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鹿系兴起于互联网金融、影视投资两个领域极为火热的2015年，在金融牌照到期后，仍借着两大概念，狂揽百亿元，幕后操盘手至今逍遥海外。

施建祥说自己做的是“互联网＋金融＋影视”。他投身影视有三个好处，通过名人效应为快鹿增信；通过影视投资获得票房收益权，再以上市公司购买电影发行权的方式拉动上市公司股价；把这些影视项目再包装成理财产品，去吸纳投资人的钱。

2018年4月底，上海奉贤人民法院对快鹿系案件部分涉案人员下达了刑事判决书。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其中一份判决书显示，被告人盛某作为上海当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奉贤分公司的业务员，被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至此，从2017年9月以来，快鹿系旗下当天资产平台已有七人陆续被判处刑罚。

2018年6月初，快鹿集团原董事局主席施建祥出现在中纪委“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一览表”中。

施建祥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童年贫困，20多岁开始创业，做过印刷厂、石油公司代理、服装、贸易等多个领域。

1999年国企改革，上海四家国有企业宣布破产，施建祥悉数收购，其中就包括受长宁区政府委托收购的上海快鹿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快鹿”曾生产出第一根国产电话线，也是施建祥后来创立集团的名称由来。2010年和2012年，他分别拿到了小贷和融资担保两块牌照，正式进军金融行业。

快鹿系兴起于互联网金融、影视投资两个领域极为火热的2015年，在金融牌照到期后，仍借着两大概念狂揽百亿元，幕后操盘手至今逍遥海外。

南方周末记者综合有关判决书，走访多位投资人、看到五千余份合同的汇总以及事发后第三方机构的审计结果，蛛网连片，一场巨额骗局完整浮出水面。

328家公司的造假闭环

2018年6月，投资人收集了5566份到期未履约的合同，组成了一份汇总资料。其中涉及投资人2383名，平均投资金额77.2万元，出借总额18.4亿元，占总出让金额的13%。从这份情况汇总中，可以看到快鹿如何炮制了数百家公司，组成了抛向投资人的大网。

一个快鹿系的投资人，一般要在门店或网上签订《资产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债权转让与回购协议》，并有上文所说的担保承诺函兜底，以债权转让、影视项目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名义融资。

其中最主流的是债权转让。比如，A公司欠了B公司100万，B公司想先拿回这笔钱，就在C平台上卖这份债权，并支付利息。

在快鹿体系内，C平台就是金鹿财行、当天财富等理财公司；B公司是他们成立的一系列的资产管理公司；A公司则是借款个人或公司。

然而根据众多投资人的银行流水来看，他们的钱大量流向了合同上没有出现过的D公司。当然，ABCD四个种类的公司都是快鹿自己成立的。

2018年6月，投资人收集了5566份到期未履约的合同，组成了一份汇总资料。其中涉及投资人2383名，平均投资金额77.2万元，出借总额18.4亿元，占总出让金额的13%。从这份情况汇总中，可以看到ABCD四类公司的真面目。

A类公司是借款公司和个人。借款个人主要分布在四五线城市，根据身份证找到借款人，他们都表示未和快鹿相关公司有过任何借款关系，他们的身份证号是真实的、债务关系是伪造的。而且借款金额也有些蹊跷，有45个人都借了69118元。

一位投资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说明根本没有真实借款人的存在，借款金额是根据投资金额随机分配的。”

借款公司中最大的一家是快鹿旗下大银幕（北京）电影发行控股有限公司，仅在投资人的上述统计样本中就借款1.48亿元，全部由东虹桥担保公司担保。但根据相关法规，融资担保公司对单个担保人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即东虹桥担保的额度不应超过5000万。

从情况汇总中可以看到，其中很多借款公司，在营业执照到期后仍在大量借款。

B类公司是资产管理公司，情况汇总中共出现了11家，其中有9家都在2014年8月至2015年5月的短短九个月里进行了更名、更换法定代表人、巨额增资。比如，一家注册资本110万元的建材公司，摇身变成了注册资本5亿元的资产管理公司。这些身价千万乃至过亿的资产管理公司，几个月前的主营业务还是装饰、装潢设计、商贸、市场营销策划、建材等与金融毫不沾边的领域。

