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黑色的蜘蛛，在一根长蛛丝中央晃晃悠悠。这根长长的蛛丝，连接着一个大大的不锈钢立体字“又”落着不少灰尘的右半边。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人清理过这个区域了，它唯一的潜在威胁就是骤然刮来的强风。　　这个“又”字位于天津市武清区豆张庄镇京福公路78号，是权健肿瘤医院门口的标识。自2018年12月26日丁香医生发表《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后，在天津政府的介入调查下，以直销为名行传销之实的权健帝国以雪崩的速度开始瓦解，其创始人束昱辉也被逮捕。1月25日，权健涉嫌传销、夸大宣传被列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评选的“2018年十大消费侵权事件”，仅次于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位列第二。　　4月4日已经是权健事件发酵的第100天，《华夏时报》记者3日实地探访权健总部所在地时发现，权健肿瘤医院已经人去楼空，连门口的保安门卫都已经不见。不远处的权健总部，只有十数人仍然正常上班，街道上的店面早已纷纷贴出“出租”字样。曾经在当地煊赫一时的权健帝国，如今已经悄然成为一具空壳。　　闸门紧闭，对外出租　　这个时候来到权健集团总部所在地，并且以之命名的这条路上，很难想象这里曾经也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的情景，因为当前似乎只有“鬼城”两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它。　　在权健道1号权健自然医学（天津）产业基地所在的十字路口，除了权健所在的一侧，其他三侧几十家店铺当中，只有一家仍然开张，其他全都紧闭着不锈钢闸门。有一侧的店面，招牌已经集体被摘下，沿路走过去，依稀可见门内被刮除的“火疗毛巾”“刀削面”字样。另外两侧，不少门店门口都贴着“店面出租”的告示。　　在权健被曝光前，这条1.3公里长的道路曾经异常红火，每天上千人前来参观培训。而在2016年束昱辉老家盐城的权健华东总部尚未成立时，每天来总部“朝圣”的有上万人。围绕着这个产业，权健道变成了“火疗一条街”：各个店铺里售卖着权健周边产品火疗毛巾、书籍资料，招牌摆得满街都是，还有旅馆和餐馆为前来参观、培训的人提供住宿和餐饮。而如今，这些店铺均已彻底消失，街道上空空荡荡，偶尔只有一两个行人匆匆走过。　　“（里面）没什么人上班，我们现在也不接待记者。”权健总部门口的保安对《华夏时报》记者说。记者看到，门口停放着12辆电动摩托车，1辆电动小汽车，院内还有1辆私家车。按照车辆的容量计算，目前权健总部的工作人员应该不到20人。　　权健道上唯一开张的门店是一家百世快递，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去年年底以来，街上的门脸纷纷关闭，年前就已经搬走了。“待不下去了，过两天我也要搬走了。”他说。　　医院人去楼空　　“来这儿干嘛？医院早就没人了，连门口的救护车都没了。”载着记者到达后，出租车司机将车停在权健肿瘤医院门口，不解地说道。　　眼前的场景确实比记者1月初所见更加荒凉。彼时，医院尽管已经不对外开放，但仍然时不时有私家车进入，开到门诊部门口。下班时间，一辆大巴车驶进来，将在医院工作一天的几十个人拉走。他们离开后，餐厅的LED屏幕还亮着，医院内的小卖部“权健超市”仍然在营业。　　而现在，小卖部上了锁，餐厅已经拉上了闸门，几个大门门口的保安亭里也空空如也，没有人站岗。附近一家曾接待不少前来培训的人的三层酒店已经大门紧闭，前台也没有人值班，门口贴着“住宿请打电话”字样。此外，以权健医院为末站的560公交车，现已将最后一站“权健”更名为“豆张庄公交站”，地点不变。记者看到，已经抹成空白的公交站牌上贴上了粉色的A4打印纸，上写着“豆张庄公交站”，而车内的站牌变更也已经全部完成。　　此前记者前来采访时，医院对面的京福高速上挂着“整治保健品乱象”的横幅，也已经换成了“严惩黑恶势力，维护社会稳定”，仿佛关于权健的一场疾风暴雨，已经完全落幕，可以“翻篇”了。不过，据知情人透露，仍有一部分病人没有离开，但是搬到了何处，“只有他们内部人知道”。　　权健只剩“空壳”　　2019年1月13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束某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经审查证据材料，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并讯问犯罪嫌疑人后，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罪名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束昱辉被逮捕后，苦心经营15年的百亿权健帝国在短短100天内“速朽”。《华夏时报》记者查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 2019年1月2日至25日，全国各地22家权健产品销售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均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另一家济南权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是因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此外，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陕西、广东分公司也在1月7日和22日被列入该名录。　　自1月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公安部、卫健委等13个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100天的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后，权健在各地的经销商纷纷偃旗息鼓。例如，3月18日《绥化晚报》消息透露，权健事件发生后，黑龙江省绥化市场监管局竞争执法科立即对辖区内权健公司经销商进行检查，市内现有39户权健公司经营户，已注销32户，剩余7户未注销但均已停业。　　束昱辉曾经庞大的投资帝国也轰然倒塌。曾以权健冠名的天津权健足球队、乒乓球队已经完成由内而外“去权健化”，仅剩大连权健女足尚未找到“接盘侠”。为撇清与权健的关系，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将控股股东名称由“江苏权健东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属于束氏的一切光环均已褪去。3月初的两会上，撤销束昱辉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正式被追认。此前，天津市工商联和河西区工商联也已经撤销了他的一应职务。　　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及要打击非法集资、传销等经济犯罪。相比2018年和“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放在一起的表述，这次单独强调无疑显示了政府大力打击传销的决心。...

