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复星收购三年、不温不火的ClubMed地中海俱乐部，因为一场病毒风波而出了名。2月16日，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两次鞠躬致歉，表示对ClubMed亚布力度假村可能存在的管理问题，绝不姑息。　　而该游客“中毒”事件爆发距复星旅文港股上市还不足两月，值得深思的是，作为IPO主要卖点和营收主力的ClubMed为何变味？有行业人士分析，不排除是逐利资本惹的祸。　　2月10日，微博爆出自春节开始，ClubMed亚布力度假村多名游客出现有上吐下泻发烧等食物中毒症状，经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确定ClubMed部分游客发生呕吐、腹泻等症状为诺如病毒感染。截至2月13日，无新发病例报告。2月15日，关停三日后重新恢复营业。　　2月16日下午，ClubMed最新情况通报，表示已对诺如事件发生期间受到不同影响的宾客提出了补偿方案。ClubMed大中华区运营副总裁Philippe将兼任亚布力度假村村长直至雪季结束。度假村将认真汲取本次疫情教训，全面加强各项管理流程和措施。　　亚布力地区为何仅有ClubMed被爆出诺如病毒疫情，是否与度假村不净的食物、卫生环境有关？关于病毒来源尚未有调查结果，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起事件暴露出ClubMed应急处理不力在内的多项管理失职。　　多名游客向《证券日报》记者反映，与往年相比，亚布力度假村从底层到高层的服务人员素质大幅下降，菜品品质下滑，今年还发现变质食品和过期饮料、卫生状况不佳。此外，没有及时主动干预、控制病情的发生和扩散、医务室缺乏常备药和驻点医生也成为游客诟病的重点。　　一名上海游客对记者介绍，早在2018年12月30日就向村长反映过疑似感染诺如病毒，“当时我知道的就已有4户家庭同时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然而并未引起企业重视，仍在继续营业，2月9日晚上已有30多户家庭觉得身体不适，游客代表集体向ClubMed建议通知住户、封锁餐厅、隔离消毒仍未被采纳，直到2月10日微博爆料引发媒体关注、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入驻，迫使疫情处理进程加快，然而大规模疫情已经爆发，根据游客自行统计，上报感染病毒人数约300人。”　　“复星收购了国际品牌，理应按照国际标准经营，为何最后提供的是连三星级酒店都不如的服务？”一位去过4次ClubMed的银卡会员对记者表示。　　亚布力ClubMed管理乱象背后均指向经营压力和利润导向，反映在财务报表上是成本严格控制和连年亏损收窄，而复星收购后的三年是ClubMed以轻资产模式快速扩张的三年，复星旅文实现从成立到完成IPO仅两年的“奇迹”。　　ClubMed中文名称为地中海俱乐部，创办于1950年，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价全包（AllInclusive）休闲度假服务的全球供应商。　　复星集团历时4年，于2015年斥资约70亿元人民币拿下这个法国高端度假村连锁品牌。2018年12月14日，整合收购的相关文旅资产后，复星旅文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上市，主业为通过ClubMed及ClubMedJoyview运营度假村，以及开发、运营、管理旅游目的地，包括三亚亚特兰蒂斯等。　　在招股说明书中，全球最大的休闲度假村集团是复星对外宣传的一大卖点，目前ClubMed度假村是复星旅文的现金奶牛，截至2018年上半年，该度假村实现收入63.69亿元，占总收入比例为95.5%。　　ClubMed大部分度假村集中在欧美，均以自持或者租赁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ClubMed被复星收购后，转变发展模式以轻资产方式加快扩张，在2015年之后开业的9个项目中，8个是委托管理模式，不再以自建为主的模式发展。　　在托管模式下，ClubMed向业主收取管理费用，并且管理费和激励与度假村营业收入和利润挂钩。从主人变成顾问，逐利冲动是否会导致压缩成本影响服务质量？　　对此，一位券商旅游业研究员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理论上连锁品牌的国际标准应该保持一致，但由于是管理输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业主的影响。从大型酒店集团发展来看，走轻资产模式是趋势，然而度假村与酒店不同，更注重体验，因此各店巡视、品质监控是关键也是难题。”　　这一点也在这次出事的亚布力ClubMed被印证，亚布力ClubMed的业主为阳光度假村，一名游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一价全包、ClubMed游客专属的度假村内居然有阳光度假村的滑雪私教广告，还有其他人员进行卖房营销，外部滑雪游客抢占跑道、餐厅可供外部客人点菜等影响体验的现象出现。　　中毒门对品牌声誉的影响部分反映在股价上，复星旅文港股过去一周最高合计跌去12%。　　“港股不像A股以散户为主，因此股价波动没那么剧烈，机构投资者会判断是偶发因素还是长期问题。而且地中海俱乐部并非著名一线品牌，观感不是很强烈。从复星的几起海外收购来看，都不是一线企业而是处于平均水平，有些瑕疵的才会被拿下。把好的品牌用来包装上市，增强融资能力，ClubMed有其阶段性使命，今后就要看它独立自主发展，但很难看到高成长性。”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分析。　　以轻资产为主，重资产部分通过销售物业支持继续发展是复星旅文的发展模式，去年12月份复星旅文高管透露三亚亚特兰蒂斯项目已靠卖房回笼资金约70亿元。ClubMed完成上市使命后，复星旅文IPO超一半募资则投向丽江和太仓项目，这两个重资产项目也搭配了楼盘销售。　　丽江项目在2018年动工，预计未来几年投入的总成本约为24亿元，目前已发生总成本5.3亿元；太仓项目将于2019年开工建设，预计未来几年总投资成本约为77亿元，目前已经支付22.45亿元用于买地。　　尽管三亚项目表现亮眼，由于投资周期长、金额高，未来丽江和太仓项目的前景未明。　　“丽江是成熟旅游地，竞争非常激烈，当地星级度假酒店众多，对复星旅文来说会有一定压力。从ClubMed来看，国内入住率压力不小。目前来看复星旅文资产比较单一，未来盈利性不确定性较大。”前述券商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表示。...

依靠精心设计的连环资本局，顺利将14亿现金揣入腰包，朱宝良的资本“神操作”堪称经典。朱宝良是兰州民百实控人，朱宝良及其妻子洪一丹自身及通过红楼集团合计持有公司62.23%股权。去年5月以来，兰州民百出人意料地密集分红，加上已经披露的2018年度分红预案，公司一年内将实施4次现金分红，累计分红金额将达16.45亿元。朱宝良夫妇将分得10.30亿元真金白银。然而，长江商报记者发现，巨额分红的现金并非兰州民百主营业务赚取，而是来自一场精心设计的连环资本局。2009年，朱宝良夫妇100%控股的红楼集团以8.43亿元收购上海永菱、上海乾鹏各100%股权（核心资产为两块地）。2016年4月，在筹划将杭州环北注入兰州民百前两个月，朱宝良突击对杭州环北进行资产剥离与置入。一年之后，或微利或亏损的前述两标的作为杭州环北子公司一起溢价约6倍被注入兰州民百。仅过10个月，兰州民百又将以24.6亿元高价将两标的出售给第三方。以此算来，9年之间，几经倒腾，两块地为朱宝良赚取了超过16亿元利润。紧接着，朱宝良煞费苦心地实施巨额分红、大幅回购公司股份两手抓策略，提高自己的持股比例及拉升股价，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根据长江商报记者初步估算，在上述系列资本运作中，朱宝良夫妇收获的现金红包将超过14亿元。分红占净利99%打破A股纪录A股市场最豪的现金分红不是茅台，也不是“煤老板”中国神华，而是名不见经传的零售业公司兰州民百。1月30日晚间，兰州民百披露了2018年年报，与亮丽年报一同与投资者见面的，还有令人吃惊的现金分红。2018年，兰州民百实现营业收入13.83亿元，同比微增1.18%，同期净利润却高达15.84亿元，同比暴增逾10倍。不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只有1.35亿元，同比增长24.58%。年报业绩高增长，兰州民百推出的2018年年度分红预案也很“嗨”。预案显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元，合计将派现12.53亿元。此次分红预计占2018年净利润的79.1%。当日，兰州民收盘价7.15元，总市值为55.99亿元。以此计算，该次分红的股息率达到22.38%。不仅如此，这将是兰州民百2018年度的第三次分红，也是去年5月实施2017年度分红以来的第四次分红，累计派现金额达到16.45亿元。去年，公司还相继在10月10日、11月29日实施了半年度、三季度现金分红，共计分红3.13亿元。加上即将实施的第三次派现，年度累计分红金额达15.66亿元，约占当年15.84亿元净利润的98.86%。超过98%的利润被用作派现、股息率达22.38%，兰州民百的超高分红横扫A股3584家公司，打破了近几年A股分红纪录。2017年，中国神华超高分红曾震惊市场。彼时，公司发布特别股息+普通股息方案，其股息率达17.8%。去年，江铃汽车发布特别股息，公告发布后，其A股股息率达14.2%。这两只超高股息率个股都曾获得市场高度关注。2017年，贵州茅台也颇为大方，每10股派现109.99元。当年分红总额为138.17亿元，占当年净利润的51.02%。2016年，格力电器也将净利润的七成用于分红，但占比均低于兰州民百。与自身过往相比，兰州民百此次分红同样惊人。从1996年上市到2017年的22年中，其共计实现净利润7.89亿元，仅实施5次分红，合计分红1.97亿元。以此计算，兰州民百2018年一年分红，就是22年总盈利的1.98倍，也相当于22年分红总额的7.95倍。溢价倒手资本运作获得16亿真金白银分红秒杀茅台的兰州民百巨额分红资金哪里来？并非主营业务盈利，而是资本运作而得。去年3月15日，兰州民百以24.60亿元价格出售上海永菱90%股权、上海乾鹏100%股权。基于这笔出售资产交易，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高达14.49亿元。长江商报记者发现，给兰州民百带来可观利润的上海永菱、上海乾鹏有着十分丰富的故事。追溯发现，早在2009年，兰州民百控股股东红楼集团分别出资5.98亿元、2.45亿元共计8.43亿元从他人手中揽下了上海永菱、上海乾鹏各100%股权。兰州民百于1996年登陆上交所，但其经营业绩一直欠佳，2009年之前基本处于或微利或亏损状态。2010年至2013年有所起色，但2014年又开始下滑。2016年6月，红楼集团筹划将旗下的杭州环北注入兰州民百。不过，此前两个月，红楼饮料、红楼房地产及浙江丝绸集团45%股权被闪电剥离。同时，将上述并购标的上海永菱90%股权、上海乾鹏100%股权以及红楼饭店100%股权注入杭州环北。曾备受质疑的是，上海永菱、上海乾鹏经营业绩并不好看，且溢价置入。2013年至2015年，上海永菱净利润为121.53万元、304.46万元、-95.63万元。上海乾鹏净利润为-110.35万元、5114.54万元、156.31万元。红楼饭店则连续三年亏损，2017年亏损737.75万元。杭州环北完成资产整合后，溢价596%作价29.97亿元出售给兰州民百。其中，上海永菱、上海乾鹏评估值分别为11.52亿元、3.43亿元。2017年5月15日，兰州民百以发行股份加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杭州环北的重组方案及配套募资方案被监管部门放行，顺利实施。此次交易，股份支付占交易总额的87%，现金支付占13%。朱宝良夫妇、儿子直接及通过红楼集团合计持有杭州环北99.32%股权，获得现金对价3.87亿元。有意思的是，恰好在注入上市公司10个月之后，兰州民百将这两家地产公司卖给了第三方。