPN(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而成为其债权人。　　记者就上述涉诉公告提到的一笔涉诉金额向对应银行确认，该行回复并确认该笔债权关系及数额，“现在只能走法律程序了，其他金融机构也在诉讼”。 同时，他还向记者表示“多家银行都与中城建有诉讼，大家的想法都一样，先走法律程序，后期再看如何处置。”　　谈及解决方案，上述人士表示，中城建已无还款能力，目前还没有召集债权人大会，最坏的打算就是破产清算，或者是重组。“如果是重组，并且银行愿意续贷，企业或许还有喘息的机会。”　　华东某银行投行业务人员告诉记者，“之前有接触过中城建，后来觉得不靠谱，没有投他们的债。”他向记者分析道，很多企业挂“中”字头，在市场上大肆敛金。...

2018年以来，越来越多中国富豪纷纷设立并将资产注入离岸家族信托。《中国经营报》记者根据香港交易所披露公告梳理得知，2018年，至少20家港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新设立或将股权转让给离岸家族信托，其中15家系在港上市的国内企业，包括龙湖集团(0960.HK)、周黑鸭(1458.HK)等，相关信托计划所控制股权市值约为285亿美元。对于企业家设立离岸信托原因，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向记者分析称，一是满足财富传承需求，类似家族信托;二是满足资产隔离需求，避免因婚姻等分割家族财富;三是有避税方面的安排。此外，一位香港从事信托、遗产规划等方面的律师人士告诉记者，随着金融市场波动愈加剧烈，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强，资产注入离岸家族信托将个人财富与企业经营风险的有效隔离，也可以借助离岸家族信托规划财富传承和资产保值增值。民企试水离岸信托据记者了解，2018年11月21日，龙湖集团董事会主席吴亚军亦通过其设立的一只离岸全权信托基金，将自己持有的龙湖集团44%股权(市值约79亿美元)，全部分派给其女儿蔡馨仪设立的另一只离岸全权信托基金。无独有偶，食品行业的两大“巨头”也在2018年12月中旬，将所持公司股份向家族信托转让。12月7日，达利食品(3799.HK)董事长许世辉及许阳阳(女儿)分别向陈丽玲(妻子)转让其于Divine Foods-1及Divine Foods-3的2%及100%控股权益。陈随后将所获权益转让给注册于英属处女群岛的投资控股公司，该公司系间接持有达利食品股份的相关信托公司。而周黑鸭的实控人唐建芳作为委托人，以其本身及家族成员为受益人设立了“富裕家族信托”。据周黑鸭2018年12月28日的股权变动公告，转让后该信托将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周黑鸭共12.23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51.34%。记者统计，2018年以来，至少有15家香港上市的国内企业，其控股股东设立或将所持股权转让至家族信托，涉及市值约为2240.76亿港元(约为285亿港元)。除龙湖集团之外，还包括旭辉控股(0884.HK)、中国教育(0839.HK)、南方通信(1617.HK)等。而此前，香港媒体报道，2018年11月至2019年初，民企股东成立或将股份注入到离岸信托的至少有11例，涉及市值近1700亿港元。此外，2018年7月上市的小米，雷军在上市前就已经成立家族信托，管理市值逾4000亿元的小米股份。同样地，早前SOHO(中国)(0410.HK)同样于上市前就已安排并采用信托持股的方式，持有SOHO CHINA Limited的股权。(详见2018年8月27日新媒体“等深线”报道《自称“无产阶级”的潘石屹向太太无偿交出了股权》。)资产隔离或是主要目的香港某私行及财富管理部人士此前曾对记者表示，“在香港设立家族信托的客户有50%~70%的比例来自内地，内地企业家对财富传承需求比较强烈。”其采用的基本形式为“信托原理+离岸架构”，也就是说，具备信托的内核，采用目前资本市场的离岸形式，利用VIE等架构，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并控制内地经营实体。记者注意到，从SOHO(中国)等成功设立离岸信托的企业运作来看，大多是将信托设立地点选择在英属处女岛(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简称BVI，译做英属维尔京群岛，又名英属处女岛)、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美国南达科他州等作为离岸地。袁吉伟指出，所谓离岸信托，是在国外或非内地地区设立的信托，诸如开曼群岛、中国香港等，这些地区信托法律完善，能够实现资产隔离。不过，离岸信托的设立一般需要将资产转移出境。此外，上述案例可见，大部分信托是通过绕道海外机构的方式来设立的离岸家族信托。事实上，以信托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在香港并不罕见。香港大多数上市公司的顶层结构一般是控股公司或老板持股的公司，而这些公司一般都以信托的方式去持有。这种通过成立信托计划，并由信托计划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方式，在香港乃至全球，都普遍被视为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的一种有效手段。