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者，一谓跨界，二谓越过边界。

出生于台湾、远赴美国留学、在香港任教而走红于内地，郎咸平一直在不同的环境中“求生存”，在众多身份中来回切换，毁誉参半，成为“越界者”。

三十而“立”

2005年郎咸平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说：“你从小就是好学生你不会理解，我们这种差生是没有话语权的。”

1956年，郎咸平出生于台湾桃园，祖籍是山东潍坊。

小学和初中，郎咸平成绩并不好，他也因此没什么自信。

那时候隔壁班同学过来跟他借水彩笔，郎咸平都会双手奉上，“太激动了”，郎咸平甚至清楚记得那个同学的名字。

后来，郎咸平在台湾东海大学、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主修经济学，硕士毕业之后服了两年兵役。

在校期间，郎咸平曾有过一次考试作弊被抓的经历，后来就一根筋地想证明，靠自己也能考好，结果拿到99分，这种成就感第一次激发了郎咸平对做学问的浓厚兴趣。

1983年，郎咸平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终于等来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系的录取通知书，自费。

沃顿商学院是美国第一所也是最著名的大学商学院，连续多年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最佳商学院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从那时候起，郎咸平才找到自信，“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些天赋”。

他的天赋是，两年时间拿到硕士学位之后，仅用了半年时间完成博士论文，取得金融学博士学位，据说是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人。

那一年，郎咸平30岁。

“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后来，郎咸平在公共场合这样介绍自己。

郎咸平说这话是有底气的。

在相关领域重量级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及论文被引用次数，是学术界衡量权威性的重要标准。

在沃顿商学院金融系，郎咸平研究的方向是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毕业之后的八年，郎咸平辗转于美国多家知名大学执教，并在纽约大学获得终身教职。

作为Larry H. P. Lang，郎咸平在全球经济学和金融学TOP3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21篇，与郎咸平的名字一同出现在上面的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论文被引用次数超过2000的不在少数，全球排名100位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

有人评价，“在这种杂志上发表三篇在美国就可以评终身教授了”；而其数量和被引用次数也远超国内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李稻葵）。

如今，郎咸平已经离开学术圈很多年，后期《郎咸平说》一系列书，并不能列入学术讨论范畴。如果因为他的人品和道德问题质疑其学术水平，显然有失公允。

“郎旋风”来了

高中时，郎咸平读到革命党人林觉民的《与妻书》，从此奉为楷模。“这个人在妻子怀孕的时候能为了一个理想就投身革命，让我很受震动。”

因为“做学问太冷清”“在国外，除了做专业研究和教书之外，不可能再有更大的发展”，1994年，郎咸平漂洋过海来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郎咸平是希望有一番作为的。

2001年初，香港特区政府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的议法会上，郎咸平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只身前往，针对投行操纵股市的现象，舌战十大投行的25名律师，不输丝毫。

无奈反响寥寥，“香港人只在乎股票赚多少钱、房地产什么时候涨”，郎咸平依然没有用武之地。

相对美国和香港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内地的改革开放无疑提供了太多机会和悬念。

郎咸平刚好具备这种能力，也接住了这个机会。

2001年，郎咸平公开炮轰上市公司德隆，一战成名。

德隆公司当时如日中天，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其掌舵者唐氏四兄弟是各类风云人物榜的常客。

当时，郎咸平的团队在多个城市工商局奔走，拿到德隆全部股权资料，拼出德隆系的股权结构图，“德隆自己未必都这么清楚”。

透过德隆版图，郎咸平直指关键问题——一定会造成资金链断裂。然而这一点一经提出，便遭到各界打击。

实际上，在此之前，郎咸平在深圳交易所演讲时就提出过德隆的问题，却引起深交所老总的不满：“我们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而三年后，德隆系崩盘，巨人轰然倒下。

随后，TCL、海尔和格林柯尔等大型上市公司，都成为郎咸平的靶子。郎咸平也借此登上财经版面的头条，在人民群众中混了个脸熟。

期间，郎咸平“平地惊雷”的观点和行为让他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争议与赞美齐飞。

