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1. SpaceX实现了小幅度的盈利，营业收入达到15亿美元，总利润为5500万美元。2. SpaceX的营收快速增长，2022年达到46亿美元，带动亏损大幅度收窄。3. SpaceX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垄断者，其星链系统正在实现商业成就，为马斯克的星舰计划提供支持。SpaceX赚钱了！据媒体报道，SpaceX内部人士透露的财务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SpaceX的营业收入为15亿美元，总利润达到5500万美元，终于实现了小幅度的盈利。由于没有上市，公众无法从官方途径得知其财务状况，但是媒体总归有途径打探到风向。这一数据得到了大幅度的传播引用，SpaceX也并没有跳出来反驳。营收的快速增长是SpaceX扭亏为盈的关键。据披露，2022年SpaceX营收翻倍至46亿美元，带动亏损大幅度收窄，从2021年的9.68亿美元下降至5.59亿美元，为今年一季度扭亏奠定了基础。SpaceX正在大力投资“星舰”、星链等项目，斥巨资克服艰难的技术挑战，导致该公司去年的总支出达到了52亿美元，较2021年的33亿美元大幅增长58%，但公司的估值倒是维持在高位，在最近的一轮员工股票出售中，该公司的估值约为1500亿美元。可以相比较的是老牌军火、航天供应商洛克希德公司市值1137亿美元、波音公司市值1371亿美元。在SpaceX入局前，洛克希德、波音是美国航天最重要的供应商，其各持有50%股权组成的联合发射联盟（UnitedLaunchAlliance，简称ULA），成立于2006年，事实性垄断了美国的政府、军用载荷航天发射，一次发射报价1.5亿美元起步，被业界和网友戏称为“黑店”。然而就在SpaceX小幅盈利时，联合发射联盟却被摆在货架上即将出售，投资公司摩根士丹利和咨询公司贝恩管理该项交易，正在寻找买家。SpaceX已经不仅仅是马斯克商业帝国的一块“广告招牌”，也不仅仅是充满理想主义的营销，它完全改变了美国的航天发射市场，并抢走了欧空局、俄空局的商业发射订单。某种程度上，SpaceX是“弑神者”。新神崛起一位中国商业航天从业者告诉《最话》，“SpaceX很强悍一点的是成本控制能力。在它之前，航天业界没想过能以这种模式制造和发射火箭。”他举了个例子，此前火箭总装环节采用的是高等级净化车间，对空气环境品质、空气中的微粒数、温湿度、震动、噪声等有严格的要求，当时业界普遍认为只有这种环境下，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但SpaceX的火箭制造车间却非常简陋，从公开视频来看，猎鹰火箭总装车间并非净化车间，里面各种设备、工具、用料杂乱摆放。星舰舰体的生产和拼装甚至基本上室外进行，也就搭个棚子。马斯克将生产火箭的基础设施压到业界此前难以想象的简陋。这种极致的成本控制跟SpaceX的任务定位有一定关系，净化车间的目的在于维护高附加值载荷的状态。航天战略研究专家张京男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净化车间的效果最主要的是维护通讯卫星，已经研制的星舰目的在于完成外太空来回、多次重复使用。它可能未来真的是要发射高附加值负载的星舰，可能还会用净化车间去进行拼装。”除了“工棚”一样的车间，一位资深市场分析人士认为，马斯克是用造工业品的思维来做航天，“SpaceX 能把制造成本降下来，是采取了流水线生产、货架元器件、快速检测等多方面改进。从根源上来说，是设计、制造理念的改变，采用成熟技术、简化工艺、提升容错率。”批量制造工业品的做法，能大幅降低箭体的成本，此外，和特斯拉一样，SpaceX 专注于垂直一体化，从模仿起步到自行设计制造关键元件，大大降低了成本。而联合发射联盟是传统的“设计-采购-总装”模式，成本上远不能和自产率更高的SpaceX比。但这还并不是SpaceX的必杀技。上述分析人士认为，“采用民用的成熟技术，大幅降低成本，是可行的。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火箭本身的生产成本只是一部分，关键是可回收技术的成功应用。”过去一年，SpaceX大幅调整了定价，猎鹰9号以及猎鹰重型火箭的发射起价将分别由6200万美元和9000万美元上调至6700万美元和9700万美元，上调幅度约8%；小型卫星“拼车发射”的价格也上调10%，200公斤以下有效载荷的发射起价由原来100万美元上调至110万美元，每增加一公斤收取的费用由原来的5000美元上调至5500美元。彼时，马斯克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在原材料和物流方面都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这一价格到底贵不贵呢？我们可以用联合发射联盟的报价做个比较。联合发射联盟的两款主力火箭，“宇宙神5”政府发射报价在1.5亿~2亿美元之间，重型德尔塔4单发报价更是高达3.8亿~4.2亿美元之间。即使猎鹰火箭发射报价上涨了，也是比“宇宙神5”、重型德尔塔4的发射报价便宜一大截，所以政府的发射订单也正加速流向SpaceX。此外，由于俄乌冲突还在持续，能够负担得起太空发射需求的商业买家在近两年忌惮于欧美封杀，因而不能选择此前可以和SpaceX价格竞争的俄罗斯“联盟号”火箭作为替代选项，这让马斯克进一步坐稳了商业火箭领域的头把交椅。SpaceX正加速扩张，根据文件披露，2022年SpaceX的总支出约为52亿美元，此前一年为33亿美元。2022年，SpaceX在员工工资、材料和航天器折旧等一系列成本上花费了31亿美元，高于2021年的16亿美元。2022年研发费用为13亿美元，同比增长11%。此外，火箭建造发射需要开阔的场地，过去2年SpaceX在购买地产和设备上的开销达到54亿美元。但SpaceX也在快速挣钱。7月，消息人士称，SpaceX告诉部分投资者预计2023年该公司将实现约80亿美元的营收，是2022年收入的两倍。公司还向投资者保证，以不包括制造火箭和卫星相关费用的标准计算，预计今年将获得约30亿美元的营业利润。旧神陨落联合发射联盟目前在美国政府发射订单市场上仍压着SpaceX。毕竟，联合发射联盟本身就是美国政府主导下的产物。虽然美国在航天领域一直占据着技术优势，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德尔塔 II火箭火箭相继出现重大事故，欧空局、俄空局趁机在世界商业发射市场异军突起。出于安全考虑，美国政府不可能把重要的卫星发射任务交给欧空局、俄空局代劳，并且为了维护美国在航天发射领域的领导地位，于是在1994年发起了“改进型一次性运载火箭”计划，扶植两款能满足军方发射需求，并且在商业上具备竞争力的新型运载火箭，两型火箭互为备份，这就是“宇宙神5”、德尔塔4的由来。为了研发这两款火箭，洛克希德和波音投入了巨额资金，这笔投资单靠当时美国政府承诺的年均20次发射任务，不一定能收回成本，需要开拓商业发射市场。如果说现在星链是低轨道卫星星座的明星，那么当时铱星、全球星等第一代低轨星座就是它的原型。铱星系统原计划发射66颗卫星，分别由中国长征、美国德尔塔、俄罗斯质子号火箭承揽发射。但好景不长，由于费用高昂、体验差、用户稀少，2002年，铱星、全球星项目陆续破产，第一次低轨互联网星座泡沫破灭，商业大单没了。祸不单行的是，美国政府的订单也数度拖延，部分发射任务甚至延期10多年。为了巨额投入不被打水漂，洛克希德和波音以威胁退出市场为筹码要求美国政府“统购统销”。最终2006年，在默许之下，洛克希德和波音把航天发射部门剥离重组为联合发射联盟。虽然并没有明确的“行政特许经营”，但事实上，在长达10多年时间里，联合发射联盟在美国政府航天发射市场是“神一样的存在”，几乎垄断了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发射订单，这一方面算是对其历史投资的“补偿”，另一方面也是两者之间谁都离不开谁的利益同盟。但长期的事实性垄断，导致联合发射联盟不思进取，一直满足于“改进型一次性运载火箭”，成本降不下来，技术提不上去，其发射报价相对于同期俄、欧纯商业发射报价可谓是“天价”，但美国政府还不得不接受，并且每年还要支付其10亿美元的“发射能力维持补贴”。美国政府和军方简直是跪着送钱给联合发射联盟，更是使得它压根就不想着开拓商业航天市场。直至SpaceX的出现。事实上，在SpaceX崛起的过程中，马斯克的眼光和毅力固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奥巴马政府时期NASA的有意扶持更为关键。NASA有意打破联合发射联盟的垄断，不仅通过签订大合同“变相”给予资金支援，猎鹰9号的技术更是手把手在辅导。虽然SpaceX起步更晚，但经过多年投入自研出默林火箭发动机，而“宇宙神5”长期使用俄制RD-180火箭发动机。猎鹰9在2015年左右实现了可回收技术的成功，“宇宙神5”、“德尔塔4”还未掌握可回收技术。并且SpaceX正逐步掌握超多台发动机并联技术，猎鹰9号搭载9台发动机，近地轨道运力23吨左右，到了重型猎鹰采用3箭体并联，共27台发动机，近地轨道运力55吨左右。星舰更是尝试并联33台猛禽发动机。虽然联合发射联盟拉来蓝色起源的BE-4液氧甲烷发动机代替俄制RD-180发动机，研发了新火箭“火神”，但在2020年8月的“国家安全发射”（NSSL）项目第二阶段招标结果中，联合发射联盟还是失去了垄断地位。这份总额高达50亿美元的大订单，分别由联合发射联盟和SpaceX瓜分，两家公司分别占60%、40%。联合发射联盟还是占了大头，但不再能“吃独食”，并且虽然拿到了订单，但原定2021年首飞的“火神”火箭在研发过程中事故频发，服役进度一拖再拖。这尊曾经独占美国政府和军方发射订单的“旧神”就此颇有无力回天之势，被精于利益的洛克希德、波音放弃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曾经的垄断者联合发射联盟陨落，挑战者SpaceX晋升为新的垄断者。媒体引用美国太空军官员的发言称：“竞争对手目前无法推出任何产品，SpaceX成为了事实上的垄断者。”潜台词是：如果说当年希望用SpaceX制衡联合发射联盟，那么现在需要新的力量来制衡SpaceX了，以免这个“屠龙少年”变成新的“恶龙”。但马斯克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他在个人账号表示：“国家和公司制定的目标太低了，缺乏野心是他们的不足之处。SpaceX的使命是让生命实现多行星化。”神话的诞生马斯克的野心确实很大。50亿美元的政府订单虽然不小，但仍不足以支撑马斯克的殖民火星的梦想。毕竟随着SpaceX的重点转向星舰飞船，NASA所能够给予的支持大幅度减少，NASA自身的预算也被削减。而虽然星舰飞船依然采用露天制造、廉价不锈钢箭体、“草台”发射台等诸多SpaceX常用的低成本方式，但整个星舰计划的开支还是难以估量。马斯克曾公开表示，SpaceX今年将斥资约20亿美元来推动星舰开发工作，并且不需要筹集资金来支持。但3月，SpaceX宣布获得来自沙特阿拉伯投资基金和阿布扎比投资公司的10亿美元融资。当然，对SpaceX来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中东基金的目标原本是特斯拉，只是和马斯克谈崩了才转向SpaceX。比起融资，更重要的是赚钱。长期以来，欧洲航天局都在争取和NASA“划清界限”，以保护卫星和伽利略系统的独立性。然而，俄乌冲突和阿丽亚娜6号的难产使欧盟目前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一流的重型运载火箭。据报道，欧洲航天局计划将把四次发射任务外包给SpaceX，希望用猎鹰9号火箭发射伽利略卫星。此前，该系统只能根据安全规则从欧洲领土启动。目前，方案计划正在谈判中，欧盟还要求SpaceX签署一项安全协议。靠给美国政府、军方、欧空局发射卫星，虽然也能年入数十亿美元，但马斯克并不满足。当年铱星系统曾梦想在太空与地面间建立通讯网络，但因种种原因最后落得个破产下场，而“成本控制大师”马斯克决心实现这个梦想。得益于猎鹰的可重复使用，2022年，SpaceX共进行了61次火箭发射任务，共发射了1722颗星链卫星，发射成功率和火箭回收成功率均为100%。马斯克信心满满地宣称，2023年SpaceX的目标是发射100次。根据第三方机构统计，2023年4-6月，全球发射次数总数为44次，SpaceX完成22次，正好占了一半；本季度全球发射卫星总数为797颗，SpaceX以648颗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今年8月，SpaceX连续发射了三批星链卫星，加紧占领太空航线和频段。