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一个必定成为新商业世界分水岭的年份——不仅是对众多新经济公司，对于狂奔猛进的VC和PE们或许更是如此。　　这一年，成长于移动时代的新经济公司迎来了第一波上市潮，但这却是一场流血远征：33家新经济公司（包括赴美和赴港）上市后，91%经历了破发。虽说一级市场估值畸高已是过去三四年间的长期话题，但如此大范围地将一二级市场的估值对抗显露无遗，尚属头一回。　　2018年上半年，VC/PE机构支持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市首日的平均账面回报为3.94倍，而上市后20个交易日的平均账面回报为3.71倍。换句话说，公司上市后，VC/PE机构的账面回报反而降低了。　　被逼无奈地，一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洗牌，而中后期机构显然是更迫切、焦虑的一端。一个显见逻辑是，一旦公司估值倒挂，相较于VC投资人，中后期资方的损失将更加直接惨烈。　　典型如小米。2014年12月，雷军在微博上激动宣布：小米完成11亿美元E轮融资，其投后估值已达450亿元美元。然而三年半以后，小米挂牌港交所，甫一上市就破发，如今市值仅为343亿美元。这意味着，小米的E轮投资人大概率要面临“上市即血亏”的现实。此前还有消息称，小米老股里有报出880亿美元的价格，这部分投资人上市当天就得先亏50%。　　“二手车电商第一股”优信二手车的命运同样坎坷。2015年3月，在完成C轮融资时，有消息称其市场估值已达10亿美元，其后又完成了一轮5亿美元的D轮融资。但至去年12月4日，其市值一度下挫至历史低位8.22亿美元，即使如今长涨到11.84亿美元，D轮甚至D轮之前的投资人面临的还是亏损境遇。　　有数据显示，在去年新经济公司扎堆上市的港股市场，2018年上市科技公司的前轮浮亏比例高达50％，再前轮浮亏比例也达到了25％。　　这是PE人以往难以想象的。　　本质上，PE和VC是两套商业模式。VC的全名“风险投资”即已表明了它的盈利模式：以更大的不确定性、更高的风险为代价，但其回报也可能是更高的。而PE追求高确定性，通常在公司发展到成长期或成熟期后，以更高的资金筹码进入，其回报倍数无法与VC的单个明星相提并论，但其要做的“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但如今，这套玩法已经不灵了。　　一家私募机构合伙人向36氪感叹，PE们必须接受的残酷现实是：在新经济行业，如果还是像从前那样希冀等公司到了成熟期、已成为行业胜出者后再进入收割，“首先，有可能根本抢不到份额；能投进去的也很可能面对最终受益甚微，甚至是上市即亏损的命运。”　　对一些无法在短期内做大资金规模，转而做夹层、做buyout的PE来说，更大程度地迈向早期（VC化），“会成为一个普遍选择”。　　但这也意味着，向来追求风险可控、“哪怕少赚，也不能亏”的PE们，也要试着接受“失败”了。　　2018导火索　　资历深厚的投资人早已预见了这场历史性拐点。　　2018年6月，投资老将王功权曾在朋友圈高能预警：小米和美团IPO三个月内的股价走向，将深刻影响中国创投行业的投资价值取向。其标志意义在于：“好，则大家继续做爆炸成长梦想；不好，则风险投资的一个泡沫时代结束。”　　结果是：7月，小米登陆港股，即遭遇破发，如今市值2696亿港元（约合343亿美元），距离雷军“550亿美元底牌”差距甚远；美团上市，从挂牌第二天的最高价74港元，今年1月初一度跌至40.25港元，如今徘徊在60港元上下。　　小米美团的身后，是在2018年抢滩二级市场的新经济公司的整体悲怆。有媒体统计了中国33家新经济公司（包括赴美和赴港）上市情况：截至去年12月18日，79%的公司市值下跌，18%的公司市值几近腰斩。德银策略部门近期的一份研究甚至将2018年视为“1901 年来说最差的一年”，因为有 93% 的金融资产都是下跌的。　　王功权的话只说了一半，他没有说的是，一旦公司估值倒挂，受伤更大的不是风险投资，而是中后期投资机构。　　经纬中国创始管理合伙人张颖曾表示，公司破发情况非常直观地影响着一级市场，“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后期项目”。一位曾就职于多家美元PE的投资人对36氪表示，PE项目的单笔投资额度较大，并且客观上无法像VC通过“隔轮退”的方式稀释投后风险，“一损俱损”，所以从投资人审度项目的角度来看，PE更在意对公司的估值精算。　　一定程度上，二级市场是对一级市场的“检试器”。在晟道投资CEO薛宇宁看来，二级市场的整体公允性要强于一级市场，原因在于一级市场的项目估值往往是逐轮升高的，“一般没有回落体系”。所以，2018年新经济公司的大幅破发，无异于是对一级市场投资人、尤其是后期投资人估值体系的正面一击。　　问题是，面对相对年轻的新经济公司，投资人们的估值方法论面临着巨大挑战。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曾多次表示，新经济公司的估值还没有形成公允的评价标准，套用传统方法的困难多重：比如现金流在一定时期内不具稳定性、无形资产评估难、可参考的历史数据有限等。　　现任光点资本合伙人的符正曾参与收购多起传统项目，如今专注新型消费、文娱等典型的新经济领域，他对巴曙松的观点感触颇深。符正告诉36氪，除去一些强周期性行业，PE机构常用的估值模型（DCF、可比估值法等）对线下消费、零售、连锁教育等传统公司来说，运用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可以说预测的精准度是比较高的”。但新经济公司（尤其是消费互联网项目）普遍存在投入、产出、发展拐点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且没有完全可对标的公司，其估值模型往往是“量体裁衣”的。　　一般来说，新经济公司的估值也可以参考用户量、GMV等指标，但一种可能的情形是，一家用户量超大的公司，也许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实现盈利。“新经济公司的盈利往往有一个拐点的存在，但这个拐点何时能到，很难有定数。”所以很多机构在投资时的估值定价还是基于对市场和公司发展的想象空间，也就是“梦想有多大”。　　2018，无疑是一些PE们“梦碎”的一年。　　多家PE投资人曾告诉36氪，过去一两年，他们因为投了个别家移动互联网的明星项目（要么估值倒挂，要么公司陷入僵局），导致了“史无前例的血亏”，这几笔投资的实际操盘人“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　　根据36氪此前的采访（《我们和20位顶级投资人聊了聊：2019年的机遇和残酷，确定和不确定》），蓝湖资本管理合伙人胡磊曾指出，2018年是分水岭的一年，“过去独角兽几乎不会失败，而未来1-2年独角兽失败、或者最后1-2轮的投资人在独角兽项目上不赚钱的案例会反复出现，作为对之前过渡追求增长和估值的市场修正。”　　一家人民币PE机构合伙人认为，过去十年的移动化浪潮（新经济浪潮）是中国创投市场的一次系统性机会，从结果来看，“基本可以说VC们才是更大的红利享受者，PE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过或者说失败”。这一点，从逻辑上并不难推断：前端机构“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惯以“静候胜出者”的PE们很难与之比拟。“可以说2018年的倒挂潮，让投资人，尤其是一些PE从业者动摇了对行业本身的信心。”　　中国大量本土PE通常在项目C轮到Pre IPO之间进入——在薛宇宁看来，这是一个“尴尬的区间”，“在国外，这个阶段叫Growth Capital，这类投资的本质是资本市场套利，一旦市场发展进入平稳期，这类机会必定减少。”　　理论上，PE的转型无非“向前或向后”。向后——做夹层、做buyout，通过复杂性交易获得超额回报，正如具有标杆意义的高瓴和鼎晖牵头百丽私有化、PAG太盟投资集团拿下珍爱网的绝对控制权等项目，但这是大多数PE机构望尘莫及的大手笔，不仅要动用大量资本金，还需要出众的机构品牌，以及超人的运营能力。　　不止一位PE机构向36氪指出，当中后期机构无法向黑市、KKR、凯雷那样从事Buyout（或者说最接近于PE行业本源的项目）时，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向早期走会是一种普遍心态。　　甚至有PE机构动了全盘调整策略的打算。据36氪了解，一家以智能制造为方向的新生代PE正在募资期，但在年前已经开始转而考虑先募集一支VC基金，目前正在招募早期投资人。　　“那至少是一个看起来机会更多、更唾手可得的市场。”　　失灵的PE模式　　2018年的出现，犹如一剂催化，倒逼着PE早期化的进一步强化，但这并非2018年独有的现象。　　最早一次出现在2012年。此前，国内刚刚结束一场声势浩荡的“PE大跃进”——2009年创业板开闸，引来大量民营PE，其盈利模式大多并无二致。