C类公司就是各种直接面向投资人的P2P等理财平台，共计14个品牌。

曾经，快鹿集团声称自己有与银行合作的风险备用金托管协议。但是根据财新网报道，与其合作的广发银行自快鹿集团的风险备付金账户开立以来，未发生任何一笔资金进账，银行无法履行托管人职责，在2015年四季度终止合作。

投资人们通过追溯银行流水，发现自己的钱打去了根本没有出现在合同中的诸多公司账户里，它们中有科技公司、支付公司、电信公司、五金公司，甚至自动化设备公司，用途变成了营业款、消费，甚至银联广告。

快鹿旗下的公司多到不可思议。仅在这份情况汇总中，投资人们发现有328家关联公司，它们集中在2014-2016年注册，“平均每3天就注册一家公司”。

注册地址更为蹊跷，有24家注册在上海市长宁区多个街道办事处，而注册在郊区的公司，注册地上是幼儿园、咖啡店、厂房、供水站和废墟等。有一张租赁协议书证明，有一家公司的出租方是长宁区新泾镇政府的全资子公司，免收租金。

公司注册电话也很诡异，有309家公司先后共用过25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号码居然被171家公司使用过。目前，这三百多家公司有一半处于经营异常、失信、处罚、冻结等状态，几乎全部失联。

投资人的数百亿元资金，正是进入了这样一个由纷繁复杂公司组成的天罗地网中，经过一番运作不知所踪。

“2015年前后，网贷行业已出现颓势，采取资金池方式维持流动性成了很多P2P的真实生存状态，平台运营者或实际控制人通过设置虚假借款企业等方式，将社会公众的出借资金转移到自己手中，甚至握有这些公司的财务账户及优盾。”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长期从市互联网金融法律工作的律师肖飒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可靠”的担保公司

为什么当初如此多人在快鹿系进行投资？

2015年夏天，30多岁的刘瑜走进“金鹿财行”。拉他入局的，是他原来在另一大型理财平台认识的投资经理，跳槽到了快鹿旗下平台。快鹿集团旗下有“金鹿财行”“当天财富”“玖玖金服”等多家线上、线下理财平台，高薪挖人是其惯用手法。据财新网报道，当天财富的理财师每个月税前工资至少在2万元左右。

“金鹿财行”的另一个特点是装修豪华。当时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他们黑色大理石装修、店铺面积很大的门店，甚至坐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里仰望天空，唯一能看到的广告牌就是“金鹿财行”。路过门店进去投资，是大多数投资人“入坑”的重要原因。

2015年是互联网金融高歌猛进的年份，年化收益率20%-30%都不足为奇，但快鹿系平台的收益率相比并不算很高，维持在4%-17%，在刘瑜的合同里，预期收益率是10%。

投资快鹿，图什么呢？刘瑜说，“觉得担保公司很可靠。”

在每一份投资人的合同中，都有一张《东虹桥担保承诺函》，承诺当资金不能偿付时，全额无条件兜底。所以投资人的目光并没有聚焦在理财项目本身，而是关注这家保证兜底的公司是否可靠。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2012年，经上海市金融办批准，快鹿集团拿到了融资担保拍照，设立了上海东虹桥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股东背景十分耀眼：上海长宁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长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是长宁区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上海复行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复星集团子公司；东方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陈蓉也占股1%。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快鹿系的运作中时常能看到陈蓉的名字，她是金鹿财行的“公益形象大使”，也是为快鹿系电影做宣发而成立的公司火传媒（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曾经的股东之一，另一股东是巨力集团总裁杨子。

当投资人进入门店时，这些信息都被摆在了显著位置，他们总结这家担保公司是“政府撑腰，富豪捧场，群星璀璨”。

至今，仍能看到主流媒体对这家公司作为“上海市第一家国资入股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报道。它也在2014年获得上海市经信委唯一指定的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5+1”企业，“5”是指中国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和上海银行，“1”就是指东虹桥担保。

