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买点号码学着电销吧。”步入车贷行业近2个月还没有“开单”的小叶（化名）在收到工资2800元之后表示。没有成交量就没有提成，基本工资还是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算的。撑不住的小叶和很多“前辈”一样，花钱买了号码，一个个打电话推销。号码很好买，百来块钱能有几百个号码，“都是来自银行”。而“买号码”实际上指代购买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各项信息。在小叶见过的前辈购买的客户信息中，连同号码一起出现的，还有客户姓名、地址、名下车产、车型、车颜色、车牌号等。买号码在他们眼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有车贷行业的前辈鼓励小叶，“每一个都要问到，说不定下一个就有融资需求，下一个就是你的客户。”哪怕号码的主人不能直接成为自己的客户，给同行“飞单”分提成也是好的。至于用过的号码，还可以留着，过一段时间接着打，“可能现在没有需求，以后就有了呢？”潜在客户对于跑在车贷行业一线的推销员们来讲，就是待挖掘的财富。几块钱一串的号码也成为了划算的“淘金”生意。从银行、保险公司、借贷平台流出的信息交织在一起，再经过各种“内部渠道”被出售，并逐渐形成规模。买方和卖方都认为自己是受益者，唯有被当成资源的个人信息被估价并反复出售，日渐困扰着不知情的银行、保险、借贷平台普通用户。700元1万条个人信息从银行流出的客户资料往往被简单粗暴地认作是“银行出售的客户资料”，但实际上该行为是银行内部人员的行为。柒财经了解到，不仅仅是银行，其它平台的信息也可以明码交易。长期从事信息贩卖的小珍表示，自己拥有“内部渠道”，可以拿到客户资料，至于出售则是靠老客户“口口相传”。在小珍给出的客户资料来源中，除了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渣打银行等银行机构，还包括宅易贷、汇中财富、中安信贷、中腾信、贷贷卡、恒昌、小牛在线、翼勋金融等借贷平台。同时，卖信息方甚至还有宁波寿险等各类保险机构的客户信息，以及“新一代车主名单、股民信息、房抵信息、全国‘普惠的单子’。”据了解，车贷和房贷的客户资料交易是“5000条起”，“400元5000条，700元1万条。”在一份相关微粒贷的部分客户资料中，除了微粒贷借款一项，客户的其它资料还包括姓名、手机号码、年龄、借款金额、户籍所在地、收入形式（现金发放或银行代发）、本地社保缴费记录、名下房产、名下车产、个人保险记录、信用卡额度、信用记录等13个维度。而在不要求信息来源的基础上，卖号方还能做到更详细。例如，针对车贷行业的买方，所出具的信息列表除了客户基本个人信息之外，还将囊括车型、车颜色、车牌号、维修记录、购车时间、车贷余额等等。此外，“如果混熟了，是老客户”，根据买方要求，卖方还能定制信息表单，准确筛选地区、征信等附加要求。个人信息价格“贬值”据了解，随着银行贷款业务的发展、借贷群体的不断下沉、甚至保险理念的进一步渗透，各银行、保险及借贷平台的数据规模不断成长，在“拥有内部渠道”的卖号方面前，可进行出售的资源也越来越多，蛋糕不断变大。与此同时，近来监管对个人信息保护也愈加重视，2019年1月，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的公告》；2019年央视315晚会深度曝光萨摩耶金服利用探针盒子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不过，对个人信息购买方来说，个人信息价格并没有因监管趋严而“水涨船高”，反而因为信息蛋糕的增大与贩卖个人信息的猖狂而“贬值”。在监管与个人信息泄露、贩卖之间的博弈过程中，“卖号码事业”不再随意，而且愈加“成熟”。整体上，个人信息的单条价格呈现下降趋势。一方面，几年前，用于出售的个人信息并不是“一口价”，而是分批次“叫卖”。“几毛钱一个的号码就是比较差的，可能100个号码能‘打出’两三个客户。几块钱一个的号码就比较‘金贵’了，发展成客户的概率也比较大。”但近来，卖号方似乎正慢慢摒弃按标准分批次出售客户资料的做法，个人信息交易和解释过程尽可能精简。所谓的“优质客户资料”也只能通过寻找不同的卖号码团队，经过比较筛选整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一口价”还是分批次售卖，在卖号码行业中，未被“使用”过的、新增的个人信息依然是“抢手货”，而被反复出售的号码则慢慢失去挖掘价值，被打包出售。另一方面，个人信息交易从“零售”走向了“批发”。据了解，从前一次性能买几百个，甚至几十个号码，“现在都得按几千条起步”。尽管每条客户信息单价已经低至8分钱，但是每次购买个人信息的总体价格却持续上升。车贷、房贷、保险等从业者“沦陷”柒财经了解发现，在借贷行业，买号码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不管是车贷、房贷还是现金贷，都能够通过卖号方得到想要的潜在客户。不过，在很多借贷行业从事者，尤其是一线推销员的眼中，买号码打电销既是普遍手段，也是能力不够的表现，“只有自己没办法培养、找不到客户的人，或者是那些新手菜鸟才需要买号码。”比如新手小叶，已经饱受没有客户而带来的工作、经济压力困扰，并几乎将买号码视为了“最后的办法”。她对柒财经表示，发展客户是最本质的事情，“没有客户就没有单子，没有资源就不可能给同行甩单，你不给人甩单同行也不会给你飞单。买号码能给我带来客户，我就去买。”在小叶使劲浑身解数挖掘客户的时候，小叶的半个同行小晴（化名）已经通过买号码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客户。小晴在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工作，这个通过买号码得到的客户帮助她摆脱了新人菜鸟头衔，并逐渐给小晴带来了跟多的忠实客户。对于买号码是否违法，有人认为，“大家都这么做，肯定是正常的吧”；有人表示，知道不是很好，但应该不严重；还有人明确表示买号码是违法的，自己从来不这样做，“不过看到同行这样做了，也不会阻拦，不去宣扬就是了。”柒财经还了解到，除了车贷、房贷的一线推销员承受买号码的诱惑，保险方面也有人已经“沦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不容忽视，近年来，已发生多起泄露、贩卖个人隐私事件。银行、保险等部分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料也被“共享”，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形同虚设。2012年江苏银行陷入“泄密门”，将3.2万份银行客户的个人信用信息透露给第三方平台，被央行上海分行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据2015年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道，有银行“内鬼”倒卖公民信息，“每条个人信息被提交给银行后，要经过支行、分行、信用卡中心等多个环节，经手人员众多。”在上海司法机关近年查获的买卖客户信息案件中，工行、农行下属支行员工也曾成为出售资料的源头。2016年，银行客户经理铤而走险伙同2名员工，利用职务之便通过银行个贷查询系统非法查询他人银行征信信息，将6000余条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贷款中介，从中非法获利25万余元。对此，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表示，依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同时，单位犯上述条款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肖飒还指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并不区分就职单位或其工作岗位，只要向他人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均将涉嫌侵犯公民信息罪。不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银行、保险机构的工作人员等，除了承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相关法律约束，“还将触犯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保险行业的行政管理规则”，肖飒补充道。此外，对于购买个人信息的行为，肖飒明确指出，“购买、使用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也将涉嫌触犯《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意味着，不管是“卖号码”还是买个人信息，都触犯了法律。那些在工作与生活压力下“想办法”提升业绩的工作人员，已经踩了红线。更多争相收购个人信息的个人和组织，怀揣着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则在暗地里估量这些信息背后的主人的价值。...