截至5月，星链服务在全球用户数突破150万客户，预计在年底有望增长到200万。以此推算，业务营收将达3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更是乐观地认为，到2025年，SpaceX的服务用户将超4000万，年收入高达300亿美元。当年铱星系统没能实现的商业成就，星链系统正在实现，它带来的收入能逐渐支撑起马斯克的星舰计划。4月星舰飞船第一次发射以失败告终，首飞失败后，SpaceX对火箭和地面设施进行了大量的改进和测试工作，技术状态变化累计超过千项。重点改进包括钢板洪水冷却系统、热级间分离系统、飞行终止系统，并已进行了相关测试。马斯克称，他对下一次发射成功更有信心，他认为成功进入轨道的可能性可以达到60%。目前，SpaceX正在等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升空许可，有望在年内开展第二次试飞。猎鹰火箭运输成本已降低到1400美元/公斤。按照设想，有效载荷高达150吨的“星舰”将使这一数字进一步大幅下降。前述资深市场分析人士介绍说，“在商业上，星舰具有可行性。星舰近地轨道运力150吨左右，比历史上最大的土星五号运力（大约120吨）还要大。而且，它要实现可回收，发射成本大幅降低，无论是运物资到太空、太空旅行、还是登月，甚至登陆火星等，都具有商业可能性。”这可能是个千亿级的市场，也可能是不仅仅能用钱来衡量的巨变。SpaceX虽然不是第一个嚷嚷“太空梦”的私人企业，但确实是它带动了全球航天产业真正走向了私营商业化，其实现季度盈利所带来的积极信号，对全球商业航天都起到了刺激作用。一场由SpaceX挑起的太空竞赛可能才刚刚拉开大幕。前述中国商业航天从业者告诉《最话》，“我们距离它（SpaceX）还很遥远，只有努力追赶，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支持。”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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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斯坦福大学的两个独立研究团队使用新的电极阵列和人工智能程序开发出了大脑植入物，将失语者的思想转化为文本和语音。该装置取得了新的突破，失语者的交流语速是此前类似装置的3.4倍，更加接近自然对话。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学家们还设计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虚拟人物来说出解码后的言语。这两种大脑植入物在设计上存在显著差异。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小组在大脑皮层表面植入了一个薄如纸片的长方体，上面有253个电极，用来记录大脑中一个对语言至关重要区域的脑活动。斯坦福大学的植入物则将两个更小、总共有128个微电极的阵列更深入地插入大脑。每个研究团队只与一名志愿者合作。斯坦福大学与68岁的帕特·贝内特(Pat Bennett)合作，他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则与47岁的中风患者安(Ann)合作。尽管植入物和研究参与者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但两项研究的结果大致相似。在脑机接口的帮助下，他们达到了每分钟60到80个单词的平均说话速度，几乎是正常人谈话速度的一半，但比之前任何脑机接口所达到的语速至少快三倍。该装置在50个单词的词汇量下错误率为9.1%，比此前最先进的语言脑机接口装置低至约1/3。在使用12500词汇量时，错误率为23.8%，团队认为这可能是首次成功演示大词汇量解码的研究。这一成果展示了在帮助严重瘫痪人群恢复沟通能力方面的技术进步。...
（原标题：他拍下自己的日常生活，却让60万人感到恐怖)文章摘要1. 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被称为“流水线Vlog”的视频类型，它以工厂流水线工人的日常生活为主题。2. 文章描述了工厂流水线工人的生活状态，他们每天都面临着单调、乏味的工作，生活压力很大。3. 最后，文章指出，工厂工人的生活虽然艰辛，但他们依然努力活着，这是对自己最大的救赎。普通人，光是好好活着都已经很有压力了。如今你要是想靠拍Vlog（视频日记）成名，怕是没辆房车都不行。毕竟一个Vlog想要火，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要么富到极致，要么生活有情调到极致。但有一类把“单调”“无聊”“乏味”“应付”当关键词的Vlog，最近却突然爆火了。视频底下最多的评论是：“每个视频都一模一样，看得恐怖。”我把这种类型的视频称为：流水线Vlog。一、工厂流水线的一天是每一天流水线Vlog，往往以主角被吵醒为开头。像这位哥们，5:49就被舍友提桶跑路的声音吵醒了。提桶跑路，指的是工厂工人受不了工作压力，收拾自己的行李，装在红色的塑料桶里偷偷溜走。图片来自：抖音视频截图随后，主播做了一件让观众朋友震惊的事情，他用洗洁精刷牙、洗脸、洗头发。因为很多网友觉得主播之前说“用洗洁精刷牙洗头”是吹牛，所以主播在这个视频里进行了自证。为什么要用洗洁精洗漱呢？因为洗洁精对工人们的性价比极高。首先，洗洁精非常便宜，27元能买4.7kg一大桶，相比59.9元/1kg的清爽去油洗发水，高下立判。另一方面，合规的A类洗洁精其实是符合GB/T9985标准，是用来洗餐盘的，所以多少也得符合可微量食用的标准。对一些收入拮据的人来说，洗洁精洗一切，已是最优的选择。洗漱完之后，工人就要途经工厂园区。如图所示，工厂园区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进入车间的在整理防尘服之类用品的工人们；一类是已经工作完毕准备去休息的工人们，他们这样的一次倒班，就完成了生活与工作的交接。如果将视频放大，你完全可以将两列人群归结为同一种情绪——疲惫。疲惫地进厂，疲惫地出厂，在演奏一场无声的旋律。是的，如果主播不带解说的AI声音，除了脚步声你啥也听不到。这场景，被诗人许立志形容为“流水线上的兵马俑”。沿线站着夏丘 张子凤 肖朋 李孝定 唐秀猛雷兰娇 许立志 朱正武 潘霞 苒雪梅这些不舍昼夜的工人 穿戴好静电衣 静电帽 静电鞋 静电手套 静电环整装待发 静候军令 只一响铃工夫 悉数回到秦朝同样沉默安静的，是流水线，进入工厂后，就基本上不能有任何娱乐活动了，主播将手机放进储物柜里，然后穿好防尘服进入流水线。等主播工作完出来后，时间飞逝，打开手机就已经是晚上10点32分了，但还没完，主播得吃完饭、短暂休息之后，接着去上夜班。夜班之前，有一个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主播快速吃完之后，发出了感叹，连回收餐盘的设施都是流水线。流水线的一端，同样也是一批厨工，他们被精确规划了任务，有人倒掉厨余垃圾，有人清洗盘子。他有些无奈，说道：“看到这一幕，你们还能不好好努力吗？”吃完饭后，主播和其他工人一样，进行了短暂的休息，由于休息时间只有最多15分钟，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开了智能手机。这是整个工厂最热闹的时候，和家人视频聊天的、看跳舞视频的、玩斗地主的、看3分钟说电影的，手机此起彼伏的声音盖过了工厂机器声。休息完之后，主播二进宫，再次钻入流水线干活了，等他再钻出来的时候，天就亮了。因为主播不能拍摄流水线的工作状况，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工人的生活与休闲，都十分匆忙。匆忙到去睡觉都是奔跑去的，因为他们必须迎合工厂生产计划的安排。除了这个视频外，这位主播发了一共76个视频，获赞66.3万，但其实大部分视频内容都大同小异。有网友是这么总结的：被舍友吵醒→起床→万能洗洁精刷牙洗头→吹头发照镜子→羡慕别人有女朋友→碰到厂妹但是不敢要微信→走到健身房和网吧→刷鞋柜换衣服放手机上班→下班和漂亮的厂妹吃饭→继续上班→太阳出来就下班。他们生产的商品飞往大洋彼岸、世界各地，而他们的生活则长久地困在原地。一如既往，日复一日，月亮在厂区升起，然后又落下。月亮从厂区升起，撑开了夜幕的伞你从车间出来，我从安检门进去……多少日子以来，我对生活葆有的，那份虔诚的爱在机台与机台之间渐次磨损……我的梦沉睡在凌晨三点的出货码头天光尽头，月亮从厂区升起——许立志二、把时间省下来，把爱情也省下来在短视频平台，类似的工厂Vlog 数不胜数，内容千篇一律，中心思想十分简单，“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毕竟，他们一进厂立即面临着被淘汰。伴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机械臂的进入，制造业能提供的就业人数实际上是减少的。肌肉让位于机器，大脑让位于电脑。能够提供丰富就业的纺织业和服装业的市场，也在不断被更加廉价的东南亚所侵蚀。所以，寻找工作的工人们，也是寻找一次行将淘汰的宿命。根据时代财经报道，2021年9月，上海昌硕工价一个小时35元，一天面试几千人，需求5万的容量，3天招募完成了。而根据知乎用户“脚踏实地”的说法：“上年郑州港区富士康，都明知道疫情严重，需要15万人，你看是不是一天报名就满额了，为啥，因为工资高，中介利润高。很多中介宣传，名额下放到村。别的不说，就今年暑假，你看看工资一个月4000块不到 ，暑假工都大量滞留。”看似无趣的VLOG里，是供过于求的劳动力现状，是工业转型的暗流。而在工人们这里，为了让自己留下来，如何更好地契合流水线的生产速度，是所有工人需要每天思考的难题。就像诗人许立志所写的：能省的，都要省下来物质要省下来，金钱要省下绝望要省下来，悲伤要省下来孤独要省下来，寂寞要省下来亲情友情爱情通通省下来工厂不谈理想，只谈性价比。比起工厂打工的单调，工厂工人的思绪和决策反而会更为复杂细微。比如说吃饭，能省的部分，除了“钱”，还有“时间”。在工厂有年轻工人为了吃饱，会多点红烧肉、胖头鱼这类“硬菜”，但老工人就会只点一份咸菜配大米饭，以此来多省几元钱。我又问了一位在工厂打工的朋友，他们的吃饭时间有45分钟，但因为要排队、脱无尘服等步骤，实际吃饭时间更少。最后，就是住宿部分，更是能省则省，能挤则挤。工厂宿舍即使拥挤，也是6～8个人的“家”，他们需要在这边进行存储收纳、穿搭、睡眠、娱乐，大部分工作外的生活都要在这个拥挤的小地方里完成。由于宿舍过于拥挤，而宿舍管理人员不充足，所以“邻里”间就会制定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来维护宿舍环境。比如说穿越火线是2007年出的枪战游戏，许多第二天不用上班的年轻人就会把笔记本电脑的声音拉满，体验最刺激的枪战体验，于是宿舍走廊就贴了条“晚上11点后玩穿越火线，死全家”这类的话。而宿舍的公共厕所与澡堂，更是混乱区域，有“在浴室拉大便的死全家”“禁止在洗手池尿尿”“在水槽倒垃圾罚款3万元”之类的规矩。在一个规章制度和管理手腕难以也不愿触及的地方，民间的“诅咒私刑”，成了最大的管理方式。可能有些观众会嗤之以鼻，这个地方怎么会如此肮脏混乱？难道大家都没有收拾卫生的习惯吗？但我想说，在仔细考察了这种园区生活之后，你会轻而易举地知道一个经济学铁律——体面，是劳工阶层一生中最大的奢侈品。维持体面，所需要付出的金钱和时间，是不堪细算的。很多在找工作的青年会看到工厂招工通知里，贴几张美好而整洁的宿舍环境。但去了之后，才知道有的宿舍是真的脏乱差。也别对“厂妹”有什么刻板印象，觉得女工人就更爱干净了，工厂的高负荷工作之下，人人累而平等。按每间宿舍居住面积26～30m²算，人均4.3～7.5m²的空间里，一个工人需要完成对客厅、餐厅、储物间、更衣室、卧室甚至电脑室的规划。想要彻底维持整洁有序，估计得请专门的100元/小时的收纳师，或者是《交换空间》里的建筑师，才能完成这个世纪难题。大家都进工厂了，都是统一而标准化的螺丝钉，统一的静电服、防尘衣、蓝色鞋套，统一的动作在12个小时内重复运动，统一的进食、排泄与疲劳。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效率。就像流水线工人们编的顺口溜一样：追魂夺命流水线，暗无天日鬼车间生死轮回两班倒，废寝忘食终无言加班加点不加薪，提桶跑路在明天初见不知提桶意，再见已是提桶人不管这些工厂Vlog的配音用的是“熊二”还是“动漫小新”，现实的画面里永远是那么紧张而局促。多数工厂工人所仰望的星空，不过是5.5英寸的手机屏幕，这是一种在无限巨大的虚拟空间里的一种麻醉，近乎免费的短视频、手游、视频聊天……无疑是他们的巨大慰藉。