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晚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要求银行、险资、交易所全面支持民企融资，震撼圈内。这是一份规格极高的文件：研究取消险资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范围限制；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抓紧推进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研究扩大定向可转债适用范围和发行规模；积极培育投资于民营科创企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早期投资力量，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干货满满，令VC/PE圈备受鼓舞。此外，《意见》还明确指出，支持资管产品、保险资金依法合规通过监管部门认可的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参与化解处置民营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亮点一：研究取消险资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范围限制这几乎是打开了VC/PE募资的活水通道。VC/PE行业一直翘首以待险资。去年10月，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此前的《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进行修订，首次提及要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股权投资的行业范围限制，通过“负面清单+正面引导”机制提升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对于深陷“募资难”的VC/PE行业而言，意义重大。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首席执行合伙人、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海涛曾分析“募资难”的原因之一，就是本来应成为VC/PE基金主力军的保险资金进度仍比较缓慢。在此之前，一般的创投基金难以满足保险资金对当期收益考核的要求。如今，中办、国办点头之后，意味着险资大门即将敞开，巨量资金将进场。东方富海董事长、创始合伙人陈玮也曾撰文表示，要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促进“双创”发展，就必须逐步用“长钱”替换“短钱”，力争使机构投资者占比超过50%，而方法之一就是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扩大保险资金等进入创业投资的比例。亮点二：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眼下，IPO仍然是VC/PE行业的主要退出方式。《意见》指出，要完善股票发行和再融资制度，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根据券商中国报道，所谓“加快审核”，意在缩短时间，但仍将履行完整的受理、反馈、初审、发审等程序，不会简化审核环节，更不会降低审核标准，也不会出现民营企业集中批量上市或再融资的情况。但这仍然令VC/PE机构充满期待。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19年1月共发生退出事件94笔，其中IPO退出数量为55笔，并购退出33笔，新三板挂牌退出6笔。值得关注的是，本月各渠道退出数量骤降，IPO退出数量降幅超过65%。随着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这一情况无疑有望得到改善。此外，《意见》还提及抓紧推进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目前，科创板一系列改革政策已在征求意见阶段，本月20日为截止日期，待监管层完善相关规则后向外发布即可实施。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注定会成为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的“里程碑式”事件。刚出炉的征求意见稿就已经令金融圈沸腾：允许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允许尚未盈利的企业上市；注册制审核流程不超过6个月；涨跌幅限制放宽至20%；定价全面采用市场化询价；为创投基金提供更灵活的减持方式....亮点三：研究扩大定向可转债适用范围和发行规模过去的众多文件中，可转债鲜少被提及。而此次《意见》指出，研究扩大定向可转债适用范围和发行规模。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支持非上市、非挂牌民营企业发行私募可转债。可转债，还有优先股，是创投机构期待被允许的投资方式。东方富海董事长、创始合伙人陈玮曾疾呼，中国投资环境、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应允许创业投资机构运用优先股、可转债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陈玮认为，优先股、可转债在时间和费用成本上更为经济，通常情况下，其条款逻辑也对投资人、创始人更为友好。特别是在公司早期缺乏数据支撑、估值较难确定的阶段，其优势更为突出，在创投行业更为成熟的地区，如美国，是比普通股权更为流行的早期投资方式。他曾建议，监管层需要从法律法规、会计政策上支持投资机构采取优先股、可转债等多种方式投资，鼓励创业公司采取更为多样化的直接融资工具。亮点四：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税收问题一直是创投基金牵挂的“心头大事”。今年1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以及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创投基金可以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或者按创投基金年度所得整体核算，分别采用20%税率或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对其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投企业的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至此，创投基金的税收问题尘埃落定。但VC/PE仔细研究后心头一紧。陈玮撰文分析，如合伙制创投基金按照年度所得核算，适用5%-35%超额累进税率（由于项目通常退出金额较大，都会达到35%的税率征收标准，实际税率基本为35%），则相比《通知》出台前享受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按照20%实际税率缴纳个税要大大增加税收负担；而备受关注的按照单一基金核算，适用20%税率的计征办法，则要求管理费和业绩报酬在内的成本支出，不得在核算时扣除，显然也不尽合理，未能从更深层次考虑合伙制创投基金的运营框架特点及个人合伙人与管理人之间的关系本质。陈玮认为，目前的创投基金税收政策尚未充分反映去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关于“将保持地方已实施的创投基金税收支持政策稳定，确保总体税负不增”的精神。而如今，中办、国办发文再次强调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燃起了VC/PE的期望。...