4月3日，落马近2年的“安徽股神”——原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树隆因受贿、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7千万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股神”副省长被判无期徒刑2019年4月3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共安徽省委原常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陈树隆受贿、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一案。对被告人陈树隆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亿七千万元，数罪并罚，决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陈树隆受贿所得财物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陈树隆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受贿罪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陈树隆利用担任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芜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芜湖市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发展、项目开发、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58亿余元。滥用职权罪陈树隆在担任中共芜湖市委书记期间，徇私舞弊，擅自决定给予相关公司设备补贴，并超越职权给予该公司全额返还土地出让金，造成国家财政资金损失共计人民币29亿余元。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陈树隆在担任中共芜湖市委书记及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期间，利用履行工作职责的便利，在获悉有关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后，作为知情人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安排他人买入相关股票，累计成交人民币1.21亿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1.37亿余元。陈树隆还将掌握的内幕信息故意泄露给他人，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累计成交人民币3205万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3031万余元。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树隆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应依法数罪并罚。鉴于陈树隆到案后，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构成重大立功，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受贿财物中部分系事后知情，且收受他人给予的6000万元系未遂，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股神”并非股市奇才有人吹捧陈树隆为“安徽股神”，实际上，他之所以能在股市获得巨额利润，更多得益于权力。履历显示，陈树隆，1962年生。其由财经专业出身，从基层金融工作者、金融企业高管成长为安徽省副省长。陈树隆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到党政机关任职前，多年在安徽的国有金融证券企业担任一把手，对金融领域非常熟悉。专业出身的他，主要通过股票证券市场牟利，利用自己熟悉股票、期货交易的专长以及在金融行业积累的人脉资源作案。陈树隆大规模进入股市是在1998年前后。陈树隆表面上招商引资、金融创新，打着这些幌子，然后给他选中的一些上市的公司或者私营企业大量的政策优惠、财政扶持，在背后利用职权购买原始股、炒作股票，获取暴利。1994年到1998年，陈树隆在担任安徽国债服务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权为私营企业主施永炒作期货、拆借资金提供帮助，为对方带来了巨大利益，然后向对方索取回报。“他就说准备让他弟弟炒股，能不能借点钱过去，借个一千多万这样。我就说干脆送你算了，就是这样。”施永说，“陈树隆用这笔钱投入股市以钱生钱，他能大获成功的主要秘诀还是借助权力。”2008年6月-2011年12月，在陈树隆担任芜湖市委书记期间，曾推动芜湖市某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在此过程中违规购买大量股票，获利数千万元。在完成原始积累后，陈树隆回过头来想要掩盖当初收受施永1300万元的痕迹。他想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既可以伪装还了钱，还可以将大量资产转移到境外。彼时香港的股市行情比较好，“另外香港也比较隐蔽，估计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我就把这1300万本金还给他，同时还按照年息8%复利计算，还了2600万，这样这个2600万就兑换成港币，让施永在香港帮我炒作港股。实际上是假还款的形式，把资金洗白，转到香港去炒港股。”这笔钱挂在施永账户上，所有权属于陈树隆，陈树隆的弟弟、侄女帮他担任操盘手，他自己藏身幕后指挥下单。除了炒股，他还为一些企业老板办事，然后以亲戚的名义入股这些老板的项目，从中分红。东窗事发追悔莫及陈树隆在官场中颇具神奇色彩，他出身农家，10岁上小学，11年苦读成为村中首位大学生，留校任大学老师，这是陈树隆前27年的拼搏故事；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震惊中国金融界的“327国债事件”胜方遗老，芜湖市委书记，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常务副省长，十八大代表，则是其后27年的春风得意。正当陈树隆继续努力攀爬中国政治序列之际，一纸通报为他27年的仕途彻底画上了句号：2016年11月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安徽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陈树隆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7年5月被双开。“我当时应该说有担忧，但是担忧不是太大，主要觉得一些操作不会被发现。”陈树隆说。陈树隆谋取私利的手法非常隐蔽，也采用了大量手段防范调查。他自认为能平安过关。不料在巡视组“回头看”的更深入了解中暴露了出来。“我要想告诉党政领导干部的一个教训就是，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从政就好好地从政，经商就好好地经商。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陈树隆说。陈树隆履历1983.09——1987.07，在安徽财贸学院会计学系工业财务与会计专业学习；1987.07——1989.04，安徽财贸学院教师兼辅导员；1989.04——1993.08，安徽省财政厅综合处科员、副主任科员；1993.08——1994.06，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副主任；1994.06——1998.01，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省财政证券公司总经理（正处级）；1998.01——2000.12，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副厅级）、党委副书记，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省财政证券公司总经理（1996.01——1999.02兼任安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1996.05——1998.02兼任安泰期货公司董事长）；2000.12——2001.03，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1.03——2002.09，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正厅级）；2002.09——2003.12，合肥市副市长（2003.02兼任合肥市委工交企业工委书记；2000.09——2003.12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获管理学硕士学位）；2003.12——2006.04，芜湖市委常委、副市长；2006.04——2006.07，芜湖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06.07——2008.06，芜湖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06——2008.07，芜湖市委书记、市长；2008.07——2011.10，芜湖市委书记；2011.10——2011.12，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芜湖市委书记；2011.12——2012.06，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2012.06——2016.02，安徽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16.02——2016.11，安徽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党组副书记。2016年11月，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7年5月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993年，承载着“万通六君子”光荣与梦想的万通地产在北京成立，冯仑、潘石屹换上西装扎上领带走进照相馆，第一次拍摄了专门的领导照。照片里，而立之年的两个男人一头秀发乌黑浓密。18年后，他们一起秃了。中国男人秃飞猛进中国大佬，“十富九秃”。冯仑、潘石屹从8年前就开始秃了，至今挣扎在荒原与稀树草原的分界线；王石秃龄9年，倔强地留守在短发和秃顶的分水岭；黄光裕发际线告急，直接剃光一了百了；王健林是典型的M型脱发，大概率带有遗传脱发基因，王思聪的命运令人担心。多少中国男人，在人生最狂妄的年龄秃了顶。