很多人嘲笑工厂工人不好好学习，进厂也不努力，还在天天玩手机，他们应该换位思考下，现实空间是要付费的。“高级餐厅的桌子之间离得更远，头等舱没有中间的座位，豪华酒店有单独的套房客人入口，在这个人挤人的世界上，你能买到的最贵的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弗雷德里克·巴克曼三、谁不是在生活重压下偷喘一口气？当生活被冰冷的“效率”极致压缩，留给自己，有点人味儿的时间就只有：吃饭、玩手机和睡觉的时候。为什么食堂吃饭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吃饭是工人一天中最清醒而自由的时间段，而且，青年工人是有社交需求的。食堂就餐的这段时间，是一整个工作日内异性工人能够有效社交的最长时间段，所以有人就会去尝试搭讪异性，希望获得一份良缘。虽然他们嘴上说的顺口溜是：电子厂没有爱情，只有考勤和全勤流水线没有浪漫，只有吃不完的猪脚饭谈情没有出路，只会影响我打螺丝的速度但实际上，他们都愿意为了增加一些社交时间，而加快吃饭的速度。毕竟，在日复一日重复的、冰冷而疲惫的时光中，谁会不渴望一份温情呢？感觉自己“活得像个人”这件事，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突然变得极为重要。2019年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揭开了“流水线”的另一面。纪录片讲述的，就是这些工厂年轻人，就算工作再单调，也希望在闲暇之余打扮自己，将头发烫到一个夸张的高度，染出彩虹，再穿上哥特风与日本视觉系类似的着装。这是他们吸引女孩的方式，也是他们展示自我的方式。如今工厂青年当然抛弃了杀马特，他们的审美在不断多元化。工厂青年也会迅速从短视频里学到潮流青年的穿搭时尚，拍摄并加上一句体现出个性的金句，成为了吸引异性的法宝。不要问克罗心是不是真的，男孩求爱的心，是真的。同样的女孩子也知道JK、巴黎世家丝袜等的穿搭方式，让工厂青年落伍的不是思维和信息，而是钱包。女孩子们也会吃泡面省吃俭用，买双喜欢的新鞋犒劳自己。喜欢穿吊带裙的女孩，每个白天都穿着统一的工服。只有晚上，工友们都睡熟了，她才能偷偷换上裙子，把窗户当成镜子，裙摆旋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外界当然可以高高在上地嘲笑他们土和low。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所有的折腾与表现，都只是因为，想体验一把“活着的感觉”。背后的动力也依然是：“想要随时获得别人的关注”“想把自己打扮得很强硬，才不至于我很脆弱”。燃烧自己的生命能量，来对抗逼仄的工厂里重复、无聊的每一天，以看似疯癫的形式，以肉身之躯咽下铁做的月亮、工业的废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还有梦想可言吗？有。或许是一个安稳的家庭，或许是小孩能上一个好大学，甚至是一部iPhone，攒钱开店，县城买房……流水线或许冰冷，但人的身上也存在真爱、共同奋斗与家庭亲情。夫妻俩下班后也会一同做一顿好菜好饭，招待亲戚朋友。暑假期间，已经为人父母的工人，是需要看管小孩的。所以有的家长就会把小孩带到流水线上，让小孩在流水线旁边写暑假作业。其实这种行为，许多工厂都屡禁不止，有的工厂则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工厂则干脆直接出钱安排了一个儿童游乐区，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安身之所。流水线与格子间也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谁还不是在生活的重压下偷偷喘口气呢？只不过有人选择硬挺，有人选择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也有人靠自己的头脑打一场翻身仗。闽南人说：“比歹命更可怕的，是认命。”我想说，比痛苦更可怕的，是麻木。对大多数人而言，用尽全力地活着，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救赎。...
时任国有公司高管期间，甘肃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杨志强滥用职权，违规决策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川公司”)进行期货投机交易，造成17亿余元的亏损。同时杨志强还因受贿、违反政治纪律，最终数罪并罚，被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判决现已生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发布了上述案件的“三堂会审”。其中提到了被告人杨志强2013年担任金川公司董事长期间，违反国家规定、滥用职权的更多细节。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违规开展期货投机交易，定罪滥用职权具体看来，杨志强曾任白银有色金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正厅级)，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金川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甘肃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18年2月退休。2013年，杨志强违反相关规定，超越职权，决定金川公司开展期货投机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共计17亿余元。对此，2023年1月17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杨志强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然而审理时有意见认为，金川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具有从事期货业务的资格，尽管未采取套期保值方式进行期货交易，但不能等同于刑法上的滥用职权，更多体现在工作决策失误，不应认定杨志强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甘肃省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职务犯罪审理处处长田亮表示，但该意见未被采纳。田亮分析称，首先期货交易中套期保值是以现货交易存在为前提，通过期货市场反向对冲操作，避免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而期货投机是指在期货市场上以获取价差收益为目的的期货交易行为，承担价格风险，且风险极高。根据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进行境内外期货交易，应当遵循套期保值的原则，严格遵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关于企业以国有资产进入期货市场的有关规定。根据国家监委《关于办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渎职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本单位管理规定和程序，在国有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方面独断专行，应认定为滥用职权。本案中，杨志强作为金川公司董事长，违反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擅自决定金川公司进行期货投机交易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属于滥用职权。其次，从决策程序看，2013年2月，杨志强主持金川公司营销工作管理委员会会议，在未经董事会审议的情况下，决定营销工作管理委员会是金川公司期货工作最高决策机构，违规行使董事会及期货联席会的决策权。违规成立的决策机构后续作出的决策事项本身具有非正当性，不能认定为该公司集体决策所形成的。杨志强明知国有企业开展期货投机业务可能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仍违规利用营销工作管理委员会通过相关决策，具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此外，从行为手段看，杨志强先是通过营销工作管理委员会篡取期货业务话语权，接着决定进行期货投机，上述行为最终导致国有资产特别重大损失。根据国家监委《关于办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渎职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因渎职犯罪造成国有公司的经济损失，可全部认定为“国家利益遭受损失”。杨志强违规决策金川公司进行期货投机交易，造成17亿余元亏损，属于直接产生的经济损失，应认定为其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综上，应认定杨志强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花样”受贿：转卖铜杆获利508万、谋原始股收“感谢费”基于受贿行为， 2023年1月17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杨志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100万元。首先是2012年至2014年，杨志强利用担任金川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金川公司下属企业甲公司董事长张某某(另案处理)提供的所谓商业机会，违反金川公司有关产品销售的规定，通过其妻杨某某控制的乙公司，以“中间商”名义按照成本价从甲公司购买金川公司铜杆后销售给兰州某电缆厂，所售铜杆实际由甲公司直接送至兰州某电缆厂，乙公司未进行实际经营活动，杨志强夫妇从中获利508万余元。田亮分析，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指出，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该案中，杨志强通过其妻控制的乙公司从甲公司以成本价购进金川公司铜杆转卖获利的行为，表面上看是市场行为，本质系典型的新型、隐性受贿。具体看来，首先张某某提供的所谓商业机会实际系为杨志强夫妇量身打造，具有特定性、明确获利性。市场经济中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的商业机会，比如基金、保险、股票、期货和房地产等投资，具有获取主体的平等性、获取过程的公正性和获取收益的风险性，该类商业机会本身不属于贿赂犯罪中的财物范畴。但本案中，金川公司的铜杆销售业务属于供求关系的卖方市场，杨某某获得的所谓商业机会系张某某为其量身定做，不对外公开，不需要投入运输成本，不承担风险，具有特定性、明确获利性，亦违反了金川公司有关产品销售的规定。杨某某未付出实质经营而享有收益，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获利508万余元，具有利益输送的明显特征。同时，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财物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杨志强作为金川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接受下属公司董事长张某某提供的具有特定性、明确获利性的所谓商业机会，价值远超三万元，符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综上，应认定杨志强接受下属提供的所谓商业机会，并安排其妻子以“空手套白狼”方式获得508万余元的行为构成受贿。