几个月前，有位网友@老罗，问他如果能回到2012年，还会不会选择做手机。老罗说会，但不会把六年来的主要精力放在手机上。正如现在罗永浩四处奔走，忙着站台、社交、谈判和卖身，他一面寻找自己的下一站，一面为锤子科技谋求最后的归宿。不过我们或许无法想象一个少了老罗偏执和工匠标签的锤子，是否还会几经生死而未倒，而如果他曾试图在这几年流量为王的互联网风口中搅弄风云，怕也是相当得天独厚。但是，结局可能未必比锤子更好，这大概是一个极端个人理想主义者的创业通病。现实对这一类人似乎也过于苛责，成则乔布斯，败则贾跃亭。回首往事，阴霾常在。抹去“罗永浩”2014年罗永浩在北京进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的主题演讲，他对自己说：“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对几百个员工负责，对几百个家庭负责”，而后表示要退出个人舞台，尽量以锤子科技CEO的形象出现，公司则要以团队的形象出现。这是罗永浩首次试图淡化锤子科技上自我的个人形象，不仅是对过往营销策略的纠正，而且意欲将公众的焦点从个人争议转移到产品上。从长远来看，这本无可厚非，可从结果看，更像是老罗的一句玩笑，直至锤子大势已去，公司对外营销的核心，依旧在于拔高个人形象进而拔高公司产品。老罗在拔高个人形象上过于执着。2014年8月，罗永浩和王自如上“约架”前夕，锤子召集公司的中高层开会讨论这件事，当时钱晨坚决反对，他认为应该冷处理，因为口头辩论远不如产品本身有说服力，然而最终，罗永浩坚持参加了辩论。这场长达3小时的辩论，场面上是罗永浩的胜利，但T1的销量却没有因为罗永浩的胜利变得更好。这个时候，老罗开始反思自己过去半年对媒体的态度，决定淡化个人形象，可惜这场“去个人化”运动只是约束了他不成熟的胜负心理。对于骂人、摔东西，他时常美化道：“乔布斯的脾气也很差，而真正优秀的员工是不会因为被骂两句而气馁的，他们会把热情扑到产品上”。至于席卷而来的质疑，他依旧姿态高昂，“别跟我谈钱，不为赚那点臭钱”。若没有罗永浩的吹嘘，锤子可能熬不到现在，可若没有他”天生骄傲“的标签，锤子也不至于如今败得讽刺。而更往前看，这或许是一个除了名气近乎一无所有的创业者，想要在身家雄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必然无奈。2011年，在唐岩的办公室，”自拍帝“郑刚见到了“胖胖的，老是穿同一件衣”的老罗，这一整天，他滔滔不绝地畅谈着自己的手机梦，以图打动这位陌陌背后的金主。但尽管资金到位，老罗的起点还是落后很多，他当时所能利用的资源无外乎自己的微博粉丝。开始做手机之时，老罗个人微博的阵地，常年无休地挑起贬低同行的战火，以此抬高自己，久而久之，这种以个人口吻传达产品理念的行为，奠定了锤子科技营销的基调，而反过来也越发增强老罗的个人色彩。苹果早期的广告基本也是这样的操作手法，从嘲讽IBM到模仿1984，直到后来站稳脚跟才转变风格。而锤子终究没能等到改变的时机，它不得不依赖老罗的情怀行走。老罗的朋友圈在锤子员工眼中，罗永浩不是一个合理的老板，更像一个单纯又苛刻的产品经理。比如手机研发上，所有的问题必须他亲自拍板，只有他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遇到方向性的争议，也是他拍板。其实，当锤子科技成为罗永浩的“一言堂”之时，就决定了公司的方方面面都难以抹去个人色彩，营销只不过是外在表现，更深层的是，罗永浩把自己的审美和产品、营销能力，当作公司唯一的核心竞争力，他的理想便成了锤子的情怀。这是锤子科技多次试图抹去个人标签但结果均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此极端的个人主义，在任何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都实为罕见，也让锤子对内对外都无法真正凝聚力量。做员工的因不理解而心凉，做高层的阻止不了他犯傻，投资人则成不了拯救他的白衣骑士，罗永浩的孤独，并非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理想主义，而是无法改变或忍受的个人“独尊”。这点钱晨深有体会。智能手机还未摘掉山寨帽子时，曾在摩托罗拉工作十三年的钱晨，在小米和锤子之间，选择了老罗。老罗一意孤行，正面和王自如硬杠，让钱晨心生不快，随后两人在工作中的矛盾开始逐渐公开化。罗永浩采访时，直接抱怨双方争吵“大概就是我说要怎么样，他说不能怎么样，我就说必须怎么样“。钱晨说，自己和罗永浩的分歧，“不在于梦想的差异，而是在于方法的差异”。即使罗永浩暴怒扔向他一瓶水，钱晨还是相对体面地结束了两人的交情。老罗和锤子投资人的合作，更多的也是靠交情，虽然这很大程度上帮助罗永浩多次解决融资的燃眉之急，但与正常的投资利益关系，少了一层监督和约束。唐岩说，投资锤子就是为了老罗这个人。他通常对老罗的理想不予置评，也很少像郑刚一样尬吹。这是仅止于交情，抹不开面子插手。往远了看，老罗的朋友圈还有雷军、贾跃亭、张近东等人。2011年罗永浩受邀会面雷军，正是这次会面加剧了其制造手机的念头，然而双方理念不合，未能结成合作。2016年锤子濒死，老罗也曾见过雷军，希望获取帮助，但当时小米已是自顾不暇。前段时间，老罗大概也是和雷军聊到锤子卖身的事，他们在酒会上看似相谈甚欢，不过最后终究没了下文。雷军是个商人，他对老罗，甚至比不上曾经雪中救急的贾跃亭。当时据说阿里拖了半年不给钱，而贾跃亭二话不说直接给了1亿。与老罗惺惺相惜的还有刘江峰，两人来往密切，2016年酷派被乐视收编时，刘江峰重回手机行业，老罗专门前往发布会，为友商站台。如今，巧合的是，投过锤子的基本都凉了，雷军倒是挺过了困难时期、成功上市。或许，理念达成一致也不见得是对的。乔布斯的表演者没造手机之前，老罗也算个连续创业者。他创办了牛博网，然而带着同事又搞起老本行，虽没有大成，但这段时间通过《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系列演讲以及自己的自传，老罗逐渐变成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如果说造手机之前，老罗演的是自己，那造手机之后，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模仿乔布斯。脾气暴躁骂人时，他说“乔布斯的脾气也很差“，被网友怼过度膨胀时，他说：其实乔布斯比我膨胀多了，他甚至会到友商公司楼下冲着logo竖中指，我多数时候也就是调侃一下。产品设计上，老罗也同样偏执，对T1的白色版，他坚持一种不带任何色差和杂志的纯净，导致白色T1不断搁浅，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间。国内手机大佬不乏自诩乔布斯继承者之人，但独有老罗学了他的脾气秉性，学了他的行事作风。这其中固然有营销目的，可不得不承认，老罗内心深处确实向往成为乔布斯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要不然不会在事业顶峰期出走创业，还狠狠地讽刺了一把俞敏洪，自此也算是断了后路。只不过，乔布斯一生骄傲，老罗想学却学不来，他们之间差了一个成功。2017年，得益于坚果pro、pro2的口碑和销量都不错，老罗有些洋洋得意。虽然现在看来这100万的销量，在主流手机品牌面前还不够看，可他不在乎，上一年的舆论风暴和惨淡业绩，让老罗急需出口“恶气”、保持高傲“人设”。但他太容易骄傲，恍惚中觉得是时候“让世界震惊”，向乔布斯发布苹果的创举靠齐了，所以TNT由此诞生。老罗为此高调宣传，“失去灵魂的苹果会疯狂抄袭我们”、“把人吓尿的产品”，但TNT一经面世，便成了笑话，甚至那个不屑于解释的老罗，说出了祈求理解的苍白之言。这场发布会后，锤粉撕碎的门票如同现在被割裂的锤子，情怀被失望取代。2011年乔布斯逝世，老罗忽觉肩膀上担子一重，想要扛起继任者的大旗。2018年锤子和字节跳动达成合作，是否老罗会觉得周身轻松，而放弃理想主义者的角色呢？这是日后的疑问。七年时间弹指一挥，锤子终将被遗忘，而老罗的路还有很远。...