“看到这些，如果你是当时的我，你会怀疑这家公司吗？”刘瑜反问南方周末记者。

然而在2016年3月快鹿事发后，该担保公司并未履行担保义务，法院也驳回了投资人的担保赔偿请求，认为它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应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裁定。

东虹桥融资担保公司获得的经营许可证显示，该公司的融资担保资格在2015年8月9日就已到期。但在此后的5个月里，它仍然开除了数以万计的担保承诺函。

事发后，原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书记、主任，原上海市长宁区委副书记、区长李耀新，2016年9月在上海仪电监事会主席任上因严重违纪落马。2018年2月，其因受贿1322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虽然判决书的行贿者名单中并没有快鹿，但李耀新与快鹿的关联颇多。

根据判决书和工商资料信息相互印证，他的前妻曾与快鹿集团合开公司。快鹿也曾投资他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机器人项目，李耀新曾亲自到访参观，并充分肯定了快鹿这一大手笔的“国家级投资战略”。

2009至2013年，他任长宁区委副书记、区长期间，快鹿拿到了东虹桥小贷、东虹桥担保两张牌照；其后，他任职上海市经信委副书记、主任期间，快鹿拿到了上述“5+1”单位的身份。就在快鹿事件爆发半年后，他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在事发后的第三方审计报告中，有一项快鹿集团支出条目，名为“境内领导股票”，金额3.25亿元。具体情况，依然不得而知。

150亿去哪里了？

如果投资人的钱没有流到合同所规定的地方，它们去哪了呢？根据南方周末记者拿到的第三方审计机构所做的《快鹿集团主要资产及负债分析报告》，它们用在股权投资、借款给公司和个人以及拍电影上。

这份报告是应投资人的要求，快鹿集团请了第三方审计机构在2016年7月22日完成的。因为快鹿集团没有有效的财务报告体系，内部十分混乱，它是基于内部现存数据和一份资金管理部编制的“对外投资简表”做出的。

从报告中可以看到，截止当时，有4.6万名投资人债务未兑付，投资金额148.4亿元，包括未支付利息则有159.1亿元，而快鹿系的资金支出加起来恰好等于这个数额。

在支出方面，有43亿元进行了股权投资，占整个资金的30%。其中，购买香港上市公司股份21亿元、购买A股上市公司股份8.9亿元、购买新三板公司及股权基金股份13.73亿元。

通过梳理相关上市公司公告，可以看到快鹿系在2015年至2016年吸收公众资金最多的年份，大举拿下了四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其中包括，通过子公司持有A股上市公司神开股份（002278。SZ）13.07%的股份，成为控股股东；在港股市场，施建祥直接获得十方股份（1831。HK）的15.48%控股权，并通过手下高管邵永华代持大中华金融（00431。HK）的16.65%股份，通过快鹿投资控股明华科技（08301。HK）21.25%。除此之外，分别向新三板挂牌的九鼎集团（430719。OC）和中科招商（832168。OC）投资10亿元和3亿元。

有趣的是，在快鹿事发后，出逃海外的施建祥居然在网上公开了《快鹿债务追讨名单》，悬赏抓人，抓的都是他曾经的合作伙伴，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邵永华。

追讨名单上写着，邵永华是龙图股份董事长，占有64%的股份，通过龙图控股购买了上市公司大中华金融的16.65%股份。他是替快鹿集团代持的，但事发后“他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使快鹿集团失去对大中华的控股，经济损失50亿以上”。施建祥号召投资人想拿回本金就帮他把这个人抓回来，如果提供线索有“优先归还本金”的奖励。

在这份名单上，还能看到当初施建祥让邵永华代持股份的“好处费”——邵永华先后多次以个人无限责任担保的形式向快鹿集团及相关公司借贷18.3亿元港币，还挪用投资人的5000万元不知去向。