此外，2005年至2018年，杨志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收受他人所送财物折合共计2790余万元人民币(币种下同)。其中，2010年，金川公司筹备下属企业通过港股上市，时任金川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的杨志强私自确定私营企业主陈某某为投资人，约定由陈某某以每股低于市场价0.07港币认购6000万股原始股，并要求陈某某将其中低价认股3000万股对应的差价210万港元作为回报。经查，陈某某实际购买原始股5243.4万股。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白会东分析，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配股是上市公司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和相应的程序，向原股票股东按其持股比例、以低于市价的某一特定价格配售一定数量新发行股票的融资行为。在案证据证实，杨志强能够获得金川公司下属企业6000万配股，是基于其担任金川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并非其个人具有配股资格。陈某某作为杨志强选定的认购方，成功认购原始股系杨志强职务行为的结果。综上，杨志强利用配股的职务便利，为陈某某谋取到作为投资者低价购入原始股的利益，并要求陈某某将其中低价认购3000万股对应的差价210万港元作为回报，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去年暑假，英国私校研学营结束后的毕业典礼上，老师正在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受访者提供）在英国从事研学行业的艺老师今年暑期接待了50多个中国学生，大部分是参加与英国私立学校合作的研学营，费用通常从4万元（人民币，下同）起跳。还有一部分是参加与英国顶级名校牛津、剑桥合作的研学营，一些低龄儿童通常还有大人陪同，一大一小的费用至少10万元。这名六年前开始从事中国研学行业的业者告诉《联合早报》，研学团中的高净值客户今年显著增加，和普通群体的消费能力分化明显。在中国今年如火如荼的研学市场中，远赴英国浸濡是最昂贵的，其次为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价格大约在1万5000元左右，1万元以下则为国内研学，价位从几百元至七八千元不等。价格上的巨大差距，把不同地区和不同背景的家庭区分开来。据艺老师经营的研学机构不完全统计，参加英国研学营的家庭多集中在中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以及浙江等富裕省份，这些地区也是中国传统上的教育高地。英国私校研学营的户外团建活动。（受访者提供）中国华经产业研究院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研学市场消费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华东、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其中，经济强省扎堆的华东地区是第一大消费区域，占比约为35%。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数字经济发展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司照凯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研学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的产品形态，与经济表现挂钩。在记者采访的几名中国家长中，来自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的精英家庭普遍反映，周围孩子今年参加研学团的比率约有一半以上，而非一线城市的普通学校参加研学的比率不足三成，更鲜少有人出国研学。中国经济发达省市在教育上的投入长期领先于其他地区，在“中国教育小康指数”和“中国现代教育发展指数”调查中，一线城市北京、上海以及领跑中国经济的浙江、江苏多年来稳居前列。具体到个体和家庭的教育支出上，中国央广总台2020年发布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数据更为直观：一线城市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平均一年在4万4000元左右，二线城市在3万6000元左右，三线城市则在2万9400元左右。上海一所知名公立学校的家长透露，孩子所在的班级今年至少有一半同学参加了研学团，而她自己送孩子去的是费用大约5万元的美国研学团。这名在外企任职、不愿具名的家长说，家庭最大一部分的开支就是教育，“我只问他你喜不喜欢，喜欢我就给你报”，不会因为钱的问题放弃。精英家庭长期投入研学 更早与西方教育体系接轨中国官方2016年印发文件，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在学校和市场的推动下，许多家庭是近两三年才接触研学，但一些教育资源丰富、教育理念走在前沿的家庭起步则要早得多，只是当时这些项目更多被称作游学团或夏令营。全职太太王莞（化名）育有一儿一女，丈夫是飞行员。夫妻俩最早是从2015年——也就是大女儿刚上小学时，开始送孩子参加研学。此后每年都会去不同的地方，最远的一次是2019年到芬兰呆了15天，共花费5万元。王莞八岁的小儿子2019年在芬兰研学团中学习冰壶。（受访者提供）王莞的小儿子在芬兰研学团练习滑雪。（受访者提供）王莞的两个孩子目前就读成都一所国际学校，今年暑假他们参加了为期六天的广西桂林阳朔崖攀岩挑战营，人均费用近1万元。像王莞这样更早接触国际教育体系的精英家庭，受西方教育文化影响，近年也越来越重视对孩子体能、户外方面的培训，而这类营地因为需要专业的场地和专业人士协助，价格往往也更高。王莞受访时介绍，孩子参与过的国内户外研学团中，最便宜的是每天1500元左右，而这个价格是其他普通观光研学团的两倍多。针对这类家庭的需求，一些高端市场也推出了更多主打户外锻炼、体能培训的研学团。据艺老师介绍，不少英国研学团包含体育项目，其中一项名为“英超俱乐部阿森纳足球训练营”的项目，除了满足家长对沉浸式英语环境的要求外，也让孩子有机会接触世界顶级球队，学习足球技法等。据艺老师观察，精英家庭追求的不是“英文水平提高”，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有很强的语言基础，能用流利的英文交流，他们更多追求的是体验和筑梦，“花那么多钱，就是想让孩子在牛津大学里面体验，然后以此为目标来学习”。前述上海家长也说，出国研学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抱着开放的心态，孩子如果喜欢将来自然就会去，“说不定会种下一颗种子”。经济低迷 荷包收紧 一些家庭“消费降级”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尽管暑期研学市场出现井喷式增长，但业者反映，不少家长，尤其是经济基础相对弱的家长更在意性价比，在研学团上会“消费降级”。近期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乏力、民众荷包收紧、消费动力不足等问题。虽然暑期的研学市场逆势上涨，但业者也发现，今年家长消费会更倾向追求性价比。重庆一家研学机构创始人周萌（化名）告诉《联合早报》，由于国际机票和当地物价上涨，过去一直很受欢迎的新加坡团价格上涨约20%，“以前这个团还没开之前就有家长询问，今年直到出发前几天都没报够人数，最后只好取消”。经营了九年研学业务的周萌今年把重心从价格较高的境外团，转移到更加实惠的国内团。重庆家长邓婕（广告公司创始人）受访时坦言，今年经济形势导致她在孩子研学上“消费降级”，“本来打算送孩子出国游，结果变成了国内游”。邓婕为今年小学毕业的儿子报了为期七天、费用约5000元的北京研学团。她告诉记者，由于是毕业班，大概有一半同学今年暑假参加了研学团，“开始大家都在群里讨论去新加坡，后来因为价格原因，都更倾向于北京”。成都一家研学机构创始人宋婷（化名）告诉记者，经济下行，对消费力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家长一开始咨询时，可能是考虑花1万元多去研学，但最后要交钱时，预算就降到了六七千元”。宋婷认为，经济不好时，家长在教育上对刚性和非刚性的预算区别就更明显。她说：“经济好预算充足，家长除了让孩子参加学科补习，也会花一些钱让孩子去夏令营研学；但现在钱包收紧了，就必须做选择，学科类补课已经把钱花完了，就不会再花钱在研学上。”不过，和中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对各城市造成的冲击情况类似，尽管整体经济低迷对大多数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开支会产生影响，但冲击力度对一线城市和二三四线城市来说，却有强弱之分。传统富裕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好、底子厚，面对经济压力，家庭在教育上的开支有更大的转圜余地；对经济底子相对薄弱的地区，在教育上的刚需空间就被挤压。前述来自上海的家长说，周围的人在消费上显得更加谨慎，但对她而言，教育支出仍然排在优先位置，影响不大。研学选择分化背后或是保守和开放之间的分化研学虽然只是中国教育现状的一个小切面，但受访学者认为，因为经济能力、教育观念等原因造成的研学选择差异，中国下一代对世界认知的水平可能会产生分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经济形势不好，支付能力差异就更被凸显出来。他指出，人们会有计划地去削减开支，经济能力相对弱的家庭剩下的余钱不多，亲子教育作为弹性最大的部分自然会优先被削减。陆曦认为，研学团的分化现象背后，也折射出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信息差。他说，中国与外部世界割裂越来越严重，有见识、有能力的家长通过送孩子研学或留学等方式，让下一代有更多机会去接触和了解外部世界，而因为经济发展等因素，往往又只有经济更好的一线城市或一些精英家庭才有这样的机会，就会导致中国下一代的世界认知水平，因为出身不同而进一步拉大差距。陆曦进一步解释，除了客观经济能力外，在中国国内存在信息差的环境下，家长自我选择也出现了分化，这些家长和他们下一代之间，又会形成自我价值观的一个固化和自我强化。研学机构创始人周萌也分析说，出国研学团遇冷，除了经济原因，也和中国冠病疫情三年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走出国门有关。她说，疫情过后，很多人对于未来会有一些惯性的、不确定的想法，加上信息流通方面的障碍，这都会带来更多疑虑，包括当他们习惯了在国内，面对“出国”，第一反应是比较陌生和谨慎的。陆曦指出，从更深远的层面看，出国和不出国的选择，可能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还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分化，乃至整个社会在保守和开放之间的两极分化，最终可能加剧社会的割裂，对未来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影响。...