1春节前夕，一架起飞自深圳的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段合伟背着双肩包走出舱门。他低头看了看腕表，下午四点半，飞机整整晚点一个小时。这个时段正是北京的晚高峰，路上车水马龙，为了尽快刚到他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摊位，段合伟选择搭乘地铁。这是段合伟在北京开的第一家分店，那时是2015年，总店则是位于北京2000公里的深圳，专营二手苹果手机业务，这里好似他的第二个家。每次到来总能显得那么亲切，但有时又能感觉到有些陌生。相比于深圳的电子集散中心，北京的一些优势已不在。“最后一个能摆摊的鼎好也关门了，现在在北京基本都是熟人生意了。”为了这些熟客，段合伟选择暂时搬到鼎好南边的e世界，以维持这些老客户的供货需求，对于下一步的打算，段合伟仍在盘算着，他一时还未想好是否要在北京久居。相比只在深圳有一家摊位的张伟，就显得比较轻松。但2018年，他们的日子也并非好过。据张伟回忆，在2016年甚至2017时，来他摊位拿货的客户每天都有二三十人之多，消出的二手手机在800-1000台上下，而2018年，这个数字被直接腰斩。在深圳，最知名的电子集散中心便是华强北，而这里是众多新旧手机的云集之地，在华强北飞扬通天地电子城，存在着大大小小上千家做二手手机生意的商户。南下深圳，北上北京，成为了电子界南北分界线的象征。在深圳，这些做电子产品的人大多来自广州、江西和浙江一带，而在北京，这些人通常来自河南、河北和东北一带。张伟来自江西赣州，在这个盛产橙子之地，他却选择了南下深圳做电子产品批发生意。与张伟不同，段合伟是飞扬通天地中小有名气的商户之一，从2008年入行以来，从自己手中交易过的手机累计千万台，这仅是二手手机的数字。“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兴奋。”段合伟刚入行时，卖的第一部手机是苹果iPhone，可以说苹果的兴起带起了深圳华强北的市场，更带动了手机行业的增速与发展。“人人倒iPhone，每家的柜台上基本看不到国产手机，都是苹果的产品。”段合伟说，那时购买二手iPhone的客户主要是来自北京的商家，而他们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中关村和木樨园“慕名”而来。陈海便是其中一员。从2009年起开始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城摆柜台，一直到2018年鼎好撤店。“基本一个月就要跑一趟深圳，有时最快半个月，那时没有高铁，来回都是坐绿皮车或者特快，为了省钱。”相比从北京到深圳的距离，陈海已经习以为常，因为他的家乡在距离北京1500公里以外的黑龙江。每当春节临近，他总是比闭市时间提前一周回家，在那里有着他对家乡的眷恋与情感，更有他的父母妻儿。只是今年他有些惆怅。“没办法，行业不行了，很多手机都是赔本卖的，有的能保持不赔就不错了。”陈海对「子弹财经」说到。在二手市场江湖中，“年前跳水轻，年后跳水重”的说法一直存在，陈海只能用这种方法来止损以降低库存压力。现在陈海进货一次性约在100-300台左右，大多是苹果，其中不乏诸如华为、小米、OV这样的国产机，通常这些机器足够他销售一个月。而在三年前，这个数字要翻倍增加，最高峰时张海的柜台一天要销出50-80台二手手机，但那时他所销售的机型只是苹果。2018年，苹果销售力逐渐疲软，新机卖不动，二手机价格骤降，很多人都认为苹果不行了，纷纷唱衰。2“苹果一跺脚，华强北抖三抖。”段合伟用这个段子来形容苹果的衰败带给华强北的影响。同在华强北飞扬通天地的刘赢也同样觉得生意越发难做。“前两年每天都能出约100台左右iPhone，而到去年每天平均也就能出30台左右，和火爆的年代比足足差了三分之二的销量。”在当时，倒卖一台iPhone利润大概约为500-800元，尤其在iPhone骗保发生的几年里，利润更为丰厚。但现在，一台iPhone的利润仅为100-200元，可谓天差地别。“有的柜台干脆直接卖起了官换机，很多家都把这种机器当全新机卖，普通消费者根本看不出来。”刘赢向「子弹财经」说，当时在他的柜台也曾倒卖过这种机器，只是他基本都会和客户讲清这并非全新机。“做生意还是要讲良心，虽然那样利大，但最终影响的是你自己。我告诉客户，他们再怎么卖是他们的事了。”刘赢对「子弹财经」说到。在苹果全新机的市场中，分销渠道包括国代、省市代、最终到底层经销商。二手苹果手机的分销套路亦是如此。段合伟告诉「子弹财经」，在华强北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二手手机代理商，他自己也做着分销的事，相当于省市级代理，他的下级则是市级或县级的最终经销商或手机店。这也意味着，从“国代”放下来的货经过“省市代”最终到底层经销商，价格被层层“盘剥”。“一般最大的经销商都是从香港拿货，通过一些途径回到深圳，最终分销给下级经销商，拿货的价格通常是比给我们的价格少500-800元。”段合伟对「子弹财经」讲。“都是从香港拍卖行拿出来的，价格很便宜，只要顺利回到深圳，价格一定会翻倍。”黄忠向「子弹财经」陈述着那段往事。他在2017年回到了位于东莞的老家，接手父亲开办的电子厂。子承父业是每一个长辈都希望的事情。“没办法，虽然靠自己的打拼积攒了人脉，说放下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顾虑与不舍，但这是老人家的意愿，只好回来了。”黄忠不舍地说到。虽然现在在父亲的工厂里上班，但仍有不少“慕名”前来的朋友拜托黄忠找熟人拿货。黄忠提及的香港拍卖行大多位于香港红磡，这里是二手苹果手机商们的天堂。这些拍卖行几乎每天都会举行二手苹果电子产品拍卖，而苹果手机则是这些拍卖行的“宠儿”。虽然不乏有国外二手手机商们前来投标，但最多的依然是来自于深圳华强北的二手手机商们。在拍卖行的苹果二手手机通常都会分为四个等级，他们分别代表成色的好坏以及手机本身质量有无问题。“拍卖会通常分为不同机型与等级分别进行拍卖，价格也从几百到上千不等，像一台美版128G iPhone 7，最终拍得价格均价在1400元左右，而一部美版64G iPhone X的价格要更为便宜，拍得均价在3800元左右。”如今，在华强北飞扬通天地通讯城内，一台美版64G iPhone X的价格通常在4400元左右，其中的利润为600元左右。“到了深圳就已经被加价出售了，然后他们在往其它城市放货，最后一台二手X的成本就这样水涨船高。”黄忠称，那时他几乎每周都要往返一次香港焕利大厦去投标，因为机器基本都供不应求，甚至有时刚回到深圳的第二天，他的下家就要求他进行补货。与普通的拍卖会不同，二手手机的拍卖会并非现场加价模式。在拍卖现场，所有机器的拍卖流程是先验货后后根据自己想要的机器类型填写投标单，最终拍卖机构根据价格比对，出价最高者得。3在香港，二手苹果手机生意与内地一样，大批的二手经销商前来投标拍货。彭辉，人称二手辉，他曾在香港最有名的电子阵地先达广场租下了一间柜台，从事二手手机和手机配件生意，相比中国大陆地区的不同，香港人对苹果和三星情有独钟。在香港几乎人手一部iPhone或三星手机，较高的使用率使得这两大国际品牌手机在这里拥有较高的回收与出售率。“也有深圳来的二手客到我们这里拿货，不过他们的规模应该很小，也有散客，他们基本都是为了汇率差来这里淘货。”彭辉说到。与深圳华强北不同，这里的客流较为分散，既有专业从事二手手机的商贩，也有普通消费者。但随着近几年，人们对于苹果的期望值开始下降，而三星也因Note 7爆炸事件让人们失去了信心，国产手机崛起让越来越多的二手经销商开始“转型”。段合伟的弟弟段少伟告诉「子弹财经」，他现在除了帮他哥哥销苹果手机之外，自己也开始做起了国产二手手机。华为、小米、OV是他目前主营的四大品牌。“这些品牌的利润能比较稳定，而且价格相对较低，买的人现在开始逐渐增多。”紧接着段少伟又说到，“但现在整体形势都不好，很多下边的经销商拿了货一天也回不了多少款。”与哥哥先款后货的沉稳处事方法不同，段少伟则采用熟人先货后款的方式，而他口中的熟人基本都在这个行业里打拼了十年左右。“这些人的声誉都比较好，货放给他们也比较放心。”对于回款周期，段少伟和他们约定的是每天晚上结算当天售出的机器。在华强北，拿货与销货的模式多种多样，既有现款现结，也有先货后款。对于长期合作伙伴，更多的二手经销商选择了后者。段少伟告诉「子弹财经」，他的货普遍都放给了二三线城市销售，有的甚至到了四五线的县城。“每个城市都不同，像二三线可能偏重苹果或者华为，四五线偏重小米一些低端机。”而一线城市的需求量已经趋于饱和，对于一线城市的销量甚至已不如二三线城市那样火热。随着国产手机品牌的崛起，加之一线城市的消费能力，不少消费者依然选择购买更加耐用与保修政策全新的手机。“这几年与前几年比真不行了，好多客户的回款都是问题，但机器出去了退肯定是不行的。”因此，即便有时到了每天结算的当晚，一些商家仍无法按时回款。“今年底还有10多万的货款没有回来，没办法，只能等等看了。”段少伟无奈地说。对于弟弟的做法，段合伟一直都是劝说让他先款后货。“这下好了，压了几十万回不来，干等着吧。”4在华强北更多的人都以倒卖二手机为生，但也有部分人靠维修为生，但其中的大多数除了纯维修外，还帮着这些倒卖二手机的店主翻新手机。张伟也卖过翻新机，他与其它商家不同的是，他只翻新后壳。但也有些商家是翻新内部的零部件，更有甚者从事翻新主板的生意。“翻新机的利润要比非翻新机多一倍，因为回收来的手机一般成色都很次，价格也低，一个后壳一般只要150-200块钱，翻新成本很低，但翻新后能出得高价。”张伟说到。“最忙的时候一天翻的量大概在100-200台左右，基本一个人要翻20台左右。”在华强北阿远是一名从事翻新工作的翻新工，他所负责的是翻新苹果iPhone 7系列手机，这样拆装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上千次。阿远透露，这些用于翻新的配件基本是由老板进货，而渠道通常都是来自于苹果元器件生产商淘汰下来不符标准的零部件，或深圳当地高仿电子厂及回收拆解商。