而这一次，两家公司（上海永菱90%股权）作价24.60亿元，较注入上市公司时13.80亿元增值了10.80亿元。综上所述，9年间，经过朱宝良轮番倒手运作，8.43亿元买的两块地为其获得了16.17亿元真金白银，还有价值2.08亿元的上海永菱10%股权。至少将14亿现金落入腰包再施“神操作”，朱宝良将至少14亿元现金揣入荷包。出售两标的产生的24.6亿元现金在上市公司账上，如何才能将其揣入自己荷包？朱宝良采取巨额分红及巨资回购股份策略来实施。根据长江商报记者初步统计，截至目前，朱宝良及其一致行动人（红楼集团、妻子洪一丹、儿子朱家辉）合计持有兰州民百4.91亿股，占公司总股本62.68%。去年5月以来，兰州民百已实施三次现金分红，朱宝良已经分得2.45亿元。即将实施的每10股派16元，朱宝良至少将分得7.85亿元，合计为10.30亿元。其实际数将不止这些。其最终结果要看兰州民百回购股份实施情况。回购股份还有一箭双雕奥妙。通过斥资回购二级市场股份，不仅增强二级市场投资者信心，提振股价，避免红楼集团质押的股权触及平仓线风险（截至目前，红楼集团股权质押比为69.32%），还能在即将实施的12.53亿元超高分红中，朱宝良持股比例上升，分得更多现金。去年11月，兰州民百宣布拟回购1亿元至5亿元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8.5元/股。按照回购价上限计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176.47万股至5882.35万股。如果按照上下限计算，回购完成，此次12.53亿元派现中，朱宝良将实际分得8.49亿元至7.97亿元。综上所述，不考虑回购带动股价上升的账面上浮盈，仅去年5月以来实施的派现，朱宝良将分得10.42亿元至10.94亿元。再加上将杭州环北注入上市公司支付的现金对价3.87亿元，仅在倒腾上海永菱、上海乾鹏两块地方面，朱宝良通过设立的连环资本局，顺利将14.29亿元至14.81亿元现金揣入了腰包。...

中国农历新年一开年，扎克伯格就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的“大礼”。2月7日，德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联邦卡特尔局”（Bundeskartellamt）裁定Facebook在收集、合并和使用用户数据时滥用了其市场支配地位，并要求其在12个月内停止这些滥用行为。在裁定公布后不久，联邦卡特尔局又发表声明，称如果Facebook对WhatsApp、Instagram和Messenger这三款应用进行合并，就会对其启动反垄断调查，以阻止其对数据的收集和滥用。今年1月，扎克伯格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在继续保持What-sApp、Instagram和Messenger这三款软件的前提下，实现它们之间的消息互通。而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的这一个裁定和一个声明显然给扎克伯格狠狠泼了一脸冷水，让他的宏伟计划变得前途渺茫。那么，扎克伯格究竟为什么要想推进WhatsApp、Instagram和Messenger的融合？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又为什么要反对这个合并？裁定所称的Face-book滥用市场支配的地位究竟是什么？它对于市场状况、消费者福利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一切，让我们从头说起。打不赢就买买买Facebook是PC时代的产物。从2004年诞生起，它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全球社交平台的执牛耳者。这一速度，至今仍让人惊叹。然而，在Facebook一统PC端的社交江湖后，世界却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在这个时代，Facebook惊奇地发现，自己一下子多了很多竞争者。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Snapchat，图片分享软件Instagram，以及很多形形色色的软件都一下子冒了出来，开始和它争夺市场。为了弥补在移动端的短板，Facebook一口气推出了十几款移动端的产品，然而收效都不太好。很快，除了Messenger之外，其余产品很快就被市场遗忘了。既然自己开发的产品不成功，Facebook就转而采用了另一个更为直接的策略——买买买！2012年，Facebook以10亿美元的巨款对照片共享平台Instagram进行了收购。当时，Instagram还是一家创建时间仅为2年，用户仅为3000万，盈利几乎为0的企业，10亿美元的收购价几乎就是天价。很多人认为扎克伯格买亏了，但事实却证明，这其实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收购。仅用了很短的时间，Instagram就把收购费用连本带利地赚了回来。对Instagram收购的成功让扎克伯格尝到了甜头。2014年，他作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用190亿美元的巨款收购Whatsapp。在当时看来，这几乎是一个疯狂的决定！作为一个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的功能非常简单，大致上相当于一个手机短信的替代品。尽管在被Facebook收购之前，Whatsapp已经拥有了4亿的用户，但其商业模式很不明确，年营收仅有1000万美元。这样一个企业，扎克伯格竟会开出190亿美元，简直是匪夷所思。然而，扎克伯格看上Whatsapp的原因显然不是其现实的盈利状况，而是其对移动端用户的吸引能力。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小扎判断的正确。到目前为止，Whatsapp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了15亿的客户，为Facebook在移动端的势力扩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买得到的“身”，买不到的“心”收购的Instagram和Whatsapp，加上苦心经营多年的“亲儿子”Messen-ger，这社交三巨头的存在让Facebook在移动社交领域的地位变得稳如泰山。然而，这一点显然还不能让扎克伯格完全满意，原因很简单：尽管Instagram和Whatsapp已经成为了Facebook的子公司，但它们却拥有很高的独立性——不光它们的运营决策是相互独立的，其数据也是相互隔离的。从Facebook的角度看，这种独立性其实意味着巨大的效率损失。虽然在人们印象中，Facebook是一个社交网站，但它的社交业务完全是免费的，其真正的收入来源是广告。根据其公布的财报，广告收入在其营收中所占的比重在90%以上，因此从某种角度看，Facebook其实可以说是一家广告公司。对于一家以广告为主要收入的公司，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要有庞大的用户群；二是广告的投放必须有很高的精准性。第一个因素不言自明：用户越多，需求就越大，产生的收入也就越高。相比之下，第二个因素受到的重视程度可能会少一些，但事实上其重要性一点也不比第一个因素低。广告对客户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带来的转化率。在一定的投入下，转化率越高，广告的单位价值就越大，客户也会更加愿意为其买单。而在影响广告转化率的因素中，对客户的针对性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怎样才能对潜在广告受众的特性进行精准的识别呢？这就需要依靠数据。现在，“大数据”已经成为了一个时髦词。很多人认为“大数据”的“大”主要是指其数量，这其实是一个误解。除了数量外，数据的维度也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从预测的角度看，一套数量较小但维度较多的数据，价值通常远胜过一套数量较大但维度较小的数据。显然，在扎克伯格决定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时，就将上面的一切纳入了考虑。首先，这两款移动端的应用可以帮助Facebook迅速扩大用户，而实际上这也已经实现了。其次，无论是Instagram，还是Whatsapp，它们在业务属性上都和Facebook的原有业务有很大的差异性，但其用户群则和Face-book的原有业务有很大重叠。如果能将这些数据打通，那么Facebook就可以一下子将其数据的维度扩展一个层次，让Facebook的广告精准程度上一个台阶。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独立运作之下，Instagram和Whatsapp让Facebook的这两个目标都难以实现。在扩展用户数量方面，虽然Instagram和Whatsapp在理论上都是Facebook的子公司，但经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Facebook的广告策略不加遵从。尤其是Whatsapp，其运营团队一直坚持无广告原则，虽然坐拥庞大的用户群，依然不产生盈利。而在数据整合方面呢？情况更糟。无论是Instagram还是Whatsapp，都采用非常严格的加密技术防止Facebook对自身进行数据采集，因此Facebook虽然得到了它们的“身”，但始终得不到它们的“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Instagram和Whatsapp拒绝和Facebook实现数据互通其实也是有底气的。在Facebook对它们进行并购前，需要事先经过多国反垄断机构的审查。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一些反垄断机构提出了并购之后，各应用之间数据保持独立的条件。为了通过审查，Facebook同意了这些要求，而Instagram和Whatsapp也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相应的保证。不久前刚刚离开Facebook的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布莱恩·阿克顿（BrianActon）就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当年正是由于他向欧盟反垄断机构保证Whatsapp的数据在技术上难以与Facebook合并，Facebook才得以顺利地通过了在欧盟的反垄断审查。然而，时过境迁，当初的承诺终究会被商业利益所压倒。既然两家公司已经被自己收入了囊中，那么不对其数据进行整合就始终是一个遗憾。一旦Facebook动了这个念头，那么被阿克顿等人认为可以防止Facebook合并数据的技术问题就变得不再是问题。一方面，它向Instagram和Whatsapp持续施加压力，要求其共享用户的相关数据，并据此来投放广告。另一方面，它更是从底层架构上下手，试图让几个软件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底层的数据共通。相对向两家软件施压要求数据，这一招更为釜底抽薪。我们知道，在大数据预测中，数据的时效性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一旦数据陈旧了，它就不能很好地反映用户的特征，不能用来精准画像，其使用价值就大大降低了。所以，你们两家不是扭扭捏捏不肯把数据拿出来吗？没关系，一旦底层打通了，Facebook就可以随时拿到最新、最全的数据，到时候，你们再反对数据合并也不会有效果了。当然，除了想要整合数据，发挥数据合力之外，Facebook积极推进几款社交软件的合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心思。在Facebook兼并了Instagram和Whatsapp之后，它在整个欧美社交软件的市场上已经是一家独大，这就引起了不少反垄断专家的担忧。