周鸿祎，49岁，前额一片光明顶，他老婆以他为鉴投资了一个增发公司；王兴，39岁，英年早秃，美团上市了，他的头发也快掉没了；李诞，29岁，板寸之下头皮可见，三十不到已经做好了全秃的准备。中国男人正秃飞猛进。20年前，中国男人平均脱发年龄是40~60岁。10年前，中国有1/4的男性被脱发困扰，男性脱发人群达到1.3亿，所有男同胞的脱发面积加在一起等于1.5个杭州。近几年，世卫组织调查显示，平均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脱发，即约2亿中国人受到脱发问题困扰。[1]秃顶的中国男人约是女人的2倍，中国秃男军团比日本总人口还多，30岁前脱发的比例已经占到84%。去年年初有消息称，据武汉市第一医院脱发门诊的医生统计，与父辈相比，如今年轻人脱发的平均年龄提早了15~20年。北大医院里的男性脱发患者，近8成在20~40岁，毛发门诊要限号，15~20岁的脱发队伍日趋庞大，每周都有一两个高中甚至初中脱发少年，身体还在发育，头发已经早衰。[2]中关村，全中国第一智商高地，聪明绝顶。这里的程序猿通宵加班为AI而秃，这里的设计师才华横溢头发绝迹，这里的数理化大牛们顶着“地中海”秃头，这里的广告媒体人表面光鲜背后抹着生发液。“仔细观察了一下，只有通往中关村的这一趟地铁全是脱发植发广告。”有网友画了一张名为《中关村之光》的俯瞰图：猝死不是国民焦虑，脱发才是。出门上班前，对着镜子，小心翼翼地把残存的一绺头发掀起，抿向另一边，试图盖住光亮的脑门，用水抹平。这是一个中年男人最后的尊严。脱发已成世纪难题曾有一位德国皮肤科教授预言：100年内，所有男人都将成为秃头。秃是雄性的宿命。导致人类脱发最常见的原因，是雄激素源性脱发，又称男子型秃发，简称雄脱。雄激素在酶的作用下产生损坏头皮毛囊细胞的物质，造成毛发营养不良，由前额两侧的鬓角开始逐渐细软、稀疏、脱落，经过数年至数十年，上额及头顶完全脱光，除后脑勺之外寸草不生，此即雄脱。更苦涩的是，雄脱基因的遗传性异常强大，如果父母均患有雄脱，则其全部儿子及半数女儿将同样秃发。[3]原本，亚洲人并不必为脱发担忧。跟白种人黑种人相比，黄种人发质强韧，长得最快，弹性最好，脱发最晚。在全球秃顶调查中，欧洲人遥遥领秃，“光头强之国”捷克有42.7%的男人都秃了;西班牙、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美国的男性谢顶率都超过或接近4成。相比欧美，亚洲男人要幸运得多，日本男人以1/4的谢顶率成为亚洲第一秃，全世界排名只是第14，韩国秃顶率是1/5，中国只有1/6。我们的头顶本来是安全的，但架不住各种折腾。建国初期，中国男人单调的小平头和铁姑娘的粗辫子虽然不中看，但不烫不染不熬夜的黑长直傲视群雄。那时西方人还在疯狂羡慕中国人头发黝黑浓密，甚至做过实验：亚洲人一根健康的湿发能拉长50%还不断，1根头发可吊起140g重物，以每人12万根头发计算，理论上，满头秀发可承受16吨（32头牛）的重量！改革开放后，北京下达《关于恢复烫发业务的通知》，代表“资产阶级情调”的卷发、烫发重获新生，爆炸头、波浪头、飞机头流行，发油、发乳、烫发精、焗油膏、电热帽、卷发棒风靡……这些化学洗发产品和烫染工具对头皮、头发造成不可逆伤害，加上空气水源污染、电磁辐射，以及压力焦虑、用脑过度、作息混乱等等，共同威胁着中国人的头顶。前面提到的“中关村之秃”，对应的就是极度高压的“中关村综合征”——在这个紧张高效的精英阵地，40%的白领患有强迫症和敌对症；40%的人因为熬夜、工作忙、进餐无节制出现了脱发、抑郁症、记忆力衰退、免疫功能下降……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2009年数据），本就比全国平均寿命少10岁左右，中关村的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3.34岁，[2]连轴加班、熬夜通宵、焦虑紧张、白发早衰，偶尔猝死，普遍早秃。再好的基因也敌不过不要命。一个警戒是，这两年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脱发大军，正以7%的年增长率秃飞猛进。在上海，每5个男人中就有1人秃顶，生存压力巨大的中国香港已经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秃顶地区。发际线保卫战8年前的一个四月天，被饭局上一顿忽悠，让发际线快退到头顶的柳传志剃了光头。柳总秃了，联想慌了，紧急召开执委会，坚决反对柳总剃光头。柳传志委屈：我为啥不能留光头？“您这脑袋就是联想的LOGO啊！”学者汪民安写过一篇《我们时代的头发》，文中对光头的阐释十分精到：“光头是彻头彻尾的反自然。这当然透露出勇气和霸气，透露出蔑视感和傲慢感。不过光头很容易滑向喜剧，将大脑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如果不是表达勇气，就只能是表达自嘲式的笑料……一个受捉弄的和被讥笑的玩偶对象。”头发在东方具有神性。中国古代给犯人剃头能代替肉刑，屈辱程度甚至仅次于死刑。清军入关，留头不留发，汉民“头可断，发不可断”，于是有了惨绝人寰的“江阴护发”、“嘉定三屠”。在心理上，头发于中国人具有人格、气节、体面等政治性和精神性隐喻。在社会上呢？国际调查公司泰勒等研究机构关于脱发的调查报告显示：94.5%的女性在择偶时不会选择秃顶的男性；90.2%的领导提拔下属时不会考虑秃顶职员；80%的人事主管在应聘时不会录用秃顶员工；8%的脱发患者有抑郁症；70%以上的脱发人士不知道如何治疗……[2]秃头歧视，这是一个普遍但不被承认的事实。然而大部分秃友们并不知道怎么治。人类很早就开始对抗脱发了。3500年前，古埃及把洋葱、蜂蜜、红铅、石膏拌在一起制成秘方，一边跪求太阳神一边服下。希腊医学之父波克拉底发现太监没有秃头，于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他没敢下刀。中国古代认为脱发和肝肾不足有关，据此研究出各种中药配方，成就了如今市面上各种以灵芝、山参、何首乌、生姜、当归、田七为主的中药防脱洗发水。即使用的都是大补猛药，中药养发也没有达到加特技的效果。霸王洗发水老板自己都秃了。直到19世纪，西方还在把印度油茶抹在头皮上，用柠檬汁搓头以治疗谢顶。但这一切骚操作在20世纪后叶戛然而止——1978年，人类发现一种叫米诺地尔的高血压药物有防脱发作用；10年后，米诺地尔被美国食药监局批准为治疗脱发的第一药物。再后来，比米诺地尔更管用的非那雄胺被发现，它可以抑制雄性激素DHT合成所需的酶，让早期脱发男士保持头发状态，甚至实现逆生长。然而，米诺地尔和非那雄胺有加重体毛、性功能障碍等副作用，效果也因人而异。于是，在医学进步远远赶不上秃顶速度的情况下，人类开始剑走偏锋，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增发手段出现了。秃如其来的1000亿2014年，仅非那雄胺生发剂的年销量就达到2.64亿美元。京东和阿里健康大药房上，国产蔓迪米诺地尔酊的月销量均在2万以上，60ml一小瓶的抗脱发药水卖139元还经常断货，日本生发液的海外代购成千上万。有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在治疗脱发上的花费超过35亿美元，高于马其顿整个国家年度预算，也高于全球在治疗疟疾上的医疗预算。[4]以上仅是最直接的医疗支出。跨境电商速卖通近期公布数据，其平台上平均每天要卖掉4万套假发。每套售价100至300美元，最贵的要七八百美元，堪称奢侈品。比假发更魔性的是增发神器。想象一下，你可以在秃脑门上像撒盐一样，10秒就让秃顶郁郁葱葱，即使近距离也很难发现异样……这种叫增发纤维的产品，使用角蛋白质衍生物或者棉花纤维之类物质，利用静电吸附原理实现增密头发的效果。其中某些仿真纤维真假难辨，但洗头后就没了，相当于一次性假发套。增发、假发都是表面功夫，最硬核的还是植发。“微针取毛囊，一个个取，然后一个个种，取发4个小时，间隔20分钟后，再种发4个小时。”一位植发患者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整个植发过程虽然没怎么出血，但光打麻药就扎了四五十针，“麻醉好了后面植发一根根取就舒服了，一个手术下来我扎了七千多针。”费劲还在其次，植发主要是费钱。20元一个单位，也就是头皮上一个点。一个单位是1-4个毛囊，种植1000个单位就要2万多人民币。如果80%以上的面积秃头，那至少要准备30000~50000元预算，这还只是单次手术。由于植发本身并不根治脱发，只是通过移植毛囊来遮挡脱发部位，当脱发继续发展以后，要么继续植发，要么一夜反秃。跟整容一样，植发是会上瘾的。英国演员詹姆斯·内斯比特就曾以20000英镑（17.57万人民币）/次的价格，前后做了6次植发手术，总花费近百万。国内植发界龙头雍禾植发，过去5年营业额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从2013年的3000万急遽增长至近十亿，最近频频被资本猎手们约饭。存活了40多年的老牌国产生发企业章光101，在几乎不打广告的情况下渗透全球30多国、拥有千余家门店、获誉联合国“世界健康奖”，在海外被奉为国礼。2018年，全球市场调研公司Market Research Future发布《全球植发市场报告》，预计五年之后，全球植发市场规模将达到238.8亿美元。千亿级市场秃如其来。这还仅是植发一个防脱细分市场。生发液、育发丸、健发梳、增发器、卷发棒、激光生发仪、防脱洗发水、半永久发际线……哪一个不是有爆红潜质的滚滚财源。越来越秃的中国人，正呼唤一个越来越强的护发产业。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你看看美元上面的头像，大多数都秃了，那就是财富的象征。[1]健康时报《6个人中就有1个脱发！谢顶前兆要知道》[2]郭爱群《头顶危机·中国2亿脱发人群健康手册》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年1月版[3]邓丙戍 娄卫海《脱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5年1月版[4]Zaria Gorvett《The benefits of going bald》BBC...

　　据外媒报道，在温哥华，几乎一半最昂贵的房产的真正业主是不可能确定的，数十套豪宅都是由匿名空壳公司持有的，其中一套价值2900万加元（约合2200万美元）的滨水豪宅登记在一名学生名下，另一些则属于没有明显收入的家庭主妇。　　现在，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根据周二提出的一项法案，该省将建立一个公开的、可搜索的受益财产所有者登记制度。如果不披露，可能会被处以10万加元、或者相当于财产评估价值15%的罚款，两者以较大者为准。　　拟议中的这项法案将要求目前拥有土地或购买土地的私营公司、信托和合伙企业披露所有权信息。登记处将允许公众查阅所有公司利益持有人、受益所有人和合伙人的姓名，并将向税务当局和执法机构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此举正值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在发现温哥华地区赌场为犯罪组织提供多年的洗钱服务后，决定加大反洗钱力度。本周，政府收到了一份广受期待的报告，报告称这些脏钱可能流入了房地产、豪华汽车和赛马等领域。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财政部长卡洛斯-詹姆斯（Carole James）表示：“这一登记制度将公开B.C．省房地产真正所有者的资料，并帮助打击非法活动。”　　2016年，透明国际发现温哥华至少价值10亿美元的房产无法确定所有权。据估计，至少11%的房产被登记在“名义持有者”（nominee）名下，例如学生或家庭主妇。...

