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深耕还田被证明有想当然的成分，农民怨声载道；而为了执行这条不可能完全被遵守的禁令，基层干部疲于奔波。

民间和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其价值越来越存疑，关键问题已经从“秸秆要不要烧”，变成“禁烧要不要改”了。

《半月谈》杂志3月29日刊发了一个小型调查报道，通过记者走访东北粮食产区的调研访问，揭示了秸秆翻埋还田和离田处理这两种方式的弊端。

这些弊端不仅深刻影响农业种植，让农民犯难，也让基层干部为难。

某农业大县为了防范秸秆焚烧，仅看守干部的餐费支出1个月就高达10多万，可最后还是烧了，花了冤枉钱。

这个调研报道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可不可以将秸秆处理政策从禁烧改为限烧？

《半月谈》还提出了限烧的具体建议，由相关主体向大气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说明焚烧数量、种类和时间等。

管理部门结合各种因素确定可焚烧秸秆总量，加强焚烧过程中的管控，采用助燃剂减少烟雾等。

之所以提出限烧这个备选项，是因为“一刀切”的禁烧在各个层面都遇到了挑战。

如果深耕还田，虫卵没被杀死，次年虫害加重，需要使用更多杀虫剂；深埋秸秆的腐化程度很不理想，加大来年耕种时机械作业难度。而且一旦寒流提前降临，还田进度受阻，第二年复耕晚，会造成每公顷减产上千斤。

调研还显示，在秸秆离田处理上，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焚烧发电厂，离田处理的规模其实很小，那就等于这一个出口聊胜于无，效果非常差。

如此一来，秸秆深耕还田的压力越来越大，考虑到种种实际的优劣，农民两害相权取其轻，偷偷焚烧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作为连锁反应之一，是乡镇干部每到收成季节，都要派出很多人到田间地头看守。

因为黑龙江实行“全域全时段全面禁烧”，一旦发现一个着火点就要问责，干部压力大，于是只能采取蹲守、巡视等笨办法看守农户。

上述某个农业大县的看守干部，仅一个月就支出餐费十万元，浪费人力和税款。

很简单的道理，干部看是看不住的，农民对秸秆禁烧还田的低效怨声载道，白天见干部在，就会偷偷在深夜焚烧，让看守干部完全做无用功，还浪费了公帑。

干群矛盾也会因为禁烧而此起彼伏——不能帮忙解决秸秆还田带来的种种问题，只奉命禁止焚烧，农民能对干部有好脸色吗？

半月谈杂志这个调研，体现了很强烈的问题意识，发挥了一个不错的代言角色的作用。

秸秆禁烧这么多年来，效果确实需要实事求是的评估，决策者更要多听听农民的意见，而不能只是在远离田野的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将禁烧变为限烧，不否定禁烧的合理性，但也不否认松一个口子的必要性。

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就是最了解土地与耕种的农民、种粮大户，开始不配合禁烧的政策，他们之所以不配合，并不是觉得大气污染不存在，而是禁烧的“一刀切”处理干扰了农业种植的规律，没有把秸秆焚烧看成是农业的一环，进而破坏了田间作物的生态，政策的偏执到了必须矫正的时候。

全部松绑禁烧政策，一下子回到全面解禁的地步，现实中有一定的难度。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局部解禁，有序限烧，既可以延续禁烧的某些思路，又能为农民腾出一条灵活操作的秸秆处理路径。

半月谈在这个议题上，以官媒身份破了题，禁烧政策恐怕需要一个台阶下。

总之，秸秆禁烧就算减少了短期内的大气污染，政策执行这么多年，所影响到的群体几乎没有高兴的。

秸秆深耕还田被证明有想当然的成分，农民怨声载道；而为了执行这条不可能完全被遵守的禁令，基层干部疲于奔波。

民间和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其价值越来越存疑，关键问题已经从“秸秆要不要烧”，变成“禁烧要不要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