至2012年11月，一场长达13个月的IPO关闸开启，这无疑是悲壮的400天：根据WIND数据，至2013年底时，排队申请A股上市的VC/PE投资企业已达633家。对于基本依靠IPO退出的本土PE来说，退出渠道的长时间受阻，无异于生存命门被瞬时切段。　　当PE行业本身的交易策略拥挤、同时又整体陷入困局时，一些机构开始谋变。　　在这之前，也并非没有PE尝试过布局早期，但算不上是大范围的行业现象，而仅限于个别成立时间较早、成熟度较高的头部机构：比如鼎晖投资，早于2006年就成立了鼎晖创投基金，投资了包括奇虎网、华道数据等在内的多家TMT公司。　　从动机上来看，2012年前后的PE早期化更像是一场“被动”探路。但在下一个关键年份——2014年时，PE们更多源于主动。　　这一年 “双创”概念及一系列政策红利的出台，引发了创投生态的空前繁荣。亢进的创投大潮中，独角兽公司的养成速度也很惊人，典型如：摩拜单车，一度在半年内分别完成超过5轮融资；拼多多则成立三年就独立上市，市值超过了300亿元。　　“想等公司们先厮杀一番，等人家跑到C轮了，中后期机构再去看看，可能入场券早就没了。”一位PE机构合伙人向36氪形容，根据古典PE投资原则，通常是只投“胜出者”，但近几年国内史无前例的创投速度，一些公司两三年就跑到了C、D轮，甚至也都没有实现盈利（利润是传统PE审视项目的重要指标），创业公司光速般的成长速度让PE们甚至“没缓过神来”。　　于是在2014年之后，但凡有资金实力的大型机构，或内部调兵遣将，或从外部吸纳精英，陆续拓展出了VC板块。比如，曾以“PE工厂”著称的九鼎投资就组建了VC团队，其后也收获了闪送、众盟等质地不错的项目。　　2016年8月，清科集团符星华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双创以后，所有的投资向早期迁移，“从数字上看，初创期的比例超过50%，最高的时候达到60%。”而在2010年时，这一数字仅为15%。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轮早期化运动主要集中在人民币市场。符正认为，这源于两点：一方面，美元基金的LP多为机构，其对资产配置多有明确规划，“每个GP就像是LP理财箱中的某个’抽屉’，都是有清晰的归位的”，GP在中途更改资金性质的“解释成本”非常高；另一方面，面对无论是A股关闸还是”双创“等政策性的波动，全球性质的美元机构往往会通过重新调配各地区的投资轻重，来保证总体收益的稳健，未必会和国内机构一样“随大流”。　　如果说以上两个历史节点，都是投资行业的外力所致，那PE们自身商业模式的挑战则更严峻。　　最直观的一点是，Pre—IPO机会的系统性消亡。中国PE市场最初的勃然，是拜时代所赐：中国改革开放30年，积累了一批有上市潜力、但不谙资本市场的企业，这类公司距离上市往往仅就是“临门一脚”的工夫，而PE们就是“最后一脚”的加速者。既然是红利，就会有殆尽之时。不止一家PE机构向36氪感叹，现在市场上大多数行业中的成熟标的，“能上的基本都上了”，还可称为Pre—IPO的企业已经不多。　　同时，“双创”后的整个一级市场估值普遍畸高，这是倒逼PE们早期化的直接动力。前海母基金首席执行合伙人靳海涛曾指出，2014年到2017年间，项目平均估值增长了3.65倍，其中VC/PE最具代表的成长性的平均估值，从2014年的5.3亿，增长到2017年的16.3亿，“增长了3.2倍”。　　投资的基础原则是低买高卖，溢出的前端无疑会给退出带来巨大压力。一家拥有国资背景的机构对36氪透露，他们旗下有一支去年成立的PE基金，但最近一年出手的基本都是A轮项目，原因无他：A轮的估值已经相当惊人。　　在考虑“值不值得买”之前，PE还要解决的前置问题是：买不买得到。　　历经过去十年的积累，相当一部分VC机构也已积聚了可观的项目数和资产管理规模，这是进一步虚化VCPE边界的内生力量。比如经纬中国在早期投资VIPKID、新氧等项目后，均有多轮跟进——这早已超出传统VC的射程；光速中国刚刚募集完成的5.6亿美元基金中，就明确其中有两亿是为了持续加注A、B轮投的项目。　　一些拥有早期项目资源的PE们，也已完全无视轮次的界限，况且资金量向来是它们的优势。比如，时下的网红公司“瑞幸咖啡”的A、B轮，均由前华平亚太区总裁、全球管理委员会成员黎辉创办的大钲资本领投。　　“对一些明星创业者或者明星项目，某一家或几家机构’包圆儿’会越来越多。”符正分析称，所谓“包圆儿”，就是投资行业的赢家通吃，只要是持续看好的公司，一家投资机构完全可以从A轮一直跟投到C、D轮甚至IPO。那对于其他机构、尤其是后知后觉的PE，如果没有在早期入局，后期抢份额的难度陡增。　　换句话说，以往一个项目走到中后期，PE们拥有的相对平和的竞争环境，如今随着投资轮次结界的打破，已经不复存在。　　谁能笑到最后　　但对PE们来说，早期化并不是一场轻松的自我革命。　　据36氪了解，一家国内本土PE曾专门组建了VC团队，覆盖消费互联网和技术创新领域项目，但在运营两年后决定放弃。事后复盘原因有二：其一，由于其投委会仍由机构的核心领导组成，对公司数据非常严苛，这导致全年VC板块出手的项目仅为个位数；其二，一个VC项目耗费的精力并不显著少于PE项目，短时间内的资金使用效率和人效比不够高。　　这是PE做早期投资中最常面临的困惑。VC和PE工作方法论的矛盾在新经济领域尤为突出——传统PE的尽调十分严格，涉及项目的利润、现金流、行业上下游、竞争者等方面，全程跑完通常要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新经济公司大多无法给予投资人这么长的时间来打磨。　　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解决方案是：有意早期投资的PE最好是在原有机构内部，单独组建VC团队，并配以独立的决策机制。　　天图投资管理合伙人潘攀负责该机构的VC板块，他对36氪强调，天图VC团队一开始就坚持独立决策，VC项目只需通过该板块的几位合伙人即可，无需呈报集团大投委会，这极大提升团队的自主性和决策效率。而从团队特色来看，VC的同事要显著年轻于其他部门，还有一部分业务骨干拥有媒体、产业内的工作经历。　　除了制度和认知层面的革新之外，心态之变可能更为重要。　　VC和PE本质上是两套商业模式——PE追求的是确定性，或者说“降低不确定性，让结果基本符合预期”，这是它有别于VC模式的根本一点。这也导致了VC、PE截然不同的机构运营模式：前者强调广覆盖，通过个别项目的巨大回报来弥补其他项目的平庸（甚至是死亡）；后者单个项目投资额大，希冀从单个成熟项目中获得“两三年、三四倍”的回报，必定要“优中选优”。　　“哪怕不赚钱或者少赚钱，但真不能接受亏钱。”符正向36氪形容，这可以代表绝大多数PE从业者的职业心态，而一旦选择了早期投资，就要做好理论上“失败率”更高的心理准备。　　也有一些投资人认为，VC和PE认知之差反倒可以是优势。　　鼎晖投资内部将VC和Growth阶段的投资，统一在VGC（创新与成长投资）团队。鼎晖投资创始合伙人王霖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中透露了鼎晖VGC所强调的投资逻辑：“用Growth的专业严谨来看VC项目，同时用VC投资人对增长空间的追求，来评判一个Growth的项目。”　　一位接近高瓴资本的投资人也曾告诉36氪，高瓴搭建VC团队的原因之一是，通过早期项目建立对新兴领域的覆盖和理解力，帮助PE、二级市场等团队优化项目的估值评价体系。　　也有投资人认为，这或许是PE们涉足早期的更好时代。　　这一判断的依据是：随着过去几年创投生态的发展，创业者面对资本市场的成熟度有明显提升，在市场处下行的当下，创业项目的“靠谱程度”有可能获得整体性的提升。鉴于此，PE们将拥有更低的试错成本。同时，一些VC的方法论也在向PE靠拢，即更强调细致的数据分析和风险评估。　　PE们的早期化，当然也不全然因为被动。　　潘攀的观点是，马太效应在投资行业将越来越强烈，大型机构的竞争必会呈现“寡头化”，即拥有高品牌度头部机构吸附绝大多数资源。那么“成为优秀”还不够，只有“成为卓越”才能真正长治久安，而实现卓越的路径之一正是建立多维度的竞争力，全链条布局。　　即便是在被认为私募市场更成熟的美国，这也是一条常见路径。比如黑石集团，做buyout起家，而后衍生出地产、二级市场、FOF等业务。　　在国内，鼎晖、高瓴、中信产业基金等机构，如今也已很难简单地以VC或PE来定义。比如在鼎晖，除了PE团队外，还有VGC、夹层基金、地产基金、财富管理、二级市场等团队，形成为综合多资产管理平台。　　而早期投资甚为重要的一点是，它是整个投资链条的起点。去年，红杉中国宣布成立种子基金，其考量之一正是要“从种子期抓起，为venture阶段输送deal”，从而实现全链条布局。　　未来的投资行业也不只属于平台型机构。很多投资人认同，除了“国家队”和平台型机构外，在某一领域拥有高壁垒的“术业专攻型”机构，以及个别缘于偶然因素（比如投中了某个超级明星项目、拥有某个lp资源、有创新交易策略等）的机构也会成为幸存者。　　当然，黑马机构也会持续出现——从LP的视角来看，这更顺理成章。如果整个GP市场长时间都是老玩家，那LP如何向出资人证明自己“挑选、甄别GP”的价值呢？　　所以游戏还会继续。只是，身处已经搭乘过创投加速度的投资行业，机构们必须要以更短的时间完成自我证明。...