他们纷纷建议，应该对Facebook进行拆分。具体应该怎么分呢？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将独立性很强的Instagram和Whatsapp重新拆出来。而如果直接将几款软件从底层上实现合并，那么这种拆分就变得不再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合并其实也是Facebook应对反垄断压力的一个策略选择。要推进几款应用的合并，必然要取消Instagram和Whatsapp的独立性，这让两家的原有运营团队十分不满。最终，Instagram和Whatsapp的几位创始人先后出走。离开Facebook后，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布莱恩·阿克顿回忆当初的被并购经历，不禁感叹：“最终??我为了更大的利益出售了用户的隐私。”不过，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除了这声感叹外，他已经再也没有能力阻止Facebook了。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碍手碍脚的人走了，扎克伯格推进几款社交软件合并的构思在公司内部已经没有了反对者。正当他要大展拳脚，全力推进合并计划之时，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这个“程咬金”却杀了出来。读者或许有些奇怪，一家美国公司的家务事，怎么就碍着德国人的事了？是的，Facebook确实是美国公司，但是其经营范围却是全球性的，很多德国人都是它的用户。资料显示，在2018年底，Facebook在德国的月活用户数为3200万，日活用户数为2300万。按照用户数量计算，它在德国社交软件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达到了90%以上。从这点看，德国人盯上了Facebook完全有其道理。那么，Facebook整合几款软件数据的行为究竟犯了什么错呢？联邦卡特尔局给出的说法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体来说，就是Facebook强迫用户签订剥削性的商业条款（exploitativebusinessterms），允许其将搜集到的数据与第三方数据匹配或者传输给第三方，由此剥夺了用户的“信息自决权”。联邦卡特尔局认为，这虽然没有直接侵犯用户的经济利益，却会增加用户的隐私泄露风险。对此，Facebook方面表示了反对。在他们看来，用户同意Facebook的数据搜集和整合行为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因为在用户使用软件前，所有的一切都会通过《用户须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想被收集数据，或者不同意数据被整合，只要在《用户须知》上点击“拒绝接受”，不再使用Facebook即可。联邦卡特尔局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它指出，Facebook在德国的社交软件市场上具有很强的市场支配地位。这不仅源于其本身的市场份额巨大，在现有的市场上少有竞争者，更在于其具有很高的市场壁垒，让潜在的竞争者难以进入。在联邦卡特尔局看来，作为一家平台企业，Facebook拥有的最重要壁垒就是网络外部性。由于网络外部性会对人们的社交体验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即使有人推出了和Facebook一样功能的社交软件，用户也会更愿意留在用户众多的Facebook，毕竟自己的好朋友都在那里。此外，Facebook巨大的规模本身也是一个壁垒。这是因为，运作平台是一件规模报酬递增的事，把平台做到一定规模是最难的，而后就会相对简单。这一性质决定了，如果有竞争者要进入，它就需要在巨大的成本劣势之下与财大气粗的Face-book展开竞争，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基于以上原因，联邦卡特尔局认为Facebook不仅在现实市场上没有竞争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会遇到对手，其市场支配地位很难动摇。在这种背景下，用户的选择其实只是理论上的——如果他不被迫同意Facebook给出的条款，那么他将无法使用社交软件与人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Face-book的行为就是强迫用户同意自己的决定，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来侵犯消费者的权利。根据这一判断，联邦卡特尔局要求Facebook立即进行整改，在十二个月内停止违法行为。虽然这个裁定并没有对Facebook给出天价的罚款，因此并不会像之前欧盟对谷歌的罚款那样吸引眼球。不过，这个裁定直接对Facebook的商业模式产生了影响，如果它成立，其对Facebook产生的冲击或许并不会小于数百亿美金的罚款。更为麻烦的是，德国方面的表态可能只是一个前奏，它或许会对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机构产生影响。出于对本国用户权益保护的考虑，各国的反垄断机构很可能效仿德国，纷纷来找Facebook麻烦。如果是这样，小扎在未来几年内恐怕都要过得不开心了。案例背后的冷思考尽管联邦卡特尔局对Facebook的裁定发生在千里之外，但它却涉及了很多平台竞争、数据保护方面的问题。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平台已经成为重要经济主体的今天，这个案件是非常值得引起关注的。限于篇幅，这里仅谈两点。首先，这个案例为我们思考平台经济的竞争和垄断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与传统经济相比，平台竞争表现出了很多的特殊性。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一家独大”已经成为了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然而，结构上的集中并不必然代表高市场份额的企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联邦卡特尔局的裁定书明确指出了这点，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不过，联邦卡特尔局随后用网络外部性和规模报酬的存在来论证Face-book具有很高的市场壁垒，这一点并不具有很强的普适性。或许，在这一案例中，这个论断是成立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网络外部性并不必然会成为不可逾越的壁垒。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它反而会成为在位者崩溃的诱因。网络外部性的逻辑在于，用户会偏爱用户更多的平台，因此如果一个平台吸引了一定数量的用户，更多的用户就会倾向于选择这个平台，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通过这种类似“滚雪球”的效应，获得先发优势的平台就会膨胀起来，难以被超越。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反过来讲，如果在位的平台被竞争者挖走了一定的用户，那么它的网络外部性就会减小，对用户的吸引力就会下降，用户就会继续流失，然后继续让平台的网络外部性下降??如此反复，一个在位平台也很可能因为某个微小的失误而迅速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外部性是一把双刃剑，它究竟会巩固垄断，还是促进竞争，其实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的。至于规模效应，在现代的条件下，就更难以成为一个可靠的壁垒。事实上，现在很多挑战在位平台的行为，都是某一个在另一市场上成功的平台发起的。这种跨界竞争，或者平台包抄，使得某个平台事实上很难长期垄断一个市场。类似的例子，我们在国内已经看到了很多，例如滴滴和美团之争，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此外，目前的技术日新月异，而每一个技术革新的背后，都会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即使是垄断平台，如果不能成功抓住机会也会很快被超越。事实上，在本案中，Instagram和Whatsapp就是两个最好的例子。在它们出现时，Facebook早已是社交软件的巨头，但由于它们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风口，就一度就成为了Facebook的有力竞争者。对竞争真正可能产生威胁的问题是所谓的“杀手式收购”（KillerAcqui-sition），也就是通过收购来消灭对手。虽然在现有的竞争条件下，大平台并不能消灭竞争，但它却可能通过其雄厚的财力来消灭竞争者，尤其是小型竞争者。在本案中，这一点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本来，Instagram和Whatsapp都是Facebook的有力竞争者，然而Facebook在其羽翼丰满之前就将其收购了，由此将可能的竞争消灭于无形。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反垄断机构在审查时都采取了措施，例如要求几个软件在并购后独立运营，彼此之间进行数据隔离等，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有的约束都可能被企业在事后以各种方式破解。这或许说明，传统的事前审查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监管机构或许要采用一种更为动态、更加交互式的办法来对平台之间的并购进行评估和监管。其次，这个案例对如何在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之间进行权衡提出了拷问。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数据已经成为了关键的要素。对于企业来讲，数据的数量越多越好，维度越大越好，时效性越强越好，整合程度越高越好，但这就和用户的隐私保护产生了冲突。从理论上讲，数据也是商品，平台可以通过交易，或者征得同意的方式来搜集数据。但问题是，平台面临的消费者实在是太多了，每个消费者之间的偏好又各不相同，有的不在乎隐私，愿意用它们来交换服务的便利，而有的则十分重视隐私，为保护隐私宁愿放弃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平衡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就成了两难。如果一刀切地严格保护，那么大数据等技术就难以使用，平台对用户的服务质量就难以保证；如果一刀切地不保护，那么用户隐私就会受到威胁；而如果让平台和消费者一事一议地进行谈判，那么交易成本又会太高，从而让交易事实上难以进行。从这个角度看，联邦卡特尔局要求Facebook不能再用格式化的《用户须知》来让用户做选择，固然是有其道理。不过，如果Facebook放弃了这种做法，它又可以采用怎样的方法来获得用户的同意呢？这个替代方案，恐怕是很难找的。不过，这些从制度层面难以应对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就在最近，谷歌开发出了全球首个移动端分布式机器学习系统。和传统的数据分析不同，这个系统不再要求“将数据代入代码”，而是选择了“将代码代入数据”。据说，这种技术可以让平台在不采集用户数据的前提下进行机器学习。或许，这种技术的出现将会有助于破解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的两难。...