文章摘要1. 揭露“假国企制造链”：通过挂靠方式，花180万元就能让民营企业成为国企？2. 记者暗访发现，黑掮客以80万元至400万元的价格，将民营企业“包装”成国企。3. 中介公司承诺可以与央企签署协议，让民营企业享受国企待遇，提升股东背景。4. 一些中介公司声称拥有国企的公章和工商资料，保证百分之百安全。5. 清除假国企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加强企业自治、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炽热的阳光透过北京的高楼，投射到巨大城市的各个角落。只是在阳光尚不能触及之处，潜藏着一片专营“以挂靠方式混入国企阵营”的隐匿江湖。提着400万现金，可以直接去（央企二级子公司）总部，带着项目和领导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暗访调查中，做“挂靠”营生的经理信誓旦旦地说出了这番话。近来，各大国企加大了曝光假冒下属公司的力度，风口浪尖上，挂靠产业链还在运作吗？每经记者深入这片隐匿江湖一探究竟。北京东三环的核心CBD区，国贸中心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楼坐落于此，路面上着职业装的行人匆匆而过，同众多知名跨国公司、央企总部一道，映衬出这里的经贸繁华。沿着建国门外大街向西约2里路，著名的北京建国饭店静静矗立，与其一路之隔的，便是建外SOHO商务区。SOHO商务区，正是每经记者此行目的地。这里就像藏着一道旋转门：门的一侧，是阳光照耀下的商业百态；而旋转到另一侧，则藏着一个欲说还休的灰色“挂靠”地带。《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严打之下，造假产业链以更隐蔽的方式存续。在这个批量生产“假国企”的产业链上，黑掮客对多家国企明码标价，称少则花费80万元，多则400万元，一家公司就能戴上国资帽子。哪怕被打假，也可通过“平移”方式变更为其他国企股东。更有甚者宣称，国企的公章、工商资料就在自己手上，“百分之百安全”。一、“可安排与挂靠的国企签协议”7月下旬，正值北京最炎热的时节，每经记者根据指引，在建外SOHO16号楼见到了经营“挂靠”业务的刘经理。刘经理在中企祥瑞（北京）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祥瑞）进行她的营生。她所在的这家公司是成立于2021年的小微企业，注册资本仅100万元。从明面上看，它从事着策划、咨询等全套企业管理服务，不过中企祥瑞也隐藏着一项出人意料的业务：将民营企业“包装”成国企。“国企、央企混改，对接优秀民企成为国企、央企旗下2级、3级、4级、5级公司，让民企享受央企、国企待遇，提升股东背景，增强谈判优势，获得更高的融资和授信，投标、承接项目更有底气。”这是刘经理微信朋友圈日常发布的文案。图片来源：朋友圈截图此前，刘经理就介绍，可提供“挂靠”的国企至少有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等。刘经理举例称，某金融央企资源有三挂四（指央企三级子公司下，挂靠一家四级子公司，下同），“管理费”180万元一年，四挂五则只要130万元一年，签完合同付定金100万元，而且“流程上不用担心，我们带着工商资料去办，全国都可以注册”。在中企祥瑞的办公室，每经记者以寻求国企挂靠为由，向刘经理了解到“制造假国企”的更多细节。“挂靠”也好，“混改”也罢，流程其实很简单。刘经理称，在确定好挂靠企业后，可安排记者与挂靠的国企签署《股权代持协议》，暗中约定上级股东仅为股权代持关系，再与中介公司签署服务协议，用于中介协助办理各项业务。刘经理描述，在挂靠模式下，上级国资股东的管理十分宽松，你的公司领导层不变，上级股东不干预你的公司经营事务，连财务和人事也不会有任何审查，只需要每年按时交“管理费”即可，“相当于我们是自负盈亏的，类似承包经营的模式，这些都会在合同中写明。”合同到期后也可以随时续签，不续签也能再次把公司股权从国资股东那里变更出去。换句话说，明面上，是刘经理宣传的国企以投资方式进入股东层，暗地里，所谓投资只是代持，国企并不真正持有股份。在央企云集的北京，也不乏“李鬼”鱼目混珠。《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打出国企“挂靠”“混改”业务的机构不是个例，他们大多是中小型企业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在微博、论坛等平台发布大量信息，简单直白地描述“成为国企”的直接好处，并留下手机号码，引流到微信详谈。记者和多位中介沟通之后发现，各家办理挂靠的流程和费用几乎一致。图片来源：社交媒体截图那么，股份代持真实吗？刘经理提及的这些国企，是否知晓、默许这样的操作呢？8月22日，记者分别拨打刘经理提及的三家央企公开电话，其中一家明确否认可以挂靠，一家接通前台，但工作人员未直接回应，另一家则未能接通。二、“若被打假，可平移到其他同等级别国企下”尽管国企多次打假、否认，但在包括刘经理在内的掮客口中，这些国企不仅知晓，如若有需要，还能配合这种挂靠生意的工作。部分中介为了打消客户疑虑，承诺可约上需要挂靠的国企负责人面谈。图片来源：每经记者暗访聊天截图同在建外SOHO的国鸿鑫盛（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鸿鑫盛），十几个工作人员挤在约百平米的办公室里，从外观上看，和一般中介机构别无二致。《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网上与其交流时，工作人员更是夸下海口，可以约到央企二级子公司的负责人面谈。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摄7月下旬，记者以企业人员身份按约定来到国鸿鑫盛，所谓“央企负责人”却未如约而至。国鸿鑫盛负责人胡经理解释道，该企业一周前刚公告了一批假冒国企，正处于整顿期。自己前不久刚挂上去一家长沙公司，需要等待情况观察一下，至少三周后才能挂靠。再有，除了直接挂靠，中介宣称还可借用国资股东的资质去开展业务，能够进行国企授权、借用账户走账等复杂操作，“用上级单位的资质很麻烦，要以上级公司名义承接项目，款项走上级账户，在正常‘管理费’之外，还要收取项目金额3.5%的费用。”不过，由于操作复杂，这种方式就连中介公司本身也不太推荐。刘经理就直言：“在资源这方面，最近国企混改也都查得比较严，因为很多混改都是灰色的，也不是那种正式的。我也不用多说，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一些事情。”甚至，还有掮客声称，某国企就是其“一手打造”。胡经理向记者推荐了北京北发高科技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发高科技），称该公司是“一手资源 ”“安全可靠”。胡经理告诉每经记者：“北发高科技那边的领导上岁数了，公司也没精力打理。我是认了干爸，他就把公司让我打理。这是我们一手打造的公司，一年只需要80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北发高科技成立于1991年，是北京市属事业单位——北京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的全资子公司。胡经理称，北发高科技是事业单位旗下国企，而这一板块目前处于监管真空区，“事业单位是另一个体系的，国资委管控不到。”出于安全考虑，胡经理还发挥“专业所长”，建议记者多加一层公司作为“避险层”，即先在北京注册新公司挂靠国企，并完成5000万以上的注册资本实缴，此后就能以此在全国各地设立下属公司，开展真正的业务，“哪怕这一层公司被曝光了，下面的公司也能转移出去，真实业务不受影响。”也许是为了展示“一手打造”的真实性，胡经理还提出了另一种合作模式，即民营企业和北发高科技成立合资公司，各自出人担任高管，联合招投标拿项目，按股权比例分配利润，“因为现在央企背景挂靠，国家查的力度比较狠，整个下边都不好做，我们做合资也是为了安全着想。”为了让记者信服，胡经理还从柜子里拿出了北发高科技的执照、公章，以及上级股东的相关证明，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未能进一步确认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摄为了核实胡经理所言真实性，《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于8月22日致电北京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但电话为空号。随后，记者拨通了北京市委编办电话，得知该交流中心已经没有正常运转。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属于应该注销，但还没注销的单位，所以我们这边给他冻结了……他们现在不能再办理任何业务。”此外，在严厉打击假国企的背景下，记者发现，制造假国企的生意已从取名、股权登记，延伸覆盖至曝光后的股权转移等全链路服务。中介公司也对“售后服务”给出极大保证：若被打假，可无偿协助“平移”到其他同等级别国企下，或者按挂靠时长比例退款。记者表达被曝光的疑虑后，刘经理表示，“咱们是有合同的……（曝光后的退费问题），那就是合同纠纷了。现在是一个法治社会。所有东西白纸黑字写在合同当中，做了约定的。”三、那些被曝光的假国企现在怎样了果真如刘经理所言，被打假后还能通过“平移”方式成为另一家国企的子公司？虽然无法确定是否是刘经理这样的中介所为，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实发现了“平移”的案例。成立于2020年3月的个人独资企业广州三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航科技），在2021年3月变更为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后者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企业，三航科技也由此变为“央企”。不过，此次变更仅半年后，2021年10月，国资委网站发布了第一批中央企业公告的假冒国企名单汇总，三航科技位列其中，“假央企”身份暴露。首次“挂靠”失败，三航科技并未放弃寻求再次进入国资体系的机会。2022年3月~4月，即被打假半年后，三航科技再次启动工商资料变更程序，公司名称变更为广州琥海科技有限公司，同时通过两次股东变更，恢复为个人独资企业。2022年6月，该企业的股东变更为黑龙江泰聚缘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泰聚缘），当时，黑龙江泰聚缘也是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三航科技“兜兜转转”再次进入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背后的国资体系内。然而，三航科技的“运气”实在不好，在成为黑龙江泰聚缘子公司的3个月后，2022年9月，黑龙江泰聚缘的名字出现在国资委网站发布的第二批中央企业公告的假冒国企名单中。2023年1月，黑龙江泰聚缘变更了其股东，国资股东退出。但并非所有的“假国企”都像三航科技这般执着，也有的选择默默恢复真实身份。刘经理提到可提供挂靠的国家电投，刚好在6月底曝光了一批假国企，其中，福建鑫源智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鑫源）原本工商资料显示是国家电投三级子公司，也是被曝光的假央企之一。记者查询发现，该企业在7月下旬变更为个人独资企业。2021年，“中央企业集体行动打击假冒国企”成为年度央企十大热搜之一。当年，26家中央企业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对外公告了353户假冒国企。当年10月，国资委网站上也汇总后发布了第一批中央企业公告的假冒国企名单。随后的2022年9月和2023年4月，国资委官网分别汇总第二批、第三批假国企名单进行发布，三批名单总计曝光了823家假国企。近期，披露曝光假国企再次成为浪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上述中介7月推荐的几家可挂靠公司全部参与了打假。例如，刘经理推荐的中铁第十八工程局两家下属公司，早在5月23日就被中国铁建（SH601186，股价9.91元，市值1345.7亿元）公告其“使用伪造公章等方式，登记设立企业”；另一家冒充华电能源（SH600726，股价2.35元，市值185.8亿元）全资子公司的山东锦上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7月被公告后，目前已进入简易注销程序。图片来源：网络截图当然，也有被国企股东“打假”的企业，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持续经营。每日经济新闻日前独家报道《追踪｜顶风“作案”？假国企被曝光后，旗下公司又宣布巨额投资 “手握”近600亿项目能否兑现》，就揭露了国电建湖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建湖南）等在被曝光为假国企后，仍与旗下子公司一起，宣传在多地投资上百亿新能源项目，项目涉及资金总额接近600亿元。