熊猫金控、奥马电器等上市公司全资设立的网贷纷纷出事后，上市公司入股的网贷也纷纷唇亡齿寒。近日，一家上市系，主营为车贷业务的P2P平台也被“劝退”了。官网介绍称，其为浙江第一批通过工商核准的互联网金融企业。2月18日，易港金融官网发布《关于平台实施“分期兑付计划”暨平台转型的公告》。公告信息显示，根据《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整治办函【2018】175号)，杭州市拱墅区防范金融风险暨网络借贷风险处置工作办公室要求易港金融于2019年3月前制定退出及转型方案，并于2020年底前完成出清并转型。易港金融在公告中披露，其持续压缩业务规模和团队规模，团队规模从1000余人压缩至100余人，待收由大约7.5亿元压缩至约1.63亿元，已完成合规自查和行政核查。易港金融称将正式启动“分期兑付计划”。具体实施方案包括停止发标，成立出借人代表委员会，尽可能提前结清存量产品，兑付周期内正常运营、高管承诺不失联不跑路，聘请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对易港债权债务情况进行审计和盘点，设立新业务筹备组等。同时，据其披露的预计兑付方案，出借额在1万元以下的预期将第一期100%兑付，出借额在1万-2万的预计第三期、第五期分别兑付50%，出借金额在2万-50万及50万以上的则分期按比例兑付。此外，兑付方案提及，65周岁以上出借人预计第二期、第四期分别兑付50%。截至发稿，易港金融官网披露的累计交易总额43.8亿元，借款总余额1.61亿元。资产端借款逾期金额4174.7万元，资产端累积逾期664笔，资产端近三月逾期384笔，资产端坏账金额616.4万元。天眼查信息显示，易港金融隶属于杭州易港诚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股东包括杭州康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康桥汽车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链反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康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官网介绍称，易港金融曾获上市公司科达股份(600986)全资子公司链动投资6000万A轮投资。天眼查信息显示，杭州链反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属投资机构为链动投资，工商追踪中显示其持股易港金融20.17%。科达股份官网显示，其于2004年在A股主板上市，集团旗下拥有9大数字营销子品牌，员工规模超2000人。天眼查信息显示，链动(杭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由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承担母公司科达股份互联网事业部的职能和互联网产业基金管理人的角色，聚焦于新媒体广告营销、汽车电商和大数据商业应用等领域。除易港金融外，链动投资参投公司还包括汽车融资租赁公司喜相逢等。此外科达股份也频频布局区块链行业，包括投资2000万元成立子公司北京科达众连区块链技术有限公司并出资5000万元参与发起设立区块链产业基金等。...

伴随着A股市场的回暖，场外配资活动正在悄然复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连日调查发现，目前配资公司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向非特定对象推广股票配资服务。据记者调查后的不完全统计，目前配资公司的服务广告充斥在电话营销、手机短信、即时通讯软件、邮箱群发、财经网站广告页、自媒体等多种渠道。除此之外，包括Wind在内的一些财经客户端也将一些配资广告信息收录其中。事实上，配资广告此前已被定性为违规行为。早在2015年7月12日，国家网信办就曾发布通知，要求全面清理所有“配资炒股”的违法宣传广告信息，并采取必要措施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通过网络渠道发布此类违法宣传广告信息。在业内人士看来，市场回暖带来风险偏好的抬升，以及配资公司推广获客的内在需求，是如今配资广告横行依旧的根源。多渠道上阵伴随着配资活动的增多，投资者收到配资服务广告的渠道重新开始多样化。例如一家名为“大资本配资”的配资平台，就是记者通过收到的一份广告短信获悉的。其声称提供6-10倍杠杆、2000元至1亿元不等的配资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平台还通过返佣的方式鼓励用户进行推广，并向推广客户的用户承诺了高比例提成。“可以通过朋友、QQ、微信、博客、论坛或自己的网站推广您的二维码，所有通过该二维码访问过来的人，注册后都属于您的用户，而当这些用户在本站配资时，您就可以赚取管理费 35%的佣金，详细的推广情况可到邀请奖励记录查看。”该网站指出。“这种返佣式的营销方式，很容易导致配资服务信息进一步扩散，进而吸引中小投资者进入，积聚市场风险。”一家汇金系券商营业部人士表示。配资活动渐盛之下，部分股票类财经门户也成为配资广告的“重灾区”。例如一家名为“瞄股网”的股票网站，虽然其主要内容仍然为股票、期货市场资讯，但打开其主页就能发现首页醒目位置处就有包括宝尚、鼎泽配资、涵星配资、亿配资、明道配资等不少于10家配资公司的广告。此外，一些自媒体平台也在为场外配资的推广提供空间。例如记者登陆今日头条并在用户搜索栏检索“配资”后发现多个提供配资服务的头条账号。例如认证为“越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配资经理”的头条号在其简介中注明“二级市场优先资金”、“做配资我们是专业的”；账号名为“股市长江配资”的一名销售经理注明“配资经纪人、1-10倍杠杆”等信息。配资广告的泛滥，一方面与该业务推广获客的硬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也是部分财经网站在广告收入诱惑下逾界的结果。例如记者获悉，某基于算法的头部资讯推荐平台在2015年上半年时，大量广告收入来自于配资服务商。“2015年对配资广告的治理有运动式治理的色彩，但缺少常态化的监控方式，时间一长很多平台再出现这种信息也会习以为常。”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券商人士表示，“广告收入诱惑下，配资信息屡禁不止，配资活动也很难得到遏制。”Wind参与抓取除传统渠道外，一些财经数据客户端也沦为了配资资讯和广告的横行之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就连机构投资者常常使用的Wind客户端中，也频频出现了配资广告的身影。不过其出现的方式较为隐蔽，具体操作模式为Wind将部分配资公司平台的推介信息收录到其“财经新闻”模块中，但在该板块中检索关键词“配资”仍然能够发现诸多配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信息也多包装为财经观点性内容。例如在Wind收录的一条2月14日来自金投网的资讯中，一篇名为《股票配资公司钱程策略：特定风险事件来临，稳住就是胜利》的文章在列，一家名为前程策略的配资公司在正文中表示，提供1-5倍杠杆、2000元起配、利息低至1.2分的配资服务，并配附了两张宣称“低起配、高杠杆、低利息”的广告图片。上述广告性质资讯是否属于Wind主动抓录结果，尚无法确认，但Wind的确也在文章下方进行了免责声明，称引用观点、言论、数据及其他信息“不代表万得信息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但记者同时发现，在Wind收录金投网的资讯中，绝大多数均为网页新闻，而上述文章却出自于钱程策略在金投网开通机构账户下的博客文章。无独有偶，1月30日Wind还收录了一条来源标注为“互联网”（点击原文后发现来自于“南方财富网”）的资讯，该文在末尾标记为“广告”，并前后五次提及“贝格富配资平台”，并附上该平台链接。而在Wind链接的“南方财富网”中，一家名为“简配资”、宣称“提款秒到，注册送5888”、“实盘交易、单票满仓”的配资平台广告也赫然位于其首页LOGO右侧的醒目位置。Wind对配资讯息的抓取不止于此。记者统计发现，仅在2019年内，Wind财经新闻端口就收录了不少于5条该类型资讯；而在2018年12月25日至1月7日，Wind连续5次抓取与“恒日升股票配资平台”有关的资讯，几乎每条资讯内容都附带广告贴图。有业内人士指出，无论Wind的抓取是否具有主观成分，其都应当做好满足信息合规的筛查工作。“无法确认Wind是否主动通过选择性新闻收录或抓取的方式提供配资广告内容。”前述接近监管层的券商人士表示，“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金融资讯客户端应该做好信息审查工作，如果是被动抓取，说明其AI筛选能力还有所欠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此询问一位Wind客服人员，对方表示该内容系系统抓取的结果。...