　　犹记得去年5月，国开泰富基金公告，因“14丹东港MTN001”不能按期足额偿付，发行人构成实质性违约，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开债基起诉“14丹东港MTN001”发行人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不过近日记者注意到，涉及丹东港违约债券的基金公司不只国开泰富基金一家，至少还有3家基金公司牵涉其中，涉及金额超过4.5亿元。　　“踩雷”案件移送辽宁法院　　国开泰富“踩雷”的事情，其实最早可以从2017年三季度说起。2017年三季报显示，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开债基持有50万张“14丹东港MTN001”。2017年10月30日，丹东港集团发布《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未按期足额兑付本金的公告》，宣布“14丹东港MTN001”已构成实质性违约。　　净值数据显示，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开债基2017年10月27日的净值为1.0390元，而其2017年11月3日的净值直接跌至0.9750元。　　2017年11月18日，国开泰富基金发布关于旗下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期开放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已到期债券应收账款调整的公告。公告显示，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后，决定对旗下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开债基持有的已到期债券“14丹东港MTN001”的应收本金，参照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2017年10月30日对该债券的估值定价(当日估值净价为19.3683元)做减计调整，即应收到期本金调整为968.42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该基金之后清盘，2018年8月份的清算报告显示，截至基金一次清算的最后一日，发行人仍未能按期偿付上述中期票据本金，且上述债券本金兑付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金将根据上述证券变现情况进行二次清算，届时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再行出具清算报告。　　不过，目前还未能查阅到重新出具的清算报告，而国开泰富基金也已在去年5月向法院提前诉讼并获得受理。记者近期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国开泰富基金起诉请求判决丹东港集团支付201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以及支付逾期违约金，不过因管辖权原因，本案移送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至少还有3家基金公司“踩雷”　　除了国开泰富“踩雷”，记者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其实“踩雷”丹东港违约债券的基金公司至少还有3家，且“踩雷”债券不仅只有“14丹东港MTN001”，还有“13丹东港MTN1”。　　具体来看，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信息显示，2013年3月12日，丹东港集团发行“13丹东港MTN1”，发行金额为9亿元，期限5年，债券利率为5.67%，本金的兑付日为2018年3月13日，到期一次还本。　　金元顺安基金购买了该债券，持有票据本金人民币1.5亿元，2018年3月13日为1.5亿元本息兑付日，但丹东港集团未能按期兑付本息。同样“踩雷”“13丹东港MTN1”的还有融通基金，其持有票据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　　而与国开泰富基金一样，“踩雷”“14丹东港MTN001”的则有金元顺安基金、融通基金和长安基金。资料显示，2014年9月4日，丹东港集团发行债券“14丹东港MTN001”，发行金额为10亿元，期限5年，债券利率为5.86%，本金的兑付日为2017年10月30日，到期一次还本。其中，金元顺安基金持有票据本金9100万元，融通基金持有票据本金2000万元，长安基金持有票据本金1亿元。　　也就是说，这4家基金公司加起来，涉及上述两只违约债券的金额累计超过4.5亿元。其中，金元顺安基金和融通基金更是两颗“雷”都踩到了。而这些基金公司也都先后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起诉，不过案件也都移送辽宁省法院处理。　　对于此次“踩雷”，长安基金相关人士表示，“涉及的是我司某一只私募资管产品，并不涉及我司旗下任何公募基金。”　　至于目前最新进展，融通基金相关人士则回复称，“案件已移交至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截至目前，法院已经立案受理，但尚未通知开庭。”　　而天眼查资料显示，长安基金与被告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日林实业有限公司、王文良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定于2019年7月16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

知道全球最赚钱（or最有钱）的基金经理是谁吗？也许你会以为是桥水的雷·达里奥，毕竟桥水作为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其管理规模达1600亿美元，光靠规模，创始人就能每年挣超大笔的现金，这几乎比任何人在一生中都能获得的资产还要多得多。然而，依据最新出炉的彭博对冲基金大佬资产排名，赚钱最多的并非达里奥，而是文艺复兴基金的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去年，他从对冲基金中赚得了1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亿元），而达里奥则赚取12.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5亿元），位居其后。至此，西蒙斯的个人总资产达到165.5亿美元，列居全球之首，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达里奥的个人净资产则约162亿美元，位居其后。西蒙斯和达里奥也是全球仅有的两个身家超过百亿的对冲基金经理。全球最富有的基金经理：依据最新出炉的彭博对冲基金大佬资产排名，在2018年，文艺复兴基金的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一年就从对冲基金中赚得了1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亿元），其个人总资产达到165.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21亿元），列居全球之首，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而桥水联合的达里奥则位居其后，其财富在2018年增长了12.6亿美元，收入仅次于西蒙斯。其管理规模达16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达里奥的个人净资产约162亿美元，西蒙斯和达里奥也是全球仅有的两个身家超过百亿的对冲基金经理。彭博亿万富翁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对冲基金财富的首次排名显示，超级对冲基金如格里芬的城堡基金（Citadel）、西蒙斯的文艺复兴、达里奥的桥水联合规模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已经成为超级富豪们的印钞机。这些最大的基金现在每年可以为其创始人挣数百万或数十亿美元的现金，这几乎比任何人在一生中都能获得的资产还要多得多。数学怪才闯进华尔街，成对冲基金之王国内投资者可能很少听说文艺复兴基金及其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西蒙斯是世界级数学家，40岁才开始做投资，被誉为“最赚钱的基金经理”和“最聪明的亿万富翁”。因此，看他的经历，前40年是在学术界：1958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1961年（年仅23岁）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学位。1964年至1968年在美国国防研究院担任研究人员，同时也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教授数学。1968年（30岁）被纽约州立石溪大学授予数学学院院长职位。1976年摘得数学界皇冠——全美维布伦（Veblen）奖。1978年（40岁），西蒙斯离开学术界，创建投资基金Limroy，5年后创立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不同，西蒙斯依靠数学模型和电脑，管理着自己旗下的巨额基金。西蒙斯曾经表示：“我是模型先生，不想进行基本面分析，模型的优势之一是可以降低风险。而依靠个人判断选股，你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在第二天又输得精光。”他认为模型较之个人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据悉，文艺复兴科技的第一支基金产品——大奖章基金被称为“印钞机”，1989—2009年间大奖章基金平均年回报率高达35%，较同期标普500指数年均回报率高20多个百分点，比索罗斯和巴菲特的操盘表现高出10余个百分点。即便是在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该基金的回报率仍高达85%。文艺复兴公司200多名员工中将近二分之一都是数学、物理学、统计学等领域顶尖的科学家，其中仅有两位是金融学博士。公司从不雇用商学院毕业生，也不雇用华尔街人士，这在美国的投资公司中堪称绝无仅有。西蒙斯说：“好的数学家需要直觉，对很多事情的发展总是有很强的好奇心，这对于战胜市场非常重要。”2008年度，西蒙斯更是以高达25亿美元的收入，排名《阿尔法》杂志“第八届全球对冲基金经理收入年度排行榜”的第一名。西蒙斯在2009年10月10日宣布2010年1月1日他将退休，但是会保留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荣誉主席职位。如今，81岁的詹姆斯·西蒙斯被称为量化投资鼻祖，对冲基金之王。顶级对冲基金收入明显优于普通基金经理2018年并不是对冲基金行业表现特别好的一年。根据Eurekahedge的数据，基金清盘的数量在2018年连续第三年超过新成立的数量，投资者继续向经理们施压以降低费用。不过，这些榜单上的超级对冲基金的表现多半不错。例如，城堡基金的旗舰产品惠灵顿去年的回报率为9.1%，文艺复兴的机构股票基金上涨了8.5%，而对外部投资者关闭的大奖章基金则表现更好。桥水联合的旗舰纯粹阿尔法基金去年上涨14.6%，而全天候策略产品则亏损。相较之下，对冲基金行业平均下跌6.7%，略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不少相对较小的基金公司的表现更加出色。博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是美国最大的股权投资管理公司，其管理人迈克尔·普拉特的产品投资回报达到了25％。元素资本管理公司（Element)的杰弗里·塔尔宾斯的宏观基金获利增长17%，将他的身价提升至16亿美元。不少对冲基金投资者表示，希望大型基金能够产生比一般对冲基金更好的回报，这就是为什么愿意支付2%的管理费和20%的绩效费，并且愿意容忍像2018年这样的市场中一些基金表现较差，因为他们多年来表现优于同行。而这些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在2018年也明显优于普通基金经理。除了西蒙斯、达里奥，城堡投资集团的KenGriffin位居第三，收入8.7亿美元。双西投资的欧文德克和大卫·西格尔收入均为7.7亿美金，Chase Coleman，IzzyEnglander等人赚得超过3.4亿美元。...