直到《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发布后，国电建湖南才将其公众号中“央企国家电力公司的三级子公司”描述进行修改。四、假国企如何通过工商注册？国企们一再打假，刘经理、胡经理等中介又何以拍胸脯保证能注册成功？一大可能是，中介在协助注册时提供的是假资料。记者采访了解到，根据《公司法》以及相关登记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工商登记属于形式审查，即工商注册机关并不审查材料真实性，只需当事人为自己提供的材料真伪承担法律责任，这就为虚假注册或变更提供了空间。企业工商登记流程 图片来源：某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截图“虚假登记是存在的，目前多为通过群众投诉举报、日常监管中发现，虚假登记情况主要有冒用他人身份、提供虚假材料进行登记，市监部门经过调查取证，情况属实的可立案处理，进行行政处罚并予以撤销登记。”一名在广东省内准一线城市多年负责工商登记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如是说道。德和衡（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周冬冬律师手上就承接了当事人的私有住宅被冒用登记为企业经营地址的案子，“这与假国企有相似之处，我有一名深圳的客户，投诉自己的私有住宅被他人无端注册为企业经营地址，甚至遭遇该企业的债权人登门讨债、收到法院的传票。后经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局的处理结果也就只是将其列入经营场地异常名单。”前述政府工作人员向每经记者介绍，登记的材料需要严格按照上级规范提交，她同时提及，目前我国全面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提倡百花齐放，登记方式和审批制度在改革中不断优化，企业登记以形式审查为主，只要材料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就予以“确认登记”。周冬冬也曾接触过当事人遭遇“假国企”的案例，她告诉记者，当事人（原告）诉被告关于一起货物买卖纠纷，开庭前一直认为被告是某国有企业所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在诉讼策略上也据此进行。但在诉讼过程中，某国有企业却否认自己曾设立过被告，并公告称被告实际是“假国企”，“这使得原告非常被动。”需要注意的是，前述政府工作人员向每经记者强调，据其了解，广东省内已基本实行“商事签”认证登记，申请人必须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整地完成登记业务流程，因此，要想成功造假绝非易事。除虚假注册以外，一部分被划为“假国企”的企业，则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未顺利改制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华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经济）是前述国资委官网发布的假国企名单里的企业。早在2018年2月，该企业就遭遇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打假，称华宇经济并非中核集团出资设立的公司或企业，其设立的各种冠以“中核”字号和号称中核下属公司的企业或机构，均未经过中核集团批准；其以中核集团下属公司名义开展经营业务，给中核集团造成负面影响。但华宇经济与前文所介绍的那类“假国企”却又不是同一个类型。记者获得的一份于2020年5月做出的判决书[(2020) 晋民终150号]显示，经法院查明，华宇经济原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后划归为中核集团管理，但华宇经济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划归中核集团管理后，体制改制尚未完成，但华宇经济的法人资格没有终止、法人的独立地位没有改变……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财产，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裁判文书中如是记载。不过，2022年6月28日，中核集团又在其官网发布《关于不法企业假冒我集团子公司 有关情况的公告》，声明“以下公司及其下设各级子公司均为假冒国企，与我集团无任何隶属或股权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投资、合作、业务等关系，其一切行为均与我集团无关”，“以下公司”就包括中国华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记者曾在7月份前往华宇经济的注册地址、年报通讯地址实地走访，试图了解“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来龙去脉，但均未能找到该企业。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全民所有制企业挂靠是一个历史问题，“曾经的‘红帽子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打着国企招牌，对国有企业形象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近年来国企也对挂靠企业、参股企业多次进行集中清理与整治，包括要求只有达到国资控股的企业才能使用国字头名称。”据悉，1998年，一场被称为清理“红帽子企业”的企业产权明晰化工作在全国展开。[1]当年，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了《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对经清理甄别后认定为非集体性质的企业，各级清产核资机构要督促“挂靠”集体企业及时向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部门申报有关文件和资料，变更企业性质。[2][3]五、为何只公告打假而不查封？采访中，不止一名采访对象提出疑惑，被侵权的国企为何只是公告打假，却不进一步举报维权？“既然母公司发现被冒用身份注册子公司这种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函告各地方登记机关的方式，限制使用其身份继续开办子公司登记；同时，已登记的假冒子公司经举报调查核实，可由登记机关予以撤销登记，那为什么这些假冒国企既然被发现是假冒，至今仍然允许一直存续经营呢？”前述负责工商登记的人士就向记者发来如是疑惑。但记者也发现，要撤销一家假国企，实际上绝非易事。记者在珠海市政府官网搜索到一个案例：2021年7月27日，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向当地斗门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珠海京南工程处（以下简称假冒企业）冒用其公司的名义注册该公司。当年8月4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前往假冒企业登记住所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不在登记住所经营，通过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而后由举报人提交了司法鉴定所对比公司印章与假冒企业工商注册资料印章的对比鉴定意见，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并进行撤销公示、撤销听证告知等，直到2022年1月28日，才最终公布“予以撤销”的决定。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仅是打假一家假国企，前后便历时半年时间，可见打假之难。吴刚梁表示，现在国资委和央企的打假成本很高，而且依靠公告打假，打击力度也较轻，“民营企业注册成假国企，可能涉及经济诈骗或者合同欺诈，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对造假中介机构的打击，要开展专项行动。”另一方面，在工商登记时，注册机关对有明显存疑的材料，也可实行实质审查，但这样的情形并不多见，同时也对接收材料的工作人员鉴别能力有较高要求。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一系列的假国企设立后，才遭遇真国企打假，而若非真国企向工商登记机关提出举报，被打假的假国企也常常逍遥法外。因此，周冬冬也建议，国家在企业注册制度的大背景下，对特定企业应当严把关，做一定的实质审查。对注册过程中一些必要的包括股东设立子公司的决议、公司注册地址的租赁合同或者产权证明进行实质审查。“否则，长此以往，不仅被这些害群之马败坏真正的国有企业声誉，同时也必定在将来影响与该注册企业相关的债权人的权利实现，增大其维权成本，最后降低了政府及司法在社会层面的公信力。”周冬冬说道。追根溯源，假冒国企盛行的背后，是市场主体地位的差别。吴刚梁就表示，“我认为应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各类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在项目招投标的时候，应淡化企业所有制标签。”记者手记：清除假国企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假国企”的现象其实存在已久，从国资委发布打假名单，到各大企业发布打假公告，再到媒体一次次曝光，一次次引发热搜，打击力度不小。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造假者总是春风吹又生，甚至，部分被曝光的“假国企”并未被纠正，而是继续打着国企旗号进行投资、经营。在这方面，笔者采访过程中也了解到来自各方的一些无奈。人手少，责任大，打假成本高……在这些拦路虎之下，造假者得以继续逍遥。这也是当下的现实窘境，“宽进”释放了市场竞争活力，但也是考验。例如，对于清除“假国企”，被假冒的国企们，除了一纸公告外，是否进行了内部自查、又是否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诉打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是否在“假国企”名单公布后主动跟进，进一步调查、核实以及撤销？而普通企业或个人，在知晓对方“假国企”身份后，能否经受住利益诱惑，拒绝合作？笔者认为，“严管”不是一两个机构部门能够单独完成的工作，从企业的注册登记到日常经营管理，再到监督打假，需要不同单位部门之间的协同继续强化；另外，企业自治、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参考资料：[1]数千万企业私产被侵占 “土专家”成“流浪汉”。经济参考报/中国新闻网[2]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收尾补课工作的通知。中国法院网。[3]关于印发《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财清字[1998]9号）。财政部等四部门...