这只是普通技术工种，更高的则是主板级翻新工种，他们从事的工作基本是进行硬盘扩容或维修主板上的一些问题。“因为16G或32G的iPhone现在几乎没人买，因为容量太小，改成64G或128G可以直接卖出去，很抢手。”阿远称，像iPhone 7 32G版本的机器回收价通常是900-1000元，而后经过扩容可以卖到1800-1900，而一块128G硬盘的成本为150-200元。“这里是技术最值钱，一个修主板的师傅一个月靠这些至少能挣上万元。”张伟羡慕地说到。“可惜我没有这个手艺呀。”硬解ID曾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机器之一，这些机器大多来自灰色产业。“其实大家都知道机器怎么来的，只是很少人去说。”张伟称，他从来不做这些机器，主要还是涉及法律风险。而这些机器也成为了相关机构打压的重点对象。2015年，深圳警方曾查处过一个二手苹果手机的翻新团伙。据查，他们销售翻新了3.4万多部，销售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些翻新的二手苹果手机通过网络平台流向了全国。在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一层，有很多出售和回收手机零部件的摊位，主板、硬盘、芯片一应俱全。而这些零部件的来源基本都是回收的旧手机。譬如一些主板电路被多次维修的机器，但硬盘、CPU等零部件可以拆解再次循环利用。阿远称，华强北的翻新市场遍布很广，每个摊位几乎都有一整套的翻新产业链，后面则是来自深圳或东莞的电子工厂，整个广州遍布着为翻新机而生的产业链。在原先的中关村鼎好电子城中，也有专门给翻新手机壳进行激光打码和外包装标签打印的商家，但在北京做翻新生意却不如深圳那样“开放”，在这里如果不是认识的熟人基本找不到这些人的所在之地。“查得很严，我不敢做。”段合伟称，他在北京开分店的日子里基本不敢触碰翻新机。“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查了，现在就连二手机都查得厉害。”就在鼎好电子城即将闭市的前几个月，有关部门至此接连查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都把这些二手机拿回家了，不在店里放着，查到了就完了。”段合伟无奈地说。“其实不光是那时候查，之前也一直在查，只是频率很低。”陈海猜测，这或许与苹果销量不佳有关。“大家都去买二手机了，谁还来买新机？”2018年9月，苹果接连发布三款新机，此后销量一蹶不振。而此时，老款iPhone X的全新机售价仍维持在7000多元的高位。相比之下，二手iPhone X显得更加划算。“一台二手64G iPhone X也就5000出头，256G的不到6000，以旧换新很值。”陈海说。此举让本就销售不利的苹果更是雪上加霜。随后，全新和二手苹果价格纷纷回落，二手机的价格甚至跌至了冰点。5如今的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与深圳华强北相比，异显冷清与萧条。2015年，当段合伟盘下柜台时却并非这样一幅场景。“那时候很忙，深圳过来的机器基本一天就好百八十台的出货。”陈海也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好多人找我拿货，没货就从别人家调，实在没有也没办法，那时还是苹果居多。”2016—2017年是苹果最后爆发的两年，在两年的时间里，iPhone销量持续攀升，直至2018年初，销量开始大幅回落。“苹果近些年其实也不那么保值了，都被华为赶超了。”在陈海心里，iPhone一直兼具着创新与品质，机器一向颇为保值。但年前的一次价格跳水，让陈海猝不及防。“很多拿的货都没卖出去，价格就下来了，有拿货需求的客户也不好涨价，只能打平手出或者亏一二百。”对于年前没有出完的机器，陈海决定放在年后再出，他并不想亏损那么多，及时止损对于陈海来说极为重要。年后，当「子弹财经」问及陈海时，他说最近的价格又开始回升，需求开始逐渐增多。同样，段合伟也感受到了丝丝暖意，撤店的想法也暂时收回了。年后经朋友介绍，他又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这位合作伙伴在二手市场也已打拼了近十年之久。“目前除了我自己的二手回收和销售业务，还有给爱回收提供不同种类的机型。”石磊称，他们是爱回收的下级回收商，承担着为爱回收供应机器的任务。石磊指的“爱回收”则是目前国内大型电子产品回收商，在回收行业中属于拥有回收牌照的正规军，相比传统小型回收机构，在隐私及安全性处理上更为专业。“回收后的机器基本都销往二三线城市或海外地区的经销商。”爱回收市场总监田牧向「子弹财经」说。据“爱回收”给到「子弹财经」的数据显示，仅2018年爱回收的出货量就达到1000万台之多，成交额70亿元，平均每天有4-5万台手机被回收或交易。而其中的手机不乏来自这些省市级或底层二手经销商。“给爱回收的机器他们都会经过质检，合格后得以回收至库房。”据石磊讲，爱回收在机器回收后不会超24小时便会进行出售，或交至下级回收商进行处理。“他们基本不压机器，因为每天回收价格都在变动，体量小的还好说，体量大的一台机器下跌1块钱，整体就要损失上千或上万。”相较爱回收这样专业的回收平台来讲，二手电子产品交易平台转转和闲鱼则是从事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现在商家每天都会去闲鱼和转转上收机器，百分之80多都是商家。”石磊称，他的下级网络中也有向石磊供机的小供应商，而他们大多来自城市的手机店，因此当这些人机器供不上的时候就会去这些平台回收二手手机。对此，石磊并不担心自己的机器会收不上来。在「子弹财经」的一再追问下，他向我们透露了一些情况。“其实现在很多回收商都与一些平台里的员工关系很好，有的甚至以前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据石磊讲，像转转这样有人工质检的平台，检测基本都按基本流程进行，但不排除有自己心仪的机器被扣留的情况。“其实有时候也是碰，像我朋友在质检时觉得机器不错就会跟我说，他就会在质检过程中做手脚，压低价格，卖家如果不卖也没办法，要是卖了我们就赚了。”无中生有是转转平台质检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在北京的消费者刘先生也曾向「子弹财经」讲述，他在转转上卖手机时，明明发过去的是外观99新未拆修的机器，但最终转转给他的验机报告却是成色7-8新，有过拆修，并且价格已被压到了最低。虽然在转转平台有着监督体制，但有些事依然无法防范。“这基本是业内人尽皆知的事情。”石磊说。因一些原因，石磊并未向「子弹财经」透露具体交货给爱回收的机器数量，但他每天通过各种渠道回收回来或分发出去的二手机基本在500台左右。这已经达到了他的极限。6身处北京的段合伟再次回到了深圳，而这次之行不仅要回去看望弟弟的店铺，自己还要到香港去进货。当「子弹财经」问起他从事这样一种职业累不累时，他的眉头皱了皱。“累是肯定累，没有什么工作是不累的，都是为了生计，谁愿意抛家舍业呢？咬牙坚持吧，哪怕少挣些也可以。”不仅是段合伟，诸如文中提及的这些二手商们，或多或少都有处于家境压力而从事这一行业。有的人背井离乡，有的人在家乡坚持。在2018年的手机业大震荡中，苹果、三星的光环已不再光鲜亮丽，要么销量大幅下滑，要么手机质量问题接连不断，又或者降价促销，让从事手机销售的中间商和渠道商们吃尽苦头，偌大的华强北市场也因此受到波动。如今，智能手机严重过剩，越来越多的手机功能大体相仿，拥有苹果也似乎并非是“权贵”的象征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将目光转向在外观与体验都与苹果并驾齐驱的国产机身上，如华为、小米、OV，因此，在厂商阵痛来临之时，华强北也同样经历了这轮阵痛。在「子弹财经」历经几天的访谈中，让我们看到了二手手机行业的真实写照。可以说，他们很像股票中的“韭菜”们，都成为了这个时代不可或缺，但又随时准备牺牲的人。时代依旧在变，但对于这群人来说，变的只有对当下战略的调整，不变的是那份情谊与坚持。而未来，市场如何变化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群人的命运却与这个行业紧密相连。“或许最后有一天我们不做这个行业了，又或许我们倒闭了，但我们仍然感谢它，是这个行业为我们带来了回报，也是他让我们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是最后，他们中许多人都说出的一句感慨。在行业与时代发展面前，他们有时就是一颗韭菜。但他们仍在这条路上负重前行。注：段合伟、张伟、刘赢、陈海、段少伟、彭辉、石磊均为化名。...