　　继团贷网之后，又一家P2P平台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据兰州公安通报，2019年4月1日，甘肃金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张彦军已投案。4月2日，张彦军及其公司高管等7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18年11月15日，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该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简称“今金贷”）立案侦查。　　建议投资人到户籍地公安机关报案登记　　通报称，在公安部、甘肃省公安厅的指挥协调下，案件侦办及追赃挽损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中。　　目前，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已将相关平台电子数据提取完成，并委托资质单位开展司法鉴定。公安机关将依法办案，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并依据法律程序适时公布案件进展情况。　　建议投资群众到户籍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登记，或将报案材料邮寄至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中山路64号（ 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邮寄时请注明:今金贷报案材料）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反映情况或诉求。　　兰州市公安局表示，对网上编造、散布各类谣言，恶意挑拨、煽动非法聚集闹事，干扰阻碍案件侦办的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截至去年9月下旬逾期1.5亿元　　天眼查信息显示，张彦军是今金贷主体运营公司甘肃金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金畅网络”）的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达到86.35%，其中61%是直接持股，此外还通过控制甘肃金畅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金畅网络成立于2014年11月，旗下还有深圳市金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和北京金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家全资子公司。　　2015年5月，今金贷上线运营。平台逾期的苗头，2018年7月开始出现。　　当时，今金贷陆续被传出现逾期，还被发现存在与其他平台标的互换、多头借贷、自融等违规行为。官网显示，截至2018年7月30日，今金贷累计逾期总额2611万元，逾期90天以上金额374万元。　　8月初，今金贷发布公告称，终止与上海银行存管系统合作关系，存管系统迁至富友金账户。　　9月25日，今金贷举行投资人说明会，透露截至9月25日，今金贷逾期总额升至1.5亿，期间仅催回600万，最终宣布清盘、停止运营。　　在说明会上，面对投资人的质疑，张彦军情绪失控，愤而出言称在登记现场质疑的投资人和选择报案的投资人均不予兑付。　　被立案后完成4.8亿元兑付　　10月中旬，今金贷发布公告，提供了债抵房、债权折价转让、债务置换等方案。12月13日，今金贷发布了《告知全体出借人书》，表示今金贷难破困境，承认被刑事立案调查。并表示公安机关侦查工作过程中，有权查询、冻结“今金贷”的存款账户，或将影响兑付工作。　　　　公告称，出现逾期情况后，平台已将兑付方案报备至监管机构，每日将方案兑付实施数据进行提交。主要兑付方式有5种，情况如下：　　　　今金贷称，通过小额全款、房抵债、以物抵债、分期兑付和债权转让五种方案登记和兑付的人员共计7469人，金额为4.81亿元，人数占全部出借人的68%，金额占全部出借款的86%。并表示力争在5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内确认所有方式，处理好平台处置工作。　　此外平台也在公告中承认兑付进程并不顺利，遇到了诸如回款资金慢、兑付时间慢以及投资人因情绪不满进行扰乱等一系列问题。　　此后，今金贷再未有更多消息传出，直至近日张彦军投案自首、高管被采取强制措施。　　团贷网实控人几天前自首，已冻结31亿元　　就在不久前的3月28日，号称“华南第一网贷平台”的团贷网实控人唐军、张林投案自首。　　4月3日，东莞市公安局公布了团贷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最新侦办进展。通报显示，截至4月2日，东莞市公安局累计冻结账户数2825个、冻结银行资金31.1亿元，查封涉案房产35套、飞机1架；扣押涉案车辆40辆。　　与此同时，自3月27日以来，经过连续奋战，东莞市公安局已对4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根据官网数据，截止今年2月28日，团贷网借款人总数59.89万人，借款人数量37.21万人，待偿金额118.9亿，前十大借款人待还金额占比0.07%，最大单一借款人待还金额占比0.01%即118.9万元。　　4月5日最新消息，东莞市公安局在侦办团贷网涉嫌非法吸存案中发现，褚某、黄某军、何某萍等3名网民在网络上故意编造不实信息、发布煽动性言论。褚某等3人的行为涉嫌犯罪，已于近日被公安机关依法抓获。...

证监会发布《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后的一周，投行人士仍然在热议，其中针对关联交易情况的监管要求。一直以来，关联交易问题也是企业IPO被否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上市公司因为独特的业态，导致关联交易如影随形，在A股市场既暗含风险，又魅力无穷。正如市场上熟知的因关联交易而引发市场风险的“神雾系”上市公司，一直被市场广泛争议。“关联交易很容易引起一些内部不规范甚至违规的行为，可能对上市公司不利，对其他投资者不利，也会干扰整个市场的投资秩序。”4月4日，北京某券商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企业纾困追踪“之前投资的时候总会觉得集团公司的实力强，但去年以来很多集团公司都出现了违约的情况，很多都是集团公司加上市子公司的结构。”4月4日，北方某私募机构信评人士表示。无奈的是，很多此类公司的债券都是受不少私募偏爱的高收益债的代表，也是因此，“踩雷”就成了不少机构的年度关键词。“很多公司违约后成立债委会统筹解决问题，但是公司一违约资金链相当于就断了，能给出按照一定期限按步骤偿还资金的公司都是好的，更有些公司违约后完全就自暴自弃。”前述机构人士表示。违约企业积累的债务也越来越多。以*ST凯迪（000939.SZ）为例，数据显示，截至3月22日该公司逾期债务共计122.48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达到115.19%。从解决方法来看，除了变卖资产外，进行重组、引进战投都是常用的方式。而日前，永泰能源（600157.SH）债务化解中，京能集团已根据尽调结果制定了初步战略重组方案；针对资产出售，目前也有多家机构对相应电力、煤炭、石化及金融等资产开展相应尽调工作。“永泰之前制定了一个多步走的偿还方案，目前按照此前约定逐笔偿还。”一位“13永泰债”机构持有人表示。“去年民营企业融资最困难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明显的风险事件，但银行方面对续贷都很犹豫，老板也到处寻求融资途径。”北京某上市公司董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该董秘坦言，今年市场快速转暖，相对的融资环境也好了很多。事实上，当前A股快速回暖也给了不少企业信心。“至少股权质押的风险已经得到缓解，再也不用像之前一样，交易所天天问询我们的质押风险了。”前述上市公司董秘表示。数据显示，随着今年以来大盘快速回暖，不少此前出现风险事件的公司股价也出现了一定上涨。譬如神雾环保年初以来涨幅超过20%、永泰能源年初以来涨幅也已超过70%。“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关联交易都存在这样的风险，但是确实也给这些方面的监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表示。风险漩涡4月3日，新城控股（601155.SH）公告称收到上交所问询函，其中上交所针对公司关联方、合作方的资金往来提出了相关问询。此前，青海华鼎（600243.SH）也因关联交易事项未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被上交所予以监管关注。“关联交易必须充分披露，因为关联交易容易形成利益输送。”深圳某私募机构投资总监表示。在此前“神雾系”两家上市公司的案例中，因为市场关于其关联交易的质疑，上市公司股价近乎腰斩。除了“神雾系”，此前出现债券违约的多家公司背后都可以看到关联交易的身影。譬如2017年下半年爆出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利益的保千里（600074.SH），该公司也在曝出危机后出现债券违约等一系列风险事件。根据最新披露，截至2019年3月29日，保千里及其下属子公司到期未清偿债务总额已达到32.87亿元。“关联交易在债券发行人中很常见，但并不是发行审核重点。”中信证券固收分析师明明指出。这或许也是相关风险频出的主要原因。证监会出具的问询函、行政处罚中，关联交易出现频率极高，主要关注作价是否公允，经营是否独立。但回到债券市场行业自律的体系中，经常能看到大量关联交易的公司顺利发债。据明明分析，2018年以来诸多企业违约，其中财务瑕疵与信息披露瑕疵屡见不鲜，甄别关联交易显得尤为重要。对关联交易众多发行人的债券应尽量谨慎参与，少迷恋“大而不倒”。...

