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看到李昌平的一篇小文《警惕县城经济萎缩到只剩“公仆经济”的地步》。

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可能对李昌平并不陌生。他原来在农村基层工作，曾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2000年3月，他慨然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其后辞职离开体制，从事媒体和乡村建设等工作。

在这篇文章中，他讲了最近他在一些地方调研的感受：我跑遍全国，感受到的是这样一种景象：绝大多数县级城市的工业园区冷冷清清，房地产冷冷清清，只有吃吃喝喝还是热热闹闹的。中西部地区好多好多的县市，年财政收入就2-6个亿，年支出却是几十个亿或更多。

为什么很多县市的吃吃喝喝还行呢？因为一个县市城区，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如：退休干部及事业单位人员、在职干部及事业单位人员、老师、医生等，这些人的收入是稳定的，中央每年数十个亿的转移支出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县城吃吃喝喝经济也是稳定的。

农村经济的“荒漠化”了！因此，大量农村人以前靠从事农业经济活命，现在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活命；政府也跟着转型——靠吃农业税、工业税转向靠吃房地产及中央转移支付，现在房地产不行了，靠吃病人、学生和形形色色的罚款。假如，中央转移支付减少，同步限制形形色色的罚款，让教育和医疗不把学生和病人当矿开采，县城吃吃喝喝经济也会立马死球球！

我觉得，我们应当重视李昌平的这个警告。为什么？

在三个月前发表的《通缩？什么样的通缩？不要将其与一般的通缩混为一谈》一文中，我曾指出，中国经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二元结构。不是很准确地说，一元叫国计，一元叫民生。形象点说，也可以叫作上半身与下半身。昌平兄的这篇文章，引起我对这个新二元结构的进一步思考。

疫后的经济反弹不如预期，这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的一种共识。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讨论通缩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一定要说通缩，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也不是一种典型的通缩，而是一种非典型通缩，即上半身与下半身之间是淤塞的。在这当中，我们尤其应当重视下半身的经济呆滞问题。因为那是与民生和就业关系最密切的。

在这当中，尤其要注意两个具体问题。

一是出口整体下滑背景下所谓低端产品出口的急剧萎缩以及对就业的冲击。出口问题整体的情况就不说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口结构的变化。到2021年，我国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集成电路、手机、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接近20%，名列前茅、成为我国主要出口的商品。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饰、玩具等出口比例，则从21世纪初左右的20%逐渐下滑至12%左右。特别是今年前四个月汽车的出口同比暴增120.3%。从产业升级的角度说，这当然是好事，但从就业的角度说，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无疑会对就业产生严重的冲击。这也是近年来就业问题日益严峻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就是李昌平这里讲的问题。他说，以县城为龙头的其他产业发展得如何呢？好像只有教育产业、医疗产业、罚款产业等以县城为龙头，再很少有其他产业以县城经济为龙头的。可能人们特别希望农业产业以县城农产品深加工园区为龙头，但其实少之又少。如果有，也是阻碍县域经济发展的，如生猪定点屠宰（在县城），把千家万户的小农户搞的都不养猪了，生猪产业完全非农化了，猪粮循环高效农业模式彻底崩溃了；强制农产品加工企业都进县城开发区，把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农业经济都搞死了，把乡村农业经济搞的养不活农民了。

所以，李昌平呼吁，要解决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的问题！

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不高的发展中国家。高质量发展当然是应当追求的目标，但绝不能由此造成更深厚的经济基础的呆滞与萧条。就是人们议论中的所谓刺激经济的措施，也应当有如此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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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警惕县城经济萎缩到只剩下“公仆经济”的地步

（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2011年创建中国乡建院。现任中国乡建院院长。）

很多人主张发展壮大以县城经济为龙头的县域经济，最近几年的文件、报告、讲话、智库研究成果等，几乎是异口同声。

我跑遍全国，感受到的是另一种景象：绝大多数县级城市的工业园区冷冷清清，房地产冷冷清清，只有吃吃喝喝还是热热闹闹的。

中西部地区好多好多的县市，年财政收入就2-6个亿，年支出却是几十个亿或更多。

为什么很多县市的吃吃喝喝还行呢？

因为一个县市城区，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如：退休干部及事业单位人员、在职干部及事业单位人员、老师、医生等，这些人的收入是稳定的，中央每年数十个亿的转移支出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县城吃吃喝喝经济也是稳定的。

以县城为龙头的其他产业发展的如何呢？好像只有教育产业、医疗产业、罚款产业等以县城为龙头，再很少有其他产业以县城经济为龙头的。可能人们特别希望农业产业以县城农产品深加工园区为龙头，但其实少之又少。如果有，也是阻碍县域经济发展的，如生猪定点屠宰（在县城），把千家万户的小农户搞的都不养猪了，生猪产业完全非农化了，猪粮循环高效农业模式彻底崩溃了；强制农产品加工企业都进县城开发区，把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农业经济都搞死了，把乡村农业经济搞的养不活农民了。农村经济的“荒漠化”了！因此，大量农村人以前靠从事农业经济活命，现在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活命；政府也跟着转型——靠吃农业税、工业税转向靠吃房地产及中央转移支付，现在房地产不行了，靠吃病人、学生和形形色色的罚款。

中央转移支付+病人支付+学生支付+罚款支付+税收支付，支撑着县城的吃吃喝喝经济和虚假繁荣。假如，中央转移支付减少，同步限制形形色色的罚款，让教育和医疗不把学生和病人当矿开采，县城吃吃喝喝经济也会立马死球球！

搞活经济，是要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渠道赚钱和机会，不要搞得大树底下寸草不生；是要让更多的人少花钱供子女读书、基本不花钱看病、不是想到读书看病就不想结婚生孩子了；要少花钱供房，不是几代人大半辈子当房奴；要尽量少的罚款，不要没钱了就“用权生财”，以权寻租，形形色色的罚款无处不在，搞得老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

搞活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中找办法，可能找到的办法都是坏办法。什么积极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降息、降准备金率，见鬼去吧，没什么意义的！

搞活经济，要靠新制度供给，要清理过去的旧制度、旧法规、旧体制，给普通大众减负、松挷、放权。要解决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的问题！