从2019年1月11日起，用户登陆平安好房网站，会发现转到平安城科网站。网站公告声称“由于平安好房战略升级，自2019年1月11起平安好房官网更名为平安城科官网”以及“2019年1月11日起对平安好房新房、租房频道做关闭处理”。而在2019年1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说，中国平安旗下平安城科通过内部邮件正式宣布，CEO崔聿泓、副总经理肖丽两名高管被免职，崔聿泓为正常离职、去向待定，肖丽调往平安集团旗下上海家化。员工的遣散或是再安排则早在2018年底就陆续进行。36氪等媒体报道称，公司业务调整之后，平安好房的员工已经逐渐分流到平安普惠、平安寿险和平安城科，“不接受的就拿了一笔遣散费后被遣散，剩下少数人把收尾工作做完也将分流。”历任两任CEO却全无起色，平安好房这个一度被马明哲寄予厚望的平台，终于还是黯然退场，可能只待正式宣告“死亡”。不过，平安好房只是马明哲地产帝国的一部分。有人说，中国超过一半以上的大型地产企业在为马明哲“打工”。平安好房的受挫可能只会稍微减缓平安地产拼图的成型，但不会绊住平安坚定和地产深度捆绑的脚步。NO. 1｜从高期望到边缘化2014年5月15日，平安好房正式上线，主攻房地产交易，并喊出了“零中介费”“去中介化”等口号，以颠覆者的形象示人。“未来平安将以整个集团之力支持平安好房”，平安董事长马明哲曾如是说。他希望平安好房要做房地产界的“天猫”，也即全国最大的房地产交易服务平台。为此，他力邀搜房网原高管庄诺回国担任平安好房CEO。此外，马明哲还牵头组织中国首个房地产众筹联盟，拉来万科总裁郁亮、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等地产大佬参与，由平安好房负责运营该众筹平台。2015年5月29日，在该众筹平台成立仪式上，一向低调的他甚至罕见地亲自为其站台，对于平安好房的看重可见一斑。在马明哲看来，平安好房是实现平安集团“吃穿住行”大金融战略棋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015年的元旦新春致辞中，他规划的平安新战略是四个市场+两朵云+一扇门，其中“四个市场”中的房产交易市场，就是指平安好房。在崂山路的办公地点，庄诺与创业团队定下“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的运营思路，以金融业务切入新房、二手房、租赁等业务。纵观平安好房的发展历史，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创立伊始，平安好房号称“革中介的命”，做去中介化的房产创新O2O平台，高举高打，虽然引发市场关注，但却也引发中介强烈反弹。在遇到挑战后，平安好房调整了方针，开始发力“用金融手段撬动房产交易”。作为平安集团旗下房地产互联网平台，平安好房定位于“消费金融战略”的标志性业务，自然被赋予为平安金融引流的重任。有观察人士分析称，平安好房的业务逻辑在于：对所有可能产生现金流的地方进行金融化。例如，它用提供首付贷款和购房准备金升值的方式撬动一手房销售，用垫付房款的方式吸引二手房房源，甚至发放小额的租房贷款、车位贷款、房屋契税贷款和装修贷款。这一模式的代表产品有好房贷、好房宝等。2015年底，平安好房对外宣称凭借金融已撬动了1500亿元的房产销售，互联网金融产品首付贷的规模达到180亿元。风云变幻。到了2016年，政府出于控制金融风险的考虑，开始严厉打击首付贷和过桥贷，对购房杠杆严格监管，命中平安好房的核心业务之一。在此背景下，平安好房失去了最值得依赖的扩张工具，商业模式就此受挫。而在另一方面，平安好房的二手房平台一直没有搭建起来。彼时平安集团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麦肯锡咨询安排了一个团队入驻平安好房，该团队由钟慧馨领衔主导，作为外脑对平安好房进行诊断辅导。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平安好房内部人士透露，麦肯锡二手房团队进展甚微。之后，平安好房便沉寂下来，创始人庄诺在2016年11月因病低调辞职，接任他的是曾任百度上海研发中心总监、百度商业产品高级总监的崔聿泓。崔聿泓时代的平安好房转型为新房分销服务商，尝试用寿险经纪人销售新房模式，并希望在二手房以及租赁业务上尝试新的方向。但受O2O大潮退去、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崔聿泓继任CEO后的时间和发挥空间有限，已经无力回天。在中国平安2016年的年度报告中，对于平安好房只字未提。而在2017年年报中，平安好房除了业务描述和未来构想，看不到任何用户数据和交易金额。平安好房，就此在平安的年报中隐匿。NO. 2｜平安好房没有下半场从2014到2018年，四年多时间里，平安好房从一鸣惊人走到了失意边缘，其原因是多样的。平安好房以互联网思维开路，一开始喊出的“零中介费”等标语固然吸引眼球，对拓客不无裨益，但也在无形之中给自己带来了中介和银行的敌意。对以佣金为生、视房源如生命的房产中介行业来说，平安好房的模式无异于釜底抽薪。随着房地产中介行业“去门店化”被证明是伪命题，根本没有个人房源供给造血功能的平安好房最终还是要走向线下、和手握房源的中介进行合作，而这条路在一开始就被平安好房急躁的开局堵上了七七八八。可以这么说，平安好房后来在二手房平台的挣扎，和当初的轻易树敌不无关系。当以链家为代表的传统中介纷纷互联网化，平安好房的优势荡然无存，“去中介化”彻底失败。其次，平安好房的营销喊出了声音，但在服务端却没有打造和营销匹配的能力。在2014年5月15日，平安好房网正式上线后不久，随即豪掷5亿元购房补贴操办“5·20购房节”。这给平安好房在5月20日当天带来了近800万次的网页浏览量，同时被抢到的房源达669套，总成交近10亿元。2015年，平安好房切入互联网租房市场之时，平安集团再度向其提供了6亿元房租补贴。平安好房学习Uber的发展模式，为成交租客每单提供300元租金补助，以此获得客户，抢占市场。营销带来用户，产品留住用户。的确，背靠平安的强大平台，平安好房在营销上的财大气粗令人侧目。但在优质房源、价格优惠、房贷服务、利息优惠等核心服务方面，平安好房却并没有展现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据自媒体“房地产和互联网思维”说，无论是在Alex排名上还是房产生活领域的APP使用排名上，都没法在前列看到平安好房网站或是平安好房APP的身影。没有活跃用户、没有流量，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就是一场失败。如果在互联网上都留不下痕迹，遑论在互联网获得成功呢？这一点可能也和平安好房的定位频频变动有关。平安好房一开始以金融开道，要做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后被政策扼杀；受挫后放下身段和新房营销商、二手房中介激烈厮杀无果，做信息又无法取得和搜房、58的流量。方向几经更替，平安好房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无法得到树立。而诸如搜房、安居客、新浪乐居等企业早已围绕着业务布局、产品体验或是流量导流建立了自己的护城河。创始人庄诺离职后，崔聿泓貌似依旧在复制原来的老路，用热闹的营销掩盖商业模式的模糊不清。带着一支没有任何房地产从业背景的技术团队做交易场景，崔聿泓的尝试最终没有挽救平安好房。此外，平安好房还试着借力平安85万寿险经纪的庞大地面部队进行房地产项目分销，但最终激活率也被证明不尽如人意。随着平安好房正式更名为平安城科，其基本告别了传统的房产买卖业务。值得一提的是，平安好房只是马明哲地产帝国的冰山一角。经过一系列的资产运作，中国平安已经缔造了一个宏大的地产王国版图，涵盖从供给端到需求端的一切参与方。在供应端，它依托平安保险、平安信托、平安不动产等平台或入股房企，或是建立联合体共同拿地，或是为开发商提供融资支持。在需求端，它则依托平安普惠金融等为个人房产交易金融提供帮助。平安已经或曾经成为碧桂园、旭辉、华夏幸福、融创、朗诗第二大股东，此外，其还重仓持有金地集团、绿地控股、华润地产、保利地产等房企股权。长江商报记者初步梳理发现，平安重仓持股的知名房企至少有13家。同时，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平安与超过20家房企通过股权合作等模式存在合作，其中不乏万科、招商、金地、保利、华润、绿城、九龙仓、碧桂园、协信、旭辉等知名房企，合作拿地上百宗。事实上，中国的前20大房企背后，全部都有中国平安的身影。这些年大部分行事稳健的房企都收到了来自中国平安的资金。截至2017年末，平安银行投向房地产行业的贷款余额为1529亿元；平安集团的投资性房地产净值为472亿元，而公允价值达到771亿元；旗下地产（含投资性房地产）价值（以历史成本计价）达2093.22亿元。但是被寄予厚望的平安好房的偃旗息鼓意味着，马明哲以“居住”为核心打造的金融闭环的蓝图失去了重要的一角，其完全成型可能还尚需时间。...