　　像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个墓地售价已经超过10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比房产还贵。在最受欢迎的天寿公墓，最贵的墓地大约要100万人民币。　　活着买房，去世买墓，都是刚需。当年轻人还在感叹高房价时，作为“身后事”，殡葬服务这一产业正靠着高毛利率、高成长性的优势“闷声发大财”。　　现在墓地到底有多贵？　　三天小长假，在北京的，很可能要赶到河北去扫墓，在上海的就要跑到苏州去扫墓。寸土寸金的北京，墓地价格让人“高攀不起”。　　北京一家大型殡葬公司的负责人称：“像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个墓地售价已经超过10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比房产还贵。在最受欢迎的天寿公墓，最贵的墓地大约要100万人民币。”　　此外，中新经纬客户端从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的灵山宝塔陵园官网上看到，墓型被分为了圣经碑、树葬区、五谷丰登、和平碑等35种类型，价格1万元-14万元不等，最便宜的要属圣经碑，售价9900元，最贵的则是德门吉庆碑，售价达14.6万元。　　　　来源：灵山宝塔陵园官网　　作为A股“殡葬第一股”，福成股份2018年财报显示，共销售墓位2748个，实现营收2.61亿元人民币（单位下同），以此计算，平均一个墓穴售价达到9.49万元。　　再来看看号称港股“殡葬第一股”的福寿园，2018年福寿园业绩公告显示，墓穴的平均销售单价较2017年上升了7.5%。而2017年，福寿园墓地的销售单价为10.24万元。　　这一数据意味着什么呢？根据《胡润2018年度全球房价指数》显示，重庆2018年房价涨幅为8.9%，美国休斯顿2018年房价涨幅6.9%。也就是说，福寿园墓地的上涨幅度仅比重庆的房价涨幅低1.4%，比休斯顿的房价涨幅还要高0.6%。　　北京一家殡葬公司工作的王先生对媒体表示，北京总共有43个公共墓地。如果政府不再继续对墓地占地进行限制，可能墓地对北京人不够用，不到一年两年就没了。　　毛利率比房企还要高　　福寿园是何方神圣？福寿园于2013年12月19日登陆香港联交所，彼时公司的净利润已经过亿。招股书显示，2010年、2011年、2012年及截至2013年1-6月，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1.137亿元、1.416亿元、1.382亿元及1.181亿元，且毛利率在80%以上，是内地最大的殡葬民营企业。　　福寿园2018年度财报显示，全年公司实现收益约16.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约11.8%，净利润4.88亿元，同比增长约17%。年报还指出，公司2018年大部分收益来自墓园服务，占2018年总收益的86.4%。而出售墓穴是墓园服务收益的最大组成部分，占2018年墓园服务收益的91.8%。　　　　福寿园2018年年度业绩公告截图　　然而，即便富得流油，福寿园的生意早已不愿止步于亡者。2015年开始，福寿园推出了一款新产品——生前契约，即当事人生前就自己或亲人逝世后如何开展殡葬礼仪服务，而与殡葬服务公司订立的合约。　　财报显示，2018年，福寿园已在10个省的15座城市中销售生前契约，共签订2485份合约，较2017年增长111.7%，成功迈入了殡仪预售市场。　　福成股份虽是国内殡葬行业新秀，但被称为燕郊“首富”的李福成也已经从中尝到了甜头。河北三河灵山宝塔陵园2015年成为福成股份全资子公司，在此之后，福成股份进入殡葬行业，成为A股唯一一家拥有殡葬业务的公司。福成股份2018年年报称，将加快殡葬业务的营业收入、总资产及净利润等各项指标方面在公司的总体比重，实现公司战略转型。　　该年报还显示，2016年、2017年、2018年福成股份殡葬业毛利率分别达到了84.84%、86.78%、87.96%。而同期该公司经营的活牛、牛肉、羊肉、益生菌粉的毛利率则在20%左右。　　　　福成股份2018年年度业绩公告截图　　就连一度被认为是暴利行业的房地产，在如此大的毛利率面前估计也要甘拜下风。2018年，万科、碧桂园、恒大等龙头企业的毛利率远远不敌福成股份的87.96%。根据财报，碧桂园2018年毛利率为27%；恒大2018年毛利率为36.2%；万科房地产业务2018年毛利率则为29.7%。　　在中国，火葬和海葬都属于“生态殡葬”，这种节省土地的安葬方式如今受到大力宣扬。目前，三亚、成都、重庆、贵州等地都推出了惠民殡葬补贴。例如，三亚市户籍死亡人员采取遗体火化的，惠民殡葬补贴金额4790元，选择节地生态葬法的，将在此基础上按照类别再给予奖励；成都市户籍的逝者在骨灰安葬上选择实施塔葬、壁葬、一穴安放3个及以上骨灰等葬式的，标准是一次性奖补1000元；重庆则规定，选择节地生态安葬的或平地深埋、不留坟头的，每位可享受节地生态安葬补贴3000元。...

　　据刚刚披露的公募基金年度报告，在2018年普跌行情中，公募偏股基金亏损超过5000亿元。尽管基金亏损严重，但是交易佣金却不少，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基金的佣金支出总额超过70亿元，从行业整体的佣金费率看，大多在万分之八左右。　　缘何公募基金公司的专户和社保产品，享受同样的卖方研究服务，但是佣金费率显著低于公募基金？这一费率的差异，引发市场持续关注。　　万八佣金费率成常态　　天相投顾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公募基金支付佣金总额为70.09亿元，比2017年的74.42亿元略有减少。不过，考虑到偏股基金总规模及交易总规模均有所减少，交易佣金费率几乎没有变化。　　数据显示，2018年公募基金股票交易总量为8.39万亿元，支付佣金总额为70.09亿元，全行业平均佣金费率为0.0836%，比2017年的0.0849%略有下降。　　分基金公司看，2018年，27家基金公司的交易佣金超过1亿元，其中9家公司超过2亿元，富国基金、华安基金等大型基金公司的佣金超过3亿元。具体到交易费率情况，在114家基金公司中，102家公司的交易费率超过万分之七，66家公司的费率超过万分之八，更有34家基金公司的交易费率超过万分之九。　　从单只基金的支付交易佣金情况看，2018年有162只基金支付的佣金总额超过1000万元，其中31只基金支付佣金超过2000万元，更有9只基金支付的佣金超过3000万元，最高的一只基金支付的佣金高达5345万元。需要指出的是，该基金全年平均规模约为30亿元，但全年交易量高达718亿元。　　而沪上某大型基金公司旗下某基金，规模为20亿元左右，2016年、2017年的交易佣金均为6000万元左右。2018年基金规模缩水，但交易佣金也有3400多万元。耐人寻味的是，高换手率并没有带来业绩上涨。从该基金业绩表现看，2016年和2018年均大幅亏损，在价值股牛市的2017年，该基金净值也仅仅上涨4.48%。　　高佣金费率引发质疑　　在股市单边下跌的2018年，基金净值震荡下行，佣金支出却居高不下。这令不少投资者质疑：缘何普通个人投资者在券商开户，交易费率通常为万分之二点五；而交易量巨大的公募基金，费率却高达万分之八？　　从全市场的交易佣金水平看，个人投资者的交易佣金费率多为万分之二点五，公募专户、私募基金是万分之二到万分之五不等，而较高佣金可以享受到更好服务，例如卖方组织的小范围现场交流、上门路演等。如社保基金的佣金费率通常为万分之五。　　公募专户和社保基金享受着同样的卖方服务，但佣金费率却显著低于公募基金，这是众多投资者质疑的焦点，也是认为对公募基金的持有人而言并不公平的“槽点”。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如果高佣金能够带来超额收益，佣金高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业绩和佣金没有相关性，高佣金就会面临很大争议：“佣金就不该从基金资产支出，应该从基金公司的资产中列支。”　　交易席位的选择也引发质疑，据了解，通常情况下，投研部门并不能完全决定交易席位的选取，还要参考销售部门的意见，基金经理给券商的服务进行“派点打分”时，也并非完全同研究服务相匹配。某业内人士透露，有基金公司选取交易席位时，投研团队和销售部门的话语权各占一半。基金经理为了带来基金销量，在“派点打分”时会进行相应倾斜。　　2014年2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完善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席位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基金公司在选取券商交易席位时，应选择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研究实力较强的证券公司，不得将席位开设与证券公司的基金销售挂钩，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证券公司承诺基金在席位上的交易量。　　在上海证券创新发展总部总经理、基金评价研究中心负责人刘亦千看来，单纯从费率高低看交易佣金的合理性不够全面。就现状而言，在偏权益类基金方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费率和基金业绩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从运行方式看，“万八佣金”或有其合理之处，更高的佣金可以帮助基金管理人获得更好的卖方研究服务，如果交易佣金大幅降低，证券公司研究服务的动力必然受到抑制，不利于行业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加入，最终损害多方的发展，出现投资者、管理人、经纪公司三输局面，“单纯降低佣金，可能会出现‘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局面”。　　刘亦千认为，如果基金交易佣金从基金公司管理费列支，从公司经营成本节约的角度看，会导致基金公司的研究投入不够，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不过，刘亦千坦言，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市场定价日渐有效化，长期看佣金率下降是必然趋势，但是要循序渐进，贸然降低佣金可能会得不偿失。...