　　春节后，易到大股东韬蕴资本的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加剧趋势。　　日前，网上流传一则信息，易到用车大股东韬蕴资本发布内部通知，称自公司接受易到以来，由于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耗费了大量精力与资金用以挽救易到，对公司整体资金和其他业务开展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网传韬蕴资本邮件　　公司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多次展开融资以自救，力图走出泥潭，但现今市场环境不利，新一笔融资短期内空难以到位，公司在财务上面临巨大的困境。　　“即日起，依据韬蕴资本各部门负责人安排，除非必要岗位人员继续到岗上班外，其他员工暂时在家办公。”　　韬蕴资本称，在家办公期间，暂停绩效工资发放，只做基本生活保障，恢复上岗时间将另行通知。　　温晓东接受腾讯一线采访时称，目前遣散了部分员工。韬蕴资本的运营危机很大程度上受易到所累。　　易到再现提现困难 温晓东与贾跃亭纠纷再起　　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易到再次陷入危机，易到平台出现司机提现困难，已暂停办理线下提现。　　2019年1月21日，易到大股东韬蕴资本发布声明，称近期整体融资市场不甚景气的情况下，韬蕴资本亦难以再向易到进行持续性投入。“现在我们愿意以一半的价格出让易到股份。”　　韬蕴资本还表示，导致难以为继很重要的两个因素是，贾跃亭承诺易到整体负债不超过23亿人民币以及中泰创展通过易到提供给乐视的14亿欠款无需韬蕴资本承担，但实际上，贾跃亭并未兑现。　　韬蕴资本曾是乐视及贾跃亭的盟友，是乐视体育、乐视影业股东，在乐视系公司上押注数十亿资金，但彼此后期失和。　　韬蕴资本称，已通过美国加州法院下发临时限制令(TRO)，冻结FaradayFuture中贾跃亭持有的33%股权及贾跃亭加州的四处房产。　　　　温晓东还曾发朋友圈斥责乐视控股创始人贾跃亭，称这就是2017年6月20日快要跪地哀求的贾跃亭的嘴脸，怎就一个无耻来形容。“我瞎了眼，但我仍然坚信，人贱有天收。”　　乐视控股债务处理小组负责人则发表声明，“非常希望易到新控制人加强易到公司管理和易到平台运营，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共享出行服务，认真承担起企业运营责任，为易到的发展筹谋划策，而不是试图通过甩锅、无理取闹的方式转移司机提现难的视线。”　　韬蕴资本还涉及其他纠纷　　韬蕴资本的麻烦事不仅是易到，2018年11月，韬蕴投资和蓝巨投资因甘肃电投定增一案，到期时未能偿付本金及规定收益，被首钢基金申请查封、冻结名下财产2亿元。　　2018年12月11日，韬蕴资本因与中植系合作参与恒大地产回A计划，未能按期归还中融信托的23亿欠款，而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消费限制令。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称韬蕴资本因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韬蕴资本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韬蕴资本实际控制人温晓东也继ofo创始人、CEO戴威之后成为“老赖”。　　法院要求温晓东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乘坐交通工具时，不得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当前，韬蕴资投资的P2P平台懒财网也处于展期未还款状态。　　可以预见的是，韬蕴资本和温晓东的2019年必定很难熬。...

　　九泰基金内部，9只产品接连发生巨额赎回，像极了“击鼓传花”。　　这是近一年发生的事情。鉴于公司旗下仅16只公募产品，近六成的中招率，放之整个公募基金业，也仅此一家。　　如此频繁的赎回，同样是九泰基金发展停滞的真实写照。　　二月噩耗：开放日即赎回日　　2019年2月1日，春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九泰锐富事件驱动混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受限开放日。自2016年2月成立以来，这次已是它的第三次开放日。　　这一天里，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场外份额，唯一的注意事项在于申赎是受到限制的。所谓受限开放申赎，即受限开放日结束之后，基金的总份额要基本保持不变。　　2月12日，九泰锐富随即公示了申购、赎回结果：有效申购申请1138.41份，有效赎回申请4594.73万份。根据“总份额基本保持不变”的总原则，1138.41份的有效申购全部予以兑现，而近4600万份的赎回申请，则只能按比例部分确认。最终确认比例是0.00247764%。　　不足十万分之三的确认比例，投资者态度鲜明：我要赎回。实际上，前两次开放日也是相似的剧情。若非受限规定，结局可想而知。　　自成立以来，刘开运一直是九泰锐富的掌舵人。2018年11月30日，基金经理刘心任也加入管理战队。不过，刘开运并没有给这只基金带来好运，相反，投资者的信心越来越淡漠。九泰锐富成立3年来，基金仍旧亏损近8%。　　业绩亏损，叠加赎回流动性受阻，投资者自然怨气连天。天天基金网讨论帖中，投资者对九泰锐富颇多微词，如“我全部赎回，居然只能确认赎回两分钱，套牢了”、“我早就说过了，各位安心被套5年，不要折腾了”等等。　　这样的投资者自然不在少数。2018年基金半年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半年末，九泰锐富的机构持有占比为23.08%，个人持有占比为76.92%。　　巨额赎回不断　　九泰锐富并非个例。　　若仅是九泰锐富一只产品也就罢了，蹊跷的是，在九泰基金内部，巨额赎回如同“瘟疫”般传染开来。你方赎罢我登场，着实热闹。　　资事堂根据已披露基金公告统计，近一年来，九泰锐富、锐益、锐智、泰富、久利、久盛、久益、久鑫、天宝9只基金接连遭遇巨额赎回（一般把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申请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10%，称为巨额赎回）。除九泰久鑫债券A外，余下8只均为混合型基金。　　也就是说，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九泰旗下超一半产品遭遇了巨额赎回。这个比例，即便放之整个公募基金业，也是令人不害而栗的。　　之后，九泰久利的境况更加糟糕，并在2018年末清盘。九泰基金旗下公募产品也由此降至16只，规模也缩水至59.76亿元，近乎腰斩。　　当然，并非每笔赎回款，均能如愿回到投资者口袋。9只产品中，4只有比例确认条款。在受限开放日，由于赎回申请量远大于申购申请量，投资者少有赎回或干脆不能赎回的戏码，反复上演。　　余下的5只产品由于没有“申赎受限”的保护，只能直面巨额赎回，无奈的九泰基金通过提高净值精度，来保护留下来的投资者。　　业绩、流动性多面告急　　“瘟疫”的源头在哪？身处风暴眼的九泰基金，无疑是最心知肚明的。而从一些公开信息和数据中，旁观者也可分析一二。　　投资千万条，赚钱第一条；业绩无起色，基民两行泪。触发基民赎回的首要原因，莫过于业绩不佳。　　上述9只产品中，8只仍在运作中，成立年限则从2年到3年半不等。经历了至少2年的运作，仅有3只产品取得正收益，5只产品至今亏损。而取得正收益的产品，年化收益水平也谈不上出众。　　2017年定增新规之后，定增基金的资金使用效率与到期流动性受到了影响，这间接改变了定增基金的投资模式，也直接扭转了投资者对定增基金的态度。市场规模一度突破万亿元，以折价保护、高安全垫为营销噱头的定增基金风光不再。九泰基金作为定增大户，受到的影响显然更大。上述8只产品中，3只是实打实的“定增基金”。　　遭遇巨额赎回的基金也存在“机构持有占比高”的现象。8只产品的机构持有占比平均为56.56%，4只产品的机构占比超过50%，其中九泰天宝混合C更是100%被机构持有。　　业绩、政策尚属于公开渠道可查的解释，而在公开信息之外，或许有更多的原因有待发掘。　　悬崖边的九泰基金。　　定增业务受限，叠加A股漫漫熊市，几乎每月一例巨额赎回的九泰基金可谓相当狼狈。　　自2014年7月成立至今，如今已是第5个年头。伴随着产品的陆续发行，早期九泰基金的公募规模持续爬升，曾在2017年末达到高峰——144亿元。2018年之后，规模开始迅速回落，目前已不足60亿元。　　2018年第四季度，于九泰基金而言，堪称噩梦。三季末，公司的公募规模尚有101亿元，四季度结束之后，规模已萎缩至59.76亿元，短短3个月时间，规模近乎腰斩。百亿规模向来是一家公募基金公司的生命线。百亿之上，公司尚可自我输血；百亿之下，公司将入不敷出。　　入不敷出确已成真。2018年上半年，九泰基金实现营收8161.24万元，同比下降23.99%。其净利润亏损1344万元，成为目前已披露2018上半年经营业绩的52家公募基金中，亏损最为明显的公司。　　“九鼎系”成员、“业内首家PE投资管理机构设立的公募基金公司”、“定增大户”，这些都是贴在九泰基金身上的标签。出生就赶上定增业务风生水起的2015、2016年，押宝定增基金，无疑是顺水推舟之事。　　不过潮水来了，也有退潮的时候。如今，九泰正在承受定增基金业绩下滑、募集失败、转型等诸多“押宝后遗症”。　　不过目前，九泰仍在死磕定增业务，顶多在定增的背后，加上一句“精选个股”、“中长期投资”。定增新规之后，A股定增项目的规模、数量，均呈现明显下滑。如今要在存量有限且逐渐萎缩的定增市场掘金，难度倍增。　　试看当初的“定增王”财通基金，已强调“特色主动权益”、“指数增强型产品”、“面向机构的固收业务”三条腿走路。而同样是“定增大户”的九泰基金，业务越做越窄之下，又将如何求变呢？...