一位在香港从事家族信托业务的机构人士告诉记者，自2018年10月中旬美股大跌以来，离岸信托业务咨询量增加。另一位在香港某保险集团从事大额保单业务的人士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我们主要做大额保单，但越来越多超高净值客户有做离岸家族信托的需求，因此也会与一些信托机构进行对接或合作。”前述机构人士认为，当前整体市场下行压力下，富豪担心潜在的投资和政策风险会使得家族资产缩水，这可能是他们选择离岸家族信托的一个原因。合理避税前景待定“设立离岸信托的目的并不是以保值增值为核心。”袁吉伟认为，首先从信托财产看，一般为股权而不是现金，其次，实现保值增值有很多其他便捷方式，而不用麻烦的设立离岸信托，可以直接投资或者购买相关资管产品。袁吉伟进一步对记者分析，很多企业家设立离岸信托，其主要作用包括满足财富传承需求，类似家族信托;满足资产隔离需求，避免因婚姻等分割家族财富;也有避税方面的安排。据记者了解，在达利食品公告称，控股股东股权架构的变动，“乃就家族财富及继承计划目的作出”。周黑鸭的公告也提到，“设立富裕家族信托及转让全为唐女士家族财富的管理及传承”。显然，家族财富传承是当前“创一代”们设立离岸家族信托首要的需求。兴业银行与波士顿咨询联合出品的《中国私人银行2017：十年蝶变、十年展望》(以下简称《私行报告2017》)对1438名高净值客户进行了采访调研。调研结果显示，45%的高净值受访者表示已经或在3年内会积极考虑财富传承的问题。家族资产梳理和管理、家族财富的保全和增值、继承相关的税务筹划、安排后辈合理支取和运用资产等需求逐步显现。另外，由于离岸信托通常都具有私密性，有业内人士认为可能是基于规避法律、税制监管的目的。记者注意到，2018年12月20日，九龙建业(0034.HK)和保利达资产(0208.HK)联合发布的信托重组公告直言，“家族信托乃柯先生为其家族成员之利益而成立之全权家族信托，旨在尽量降低其资产须缴纳遗产税之潜在风险。”其还表示，由于香港现已废除遗产税，故进行信托重组以精简公司股权架构。离岸家族信托中的财富是否会被追缴税收，未来受益人获得财富时是否需要缴纳相应的遗产税或个人所得税，“大部分超高净值客户都会向我们询问类似的问题。”前述在香港从事信托和遗产规划业务的律师表示，纳入离岸家族信托的资产都经过审核，都是合法完税的资产，同时通过离岸家族信托受益人可以实现税收递延。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醒，目前中国新税法也没有明确是否将离岸家族信托基金资产传承纳入应税项目，不排除根据中国相关税法需要缴纳相应税收。“国内虽然已经开展了家族信托，但是受限于国内法律制度原因，一方面能够受托的资产很有限，另一方面家族信托所能够实现的功能还有待司法判例验证。”袁吉伟对记者分析指出，国外或者相关地区信托法律成熟，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属开曼岛等地加强信托改革，便利化离岸信托设立，满足超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和传承需求。(魏逸丰对本文亦有贡献)...

　　大跌之前自己先撤了。　　中国基金报记者看基金净值发现奇特现象，有两只纯债基金，昨日跌幅有点吓人，跌幅大的高达12.42%。　　这两年债市违约爆雷不少，见多了一些基金净值频现异动的老司机，可能相对淡定：估计又是哪个债爆雷了。　　然而，要是多了解背后的故事，觉得专业机构是不是应该更专业一点。这两只债券基金去年四季度调高疑似踩雷债券的估值，而另一家大基金却在调低这个债券估值。　　关键是，其中一家基金公司，在自家基金净值增长后，在一个月前，进行了明显地赎回操作。　　两只纯债基金昨日净值暴跌　　昨日，2019年1月25日，两只纯债基金，信达澳银纯债基金、东吴鼎利债券基金，前者大跌12.42%，后者大跌6.81%。荣登所有基金跌幅榜前两名。　　而东吴基金旗下跌幅较大的债券还有东吴优信稳健、东吴鼎元双债，两只基金单位净值分别下跌了4.36%和4.28%。　　基础市场，不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大幅波动。纯债基金的跌幅却超过10%，跌停都止不住，令人心塞。　　在第三方基金销售平台，投资者对这两只基金昨日表现群情激昂，尤其是持有人更多的东吴鼎利受到投资者更加明显的声讨。　　根据2018年6月底数据，东吴鼎利的投资者户数为1391户，信达澳银纯债的投资者户数为237户。　　都重仓持有争议企业旗下债券　　那么，为什么突然间这两只基金跌幅这么大呢？　　目前尚未看到两家基金公司公告和说法，但从刚披露的2018年四季报来看，两只基金依然重仓着一直备受质疑的公司旗下债券：16信威01，这只债券的背后是信威集团，是一家被质疑财务造假，停牌2年多的上市公司。　　季报显示，信达澳银纯债基金去年底持有16信威01债券4.58万张，公允价值458万元，持仓占比高达25.49%，为第二大重仓债券。　　信达澳银纯债去年末对16信威01的估值为100元。　　东吴鼎利债券基金去年去年底持有16信威01债券40.52万张，公允价值3898.14万元，持仓占比高达30.85%，继续蝉联第一大重仓债券。东吴鼎利去年末对16信威01的估值为96.21元。　　信威集团被质疑造假，于2016年12月停牌至今。然而东吴基金、信达澳银基金，对16信威01到去年底依然在面值附近。