他多次发文批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宣扬“国退民进”；极力强调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学习美国的做法，积极推动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

有人说，郎咸平以蚍蜉之力，揭发上市公司黑幕，在中国股市刮起一阵“郎旋风”，“郎监管”的美名也越叫越响。

也有人说，郎咸平这样的“扒粪行为”完全是为了钱，看似保护中小股民利益实为民粹主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大开方便之门。

其间，“人民币应该再贬值2%以打击进入中国市场的游资”、“中国企业如要做大做强，只会造成悲剧”等观点都曾引起轩然大波。

当年有些事，至今对错尚无定论，但郎咸平确实“红”了。

财经界的谢霆锋

“看我节目的人多吗？”“不少人固定收看”。“有《环珠格格》受欢迎吗？”“你想做‘小燕子’？”“想。”

在美国和香港求而不得的，郎咸平在内地都一一收割。

2004年，《财经郎闲评》在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开播，这是一档财经评论类节目，郎咸平是主持人。

节目一播出便引起轰动。

数据显示，节目开播三个月，收视已跻身上海有线电视节目收视率排行前三名。

那时候，互联网的发达程度还远不及现在，大众媒体仍然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郎咸平的成功，一方面也是受益于信息不对称。

这个有着国外留学背景、知识渊博的学者在电视屏幕里析精剖微，用人们听得懂的方式将生活中的经济学现象讲出来，似乎也不赖。

有此天时地利人和，郎咸平也成为最早一批被电视台包装出来的“学者明星”。

当时一个流行的段子是，上海女人有三大爱，路易威登的包、卡地亚的手表，郎教授的脱口秀。

郎咸平享受站在镁光灯下的感觉，也从不掩饰自己对于成名的渴望——希望做财经界的谢霆锋。

郎咸平非常清楚大家想听什么，也深知博得眼球的奥义。

在回应关于炒作的质疑时，郎咸平说：“任何人都有炒作自己的机会，任何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问题是别人是否接受你的炒作。”

2006年，《财经郎闲评》停播（后更名为《解码财商》），官方说法是郎咸平“普通话不过关”，后被曝出是因为揭露的问题伤害到有关部门利益。

2007年，郎咸平转战博客，阅读量10万+是家常便饭，媲美当时的博客女王徐静蕾。

2009年，郎咸平与广东卫视合作推出的《财经郎眼》，打着“让经济学生活化、媒介化”的标语面市。

重新夺回发声阵地，郎咸平的言论却似乎开始跑偏。

“中国经济未来已经无可救药”“新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些年，此类夸张言论屡见不鲜。

而郎咸平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最初支持他的粉丝。

“言论过激，充满阴谋论”“说来说去都是那几个观点”“写的书，标题都是问句，再看内容，硬生生找不出答案”“公司金融专家硬要对宏观经济指手画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有人将原因归于郎咸平受到之前停播事件的刺激，向国内现实妥协，干脆一心一意赚钱去了。

人设崩塌

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2010年，网易做了一个《造谣者郎咸平》的专题，对其观点和学历进行公开质疑。

这个专题虽因其动机“主观性太强”争议颇多，却拉开了郎咸平声名日下的序幕。

这几年，除了“越来越不好好说话”，郎咸平主要被冠以“三大罪状”——为郭美美洗白、私生活混乱、为P2P平台站台敛财。

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危机，8月，郎咸平专访郭美美母女并为其洗白，其在一部分人心里“仗义执言”的形象土崩瓦解。

2015年12月，郎咸平站台过的泛亚财富被指诈骗，22万投资人的400多亿现金打了水漂。

其后多次，郎咸平在参加活动时被投资人围堵、谩骂，公众形象一落千丈。他的难兄难弟还包括同样为泛亚站过台的宋鸿兵。

今年4月，郎咸平在多地参加活动均被围堵之后，他在云南的企业内部讲座被取消，因当地公安局下发紧急通知，称收到情报，泛亚投资人已聚集400人下午将前往会场声讨。

此后，望洲财富、快鹿、合拍贷……郎咸平站台过的多家P2P平台纷纷“踩雷”，他被指利用公众人物影响力、不负责任大肆揽财，吃相太难看。

随后，郎咸平及其子郎世杰、郎世玮的投资图谱也被挖出，郎世杰是快鹿的股东，郎世玮是合拍贷的股东……总之各种“坑爹”。

这几年，郎咸平确实生财有道。

我们可以知道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工资（香港中文大学教职）、做节目及版税、各种活动的出场费。