简介：在国内，工业大麻的生产和提取依然被严格监管，如此炒作工业大麻概念更像是一场虚火。随着监管部门的多次表态，这场持续了近3个月的工业大麻概念炒作终于降温。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发现，这场源自欧美市场的工业大麻热背后，从工业大麻中提取的大麻二酚（CBD）应用日趋广泛，但在国内，工业大麻的生产和提取依然被严格监管，而如此炒作工业大麻概念更像是一场虚火。工业大麻概念退烧工业大麻概念终于在4月初开始降温，尤其是在4月2日，工业大麻代表性企业顺灏股份（002565.SZ）当天股价从涨停至下跌5.67%。而这一波工业大麻概念股的上涨，也正是从顺灏股份的公告开始。1月17日，顺灏股份发布了多条公告，称旗下全资子公司云南绿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下称“云南绿新”）收到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分局颁发的《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同时宣布该子公司还取得了加工大麻花叶项目申请批复，并准备在该项目建成并取得加工许可证后，通过对大麻二酚（CBD）及其他活性成分的提取物做加工技术研究。大麻植株中含有多种化合物，最丰富的两种大麻素是四氢大麻酚（THC）和大麻二酚（CBD），前者具有精神活性，会致幻成瘾；而后者不存在毒性，并具有很强的应用可能，范围涵盖食品、饮料、纺织和药品等。CBD主要来源于THC低于千分之三的工业大麻。2月19日，顺灏股份再次发布公告，称旗下子公司上海绿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与云南汉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云南汉素”）、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汉麻集团”）签署协议，探索工业大麻花叶萃取后基础材料在包括电子烟在内的电子商务健康产品方面的市场机会。云南汉素隶属于汉麻集团。3月19日和3月25日，顺灏股份又发布公告称将在美国设立子公司，研发CBD应用，并称将与寿仙谷（603896.SH）共同开展工业大麻种植及下游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业务。顺灏股份是一家主要生产真空环保镀铝纸及烟标产品的企业，CBD项目的厂房设计都还在洽谈中，但却让市场爆发出极大的热情，也推动顺灏股份的股价一路狂飙。目前共有10多家A股上市公司涉足工业大麻领域。2019年初至今，包括顺灏股份、龙津药业（002750.SZ）、康恩贝（600572.SH）、诚志股份（000990.SZ）等在内的A股上市公司纷纷加入。3月27日，国家禁毒委终于下发“关于加强工业大麻管控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规定，工业用大麻限于纤维和种子，其他用途的种植排除在外，才让这一轮工业大麻概念快速降温。为何沾麻就涨工业大麻概念并非新生事物，而早在2010年1月1日，云南省就施行了《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加工许可规定》，而在2016年国内企业生产的CBD已经卖到了国外市场，但为何直到2019年初，工业大麻才迎来爆发？在汉麻集团董事长谭昕看来，国内的这一轮工业大麻概念的炒作，实际上是对国际工业大麻利好不断的一种延伸。谭昕告诉第一财经记者，2018年初，美国的工业大麻股率先启动；2018年6月25日，美国FDA批准了首个含有高浓度CBD的药品。此外2018年英、美都实现了工业大麻的合法化，这也加速了工业大麻热，因为美国也是目前CBD的主要生产和消费国。而对行业可能带来影响最大的，则是在2018年12月，世卫组织建议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重新安排大麻限制、明确“生物多样性公约”，并建议将CBD和CBD制剂从国际药物管制公约中剔除。因为本身大麻提取物和酊剂归于《1961年联合国麻醉品单一公约》之内，因此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如果最终这项建议被通过，将为CBD在国际应用方面打开一扇大门。谭昕表示，这一轮国内的股价疯涨，是因为国内工业大麻股还没有可以对标的参照物，现阶段工业大麻股票主要是在美股上市的几家外国公司，而这几家生物制药公司的市值多在百亿美元左右，所以也给资本市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近年来，CBD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欧美市场，CBD已开始被用于食品、药品、纺织等多个领域，并推出多款产品。比如目前美国酒业巨头星座集团投资40亿美元投资Canopy Growth公司，开发相关的大麻素饮料；而可口可乐公司也在与Aroura联手开发具有镇痛功能的大麻素饮料。欧睿咨询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大麻合法市场约120亿美元，到2025年，合法产品市场规模将有望达1660亿美元。目前CBD目前最有价值的用途还是在生物制药领域，2018年6月25日，美国FDA批准由大麻中提取的活性成分组成的药物Epidiolex，用于治疗两岁以上儿童罕见癫痫病。谭昕表示，近两年公司的CBD出口总量增长迅速，每年增长在50%以上。很难预测未来CBD在应用市场上的空间，但他以在生物制药领域的需求来计算，FDA批准的治疗癫痫的药品，以中国市场为例，目前中国有900万癫痫病人，如果每天用药300毫克，1万人一天就要用掉1吨CBD，如果900万患者中有5%的人群使用这一产品，那将用掉45吨的CBD/天，而目前汉素的CBD年产能只有2吨。中国工业大麻的虚火3月27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已下发“关于加强工业大麻管控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1961公约》规定，工业用大麻限于纤维和种子，其他用途的种植排除在外。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禁毒部门要严把工业大麻许可审批关，并声明我国目前从未批准工业大麻用于医用和食品添加。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一年生麻类育种研究室副主任赵立宁表示，大麻中含有的四氢大麻酚（THC）是其致幻物质的主要成分，含量越高毒性越大。国际上将大麻分为三类，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组织的标准是THC含量小于0.3%为无毒大麻（工业大麻），THC大于1%为毒品大麻，THC大于0.3%小于1%为中间型大麻。国内大规模种植的大麻THC含量低于0.3%，应该被认为低毒，甚至无毒。“虽然工业大麻THC的含量不足0.3%，但依然含有THC,假如工厂愿意，依然可从中提取作为毒品的THC，所以这也决定了工业大麻的生产和加工，依然按照毒品的管理规范，不可能放松。”谭昕透露，工业大麻的种植本身并没有太大难度，而是面临着极其严格的监管，这也决定了工业大麻是一个门槛极高的领域。谭昕介绍，以大麻花叶加工为例，监管无处不在，生产全过程都在公安禁毒部门的监控下，生产车间中遍布着300多个摄像头，形成无死角监控；员工每星期都要进行尿检，在最关键的THC销毁环节，必须是独立空间，人为不能接触，由机器销毁。目前国内具有大麻花叶加工许可的只有4家企业，而CBD的提取和应用是工业大麻的关键环节，但目前国内大多数涉及这一概念的企业更多还是布局在种植之上，少数企业入股已有工业大麻加工和应用领域布局的公司寻求合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行业人士指出，目前切入种植部分的意义并不大，因国际上CBD的需求量在增长，但总量需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一家企业一年种个几千亩的收成就足够，目前有的公司提出要种几万亩，除非是作纤维用途，否则能够提取的企业就这么几家，行业里是不是有这个消化能力还是两论。“资本是趋利的，现在大麻效益比较高，所以他们想做些投入。”赵立宁表示，工业大麻很有前景，但目前市场主要还是在国外，国内的CBD也是以出口为主，国内市场还有待开拓，要有个过程。比如在医用方面，CBD医用的合法化在国际上已是一种趋势。