中银基金虽然背后大股东为中国银行，规模上看远远超过多数同行，但其最近几年的业绩却始终落后第一梯队。而根据号外财经（北京号外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观察，该公司旗下的一位叫王伟的基金经理，虽然已经有4年多的经验，但其管理的4只基金全都大幅亏损，其中的中银智能制造管理3年多亏损37%。中银智能制造亏损超三成中银智能制造成立在2015年6月份，然而这又是一只可悲的基金，之后没多久股市就结束了之前的牛市，即使在四季度反弹的情况下，该基金的净值也仅仅上涨到1.04元附近，而这也是其最高的时候。当时成长股引领了市场反弹，而观察中银智能制造2015年4季度的前十大重仓股，虽然也有半数以上都是成长股，但却很少有投资者众所周知的龙头股，这成为该基金错失业绩上涨的主要原因。2016年一开始，中银智能制造的重仓股就出现了变化，一季度买进了汽车、白酒、医药、公共事业等股票，此后又陆续进行了一些微调，但在全年下跌的行情中还是重挫了28.16%。转过头的2017年，该基金又重仓了多只大盘周期股和机械股，从而又一次很大程度上踏空了消费行情，最后只上涨了13.71%。在2017年年报中，去总结了全年业绩，“本基金全年保持积极的仓位，保持了核心重仓行业和个股的稳定，重点配置的新能源汽车和电子等产业链取得了较好的收益，但四季度也受到相关股票大幅回调的影响，基金净值有所波动。”而对于2018年的操作，基金经理表示：“基金未来将聚焦于代表国家产业崛起的智能制造方向，如5G/半导体/光伏/新能源汽车等。在政策强力推动/工程师红利/企业家精神/广阔市场空间的诸多有利因素下，相信资本市场上会出现一批代表中国制造业的大市值优秀龙头公司，同时也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不过这也成为2018年中银智能制造大亏的根源。从2018年的重仓股看，除了少数消费类股票外，中银智能制造大量持有上游资源、半导体、新能源等行业公司，比如一季度前十大重仓股就有华友钴业、寒锐钴业、天齐锂业、金风科技、用友网络、贵州茅台、兆易创新、晶盛机电、三花智控、中科曙光。前三个季度，新能源行业都占了很大比重，而对应的季度跌幅却是-8.04%、-17.35%、-6.09%。直到四季度前十大重仓股才换成了先导智能、中国中车、国电南瑞、宁德时代、隆基股份、烽火通信、中国重工、潍柴动力、三一重工、汇川技术。其中半数都是制造业板块，而这又让基金净值继续下跌了-14.51%，全年跌幅达38%以上。王伟“一拖四”号外财经（北京号外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了解，中银智能制造从一开始就由王伟管理，履历显示，其2010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2015年其任基金经理，至今也有4年多了。而且王伟一人目前还管理着4只基金，分别是中银智能制造股票、中银行业优选、中银中小盘成长混合、中银美丽中国混合。除了美丽中国在管理4年后小幅盈利外，其余三只全都大幅亏损，而且全都超过同类平均水平，差距简直让人咂舌。中银行业优选和中银中小盘成长混合也都是王伟从2015年开始管理的，但从之后的业绩看，王伟都让它们与之前逊色不少。比如中银行业优选，2011到2015年，全都是业绩上涨期，而2011到2013年市场主要是下行行情，王伟的前任操作能力可谓优异。从任职回报更是可以看出，除了王伟，其他几任基金经理都表现良好。中银中小盘成长混合的情况也是如此，尤其是第一任基金经理王涛，他管理的2年中基本是股市下挫时期，但仍然获得了13.7%的收益。而从中银美丽中国混合看，王伟从2015年2月就参与管理，比之前几只基金享受的牛市行情时间都长，到如今仅盈利个位数，而同类产品平均却能做到上涨29%。通过这些基金的业绩不难看出，王伟的操作能力较差，几只产品不仅有主题型的，同时也有非主题型的，而且有3只都是混合基金，充分给基金经理决策空间，但如今这样的业绩不知道王伟能不能对自己的操作进行反思呢？...

Altaba基金董事会批准全面清算和解散计划，在获得股东批准进行清算和解散之前，该基金拟出售不超过其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50%。Altaba将寻求股东批准清算和解散，将出售其剩余的阿里巴巴股票。该基金预计，在获得股东批准前，计划出售不超过50%的阿里巴巴股份。该基金计划通过公开市场交易、私人市场出售阿里巴巴股份。根据预计，该基金将总计出售398-411亿美元的资产。2017年，美国通信巨头Verizon收购雅虎的核心网络业务及相关资产，并将资产置于一家名为Yahoo!的新子公司之下。而持有阿里巴巴股票等其余资产的公司，更名为Altaba。...

日前，四川证监局2019年1号罚单出炉。处罚信息显示，股权类私募机构四川大墨投资有两大违法行为，先是报送虚假的备案信息，后又违规挪用基金财产，近日被四川证监局做出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6万元的行政处罚，三位相关责任人也分别领罚。从金额看，四川大墨伪造618万元银行缴款凭证、挪用392万元基金财产，涉及金额合计1010万元。事实上，虚假出资和挪用基金资产，长期以来是私募基金的两项顽疾。地方证监局重磅出击，表明私募行业一直延续强监管，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未有任何放松。四川大墨伪造618万元银行缴款凭证挪用392万元基金财产中国证监会四川证监局日前在官网公布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份处罚决定书系今年该局开出的首份罚单，开向一家私募机构——四川大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处罚决定书显示，四川大墨的违法违规事实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其一为虚假报送备案信息。大墨九信为四川大墨在2016年2月22日成立的一只私募股权类基金产品，四川大墨为大墨九信基金管理人。四川大墨伪造了金额为100万元、500万元和18万元的银行缴款凭证，分别作为三名投资者足额缴纳出资的依据，完成了大墨九信的备案申请。该基金备案信息中上述三名投资者实缴出资额合计显示为820万元，但实际上仅出资共292万元，因此投资者明细一项为不实信息。为何四川大墨要伪造银行凭证来夸大出资额？有人猜测可能是他们那只基金产品有最低备案门槛的限制。前段时间，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中常见的不合规问题主要集中在虚假出资上。部分机构为夸大自身资本实力，在进行工商登记时，超出出资人的出资能力，虚假出资。对此，去年12月7日晚间，中基协发布的新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特别新增规定：提供的登记信息或材料存在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的，不予登记。其二，四川大墨挪用基金财产。大墨九信共计募集资金492万元。募集资金存放于两个银行账户，其中202万元存放于四川大墨公司基本账户（工商银行账户）；290万元存放于基金募集账户（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四川大墨作为大墨九信基金管理人，未按照大墨九信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管理基金财产，而是将基金财产挪为他用，转入四川中大鼎和实业公司相关账户、成都大墨广告公司相关账户、张某自然人账户等，共计挪用基金财产392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天眼查信息显示，成都大墨广告有限公司为四川大墨董事长控股的公司，持股比例为99.05%。而大墨投资于2015年10月成为四川中大鼎和实业有限公司的新进股东，后于2017年7月退出，且同时，中大鼎和便更名为四川慧光生实业有限公司，此前的所有旧股东悉数退出。中基协备案信息显示，大墨投资于2015年7月1日备案，共登记2只基金。其中，备案于2016年7月的大墨九信已提前清算。值得注意的是，中基协官网信息显示，大墨投资被中基协标记为异常机构，异常原因是未按要求进行产品更新或重大事项更新累计2次及以上。此外，该机构已于2018年6月25日被四川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四川大墨被罚6万元，四位责任人遭罚四川证监局认为，四川大墨虚假报送备案信息的行为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及时填报并定期更新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的有关信息、所管理私募基金的投资运作情况和杠杆运用情况，保证所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发生重大事项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基金业协会报告。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向基金业协会报送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和所管理私募基金年度投资运作基本情况。针对四川大墨虚假报送备案信息的行为，四川证监局对四川大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3万元。四川大墨挪用基金财产的行为则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23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从事私募基金业务，不得有以下行为：侵占、挪用基金财产。”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有华表示，私募基金挪用基金财产是严重危害投资者资金安全的重要隐患，在所有的违规中是最为严重的事项。以前这方面的监管存在发现难、查处难的问题，而现在地方证监局重磅出击，表明私募行业一直延续强监管，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未有任何的放松。这也有利于私募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针对四川大墨挪用基金财产的行为，四川证监局对四川大墨责令改正。此外，四名相关责任人也分别被罚。...