“隐婚”的代价有多大？上市公司游久游戏第二大股东刘亮的回答是，48亿。2月14日，刘亮在朋友圈晒出一组结婚照，吐槽“这是一场价值48亿的婚礼”，引出Ａ股一桩由于隐瞒一致行动人关系被罚的陈年旧案。原来，2015年他与公司第三大股东代琳结婚时，没有发布公告，2016年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规定，股东被立案调查后，必须在结案六个月后才可以减持股票。由于在此期间股市大跌，刘亮夫妇持股市值从最高点时的约60亿，缩水到解禁时的12亿，于是有了“48亿婚礼”之说。该事件引发热议，不少人感慨：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结婚需谨慎。那么什么是一致行动人？股东之间结婚怎么就形成了一致行动关系？为什么成为一致行动人要进行披露？腾讯新闻《财看见》采访了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资深律师李可书博士，就一致行动人的定义、法律义务进行了详解。最贵的婚礼先来了解下A股这起“隐婚案”的始末。故事要从三年前的一桩收购案说起。2014年10月1日，“老八股”爱使股份以11.8亿元的价格收购游久时代100%股权。刘亮与代琳分别成为公司第二和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10.28%、9.31%。3个月后的2015年1月18日，刘亮、代琳登记结婚。而二者的婚姻关系，直到2016年1月，上交所向游久游戏发出问询函，才浮出水面。2个月后，证监会对游久游戏立案调查，原因是刘亮、代琳在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后未及时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2017年4月18日，上海证监局宣布处罚结果，对刘亮、代琳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那么“48亿”从何而来？原来，在2015年6月公司股价峰值时，刘亮夫妇合计持股市值约60亿元，而到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案6个月之后，二人合计持股市值仅剩下约12亿。当然，48亿是刘亮为博眼球的扩张说法，实际上由于二人持有的股票部分是限售股，即使未因立案被冻结，也不能随意解禁，因此“隐婚”的损失远远小于这个数字。那么，究竟什么是一致行动人？在美国，一致行动人的法律条款，最初是为了避免野蛮人的敌意收购而设置的。在上市公司收购实践中，很多基金公司为了规避5%的报告义务，每人收购4.99%，联合起来达到更换管理层、谋取控制权的目的。为了打击这类行为，《美国1934证券交易法》规定，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构成合伙、有限合伙、辛迪加或其他团体，以获得、持有或处理发行人的证券，则该辛迪加或团体应视为本款所称之“人”。不同国家关于一致行动人的相关法律规定，效力层级 、宽严尺度、解释机构有所不同。在中国，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两个文件里。2006年实施的《证券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收购时的信息披露制度。第六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明确提出“一致行动人”概念的，是2006年9月起施行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可知，一致行动的成因，既包括投资者之间主动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也包括在上市公司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行为，以及存在亲属关系等12项事实（如下）。（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七）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九）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李可书博士介绍，法律对一致行动人做出规定，主要是为了明确公司的控制权。大部分情况下，几个人一致行动可以形成对公司的控制。比如多人合伙创业时，一个人不能控制公司，两人联合起来就成为第一大股东。另外的情况下，一致行动不一定会形成控制权，但会形成重大影响，比如几个小股东绑在一起，就有资格选举公司董事，从而对公司决策造成重要影响。为了方便投资人和监管机构及时获取相关信息，作出相应投资判断，发挥外部监督功能，因此一致行动人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及以上（5%）必须公开披露。一致行动人有哪些法律义务？（2014修订），当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一致行为人合计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30%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对隐瞒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行为，《证券法》第193条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实践中，隐瞒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违规行为一直是监管层关注的重点。下面举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据四川证监局披露，达州一马为刘江东、张贵林取得金路集团股份提供融资安排，刘江东、张贵林构成一致行动人。刘江东单独持有金路集团股份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达到 5%，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达到 10%，刘江东分别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9 月 7 日进行了公告，披露无一致行动人。对此，四川证监局认为，刘江东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和《证券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行为。二是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周勇曾因与家人合持公司股票比例达到5%时，未及时停止买卖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且违规增持，而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周勇、赵平系夫妻关系，周勇与赵海月系母女关系，3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2015年8月31日，周勇及其一致行动人赵平、赵海月合计持有公司1222.172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65%。周勇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持股达到5%时未及时停止买卖并履行公告义务，也未告知公司存在的一致行动关系。对此，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周勇及其一致行动人赵平、赵海月予以公开谴责,并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摘要：作为开年最为火爆的影片，《流浪地球》从春节档一路热到了情人节档。然而这波丝毫没有要降温势头的热度却让豆瓣的日子很不好过。上映第11天，《流浪地球》今天票房已经突破33亿，超越《我不是药神》，进入中国电影票房总榜前五。作为开年最为火爆的影片，《流浪地球》从春节档一路热到了情人节档。