但含有CBD的药物能否在中国放开并上市，第一要看政策放开的程度，第二要看放开之后资本投入的多少。此前行业内也有一些预测，本身CBD的应用在国际上也还有些争议，国内CBD的放开可能还要至少2~3年时间，而药企要推出CBD的药品走完流程恐怕也得4~5年之后。也有国际食品巨头表示，目前CBD在中国尚未允许加入食品，因此公司也没有展开任何CBD方面的研发。相关：国内工业大麻产业的短板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工业大麻虽然概念热，但随着工业大麻在国际上的放开，国内的工业大麻行业正在面临新一轮冲击。一方面体现在种植本身，国内的工业大麻种植虽然很早就有，但国内的工业大麻主要用于纤维和籽，而这一轮工业大麻的核心则在于CBD，而这正是国内工业大麻行业的短板。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栽培研究室副主任王玉富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国内工业大麻的种植面积大约在60-80万亩，除了黑龙江和云南，安徽、河南、山西、宁夏、内蒙古都有种植，收籽产量从200公斤~500公斤/亩不等。其中，宁夏、内蒙古、山西的工业大麻主要是收籽，用于榨油，或者当作食品。有些做批发食品，有些做蛋白粉。而在面对CBD提取时，种植品种的问题让国内工业大麻下一步的发展面临劣势。兴业证券研究所研报显示，2017年，国内纺织纤维应用占到国内工业大麻总产值的76%，目前，我国大麻二酚行业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国内能量产CBD的企业只有汉素生物一家。而中国目前主要种植的两种工业大麻“云南一号”和“云南七号”CBD含量分别为0.4%和0.9%，明年即将推广种植的云麻8号的CBD含量也不过1.33%，下一步研发的品种CBD含量大多在2%左右，这远低于目前全球工业大麻种子中CBD含量在4%-5%平均水平。而另一方面，国内较高的农业、土地和人工成本，和不断下降的CBD价格对国内工业大麻的发展也带来了挑战。汉麻集团董事长谭昕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CBD的国际价格正在呈现量增价跌的局面，尤其是美国工业大麻合法化之后，大面积机械种植工业大麻，也让CBD的出口毛利率从50%下降到20%左右。而国内工业大麻种植成本高于国外只是一个方面，目前国内工业大麻种植对于土地环保、农残方面的重视程度不足，这都将成为下一步国内工业大麻行业发展的阻碍。短期内，汉麻集团采取的方式也是加快海外布局，在美国内华达和肯塔基州种植并生产CBD产品。因此在采访中，多位受访者都认为，目前工业大麻行业的热度今年已是顶峰了，往后应会更加理智，希望行业稳步有序发展，并不希望被热炒。在谭昕看来，国内工业大麻的发展才是初期，存在着一些虚火，很像20年前的互联网行业，有人在实干，也有人只是炒作概念，这个行业目前尚未放开监管，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行业也还需要大浪淘沙。...

　　近期，随着网贷整治的持续推进，“头部平台清盘”、“小平台将被清退”、“网贷存量将进一步压缩”的消息不断传出，网贷行业一时间真正步入寒冬。　　　一位接近监管的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独家透露，上海网贷主管部门表示，到今年6月底会把上海网贷机构数量再压缩一半。多数受访者也表示，网贷降存量是必然，但仍有发展空间。　　在行业寒冬期，多数平台在准备备案的同时开始谋变，转型监管引导的助贷机构、网络小贷成为主流，也有部分平台拟向私募机构及金交所转型。　　1　　一个目标：压降存量　　2017年6月，监管层首次提出网贷业务规模和机构数量“双降”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双降”要求首次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随后，各地方监管部门发出通知，要求网贷平台以2017年6月30日业务余额为基准，遵照执行“双降”指令。　　2018年底，网贷“双降”升级为“三降”，部分地方互金协会发文提出，“待偿余额不得增加”、“出借人人数不得增加，并应有序减少出借人人数”、“线下门店数量必须持续压缩”。　　步入2019年，引导网贷机构有序退出，进一步压缩网贷存量，防范风险成为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今年1月10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专项整治工作会议提出，“以合规检查促‘三降’落实、良性退出、合规经营和风险出清。”　　之后曝光的《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175号文”）明确指出，“坚持以机构退出为主要工作方向，除部分严格合规的在营机构外，其余机构能退尽退、应关尽关，加大整治工作的力度和速度”，“严格管控存量规模和投资人数，执行双降要求”。　　3月13日，有接近监管的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独家透露，3月12日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召集各区金融办开会，网贷主管部门领导在会上表示，到今年6月底会把上海网贷机构数量再压缩一半。会上，还点名了几家问题比较多的网贷平台。　　记者了解到，3月又少了22家网贷平台，整个行业目前存活平台1021家。　　3月月报显示，广东、北京和上海继续排名正常运营平台数量前三位，分别达到228家、213家和109家，这三个地区也是全国正常运营平台数量超过100家的地区。三地累计正常运营平台数量达到550家，占同期正常运营平台数量的比例为53.87%。网贷之家认为，在平台退出为主导的背景下，各地正常运营平台数量预计也将继续下降。　　此外，记者注意到，截至3月底，除了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和山东五个地区外，其余地区的正常运营平台数量均不超过30家，其中内蒙古、天津、海南、宁夏等8个地区的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不足10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网贷机构的数量会巨幅降低，这是肯定的，1000多家还是不符合市场规律。”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则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在“能退尽退，应关尽关”的政策指导下，网贷平台正经历着严格的合规整改与合规评估，少数平台能通过备案，多数平台将走上转型和清退之路。“对网贷平台而言，合规之外，市场运营能力才是生存的根本”。　　2　　一种选择：转做私募　　随着网贷存量的进一步压缩，部分平台开始向私募机构转型，“网贷老大哥”红岭创投就于近日宣布清盘并往线下私募转型。　　3月23日，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在红岭社区发帖《虽然是清盘，但不是说再见！》，称红岭创投将于2021年12月底清盘线上债权资产，未到期部分债权由红岭控股全额收购，旗下投资宝平台转型线下私募，亿钱贷平台则继续保留并争取备案。　　红岭创投官网显示，红岭创投2009年3月正式上线运营，至今累计融资总人数13万人，累计出借总人数为48万人，累计出借4519亿元，待收184亿元（不含净值标）。　　尹振涛表示，网贷和私募是两套逻辑。其一，从产品设计上，网贷和私募就有本质不同，私募不是借贷关系，是债权关系；其二，面向客户不同，网贷面上C端的普通客户，私募面向高净值客户，有KYC规则（了解客户规则）要求和准入门槛；其三，募集方式也不同，网贷是互联网的公开募集，私募则是线下的非公开募集。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转型私募的话，曾经有网贷基金做过类似产品，但最后以失败告终，涉嫌突破合格投资人数量限制以及项目拆分，“也有通过业务员代持形式绕道监管，虽然没被发现，但底层风险相当之大”。　　薛洪言指出，相比之下，获得私募牌照要容易得多，不过私募管理人只能面向合格投资者（一般是高净值投资者）开展业务，网贷的客户则是小额出借人，转型私募管理机构，网贷平台等于自废武功。　　不过，一位不愿具名的网贷资深分析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一般网贷平台转做线下私募困难重重，但红岭创投以“大额标”、“净值标”起家，因此红岭创投的投资人相对于一般的网贷平台更符合私募合格投资人的要求，这或许也是红岭创投转型线下私募的一个原因。　　