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发起了大范围的互联网金融打假活动，互联网金融打假包括这些年野蛮生长的P2P贷款、股权众筹、“过桥”金融、网上保险等“钱生钱”的骗钱游戏。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肇始后的一百多年里，很多“新东西”被引进中国后，还没有发挥正面作用，就被恶意杀熟者玩“坏”了。当我们反思互联网金融之“祸”的时候，不得不反思。 一 “他看起来很孝顺，给了我们一种假象”，张晓伍说，“胡明，我认识很多年啦！” “看起来老老实实，人又长得很帅，很腼腆的样子，这个孩子看起来多乖呀”，胡明的邻居冯女士说。 这是媒体报道《深圳特大型集资诈骗案（P2P）：一个20亿的熟人圈庞氏骗局》的一段采访，被骗者基本都是熟人。 P2P平台让员工拉熟人投资，通过营销活动让客户拉熟人注册理财，这是P2P平台普遍使用的营销手段，甚至被业内认为是成本低转换率高的客户获取方式。有数据显示，2015年P2P平台获取客户通过熟人、朋友介绍和微博、微信朋友圈，分别占比40.5%和33.8%，是传统纸媒和电视的数倍。 “杀熟”揽客就是欺诈熟人拉用户。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在《钓愚》一书中说，即使在自由市场之下，也存在各种欺骗行为，但是，当类似“杀熟”这个词语高频率地出现在我们社会中的时候，显然已经不是“欺骗均衡”，而是“欺骗不均衡”。 没有经过价值判断的道德行为有着超乎寻常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缺乏理性思考，不具备完善、改变和自我训练的能力，是赤裸裸的“道德暴力”。现实中的“杀熟者”与“道德暴力”一脉相承，大多是遭到“怀才不遇”伤害最深的人。他们被催眠后，缺乏理性和自由的判断，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多吃多占后，还拉人入伙分享，简直是人品爆棚。 这些都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病。 “骗子生意”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取决于百姓的社会识别和法律制裁骗子的能力。社会识别主要依靠社会道德和公民素质；制裁主要依靠法制。中国法制的社会治理能力如何，这个毋庸讨论。观察抵御欺骗的社会识别——社会道德和公民素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孕育 “骗子生意”的土壤究竟在那里？显然更有现实意义。 年初，网传“e租宝员工留遗书家中自杀”的报道说明，很多参与P2P骗局的人既是受骗者，也是骗人者。事后，有人质疑这个新闻的真实性，认为是e租宝员工求关注的“炒作”。不过即便是 “炒作”，从“自杀者”留下的“遗书”来看，他们已经完成了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的理论：这是一群已经完成了“自欺”过程的骗子，他们在“杀熟”时候表情自然，遭遇审判的时候痛心疾首。 有专家批评说：“e租宝事件发生以后，有很多投资人聚众闹事，怪政府，怪国家，从头到尾都没有怪过自己”，自己不成熟，素质不高，遇人不淑，被“杀熟”，为什么要赖政府？ 专家的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为什么这些“不成熟的人”出事以后总是要找政府呢？ 人类社会经过千百年的进化，发展出了家庭、家族、宗族、部落、行会、国家等组织，方便个体在遭受伤害的时候寻求庇护。 在经济层面，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组织”以包揽工作、住房、生儿育女乃至夫妻使用的避孕套等生活工作细节，完全摧毁了承担各种社会互助与救助责任的民间组织，并让每个人对“组织”形成依赖。今天，当个体遭遇不公的时候，自然会习惯性地找“组织”和国家讨公道。 在文化层面，投资者不成熟很大程度上和长期以正面宣传和推崇道德说教的社会舆论环境有关。片面的正面宣传和道德说教，把整个社会打扮得阳光明媚，凡是遇到社会负面的东西就“404”和“删贴”，让普通老百姓看不到社会的阴暗面，对“人性之恶”放松了警惕。
在市场经济里，人人都需要具有风险防范意识，而在“愚民教育”的社会舆论环境中，普通人的风险意识必然不够，特别是身边熟人出手的时候，更是容易大白天被推进阴沟里。 二 “杀熟”究竟从那里来？社会学家郑也夫说： “杀熟” 虽然在全世界都存在，但“思想改造”运动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杀熟”之先河，30年多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每一次都有“杀熟”在发挥作用。 1955年，被称为”建国后第一个公开告密者”的舒芜，把自己与胡风的34封私人信件，分门别类摘录并加以批判，冠名《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编者按语，点名路翎等人，要求“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的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由舒芜主动请缨，毛泽东亲自推动，利用“私人信件”打击“论敌”的运动就这样在全国展开。公开“私信”由此成为以后政治运动中“杀熟”的重要武器，甚至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乐此不疲。 在“胡风反党集团”一案中，公开“私信人信件”的做法，在法律层面，破坏了公民通信的自由权利；在社会层面上，离间了亲朋好友的关系，并让“杀熟”者有利可图，起到了鼓励了熟人间“互杀”的效果。