（原标题：是时候放开房价“限跌令”了）这两天，“ 珠海一房企打响‘五折’卖房第一枪”的消息在网上热传，珠海市金湾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称，该项目采取的降价推盘做法是合理的市场行为，此后珠海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又对所谓“五折卖房”的说法进行了辟谣和澄清，称网传最高的备案价是两年前的价格。对照今年7月的新盘备案价，其楼盘售价仍在“不低于备案价格的85%”的区间。虽然谈不上“半价促销”，但降价推盘是事实。跳出个案看，在很多地方，房价“限跌”的政策口径都在松开。如四川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明确“全力支持房企开展商品房团购活动，开发企业团购优惠价格不计入商品房备案价格跌幅比例范围”，以“团购优惠价”的方式对“限跌令”松了道口子，这被舆论视作打响了政策性降房价的第一枪。据不完全统计，同样明确了可给团购优惠价格的，还有长春、黄冈、巴中、普洱、铜陵、桐庐、沈阳、中山、太原等地。8月20日，《中国房地产报》发表文章《房地产金融风险加剧 期待调整优化政策尽快落地》，文中提到政策发力点应围绕“保、松、降”三个字展开，“保”即保房企资金链、保交楼；“松”即放松一切制约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行政性干预政策；“降”即降低购房成本，包括降首付、降税费、降房价，特别是降房价，应当给予开发商更大的自主定价权，允许开发商以降价促销的方式展开自救，以尽快回笼资金。这也被很多人置于“信号体”下解读。房价有涨跌，原本很正常。“商品房”，房子本就是商品，受供需关系因素影响不可避免。可现在看，房价涨跌的“按钮”并不在房企手上——早在2021年8月，湖南岳阳市就发布了全国首个旨在限制房价跌幅的“限跌令”；同月，辽宁沈阳多部门也对楼盘降价房企展开约谈，江苏江阴发文严禁低价倾销、打价格战。下发“限跌令”的，还有株洲、桂林、菏泽、昆明、唐山、张家口、芜湖等数十个城市。去年8月，合肥长丰县一楼盘推出直降4000元/㎡，结果被定性为非法销售，直接被叫停。今年5月，昆山两家房企因为“擅自大幅度降价销售”，被当地住建局发文公开通报批评并处罚。“限跌”成为政策工具箱里的调控利器，通常是出于两个因素考虑：第一，楼盘降价可能引发“踩踏”，导致部分购房者“断供弃房”，造成楼市扰动，加剧银行坏账风险；第二，房价跌了，可能影响地方土地财政收入。看上去，“限跌”奉行的是“稳”字诀，是稳楼市的大招，能避免楼市大涨大跌。可归根结底，“限跌”非但难以阻止房价下跌、避免买地收入下滑，还会抑制真实需求——从供给侧维度看，除了房子品质外，最能影响需求的莫过于房价。不允许降房价，必然会以“人为遏制需求-增加购房人负担-降低楼市流动性-影响房企资金回笼-加快房企暴雷速度”的链式反应，阻断供需的动态平衡，损害楼市的长期稳定。此前很多地方推购房补贴、提高贷款额度，都在对冲“限跌”的效力。到了今天，“限跌”做法更是不合时宜：现在楼市的主要问题已不是过热，而是过冷。将过去在市场过热阶段的短期化做法沿用到过冷阶段，而非尽早边际优化，本质上是刻舟求剑。有几个数据需要被正视：从房企销售数据看，2023年1至7月，TOP100房企销售总额为39944.0亿元，同比下降4.6%，增幅相比上月下降4.7个百分点，其中7月单月销售额同比下降34.1%，环比下降33.8%；从房企运行情况看，目前房企100强中，46家出了问题，前30强房企20家爆雷，TOP10中民营房企只剩龙湖一根独苗，就连碧桂园这类“三道红线”全转至绿档的标杆性民营房企都拉响警报；从房企融资情形看，据机构统计，2023年上半年地产信用债发行主体仍以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主，国企融资占比约92.60%，半数民营房企在上半年没有债券融资。当此之时，再不“允许降房价”就晚了，放开那些房价“限跌令”，已成“7·24政治局会议”中“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的应有之义。在房企们资金压力大、有的房企已被“抬进ICU”的背景下，“限跌令”若迟迟不退出，只会是阻断房企断臂求生的自救之路，最终以抑制风险的名义制造出更大的风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月份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新房环比下跌的城市49个，也即70%的城市房价在跌，同比下跌的城市44个，也即63%的城市新房价格至少低于一年前。这表明，强行“限跌”可能适得其反——房价要跌时，你拦也拦不住。说白了，放开“限跌”，其实就是要在给房企“输氧”的同时，也松开遏在房企脖子上的那只手：如果说，“三支利箭”从信贷、债券、股权三大融资政策上给房企以支持是“输氧”，那放开以“限跌”为典型的强干预式限制性措施，就是让房企们能更自主地呼吸。将“限跌”该松开就松开，不是“救”而是“纠”，也就是政策纠偏。楼市冷热固然受制于市场周期性规律，但至少不该用非市场化的政策限制为楼市流动性“添堵”。将那些短期措施长期化，带来的只会是供需的扭曲、楼市的畸形。对公众特别是购房者而言，也需要打破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学会消化和接受“房价有涨必有跌”的规律。从部分地方以往开发商一降价就出现“房闹”的情况看，很多人理性认知楼市这门课还得补上。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楼市也不例外，就算是“限跌”也难以改变这点。而着眼当前形势看，放开“限跌”，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原标题：摩根士丹利下调中国大陆和香港股指目标）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的下降，摩根士丹利三个月内第二次下调中国大陆和香港主要股指的目标。据彭博社，摩根士丹利星期四（8月24日）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该行将明晟中国指数MSCI明年6月的基本情境目标下调至60，较之前的预测下降14%。报告显示，在该行认为的“熊市情境”（Bear Case）假设下，该指数可能进一步跌至40点。摩根士分析师Laura Wang和Jonathan Garner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此次下调股指目标与摩根士丹利最近下调中国今、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有关。分析师在报告中写道，房地产行业风险、地方债高企、通货紧缩和政府刺激措施延迟的情况下，企业盈利的压力加大。对2023年整体盈利预期降低和估值倍数假设较低，是该行下调增长目标的主要原因。摩根士丹利表示，由于销售前景令人失望，且开发商违约风险徘徊，地产股评级被下调至“减持”。分析师补充，近期市场仍保持谨慎，因政府刺激措施零碎分散，且缺乏宏观改善迹象。该银行还将恒生指数、恒生国企指数和沪深300指数6月份的基本目标分别下调至18500点、6450点和4000点。此外，考虑到中国在MSCI EM（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 APxJ（亚太指数）中的权重约为30%，这两个指数的目标价也被下调。这是摩根士丹利三个月内第二次下调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关键指标。该行6月将MSCI中国指数由80点下调至70点，并将恒指预测由24500点降至21500点。摩根士丹利本月3日将中国股票从“超配”（Over weight）调整至“平配”（Equal weight）。...
樊强案将地方债的危机与乱象再次推到了公众面前。今年6月，贵州黔西南州兴仁市商人樊强因犯行贿罪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被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在当地，樊强一直被视为政府融资化债的得力助手和资深掮客，一些民营企业家通过樊强将资金借给兴仁政府平台公司，或者购买地方非标债。樊强获刑的重要原因，是法院认定其在政府项目中获得了高额居间服务费，导致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近年来，多地政府通过地方平台公司举债，樊强这样的地方债资金掮客如过江之鲫。这些人及其背后的“金主”通过收取服务费和套取利差获得收益。樊强案已然受到广泛关注，也将地方债的危机与乱象再次推到了公众面前。兴仁市不大，面积不到180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去年GDP210亿元，在黔西南州仅次于首府兴义市。兴仁市航拍 图/兴仁市人民政府网站2018年，兴仁完成了两件大事：撤县设市获批和通过国家贫困县摘帽专项检收。樊强在此前后介入政府融资业务。2022年1月12日，他被兴仁市纪委监委从家中带走留置，留置6个月后被刑拘。根据公诉方指控，2019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间，兴仁市政府为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找樊强帮助借款融资，并商议通过三家兴仁市政府平台公司接收借款并支付利息实现融资，为规避国家法律对融资高额利息的规定，采用签订居间合同支付融资服务费的方式实现融资的高额利息。10次高息融资业务的融资金额3.487亿元，为出资方牟取高额融资服务费1.41亿元，其中樊强个人分得3055.43万元人民币。相关指控被法院采纳。这些短期融资的日利率为3‰至5.5‰。樊强的工作包括：为借款本金做个人担保、参与出资、催本付息等；介绍出资方向城投公司放贷并协调银行和公证处；为城投公司借款并租用一家酒店为借款提供抵押。2023年6月19日，兴仁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樊强犯行贿罪及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两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2万元。樊强不服，上诉至黔西南州中院。兴仁市委市政府、二审法院黔西南州中院均拒绝对樊强案置评。第一财经记者尝试联系数位时任兴仁市领导，未能获得有效回复。时任兴仁市委常委、副市长的王绥鸿称自己现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任兴仁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杨睿也以“已不在兴仁任职”为由拒绝接受采访。樊强亲友透露，时任兴仁市领导曾将樊强誉为当地的“救火队长”。第一财经记者获得的一张图片显示，樊强实控的金融公司天睿投资一度挂上“兴仁市金融服务中心”的招牌。接近樊强的多位人士称政府方面对此行为表示默许，多位领导也前去视察，直到兴仁市成立官方的金融服务中心，这一招牌才被撤下。樊强实控的天睿投资 摄影/蔡真多位受访者介绍，他之所以热衷于“帮政府找钱”，一是为了赚钱，二是觉得帮政府“做事”很有面子。据樊强的自述材料，其为政府做的最后一笔融资发生在2021年9月，同年10月兴仁市领导班子发生变动，时任副市长王长贵和王绥鸿被免（原市委副书记冯子建此前已不在兴仁任职）。三个月后樊强被兴仁市纪委监委从家中带走。东湖城投投融资部经理田茂胜先于樊强一天被兴仁市监委留置，他也是樊强案中目前唯一获刑的行贿对象。同年被市监委调查的还有东湖城投董事长兼总经理杨玖。事实上，樊强帮助政府融资规模不止判决书显示的3个多亿。第一财经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樊强自述为兴仁市国资平台做了37笔融资业务，总额14.092亿元：2017和2018年各1笔，2019年10笔，2020年8笔，2021年17笔；其中受时任市领导王长贵委托4次，受时任市领导冯子建委托4次，受时任市领导王绥鸿委托18次，受时任东湖城投法定代表人杨玖委托2次。融资形式包括短期拆借、定向融资、引存放贷、融资租赁和委托贷款，长则两三年，短则2~5天。这些融资的利息高低不等，高至每日3‰~5.5‰，但也有几笔是无息借贷。自述材料显示，上述37笔业务中除涉案的10笔高息融资外，其余借款部分清偿完毕；部分未约定借款利率和还款时间；部分存在拖欠本息情况。樊强的妻子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因为融资业务压力太大，樊强被留置前已经心生退意，着手转型实业，方向是兴仁特产薏仁米。前端和后端涉案的10笔高息融资中，有6笔是樊强通过武姐（化名）联系资金方放款。武姐说樊强比她更懂金融知识，但她比樊强离有钱人更近。樊强这样和地方政府关系熟络的居间方，武姐称为“前端”；而像她这样和资金方联系的居间方，她称为“后端”。类似樊强这样的前端，武姐认识20多个，业务遍布贵州省88个县级行政区划。