统计报告中也指出，选择转型做私募的P2P网贷平台，在所有的转型退出平台中属于P2P网贷业务规模偏大的一类。一般来说，规模越大的P2P网贷平台其高净值客户越多，而高净值客户恰恰正是私募的目标客户群体。　　另外，也有网贷选择设立或涉足金交所，但业内受访者一致认为难度很大、意义不大。　　尹振涛指出，从目前来看，拥有交易所渠道的平台其实还是少数，特别大的平台或者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才有资格，网贷完全转向交易所比较难，因为交易所现在也在专项整治，各地正在对交易所，特别是金融资产交易所进行专项整治。　　1月29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办公室下发《关于三年攻坚期间地方交易场所清理整顿有关问题的通知》，在2018年11月下发的《关于稳妥处置地方交易场所遗留问题和风险的意见》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化解风险的方案要求，重申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定位及业务范围问题。　　苏筱芮认为，如果网贷机构资产质量够好，能够获得市场认可，那么完全可以走银行、信托渠道，没必要走金交所。　　薛洪言也表示，自2018年4月互联网资管新规出台后，金交所业务空间被大幅压缩，与持牌机构、网贷的合作被斩断，自身也面临整改和退出的问题，对网贷平台而言，并非好的转型方向。　　3　　三条出路：“两贷一导”　　网贷平台自寻出路的同时，监管部门也给出了转型意见。“175号文”提及，应积极引导部分机构转型为网络小贷公司、助贷机构或为持牌资产管理机构导流等。只是，这三条转型道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难题。　　先来看第一条路——转型为网络小贷公司，门槛较高，必须有网络小贷牌照。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目前来看，转型为网络小贷，对于股东的资质要求，资本要求都较高，同时网络小贷也要受杠杆的限制。　　分析师李鹏飞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当前网络小贷牌照的发放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且取得网络小贷牌照门槛较高，对股东实力也有较高的要求。对于自身实力不强的网贷平台来说，转型网络小贷的难度非常大。　　薛洪言也指出，互联网小贷的持牌门槛很高，除了个别头部平台，其他平台获得互联网小贷牌照的可能性不大。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此前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21日，在正常运营的1063家网贷平台中，仅22家网贷平台及关联公司持有网络小贷牌照。　　“网贷转型互联网小贷的关键，还是要看自身是否能够持牌。”苏筱芮还表示，即使有一些网贷平台自身是拥有网络小贷牌照的，但由于杠杆约束，资金层面也可能会无法满足资产需求。　　尹振涛也坦言，网贷转型互联网小贷虽是监管指令的方向，但是难点在于网络小贷是不能公开募集资金的，需要自有资金和合作资金，转型后发展可能受到限制。　　再来看另外两条路——转型为助贷机构或为持牌机构导流，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此，于百程认为，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转型为助贷机构相对合理，但同时也需要监管方明确助贷业务的边界，给予政策引导；转型做导流的话，需要平台有海量的用户作为基础，且同时要求平台有较强的运营能力。　　据了解，网贷机构转型为助贷机构，合作对象可以是银行、信托等持牌金融机构，也可以是其他合规的网贷平台。　　李鹏飞称，当前平台转型助贷机构或为持牌机构导流仍然面临较为现实的问题，即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时，网贷平台的风控逻辑、资产质量很难获取传统金融机构的深度信任，当前成功与持牌金融机构进行合作的平台寥寥无几。　　“而转型为其他网贷平台的助贷方也存在困难，当前处于‘三降’大环境下，即使是实力较强、有望合规备案的平台也没有余额空间去接纳其他平台的资产。”李鹏飞称。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网络借贷业务依然具有较好的市场空间，但更多的网贷平台可能在整个链条的某个环节上发挥优势，特别在服务持牌机构方面将会发力，而不会都像以往一样覆盖从出借人到借款人的全链条业务。...

4月7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第二大网约车服务公司Lyft威胁要起诉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指控该投资银行为受到禁售协议约束的投资者提供卖空支持。4月2日Lyft在送给摩根士丹利的一封信中，质问该投行在帮助销售某些产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因为这些产品有助于IPO前的投资者做空Lyft股票。这封信件由律师事务所Stris & Maher律师、Lyft法律顾问彼得?斯特里斯（Peter Stris）签发。针对以上报道，Lyft拒绝置评。《纽约邮报》的一篇报道导致了这封信的发送。该报道援引三位消息人士的话称，摩根士丹利曾一直向IPO前的投资者出售卖空产品。Lyft要求摩根士丹利公开澄清，表示他们并没有创造这样一种产品，并且他们在营销这样一种产品时开展了适当的尽职调查。这封信件还抄送给了Lyft在进行IPO时的主要承销商摩根大通(JP Morgan)和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这封信件要求，如果摩根士丹利确实从事了这样的活动，他们应该立即停止并交出参与股东的名单。尽管信中要求摩根士丹利在4月2日当天结束前做出回应，但两位知情人士表示，截至本周五（4月5日）晚些时候，摩根士丹利尚未正式做出回应。但是，摩根士丹利一位发言人发布的声明称，该投行“没有向该投行确认或知道受到禁售协议约束的任何Lyft股东，直接或间接地营销或执行出售、卖空、对冲、掉期，或者转移与Lyft股票相关的风险或资产”。硅谷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首次报道称，Lyft及其IPO财团已致函摩根士丹利，指控其在为IPO前投资者创造卖空特殊工具方面发挥了作用。Lyft在信中说，它有能力对摩根士丹利采取法律行动，并要求该投行在可能的被起诉之前交出相关文档。Lyft的律师认为，如果摩根士丹利确实在积极寻求规避这一禁售约束协议，那么该投行实际上就是对这一禁售约束协议实施了侵权干预。3月29日首次公开招股（IPO）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Lyft股价暴跌12%。市场一些交易员猜测，该公司股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下跌，一部分原因是早期卖空需求。不过在当周内，该公司股价出现反弹。摩根士丹利发言人表示：“我们公司的活动一直处于正常的做市过程中，任何关于摩根士丹利试图对Lyft施加‘做空压力’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据一位熟悉摩根士丹利业务的人士透露，摩根士丹利的卖空交易不到Lyft总成交量的1.3%。这位不愿透露自己身份的人士表示，代表客户执行的最大一笔空头交易是42.5万股。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负责监管银行业的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已经介入此事。实际上，《The Information》早些时候就曾报道称，美国金融业监管局介入了此事。这也可能属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管辖范围，但目前还无法知晓SEC目前是否启动相关讨论。此事正好发生在一系列高科技公司等待在今年进行IPO之际。Lyft的竞争对手Uber将在未来几个月上市，摩根士丹利是其IPO承销商。...