2018年预亏近5000万元的熊猫金控正在全面出清旗下的P2P业务，其亏损的两大原因之一就是为旗下的P2P平台计提了大额坏账准备。预亏12.4亿元至15.8亿元的奥马电器，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425.62%~513.62%，对于亏损原因，奥马电器归结为受公司金融业务拖累，旗下互金平台“钱包金融”去年就已出现逾期。事实上，早在5年前，P2P网贷行业还是炙手可热的时候，上市公司纷纷进场布局，并因此收获了股价的提升，一时间成为市值管理利器，而这5年间，行业热过了头，过犹不及、问题频发，当年的炙手可热如今成了烫手山芋。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后发现，截至目前，上市公司系P2P超过110家，其中，正常运营中的平台约70家，占比63.6%，其余或停业或转型或已成为问题平台，涉及上市公司超40家，其中，约10家平台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蜜月一过就分手2015年前后可谓上市公司扎堆P2P的蜜月期，其中，大部分上市公司会选择通过注资、增资的方式收购或者入股P2P平台，持股比例大多在10%~30%之间。少量上市公司以全资控股的形式持有P2P平台，如熊猫金控旗下的银湖网、金蝶软件（00268.HK）旗下的金蝶金链、腾邦国际(300178.SZ)旗下的腾邦创投、赛为智能(300044.SZ)旗下的惠投无忧、三六五网(300295.SZ)旗下的安家贷等。然而，道路千万条，P2P是不确定性最高的那一条。自2016年4月5日起，金蝶金链正式暂停向个人投资者发布新的金融理财产品。2019年2月1日晚间，熊猫金控公告称，拟将持有的P2P平台银湖网100%股权转让给实际控制人赵伟平，转让价2.19亿元。对于转让原因，熊猫金控称，受P2P网贷行业危机影响，宏观环境持续恶化，以P2P网贷为主要业务模式的银湖网受到不利影响，竞争优势逐渐减弱；随着监管趋严及行业爆雷事件，P2P平台的经营业务将进一步收紧，持续盈利能力受到影响，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由于其涉及到零溢价的关联交易，熊猫金控还收到了交易所的问询函。而去年9月，熊猫金控也公告称，将旗下另一P2P平台熊猫金库从自身剥离至赵伟平身上。熊猫金控本是一家烟花爆竹公司，后转型做互联网金融，开展P2P网贷及小额贷款业务，旗下先后成立了银湖网、熊猫金库两家P2P平台以及熊猫小贷、熊猫大数据等公司，然而，受P2P网贷行业变化影响，银湖网、熊猫金库先后陷入兑付危机。而腾邦创投官网显示，最近一期标的发标时间为2018年9月4日，且有11011个直投项目、107个债转项目。抱得住团，保不住命上市公司组团成立一家P2P也是当年资本市场的风景线之一，最典型的如鹏金所，由包括万科在内的14家A股上市公司组建而成，2016年8月23日，鹏金所完成了增资扩股工作，万科向鹏金所投资约3亿元，成为鹏金所第一大股东。理想宝是由4家上市公司联合刘晓庆旗下公司共同组建而成，去年，该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立案侦查，现如今，这家平台还处在兑付过程中。除了不同行业的联合以外，也有同行业的抱团模式，比如萃华珠宝联合多家珠宝企业组建珠宝贷，并分别持有平台2.33%股份，此前，金一文化和东方金钰也参股珠宝贷，后又相继退出。东方金钰自家的网贷平台东方金钰网于2015年7月10日上线，但根据东方金钰2017年年报，其P2P业务运行的并不好，净亏损2372.81万元。2017年3月1日，东方金钰网贷平台发布转型暨借款人提前还款公告，暂停网络金融平台业务；而作为上市公司本身，东方金钰如今也是债务缠身。不仅A股上市公司，H股上市公司此前也几乎同步热衷于P2P网贷，中国新电信先后收购了阿凡达财富70%的股权及蜜蜂金服60%的股权。在去年的中期报告中，中国新电信披露的数据显示，其互联网金融平台所得的服务或佣金收入为该集团贡献收益约3971.4万港元。中国新电信称，鉴于网络借贷环境的波动及投资者缺乏信心，再加上借款人未能偿还债务，其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运营已受到负面影响。因此，集团已委聘律师成立工作小组，参与管理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运营。股价怎么上去的就怎么下来在前两年网贷行业风头正旺的时候，只要一沾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必将获得股价的攀升，2015年1月19日，中天城投两次发布公告称，在做大现有P2P规模的基础上，逐步开展第三方支付、大数据金融、互联网金融门户、众筹信息化金融机构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在公告发布后的5个交易日内，有两个交易日股价出现涨停，公告后5个交易日的累计涨幅达35.95%。去年，就在中天金融忙着收购华夏人寿的时候，旗下的P2P平台招商贷也出现了大规模逾期、提现难问题。去年11月22日下午，招商贷召开出借人见面会，就逾期事件进行说明，并拿出相应的兑付方案。1月30日，银河生物发布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去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亏损6.5亿~8.5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455.35%~8410.85%，此前，银河生物曾布局多家P2P平台，现均已全军覆没，其中，多融财富、有理树金服、壹佰金融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365易贷还在艰难兑付过程中，啄米理财则良性退出。奥马电器本来是一家主营冰箱制造和销售业务的家电公司，但经不住互联网金融的诱惑，该公司开始将目光转向互联网金融业务。但随着P2P平台爆雷，钱包金融也未逃脱厄运。去年8月15日的公告显示，由于受行业环境变化的影响，奥马电器全资孙公司钱包网金（平潭）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及管理的“钱包金融”平台，出现部分网络借贷项目到期尚未兑付的情况。奥马电器称“钱包金融”是P2P导流服务平台，截至2018年8月20日，经“钱包金融”导流的网络借贷产品贷款余额为28.6亿元，平台投资人数为3.78万人，其中逾期贷款金额为1.84亿元，逾期尚未完成兑付投资人4844人。P2P爆雷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了完成兑付，奥马电器各种努力，去年10月30日复牌后的奥马电器连续5个跌停。直到1月17日，奥马电器公告称，“钱包金融”平台不属于网贷平台。对于经“钱包金融”平台导流的网络借贷产品，产品借款人是法定的付款义务人，“钱包金融”平台并不对逾期的网络借贷项目承担刚性兑付担保责任。...

“专窥大众底裤的公司忘记穿裤就裸奔了……”不得不说，对于这种运维不够，吃瓜群众来凑的热闹，往往能惹来不少相关从业者的愤慨。事件经过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天里，追踪 MongoDB 数据库多年的荷兰著名安全研究员 Victor Gevers 又发现了新的“裸奔”用户数据，这次他将矛头指向了一家中国安防视觉领域的企业——SenseNets（深圳深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深网视界”）。Gevers 连发数条推文指出，该公司其中一个 MongoDB 人脸识别数据库在没有安全认证的情况下直接在公网“裸奔”，可供任何人查找，并允许完全访问，这意味着恶意行为者可以随意添加或删除数据库中的记录。换言之，任何人都可以查看这些记录并跟踪一人的行为。据悉，被暴露的数据库包含有 2,565,724 名用户的信息，以及仍在飞速增长的 GPS 位置记录。“这些用户数据不仅包括用户名，还有非常详细且高度敏感的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码、身份证签发日期、性别、国籍、家庭住址、出生日期、照片、工作单位等内容。”此外，该数据还包含一系列“监控器”以及与之相关的 GPS 位置记录，每个摄像头都有一个单独的名称和一个与某个位置相关的 IP 地址。“根据该公司的网站，这些监控器似乎是公共摄像机的位置，通过该摄像机进行视频拍摄和分析。”如“酒店”、“警察”、“网吧”、“餐馆”等，都是对“监控器”等相关 GPS 位置的描述。在过去的 24 小时内，已经有 670 万 GPS 位置数据被记录下来。图注：暴露的数据库中发现的一处GPS坐标位置他表示，现在数据库已通过防火墙“受到保护”。虽然他仍怀疑中国外的流量访问得到了阻止，但至少海外（服务器）是无法再访问到这些数据了。目前，Gevers 已通过 GDI Foundation 向该公司对自 7 月开始开放的数据库提出警告。外媒CNET、ZDNet相继报道了该起事件，并引起了国内网友们的强烈关注：@xiangli：只要不捅大的公关篓子，这些靠忽悠政府和 VC 的所谓“科研独角兽”们就不会往工程方向多看哪怕一眼……这里要给敢于扒“巨人”底裤的国外同行们点赞。结合 Gevers 指出的几点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这家公司：一是计算机视觉产品在安防领域的应用特征，二是自身业务 IT 系统治理的安全管控能力。深网视界是谁？就在我们着手了解深网视界相关信息时，却意外地发现其公司页面（http://www.sensenets.com）已无法打开。而且，自 2015 年 9 月成立以来，有关这家的公开信息就十分寥寥：据公开信息，深网视界是一家由东方网力和商汤科技联合成立的，专注安防领域视频分析的公司。于 2015 年 9 月在深圳成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等。2017 年 5 月，商汤科技出资认购深网视界 2000 万人民币，持股 35.83%，成为第二大股东。我们这才发现，尽管深网视界大众的视野中并不出众，但为其投资的两家公司——东方网力与商汤科技却不得不提。