从工作地杭州回安徽芜湖过年的范团发现，车厘子成了春节期间这个小城的“网红”。街上卖车厘子的水果店变多了，而且是成箱成箱地摆出来卖。一百到三百多不等的车厘子整箱售价让她惊讶，“我在杭州一般也只买30元一斤的，回家后发现很多人都买50多元一斤品质更好的车厘子。”在湖北孝感，一个临近省会武汉，房价还没过万的四线城市开水果店三年有余的岳丽感受同样明显。“今年车厘子的销量是往年的三倍以上，大年初四、初五就卖完了，后面也进不到货了，批发商那里的屯货都被抢光了，真后悔没多进一点。”岳丽表示。“现在微博和抖音上不都说‘车厘子自由’嘛，看来小城市也不差啊。”所谓“车厘子自由”，是网上流行的一种说法，指可以自由自在地买车厘子吃，买的时候不用顾忌价格也不用顾忌数量。网上把“车厘子自由”视为财务自由的一个阶段，并认为经济实力不错的人才能实现“车厘子自由”。“车厘子自由”之外，各种一线品牌陆续入驻三四线城市，星巴克人潮攒动，海底捞外卖生意火爆，价格几乎对标一线城市的甜品店和奶茶店被年轻人朋友圈疯狂“打卡”，移动互联网在扩展人们的视野的同时，也悄然将对一线城市的想象搬进了现实。从深圳回孝感过年的丁明也留意到这种变化，陆续开业的咖啡厅、奶茶店、餐厅，其和一线城市差异不大的菜单和价位让她直言家乡“时髦”了起来。不一样的春节返乡过年的范团也发现，今年这个春节“有点不一样”。车厘子和草莓等较为昂贵的水果开始频繁出现在走亲访友的餐桌上，往年热门的砂糖橘、苹果、橙子受到冷落，生鲜店铺和海鲜种类也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选择网购和拼购的方式购买年货。范团也看到了家乡出现了太多网络同款商品，“从零食到各种店铺，应有尽有。”以往过年准备饮料，范团妈妈都是在超市购买可乐或者果粒橙，今年则是网购了一箱奶茶，就是那种网上特别火的奶茶。范团外婆学会了使用支付宝，还用支付宝给范团和表妹发红包。过年期间，外婆还一直想让范团教她如何用支付宝淘宝。范团注意到，家里为亲朋好友准备的礼品价位也有相应的提升，“现在更多会选择知名品牌或者网上口碑比较好的品牌，感觉山寨品牌比往年少了，因为感觉大家更‘挑剔’了。”家住广州，过年会回城镇走亲访友的蓝宁感触颇深。以前回去走亲戚，蓝宁都是在当地随便买点糖饼。但今年一个亲戚打电话来说，现在他们不吃这种糖饼了，杂牌子的东西他们不会吃，让蓝宁不要浪费钱了。因此，蓝宁从香港买了十盒金莎巧克力带回老家。范团发现，以往的春节在家吃饭，今年也更多被外出就餐或者点外卖替代。范团去一个阿姨家吃饭，是点的海底捞外卖，阿姨说，“不用做饭还不用洗碗太方便了。”范团感觉，今年春节家庭支出更多地体现在了吃的方面，往年的一些保留项目比如买新衣都被取消了。芜湖这个距离省会合肥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小城，按照GDP规模，居民人均收入、一线品牌进入密度等要素被民间研究机构划分为三线城市。芜湖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芜湖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3.84万元。“房价基本在一万左右，和一线城市肯定是比不了的。”范团说。但是从春节消费上，却越来越与一线城市“看齐”。多家电商发布的消费数据，也在显示着这些变化。腾讯金融科技发布的《2019年春节消费报告》显示，用户通过微信支付和QQ钱包的春节消费总额排名中，宿迁市、东莞市出人意料地排在全国前十，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一争高下。阿里巴巴发布的《2019春节经济报告》显示，天猫年货消费一线城市的增速为51%，而三线、四线城市均达到55%。除夕到初三，饿了么平台上来自三线城市的订单增长明显，保定、廊坊、盐城的餐饮外卖订单增速位居全国前三，北京仅排第四。支付宝统计，上海、北京、广州依然是春节境外消费最大城市前三，但舟山、潍坊等城市的增长速度却比这些一线城市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三四线城市的核心消费人群也呈现年轻化趋势。上述报告显示，淘宝年货消费人群中，80后和90后合计占比6成，成为“张罗”春节的主力军。京东春节消费数据显示，春节期间，80后和90后用户成为主力消费人群，销售额占比超过70%。携程统计显示，在报名春节携程国内游、出境游的用户中，90后游客占总出游人数13%，在三线及以下城市中，90后青年占比达到16%。相比一二线城市，90后小镇青年的出游热情高涨，游客量增幅更高，同比增长速度达到101%，高于一二线城市51%的增长率。移动互联网浪潮下，包括小镇青年在内的低线城市居民可以通过众多媒介快速了解一二线城市的消费现状和消费热点，各种网红店层出不穷，消费品的类型和层次也迅速对标一线。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从奶茶、甜品、电影票等价位“升级”中感知了这一变化。“我记得以前奶茶店很少连锁的，价格也多在四五块钱一杯，这次回家，发现街边开了很多网红奶茶店，动辄20块钱一杯的价格，基本上和一线城市持平了。”丁明如是说。“再也看不到20块钱一张的电影票了，春节去看都是60块钱一张。”家住东莞的小程说。范团特意留心对比了一下票价，芜湖市中心的电影院票价基本在四五十元，她在郊区看也要接近40元，范团节后返回杭州看了一场《流浪地球》，发现票价也才32元。“候鸟行情”？范团回家后，每天母亲总会在桌子上摆一大盆草莓和车厘子，“孩子回来了，就买点好的给她吃，日常的话偶尔还行，一般不会买这么贵的水果。”范团的妈妈说。“回家后的娱乐活动无非就是看看电影逛逛街，然后顺便买点奶茶喝，价格还能接受，因为和深圳没太大差别嘛。”丁明表示。这样的消费是否持续？微信发布的2019年春节数据报告，记录了支付领域的“候鸟型消费”情形。其将“候鸟型消费”定义为春节期间在非常驻地微信支付消费，消费迁徙路线多为从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向三线及以下城市。数据显示，越下沉的城市，受“候鸟型消费”影响越大，三线及以下城市，“候鸟人口”均贡献了超过30%的微信支付交易笔数，其中在六线城市，“候鸟人口”贡献了43%的微信支付交易笔数。除夕至初五，微信支付共产生12.4亿笔“候鸟型消费”。这些数据从侧面说明，春节期间有大量人群从北上广深等地返回三线及以下城市，在带来这些城市支付方式改变的同时，或也影响了这些地方的消费行为。据商务部统计，春节期间中国绿色食品、智能家电、新型数码产品、地方特色产品等销售保持较快增长，消费者消费商品更注重品质。2019年春节“黄金周”期间（2月4日-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突破万亿元大关，比去年春节假期增长8.5%，但增速首次回落10%以下，且是2017年以来增速连续第2年下降。从观影数据也可看出，城镇居民对“升级”的价格并不是照单全收。财富证券分析师何晨指出，2019年春节档电影观影人次为1.29亿，较2018年同期减少1545万人，同比下降10.7%，是近7年来首次出现下滑。分城市看，除了一线城市观影人数同比微增2.1%之外，二至五线城市观影人次均有所下降，增速分别为-11.45%、-12.09%，-12.73%，-12.62%，同时二至五线城市上座率下滑幅度明显大于一线城市。何晨认为2019年春节档电影票价出现较大幅度上涨，部分价格敏感型人群观影行为受到影响是观影人次下降的主因之一。范团的表弟小孟生活在芜湖，学的是糕点制作专业，自称“咖啡和甜品匠人”，注重生活品质，家里有一整套咖啡制作设备，“生活品质可高了，自己采购生咖啡豆自己烘焙，还送了我几袋试验品。”范团说。通过小孟的介绍，范团才知道，芜湖来来回回开过很多甜品店和咖啡店，都开不长，小孟说有好几家他觉得很不错的咖啡店都倒闭了。小孟表示现在很多甜品店都是趁着春节开起来的，日常很多都没人光顾。如今的小孟在家乡干起了卖保险的工作，“感觉这个更靠谱一些。”小孟这样总结。丁明发现，随着春节假期的临近尾声，最近她经常关顾的那家奶茶店已经不再排队了，“我那天中午去买，它还没开门，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开门。包括很多网上火爆的串串店、泡面小食堂啥的，很多都是开了一阵子就倒闭了。”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范团回到杭州上班。过年热闹的芜湖逐渐归于平静，热门店铺依旧有人慕名而来，只是不复过年期间动辄两百多号数个小时的长队了。这两天，岳丽开始规划节后的水果进货情况，“节后肯定不会再大量屯车厘子了，实际上初八初九开始，销量就下去了。还是按照日常的销量订货吧，这样保险。”（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2月15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发布私募基金管理人异常公示情况通报（以下简称“通报”）。通报内容显示，根据中基协发布的相关公告及通知，截至2019年1月底，中基协已将4040家未按时履行信息报送义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异常机构对外公示。具体来看，未按时通过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以下简称“AMBERS系统”）履行季度更新义务累计达2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3376家，未按时通过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备份系统（以下简称“信披备份系统”）备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第三、四季度季报、私募股权（含创业）投资基金2018年半年报累计达2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1078家，未按时通过AMBERS系统提交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的私募基金管理人879家。中基协还表示，自相关文件发布以来，私募基金管理人积极履行信息报送更新及备份义务，填报质量得到有效提升。截至2019年1月底，AMBERS系统中私募基金2018年第四季度信息更新完成率达到92.04%，信披备份系统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第四季度信息披露报告备份完成率达92.45%，私募股权（含创业）投资基金2018年半年度信息披露报告备份完成率达86.50%。...