摘要：财务顾问费用这一行业潜规则，几乎存在于所有的金融机构中，且运行多年而不止。而证券公司投行业务中，此项开支，更是项目承揽中的重要环节。游走在“财务顾问费”和“好处费”之间，稍有不慎便会锒铛入狱。近期，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多份券商员工通过“好处费”的形式获取承揽项目的判例。通过签署独立财务顾问协议的名义，向资源方输送利益或私自套取费用，成为数位投行员工行贿罪/职务侵占罪的主要犯罪方式。早在2014年，债市反腐曾掀起一轮核查风暴之时，监管部门严查一级市场承揽协议中的顾问费，即可能存在的权力寻租问题。而在风暴之后，虽然全行业都有所收敛，第三方财务顾问费用乱象并未仍得到根治。245万好处费，换来三年徒刑日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王某权行贿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黔0325刑初141号），透露出公司上市承销中财务顾问费用乱象。判决书显示，王某权出事之前系国信证券员工，2008年年初，在得知盘江股份需要整体上市的消息后，找到时任盘江股份的总经理王某，许诺“如能承揽到盘江集团的整体上市业务，事后会对其表示感谢”。王某表示会尽力帮忙，并让王某权提前介入盘江股份上市业务。同年9月，盘江股份与国信证券签订了3500万元的独立财务顾问协议。在承做盘江股份整体上市独立财务业务过程中，王某权以“不规范的费用需处理且不能体现在国信证券的账务上”为由，从3500万元的独立财务顾问费用中拿出500万元做项目经费，由盘江股份打给第三方公司后转至王某权个人账户。国信证券因此与盘江股份签订补充协议，将金额重新确定为3000万元。第三方公司在收取10%的手续费后，将剩余450万元分批多次转给王某权。此后，王某权将245万元分批送给王某，作为对其的感谢。在盘江股份上市项目中，王某权作为项目承揽人，获得效益工资200.79万元，项目现场负责人曾某则获得效益工资121.71万元。而据时任国信证券投行事业部副总裁兼投行一部总经理证言，盘江股份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是王某权通过个人业务关系拉来的项目，公司的惯例是谁拉来谁负责。王某权补签3000万元的补充协议，理由是盘江股份要减少合同金额。至于原因他也没有问，因为这种情况在公司其他项目中也会出现。王某权称，行贿245万元属实，但送钱给王某的事只有他和曾某知道，公司和投行部领导均不知情。自己承诺的是“将提成的一半送给他”，故送的钱不是他个人的，自己的行为应代表单位。辩护人辩护称，王某权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该案应被认定为单位犯罪。不过，对此辩护意见，法院未予采纳。由于盘江集团系国有控股公司，王某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在2016年11月，盘江股份曾发布公告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委通知，公司董事王某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一审法院认为，王某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45万元，构成行贿罪。结合犯罪事实、量刑情节等内容，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激烈角逐下投行承揽频频踩线就近期裁判文书来看，通过“好处费”的形式获取承揽项目的判例并非孤例。3月4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一起2017旧案，某券商投行机构融资部员工为排除其他券商竞争，承揽某公司债发行项目，向该公司财务总监吴某行贿300万元。该员工同样被认定为犯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8万元。在该项目中，同样涉及第三方公司的存在。吴某在证言中称，在公司债发行成功之前，吴某和刘某谈过几次。刘某经过测算，这笔业务中可以给300万元的好处费，另外还商定以现金结算，但是要经过第三方公司转一下。该证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姜某在证言中表示，在业务承揽过程中，为了能够增强业务承揽的竞争优势，该证券近几年一直有这样的政策，就是给予能够帮助公司获得承揽业务的第三方一定的费用。为了防范风险，该公司在2015年6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相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对费用的支付对象、对象资质、提供服务的内容、反商业贿赂、关联关系等方面都作了进一步严格的规定。而除了行贿罪以外，职务侵占也是投行、固收员工易于踩线的领域。2015年底，某券商副总裁王某利用其职务地位及负责债券发行工作的职务之便，虚构某第三方公司在债券承销过程中提供帮助，由证券公司与第三方公司签订财务顾问协议，骗取财务顾问费用。数年间，通过这种方式，王某合计骗取财务顾问费用830万元。基于此，王某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并依法追缴第三方公司830万元的违法所得。早在2014年，债市反腐曾掀起一轮核查风暴。监管部门严查一级市场承揽协议中的顾问费，即可能存在的权力寻租问题。彼时，多家券商固定收益部负责人被查，债券发行和交易中存在的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问题引起高度关注。不过，在风暴之后，第三方财务顾问费用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治。中小券商面临巨大压力在黑和白之前，是深浅不一的灰色。对于财务顾问费用这一行业潜规则来说，已运行多年而不止，成为投行股权项目、债券项目承揽中的重要一环。由于项目来源往往需要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介绍，给介绍人的“返点”、“返佣”或“回扣”，大多以财务顾问费的形式呈现。“财务顾问费用基本上每个项目都会有，我们在审协议的时候也只会问是否经领导确认，对于内容所列的财务顾问‘必要性’等内容并不会多做关注，毕竟不可能因为这个卡掉项目，不然业务部门也会过来找麻烦。”北京某小型券商合规业务负责人向券商中国记者介绍财务顾问费这一“行业惯例”。据这位合规负责人介绍，投行项目承揽中的这类费用比例，现在的行情基本是从承销费用中留出20%-30%的预算，“舍不得这几十万几百万，就拿不到大头的几千万，这个账大家都明白。”该负责人称，从监管制度及公司规章层面，对于财务顾问费用的管理都比较严格。几年前公司还曾经发文规范业务部门支付财务顾问费的行为，但业务规模随即出现大幅下滑，此后再未见过有所动作。至于财务顾问协议，从合同审查的角度来说，从来没有否过一起。据介绍，抽取财务顾问费这一现象在中小券商中更为严重，因其在承揽市场上竞争能力相对较弱。大型券商比拼品牌、专业、资源禀赋等实力，中小券商就只能打起“价格战”。有的是项目人员主动降价，有的是公司方面压价，更有领导直接要返点要回扣，不太规范的费用就只能通过第三方公司走账。事实上，即使监管有所要求，但暗地里与公司实行“各自分账”的业务部门仍为数不少，在扣除了高额的财务顾问费用之外，部门盈利可能所剩无几。此外，财务顾问费用往往成为个人避税的工具。“对外付款都是公对公走账，钱款打出去了，后续收款公司再通过什么渠道支付给谁，与我们公司无关。”而对于与公司“分账”的业务部门团队来说，虚增一部分财务顾问费用再以各种方式转回部门负责人口袋中，也是避免被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的好方法。虽然是灰色地带，但稍不小心也容易越过雷池。由于涉及费用较高，且项目负责人具有高度的职务便利，常在河边走，距离“行贿罪”、“职务侵占罪”并不遥远。TIPs：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4月3日因“一马案”出庭，又引发了公众对此案的关注。此前，马来西亚已就主权投资基金“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一马公司）洗钱和贪腐案刑事指控美国高盛公司及其两名前银行家，寻求75亿美元赔偿并判处涉案人员监禁。