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教授，郎咸平的年薪至少上百万。

除了《财经郎眼》节目的薪酬，这个大IP的“周边”《郎咸平说》一系列图书也成为郎咸平一笔不少的进账。早在2011年，郎咸平就以48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登上作家富豪榜第9位。

此外，坊间传言郎教授的出场费为六位数，有人说是25万，有人说是60万，最忙的时候，据说他一个月能跑20场。

在一些路透的文章里，郎咸平被描述成一个非头等舱不坐、为5000元日常花销就斤斤计较的人。

2016年，郎咸平与小三上演狗血剧情，一篇《做牛做马别做郎咸平的小三！退2套房，背900万巨债》的文章让人哭笑不得。

郎咸平不仅因此私生活败露，“商人重利轻别离”，其在背后的精于计算甚至让同情小三的声音成为主流。

历史的欠账也到了清算的时刻。格林柯尔创始人顾雏军前几年出狱，直指当年郎咸平“收了400万港币受雇批评我”。

接二连三的风波之后，郎咸平的人设彻底崩塌，嗜钱如命的标签怕是怎么都摘不掉了。

越界者

“从小成绩就不好，从小就是为了求生存”“一个求生存的人是谈不上什么理想的”——郎咸平这样说过自己。

“求生存”的郎咸平一生似乎越了三个“界”：

其一，从学者身份“出走”，转行做媒体，后又成为“演讲明星”；

其二，作为公众人物，私德饱受诟病；

其三，超出社会认定的、知识分子本应具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设。

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相比圆滑、高谈阔论、生财有道，固执、潜心治学、不求名利，这样的人设才是容易接受的。

而郎咸平，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一个知识分子的所有设定——这太让人们愤怒了——连“修身、齐家”都做不到，遑论“治国、平天下”。

郎咸平生于台湾，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外不受国内学者“体制内思维”的束缚，内免于旧式知识分子道德情操的自我约束。

而年少时的不如意，让郎咸平比任何人都渴望成功，也更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话语权”。

如今对于自己辛苦博得的名声的透支，短期利益和长远回报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郎咸平不会不懂。

或许郎咸平的世界里没有得失，只求“生存”。

而名与利、话语权，已经变成“生存”本身的意义。

2011年10月，郎咸平被网友评为“中国底层九大意见领袖”之一。这也意味着，人们认为他应该担起“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义务。

然而，郎咸平始终没有学会，“一旦开口，就要负责”的道理。实际上，他从来只对自己负责。

主流经济学家对郎咸平甚是不屑，然而在这个时代，郎咸平的存在并非没有意义。

不管是为了什么，他至少说了一些真话。

例如郎咸平说，马云是毁灭者，让中国走上不归路。

字面上看，完全是危言耸听，但其论述中提到阿里巴巴的垄断地位对创新的负面影响，意义深远。

例如郎咸平说，中国企业不要做大做强。

违背常识的背后，郎咸平道出了“为了做大做强，一味寻求大肆并购而没有积累”的逻辑，而他强调的“要时刻关注现金流和投资回报”这一点，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何况早些年，郎咸平的一些预言和提醒都成为现实。

此外，炮轰德隆时的郎咸平至少还撕开了一个角——在此之前，国内上市公司几乎没有被公开质疑的接受度。

去年，郎咸平已过耳顺之年。

耳顺是说，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让人家去说，自己都听的进去而不会动“气”。

到这个境界，当是波澜不惊，可以举重若轻了，但还未达到从心而欲的地步。

不知道被泛亚受害者围堵在车里的那一刻，郎咸平在想什么，是否真的能做到镇定自若？

或许他一直都在回味当年隔壁班同学来借水彩笔时，自己激动的样子，和那种“有用武之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