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看陈朗写的《请君重作醉歌行》，十分感慨。她写到丈夫徐晓宏在做一场十几个小时的大手术前三四天，最呕心沥血的文章被期刊拒了，而且是按照评审意见修改后被同一个评审者拒的，徐晓宏在陈朗陪他去山坡散步时放声大哭，发出野兽般的嚎叫并连问为什么，陈朗这位耶鲁博士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恨学术（体制）。”后面又写到，徐晓宏在去世前三天，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后，突然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说英文，内容不是讲课就是主持学术演讲.....

读到这些，我想到学术体制对人的驯化。

一个非常聪明的头脑，一路走来都是胜利，胜利的结果就是被驯化：渐渐忽视了生活的多元，用唯一的标准即发表晋升来评价自己的成败得失。

我想，一个学者如果笃定地坚信自己论文的价值，审稿人的否定会削减论文的价值吗？如果一篇文章的价值会因为评审者的批评而减弱，会因为听众“有意思”的评价而增强，那么，这篇文章的价值是在于它本身，还是在于别人的反馈？

不妨把文章粗暴武断地分为两类，一类文章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本身，很少会受读者评价的左右，不管是多么权威的读者，也不管是覆盖了多少人数和多久时间的读者；另一类文章的价值反过来，主要取决于读者的反馈，而不太取决于文章所处理、思考、解决的问题本身。

那么，世界上也有不同的学者，有些人适合生产后一种文章，有些人适合生产前一种文章。学者是学术文章的生产者，在进入一个领域的时候，可能需要事先清醒地考虑自己将从事的劳作究竟更像哪一种。靠什么来判断呢？我一时想到如下几条：

1、问题有没有标准答案。

2、答案有没有评价标准。

3、标准是谁说了算。

4、问题的意义该怎样确定。

如果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答案也没有评价标准，它就不像是第一类了。数学问题是最接近第一类的。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如果自己处理的是这样的问题，审稿人的打击一般不会造成多少伤害，因为审稿人的打击可能反过来证明审稿人的无知。但如果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就不是这样子了。人文领域的很多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不妨碍有答案的标准。那么，标准是谁定的？标准当然不是一个人定的（偶有例外），但也有两个方向：越接近客观真理的越是标准、越接近权威的越是标准。如果两个方向的夹角比较小，投身这样的领域是相对幸运的，也相对公平；如果夹角非常大，甚至截然相反（具体的例子当然不能举，但很多人都清楚），投身这样的领域就要三思了。

标准之外，还有意义。这一点可能更关键。很多问题的标准大家都接受，但是，问题的意义如何，谁说了算？

我们参加高考，考数学，只会让你解题，不会让你论述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那就是考语文了。学者写一篇论文，不妨思考，论文当中，是数学的部分多，还是语文的部分多？换句话说，在你的论文中，着手处理问题本身，和介绍问题的意义，分别占到怎样的比重？

为此我们要界定，怎样才算处理问题本身？研究综述是算处理问题本身，还是介绍问题的意义？也许介于二者之间，如果一定要用粗暴的二分法，我倾向把它归为“介绍问题的意义”。因为对先行研究的介绍显然不是你的核心贡献。对很多文章来说，甚至就是为了“戴个帽子”，本来不介绍也完全不影响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但是介绍是作者和编辑、审稿人、同行对话的方式。那么，作者在处理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更多地是在兜售产品，而不是在解决问题。

一篇论文的内容，不妨粗暴地分为生产的部分和兜售的部分。两部分往往是紧密交织难以分开的。虽然难以分开，但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我倾向这样归类：体现作者原创性劳动即不可替代劳动的部分，归为生产部分，其余可归为兜售部分。这又牵扯出另一个问题：