高盛试图以道歉换取谅解但马方坚持索赔。“一马案”部分赃款据信经由美国金融机构转移、用于在美国投资，美方个人和企业所牵涉的不法行为开始被追究。马方向高盛索赔一马公司是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由马来西亚时任总理纳吉布2009年主导设立，带有公营性质，资金来源实际是这一东南亚国家的纳税人。这家投资机构几年前曝光资金去向不明，包括纳吉布等多名政府官员涉嫌侵吞公款。4月3日,纳吉布就“一马案”出庭受审。以赃款经由国内金融机构转移的情况为切入点，马来西亚检察机关开始调查“一马案”。随着调查范围扩大，追究美国金融机构责任的呼声在马来西亚愈发强烈。这也是高盛首次因关联“一马案”受到指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的话报道，马来西亚政府寻求向高盛索赔75亿美元。马来西亚总检察长汤米·托马斯说，就高盛所涉一马公司的债券发行，指控高盛公司、高盛前银行家莱斯纳和黄宗华以及一马公司两名相关人员。莱斯纳曾主管高盛集团东南亚地区业务，先前在新加坡办公。黄宗华是马来西亚人，曾任高盛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是莱斯纳的下属。马来西亚检察机构的声明说，在莱斯纳主导下，高盛2012年至2013年承接3项债券发行业务，总计帮助一马公司筹集65亿美元。债券由一马公司子公司发行，得到高盛保荐，但提交的发行文件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作为全球知名的债券发行保荐方，高盛理应施行最严苛标准，但他们没有达到任何标准，因而应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份声明说，莱斯纳和黄宗华与另外两名被告以及其他人密谋贿赂马来西亚公职人员，以便让高盛得以参与发债。债券发行过程中，27亿美元遭侵吞。马来西亚检察机关认定，被告设计这些债权方案，表面用于合法目的，但实际是为欺骗马来西亚政府和购买者，而且明知发债所得会被侵占，违反了马来西亚证券方面的法律。马来西亚检察机关发现，高盛收取6亿美元债券发行费用。这一收费数倍于市场水平，相关参与人员也在收入和职业前景方面受益。高盛寻求原谅就收取高额债券发行费，高盛解释，一马公司债券发行存在额外风险，包括一马公司要求快速拿钱和高盛在投资者购买前先行购入。高盛同时否认存在违法行为。这家金融机构的一名发言人说，高盛曾受到马来西亚前任政府“误导”，将为自身辩护，同时配合调查。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苏德巍（英文名戴维·所罗门）在事件曝光后的一份致马来西亚人的道歉声明中说，马来西亚人遭“许多人欺骗，包括（马来西亚）前任政府最高级别官员。（高盛前银行家）莱斯纳是其中之一。就莱斯纳所起的作用，我们向马来西亚人道歉”。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1月18日说，高盛集团就牵扯马主权投资基金“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洗钱和贪腐案，仅仅向马来西亚道歉不够，马方坚持向高盛索赔75亿美元。林冠英在记者会上说：“高盛应该明白‘一马案’令马来西亚人所受的创伤。”他说：“道歉不够，道歉和赔偿75亿美元，这才重要。只有当你方赔偿了，那才足够。”一名记者提问，马来西亚是否打算在高盛提供赔偿金后撤销对这一美国金融企业的起诉，林冠英回答：“如果他们赔偿了75亿美元，我们会讨论（那种可能性）。”新、美调查高盛美国司法部去年11月初公开对莱斯纳和黄宗华的指控。莱斯纳现在身处美国，黄宗华去年底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出庭，拒不认罪。美方起诉书说，两名嫌疑人通过一名与纳吉布关系不一般的马来西亚商人，行贿马来西亚政府官员，以换得高盛与一马公司合作。莱斯纳承认共谋洗钱罪名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同意归还4.37亿美元非法所得。《反海外腐败法》旨在限制美国公司和个人直接或经由中间人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从而制止海外腐败行为，保证美国商业系统的公众信誉。黄宗华则面临被引渡至美国接受审理的局面。马来西亚一名法官日前裁定，不予批准黄宗华保释，原因是他有极大风险外逃，而且对马来西亚和美国司法机构而言是重要嫌疑人。媒体去年底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马来西亚邻国新加坡扩大了关联“一马案”资金流动的刑事调查范围，涉及高盛。新加坡是调查一马公司洗钱和贪腐案件的国家之一，2016年关闭两家牵涉“一马案”的瑞士银行在新分支，同年查没总额大约2.4亿新加坡元（约合1.7亿美元）过境新加坡、牵涉一马案的现金和资产；2017年5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对涉及一马公司相关交易的两家银行处以罚款；2018年5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共识，向马方返还涉案款项。马来西亚政府就“一马案”设于新加坡的一个代理律师事务所去年9月说，新加坡法院裁定，同意向马来西亚返还牵涉“一马案”调查的大约1530万新加坡元（1021万美元）。按消息人士的说法，新加坡方面将着力查明高盛收取的6亿美元债券发行费是否流向高盛新加坡分公司。鉴于莱斯纳在马来西亚和美国所受指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去对莱斯纳处以金融行业“终身禁令”，莱斯纳今后将难以涉足新加坡金融行业。相关决定禁止他直接或间接参与新加坡任何一家资本市场服务公司的管理，或从事任何受新加坡政权与期货法令监管的活动。美方查没赃款一马公司洗钱和贪腐丑闻的曝光缘于《华尔街日报》2015年一篇报道。这家美国报纸的记者看到一份文件，显示将近7亿美元由一马公司转入纳吉布私人账户。美国司法部2016年7月宣布，执法部门已采取行动，追缴马来西亚腐败嫌疑人用赃款在美国购置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经查明，涉案马来西亚官员、亲属和同谋在美国购置的资产包括位于纽约曼哈顿和洛杉矶好莱坞的多处豪华房产和酒店、一架价值3500万美元的飞机、世界著名画家梵高和莫奈的画作、百代唱片公司股份等。他们甚至在2013年投资拍摄好莱坞电影《华尔街之狼》。2017年，美国司法部两度寻求查没用“一马案”赃款购买的在美资产。截至当年6月，美方寻求查没的资产总额达17亿美元。去年10月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法院裁定，允许拍卖由涉“一马案”马来西亚商人用赃款购置的一架私人飞机。去年8月，马方告知美方，希望归还这一私人飞机。马来西亚现任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去年11月中旬说，尽管需要时间，但美国检察机关承诺将向马方移交所追缴的“一马案”赃款。去年10月，马方拍卖一艘曾用“一马案”赃款购置的游艇。这艘游艇由印度尼西亚方面没收，后归还马方。美方揪查“内鬼”还有一名美国人因牵扯“一马案”在美遭公诉。乔治·希金博特姆2016年7月至2018年8月供职美国司法部司法项目办公室，处理与国会联络事宜。他去年11月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家联邦法院出庭，承认与人共谋欺骗美国境内的银行，把大笔资金从海外转移至美国，用以“打通关节”，从而让美国联邦检察官放弃调查“一马案”。希金博特姆说，他在职期间接受一名马来西亚商人托付，以欺骗手段在多家美国银行开设账户。他谎称向美国境内转账的数以百万计美元用于投资娱乐场所，实际目的是付给一名美国的“位高权重者”，拜托后者游说司法部不再追究“一马案”相关嫌疑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希金博特姆所涉罪名是欺骗银行，可能由法官判处16个月监禁。所幸的是，美国司法部证实，希金博特姆既没能参与“一马案”调查，更不可能对调查产生影响。美国司法部去年同时寻求追缴与希金博特姆案件相关的7300万美元“一马案”赃款。...