然而这波丝毫没有要降温势头的热度却让豆瓣的日子很不好过。数娱梦工厂注意到，截止2月15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包括苹果、安卓系统等）上，豆瓣APP的相关评论区里仍然有大量用户为《流浪地球》“复仇”而来，疯狂刷出一星差评。此前不少豆瓣用户以及影评大V都纷纷反映收到私信被要求有偿改《流浪地球》的评分，有给出的“辛苦费”高达万元，引发了《流浪地球》支持者的不满。尽管豆瓣官方早在2月12日就已声明并无“大量高赞好评被收买”的情况，但声明过去三天俨然成了摆设。为了弄清“水军”产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数娱君加入了数个千人规模的水军作业群，发现不少正在影院上映的影片以及热播剧均有组织水军刷评分的现象，不过全部是买好评。从这些工作群的情况来看，“水军”的工作不仅是在豆瓣、猫眼和淘票票发布影评，也包括为一些热门短评、讨论点赞。此外为百度贴吧、知乎、微信公众号甚至小红书给对应的影评刷点赞也是“水军”的重要工作。这些水军，做一次任务的单价根据要求不同在几毛到几块不等，不少“水军”群里还提供批量购买账号的服务，更有详尽的傻瓜教程，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作业“流水线”。尽管并不光彩，“刷评分”如今已经是电影宣发的必备一环了。“新媒体营销中的口碑营销一环，主要就是做口碑扩散，包括维护大号、大V、KOL、影评人之类的口碑，还有就是买水军刷分。“就职于某知名电影发行公司的一位宣发人士向数娱梦工厂承认，今年其公司参与了春节档影片的发行。千人水军群明码标价：评分一次一块五、点赞一次两毛为了弄清“水军”产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数娱君近期加入了数个水军作业群，发现不少正在影院上映的影片以及热播剧均有组织水军刷评分的现象。在数娱君加入的多个“水军”工作群中，群成员普遍在千人以上，包括负责发布任务的“水军头子”和大量以此作为兼职的“水军”。每天，工作群里的工作流程就是由“水军头子”在群里频繁地发布新任务，符合条件的“水军”私信发布者领取具体的链接和要求，并返图完成交易。为了让水军的评分符合平台的评分计算规则，不少任务会要求水军在豆瓣、猫眼的注册时间超过半年或者超过一年，根据注册时间长短价格也不同。例如同样是为一部影片评分并发布影评，注册超过半年的账号发一条价格为1元，注册超过一年的账号价格为1.5元。而除了在豆瓣评分外，这些“水军”还会接到为一些评论点赞的任务，主要包括豆瓣小组、猫眼和淘票票影评，也有百度贴吧、小红书、知乎、微信公众号文章等，对账号的要求比较低，价格不等，基本在一个赞2毛到4毛左右。数娱君与一位发布豆瓣刷分任务的“水军头子”私信，对方要求提供注册账号一年以上的证明，对方确认后提供了相应豆瓣短评的文案和评分要求。评分后提供相应的豆瓣广播截图向对方证明，就算是完成一次任务。很快，对方发来了1.5元的红包。虽然“水军”任务的单价低，但不少群中还提供了批量购买各个平台账号的途径，而且不少任务还支持“多号多做”，能够让“水军”在短时间内盈利颇丰。不少群里甚至为“水军”制作了不同平台刷分任务的傻瓜教程，可以说是形成了“水军”刷分的“一条龙”服务。电影宣发口碑越发紧要，“刷分”是行业潜规则通过几天的观察，数娱君发现这些水军工作群中普遍为电影刷评分都是刷四星或五星的好评，尚未出现要求刷“差评”（通常指三星及以下评分）的发单需求。那么传说中出钱让豆瓣用户把《流浪地球》五星评论改成一星的到底是谁？前述电影宣发人士也对此表示了疑惑，“现在春节档大局已定，刷一星也没必要了，而且花这么多钱，一个大号给1万，还有人跑到IMDb去刷一星，感觉上不像是春节档那几个片子做的，因为这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实际上，春节档确实大局已定。截至2月15日，《流浪地球》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33亿，自2月5日上映以来连续11天单日票房破亿，最终票房很有可能超过50亿，毫无悬念是春节档最大赢家。“也有可能是哪个影片在豆瓣评分比较低，要报复豆瓣引发众怒，《流浪地球》这个片子关注度高就被拿来开刀了。”前述发行人士推测。但不管是否是刻意抹黑，《流浪地球》在豆瓣上的口碑依然还算出色。截止2月15日，豆瓣上有超过80万人为《流浪地球》评了分，目前分数为7.9分。虽说相比最开始8.5的高峰值有所下降，但《流浪地球》的评分已经远超同期的《飞驰人生》（7分）、《疯狂的外星人》（6.4分）等影片。口碑扩散对电影票房的影响越来越快。和往年不同，“口碑决定排片”的规律今年大年初一晚上就开始生效了。这也让片方将更多精力放到了网络口碑上。“现在买水军刷分是必须的，豆瓣、猫眼和淘票票都要做。”这位宣发人士表示。由于起步更早且权威性到目前依然得到观众认可，片方对豆瓣评分的重视只增不减。更重要的是，在电影行业人士看来，豆瓣的评分机制虽然存在着不足，但相比淘票票和猫眼，豆瓣评分更能够拉开影片差距，对于区分电影质量的好坏有更重要的参考意义。“猫眼和淘票票的评分区分（电影质量）得不太开，基本都是8分以上，差的片子也有7分多，好一点的片子就有9分。但是豆瓣的话，3分到8分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宣发还是非常看重豆瓣的。”前述宣发人士告诉数娱梦工厂。...

随着 MWC 2019（世界移动通信展）开幕临近，手机厂商就像约定好了一样，纷纷在网上公布了自家的新机新技术。骁龙 855、钻孔屏、折叠屏、多摄像头、TOF……尽管这些新技术有的还没在市场上露过脸，但他们早已成为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不，这边厢小米主动曝光了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同名代号的小米 9 外观和配置，那边厢三星也在 Galaxy S10 的海报里各种暗（明）示新机细节。即便是排在全球销量前列的华为，也在最近的海报中预告将在 MWC 上发布一款 5G + 折叠屏的新设备。不过其实如果我们细心留意手机厂商在宣传方式上的变化，我们能发现，手机厂商对新品的保密程度正逐渐变得开放。在这其中的原因，实际上跟手机市场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大众对新技术的热情逐渐减少，厂商要秀出肌肉吸睛若是在几年前，我们根本没可能会在手机发布前就能知道这些信息，最多也就只有从各种渠道来的谍照外加丰富的猜想。「开局一张图，信息全靠猜」，最可信的莫过于工信部的入网信息了。但如今和过去不同的是，我们已经能从手机厂商那提前获知新品的参数，就算我们不主动去找，你也会在消息栏中看到一两条新机情报。2012 年，三星 Galaxy S3 邀请函遭泄，在这份邀请函上，三星印着一台鹅卵石形状的物体，并在邀请函上附上了一句「Fast、Vivid、Slim」来暗示新机的特性，但无论怎么看，这份邀请函在当时都显得耐人寻味。而到了之后的 Galaxy S5，三星更是连产品的大致模样都没有印在邀请函上，整张纸最醒目的莫过于那个加大加粗的「Unpacked 5」字样。最终在供应链曝光机身零件之后，我们才得知 Galaxy S5 的大致模样。但和三星在过去偏保守做法不同的，是 OPPO 和 vivo。从前两年的产品开始，这两家主攻线下市场的厂商就没有对新品做太刻意的保密，尤其是在大量冠名综艺节目后，新机的电视广告往往比发布会要更早和大家见面。而随着线下商店开始铺货上架，新品的核心配置基本就不再是秘密了，发布会的悬念只剩下了产品售价。那么提前将新机公布出来的做法，会影响手机销量吗？OV 的销量告诉我们，影响极其微小，相反在代言人攻势下，用户更关注的是「什么时候能买到爱豆代言的手机」，而并非产品上的各种新技术，自然理论上的数值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能令用户逐渐对新技术热情减退的原因，是过度密集的新品发布会。前些年平均两周一次的新品发布会，让大众对新品的反应逐渐变得麻木甚至是厌烦，对机械重复、亮点不多的新品发布也从期待逐渐变得冷淡。尽管手机厂商会在新产品面世前，用一些名目去对新技术进行包装，但相比起口头传播的「黑科技」，实际上，大部分用户更关注的是产品的最终体验到底怎样、能给他们对比现有设备带来什么体验区别。因此在行业竞争影响下，手机厂商对新技术的处理方式也从过去的绝对保密逐渐变得开放，他们会尝试通过新技术带来的好处去获得用户关注。这就好比之前的屏下指纹识别，大家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技术本身有多复杂，而是谁才是解锁最快的那一个，自然厂商就要抢先友商一步激活潜在的用户，让他们去期待即将发布的新产品了。止不住的曝光漏洞，让厂商的传播方式逐渐变化能导致手机厂商从过去的低调保密，变成今天的高调官宣，其中的原因实际上还有不少。事实上，除了文章前面提到的新技术期待值不如过去以外，越来越透明的供应链信息、止不住的曝光源，也是让手机厂商的营销方式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尽管大众对新机的期望值比过去要低，但部分手机厂商在公布新品之前，仍然希望能做到保密低调，为发布会保留惊喜。然而即便是作为行业巨头的苹果、三星、华为，也躲不过供应链方面的泄密。