政府官员找到这些居间方，往往意味着当地债务面临严重压力，且已经穷尽了常规融资手段，有时政府官员的一个电话打来，上亿资金几个小时内就要到位。这时后端会咨询资金方（比如发达省份的民营企业家或游资）的意见，如果资金方同意做这笔生意，居间人就跟进执行。在此情形下，居间人和资金方出于风险考量，对于地方政府也并非有求必应；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公司则往往对居间人的姿态放得很低。如第一财经获得的贵州某地级市政府旗下平台公司向当地居间方发出的《情况说明函》写道：“因近年融资政策收紧，加之我司承担建设任务较重，导致流动性紧张，无法按时偿还到期债务。为保稳定、防止违约爆雷，特恳请贵司承接我司相关金融业务。在与贵司的合作过程中，贵司守信誉、讲政治、顾大局的政治觉悟与我司高度一致，深受我司欢迎和肯定。”这样的江湖救急是地方化债的灰色地带。前端和后端，是借贷双方增信和风险隔离的必要存在：前端受领导信任，接受政府委托，甚至替政府担保；如若出现问题，资金方会找到后端，后端又去找政府和前端。拆借流程一般是国有平台公司的分管市领导和居间方约定好借款金额、时间和利息，居间方派人到现场由政府出会议纪要。政府的领导签无限连带担保或者由财政担保，签字过程还要拍照留存。如第一财经获得的多份与樊强案有关的借款和担保材料显示：《专题会议纪要》参会人有政府平台公司董事长、市财政局长和市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不可撤销连带担保承诺书》有兴仁市财政局盖章和签字，或有王绥鸿签字及指印；《借条》有樊强和王绥鸿的手印及盖章；《延期还款承诺函》的落款有东湖城投盖章及时任法定代表人杨玖的指印、签字和私章，时任副市长王长贵作为担保人的指印和签字；市领导亲笔签字的画面被拍照留存。“居间方收到居间服务费、资金占用费以及发票费用等多笔费用之后，安排资金方给政府打款，资金成本都非常高。”武姐说。武姐介绍，区别于常规意义上的放贷，过桥拆借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日息3‰~5‰是行业惯例，不过这样的拆借一般也只存在几日甚至几十分钟，最多十几天，所以通常情况下不会产生高额成本。政府平台拿到新的低息融资后会迅速置换高息过桥资金。“就像上市公司要让审计看见在报告期截止日账上有这笔钱，看完之后又拿出来还给别人。”被打破的行规此类快进快出的金融业务，以流水计算，武姐已做了上千亿元，单笔拆借金额在上千万元到5亿元不等。而兴仁这一单让她“贴进去8000多万元，是从业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她坦言，自己还会做黔西南州的业务，但兴仁“打死不再做”。法院采纳的证据表明：2019年3月，樊强找到武姐为贵州东湖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东湖城投”）借款5200万元，期限20天，日息3‰，东湖城投按时履约；2019年4月，樊强找到武姐再借5500万元给东湖城投，期限12天，日息3‰，武姐要求樊强配资150万元，东湖城投未能按期还款，三方约定延期10天，日息5‰，东湖城投于5月8日和5月9日分两次还清本金；2019年5月，东湖城投借4500万元，其中樊强配资450万元，实际用款107天；2019年6月东湖城投借1900万元，期限64天；2019年9月东湖城投借6000万元，其中樊强配资500万元，期限20天，拖欠数月后分三次还清本金；2020年6月，另一兴仁市政府平台——贵州放马坪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放马坪旅投”）借4000万元，其中樊强配资400万元，期限20天，未归还本金。综合来看，这六笔借款约定时限已超过常规过桥业务，尤其后几笔实际用款时间更是延宕数月，导致以5‰或5.5‰日息计算的融资服务费累计到巨额数字，单单最后一笔4000万元借款，就产生了4109万元服务费。武姐说，兴仁最后一单4000万元欠款，她其实意识到了危机，曾下令放弃。“按照我们的行规及合同，对方的三章（企业章、法定代表人章、财务章）、支票、网银、营业执照和资金走向图等都要交给我们，而这一单里对方的这些东西已被另一个资金方监管，这让我觉得有风险。”她说这一单完成后，农业银行已经放款给政府平台，但政府没有把钱还给他们，挪用到哪里她并不知情。樊强也称自己被“套”。他在一份自述材料中称：“我个人筹资4400万元出借给兴仁政府以及代兴仁市政府偿还部分债务，另替兴仁政府支付近千万利息，兴仁市政府陆续偿还了我900万元本金，这900万元我分文未收利息，目前兴仁市政府尚欠我3500万元本金未偿还，利息也从未支付。”樊强妻子对第一财经记者称：“判决书说他获利3000多万，但实际上他自己有3000多万本金在政府那里。”武姐一方将三家兴仁市平台公司告上法庭，今年8月1日开庭审理，同为被告的还有樊强、王绥鸿等多人。她对记者说，兴仁方面辩称支付的居间服务费实际上是还的本金，而自己一方拿出了证明材料予以反驳。武姐认为，兴仁事件只是个例，自己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看来，有危机的地方才有商机，债务压力大的地方对过桥资金的需求就高，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当地政府信誉差或坏账风险高。一位江浙资本市场人士则对第一财经记者提出不同看法：“这样的过桥生意我们避之不及。城投等平台公司本就是地方财政的资金池，往往承担提供过桥资金的作用。如果当地政府和平台要找第三方和个人借过桥资金，这本身就说明了当地财政极为紧张，风险极高。”事实是，很多地方政府平台的资金需求越发急切，刚还清前一笔过桥本金就无缝衔接开启了下一轮借款。在借款无法如期偿还的情况下，一些居间方收取的巨额服务费吐了出来——因政府拖欠本金他们不得不弥补背后资金方的损失，否则自己再也不会得到资金方支持。一位和樊强有业务往来的当地资金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政府的借新还旧越发频繁，他意识到风险过高之时已经难以抽身，只能寄希望于政府不会失信。利率红线在兴仁当地有一种看法，认为兴仁在2018年之后债务激增，和撤县设市上马大量基建有关。在武姐看来，兴仁在自身的金融安排上存在问题，她打了个比方，“这件裙子好看，但你（没钱的话）可以不买”。但总有人抑制不住这样的诱惑，一些地方也无法停住举债的步子。不过，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比如，多地试图划出利率红线，以尝试压降成本。第一财经获得的一份书面材料显示，一位投资人于2021年购买了放马坪旅投发行的兴仁文旅建设债权定融产品，原定按年化9.2%计算收益。现投资人承诺：“你公司应付本人的本金到期前收益和到期后收益，本人自愿按年化7.8%计算收取。”一位熟悉该产品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发行方让经销商跟客户商量，签了承诺书以后产品就可以兑付，不签也不是说不付，大概意思是等有钱的时候再付。”该知情人士猜测此举是为了将融资成本压降在8%以下。兴仁文旅建设债权产品分一、二年期，规模为3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发行方经营资金及放马坪景区建设资金。东湖城投作为担保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此外该产品的增信措施还有：足额应收账款抵押，债务方确权回购。作为担保方的东湖城投，其自身面临压力。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今年7月下调东湖城投评级展望为负面。其报告显示，2022年末东湖城投总债务规模为46.20亿元，其中短期债务28.98亿元，而公司现金保有量很低，偿债能力指标表现很弱，且债务重组进展缓慢。第一财经记者还获得一份放马坪旅投与某民间资本的借贷纠纷材料，其中的调解方案写道：“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从某日起计算利息至该笔借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这似乎证实了“8%红线”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全国各地针对政府平台公司高成本融资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多省份和地区对城投融资成本作出限制。如2020年，江苏省泰州市要求，市级国企新增融资成本不得超过6%（年化），县级市（区）不得超过7%，县级市（区）下属园区企业不得超过8%。到2023年，已有一些地方对融资成本要求不得超过6%。樊强的天睿投资也做城投债的总承销和募集业务，不过公司已经从那个挂过“兴仁市金融服务中心”招牌的地方搬到朋友提供的门面，员工遣散后只留下一人负责存量业务。他的二手车公司已经转让给了别人，几十辆存货抛售用作妻儿的各项开支。...
记者日前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一家外资机构正以相当大的折扣，出售上海市内环内一个名为嘉宁国际广场的办公楼项目。据悉，嘉宁国际广场为一栋地上31层、地下2层的甲级写字楼，可售面积约31788平方米。公开资料显示，该项目位于长宁区延安西路与镇宁路交汇处，步行700米即可达2号线、11号线两条地铁换乘的江苏路站。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嘉宁国际广场目前由一家美国知名地产基金持有，该地产基金于2015年买入，买入时成本单价约5.2万元/平方米（加装修），而目前该项目的拟出让价格，仅为开价4万元/平方米，远低于买入时的价格。就职于一家国际房地产顾问公司的知情人士表示，嘉宁国际广场之前年份的售价在6.2万元/平方米左右，曾有买家以此价格签署了框架购买协议；不过，协议条款中对出租率等进行了相关约定，因未满足相关条件，交易未能成功，若以该年份的售价估算，该项目现在的报价相当于打了65折。虽然该项目折扣力度已经不小，但价格或仍存在一定谈判空间。“若付款方式等其它条件合适，卖家是否会以更低的价格出让，也未可知。”前述人士向记者透露。该美国地产基金为何亏本甩卖上海繁华地段办公楼项目？前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该基金面临一定的赎回压力，再者，其投资成本不低，而在当前市场情况下，标的物的投资回报率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诸多因素之下，该外资基金不得不折价出让项目。”事实上，嘉宁国际广场打折出让并非个案，目前多家外资正在打折出让多个商办项目。据了解，一家外资机构2017年以约4.2万元/平方米的单价，收购了上海普陀区一个写字楼项目，而目前转让的价格只有约3万元/平方米，相当于打了7折。此外，目前市场上还有2个外资持有的上海项目，正在折价出让；这几个项目的交易规模，约在10亿元左右。戴德梁行一位高层对记者表示，今年房地产行情不佳，大宗交易也受到了影响，不少整栋出让的商办项目都在打折出售。“折扣约在6.5折至7折的样子，也有一些卖家想以8折出售，但在目前的市场情况，这样的降价力度根本不够，今年恐怕很难成交。”而据仲量联行监测数据，受全球经济持续不稳定影响，2023年二季度亚太区商业地产投资交易总额录得268亿美元，同比下降 17%，投资人在部署资本时仍较为谨慎。仲量联行分析师表示，今年二季度投资市场延续前几个季度的走势，多数交易的买卖价差收窄，卖家愿意降低价格来促成交易。对于商办项目打折，意向买家的情况如何？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只要价格到位，仍然有不少企业和投资机构对上海的商办物业表示出相当浓厚的兴趣。“目前愿意出手的买家主要有三类：一是自用买家，购入后用于企业办公，二是包括银行、保险资金在内的内资金融机构；三是来自欧美等地的海外投资机构。部分外资转让资产的时候，另外一些外资则在市场寻找合适的机会，这些外资准备以比较低的价格进行抄底。”前述戴德梁行高层补充道。仲量联行中国区研究部办公楼市场负责人米阳表示，随着下半年扩大内需政策力度的加大，市场正逐步修复及改善，投资活力和消费增长潜力将进一步释放。“预计市场各方将针对经济、政策重新锚定预期，由终端客户所决定的产品需求逻辑，将在资产表现中发挥更大作用。”米阳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