大金额的个人借款并非这一例。在上述审计报告中，除此之外，还有19亿“借”给了个人，主要是集团高管，一个借了3757万，另一个借了4070万。

除此之外，资金的主要流向是公司借款和注资。快鹿集团向12家公司借出26亿元，其中包括杨子旗下巨力影视投资3.2亿、火传媒近1亿。

向9家关联公司拨款近39亿元，比如向当天财富和金鹿财行的拨款达到24亿——不难理解，那些阔气的线下门店和理财经理的高薪可能来源与此。

另一块是电影，向“上海大银幕”“北京大银幕”“东融（票务）影业”等项目合计出资5.2亿元，向《大轰炸》《上海王》《敢死队4》等电影制作方投资9300万。

其余的资金流向包括，花3.65亿投资了一家石英矿、花了1亿元用于洛杉矶购房以及用3.25亿元支付前文所说的“境内领导股票”。

拍电影的“妙处”

影视圈是施建祥着力投入的领域，他说自己做的是“互联网＋金融＋影视”。

他投身影视有三个好处，通过名人效应为快鹿增加信用；通过影视投资获得票房收益权，再以上市公司购买电影发行权的方式拉动上市公司股价，实现财富增值；把这些影视项目再包装成理财产品，去吸纳投资人的钱。

人们如今对施建祥的印象，往往来自他与众多影视明星的合影，穿一身白色中山装、竖起大拇指的样子已经成了他的人物标志。

他也喜欢往自己身上“冠名”，公开的社会职务和荣誉有25种之多，包括联合国和平大使、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中美电影节共同主席、上海市文化发展协会副会长、剑桥大学终身荣誉院士、上海沪商首善等。

这些称号是否属实，存在疑问。比如，南方周末记者查阅中国电影基金会官网发现，该会四位副会长分别是成龙、冯小刚、韩三平、章子怡，并没有施建祥；“联合国和平大使”这一称号并不存在，只有“联合国和平使者”，其中华裔人士只有朗朗与马友友；剑桥大学官网上也查询不到施建祥的名字。

2015年，他还担任了东方卫视新春大联欢的总策划、总导演。在微博上，他评价自己：“姚明的高度，刘翔的速度，建祥的气度。”

快鹿旗下公司投资的电影包括《枪过境》《上海王》《叶问3》《大轰炸》等，这些电影使得他的公司看上去更加可信。

火传媒成立于2015年，正是为快鹿系电影做宣发而成立的。快鹿事件爆发后，该公司业务暂停。南方周末记者在上述审计报告中看到，快鹿系分别借给巨力影视3.2亿元、火传媒9793万元。

多位投资人曾经在事发后见过《大轰炸》的主创，对方说，跟施建祥结识时电影已经拍了一半，施建祥负责资金、他们负责拍摄。之后，施建祥加入了非常多的明星班底，主创团队认为没必要、难以处理，施建祥说，“我做的是金融，你不懂，你拍好片子就行了”。他们表示，所谓投入进这个电影的钱，有一些是经手的，有一些只是“知情”，但没见过。

2018年6月17日，自媒体“Sir电影”采访到了《大轰炸》主创，他们说，从2016年2月开始就没有人给剧组钱了，后期制作资金都是导演所在公司垫付的。这恰好是快鹿事发的时间。

除此之外，施建祥还在《叶问3》这部电影中尝试了新的玩法。

2016年2月，他在香港持股的上市公司十方控股以1.1亿人民币收购《叶问3》大陆地区的55%票房收益权。同时，神开股份出资认购了标的为该电影票房收益权的投资资金，无论票房如何，这支基金都将提供8%的年化收益，如果票房超过10亿，将有超额收益。消息宣布当天，神开股份涨停。

他还把电影票房包装成了理财产品，2015年底开始，以《叶问3》为标的的众筹产品出现在各种P2P平台上，比如苏宁众筹，8%年化收益，票房突破10亿则为11%。快鹿旗下的理财平台当然也推广了类似产品，比如一款叫“咏春盈泰”的理财产品，以该片收益权为标的，募资2亿元。

但是，快鹿系进行大量的票房造假。电影上映第三天，有网友贴出凌晨一点的中影国际影城实时售票图，该影城在半夜0：56分开始，每隔10分钟排映一场《叶问3》，每张票价竟高达203元。

出乎意料的是，假票房事件不断发酵，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最终也成了压垮快鹿系骗局的最后一根稻草，资金链断裂，这家号称“年产值1000亿”的公司瞬间垮掉，三百多家子公司一夜失联。施建祥、邵永华等实际控制人出逃海外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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