因违规贷款的问题，上市公司汇源果汁（1886.HK)已经停牌十个月，而港交所留给汇源内部核查的时间也只剩下十个月。按照汇源果汁此前发布的公告，该公司未能在2020年1月底完成港交所列出的复牌条件，港交所将会展开取消公司上市地位的程序。2月3日，汇源果汁发布公告，该公司行政总裁吴晓鹏、非执行董事阎焱请辞。这已是汇源果汁2019年以来发布的第四则人事任免公告。自2019年以来，34天时间里，包括吴晓鹏、阎焱在内，总共6位管理层先后请辞，离开汇源果汁。一位不愿具名的饮料企业人士向本报记者感叹：“看来汇源果汁此次遇到的问题内部很难搞定。”“难搞的问题”是指汇源果汁关于违规贷款的内部审查，给出投资者、交易所一个交代。据该公司2月1日发布的进展，目前独立调查及内部监控审查仍在进行中。从2018年4月3日至今，汇源果汁已停牌10月有余，这场由42.75亿元违规贷款引发的停牌风波，进入2019年并没有平息之势，反而余波阵阵。已进行10个月的内部审查表面上并没有影响到市场终端。在春节饮料消费传统旺季，作为国内果汁行业老大，汇源果汁依然是超市消费主角；2019北京卫视春节晚会上，汇源果汁也以指定饮品的身份高频次出镜，春节营销并未缺位。可是接下来，风平浪静的市场表现能持续吗？这才是众多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一部分中小投资者还对于汇源果汁的业绩抱以希望，认为只要业绩好，就能解套；另一部分投资者的态度则是愤怒与担心，他们认为，无视交易所规定，挪用公司资金已暴露了汇源果汁内部管理漏洞，如今并不健全的管理层架构，很难让投资者乐观。从现在算起，留给汇源果汁内部核查的时间也仅剩10个多月。5个人的董事会从汇源果汁停牌后来发布的上市公司公告来看，停牌这10个月，除了内部审查外，人事变更是汇源果汁绕不开的主题。2018年有首席财务官、行政总裁的重要任命，进入2019年后主要是高管辞职。其中，行政总裁吴晓鹏的离开颇显意外，因为距他出任这一职位，仅过了半年。2018年7月16日，汇源果汁公布吴晓鹏为新任行政总裁，在公告中汇源果汁评价其“在内部控制、财务金融、企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彼时的汇源果汁因为在没有申报交易所、没有获得股东批准的情况下，将42.75亿元贷款借给关联公司而遭遇交易所停牌已有3个月，并已在内部启动了调查。这位临危受命的行政总裁未能力挽狂澜。汇源果汁在公告中称，吴晓鹏的辞职是出于个人事业发展计划的考虑。与吴晓鹏不同，在汇源果汁担任多年非执行董事的阎焱则是带着不满提出的辞职。阎焱是汇源果汁的股东，2010年加入了汇源果汁董事会，他持有汇源果汁225,170,501股份。阎焱公开表示了辞职理由：在向董事会提出有关相关贷款问题近一年后，有关问题仍然不明确且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阎焱认为，作为非执行董事，他能力有限，因而辞任。和阎焱一样，2019年1月10日非执行董事许清流同样因为贷款事宜提出辞职，许清流是汇源果汁可换债券持有人的唯一股东，他关注到汇源果汁及其管理层在向他提供有关相关贷款或公司一般事物的资料时欠缺主动，从而影响到了其履行董事职责，因而选择辞职。许清流是亲亲食品的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担任非执行董事也仅一年。除了以上三人之外，执行董事崔现国、独立非执行董事赵亚力、独立非执行董事梁民杰也都在2019年开年后先后离开了汇源果汁。目前，汇源果汁的董事会只剩下5人：主席朱新礼、执行董事朱圣琴、执行董事鞠新艳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宋全厚、王巍。执行董事中，朱圣琴为朱新礼之女；38岁的鞠新艳也是汇源果汁的“老人”，2001年11月加入汇源，曾任总裁办副主任、工厂总经理、大区总经理及副总裁等多个职务。值得一提的是，汇源果汁目前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财务管理及审核委员会人员人数均低于上市公司规定的最少人数、财务管理及审核委员会主席、行政总裁等职位也出现空缺。汇源果汁密集的人事辞别，已经不是第一次。2014年8月，汇源果汁公布任职仅一年的行政总裁苏盈福辞职。从李锦记等知名快消企业走出来的苏盈福肩负汇源果汁“去家族化”的重任。彼时朱新礼曾表态：“哪怕汇源被我新招来的人折腾死了，我也认”。有朱新礼的兜底，职业经理人苏盈福很快烧起了“三把火”：撤掉了所有事业部、解散了七个特区、重新划分市场、要求销售人员砍掉营销利润的环节……但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行一半就结束了。此后，汇源果汁的行政总裁一职花落汇源果汁“元老”于洪莉手中，与此同时，朱新礼之女朱圣琴、元老崔现国同时成为执行董事，朱新礼家族再回归。这也被外界解读为，汇源果汁“去家族化”的革命半途而废。直到2018年，又一位职业经理人吴晓鹏空降，但“三把火”还没烧起来，他就选择了离开。暗流涌动在停牌期间，汇源果汁对外称，公司运营正常。春节放假期间，本报记者走访北京多个超市、便利店，销售人员并未发现汇源果汁相关产品的供应有异常。不过，多位销售人员也透露，由于饮料种类丰富，果汁产品的销量远不及前些年。在国内饮料江湖，同宗庆后一样，白手起家的朱新礼也是一位标杆性人物。借改革开放的东风，1992年朱新礼辞去公职，创办山东淄博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次年汇源的第一批浓缩苹果汁生产出来了，从此“汇源”这个品牌就成为了果汁品类的代表，常年占据果汁市场半壁江山。相比平静的市场终端，在停牌这10个月，经销商们一直提心吊胆，“就怕政策又有变化，这不就更乱了，”一位来自陕西的经销商向本报坦言。事实上，不只是停牌这10个月，在过去10年间，“动荡”也是汇源果汁留给外界的印象。现任山东温和酒业集团总经理肖竹青曾是汇源果汁员工，在他看来，“动荡”是从2008年真正开始的。2008年，国际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向汇源果汁伸出了橄榄枝——以179.2亿港元的总金额收购汇源果汁，每股12.2港元，这已是汇源果汁发行价的2倍。朱新礼当时选择“卖出”，所以他遣散了绝大多数的销售团队和工作人员。但遗憾的是，最终这桩收购案遭到商务部的否决。此后，汇源果汁内部的管理层一换再换。肖竹青坦言：“换一批领导就等于更换一管理模式、换一批经销商、换一批员工队伍，这对于汇源果汁的市场基础造成了伤害”。根据Wind统计，2014年汇源果汁出现亏损，全年净利润-1.27亿元；2015年亏损额扩至-2.29亿元。如果刨去政府补贴和资产出售带来的收益，汇源果汁的亏损会出现得更早。为了应对业绩疲软，近年汇源果汁内部调整频繁。除了产品的多元化探索之外，销售体系的重建也是一方面。汇源果汁曾在2014年的财报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信息：“2014年整年汇源在全国实现了超过1000家营业所的网络布局，充实一线员工，打造零售终端。”汇源果汁曾试图用直销的模式来刺激终端销售。但是这一模式是否真正起效？在位于顺义区北小营镇汇源集团原总部门口常年摆放着一处饮料摊位。2018年10月底，本报记者实地走访时，该摊位工作人员介绍，她之前的工作单位是汇源下属的营业所，目前营业所都已被划入到万盟汇达。“如果想卖饮料，可以从万盟汇达直接进货”。该工作人员介绍，除了代理汇源自己的产品之外，万盟汇达也会承接其他品牌的销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汇源的经销商，不过相比其他经销商，万盟汇达拿到的货品和成本价格更胜一筹。在摊位的旁边，便是挂有万盟汇达牌匾的超市。超市内，摆放最多的是汇源品牌的产品。超市内生活家电区域，挂有“飞利浦照明”的导购牌，但是并未摆放任何产品；汇源果汁体验区也是空无一人，桌椅被随意摆放，已落满灰尘。根据启信宝信息，北京万盟汇达商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股东正是北京汇源饮料，即向上市公司借款的关联公司。上述不愿具名的饮料企业人士向本报分析，直销体系本身会耗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目前该体系不属于上市公司，这也减轻了上市公司的负担。“汇源果汁的直销最开始的设想是为了补缺，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与传统经销商体系有了一定的冲突。”在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在整个汇源的体系中，直销的矛盾依然存在。前路未卜汇源果汁内部政策变数多、存在不合理性、管理无序，这是另一位曾供职汇源果汁的行业人士对于该公司的评价，在被问道如此评价的缘由是，他回答称：“山头文化”。汇源果汁近些年也总被人们贴上“家族式管理”的标签，在2018年违规贷款事件爆发后，质疑声越来越大。汇源果汁2018年3月发布的公告显示，在没有得到董事会批准，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对外披露的情况下，汇源果汁向汇源集团旗下的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源饮料”）借出了42.75亿贷款。这一行为违反了港交所上市规则中关于关联交易申报、股东批准及披露的条款。根据启信宝的信息，北京汇源饮料2001年成立，实际控制人为朱新礼、法人代表、董事长为朱燕彤，朱新学、朱圣琴为公司董事。虽然这笔贷款已被追回，且上市公司也拿到了相应的利息，但是港交所仍然要求汇源果汁内查。就汇源果汁调查进展、事件影响以及内部应对等问题，本报于1月24日向汇源果汁进行了提问，但截至发稿对方未有回复。与汇源果汁向关联公司借款42.75亿元的大方形成对比的是压在其身上的债务压力。2018年4月，汇源果汁发布了未经审计的业绩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该公司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114.02亿元。2016年底和2015年底，该公司的负债总额分别为99.95亿元和76.62亿元。事实上，上市公司汇源果汁确实只是汇源集团偌大产业中的一份子而已。汇源果汁停牌10个月期间，汇源集团在其他产业领域的投资并没有停止。根据汇源官网，目前汇源集团旗下拥有汇源农业、汇源果汁、汇源果业三大板块。其中汇源农业是朱新礼近年的“心头好”。官网信息显示，目前汇源农业已经在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规划建设了19个农业产业化园区，形成了种植、养殖、商贸物流、加工、现代农业体验、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养生等融合一二三产业的多样性格局。例如，2018年7月有公开消息称，汇源将在云南布局康养小镇和果园基地建设，总投资将达到300亿元。在谈及农业板块的运营状况时，一位曾在农业板块旗下电商平台供职的员工向本报记者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来形容，“至少电商至今未盈利”，毕竟农业是公认的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产业，因而也无法反哺为上市公司。相对于农业板块，汇源果汁确实已成熟。虽陷入泥潭，但是朱丹蓬透露：“很多公司对于汇源果汁还是很有兴趣的。”停牌之前，汇源果汁股价停在2.02港元，市值为53.97亿港元，这比该公司最高总市值175.15亿港元蒸发了120亿港元。2007年汇源果汁在港交所上市时发行价为6港元。可口可乐2008年提出收购时的作价为12.2港元/股。...