据亿欧此前报道称，东方网力曾一直与商汤科技背后的港中大汤晓鸥教授团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不过，就在该起事件发生后，商汤科技很快在微博网友留言区表示：“深圳深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与商汤科技无关联关系。商汤曾与东方网力合资成立深圳深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但 2018 年商汤就已从深网视界撤资了。”并通过媒体对外称，商汤科技在参与深网视界经营阶段，主要通过派出技术人员为其提供底层算法的模式参与对方产品研发，未接触对方的系统层和业务层。值得一提的是，在东方网力 2018 年 4 月公布的 2017 年度财报中，深网视界的营业利润、净利润、现金流均表现为负数。那这又是否为商汤科技与深网视界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呢？据悉，东方网力是一家从视频管理平台起家，主要提供安防服务、视频监控解决方案的上市公司。除了与商汤科技合作之外，近两年在人工智能领域也耗费了不少资金和精力。2016 年 1 月，成立东方网力（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关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物联网等方面的技术研发；2016 年 9 月，成立北京物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智能家庭机器人和社交机器人的研发。运维的锅？笔者还注意到，知乎 2018 年 3 月的一则匿名留言从技术角度对深网视界做出了评价：反查官网域名所在的服务器，是阿里云的。别的不说，起码公司内没有一个很牛逼的运维。对技术的投入有点怀疑。这是我现在看一家公司的维度之一，属于个人主观意见。且不论这位匿名网友的观点是否有依据，但他无疑将矛盾点指向了本次事件遇到的问题：数据库运维的安全性。黑客们往往会利用 Web 漏洞、服务器漏洞、配置错误等技术手段，甚至钓鱼手段，目标直指数据库。要知道，数据一旦泄密，紧接着而来的可能就是金融账号诈骗、用户信息兜售，这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有网友就警告：@AB_Clampju：这种信息泄漏不是第一次了，以往有重视过吗？并没有。而天真的运维狗们也纷纷“喊冤”：@泽云027：这不能怪 MongoDB 吧？它只是默认不开身份验证而已。类似做法的知名开源数据类项目多了，比如 Hadoop 之类的。@G口口D：这种低级错误通常是项目管理低下、不经事，年轻攻城狮常犯的。“我们运维狗招惹谁了？天天背锅已经够累了，还骂我们，日子没发过了……”然而，事件发生之后，相关方深网视界一直未给出回应。在笔者看来，这尽管有些难以名状，但也极为符合国内当前市场情况，因为安全问题的产生并非来自于外界黑客的攻击，而是更多来自于企业内部，基于不成熟的合规体系而操作不当导致安全性问题。只有两类企业，一种是受到攻击自己知道，一种是受到攻击自己并不知道 。如同买保险一样，如果没有“实在地” 遇到黑客攻击，可能无法真切地感受到这份“保险”的价值。安全不是一个产品，也不是一个方案，而是一个整体的架构，一个风险控制体系，首先要做风险评估，风险定位，然后思考安全架构，最后才是用哪种安全技术和产品来实现。正如国内企业对安全并未有完全清晰的认识，消费者对隐私的感知程度可能也需要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而改变。谁来保证我们的隐私？那么，我们的隐私在中国是何种意义上的“安全”？去年 6 月在美国，奥兰多警察局使用亚马逊的 Rekognition 的面部识别技术进行测试。尽管如此，还是被媒体批评为侵犯了用户隐私。该起案件发生后，外媒 ZDNet 就将矛头指向了深网视界的业务背景，它写道：“某种意义上来讲，深网视界更像是一种政府合同承包商，而不是其他出售产品给其他企业的私企。否则，这很难解释它是如何从政府单位获取用户个人信息和摄像头信息的。”实际上，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监控摄像头最多的国家，也是在安防监控领域使用 AI 技术最积极的国家之一。2017 年 6 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在公共场所有 1.7 亿台监控摄像机，到 2020 年可能还要安装另外 4.5 亿台。曾有不少媒体报道，“在深圳、济南等地，如果横穿马路不遵守交通的行人，将会被安装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抓拍下来，现场大屏幕曝光、滚动播放。”这究竟是依法行政，还是侵犯公民隐私？不得不承认，对数据隐私以及政府对公民管控存在的道德担忧，我们思考得还是太少。如今人脸识别正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也成就了国内计算机视觉比较大的优势局面。但是，我们把“脸”交出去了，谁来保证我们“脸”的安全？参考链接：https://www.zdnet.com/article/chinese-company-leaves-muslim-tracking-facial-recognition-database-exposed-online/...

　　资本寒冬之下，受伤的不止个人投资者，所谓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也大都未能独善其身，安信信托所暴露的或许仅是冰山一角。　　一场虚惊？　　1月14日，四川信托旗下“博邦”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发布的《事务管理报告》称：“报告期（指2018年第四季度）内，融资方因资金较为紧张，部分经营活动受到不利影响……未足额偿付本项目项下贷款半年度应付利息。”　　公告所谓“融资方”是安信信托控股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国之杰”）。　　由于安信信托此前对印纪传媒的投资失利让投资者大跌眼镜，且其中原因并未得到市场谅解，以致市值大幅缩水56.01%（自2018年1月31日印纪传媒公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2019年1月14日），而其控股股东国之杰又卷入恒丰银行“姜喜运案”，再加上诸如去杠杆、房地产政策调整及所谓“信托业寒冬”等背景存在，上述公告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当日即有媒体迅速予以报道，标题大多同时强调“安信信托”、“国之杰”、“信托贷款违约”、“四川信托为发行人”等关键词。　　不过，到了次日（1月15日），剧情有了新的变化。　　先是四川信托发布公告称：“截至本公告日，本信托计划运行正常，我公司已收到融资方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的利息。”然后是不少媒体以“反转”甚至“打脸”点题，强调国之杰“信托贷款已偿还”。　　于是，有投资者以为上述故事（或者事故）只是一场虚惊。然而，如果投资者对四川信托旗下“博邦”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细节及上述背景做进一步观察，则会发现，此“惊”可能非“虚”，故事也远未结束。　　短期或需兑付28亿元　　对国之杰来说，如果已有一次展期的“博邦”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不再做展期，则自3月24日至4月21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需兑付的信托贷款本息合计至少达到28亿元。　　而在国之杰拥有的资产中，除却货币资金，流通性最好的资产可能是其持有的上市公司流通股。　　定期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国之杰持有98769.73万股安信信托、5745.28万股宏达股份及932.07万股鹏欣资源。截至2月12日，其所持流通股市值合计43.73亿元，不过，除却被司法冻结的59157.39万股安信信托（市值25.14亿元），真正可流通市值只有18.59亿元（据Wind资讯）。　　而从历史数据来看，通过减持流通股以获得流动性并非国之杰不可接受的选择。定期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上半年末，国之杰拥有4938.37万股科力远，是后者第三大流通股股东，但一个季度之后，国之杰已退出十大流通股股东序列。2018年三季度末，科力远第十大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为1838.96万股，也就是说，国之杰至少减持了3099.41万股。　　因此，如果“博邦”系列产品不再展期，国之杰将如何在未来两个月内展开自救，将继续成为市场追踪的焦点。　　那么，不再展期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如果不再展期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博邦”系列的情况。　　根据四川信托官网信息，“博邦”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共计17只，即博邦1号至8号，以及博邦12号至20号，融资方都是国之杰；至于博邦9号至11号，则或者并未成立，或者相关数据尚未公开。　　上述17只信托产品成立于2017年3月24日至同年4月24日之间，成立规模合计28亿元。一年期满后，全部展期，存续规模合计28亿元，其《事务管理报告》皆写道：“经协商一致，展期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18年6月26日，四川信托在向潜在的委托人/受益人（即信托贷款的提供者）介绍“博邦”系列产品的交易结构时主要提到以下几点：　　其一，标的项目主要是国之杰所持安信信托股票的收益权；其二，安信信托总市值590亿元（2018年3月13日数据）；其三，国之杰的还款来源包括标的股票产生的分红收益，其所持有的安信信托股票在二级市场减持所得，国之杰持有的其他金融资产产生的投资收益，以及国之杰其他经营性收入（包括自持上海市商业及物业租金收入）。　　