2018年是房地产政策调控之年，个人住房贷款的调控也与国家宏观调控密切相关，房贷利率的涨跌牵动着购房者的神经，住房按揭贷款的情况也值得关注。近期，上市银行陆续披露了2018年年报，记者统计了六大行中关于个人住房贷款的新增额度及占比，发现六大行新增贷款5.13万亿，其中个人住房贷款的额度2.53万亿，几乎占据了新增贷款的半壁江山。不过，六大行在年报中也提到了，2018年，响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支持自住性购房融资需求。新增房贷2.53万亿 占新增贷款49.39%2018年，六大行新增贷款及垫款共计5.13万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新增2.53万亿元。占据了新增贷款及垫款的49.39%。在贷款及垫款分类中，各大银行基本分为个人贷款（包含个人住房贷款、消费贷款等）、公司贷款及垫款、票据贴现三大类，也有部分银行因各自规则不同而稍有差异。在分类中，个人贷款新增3.12万亿，占据新增贷款60.77%；公司贷款新增1.63万亿，占新增贷款31.7%。公司贷款新增额度低于房贷增速。六大行中，工行增长额度最多，6512.72亿元，增长16.5%；邮储增速最快，增加2,627.22亿元，增长22.74%。六大行的个人贷款中有八成是房贷记者注意到，随着新增额度的增加，房贷在银行内部总贷款中的占比也逐渐提升。以工行为例，个人住房贷款占据个人贷款的比例由2017年末的79.6%提高的2018年末的81.5%；占总贷款余额的比例由2017年的27.6%上升到2018年的29.76%。邮储个人住房贷款占个贷比例由59.35%提高到61.12%，占总贷款余额的比例由2017年的31.8%上升到33.1%。个人住房贷款又占据了个人贷款类别中的大头，个人住房贷款占个人贷款的81.26%，其他的份额分别被消费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信用卡透支等类别分食。比如，工行的个人贷款结构中，个人住房贷款占据了81.5%，与六大行平均情况基本一致；个人消费贷款占比3.6%；个人经营性贷款占比3.8%；信用卡透支占比11.1%。曾有银行个贷经理向记者表示，按揭贷款是很多银行偏爱的优质资产，因为产生不良的概率低于其他贷款。虽然按揭贷款新增额度上升，但是不良资产质量状况没有随之增加。比如，在农行中按照业务分类中的不良贷款结构显示，个人住房贷款在总贷款的占比由2017年末的5.8%提高到2018年末的5.9%，但是不良率却有好转，由0.36%降到0.31%。六大行：支持自住购房需求在六大行年报中，对个人住房贷款均进行了叙述，记者注意到，六大行均提表示了“支持自主性购房需求”。建行在年报中表示，目前余额居同业首位。建行2018年个人住房贷款?47,535.95?亿元，较上年增加?5,405.28?亿元，增幅?12.83%。，“个人住房贷款业务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要求，严格执行差别化信贷政策，重点支持居民购买自住房需求。”工商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增加6512.72亿元，增长16.5%，工行表示，主要是支持了居民自住购房融资需求。中国银行表示，2018年 积极落实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继续执行差异化个人住房贷款政策，重点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性购房需求，保持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稳健发展。农业银行表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个人贷款较上年末增加?6,655.98?亿元，增长?16.6%。其中，个人住房贷款较上年末增长?16.8%，主要是由于本行落实差异化住房信贷政策，积极支持居民合理自住购房需求。交通银行业表示，积极支持居民普通自住住房贷款需求，制定适合当地保障性住房发展的贷款政策，支持个人保障性住房按揭业务。邮储银行也称，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要求，执行差异化的住房信贷政策，支持居民合理自住购房需求，截至报告期末，邮储个人住房贷款馀额为14,178.9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627.22亿元，增长22.74%?。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2月的中长期贷款中消费贷款较2017年末增加4.2万亿。进入2019年，住房贷款可能仍在增加，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9年2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月居民部门人民币贷款减少706亿元，是2016年2月以来首次负增。但是，短期贷款减少2932亿元，而中长期贷款增加2226亿元。中长期贷款中消费贷款增加2325亿元，这部分主要是房贷，房贷或仍呈现增长态势。...

导读大而不倒的神话是不存在的。天津物产会成为下一个吗？4月3日，有媒体称，天津物产集团爆发流动性危机，向贷款银行寻求贷款展期。新闻越短，事情越大。要是知道天津物产有多大，大家就能知道背后的问题有多严重了。天津物产集团全称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从官网上看，天津物产注册资本25.5亿元，拥有企事业单位217家，是天津市最大的国有生产资料流通企业，也是天津市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自2012年起连续7年入围。而且，在2017年天津企业100强的排名中，天津物产排第一。然而就是这样一家世界500强的巨无霸企业，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小债（ID：bondreview）查了天津物产的财报，截止到2018年第三季末，天津物产的总资产为2456.84亿，总负债规模1878.29亿，负债率达到76.45%。负债是真实的，但这资产里面有多少是不实的，就不太清楚了。去年渤海钢铁破产，很多人说媒体后知后觉，其实这不能怪媒体，没出事之前，媒体要是把老底揭了，一来企业势必要发律师函，吃官司，二来如果真的出问题了，还会有很多人把责任推到媒体身上，说是媒体带节奏搅和黄了。所以，很多时候事后诸葛亮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天津物产被曝光的只是流动性危机，寻求银行贷款展期，我们也不能因此下结论它一定会出问题，但也只能善意的提醒，应该是有点问题的。天津是一个挺神奇的城市，类似这样的巨型企业有好几个，除了破产的渤海钢铁，还有天房集团，个个都负债近两千亿。天房集团去年5月份就对中信信托违约了，后来钱算是还上了，但至于是怎么还上的，只能点到为止，如今依然还有巨额债务问题未解，2019年和2020年是天房集团的债务大年。不过在这里可以以破产的渤海钢铁为例，说一些背后的操作，大家自己判断就好，不要对号入座。渤海钢铁破产重组的时候负债有1920亿，集团下面的企业有很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搞贷款的：子公司1先把天津市的大小银行统统贷一遍，压茬贷，先还了前贷继续再贷。虽然贷款本金可以以贷还贷，但是还有利息呀。这时候子公司1会再成立一个子公司2，用2的名义再贷一遍，这样就又有资金了，利息的问题也解决了。这种方式可以维持一定的时间，但不能长久，总会有贷款不好批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承兑就要上场了，旗下的几个公司加上关系户一起，做个流转合同，开大交易量的发票，就可以过银行的审批，做50%的承兑。要是急需现钱，还可以拿承兑加一定的费用去做贴现。银行当然也知道，但是碍于对方是巨无霸国企，总会贷到钱的，自己又能吃利息，何乐而不为呢，不过也有的银行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贷。就这样，最后这个巨轮行驶不下去的时候，就会人来救了。据小债了解，当年渤海钢铁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天津所有银行的一把手都被组织到一起开会，要求给渤钢倒贷，虽然最后没有救过来破产了，但想救的决心依然清晰可见。不过有一点小债不是很懂，某些国企破产重组之后好像还是原班人马，只是负担的债务消失了，由谁买单了呢？渤海钢铁的问题不止于渤钢本身，多了也不能说，从曾经的世界500强到如今的黯然陨落，只用了短短不到4年，倒是应该给其他行业和企业警醒了，盲目的发展只会带来失败后的不堪。至于天津物产的问题，大家还是再等等吧，因为除了相信国家，在大势下凡人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