战略性亏损？滴滴出行创始人兼CEO程维滴滴祸不单行。2月15日，滴滴官方宣布裁员消息。公司CEO程维宣布将做好过冬准备，对非主业进行“关停并转”，对业务重组带来的岗位重叠和绩效不达标的员工进行减员，整体裁员比例占到全员的15％，涉及2000人左右。在此之前，媒体报道称，滴滴出行2018年持续巨额亏损，全年亏损高达109亿元人民币，相比2017年25亿元亏损大幅扩大。并未上市的滴滴曾多次爆出亏损数据。2018年9月，程维在内部信中承认，公司上半年净亏损超过40亿元，创业6年从未盈利。彼时新京报引述其他信源消息称，滴滴创业六年合计亏损约390亿元。如若上述数据属实，也就意味着创业至今，中国网约车霸主滴滴亏损超过450亿元，这或许挑战了不少网约车司机和用户的认知。在他们看来，滴滴在车主端的高额抽成和运力紧张时的加价意味着暴利。2018年滴滴经历创业以来最大危机，两次偶发的顺风车事件成为各地网约车政策严格落地执行的契机，以滴滴为代表的网约车行业在合规方面不得不付出更高成本。对滴滴所在的网约车行业亏损问题，外界看法不一。部分人士以滴滴对司乘两端的补贴费用额度远超亏损额为由，认为属于互联网企业常见的战略性亏损。一位网约车从业人士对时间财经表示，如此机密的数据轻易被媒体获得或是滴滴有意为之，为目前的监管困局争取感情空间，同时吓唬对手和其他准备入局者。不赚钱源自补贴？认为滴滴是战略性亏损的人，似乎有足够的理由。上述历次亏损数据传出时，均有同期补贴费用数额伴随出现。2018年全年，滴滴在司机补贴方面投入共计113亿元，这个数据不包括乘客端补贴。乘客端补贴未见数据披露，以往年情况对比，除2018年3月在上海等地与美团打车混战时，滴滴在其他城市的乘客补贴额已经大为减少。滴滴2018年9月的内部信称，2018年上年年其在乘客和司机的补贴奖励上的投入为 117.8 亿元，达到2017 年全年的 65%。以此推断，2017年滴滴的补贴总额高达181亿元。无论是2018年113亿元的司机端补贴，还是2017年181亿元的司机乘客双重补贴，均超过其亏损净额。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补贴，滴滴实现盈利轻而易举。补贴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只要没有财力雄厚的对手进入，滴滴完全可以将补贴降低到合适的位置。事实上，滴滴创始人程维亦多次反思“补贴后遗症”，表示其2015年就想过“去补贴”。如果没有2018年的顺风车事件和美团打车3月下旬的突然发力，滴滴可能已经实现了盈利。2018年全天候科技引述的资料显示，当年3月初，滴滴预计2018年其主营业务将实现盈利，净利润有希望接近10亿美元，公司整体“微赚钱”。“减少补贴就能实现盈利”的美好设想也不是人人都认同。上述网约车行业人士认为，只要还有竞争者存在，为了维持住市场份额，滴滴就不可能完全放弃补贴。“毕竟，网约车行业的整体用户体验还停留在运力不足的层面”。未来是否会再现补贴大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告诉时间财经，补贴大战有可能重来。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初网约车完全没建立起来的时候，移动支付也未普及，补贴的力度才如此大，如此有效。如今消费者心理中，网约车的品牌已经建立，要去消除已经固化的品牌意识，难度更大。滴滴的未来补贴的两难之外，滴滴作为网约车行业代表，还面临其他问题。如果说美团打车的进攻，滴滴还能有所预料和准备。那顺风车黑天鹅事件和由此引发的舆论危机和监管困境，从事后反应看，滴滴显然始料未及。被认为盈利状况最好的顺风车业务下线，至今未能恢复。危机还蔓延到本来各企业含糊以对的快车合规难题。公开报道显示，监管扑面而来：全国多地约谈滴滴，交通部牵头十部委联合进驻调查，27条整改方案……反映到滴滴的对外表现是，这家总融资超过200亿美元的网约车巨头，在2018年变得谦恭无比，宣布“Allin安全，将长期保持低毛利”，并在年底传出“年终奖全员减半、高管取消”的消息。这困境却并不妨碍各路玩家继续入局。暂停拓展的美团打车拿下北京地区运营牌照、京东旗下公司工商信息中新政网约车业务范围，包括大众、宝马、江淮、上汽在内的车企纷纷上线网约车业务。宝马出行业务推出时引述报告数据称，相较于汽车销售市场增长的不确定性，预计出行市场未来几年将以每年33%的增幅达到2025年的2010亿美元，到2030年则达到6560亿美元。管制趋严、行业竞争加剧之下，滴滴的护城河能否保持？管制趋严的影响对滴滴影响明显，但整个行业均受影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认为，长期来说，行业强监管增加了行业成本，降低了行业天花板。对所有网约车玩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运力。正如大搜车创始人姚军红接受《财经》采访时说：“滴滴最大的 bug 在于它的供给是不可控的。滴滴左手消费者右手运力，真正的护城河只能是运力”。对于运力、补贴之外，滴滴所能选择的动作并不多。强监管之下，如果停止或减少补贴，运力能保住多少，那就得烧高香了。...

“本来我们是国贸CBD的Darren和Sharon，现在变成了村里的狗蛋和翠花”。张萍说这话时，正和来自加拿大的丈夫二山走在北京通州村落的土路上，一辆大卡车呼啸而过，卷起漫天黄土，两个人秒变灰头土脸，模样狼狈。他们在远离繁华市中心的北方农村这样一呆，已近二十年。在那之前，两人曾过着非常“烧包”的生活。1999年，夫妇俩来北京工作，二山进了一家知名电子商务公司做高管，张萍在一家英国企业做管理培训，月收入就已经达到近10万人民币。一张20年前的合照里，二山一副西装革履、青年才俊的金领装扮，一旁穿着黑色吊带的张萍，将头发高高梳起，颇有“高知海归”气质。那时，他们住在市中心的外交公寓里，房间每天有人打扫，如今，则是事事亲力亲为；那时，和所有年轻爱美的时髦姑娘一样，张萍护肤品全是专柜大牌，如今，已是一年到头不施粉黛。这些年来，“财务自由”“环游世界”是越来越多人热衷去谈论的话题，它们代表着梦和远方，是“人生赢家”的标配，是终极理想。但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务自由，能达到的人毕竟有限，据2017年胡润报告，在北上广深想要财务自由需要2.9亿元。有没有一种状态很放松、很自由的生活，即使没有那么多钱，也可以过上的呢？从市区搬往郊区，将物质欲望降到最低，积极攒钱，吃有机蔬菜，减少社交，越来越不注重外在的尺度，更注重内在的平静和富足。近年来，不少大城市中产和年轻人正在探索这样的生活，有人管这种趋势叫“逃离北上广”。这与美国年轻人最近兴起的“FIRE”运动不谋而合。FIRE是“经济独立，早早退休”（financial independence,retire early）这句话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这种生活方式指的是一方面减少开支，另一方面拼命攒钱，投资股票，房地产，基金，计算未来40年的复利、投资回报率，直到这些被动收入可以支撑未来不用工作的生活，在30岁左右就能过上提前退休的生活。“FIRE”运动中那种对攒钱和复利的算法只是一个理论。在和正在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们接触后，你会发现，这个群体很少有不工作后，完全靠被动收入去支撑生活的，他们多数都会有主动收入去支撑。甚至有明星也赶了个趟，最近，孙楠一家房租700元上了热搜，这种生活不断引发各种讨论。而除了对于自由的羡慕外，也有不少人质疑，那是在西方高福利国家才能实行的，在国内是否可行？所以极简生活到底需要多少成本？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昂贵”的极简？从市中心去张萍的家并不容易，北京冬季土灰粗粝的大树在视线中不断过去，渐渐的，楼房都看不到了，一堆低矮平房显现，车子弯弯绕绕最终拐进了一个院落，终于到了，她的家和自家创立的有机护肤品牌的厂房连在一起，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家装费用总共花了3.5万，木地板是二手的、家具有简陋过时的办公桌，也有朋友离开北京时，张萍花1万块钱盘下来的几样大件。最贵的是小儿子那张原木色的床，做成林中小屋那样，淘宝买的，花了8000块。张萍自己穿一件灰色的针织衫，是小姨给的，原本是时髦的样式，但张萍将衣服上那些繁复的装饰品剪了去，成了一个基本款的毛衣，质量轻盈保暖。“挺好”。“我们过了那个（爱打扮）阶段了。”张萍笑着说。一家人一年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孩子的衣服也是别人送的。丈夫的衣服比她的更旧，他白色卫衣前面的图案已经因为洗了太多次而斑驳，两个袖口都已经磨破了。张萍拿起搭在椅子上的一件洗的泛白的军绿色男士棉外套，“十年前朋友给的，你看看，现在谁还会穿这种劳保服”。虽然在普通人看重的穿着、居住和出行方面，不去和外界攀比什么。但是他们会花200块钱买一小堆有机白菜，会花88块钱买瓶酱油，也会花高昂的价钱去买印刷精良的英文原版图书。“在吃和书上会不遗余力”。屋里弥漫着一股自然的植物香味，这是二山在研制一种新的香氛。他的天然护肤品“有机地球”采用全天然的进口原料，来自世界各地的昂贵的精油被储存在常年低温的仓库里，一桶桶地排列着。十来平米的储藏室，原材料的价值就已经有几百万人民币。二山的冷库中摆满了来自全球原产地的珍贵植物原料夫妇俩在北京至今没有买房子，近年来北京的房价可谓翻天覆地。“那时候要是积蓄买了房子，也就不会有自己品牌的产品了”。张萍这样宽慰自己。他们对现在的居住环境颇为满意，偶尔张萍去城里的公寓楼里，呆不了一会就要走，因为憋的难受，她们住惯了村里的院子。1996年，毕业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二山， 被当时的公司从哥伦比亚调到中国负责市场营销，因为天生的敏感性肌肤，在中国工作的期间，皮肤状况糟糕的他开始自己制造冷法皂，没想到，竟然治好了自己的皮肤。不久他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辞了高薪外企的体面工作。成了一名“洋农夫”，开始全心全意做他的“制皂”事业。在研制和买原材料上，张萍形容二山“不计成本”。二山将两人的积蓄都砸在了上面，“毕竟是来自高福利的国家，挣钱生存的欲望不是那么大，很多事情可以尽情追随自己的想法”。张萍如今面对“执拗”丈夫的诸多选择已然能平静面对。对于二山夫妇来说，“挣钱，买大房子，开好车”早已不是人生理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以后也要退而不休”48岁的张萍说。张萍夫妇欣喜地看着他们的成果：一排已成型的护肤皂其实，二山来自加拿大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家族房产有4套，如果夫妻俩回加拿大的话，医疗养老也不用担心。但二人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跟我们差不多的跨国婚姻组合，女方要不就在别墅里相夫教子，跑跑美容店，要不就跟着老公去国外享福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的。”在一般家庭花大代价去投入的孩子教育上，张萍夫妇俩也有自己的想法。两个孩子上了他们自己办的一个小私塾，里面除了一部分学校的课程以外，还会根据孩子的情况从外面请专门老师来教专门的课程，比如最近孩子们在学习编程。一家四口这个小学堂有三十几名学生，一个月的学费是4000块，下课的时候孩子们在小学堂院落里爬树玩耍，自由自在。