这个活我不干，别人能不能干出来？

回答这个问题要考虑学科属性、领域特点。对于理工科领域，尤其是有丰富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的领域，比如目前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很多时候是，这个活我不干，别人当然能干出来，而且，我一旦干慢了，别人就赶在我前面干出来了。所以我要拼命卷，赶在别人前面干出来。但人文领域，尤其是完全没有应用前景，离开学术体制就没有任何市场的领域，作者的回答可能是：

这个活我不干，就没有人能干。至少相当长的时间内是这样。

这么说好像也没错，但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

这个活我不干，根本没人愿意干。——别人不是干不了，真干的话，太多人能干，而且干得比你好，问题是，别人为什么要干这个？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吸引力？有什么价值？

那么，干这种活的人，往往就需要努力向别人介绍：我这个活有什么价值、为什么有价值。

有些论文主要介绍自己干的活，有些论文主要介绍自己干的活的意义。但又不能让它显得像在介绍意义，介绍意义的篇幅一多，文章就显得空，所以就要包装，去介绍干的活的前因后果、关联的活、上游的活、下游的活、并列的活、相关的活。这种并列相关有时候可以把“人家可以完全不看你”的研究说成和你的研究多么密切相关。最典型的就是类比研究，你研究的对象人家都没听说过，但你类比的对象人人都知道。看起来是在介绍活，实际上还是在介绍意义。这种可以称为“套近乎的研究”。有些人爱跟别人套近乎，有些研究爱跟别人的研究套近乎。

除了“套近乎的研究”，还有“戴帽子的研究”。一个很小的东西，比如历史人物的生卒年，要想方设法给它加帽子、拔高。一个具体的案例，要证明它可以推广、普遍适用。

只是，意义这种东西，确实不取决于作者的吆喝。当然，影响会和作者的吆喝程度相关，尤其是作者是权威的时候，他说意义重大，不少人也会跟风相信。问题本身的意义和它的影响相关，但很多时候不取决于影响。有时候，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人人都能看清，比如一处句读，但恰好某个权威搞错了，专门为纠正这个问题写一篇论文有没有意义？没有。因为这种人人都能看明白的地方，最多值得一个脚注。但在发表锦标赛下，很多人会把价值一个脚注的东西敷衍成一篇论文，敷衍的办法也不难，讲前因后果，讲来龙去脉，讲相关研究，讲现实意义。这属于既套近乎又戴帽子。本来一分钟搞清楚的问题，他要花三个月写文章，花半年投稿，花一年修改，花两年发表。

说白了，这不是学术。而且离学术很远。如果你处理的问题确实有重大意义，不言自明，它的意义你连一句话都不用提。

人文领域的很多学者，要努力介绍、强调、阐述问题的意义，而且是换着花样阐述。比如，让它和热点话题比如女性主义产生交集；让它和领域大佬的工作或者兴趣搭上边；取个耸动又不失专业的标题党；根据学术会议的主题来套自己的研究……

一个学者花费精力在发表锦标赛上竞争，其间不断胜利或挫败的过程都是被驯化的过程。出于生命成本的巨量投入（包括时间和热情），不能不认为自己的研究无比重要（否则将难以接受和面对），但真正重要不重要，恐怕还是要参考权威的判断、审稿人的意见、时代的潮流、发表的规则。这样，无异于把性命交到别人手里了。

别人忽略你的研究，未必是认为它不对，更可能是认为它不重要，你又能怎么证明它重要呢？你无法靠解决一个问题本身来证明它重要。

前两天，微信公众号统计了我2023年发布的内容，原创字数是43.7万。有朋友留言说：其中一半都能当论文发表了吧？我发布的内容很杂，其中也有对阿毗达磨问题的思考，约10万字吧。是学术问题，但没有一篇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写出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学术问题都适合参与发表锦标赛。那些问题，以随笔的形式写出来是最合适的，以论文的形式写出来反而会大大伤害它的学术价值。因为内容要从“这是什么”变成“这有什么价值”，从无需考虑读者能否看懂变成需要考虑怎样才能让审稿人看懂。但她作为被学术体制驯化的科研工作者，始终很难明白。把学术问题以论文的形式写出发表不是没有好处，对学术体制内的人好处自然不用多说，对我这样学术体制外的人也有好处：显得专业、满足虚荣。