今天的文章，是积攒了半年的故事。去年下半年至今，一个不算新的问题愈演愈烈：大数据的爆发与隐私保护的矛盾。泥沙俱下，兴衰上演。「甲子光年」碰巧见证了身边好几个故事：有人被端；有人上市；有人已置身灰色地带，却高调地告人诽谤；也有人认为自己从道德、公理上在推动数据行业发展，但已在看守所里度过了两个春节。数据问题的集中涌现并非巧合，而是行业发展和监管趋严的共同结果：新增数据正像海啸般急速席卷生活的各个角落。据数据可视化公司Domo从2013年到2018年连续6年的“数据永不停歇”项目（Data Never Sleeps，一个每年统计各网络平台产生数据量的可视化项目），全世界超过90%的数据是在2015年以后才诞生的。2018年，每分钟会发生387万次谷歌搜索，产生47万条Twitter，接近7000对用户在Tinder上匹配成功。而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数据的最大源头。据IDC《数据时代2025》报告预测，中国数据总量占全球比重将从2018年的23.4%上升到2025年的27.8%，排名上升至第一位，绝对值将从7.6ZB上升到48.6ZB。到2020年之前，每个人每秒产生的数据将达到1.7M，相当于一部画质不高的小电影。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没有从自己源源不断生产的数据中获得任何报偿，反而招来了营销电话的骚扰，承担着隐私泄露的风险。这让监管建设变得更为紧迫。2017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2018年被称为“中国数据合规元年”。虚拟无形的数据，已和活跃千百年的权力、欲望、爱恨一样，成为了时代戏剧的导火索之一，相关人物亦经历了起伏兴衰，命运分叉。对公司来说，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为会触犯红线，让老板和员工昨天还数钱笑嘻嘻，今天就“在里面团聚”?对政府来说，关切是，怎样立法和引导，才能在数据共享、社会进步和隐私保护、个人权利之间寻得平衡？对个人来说，命题则更哲学一些：如果隐私终将消失，你该用什么姿势去面对？Data Never Sleeps 6.0被端的和逍遥的“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马克思《资本论》被端的今年3.15晚会上，央视用20分钟重点曝光了“骚扰电话产业链”，顺带曝光了背后非法获取、泄露、交易电话号、身份证等公民个人信息的黑产。而就在晚会前夜，还发生了一件之后引发行业热议的事——号称拥有中国最全简历数据库的大数据公司巧达科技被北京警方“一锅端”。据报道，巧达被调查的原因是涉嫌盗取、贩卖个人隐私。[1]监管机构的这次行动十分突然。因为就在被调查的一周前，巧达科技创始人王成予还浑然无觉地在某场合述说着自己的商业成功。据此前媒体曝光的一份商业计划书，巧达声称2016年的营业收入为1.2亿元，2017年猛增至4.11亿元（增幅242.5%），利润也从2016年的4800万增长到2017年的1.86亿（增幅287.5%）。[2]据王成予自述，仅2018年，巧达科技旗下一条5人团队的业务线就赚了数亿人民币。当时人们并不知道，王成予其实不叫王成予，他有一连串曾用名：周宇杰、周成宇、周成予。人们也不知道，这位总让人印象深刻的天生演讲者的确经历过常人望尘莫及的“特殊训练”，他曾犯下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刑事案件。按照王成予在多个场合的表述和公开资料，成立于2014年，目前融资到B轮（2017年1月获B轮融资）的巧达，最初的发家奥秘是用工具换数据。在2015年接受创业邦采访时，巧达创始人之一刘博就直白地说：“我们的商业模式概括起来也就8个字——获取简历、数据变现。”1.获得数据（简历）：（1）巧达为企业HR提供包括乔大招、纷简历在内的多款免费简历管理工具，当HR使用巧达产品进行职位发布、收取简历时，巧达可通过HR在招聘平台的账号获得个人授权给平台的简历数据；（2）同时，巧达的好几款产品有供HR、猎头上传简历的入口，这是简历数据的另一来源。2.数据变现收集大量真实简历数据后，巧达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变现。其中带来大量收入的业务，是基于精确用户画像为App、教育机构、泛金融机构、地产商等客户提供精准营销、用户激活、运营等服务。比如，如果你在某App上绑定了自己的电话号，为该App服务的巧达可将你的号码与自有简历库匹配，从而反馈一系列你的信息：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户籍、教育水平、工作经历、你的亲朋好友……这些多维信息，足以精准地描述你的喜好，预测你的行为。[3]有律师认为，巧达存在未经授权采集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违背数据授权意图使用数据、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等违法嫌疑。（关于各环节的具体法律风险，我们会在第三节以巧达为例展开分析。）据巧达内部员工，客户每在巧达查看一个用户的一个信息字段，需要付费5毛。而据曝光的商业计划书，巧达自称拥有2.2亿自然人简历、37亿份累计简历、超过10亿份通讯录、超过8亿自然人的认知数据。总之，巧达通过海量数据基本达到了“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的惊悚效果，且从中攫取了巨大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根本不是21世纪的石油，数据比石油挣钱多了。马克思写在《资本论》里的那句话再次回响：“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今，巧达在北京海淀中钢国际广场的办公地已被贴上封条。从办公室里落下的没喝完的矿泉水和抽了一半的烟来看，这家公司被“端”得突然而彻底。被查封的巧达科技北京办公地点。图片来源：三言财经值得一提的是，铤而走险者，可能恰是自恃谙熟中国规则者。巧达科技COO、乔大招产品创始人刘炜，曾任盈科律师事务所监事会主席、律云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EO，比一般人“知法”，但也没挡住犯法。至此，王成予的“前科”可能得再添一笔了。只是下一次“再出发”时，他还能找到一个掩盖过往的“新名字”吗？这已是一个个人信息无所遁形的大数据时代了。逍遥的有意思的是，去年，另一家和巧达同处于招聘赛道、产品形态相似的T公司也曾陷入法律纠纷——但这一次，T公司是高调胜诉的原告，可谓目前“风声鹤唳”氛围中的“逍遥派”。被告方是另一位创业者——仟寻招聘首席运营官戴顺，他被起诉的原由是“商业诋毁”。直到现在，戴顺都对自己被诉感到有点儿魔幻。他在2017年11月收到法院的出庭短信时，还一度以为是诈骗。纠纷源头起于2017年4月。当时仟寻的一位外企客户正考虑采购T公司的产品，向同为人力赛道（仟寻帮助企业做社交化的内推）的仟寻了解情况。成立于2013年的T公司主打一款帮HR进行简历管理的招聘工具，和巧达的乔大招一样，可以实现统一发布职位、收取简历。戴顺当时认为，T公司产品上的“一键搜索全网简历”功能（让HR在多个招聘网站的简历池中筛选、搜索，寻找合适的候选人）涉嫌对各大招聘平台的入侵（具体做法可能是用爬虫将简历数据弄到自己的服务器上，再把结果反馈给企业客户），具有未经授权采集个人数据的法律风险。于是戴顺给客户写了封邮件，讲了自己的推测。该案审理期间，智联招聘和猎聘网的说明坐实了戴顺的推断。两家招聘平台都向法院出具了T公司的数据爬取记录，并表示保留对T公司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智联招聘给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致信猎聘网给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致信然而，戴顺初审被判诋毁成立。法院认为，此案的关键不是T公司是否真的侵犯了个人隐私，而是戴顺作为T公司的竞争公司的经营者（实际上两家公司目前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因为T公司做的是简历管理工具，仟寻做的是社交化招聘），是否在缺乏佐证的情况下，擅自传播了误导性信息。2018年10月2日，T公司在初审胜诉这天，高调地制做了一张朋友圈胜诉海报，上书四个大字：某某赢了。海报中还有一句配文：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正义不会迟到”，这句话确实很适合现在的大数据行业，不过是对不当获取、使用数据的“正义”。近年的许多案例已显示出了更严的监管力度。在2017年6月《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前的一个月，曾是新三板第一家大数据上市公司的数据堂，就因“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嫌疑被警方调查。数据堂对外的口径是，他们的某客户涉嫌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年中，数据堂停掉了有风险的金融线和营销业务。[4]也是同一时期，据《一点财经》报道，已有15家大数据公司金进入了调查名单，其中估值最高的超过百亿元人民币。2018年，又一家新三板企业瑞智华胜因涉嫌窃取个人信息被调查，事发后，瑞智华胜高管被抓，员工从52人锐减至9人。整体看，近3年来，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人数激增，尤其2017年，增幅超300%。这表明了一种监管态度：大数据乱象要好好整顿了。对那些暂时无虞的公司来说，与其花时间做海报，不如好好审视自己的过往作为和未来风险。就像那句老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上市的和“趟雷的”是文明，而非天灾，将人类推上了不确定性的火山口。——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里描述的现代社会上市的就在王成予被警方带走的10天后，一家来自杭州的大数据公司——个推（每日互动）悄然登录A股创业板。