身边人花大价钱给孩子学奥数上兴趣班，张萍对这些并不陌生，“如果你是想让孩子长大以后去华尔街那些地方，那你赶紧走那条路去高考吧”。他们对孩子的期待是，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并不一定要成为那种所谓精英阶层。如果以后孩子下定决心要高考上名校，“我相信她照样可以，知识的学习是很快的。”二山并不喜欢过去自己的那个家，装修精致，所有东西都要最贵的。“孩子们不能上蹿下跳，生怕弄坏了什么”。现在，郊区没有北京市中心的热岛效应，傍晚太阳一落，显得更加寒冷。但两个孩子放学后，会操着浓重的京腔大声喊话，在宽敞的客厅里奔跑，两只狗发现孩子回来了，也赶紧爬门要进来。家中充满活泼的气氛。努力攒钱，早日实现自由现已定居在新西兰的姑娘杨熹文，正在渴望着能早日实现经济自足，过上自由的生活。1989年出生的她是一名作家和自由写作者。她曾将自己大学毕业，一个人漂洋过海努力工作最终留在新西兰的经历写成了书，颇为畅销，自己也运营了一个公众号，出了一些爆款文章。对于FIRE运动，“每一个字都认认真真看了，真的就是特别喜欢，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目标。”采访杨熹文的前几天，她的闺蜜刚好将一篇关于“FIRE”运动的文章分享给了她。一本1992年出版的书，名叫《富足人生：要钱还是要命》(Your Money or Your Life)成了这场运动的理论倡导，提倡极简生活，珍惜生命能量和时间，最后降低消耗，拯救地球。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威廉·班根（William Bengen）有进一步提出了“4%原则”。他分析了美国过去75年来的股市和退休案例后，归纳出：“只要在退休第一年从退休金本金中提取不超过4.2%，之后每年根据通货膨胀率微调，即使到过世，退休金都花不完。”而这需要你先攒够一年生活费的25倍。为了达成心中所愿的自由，“攒钱”成了杨熹文现在很大的一个目标。2017年，杨熹文将自己户头里攒下来的40来万人民币付了首付，在陶朗加买了房子。三间房间，自己住一间，出租两间，租金刚好抵了房贷。她攒钱的目的是日后还想继续买房。将生活简化，维持一个较为基本的状态，杨熹文幽默地定义自己的生活哲学是“很抠的”。她在自己的院子里种了西红柿，芹菜，青椒，西瓜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超市里的蔬菜价格太贵了。杨熹文自己挖的鱼塘从去年开始，她阅读了一些极简主义的书籍。觉得生活里的东西太多了。“好多东西它就摆在那，好久都没有用，给视觉造成压力。但是视觉上的富足根本就是抵达不到心里去。”在买房子之前有一年的时间，杨熹文和男朋友是在房车上住的。因房车小，每次去超市的时候，只买最需要的，每一样厚度的衣服只有一件两件。“拥有的东西好像很少，但是整个人清静轻松。”男朋友是当地新西兰人，两人一起发掘了生活中挺多不需要花钱但也特别快乐的事，户外露营，钓鱼等等，并不再是过去一想到约会，就是看电影、吃大餐。不同于这个年纪的女生会将大部分的钱投入在护肤品和衣物上，杨熹文在这块几乎也没什么支出。生活中要说大一点的花销就是电子书，之前特别喜欢喝外面现打现磨的咖啡，后来她发现一本书是25块钱人民币，这正好是一杯咖啡的价钱。所以她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下载一本书的话就少喝一杯咖啡。社交上，偶尔见朋友，也就是一杯咖啡，时间成本和实物成本都降到最低。目前他们的收入在这个城市算中等偏上的。减少开支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地开源。除了写作，杨熹文和闺蜜开了一个微店，卖一些澳洲新西兰的护肤品书籍等。去年五一的时候，两人在国内做的民宿也开张了。那是在家乡沈阳著名景点张氏帅府附近一个老楼里的三居室，房租很便宜，1500一个月，装修花了10万块钱。装修完在三个平台挂出，密码锁就可以直接入住，目前营业了六七个月。好的时候一个月有1万的收入，差的时候两三千也有。现在，俩人还想一起在沈阳买一套房子，再做一个民宿。努力攒钱这个行为，杨熹文其实从2012年就开始了。那时候学生之间流行Gap year（间隔年），新西兰一年开放1000个打工度假名额。大学毕业的杨熹文身上揣着几百块钱，只身来到了新西兰。她清楚地记得去的时候买了个被子，没想到价格太高，将计划全打乱了。于是开始找工作，“我不在乎做什么，觉得有劳动有收入就挺好的。”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想延长签证的时间，还去报了个两年的商科学历班，一年的学费近10万人民币。为了攒学费，杨熹文连轴打工，做女招待，在中餐馆后厨收盘子，做清洁担保，做调酒师，开一辆人民币不足5000元驾驶门凹陷的尼桑sunny，一直辗转在过去同学们看来较为“底层”的岗位。不过她乐在其中。杨熹文和男朋友在新西兰的家因为积累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写作素材。在这些工作的间隙，她开始将自己的经历写作放到网上，渐渐有编辑联系她出书。虽说是自由写作，做了时间的主人，但目前她感觉生活还是没有达到想要的那种放松状态。她手头的工作包括两个部分，写书是自己喜欢也很愿意做的，而公众号以及接的一些文案，就会有时间上的焦虑感和压力。这一部分的工作大约占到她全部精力的30%到50%。在新西兰的几年慢节奏的生活，她觉得已经和国内的圈子严重脱节。“我已经落后了五六年了，人显得比较傻一些。”而日后会在哪里，也没一个定数。虽然以后养育子女的问题没有考虑，但是作为80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杨熹文已经提上了准备的日程。卖掉深圳市区的房子，去清迈定居2015年年初，深圳大学教师薇薇一家进行了一场“改变一家人下半生的旅行”。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清迈。看似一家人开开心心出来散心游玩的背后，真是原因是薇薇的父亲确诊癌症晚期，剩下的时间已然不多了。“那时候觉得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可能很多事情你想去做，但是到了那个时候都没办法去做了。”今年40岁的薇薇回忆那时的心境。清迈人的生活节奏闲散舒适，抵达后的第二天，薇薇就突发奇想：“把深圳的房子卖了，来清迈怎么样？”没想到获得全家赞同，“在深圳辛苦工作就是希望一家人能过这样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要等到老了退休之后才过来呢？”参观了一所高端国际学校后，他们越发觉得来居住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行的。泰国是一个非移民的国家，在这里陪女儿读书，不改变国籍。回深圳的话，从香港到清迈天天有班机，而且只有2个半小时。短短的9天时间，夫妻俩回国卖掉深圳140平米的房子，换了一套小的。然后在清迈买了两个别墅，住一个出租一个，出租的那部分费用覆盖一些生活支出。虽然如今卖掉的那套深圳房子价格已经涨了几百万，夫妻俩也很淡然：“要是真顾虑那么多，当时也做不出这样的决定。”薇薇清迈的家薇薇介绍，“在清迈，100万左右就可以买一栋别墅，这在国内没法想象。在北京大概就10平米吧”。丈夫的事业没有太大的影响，互联网让远程办公成为可能。而薇薇要办理辞职，去寻求一番新的事业。学校领导语重心长地劝慰，“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工作多少博士学历，排着队，挤破了头想过来”。不过最后领导在知道她心意已决后，也一挥手，“去吧，要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定也会跟你一样的选择。”房子卖了的钱，让他们有一部分积蓄，固定用来负担女儿国际学校一年十几万人民币学费，以及学习花样滑冰、钢琴等的费用。“总体上来说，花销并没有减少，但是生活质量高很多。”薇薇家门口的一个幼儿园，只要孩子会喝奶就可以送过去，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4点放学再接回来，期间泰国老师还帮孩子洗澡等，费用是人民币600元。泰国请一个保姆，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一月下来需人民币2000元-2500元左右。外出吃饭一个简餐，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0元钱。这些低廉的花销在北上广大城市是无法想象的。如今，一家人过上了曾经梦想的生活。“我们生活方式更田园，孩子还是走的国际化的教育路线。”薇薇所在的小区—田园风光来清迈后，薇薇夫妇要了二胎。邻居的小姑娘经常光着脚来串门找姐妹俩玩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淳朴，也少防备。“以前在深圳，进进出出肯定要锁门，现在出去只要把钥匙稍微往上面挂就可以出去了。很放心。”在采访邀约的时候，薇薇就告诉我，我们没有过上那种完全财务自由的生活，我们也都还要努力工作。不过薇薇丝毫没有担心过生存的问题，和杨熹文一样，薇薇觉得，这么多的工作，你只要能放下身段，肯定是可以赚到钱的。有一阵，她甚至还想过要不要去考个月嫂资格证。“我到现在从没有后悔过，也没觉得自己是放弃和牺牲的那一个，我现在一样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价值。”薇薇她毕业于全球QS教育专业排名第一的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初到清迈时，薇薇花了约半年时间集中学习泰语，目前听说读写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和本地人沟通已无大碍。她的语言学习能力和教育背景得到周围家长的认可，有不少家长找到她，希望她能给孩子做一些准备出国留学考试、申请美高的英语培训。薇薇将这个课程时间控制在一周6-7小时左右。两个孩子都送去学校后，薇薇除了照顾家里的花园，也会一个人出门闲逛，或者找个小咖啡馆安安静静地喝杯咖啡，去古城探索一些好玩的店，学习自己热爱的摄影及网络课程，到了晚上八九点就准时睡觉。而以前的生活，据她丈夫的描述是，每天上班坐在车里，就能被堵车堵到没脾气。深圳的空气已经算好的了，时常天空还有一片雾蒙蒙的灰。下班以后，眼睛要时刻不停留意女儿的身影，生怕跑出的视线。每周夫妻俩还要轮流辗转送女儿去兴趣学习班，在陪伴等待中消耗得精疲力竭。这几年也有来参观玩耍的亲朋好友，对于一家人这种生活，大家都流露出了羡慕之情，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原来的生活来这边。“不是钱的问题”，他们担心语言，担心生存，以及文化融入等等。小区的落叶嬉戏“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生活，几百万就可以了，主要是看你个人的这种欲望和精神要求。”几年的生活，让薇薇越发觉得，生活中诱惑太多了，人的焦虑也太多了，其实很多时候焦虑是自己给自己的。再往后会怎样，薇薇一家没有做最后决定，顺其自然，有可能会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如果有变化，也愿意去接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