我告诫自己警惕的一点是：你的目的是专业还是显得专业？显得专业重要不重要？这也要分对象，你是要在内行面前显得专业，还是在外行面前显得专业？学术论文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后者，会让你在外行面前显得专业，以及在一部分不够内行的内行面前显得专业。对真正的内行，期刊影响力和作者身份，都不是文章价值的依据，问题本身才是。

学术体制下的人不妨推开门，看看学术体制外的世界，看看毕生所学是否对社会、对现实、对时代乃至对历史有意义。实事求是一点，可能会发现，没什么意义。意义就是，回到学术体制下，关起门，是个人吃饭的工具。此外很多时候，就像打一款小众的游戏。你打得很好，但是别人不玩，既不想玩，也不觉得好玩。只是因为你把时间心血孤注一掷在这上面，你可能需要像发展传销下线一样，把某些濒死的学问或者好听点儿叫衣钵，传下去。而接了你衣钵的弟子，除非你把屁股挪挪，腾出位置给他，否则哪怕他学得比你还好，离开学术体制他也没法靠这个吃上饭。

你靠这个吃饭，当然可以磨砺手艺，而很多领域的学生一旦离开学术体制，就丧失磨砺这门手艺的机会了。因为他需要吃饭，需要靠别的工作养活自己。也许你比学生学得好，那是因为你可以靠这个吃一辈子，学生不能呀。

甚至，是不是在学术体制内就能学得更好呢？仍然不一定，要看情况。对有些领域来说，最好的科研工作者可能更接近的是产业，是现实和未来。在有巨大市场潜力和应用前景，有可能改变一代人乃至未来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领域，工作如果更接近产业，会更令人兴奋。他们最优先参与的，可能是产品锦标赛了，发表成了次要的事情。

有的领域，研究对象和产业、现实、未来不能挂上钩。如果挂钩，也许是出去骗钱。人文领域，靠这种方式和社会大众挂钩还是容易的。而那一套，和发表锦标赛又是完全不同的游戏了。

哪怕是在发表端，很多学者的研究也是跟着项目走的。某个课题也许不是你的学术兴趣和研究初衷，但是项目可以申下来，有钱拿，你自然就有搞这个的诱惑，甚至是必要。当你想搞的东西，期刊不感兴趣，发不了论文、申不来项目、拿不到钱，你还会搞吗？哪怕你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你有没有在这个方向进步的动力？没有嘛。因为吃饭要紧、晋升要紧、社会身份和地位要紧。

还有某些情形下，学术体制未必孕育和鼓励学术，甚至容易激励人背离乃至扼杀学术。比如华中农业大学的黄某若，如果他不在学术体制内，怎么可能去干并且命令学生干瞎编数据发表文章的事情呢。

学术体制内很多时候关注的不仅是学术问题，还有圈子问题：我认识谁谁、和谁谁有合作或者交集、某人某单位如何看待我的工作、怎样才能顺利晋升、怎样才能扩大影响、怎样推广我的学术观念、兴趣乃至研究方法……

有些时候，有些领域，远离了学术体制，反而更接近学术。因为可以远离学术造假的诱惑，远离发表锦标赛的负面影响，少很多噪音和干扰，不需要花精力对不懂你的研究为何物的审稿人和项目审批者做知识普及和说服工作。当然，也有缺点：没有经费、没有晋升、没有身份和地位、没有体制内外的认可。

总之，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1、钱对你重要不重要？

2、身份和地位对你重要不重要？

3、来自圈子内部和外部的肯定对你重要不重要？

4、你关注的问题本身对你重要不重要？

我在《汪曾祺晚年不搞花里胡哨》的结尾说：离文学性近的东西不是文学，离生活近的才是。现在，仿照这句话结束文章：离学术圈近的东西不是学术，离真理近的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