如果说巧达和315曝光的多家Wi-Fi探针公司代表着大数据行业的危险面；上市的个推则多少给行业带来振奋。个推的商业模式也是两部分：获取数据、数据变现。大的思路还是“服务/工具换数据”。每日互动招股书“主营业务概述”图示1.用技术服务（App推送服务）获取App数据通过为App开发者提供信息推送SDK（开发组件）来获得App开发者授权的数据，能采集到的数据一般包括设备信息、App打开情况、使用时长、打开地点等。2.以积累的数据展开广告、营销和其他数据服务上图的“移动互联网营销服务”和“其他数据服务”对应个推的数据变现方式。按照招股书解释，个推会对积累到的数据进行脱敏、筛选、清洗、整理，然后挖掘建模，形成对用户群体的认知。这些认知可用于精准营销等服务。能在A股上市的个推，比大多数还未上市的大数据公司接受了更严格的法律审查。个推让自己“安全”的关键有两点：1.获得授权个推获得的App数据经过了App开发者的授权。2.不定位到自然人按照个推的说法，个推并不谋求设备信息与用户身份的关联，这些信息无法识别、关联至特定自然人。即使如此，个推这类公司依然面临质疑和风险。第一重风险是安全问题。广义来说，安全既包括工作人员、合作方的不当操作或有意作恶导致的数据不当使用；也包括黑客攻击导致的数据损失和泄露。每日互动招股书中的风险提示这不一定是公司的主观恶意行为，但后果也很严重。事实上，个推在2017年8月曾被安全公司Lookout Security Intelligence指出有安全隐患：当时，个推部分版本的广告推送SDK中包含恶意插件，这些代码可能会执行用户未知的采集工作。[5]此后谷歌Play Store下架了使用风险版本SDK的500多个App，个推随后提交了新版本。更重要、更难解的质疑是授权问题。个推的授权来自App开发者，App开发者的授权来自最终用户。但很多时候，用户选择同意授权是无奈之举，不同意就没法用服务，因而许多App的授权请求也被认为是霸王条款。所以，个推等公司在数据采集上是合法的，但整个生态却有不合理之处。这种风险不是单个公司的问题，而是全行业甚至全社会的共同难点。就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对现代世界的描述：“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现代世界相比古典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是文明，而非天灾，将人类推上了不确定性的火山口。“趟雷的”不合理的生态里，有赚钱的，也有“趟雷的”。在当下这个管理、制度越来越跟不上实践的时期，大环境中的组织和个体以及规则本身，都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最让人无奈、无力的情况是：你被抓或不被抓，都是有道理的。当个推创始人方毅意气风发地敲钟时，90后创业者、车当创始人林雨已在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看守所里度过了两个春节。林雨一案的当事人及其家属告诉「甲子光年」，这一案，形式上被认定违法，但在情理上，林雨及其所创立的二手车信息平台车当公司并没有造成不良后果。2015年创立于深圳的车当，愿景是做中国的CARFAX——一个提供二手车里程、维修等信息，抹平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车史信息平台。成立于1984年的CARFAX经过与车管所、加州政府等机构的多年协调、抗争后，最终说服多州政府把车史数据纳入了被鼓励流通的公共数据范畴。游说能成功，源于在二手车交易场景中，数据流通“利大于弊”：一是车史数据主要是里程、维修、车保记录等，主体是车，不是自然人，与隐私干涉少；二是车史信息流通有利于市场公平交易和减少汽车安全隐患。目前，CARFAX已成为北美车史大数据的头部企业，业务涵盖to B（向二手车买方经销商提供数据）、to C（1994年CARFAX网站上线后，开始向个人买家提供数据），拥有超过两百亿条车辆数据，囊括美国、加拿大和部分欧洲国家。但在林雨创业的2015年和今天，中国的二手车车史数据和1984年的美国一样，并不公开。车辆管理机构、4S店、维修店各自掌握一些数据，但没有打通。在突破数据源时，林雨最初效仿CARFAX的轨迹，试图先联系民间机构——CARFAX当时的突破口是非盈利组织“美国汽车经销商协会”；林雨则想到了4S店。但据车当方面对「甲子光年」的陈述，由于林雨接洽的汽车销售集团更倾向于投资而不是数据交易，这条路径受阻。至此，林雨和车当开始滑向危险：向中间人购买数据。中间人名叫刘某。据林雨描述，刘某在2016年底主动联系到了车当，自称数据合作商，和很多品牌有合作，可提供车辆数据，并表明同赛道的其他公司的数据也是他提供的，车当可放心购买，用多少，付多少。刘某的具体做法是借助4S店内的“线人”将一种俗称“小电脑”的硬件设备（大小接近手机）放到4S店里。借助该设备加线人提供的内部员工帐号，可实现远程访问4S店内部系统，长期、稳定地获取服务器里的数据。车当案中涉及的“小电脑”刘某的做法实际上是绕开4S店官方，获取了未经授权的数据。但林雨告诉「甲子光年」，他对刘某的行为不知情：“我们是向数据供应商购买数据，供应商给我们的授权都是官方正式授权账号密码，所以不存在我们绕开找中间人。”“你们是认为刘某和4S店之间有官方授权关系吗？”我们进一步问。“他是这么给我们说，我们也没有义务对数据来源进行合法性论证，因为这不属于敏感信息。”林雨说。据车当方面称，留学多年的林雨是有较强的数据隐私意识的，在公司成立之初，车当就开发了“DATA TELLER 数据集成系统”，其功能之一是在数据入口端剥离公民的个人信息和车辆信息，即车当不会看到公民个人信息，只会看到车辆维修、保险等信息。车当还特别委托山东软件测试中心进行了评测，结论是该软件可有效防范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也就是林雨说的“没有敏感信息”。山东软件测试中心对车当公司“DATA TELLER”系统的测评报告同时，车当还委托“兰台律师事务所”就“车当系统”的合法、合规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兰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但这些操作并未帮公司规避法律风险。据一位长期从事电子数据取证的网络安全专家告诉「甲子光年」，不论技术手段是爬虫还是“小电脑”，只要主动地以获取数据为最终目的越权访问了服务器，就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6]而林雨认为：“我们没有越权访问，他们（指作为数据供应商的刘某）自己有无越权我们不清楚。”在繁忙的创业中，林雨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2017年9月13日，他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但到中午，林雨的妻子发现林雨和车当其他同事集体失联。随后，家属赶到办公室，见证了仿佛警匪大片的一幕：位于深圳的办公楼下停着数辆警车，且办案人员来自千里之外的苏州。车当的所有员工因涉嫌“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经后续调查后，违法嫌疑先是变更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后又变更为“非法获取计算机数据罪”，如前所述，车当获得的数据里没有个人信息而是车辆信息）被带到深圳公安局盘查了一天一夜。当晚，其中10人被连夜押送至苏州，办公室只留下十封拘留通知书。留给林雨家属的林雨拘留通知书此时，车当已获得了上万个付费企业客户，并在进行下一轮融资。这场飞来变故让一切成空：客户、投资人、员工家属挨个来访，刚在前一年生下女儿的林雨妻子在深圳处理一切。在2017年11月违法嫌疑被确认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林雨被正式批捕。公安机关判定：非法获取计算机数据数万条、非法获利二百余万元，已符合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标准。这意味着林雨可能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刘某是从犯。[7]而林雨妻子坚持认为，车当的行为并未造成实际利益受害方——车史信息是脱敏的，不涉及个人信息泄露；而4S店的主要业务是卖新车，车史数据并非他们的重要资源。且林雨的创业方向是受政策鼓励的：国务院在2016年发布了《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其中有这样一条：非保密、非隐私性信息应向社会开放。所以，林雨妻子认为这是个“无头”案件：无原告，无受害者，无社会危害，无人身、财产损失。她不明白为何检察机关认定这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就在昨天，林雨一案初审结果出来了：判三缓三（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这意味着林雨若能顺利度过缓刑期，就不用再“进去”了。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公司没了，林雨投入的百万元也打了水漂。在出来之后的第一条朋友圈里，林雨写道：兜兜转转回到原点。而上一次他发朋友圈还是2017年10月。进去前的倒数第二条信息里，他仍期待着公司的美好未来。如果说个推的商业模式是形式合法，合理性存疑；那车当一案涉及到大数据行业的另一些现状：在某些本可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场景，如二手车交易、医疗健康领域等，存在严重的数据孤岛。数据的不流通阻碍了新增价值的挖掘，影响了产业链各主体的发展，最终可能使公民的利益受损；而现有法律对哪些数据该公开流通、哪些该严格保护尚没有相对完善的立法，间接刺激了某些领域的乱象。如在能带来很大价值的健康大数据领域，由于各医院数据相对隔绝，部分公司使出了买通护士抄信息、内线搬运等各种灰色手段，这些手段环节多、人员杂，加剧了数据被不当使用和泄露的风险。在林雨在拘留所的18个月里，他曾给妻子写信，以开玩笑地口吻说：本以为一进拘留所的一个月是让他体验人生，没想到，放出来的那一个月（中间取保候审了一个月）才是让他体验人生。