网传疑似 Galaxy S10 真机上手比方说即将在下周发布新机的三星，几乎每年，我们都能在新机发布前几周就能看到由第三方保护壳制造商放出的渲染图，其可信度极高；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网上看到新机零部件的谍照，甚至还有疑似真机的上手视频。三星在邀请函上隐藏了不少新机细节抛开三星在邀请函暗示明示的细节不说，就单从目前从供应链曝光的消息看，我们已知 Galaxy S10 系列有 99% 的可能搭载骁龙 855 处理器、双曲面钻孔屏、横置多摄、屏下指纹、至少四种机身配色，其中一种还是在 Galaxy A8s 上用过的珠光色。三星 Galaxy S10 相关网页被提前曝光接二连三的供应链信息曝光，加上诸如 Onleaks、Evan Blass 以及其他人气媒体的快速传播，都让手机厂商对泄密信息的封堵变得更加困难。在新机发布之前，负责制造手机的工厂就已经率先把新品给曝光出来了，之后的发布会便变成了一场惊喜减半的「消息确认会」。另外，手机厂商向线下市场的转型，也让产品在发布前被提前在线下市场抢跑上架。通常在新机发布前，有线下销售渠道的厂商都会将部分新品提前交到线下经销商，好让新品在发布后能立即上架销售。然而对大量经销商管理显然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对全球线下上百上千个经销商进行管理，更是将管理难度提升若干个层次。比如去年 3 月华为 P20 Lite 在意大利就被经销商提前了一周上架，整机信息在正式开售前就已经被意大利科技媒体扒得干净了。因此，在「新技术惊艳值＜用户期望值」的这个大环境下，手机厂商对新品的宣传方式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与其研究「卖得惊艳」，倒不如变得「卖得巧妙」相比于过去乔布斯在牛仔裤拿出世界第一台 iPod 的「惊艳」，在现今大量互联网信息的曝光之下，手机厂商的新品已经没有秘密，甚至一些厂商已经不再打算对新品保密了。以最近在微博被热议的小米 9 为例，在 2 月 13 日公布产品海报后，包括雷军在内的多位创始人接连几天开始曝光小米 9 的关键信息，从最开始的微博尾巴，到手机外观、处理器、相机甚至周边配件，新机的核心信息都被几位创始人一一公布出来。雷军每天都在微博召开「小米 9 发布会」到了 2 月 16 日当天，一曲《Are You Ok》成网红的雷军，在一天时间内发布了数条关于小米 9 的微博，直击新品核心参数，其信息量宛如一场线上发布会。持续的曝光让小米 9 话题和雷军的微博收获了相当高的关注度，截止至笔者撰稿的 2 月 17 日下午，#小米 9# 的微博话题阅读量已经在短短 4 天时间内达到了 7.6 亿，相比同时期的三星 Galaxy S10（#三星 GALAXY S10#微博话题阅读量为 269 万）大约高出 200 倍之多。能让手机厂商的传播营销变成今天的模样，究其原因，站在厂商角度看，与其被动地花费时间和人力去封堵这些曝光源，倒不如拿下主动权去享受曝光所带来的收益。毕竟这样做说不定还能抢在友商前成为热门，秀出肌肉给新品做好发布预热，顺便还能提前试探一下市场对新技术的反应。实际上，通过秀肌肉来获得关注的厂商不止小米一家。早在去年初的 vivo APEX 展示上，我们就已经看到类似的市场试探方式，通过 APEX 这款手机，vivo 将所有最新技术整合到这台「概念手机」当中。但事实上，这款概念手机更多是为之后的 vivo NEX 做准备，最终量产的也只是 APEX 的部分技术而已。这种将用户最关注的技术用在新产品上的办法，反而能让新品更受欢迎的同时，也降低了厂商对供应链方面的投入风险。所以我们在今天能看到的变化是，在目前这个新技术尚未得到革新突破的大环境下，手机厂商不会再把新技术藏着掩着，也不再把重心放在令观众在发布会上「哇！」一声，而是把精力留在怎样抢先友商拔得头筹这一点上。相比起突然把新技术公布出来，提前将新技术预告观众，也有利于品牌达到持续的曝光度。换句话说，如今的新机营销就像看电影一样——先放出预告片，然后在发布会上再放出正片，真正的惊喜，由上台演讲的企业 CEO 和发布会尾声的「One More Thing」呈现。当然，尽管提前公布新技术有利于厂商试探市场，但我认为这种抛砖引玉的做法并非百利无害。虽然提前公布新技术有利于之后的产品营销，不过这也间接导致了厂商能在发布会上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变得越来越少。坦率讲，作为一名科技内容工作者，我很怀念过去手机厂商在发布会给我带来惊喜，那种感觉就像是看一部新电影、品尝一道新菜、用一台新手机让我期待和兴奋，就算让我在现场赶稿我也觉得乐趣无穷。但在今天，我似乎已经能在发布会前对着这些公开信息，提前写好评测的「评」了。...

“各地推盘节奏放缓，楼市整体成交回落”成为2019年开局以来的特点。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从春节前一周开始，热点市场就进入了休假模式。整体看，全国热点城市1月的主要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30%，近九成城市环比下降，同比下降12%。2019年首月，各线代表城市成交量环比呈现回调现象。而相比较2018年年春节期间因为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后带动的板块轮动推动三四线返乡置业高峰，也在今年有所退烧。春节期间整体成交下行，同比下滑超90%伴随着楼市“稳房价、稳预期”，购房者的心态也多有分化。在澎湃新闻采访的购房者中，部分购房者认为“年后应该也不会降太多”、“很多二手房房东停售了”这促使部分购房者不再等待，决定入市买房。不过也有部分意向人群仍持观望的态度，“现在政策这么严，房价不会大涨，还想再等等看”。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1月一线城市整体环比下降38.0%，其中广州成交面积环比降幅明显，达65%；北京降幅次之，超40%；深圳降幅近三成；上海基本持平。同比来看，受政策持续影响，一线城市整体成交较去年同期上升1.0%。整体看，二线城市环比也明显下调，同比有轻微下降。三四线则出现了退烧现象。2019年首月，各线代表城市成交量环比呈现回调现象。而到了春节期间，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春节期间整体成交下行，各线城市同环比均不同程度下降。同环比来看，各线代表城市成交下滑均超90%，且一线城市降幅高于二三线代表城市。库存来看，监测的9个主要城市库存总量小幅上升。2月4日至2月10日期间，中指数据显示，重点监测的17个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92.2%。包括上海、广州、苏州、福州等在内的17个城市成交同环比均有所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18个代表城市成交量整体下降95.1%，各个城市成交同比均下滑。分城市来看，各线城市成交同环比均显著下降。受春节假期影响，各线代表城市成交同环比下滑均超90%，且一线城市降幅高于二三线代表城市。各地的推盘节奏也有所放缓。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春节期间，主要40多个重点监测城市数据显示供应量同比下降29%。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2019年猪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主要看三四线城市，在春节期间就体现了出来。对比2018年春节期间三四线城市的活跃，2019年整体看，返乡置业明显退烧，购房者愈加理性，大部分三四线城市的市场成交均比去年开始降温。返乡置业意向人群占比降低返乡置业的意愿人群占比也有所降低，但也有出于子女教育、结婚等现实因素。彭丽（化名）便是其中之一，其目前在北京房山区工作，春节期间，其回到天津买下一40平方米左右的二手房。“在北京没有户口，孩子不能上学”这使得彭丽与其老公决定买房。“之前也一直在观望，但觉得年后也不会降太多，就买了。”58同城、安居客发布的《2019返乡置业调查报告》显示，52.7%的人群有回到老家及周边城市买房的意向，而在2018年，返乡置业意向人群占比为58.7%，占比呈现轻微下降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数据显示，希望在工作城市买房的人群占比由25.2%提高到38.0%。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一线等城市人才政策优惠影响，相关城市落户、置业门槛降低，吸引力提升，使越来越多“漂一族”得以在工作地安顿下来，因此不再将返乡置业作为第一选择。随着一线城市住房市场长效机制起效，住房租赁市场向规范化、品质化方向提升，漂一族对租房过渡的信心也日渐上升。但返乡置业的主要原因多集中在有回家乡及周边城市发展计划、为结婚做准备、改善家中老人居住环境、为孩子上学教育有保障等现实因素。调研数据显示，90后成为返乡置业人群中坚力量，90后、95后合计占比62.1%，而他们返乡置业多出于个人原因，即为了结婚而购房。其次是80后，占比20.0%。...