时至今日，当这些“杀熟”手段被利用在商业上的时候，甚至出现了“编造”微信聊天记录的软件。 补丁一下，在1954年，胡风写给党中央的“三十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的第三部分，胡风率先引用他与舒芜的“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报告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胡风全集》第6卷） 一个个“坑亲杀熟”的故事，就能“串”出一部中国现代史。 今天，最无所顾忌的公开“私信”是“微商”、“P2P平台员工”在朋友圈发布手机私人聊天截图，显示自己产品如何牛，理财产品如何“投资少收益高”（现在聊天截图、朋友圈截图，都有软件自动生成）；很常见是朋友、熟人、恋爱男女反目，把对方的网络“私信”截屏公开放在网上，打击对方。 总之，公开“私信”是中国今天最普遍的“杀熟”行为。即便在我身边，近之，我亲眼看到拥有北大、清华、留美博士等各种头衔的“青年导师”，把网络“私信”聊天记录整理成材料上报“组织”打击对手；远之，有国内人士，天天告诫别人打电话不要录音，自己却把和朋友的电话统统录音，并安排助手分门别类整理，买移动硬盘保存，以备未来。 回观中国的政治运动，其使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批判、斗争”等这些方法，在实操层面就极其容易把人与人之间关系诱导为成相互攻击。加之个人利益的驱动，夸大或歪曲事实，以不实之词损熟利己的“杀熟”行为在无声无息中自觉完成。 从操作层面分析，思想斗争大多是在“组织”内部的熟人之间展开。为了达成“人人过关”的目标，必然会导致彼此熟悉的人相互和批判，如果不熟悉，手里没有料，显然是完不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标。
在文革中，从维熙揭露刘绍棠“下乡带馒头”、“不缴党费”；臧克家、冯雪峰等人揭露艾青生活腐败，甚至列举无数细节；钱钟书、杨绛夫妇被保姆告密在家用英语吵架，崇拜资产阶级思想；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被警卫揭露每天要吃二两肉。 三 信任与合作是人类社会从核心家庭、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向朋友、熟人扩张，并在部落中形成的文化。信任与合作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努力发展彼此互惠的“双赢”机制，其中包含着对个人诉求的尊重与对个人私欲的制约。信任与合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鼓励个体向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大家庭、小团体以及熟人之间开战，以保护人与人之间的亲和性。（郑也夫《神似祖先》） 在美国，伯格和威蒂是美国南波士顿贫民窟长大的一对亲兄弟，伯格后来成了马萨诸塞大学校长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主席（1978－1996），而威蒂成为了波士顿黑社会组织冬山帮的领袖人物，被控犯有19项谋杀罪。为避免遭遇逮捕，威蒂在1995年潜逃，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尽管伯格有和他哥哥通电话，他却对外声称并不知道哥哥的下落，并拒绝协助警方调查。（桑德尔《公正》）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帮助社会将犯罪绳之以法，但在威廉·伯格看来，对亲和性的保护应该凌驾于这一社会义务之上。虽然2003年威廉·伯格在公众的压力之下辞去了马萨诸塞州大学校长一职务，但他并没有因为阻碍警方调查他哥哥的藏身之处而遭到起诉。 在中国，P2P平台和“微商”朋友圈营销的“杀熟”行为，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营利性商业网络。把原本人与人之间可信任的、相互影响的消费圈子，演变成带有商业目的的市场营销圈子。P2P平台和“微商”的朋友圈营销，不仅要推动熟人消费，更是要借此来建立商业影响网络。 P2P平台和“微商”将社会网络营销制度化，实际上是把人与人之间基于社会逻辑建立起来的熟人圈子按照商业逻辑运营，并利用“杀熟”迅速变现。其制度化地使用“杀熟”营销之所以如此迅速铺开且石无忌惮，是因为社会舆论以及内化到个人内心都不会遭遇“杀熟”的谴责性压力。 熟人之间的亲和性养成，对“杀熟”的舆论压力，是依赖宗族、家族、同乡会、行会、商会、教门等各种民间组织千百年来养成的社会信任体系。中国今天“杀熟”文化的盛行，不单是政治运动的后遗症，还包含着“组织”发展过程中，对上述一切民间组织的铲除与消灭。文化的摧毁是一个重要方面，“组织全包”的配给制，对传统社会民间互助组织的全面取代也是主要原因。 和比P2P平台和“微商”毫无底线、制度化地使用“杀熟”营销相比，更为不幸的是我们社会的信任制度。大而言之，整个社会缺位现代信用体系，熟人之间的人格信任还是社会信任的基础，而前进中的中国社会，不断增加的“经济人”又经常会利用“道德人”的弱点，一步一步地在蚕食中国传统的“熟人信任”。 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创新和重建社会信任，而创新又往往伴随对社会信任的践踏。面对这个没有缺口的死循环，如果民间社会组织不被迅速发育，圈子信任不能迅速补缺，等待我们将是是现代文明路上更加漫长的休养、生息和复苏。
民间社会发育之路，路漫漫及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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