严厉的和暧昧的“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产生自善恶之间，而是出于两难之间，是两种合理性的碰撞。”——黑格尔纵观以上案例，现阶段中国大数据行业的立法和执法现状可总结为两个关键词：严厉的，暧昧的。首先是严厉的：从2014年至今越来越严。2014年，大数据概念方兴未艾，双创风口正当其时，政策上对各类大数据的尝试持开放观望态度。多个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数据交易所陆续上马，目的就是促进数据流通。但经过4、5年发展，行业弊端日益凸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几乎每个人都有经历过的“营销电话”乃至电信诈骗，监管的态度也日趋严厉。2015年以来的一系列立法进展，见证了中国大数据监管理念的变化：以巧达和车当等为例，目前的执法中，会严抓以下3个环节的违法行为：1.数据获取数据获取阶段有两个涉嫌违法的关键：未经授权、涉及公民个人信息。其中与公民个人信息有关的违法行为是严抓对象，最高检已连续3年对外披露了具体的起诉数据。巧达两条皆犯，一是在获取简历数据时，未获得招聘平台授权，也就没有获得求职者的授权。而根据2017年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收集用户信息时必须明示并取得同意；二是简历数据包含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按照《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是那些能单独或与其他信息配合，识别自然人身份的信息。[8]）车当的问题则是未经4S店授权，获取了车辆信息。2.数据分析、处理数据处理阶段有两个关键：脱敏和保护。一是脱敏。大数据行业常说的脱敏信息，用法律术语表达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信息”。例如，巧达的商业计划书展示了定位到个人身份和行为的功能，至少说明该公司的脱敏意识不强。巧达科技商业计划书截图二是保护，即数据运营公司有义务“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近期一个无视这种保护义务的案例是在2月底被爆出泄露了250多万个人信息的深网视界。据荷兰安全研究员Victor Gevers的调查，深网视界居然未对内部数据库做最基础的密码保护，导致海量人脸、身份证、照片、地理位置信息可被公开访问。3.数据使用和交易在数据使用和交易环节，有一个容易忽视的点：数据使用的意图，是否违背了数据最初被授权时双方的约定。按照《网络安全法》，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并且必须按双方约定使用这些信息。以巧达的一款产品“爱伙伴”为例，基于巧达对简历数据的积累和求职者行为的洞察，这款产品可以帮老板预警：谁要离职了。而求职者授权简历数据的初衷就是离职找工作，“爱伙伴”完全未被“求职服务”的本意，因此被吐槽为“恶心人的产品”。近期被讨论的汽车之家5年把手机号“卖了96亿”的行为，也可能存在违背授权意图的问题。因为没有人授权数据是想接骚扰电话的。目前法律现状的第二个特点是：暧昧的。暧昧表现在从已实施的法律来看，数据价值观尚不确认。在价值观层面，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由来已久的“保护隐私”诉求，和可能开创未来的“数据共享”的关系？如何平衡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目前，各国做法已分化为两条路。欧洲走上了保守路线，原则是“未明确授权即视为拒绝共享”，保护隐私是最高优先级。所以欧洲在2018年5月25日正式实施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明确了用户的数据访问权、被遗忘权、限制处理权、携带权。Facebook和Google因此分别面临40.9亿美金和48.8亿美金的潜在巨额罚款。而美国则更靠近“未拒绝便视为授权”，捍卫“数据共享”。奥巴马总统办公室2014年发布的《大数据：抓住机遇，保护价值》（Big Data: Seizing Opportunities, Preserving Values）报告中明确写道：“无论大数据会带来多么严重和影响深远的问题，当局政府仍会致力于支持数字经济和推动有利于数字经济创新的数据的自由流动。”“No matter how serious and consequential the questions posed by big data, this Administration remains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free flow of data that drives its innovation.”而在中国，目前法律法规对保护隐私有明确规定[9]，对“数据共享”态度相对模糊[10]，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缺乏原则性阐述，具体执法过程中，各地、各机关对法律的理解又不尽相同。这种暧昧性导致了这个行业从业者的命运跌宕起伏，各自迥异：有上市的；有被端的；有开心地告别人的；有创业未半被长期拘留的。这使得看起来相似的行为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后果，成也数据，败也数据。比如林雨的妻子怎么也想不明白，同行也是用的一样的数据，有的还没做个人信息的剥离处理，可是大家都是该干嘛干嘛，为什么就是车当被调查？公司期待“一视同仁”，公众也期待整体数据环境转好：这不应该只是一场“杀鸡儆猴”的运动式雷暴；而是面对市场、社会全局，以更深入的思考，带来立法层面的修正和更合理、公平的监管。如果隐私终将消失“I know everything he's got to say against me, I am white, I am a fuckin bum, I do live in a trailer with my mom.”——埃米纳姆，Lose yourself2018年4月时，武汉曾举行过一场名为“36.4万武汉公民的秘密”的展览。展厅被幽蓝色的灯光笼罩，墙体上投射着密布的个人信息：姓名，年龄，上周在哪里买过包，去年春节去哪里旅过游……策划展览的艺术家邓玉峰在此前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收集了这些个人信息，最便宜的信息只要1分钱一条。“36.4万武汉公民的秘密”展览现场2017年11月，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还曾在北京同做过一场实验——用信息交换物品，结果九成体验者很容易就选择交出个人信息，以交换帽衫、充电宝等物品。在担忧这种隐私泄露的现状时，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隐私只是历史性的产物，将随技术、社会心态的发展产生巨大变化，甚至完全“消失”。其实历史上，那些曾经被认为至关重要、不可割舍的概念，比如罗马人的荣誉、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不可亵渎的信仰都发生了巨大变迁，虽不至于完全消失，但也失去了原初的内涵。像欧洲推出GDPR那样去对抗隐私的消逝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有点“自曝”自弃，但十分行之有效的方法也许就是彻底主动的自曝——如姆爷（埃米纳姆）在《八英里》结尾那场著名的battle里一样，把自己的秘密和隐私一气说完，让别人无话可说。《八英里》中，埃米纳姆自爆隐私的说唱battle《Lose yourself》最后姆爷赢了。他开心吗？好像是的。只是，这就像大数据本身带给人的那个迷思：到底是谁做了选择，是我，还是裹挟着我的数据和世界？END.[1]《独家：上亿简历大数据公司被警方一锅端，李开复、中信资本均投资》https://mp.weixin.qq.com/s/mvVx3bxy6xnUNa5_FeKoaQ[2]数据来自尾注[1]的新闻里，被媒体曝光的巧达科技商业计划书。[3]见[1]。[4]追踪“数据堂”：特大侵犯个人信息专案，震动大数据行业http://yuanchuang.caijing.com.cn/2018/0724/4490851.shtml[5]IgexinAdvertising Network Put User Privacy at Riskhttps://blog.lookout.com/igexin-malicious-sdk[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7]见尾注6“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标准。[8]《网络安全法》76条对个人信息的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9]2018年9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列为第一类项目，即条件相对成熟、任期内可以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这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或将迎来专门立法。[1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定过程中，2016年7月的《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曾将“数据信息”纳入知识产权范围，但2017年3月颁布的《民法总则》正式版本中，数据信息从知识产权客体中被删除。将数据纳入知识产权的好处是使数据所有者在交易数据、数据确权上有法可依。但数据确权本身又是一个法理难题，而且将数据纳入知识产权可能在实际执行中对部分数据的流通造成阻碍，《民法总则》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复说明了数据立法的难度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