而一些债券估值机构对该债券的隐含违约率早已调高到50%。　　昨日，是16信威01的付息日，目前尚未看到付息情况的公告。不过，中证估值将16信威01的估值大幅调降。　　因而，信达澳银纯债和东吴鼎利债券基金昨日暴跌，基本可以认为是调降了持有信威集团旗下债券的估值。　　争议债券估值之谜：有人估50有人估100　　信威集团的问题，曝出了两年多，股票和债券也长期停牌至今。然而，专业的基金机构，对于信威集团旗下债券的估值，存在着明显差异。　　从去年三季度末来看，重仓持有16信威01的涉及东吴、信达澳银和博时基金三家，然而从这次暴跌来看，博时当时重仓信威集团债券的基金博时安心收益昨日反而微涨0.1%。　　这其中，就体现出各家基金公司的问题处理差异。　　去年三季度末，东吴鼎利、信达澳银纯债、博时安心收益，分别重仓持有40.52万张、4.58万张、19.4万张16信威01，三家机构给与的估值分别为85.23元、85.23元、68元。　　　　三家基金公司在三季度末对信威集团旗下债券估值已有差异，到了四季度更加明显。　　东吴基金、信达澳银基金到年底将债券估值分别提高到96.21元和100元；博时基金四季报前五大债券中已看不到16信威01，但在11月底公告对该债券的估值调整。　　博时基金决定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16 信威 01"进行估值调整。　　虽然未透露估值是如何调整，但11月30日当天博时安心收益大跌2.87%，成为当天跌幅最大债券基金。简单按照三季度末持有16 信威 01约10%的持仓计算，对该债券又下调了28.7%的估值。　　从68元再下调28.7%的话，估值为48.48元。这与东吴基金96元、信达澳银基金100元的估值形成鲜明对比。　　或许正因为估值的差异。在昨日的再度估值调整中，博时安心收益没受影响，而东吴基金和信达澳银基金旗下产品却是大幅波动。　　东吴基金自己在暴跌前先行赎回　　16信威01这只债券，在东吴基金和信达澳银基金心中，去年四季度估值是一路提升的，博时基金却一路调降。然而，开年之初，东吴和信达澳银预计又进行了大幅调降。　　估值的差异，可能显示的是各自的判断不同。然而，在去年12月东吴基金赎回700万份东吴鼎利债券基金，在暴跌前自己先卖出，引发了一些质疑。　　东吴鼎利四季报显示，东吴基金在去年12月19日赎回了东吴鼎利700万份，持有份额从1286万份降至586万份。当时赎回的单位净值为0.967元，如今最新单位净值为0.917元。　　从去年10月份到12月19日，东吴鼎利短短两个多月净值涨幅6.85%，这其中信威债券的估值提升估计起到不小作用。　　...

　　近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郑州商品交易所(简称“郑商所”)为合格中央对手方(QCCP)。这是郑商所持续推进期货市场建设，增强防范化解风险能力，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取得的新进展。　　作为中国首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郑商所建立了完备的法人治理架构、风险管理机制、违约处理程序及技术系统保障，为期货市场提供安全、高效的清算服务，履行中央对手方职责。　　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首脑会议要求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加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抵抗风险的能力。2012年国际清算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与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发布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被各国纷纷纳入监管框架，成为构建安全、高效金融市场的国际通行标准，也是监管机构认定合格中央对手方的必要条件。近年来，郑商所按照PFMI的24项基本原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评估，积极推动QCCP的认定工作。此次被中国证监会认定成为QCCP，表明郑商所在总体架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管理、结算、违约管理、一般业务和运行风险管理、准入、效率和透明度等方面已达到QCCP的认定条件，是对郑商所中央对手方地位的充分认可。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我国期货市场加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郑商所被认定成为QCCP，对标国际期货业集中清算通行标准，可提升信息透明度，帮助境内外交易者更好地了解我国期货市场，增强参与信心和积极性。下一步，郑商所将按照PFMI的要求，严格履行中央对手方职责，定期披露相关市场信息，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跨境合作，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