然而，在强监管、去杠杆、房地产政策调整以及所谓“信托业寒冬来袭”、中美贸易争端迟迟未有结果、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等背景下，再加上安信信托本身投资决策出现重大事故，导致其市值大幅缩水，业绩严重滑坡（2018年预亏13亿元至17亿元），上述几个旨在打动委托人/受益人的优点已不复存在。　　又鉴于屡屡出现“博邦”系列产品《事务管理报告（2018年第三季度）》未能预见的情况，四川信托及上述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受益人同意再次展期的难度将比较大。　　所谓“未能预见”的情况是指，《事务管理报告（2018年第三季度）》强调“报告期内，融资方财务状况稳定良好”，结果国之杰在1月14日出现违约；报告强调融资方在“报告期内，未涉及重大诉讼行为”，结果安信信托在1月28日突然发布公告称：“2019年1月25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对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予以冻结，冻结数量为59157.39万股……冻结日期自2019年1月25日至2022年1月24日。”　　不同口径的资产负债表　　而且，从四川信托与国之杰的关系上判断，其在1月14日发布的违约公告有些不同寻常。　　事实上，国之杰与四川信托通过间接的方式交叉持有股份。　　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国之杰持有宏达股份2.83%的股权，是其第七大股东；宏达股份则持有四川信托22.16%的股权，是后者第三大股东。　　工商资料则显示，四川信托持有上海国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国正”）39.88%的股权，上海国正则持有国之杰22.48%的股份。　　可能因为上述关系的存在，四川信托在介绍国之杰的财务状况时使用了不同的口径。　　“博邦”系列《事务管理报告（2018年第二季度）》在介绍融资方2018年一季度财务状况时称，“融资方总资产”为163.91亿元，总负债为52.25亿元，净资产为111.66亿元。《事务管理报告（2018年第三季度）》在介绍融资方2018年二季度财务状况时却换成另一种口径称，“融资方合并报表披露”总资产为470.91亿元，总负债为163.02亿元，净资产为307.89亿元。　　表面上看，融资方资产负债率由31.88%上升至34.62%，升幅不大，但实际上，由于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投资者在惊讶于融资方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的同时，其实很难了解其在过去一个季度中的财务变化。　　也正因为有这些背景存在，四川信托在1月14日发布的那纸“公事公办”的违约公告，让投资者感觉到几丝严峻的意味。　　国之杰资产状况成谜　　根据四川信托官网信息，如果上述17只信托计划不再做展期，则至3月24日期满（博邦12号），国之杰需兑付本息的信托贷款至少有0.37亿元，至3月28日期满（博邦13号至16号）又有6.05亿元，至3月30日期满（博邦17号至20号）又有4.08亿元，至4月12日期满（博邦1号至4号）又有10亿元，至4月13日期满（博邦5号第一期）有1.14亿元，至4月18日期满（博邦6号）又有2.01亿元，至4月20日期满（博邦5号第二期及博邦8号）又有2.34亿元，至4月21日期满（博邦7号）又有2.01亿元。　　启信宝提供的工商资料显示，国之杰成立于1999年，上海谷元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上海谷元”）、上海国正、上海沅晟投资管理公司（下称“上海沅晟”）及上海鑫康润实业公司（下称“上海鑫康润”）的持股比例分别为75.66%、22.48%、1.47及0.39%。上海谷元的股东为香港富冠国际实业公司和香港创安集团公司，后两者的持股比例分别为59.79%和40.21%。而且，上海谷元和国之杰的法定代表人都是高天国。　　工商资料同时显示，上海谷元、上海国正、上海沅晟及上海鑫康润所持国之杰的股份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质押状态，股权出质日期皆为2017年10月31日，质权人皆为中信银行。　　国之杰对外投资有23家企业，其中6家已经注销，其余17家企业涵盖地产、信托、投资、融资租赁、国际贸易及文化等产业。至于其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因其并未上市，又未发行过公司债，甚至并无官网存在，目前并无公开渠道可供查询。...

摘要：迪拜房价自2015年见顶以来已经下跌约25％，成为过去两年全球楼市中表现最差的城市之一，高端物业价格下行尤为明显。分析称，库存过剩、油价下跌、货币贬值和政局动荡都加剧了迪拜房价的压力。那个富得流油的迪拜——第一个建起七星级超奢酒店的城市，房价怕是也要崩了。房地产咨询机构Knight Frank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迪拜房价自2015年见顶以来已经下跌约25％。尤其是高端物业的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迪拜各地住宅物业的平均成交价格已接近低于2百万迪拉姆（370万人民币）的水平，公寓和别墅均价也已跌至每平方英尺1100迪拉姆（即2.2万人民币/平方米）。不仅如此，该公司还发现迪拜是过去两年全球楼市中表现最差的城市之一。据《海湾时报》（Khaleej Times）上月报道，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的中东公司首席执行官Steve Morgan表示，迪拜2018年房价整体下降了6-10%，预计2019年将在此基础上将再降5-10%。与此同时，同为阿联酋国家的阿布扎比下跌了3.1%。金融博客ZeroHedge分析称，油价下跌、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以及中东的政治动荡都加剧了迪拜房价的压力。房地产开发是迪拜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房价下跌对迪拜的整个金融市场都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迪拜房价下跌的重要原因：库存增加仲量联行(JLL)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Craig Plumb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市场未见底的唯一原因就是市场上出现了大量新增供应。”自2017年迪拜宣告获得2020年世博会举办权起，无数地产商为了借势，启动了不少地产项目。近段时间，多个地产项目近期交付在即，导致市场库存增加。房产信息杂志《租售情报》还指出，2018年年底至2019年年初这段时间迪拜连续平缓的房价下跌，除了因为目前库存增加、房地产处于买方市场外，更是一场良性的自我调整。在经济增长期带来的房地产疯狂热炒会在增长期结束时给国内经济带来沉痛的打击。针对于此，一些当地的房地产从业人员已经呼吁当局进行干预以减少投机行为。五年前，迪拜当局通过将买卖手续费提高一倍的方式来抑制市场投机。而政府现在已放宽居留政策，允许某些专业人士获得更长期的5年和10年居留签证。2006年，迪拜出台7号法律明确指明允许外国人/迪拜注册的外国公司/迪拜注册的自由区公司和离岸公司在指定区域购买房产和土地。金融博客ZeroHedge还分析指出，迪拜官员还在想方设法接触美国等地的潜在投资者，试图激发他们对迪拜房市的兴趣。开发商也正努力在支付方式上推行灵活多样的政策以此作为刺激购买的理由，甚至为投资者提供租金收入保障。Steve此前表示，随着房价下降和美元走强，不少来自俄罗斯、印度、英国和欧洲等传统来源市场的投资人负担加重。阿联酋房地产开发商达马克地产（Damac Properties）的投资者关系主管Amr Aboushaban认为，市场需要从高端产品转向中端产品。他表示:“一旦这些情况发生变化，市场就不会出现供应过剩的问题；而这，将是一个供应不足的市场。”持有与他相同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

　　据解放日报2月15消息，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与中国移动上海公司14日下午共同签署关于推进黄浦区5G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创新应用示范区的合作备忘录。5G试商用网将首批部署黄浦区，今年会率先覆盖外滩、南京东路和人民广场等重点区域。　　双方将围绕5G建设布局和创新应用示范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5G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在黄浦区先行先试，包括着力打造“双千兆宽带城市”示范区；推动5G技术在城市治理、社区管理、民生服务、企业服务等领域应用，打造创新应用示范区；完善5G创新生态，推动基于5G技术的应用研发，支持人工智能、大健康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快速发展，不断提升黄浦产业能级。　　目前，黄浦全区已实现光纤到户、百兆家庭宽带接入全覆盖，具备千兆接入能力小区100余个，万兆接入能力楼宇超过300栋，用户感知度和体验感进一步提升。...

据上交所2月15日消息，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上交所上市开放式基金成立后、上市前，可以申请办理场外份额转托管至场内业务；上市前暂不办理申购、赎回和场内份额转托管至场外业务，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上交所上市开放式基金上市后的业务种类保持不变。各基金管理人应当了解并向基金持有人充分提示上述安排，避免造成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