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去年上半年的12张千万级罚单以及最高4.62亿元的罚款，今年上半年“看似温和”。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梳理后发现，上半年银保监系统开给商业银行（不包括从业人员收到的罚单）的646张罚单总计罚没金额为3.07亿元，远低于去年同期的罚没超10亿元，这说明银行业的违规“大案”已经相对减少。

但是，除了传统的信贷业务之外，银保监系统对票据业务的监管加强了，罚没金额已经占总额的十分之一。可见，热火朝天的票据业务套利时代面临终结。

大额罚单同比明显回落

上半年商业银行共收到的646张罚单中，从1-6月份，分别为113张、100张、129张、110张、141张和53张罚单，再加上信托和AMC等非银机构收到的30张罚单，总计为676张罚单，低于去年同期的894张罚单。

从金额上看，今年上半年银行业共计被罚3.07亿元，1-6月分别被罚4874万元、5199万元、6472万元、5030万元、6269万元和2840万元，远低于2018年上半年罚金13亿元。

究其原因，去年上半年罚没金额超过千万元的罚单共计12张，合计金额高达9.48亿元，其中某家股份制银行因为违规向空壳企业授信等原因两次收到千万元以上“天价罚单”，甚至最高的一次被重罚了4.62亿元。

但进入2019年，针对商业银行没有一单超过1000万元的罚单，最高额单张罚单是针对某直辖市城商行的660万元罚单，这张罚单指出该银行存在12项违规，包括未按业务实质准确计量风险、计提资本与拨备，未严格落实同业业务专营改革要求，违规开展土地储备融资业务，同业授信资金回流购买本行理财等。其余罚单的单张处罚金额均在500万元以下。

“今年没有银监会机关的罚单，而都是各地银监局和银监分局开具。这说明虽然银行业还存在若干不规范现象，但是经过去年的乱象整治后，大案要案已经实质性减少。”一位华东银行业人士评价称。

从罚单分布的地区来看，上半年，山东省罚单数量最多，累计罚款数额最大，以75张罚单、3969万元的受罚金额高居第一；广东、辽宁、浙江、上海的商业银行也收到较多罚单，分别为65张、62张、40张、35张，受罚数额均超过两千万。

而2018年开出罚单最多的是湖南、河南和浙江三地的银保监部门，其中，湖南全年共开出353张罚单，河南开出269张罚单，浙江开出223张罚单。

票据、信贷违规“雷点”密集

从商业银行被罚的原因来看，今年出现的重灾区除了信贷违规之外，还出现了票据违规，两者分别占被罚金额比重的58%和10%。除此之外，违规流入股市楼市也占比超过6%。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关于票据违规的罚单共计67张。

对贵州一家农商行的一项120万元罚单显示，“违规签发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到期通过发放贷款掩盖票据风险，并形成大额不良贷款。”而对一家股份制银行湖北分行的130万元的罚单也显示：“贷款三查不尽职；办理承兑汇票业务中对贸易背景审查不严形成垫款；贷前调查不尽职导致贷款资金回流至借款人。”

这些指向都是近年来越发火热的票据业务。票据贴现业务的本质是企业短期融资，但经常被银行用来调节信贷规模和资本占用等监管指标。

其业务模式为，A银行的直贴票据比较多，挤占了信贷规模，也导致完成资本充足率方面有困难，因此将直贴票据卖给B银行，等到考核日结束，再从B银行买断这些票据，这样的话中间的利差就成了B银行的通道收入，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票据的真实转移。这一行为被监管发现许久，《关于票据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203号）就提到，通过票据转贴现业务转移规模，消减资本占用。

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卖断+买入返售+到期买断”“假买断、假卖断”附加回购承诺等交易模式，假卖断真出表，或帮助他行在月底代持，调节信贷规模；有的利用第三方机构，将票据资产转为资管计划，以投资替代贴现，随意调节会计报表并减少资本计提。

这两年，多家中小银行出现了票据业务飙升的情形。

上海票交所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商业汇票贴现发生额为9.94万亿元，较上年增加2.78万亿元，同比增长38.83%；截至2018年末，贴现余额为6.68万亿元，较去年初增长45.3%。此外，多家中小银行的票据贴现业务在2018年翻倍式增长。

很多银行对外宣称票据相关数据的上升是因为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力度加强，但除了在监管指标上“瞒天过海”之外，不得不注意的是票据作为监管套利工具的滥用。签发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是一方面，还有些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来源审核管理不到位、票据贴现资金把控不严导致回流到出票人、利用利率倒挂办理贴现进行资金套利的情形，这也是监管重罚的对象。目前部分银行已经开启票据自查。

票据监管在今年下半年依旧会趋严。

根据银保监会《2019年银行机构“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要点》，其中有一条授信管理的工作要点就涉及票据监管：票据业务贸易背景尽职调查不到位，保证金来源不实；利用票据业务调节存贷款规模及资本占用等监管指标；以利率倒挂等形式办理贴现业务，开展资金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