“一个私生顶十个黑粉”。这句在饭圈中广为流传的话，指的是在流量艺人中存在的一类特殊粉丝群体——私生饭。她们盗取艺人的身份信息，跟踪私人行程，更有甚者闯入明星家中，用各种极端方式逼迫艺人回应，如同隐形的幽灵一般，很多明星都因此深受影响。2月17日，《流浪地球》中“刘启”的扮演者屈楚萧，在自己的微博小号“转学湘北的仙道彰”上发布长微博，言论中表露自己在机场因“私生饭”跟踪而不堪其扰，并且表达了个人信息被贩卖，半夜被陌生人打电话骚扰的愤怒。无独有偶，近日德云社官方微博也发布声明，谴责旗下多名艺人的住址、行程等个人信息遭到泄露售卖。德云社表示，针对目前侵犯德云社多名艺人隐私的行为，将委托律师依法维权，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声明发布后，德云社粉丝纷纷表示支持，并且刷起话题表明自己坚决杜绝私生的立场，还相声圈一片干净的天地。艺人公开抵制私生饭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其背后的利益产业链并不只是“爱的极端”这么简单。明星光环背后的阴霾：私生饭与畸形的爱历史上最早的“私生饭”，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1980年12月8日深夜，刚刚复出的英国披头士乐团前主唱约翰列侬，被一疯狂歌迷开枪打死，享年40岁，枪杀事件一时间震惊世界。在被警方逮捕后，凶手直言他为了这次刺杀而精心策划了几个月，包括掌握约翰列侬的行踪，摸清他的家庭住址等，这是一出因人类极端的爱和想要出名的虚荣心酿成的惨剧。九十年代东亚偶像文化诞生之后，对于明星的追捧成为了热潮，同时私生的行为也屡禁不止。日本AKB48组合成员频频被男性私生饭言语骚扰；韩国著名组合东方神起队长郑允浩，曾经喝了被私生饭罐入异物的水而送入医院抢救，EXO组合中成员曾经遭遇私生饭潜入家中盗取其内衣内裤，还公开售卖。而在中国，几乎所有流量明星都被私生饭骚扰过，鹿晗曾经因为粉丝追车险些发生车祸下车对峙，黄子韬发微博谴责私生跟踪私人行程，赵丽颖曾经发微博指责私生闯入他人家中，而这股风气也逐渐从流量明星辐射到其他圈层。就像相声圈的当红“流量”张云雷，机场出行都有大批粉丝接送机，特别拥挤时甚至有粉丝去“拉手”和“踩鞋”，乒乓球运动员张继科曾经公开表示不喜欢机场跟拍的粉丝，屈楚萧此次的公然开怼，也是对私生这种饭圈文化侵蚀演员行业的愤怒。记者曾经采访过一名目前当红九人男团里的私生饭，其实很多私生饭并不似大众想象中一般不堪，反而大多经济条件和家境都非常良好，私生偶像的原因除了过于狂热的爱之外，还有一种窥私欲的快感。“能看到明星惊慌失措，不为人知的脆弱一面”。萨特曾经说过：“当接触是不可能的情况下，窥视的欲望就占了上风。”越是难以被看到的隐秘的一面，越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同时窥探的快乐也会比普通观望强烈无数倍。正是因为私生饭无比的渴望与爱豆近距离接触，渴望获取更多明星不为人知一面，所以他们不惜为此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在这层需求下，也诞生了以贩卖艺人隐私为核心利益的饭圈灰色产业链。粉丝经济的灰色地带，艺人隐私被无底线贩卖在某偶像节目的一个代拍交流群中，明码标价的出售着艺人的身份信息，只需要5块钱就可以打包购买内地娱乐圈500位明星的身份证件，护照，机场刷关方法等信息，这种交易中，明星个人隐私的廉价程度令人咋舌。饭圈中，非法获取艺人隐私信息的途径无非几种，其中最核心的人物就是职业黄牛。而明星信息泄漏的途径，第一种是相关工作人员或者同学朋友泄露，比如艺人录制综艺节目，影视摄制组或者艺人公司的内部人员等对外透露了信息，这种属于第一手资料，售卖价格几千元不等。第二种是部分黄牛掌握的黑客技术，通过入侵明星的账号，定位乘坐航班等技术，来获取艺人的身份信息。当一手黄牛获取到信息后，再以层层递减的价格在饭圈斤进行多次售卖，如前文中5块钱就可以买到的打包信息，就是粉丝自己以略高的价格购买后再低价走量出售。当艺人的隐私信息贩卖之后，这条灰色的利益链条开始滚动，一切围绕着明星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被售卖的产品，比如以拍摄艺人照片为赚钱途径的职业站姐，机场完成图片拍摄后，以售卖photobook（相片图册）给饭圈底层散粉的方式，获得利润，其中巨大的差价让成功的站姐售卖一次pb可以赚取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利润。饭圈中有金字塔一般的天然等级划分，面对巨额利润的诱惑，很多站姐为了获取独家照片所以铤而走险，只能以牺牲艺人的利益为代价，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饭圈上游的真实情况是很多散粉并不了解的，站姐和私生饭的重叠几率，远远比明面上看到的要多。总结来说，以侵犯艺人隐私为核心的追星产业链，上游参与者就是站姐、黄牛和代拍，最底端的受众和消费者就是广大的散粉。黄牛为站姐和代拍提供艺人的航班、证件和酒店等隐私信息，以航班为例，一条艺人航班信息5元—15元不等，帮忙代刷关一次150-200元不等，这种底层黄牛走的是薄利多销路线。而比如录制综艺节目的时候，一些有关系的黄牛会买通工作人员，提前售卖拍摄地点信息，甚至实时发布定位信息给站姐，让她们全程追私跟踪来拍照。此前TFBOYS组合王俊凯录制《高能少年团》时，因为信息泄漏，私生粉丝在结冰路段被跟踪别车，险些造成危险，其信息的源头就是来自于黄牛。购买拍摄地址信息一般是分天售卖，一次价格300-500元不等，而酒店和行程信息是独立分开售卖的，酒店信息一般是150-300元不等。除了售卖信息的黄牛之外，追车大叔也是一类由私生衍生出来的新职业，在韩国有专门从机场跟踪艺人的追车大叔，而国内例如一些偶像节目的拍摄地附近，随时都有一些车停靠在路旁，他们的车往往非法改装过发动机，为了实时超速赶上艺人的商务车，一次追车的价格按包次和包天不同计算，一般在200-400元不等。而蹲守在机场的职业代拍，主要客户群体是不能到现场的站姐，按照明星的人气热度和图片稀有度，如果提前预定会更加便宜，但是也有高价奇迹，比如蔡徐坤曾经一条关外独家视频被卖到了2000元人民币，对于金钱的趋之若鹜让很多粉丝走上了职业代拍的道路。在这条以侵犯明星隐私为基础，黄牛、站姐/职业代拍、粉丝三方形成的畸形产业链条中，对于私生饭的界定早已经模糊。因为从产业链的源头开始，明星成了世俗意义上的“受害者”。而更现实的是，这条产业链似乎并不会因为部分明星的愤怒而终止。产业链的诞生在于粉丝群体人性中对于偶像狂热的占有欲，私生对明星信息的渴求刺激上游黄牛等贩卖信息，而上游市场产生的利益市场又诱惑着中游站姐、职业代拍等产生，最后下游散粉群体完成链条的利益输送，再催生出新的私生群体，链条逐步完整。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粉丝经济还处于一个“三不管”的灰色地带，法律对于私生行为的判定十分模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更加纵容了私生行为。而即便是对盗摄、偷拍、跟踪处罚相对严格的海外国家，法律的制约下也没能将私生行为完全禁止。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但是人类的需求，从来不是理性约束就能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